回望百万三峡移民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

在今夏汛期初显防洪身手后，三峡工程今年的175米试验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启动。此前迈向175米这个坎，它已两度“功败垂成”。

远在长江口崇明岛的一位三峡移民说：“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来有什么意义？”

近两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续规划举棋待定，本刊持续予以报道。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移民。

【内文导读】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

宿松：艰难的融入

“外迁第一人”自述

“后移民时期”任重道远

世界性难题之解

工程移民为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不同于自我选择的人口迁移，集被动性、赔偿性、计划性、整体性等于一身。

三峡移民数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过约三十个国家的全国人口，遂号称“世界级难题”。前国务院总理、首任三峡建委主任李鹏曾强调：“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

三峡工程由几任高层领导人反复谋划，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国务院组织建设，各级政府层层包干。在集体本位的意识中，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在过去十几年搬迁过程中，其笑泪悲欢，举国为之倾情。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

对中国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年前辞世的史学家唐德刚曾将其形容为穿越“历史的三峡”。而今，“自然三峡”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峡”已初显身手，回眸并展望，它们亦是“历史三峡”的试金石。

当下，三峡移民搬迁任务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兑现安稳致富承诺之议，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减其依赖思想之声。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

“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王显刚自问自答：“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镕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他对本刊记者说：“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镇上干部答复：“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王书记说：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第一条建议是：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但出路总会有的。”

宿松：艰难的融入

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两年前，邹永松和殷刘红结婚，成为复兴镇里的新闻。三峡移民娶上当地姑娘，这在当地是第一例。“开始我妈妈还担心我会跟他跑回巫山。”殷刘红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例，被当地移民干部屡屡提及，视为来之不易的成绩。

2001年8月，包括邹永松一家在内，千余位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

迁入之初，即发生震动不小的“宿松事件”。在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看来，此事发生在外迁过渡期，也是不稳定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现在稳定情况总体不错，”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融入当地社会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来者

为三峡工程135米蓄水做准备，2001年8月22日和29日，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新春村、河口村共246户、1087位村民，分两批抵达宿松县复兴镇的两个安置点。

安徽地方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移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二层小楼房就是他们的新家。”

但就是房与地的问题，很快引发纠纷。

在华阳河农场二分场安置点，沿着中心道路比邻而居的宁河、新春两村移民，入住后发现分配到的住房与耕地距离不一，发生争执，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

时隔一年，经迁入地政府与农场协调，重新划定耕地并分配下去，这一争议方告平息，此乃后话。

在房地距离争议相持不下之时，又有移民就居住点道路规划提出异议。24户宁河村移民的住房门前道路只有8米宽，比其他道路窄了4米。本刊记者今年6月前去采访时，仍有移民对此表示不平。

据迁入地政府人士介绍，搬迁之前，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以菜园地补足门前道路，已得到迁出地政府和移民代表的认可。入住之初的两个月，抓阉分得该道路两侧住房的移民并未发难。但两个月后，移民开始就此逐级上访，要求补偿“损失费”。

时任复兴镇副镇长的胡翀向本刊记者介绍：“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答复不能乱开口子，否则会影响国家的三峡移民政策。”

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谈判未果的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是为宿松“12·13”事件。

事发后数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负责人赶赴安徽表示，移民中“特殊公民”、“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移民留恋家乡、适应陌生地确有困难；迁出地政府的难处和苦衷需要体谅。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来到宿松的移民，每每骄傲地向本刊记者提起他们的家乡。

大昌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兼军事与航运之利，是古时陕西、湖南、四川等地商贾云集之地，保留大片明清古建筑，为三峡地区旅游胜地。

大昌自古不乏移民，今人多称祖上于“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但迁入多，迁出少，当地流传：“大宁大昌，不思家乡。”

此处耕地虽少，但人气旺，许多当地农民有自己的技能与副业，如驾船、摆摊、开餐馆等。“我在老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即使不种地，也有余钱。”河口村移民卢忠长说。

三峡工程的到来，改变了一万多名大昌人的生存状态。

“三峡工程‘造谣’(当地用语，意同传言)造得很早，毛主席在世时就‘提倡’过。”64岁的张全魁回忆，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此时便听说三峡工程一定要搞，有人还不信，“毛主席都搞不成，现在哪个搞得成？”

黄发明就是怀疑者之一，他当时到处借钱，想建一套砖木结构的新房。有干部劝阻他说，顶多住七八年，而且新建房屋不补偿。但他还是建了。

到1990年代后期，“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动员在库区渐趋密集。“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河口村移民郑本仕说。本刊记者所访移民，几乎都有类似表示。

得知去向时，已时日无多。“刚提倡搬迁时，讲过可以后靠，可以自谋职业，”郑本仕说，“外迁只讲了一年多，就要走了。”

1999年国家移民政策调整，加大农村移民外迁计划至12.5万。经一年多试点，移民外迁于2001年至2003年大规模展开。

据多位移民干部介绍，三峡农村移民前期工作淡化外迁的原因，一是高估了就地后靠安置的容量，二是过去数十年水库移民外迁有多次失败教训。后来人多地少矛盾凸显，再加上前期搬迁进展有限、三峡工程蓄水在即，遂加大、加快外迁力度。

“必须分秒必争”

2001年，巫山县二期外迁移民任务为1万人，大昌镇承担一半。

宁河村涂永龙本想继续留在老家码头做生意，“好像后靠名额满了”，他别无选择。

河口村卢忠长考察过湖北当阳，看中了，当时还能自主外迁，拖了一下，便只能在政府的组织之下迁到安徽宿松。

宁河村邓子贵在迁出之前，满心犹疑。丈夫和女儿都是二级残疾，夫家四兄弟只有她一家需要搬迁，“我们去了怎么办？就我一个人能做事。”

“干部说会搬富，不会搬穷，我听了就有些高兴。”她向本刊记者忆及此事。

新春村黄发明担心超生得不到补偿，动摇之际，得到母亲的鼓励，他解释：母亲“年轻时在长沙住过三年，说外面肯定好些。农村老人有这种思想的很少”。

宁河村邓生明的母亲即为反例。其母当年78岁，“身体壮得很”，也无家庭纠纷，搬迁前撒手人寰，生前常对家人说：“去到外面，死得连鬼都不认识”，“安徽人当年还逃荒到我们这里来”。

新春村有着40多年村社干部资历的张全魁，自认不同于一般群众，城里的三弟不让他走时，他说：“我是党员，要带头走。”

移民代表在搬迁前去迁入地考察回来，变数又生。他们将迁入的宿松县、华阳河农场是安徽省的重要粮棉基地之一。张全魁觉得这里的土地比老家好，交通也更方便，考察回去后帮干部们一起动员，“有人还说我是干部的狗腿子”，但“农村人讲感情，先从做亲戚的工作开始”，局面逐步打开。

河口村的移民代表在考察时却觉得迁入地条件不如预期，回来一讲，更增动员难度。卢家军即是其一，他称当时被盯得紧，晚上不敢回家，就躲到墓洞里，后来是他父亲签的搬迁合同。

2001年7月，在宜昌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提出：“现在距三峡水库蓄水仅有二十三个月，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分秒必争，加快移民工作进度。”

是年底，大昌镇超额数百人完成外迁任务。

迁入宿松的移民说，他们走进新居时，“墙是湿的，地还粘脚”。宿松县三峡办主任刘福祥认为夸张了，不过是“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

“拿出了最好的地”

“移民干部有很多心酸，需要关爱。”巫山县移民局局长王祖乾对本刊记者说，“挨打挨骂，在库区到处都有。”

这句话是2008年8月在巫山时所说。其时，三峡工程即将首次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百万移民搬迁工作亦基本完成，尽管接下来仍有“漫长的安稳致富过程”，王祖乾还是觉得松了口气。

在大昌镇移民集中外迁的2001年，王祖乾任该镇镇长，河口村移民当年8月29日迁入宿松县复兴镇，他是护送干部之一。

那是他人生中罕见的经历——在招待所里，他被移民围困两天两夜，躲在床垫之下，后经当地政府救出，躲入汽车后备箱中方被带离现场。

事情起因，是先行抵达的移民要求退还超房型面积建房款。迁入地受托为移民建房后，有部分房屋实际面积略微超出协议面积，移民为此付了款，后来经争议之后获得退款。但当时争议之中，移民的诉求越来越多。

刘福祥说，移民刚来时，情绪较大，随时都能找到导火索，酿成不稳定事态，2001年12月13日发生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

“讲老实话，移民来了，矛盾肯定多了。”复兴镇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镇长胡翀对本刊记者说，接受移民安置之初，基层政府感到有些为难，宿松整体经济条件虽强于巫山，但同在国家扶贫序列。

“国务院下达任务后，各级政府都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待。”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说，安徽省承接的三峡外迁移民任务为8000人，实际接收8094人，尽管安徽经济并不发达，这些年省内各级政府补助、帮扶三峡移民的各类资金，人均八九千元。

1999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做好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迁入地人民政府要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经济相对发达、土地容量较为充裕的地区作为外迁农村移民安置区，将移民相对集中安置到县、乡，分散安置到村、组。

受访的安徽移民干部解释，选择宿松作为安置地之一，主要是考虑到土地调整之便，以及迁出地政府和移民要求沿江之利。双方认可后，迁入地政府与华阳河农场协调，“农场拿出了最好的地供移民挑选”，具体安置点位于宿松沿江区域，比北部山区条件好。

从农场购地后，宁河村、新春村移民共600多人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二分场，400多河口村移民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一分场，现分属复兴社区和同兴村管理。

复兴社区也给移民让出一小部分土地。当地农民人均6分地，而移民有1亩，“心疼也没办法，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过来的。”复兴社区会计王赛白说。

“移民比我们当地人勤快多了”

“12·13”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是春节，安庆市、宿松县政府特意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移民送温暖活动，为移民捐了33万元款、7万斤大米。

宿松县从全县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进驻各移民安置点，县里18个部门结对帮扶移民中18个困难户。

在胡翀的印象中，那是最不稳定的时期，镇党委、政府隔三岔五开会，专门商讨移民问题。

在许多移民的印象中，那是见领导最多的时候。一位移民说，比起在老家的搬迁时期，“我看这边的干部还要好些”。

当时，农业税尚未免除。来到安徽的大昌移民，则一直没交过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学费，移民子女免收三年，比非移民提前享受免费政策。

移民的新家所在地，是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土质为沙土，适宜棉花生长。在老家种过水稻、红薯，开过船、开过店的移民，很少会栽棉花，少数栽过的，也是把种子直接撒进地里。对当地先用营养钵育苗的做法，“以前见都没见过。”黄发明说。

对此，县、镇政府组织当地农民一对一、手把手地教移民，还请来技术专家，在镇上开培训班。

此间发生一个插曲。当时正是分配土地的关键时期，有的移民趁着移民干部组织一些移民去培训的机会，偷偷跑去挪动界桩，想把各自的地挪宽一些。挪得多了，也就显眼了。移民干部发现后，又挪了回去，“这个口子不能开。”

安下心来种地后，第二年、第三年收棉花，移民家的产量普遍比“师傅”家的高了。

今年6月，本刊记者到移民点采访，白天很少能见到男性劳动力，一问，大都在地里。

“移民比我们当地人勤快多了，”刘福祥夸奖，“这里的人用除草剂，他们用锄头。吃苦耐劳，清理下水道这样的脏活累活也基本被他们包了。”

“移民自治”

迁入地政府从“12·13”事件中总结了一条经验。“这两个点塞了太多的人，造成管理问题。”陈松海说，“从那以后，为了促进三峡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尽快融合，省里下决心搞分散安置。一个村一般只安置几户。”

具体措施，除了领导慰问、结对帮扶、捐钱捐物外，还有“移民自治”。“以内部管理为主，”胡翀说。

宁新支部迅速成立。原宁河村、新春村的党员悉数被动员起来，张全魁、黄发明等在原籍的村干部被重新起用，并发动移民选小组长。原宁河村、新春村移民，迁过来后成建制地组成了宁河组、新春组。

宁河组、新春组名义上属复兴社区管理，实际上自成一体。移民小区与复兴社区之间，隔着整个华阳河农场场部。宁新支部与居委会的关系，按黄发明的说法，“就是要填表时帮他们填填表”。

张全魁说，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调解家庭和邻里纠纷。以前单门独户，现在共墙而居，“难免有小吵小闹”。

镇政府干部今年争取到资金，为宁河、新春的移民们修了两段路，打了一百多口井。资金意向在先，项目确定在后，修路、打井，是支部收集移民意见后上报的。

多位移民对本刊记者说，下水道该修了。记者看到，移民房屋周边的下水道，深仅半尺，且为露天。风一吹，臭味袭来。

张全魁马上接话：“这个事我已经找过镇上和县里，刘主任(刘福祥)答复，只要群众这边没问题，他就可以争取来资金。”所谓“问题”，是指主下水道开挖涉及移民们的菜园地和附属房。

移民作答：“那没得问题。”

支部书记黄发明仍担心，一旦项目落实，是包给专业的施工队做，还是由移民自己干，又会有争议。

逐渐习惯“以内部管理为主”后，又有移民怀疑：“这几年，没怎么见上级干部来过了，是不是不想管我们了？”

陈松海认为，外迁移民安置结束后，应逐步转入属地管理，“淡化移民概念，这样对他们的融合有好处。”

老家的气息

“和当地人打交道打习惯了，觉得这里跟巫山也差不多。”涂永龙说。

五六年前，他不再留恋老家那个码头零售店，决定重新起步，养起了猪，开起了饲料加工作坊。家底恢复殷实后，回头一看，他得出一个道理：“不管在哪里，自己不勤劳都不行。”

中年的涂永龙觉得自己已经是宿松人了。年轻的邹永松也说，“如果在重庆人和安徽人中只有一个选择，我现在会说：我是安徽人。”

前几年在外打工的时候，警察查邹永松的身份证，看见号码是重庆的，户口却在安徽，便怀疑为假。他只能解释：他是三峡移民。

在外打工时，他和本地姑娘殷刘红“网恋”上了。开始，殷刘红的家里不同意，觉得邹在当地“没有一个靠山”难以立足，尤其是母亲担心她会跟着他跑回巫山。

结婚后，小两口在复兴镇上的中学对面开了个小饭店，殷刘红怀孕期间还得招呼客人，“我不在不行，他说不了本地话。我坐月子的时候，他就没什么生意。”

今年，夫妻俩开了两个店，邹永松照看“川记卤味”店，殷刘红照看服装店，生意还是妻子那边好。

邹永松并不太在意这个小小卤味店在复兴镇上的发展，他志在进攻宿松县城或长江南岸的彭泽县城，想去卖名牌家电，“我的理想很大的。”

还有许多移民加入到流向外地的务工人群之中，也有不少又回到家乡找机会。

郑本仕选择了留守。他曾当选为全国移民先进个人，在复兴镇上开火锅店失败后，在此种了7年地，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近来听说，规划中的宿松临江产业园设在他所在的同兴村附近，明年就要招商，“看以后这里开发得怎么样吧。”

和他一起留守的卢成彪也准备再观望一下，“搞不好，我就回大昌搞旅游去，赚外国人的钱。”

当年不让张全魁来宿松的三弟，近年又让他回巫山。张全魁说：“我不能走，是我做工作把人带来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以一些特殊的方式营造着老家的气息。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外迁第一人”自述

“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口述/徐继波

纪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李荣

十年前的一天，徐继波走下船来，踏上崇明的土地。这位重庆山区普通农民的一小步，迈出了三峡移民工程的一大步。

2000年8月17日，重庆市云阳县150户639名农民，迁入上海市崇明县落户。三峡农村移民出省市集中外迁计划，由此正式推进。

对于外迁，徐继波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下船，成了标志性人物，为此获奖多次。“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他说。

十年后的今天，又一国家大事在上海登场。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徐继波报名加入世博会的治安志愿者，但舍不得掏钱买票去亲眼看一看。

在崇明县城一家由移民开的饭店内，一位从云阳来打工的厨师对本刊记者说，他羡慕那些移民老乡，有崇明户口。他的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买上房子，也在崇明落户扎根。

他不知道，崇明县城的平均房价已超过每平方米一万元。

“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

我老家在云阳南溪镇河口村，汤溪河边上，离长江也很近。种了三亩多地，主要是种桑树、养蚕，兼做镇政府的蚕桑技术员和一家丝绸公司的蚕茧收购员。日子在当地过得还算马马虎虎。

1991年三峡工程搞库调的时候，我心想，这个工程可能吗？随他们量去。我们这个年纪(49岁)的人，听老一辈形容一件事做不成，就说“除非长江水倒流”，这个工程就是要长江水倒流。

后来好几年没音讯。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又来了一批人，说我们那里要淹掉，肯定要搬走。一位领导说，最好去后山找个地方，打好地基，种上树。我当时正想新修房子，知道新建房屋得不到补偿，但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淹进来，假如七年八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怎么住？根据另一个领导的建议，没搞混凝土浇灌，用了预制板，在原地建了起来，这样就算不能补偿，但材料不会浪费，可以运到后山去。

到1999年，政府宣传外迁，开始报名了。我第一个报名。我以前没去过上海，不过大家买东西总要挑上海的买，知道那是个发达的地方。当时对山区虽然有些留恋，但干活用黄牛，还要肩挑背驮，而电视里的上海，是平原，有车。

2000年3月，我作为移民代表之一来考察，坐火车到武汉，再坐大巴到上海。到了上海(市区)，感觉很好，大上海真漂亮，看不到山了。上海各级领导都对我们很好，住宾馆，吃好菜，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待遇。

但第二天坐船到崇明，心都凉了。看到河沟里尽是芦苇，不是我梦幻里的场景，印象不好。(上海市原三峡办处长计培均对本刊记者解释：崇明是上海比较穷的地方，如果崇明都能安置好，上海其他地方更没问题，于是把崇明作为首批移民安置地。)

回去后考虑了很久。当时我40岁，已经过了一半人生，如何到那里生活？光靠种地，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最多填饱肚子。

但崇明的很多方面还是比老家好，学校好，交通也方便。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在老家再有钱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时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再说，崇明毕竟属于上海，上海这两个字，一听就比其他地方强。

更主要的是，走出大山，孩子们的机会更多，发展肯定比在山区快。在动员会上，我就讲：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但为了下一代，肯定会更好。

就算要作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我读过9年书，差18分就考上大学了，知道要配合国家搞建设，你这样不干、那样不干，国家怎么发展？这个事是国家行动，国务院直接办的，叫我们走是国务院的指标，不是小政府或企业搞拆迁。如果对你没有很大损害，就要顾全这个大局。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不过，我也相信，叫我们走，肯定不会比在老家差，政府总会想办法，让我们过得比原来舒服一些。

这样，第一批七凑八凑，来了150户。离家那个场景啊，可以说，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还有移民的泪水。

“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

来了后一两个月，有种新鲜感，三个月后就有紧迫感。每天从兜里拿钱买菜吃饭，心情很不好，老想念老家。起码有两年不适应，定下心来是两年以后。

刚分到的地，当年不能种，地方政府就给了我们每人500斤米。给我们修的房子不错，一楼一底。老家的房子，一平方米只补了180块，这里建房要550块。上海市就给我们每人补助了几千块，剩下还不够，可以无息贷款，头五年不用还，后十年还清就可以。(计培均介绍：根据对接考察时了解到的移民困难，上海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除住房补助外，在两年过渡期内，免除中小学学杂费，给移民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推荐工作、用优惠政策鼓励自谋副业、同等条件下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全市用于7000多名三峡移民安置工作的资金达3亿多元。)

地方政府一直很关心我们，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崇明的企业很少，工作不容易找。上海能仁机械厂搬迁厂址时，我曾在那里打零工，在工地做完后，2001年4月，老板打电话叫我去上班。我担心这个陌生的事做不来，老板说可以去学。这样，我就一直在这里上班，平均一个月挣一千多。

我妻子先是在一个锻压厂工作，后来厂子垮了，政府就安排她在小区当保洁工，拿到1120块一个月，是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我本来安置在侯家镇，靠近县城城桥镇，2004年，按照崇明县的规划，我们这里成了新城，办了农转非，去年住进了这个海岛星城小区。原来的土地和房子，置换成两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和养老、医疗保险，不出钱，也不拿钱。这是政府拆迁，如果是企业，我可能就发了。

其他移民，种田、养殖、做生意、跑运输，等等，过得都还凑合。

住在小区里，除了吃喝之外，物业费、水电费、给老家打长途电话等，一个月就要花三百多块。污水排放还要收钱，在老家是不可能的。

大女儿在上海(市区)打工，二女儿今年高考上了线，就要上大学了，我前一阵去镇政府请他们帮助我度过这四年的难关。他们表态会尽力帮忙。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一般不会去找政府，要依赖早依赖了。台阶可以自己一级一级地爬，要是一个大坎，就需要帮助了。

也有的老乡不这样，有点什么事就去找政府。以前不太稳定的时候，他们还拉我一起去上访。我不去，他们对我还有些意见。

我曾对上海、重庆的领导说：我好比是从重庆嫁到上海，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我做不了多少贡献，能做的是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你看我屋子里表面条件还可以吧？装修、家具、电器，一共花了7万块。按我的经济条件，不应该装得这么好。42英寸液晶电视，本来要1万块，我买的样机，6千多。我这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家买，你也得买。何况我还要经常接待各级领导和记者，搞差了，不仅丢本人的面子，还要丢政府的面子。

2007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峡移民先进个人，国务院三峡建委请我去北京，汪啸风(时任三峡办主任)和我对谈，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记得你们说的三句，“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们已经迁出了，稳住了，但致富还有个过程。他说：政府不会忘记移民，加上移民自己的努力，这个目标完全可以达到，每人50块钱的后期扶持款，就是为移民着想的。

黄桷树死了，人适应了

刚来时，我们自己做腊肉，但不好吃，开始以为盐不行，用从老家带来的盐，还是不行。这里空气中的水分太重，也没有老家的柏树枝来烤。猪肉本身也不好吃，老家的猪吃剩饭剩菜，这里的猪是喂饲料，有股腥味。我们搞了一年腊肉就不搞了，每年有老家的人带过来，没人来就寄过来。但哪怕不好吃，有的老乡还是在这里自己搞。

其他方面，我们移民基本上都已经入乡随俗。比如办丧事，在老家，一定要选个好日子下葬，但这里不讲究这个，去世后第三天必须火化。是我们融入他们，不是他们融入我们。

我兄弟姐妹八个，只有我一个人移民过来，其他移民大多都有亲戚一起来。但我这个人活泼开朗，善于交朋友，在这里也不觉得孤单。移民之间经常走动，与本地人关系也不错。

和本地人讲话，一开始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现在听得懂崇明话，但不会讲，我不高兴去学这个东西，觉得不好听，我还开玩笑劝当地人也不要讲崇明话了。

我是小区这栋楼的楼长，就像生产队长一样，搞上情下达。村里开党员会和村委会，我也还去参加，修马路、水渠什么的，我都喜欢提建议。

在我看来，重庆人、上海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任何地方都有诚意、不诚意的人。

这十年，生活虽不富裕，但过得比较愉快。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是对家乡、亲情的牵挂。每年回去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只能两年回去一次。2007年，我父亲去世，我没赶上最后一面，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在赶回去的船上，我差点晕倒。

只要是关于三峡的节目、文章，我都想尽一切办法去看。只要有三峡或移民这两个字，我都觉得好像跟自己有关。看到移民搞得好，证明我没有骗他们，以前我在接受采访时讲了很多好话。看到三峡工程的效益，我有一种自豪感，哪怕很小很小，我也做了点贡献。在上海用电，我也有一种亲切感，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三峡。

现在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崇明人，生活、居住、户口都在崇明。笼统地讲，大家都是中国人，有本事的话哪里都可以生活。没本事的话，只有户口、身份证才决定你是哪里人。

离开老家时，我带来一棵老家的黄桷树(重庆市树)苗，一尺多高，但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三年后，长到一人高，死了。2003年，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过来看我时说，不要紧，再给我送两棵来。这两棵树在2004年时跟着第三批移民送过来，但也只活了一年。

树不适应，反正人适应了，管它呢。

“后移民时期”任重道远

“真正实现移民安稳致富的目标可能需要两个17年才能完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黄豁 汤耀国

经8年试点、17年正式搬迁，三峡百万移民工程现已全面完成，对照“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政策目标，“搬得出”已如期实现，但在库区官员、学者看来，安稳致富目标仍任重道远。下为本刊对三位有关人士的访谈整理。

“希望后续规划尽快出台”

王显刚(重庆市移民局局长)：你看我多大年纪？(注：王显刚生于1963年)有一次我爱人的朋友问她：“你爱人还没有退休啊？”我还不算什么，我的前任刘福银，就是在岗位上得肺癌去世的。整个库区，累死在移民工作岗位上的有20多个。

移民历来都成问题，水库移民更是头疼问题，而规模最大的三峡移民则是“世界级难题”，再加上三峡库区是国家级连片贫困区，就难上加难了。有个外国政要曾说，现在世界上人口不到百万的国家有三十来个，三峡移民等于是在搬一个国家。从1993年开始，17年来，我们干成了一件让世人认为不可能办成的事。这里面，有着百万移民顾全大局的无私奉献。

三峡移民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方针。补偿不同于赔偿，比较低。现在水电上网价格平均三毛钱一度，三峡电价为什么只有二毛五？这个价差主要是库区人民奉献的。

搬迁结束并不等于移民工作结束了，要真正实现移民安稳致富的目标可能需要两个17年才能完成。移民现在还面临搬迁安置遗留问题、现实生活问题、长远生计保障问题这三个困难。库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重庆库区有6.3万人后靠农业安置人均耕地不足0.5亩、2.8万人人均耕地不足0.3亩。产业空虚问题突出，移民稳定就业困难，重庆库区15个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仍高达8.1%，有21.9%的城镇移民吃低保。

从前几年的后扶工作实际来看，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扶持扶助标准偏低，农村移民后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城镇移民困难扶助，每人每年400元，难以从根本解决其稳定、致富问题。且城镇移民扶助不是“普惠制”，标准也比农村移民低，时限短，导致攀比心理。

还有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地质灾害方面，大量移民后靠，沿江城镇成倍扩张，再加上蓄水对库岸的浸泡作用，地质灾害的严重程度比当初的估计要严重。重庆库区的隐患点达10792处，前两次175米试验性蓄水后，已发生地质灾害(险情)252处，其中新发生172处。

生态环境方面，现在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硬件还可以，但成库后流速减缓，有15条一级支流回水区发生“水华”现象，有的几公里外就闻到臭味。再者，国家对三峡水库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作为战略淡水资源储备库，国家发改委也把库区广大地区定为生态保护区。库区人民还要为这个作贡献。

后期工作的支撑，我们寄予厚望的就是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当初定下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方针，就为后续规划埋下了伏笔。我们希望后续规划尽快出台。有的移民老了，等不起。有的地灾治理工程也因缺钱，在拖着。

“使业主和资源区成为利益共同体”

雷享顺(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1992年全国人大投票表决三峡工程议案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投了弃权票。我经过实地调研，发现情况和此前宣传的不太一样，当时我和其他代表一起，争取到在决议案上添了一句话：“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这句话为后来解决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法律支撑，今后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以这句话为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至今还有2400万大中型水库移民，仍在接受每人每年600元的后期扶持金，可见“逐步能致富”这副担子有多重。库区移民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移民搬迁安置后，须保证农村移民生活水平不下降，城镇移民能就业，这是检验移民政策的底线，更重要的是要让移民搬迁后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和机会。

三峡工程的开发建设采用业主负责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流域防洪、航运综合利用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解决资源区的贫困与发展需要。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业主与资源区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使业主和资源区成为利益共同体，让资源区与业主成为项目收益的直接分享者和责任的承担者。

三峡库区承担着百万移民安稳致富所必需的发展经济的重任，还肩负着库区乃至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压力。因此，处理好三峡库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三峡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的关键。

首先，三峡库区应尽量减少人口压力，鼓励和支持自愿外迁，如对在外务工的库区人口给予特殊的迁移政策。同时，为了防止库区人口出现结构性变化，要重视对库区现有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以提高库区人口素质，为库区的发展储备良好的人力资源。

其次，加大对库区特色经济、生态经济、环保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减少和消除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费资源、高耗能产业在库区的发展，让库区成为我国发展生态经济成本最低、效益最佳的地区。

三峡库区只有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保护的和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库移民问题。

正视“后移民时期”的社会问题

孙元明(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三峡工程在前面的建设期和搬迁期，主要是经济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而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移民时期”，问题也演变为社会问题，但基本上不是政治问题。

有的人认为，这时候应淡化移民概念，以促进融合、工程结束、有限责任等理由“去移民化”。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移民不是淡化或强化的问题，他们已经为了国家成为移民，有意淡化只是掩耳盗铃。

“后移民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如下表现：“库区产业空虚化综合征”、“库区社会心态环境脆弱”、“移民利益群体初步形成”。

调查发现，移民社会心态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和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差异很大，表现出迷茫、焦虑和不满，消极、悲观和失望，“等、靠、要”和盲目攀比，疑虑、不信任和愤恨不平，无可奈何和“恋旧情结”，对搬迁的期望值过高，少数移民存在投机心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等。

目前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编制已经完成，待国务院审定出台，三峡工程后续工作将全面展开。在新阶段，三峡库区工作重心必然会由移民迁建为主向以移民搬迁、产业发展、移民就业、生态建设全面推进为主转移。

以前，国家及对口支援地区对库区进行了“输血型”援助，近年是“造血型”援助。其实，“造血”也不一定适宜。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应重新调整，尽快划定一定面积的区域，将库区腹地某些县列为完全限制开发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明确绝对只能走发展生态经济之路。某些地区暂时“不发展”可能是最好的发展。或许用特殊性的政策鼓励和允许部分区县“有所不为”，在全国这一盘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三峡水库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屏障、全国水资源战略储备库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生命线的特殊作用。

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整体出发，建议将三峡库区定位为国家级生态经济特区(或者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中国未来最发达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圈“后花园”。通过发展库区生态经济，形成生态意识浓厚，生态经济、生态服务、生态文化相统一的经济区。

三峡工程移民大事记

1985～1992年，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进行搬迁安置试点。

198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重新编制《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据设计方案，三峡工程实行“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以1985年数据统计，淹没区人口72.6万人，推算到2008年，规划迁建安置的总人数为113.2万人，涉及四川、湖北两省共19个县、市(后因区划调整，涉及重庆、湖北共20个县、市)；工程静态投资为570亿元(1990年价格)，其中，水库移民投资185亿元。

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称三峡建委)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主任，下设三个机构：办公室、移民开发局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1993年8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规定：国家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移民安置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省负责、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1994年6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移民静态补偿总投资为400亿元(1993年5月价格水平)，实行分省负责，经费包干使用。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5年，三峡库区一期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启动。4月10日，首批移民大搬迁在坝上库首秭归县向家店村拉开序幕。

1997年9月，三峡水库淹没区一线水位移民搬迁基本结束。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实施大江截流。三峡工程转入二期工程建设。

1999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建委主任朱镕基主持调整三峡工程移民政策，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人数由原规划8.3万人增加到12.5万人，其中，重庆7万人出市外迁安置到11省市。

2000年8月17日，150户639名重庆市云阳县农村移民外迁到上海市崇明县落户。这是由政府组织的首批外迁移民。

2001年3月1日，修订后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开始实施，新增内容包括“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方针”。

2003年4月，二期移民工程通过验收，累计搬迁安置移民70余万人。

2003年6月，开始蓄水至135米，由此开始通航、发电，枢纽初步产生效益，进入围堰挡水发电期。

2006年9月，三期移民工程通过验收，三期移民共搬迁24万多人；开始蓄水至156米，比初步设计提前一年实现。

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移民安置规划和工程概算调整方案，新增投资79.5亿元(1993年5月价格水平)，增加移民搬迁安置人口13.99万人。

2008年8月，四期移民工程通过验收。截至2008年6月底，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24万多人。

2008年9月，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比初步设计提前5年启动，最终蓄至172.8米。

2009年9月，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最终蓄至171.43米。

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三峡工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约130万人，其中，各类外迁安置19万多人。□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编者按：施国庆是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移民和社会学顾问，国际移民网络两个创始人之一；曾参与审查三峡库区移民安置规划设计，长期进行三峡移民安置实施的实地调查研究、政策分析、外迁移民评价、实施总结评估等工作。就三峡移民工作问题，他日前为本刊写作专文以飨读者。

世界性难题之解

移民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涉及移民的社会影响、社会调整、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

文/施国庆

非自愿移民难题

三峡工程是世界历史上导致移民人数最多的单一工程，其难度之大、复杂性之高、影响之深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峡水库淹没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移民总人口约130万人。库区山高坡陡，人多地少，二三产业不够发达，移民环境容量不足，移民安置难度很大。库区绝大多数城市和部分集镇需要重新布局，工矿企业需重组，农村移民、搬迁企业职工、城集镇个体工商户等需要重新就业，实际上是库区社会经济系统的重建。移民搬迁涉及到国家、地方、企业、普通移民群众等多方面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处理。

三峡移民为非自愿移民。相比以年轻人或有专门技能的中年人为主、为寻求新发展或生活质量提高的机会自主进行人生选择的自愿移民，非自愿移民群众乃至移民迁建单位对国家的依赖性比较强，期望值较高，更增加了移民搬迁安置的难度。

同时，三峡工程移民实施过程中正处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对库区生产力重组、经济结构调整、移民实施管理等，都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将其置于中国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看，三峡工程移民是中国大规模建设产生的非自愿移民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7000万以上的非自愿移民，其中，因水库建设而直接迁移的原迁移民人口在2008年底已达1930万。

从全球视野看，无论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人口大国，还是非洲、东南亚、南美、中亚等的大量发展中或者欠发达国家，非自愿移民都是尚未解决好的难题。

迁离世代居住的家园，离开熟悉的土地、社区和环境，解体原有的社会经济系统和社会网络，重构个人和家庭可持续的生计系统，改变千百年世代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历与亲邻分离的精神痛苦和心灵煎熬，对任何人来说，非自愿移民均非一个简单的过程。

非自愿移民具有利益相关人群的不可选择性，其群体由各种年龄、不同性别、多种社会阶层的人所组成，其观念与谋生能力各不相同、社会文化背景各异。

非自愿移民的迁移、安置、生计恢复和社会经济重建工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口、资源、环境、民族、宗教、心理、工程技术诸多领域。

随着人口增加，各种资源减少，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社会阶层分化加剧，非自愿移民的迁移与妥善安置也越来越困难，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性难题。

三峡移民工程的创新与突破

借鉴新中国40多年来的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经验和教训，三峡工程移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移民之路，在移民政策、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和突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峡移民工作，建立了高规格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统一管理移民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国务院专门颁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在国际上首次对单一工程移民管理以立法形式来规范移民活动。

编制了分县、分省、全库的移民安置规划，进行了移民安置工程的详细规划设计，保证了移民实施的科学合理性。

提出了开发性移民这一重要移民新思路，通过外迁和本地有土安置(即以土地为生产对象的安置方式)，解决绝大部分农村移民长期生产出路，通过工矿企业关停并转和对口支援，基本解决企业搬迁、职工安置、企业升级改造和污染防治问题，初步实现了绝大部分农村、城镇移民和工矿企业的妥善安置。

通过城市、集镇、农村居民点和库周区、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了生活系统的恢复重建。

在移民实施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管理、综合监理、设计代表、督查、审计等移民实施管理方面，均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以上诸多因素，为三峡工程成功实现了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第一阶段目标“搬得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峡移民的最终成功，有待于高度重视移民的可持续发展。三峡库区和移民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库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水土资源转换后的优化利用、社会系统的恢复重建、移民可持续生计系统与社会网络的重建等，将持续数年甚至几十年，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移民家庭和个人的物质型损失已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补偿，公共设施和生活系统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改善，但是，移民在迁移过程中造成的经济型、社会型、资源型、环境型损失在规划设计和实施中仍然考虑得不够充分，移民在迁移、重建过程中损失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尚需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努力去重构，移民特别是外迁移民的社会适应、社会融入仍需经过相当长的痛苦过程，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尚需社会扶助和自我主动发展，移民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建构，三峡库区的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尚需国家给予大力支持。

只有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经过地方政府和移民自身的奋斗与努力，才能够真正实现三峡移民“稳定、发展、致富”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对非自愿移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是最早关注非自愿移民的国际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发展部、日本协力银行等双边国际合作组织也都积极关注非自愿移民，制定了有关政策。

三峡工程无论在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都吸收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国内的先进经验，诸如项目准备阶段进行移民政策制定和移民安置规划设计，项目实施阶段进行全过程管理和外部监督等。

中国的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和大量的高速公路、铁路、城市建设活动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继续进行，大量的工程移民活动仍然不可避免。回顾总结国际机构和部分国家的政策与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可供借鉴和参考：

——以人为本。移民安置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强调人权的保护、受影响人群的自由选择权、可持续生计发展和生活条件的配置。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来设计移民安置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以恢复移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并且尽可能有所改善和提高为安置目标，充分考虑移民及其所在社区的生产、生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方面的需要，注重移民的补偿、生活安置、生产安置和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根本宗旨在于保护和加速非自愿移民群体的现代化过程。

——考虑全面影响。不仅要考虑永久征地、临时占地、房屋拆迁、财产征收等各类实物形态的损失，也特别强调项目对受影响者生计、收入、就业等经济形态的影响和社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少数民族、宗教、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社会方面的影响。既考虑直接的影响，也考虑间接的影响。既考虑对有法定权益身份移民的影响，也考虑对习惯使用权者或者财产租赁者的影响。

——利益均衡。项目建设引起了人口迁移，非自愿移民应作为利益主体进行迁移和安置，而不是作为受害主体被迫迁移和逃避，不能显失社会公正与公平。应在政策中彰显利益均衡的具体安排，诸如，以重置价格和市场价格补偿受影响的房屋等各类财产，要求项目建设方尽可能在建设中考虑移民参与工程建设、分享发展利益，要求为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等。同时，也充分考虑对安置地居民的社会影响和发展效益共享。

——全过程的系统管理。在项目涉及移民事务的全部过程，进行系统的制度安排。在项目立项初期，进行移民问题识别；在项目准备期间，编制全面的移民安置计划，并达到可实施的深度；在项目决策阶段，由移民专家、律师进行评估，进行质询后才进行决策，并且将按照移民计划执行列为项目法人的法律义务；在项目实施期间，安排外部机构进行独立监测评估，并且定期提交报告，同时要求项目法人进行内部监测评估并且向其提交报告，同时派出其移民专家进行年度实地检查；在项目竣工时，派出移民专家进行项目移民总结验收，提交竣工报告；在项目结束后，选择部分项目进行后评估。

——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移民社会经济调查、安置计划拟订、补偿标准确定、安置点选择、生产恢复措施、补偿资金等涉及移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在制度和政策完整或缺失的情况下，应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广泛吸收利益相关者参与，赋权于移民自身。如，项目正式评估前，在当地网站或者公共场所公开项目单位准备的移民安置计划报告，并且在媒体上发布通知。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参与。移民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涉及移民的社会影响、社会调整、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应全过程参与移民项目的调查、准备、实施、监测、评估的开展和实施，以其专业知识来充分考虑移民的社会、心理、文化、民族、宗教、性别因素。世界银行和亚行都在项目准备阶段即编制和审查项目社会评价报告，在实施阶段进行社会经济监测评估，以促进发展项目的社会可行性和社会发展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