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想回家

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规模移民一样，搬迁的车轮滚动，只意味着第一步的迈出。外迁移民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被吸纳的过程。其中有一些人，因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选择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被称为移民的“返流”现象。“返流”的增多，伴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三峡移民，去留之间

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翌年8月，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确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区及淹没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扶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当代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随之启动。

据统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500多家企业，以及340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截止2008年底，政府组织和自主外迁的移民共计19.7万人。

“三峡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做了这样的表述。这次大规模移民，对于减载人口、缓解环境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规模移民一样，搬迁的车轮滚动，只意味着第一步的迈出。外迁移民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被吸纳的过程。其中有一些人，因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选择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被称为移民的“返流”现象。“返流”的增多，伴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三峡“返流”人口有多少，目前尚无统计。以《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可知，“返流”绝非个别现象。正如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所言，对这一问题，必须正视并研究解决之道。

移民“返流”提出的是复杂的课题，既说明政策上有尚须跟进和完善之处，也表明外迁移民与迁出地之间需要更积极的融合。

三峡工程，显露出的是中国人利用自然的魄力和智慧，以此魄力和智慧，应该可以很好地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文章导读：

三峡移民和当地村民的关系很微妙

漂在曾经的故乡——部分三峡移民陆续返回重庆

三峡移民问题专家：应重视返流问题

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负责人：三峡移民政策在探索中完善

惠州样本

留守者的后移民生活

2002年8月31日，一辆专列搭载899名巫山人，抵达了广东惠州。他们作为巫山县最后一批三峡移民，被安排到13个移民安置点，开始了完全陌生的生活。

经过7年磨合，绝大部分三峡移民留守下来，但因安置地域不同，留守者的境遇也差异极大。少数人在当地飞速发展的“开发经济”中受惠，土地上建起厂房，移民村盖起高楼，厂租房租每月源源不断；而另一部分人，则田地抛荒，为生计发愁。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大家抹之不去的三峡移民身份

本刊记者/刘刚 (发自广东惠州) 甄宏戈(摄影)

清早5点半，天刚蒙蒙亮，65岁的王德渊就下地了。他在街边的荒地里辟有一小块地，种点家用的瓜果蔬菜。王德渊种地并不是为了省钱，这个已经盖起6层楼房的移民村小组长，坚持这样“活动筋骨”1个小时。

差不多同一时间，20公里外的良井镇移民村，移民王诗端已钻进嘈杂的良井农贸市场。王诗端是去捡菜叶的，62岁的他要先给菜摊老板帮忙1个小时，末了，象征性地支付1块钱，拎走10余斤菜叶子，回家喂鸡喂鹅，贴补家用。

年纪相仿的他们，都是重庆市巫山县外迁三峡移民，2002年8月31日，他们和897名老乡作为巫山县最后一批三峡移民，搭乘专列抵达广东惠州，被安排到13个移民安置点。

同在惠州，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多有不同。

房与地的烦恼

虽然都姓王，又同住巫山县城，但在移民惠州之前，王德渊和王诗端的人生并无交集。2002年8月31日，宜昌始发专列，载着包括王德渊和王诗端在内的899名巫山县三峡库区移民，抵达他们人生的第二个故乡——惠州。

按照当时国务院的安排，广东省需要接收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7000人，广东的肇庆、高要、佛山以及惠州四市，成为三峡移民的接收地。

赶在天黑前，899人被当地政府安排的大巴接回移民安置点。安置点以惠州市区为中心，分布在四周的13个镇街。王德渊到了东北角的水口街道，姜华去了西南角的陈江街道，这两个点离城区最近，有公交车直达市区。王诗端则去了良井镇。

实际上，此前一年，外迁的移民就到过安置点，有的还是考察过多个点后，权衡利弊才签订协议。

起初，王德渊并不愿外迁，老家在巫山县巫峡镇高塘村的他，做过人大代表、治保主任，“跟县长、书记一起吃过饭”。为了移民的事，他曾两上北京，后来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到惠州安置点考察，看中了水口街道，觉得“挨着东江工业区，开发得早，前景好”。

同年，姜华到陈江考察，安置点附近除了中央粮库在建，一栋房子都没有，规划的移民村紧挨着铁路，但因为一个叫“红花岭”的小山坡，连铁路都看不到。地里杂草丛生。“一个山坡，一块荒地”。当时接待考察移民的领导承诺，不过10年，这块地一定会开发。姜华3天走了4个点，临走前，他在陈江第十九个位置签下名字。

王诗端选良井，是他看到移民后的生活有奔头，因为良井综合市场就规划在移民村的附近。

王德渊和老乡们在惠州的移民生活，是在热闹、喜庆中开始的，当晚，13个镇街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欢迎宴。姜华所在的陈江镇，摆了整整10桌，镇委书记带着妻儿来给村民接风。移民村的安置房内，灶上用的连菜板、菜刀都有，姜华说，“就差开火过日子了”。

但也有小插曲，第一天夜里，潼湖镇的移民村，小偷在窗户外，勾出村民的裤子，偷走了里面的手机。更大的问题，是在移民拿到入户的钥匙之后发现的。

王德渊至今记得，钥匙交给村民，进屋后，看见门窗的结合处有裂缝，“宽的地方能塞进去一节烟蒂”，当场就有村民哭了。

按照《广东省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实施方案》，三峡外迁移民人均拥有20平方米的住所，采用混合结构、二层基础、铝合金窗(加铁防盗网)、外墙贴马赛克。

天亮后，细心的村民发现，有的安置房基础下沉。一打听，惠州13个移民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安置房质量问题成了移民们刚到惠州前两年的头等大事。

200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安居房变成豆腐渣”为题曝光此事，负主要责任的原惠阳区移民办主任、区三峡移民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何光胡，后因受贿38万元获刑13年。事后，当地政府很快拿出了修缮方案。

除了房屋质量，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安置土地，各个移民点对此也展开了各自的努力。同样根据《广东省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实施方案》，王德渊和他的移民老乡，每人拥有9分耕地。

据多个移民点的村民相互印证可知，考察签订移民协议时，接收点都指定过一块“让人满意”的耕地，但移居到当地后，政府都会借“没有征到这块地”等理由，重新划一块土地给移民村。

在潼湖镇移民村，政府以同样理由另安排了一块地，离村民小组7里多路。村民不愿意，导致3年时间没有土地种。由于多年包车往返惠州反映问题，前后十四五次，每人凑钱已不下六七百块。该纠纷最后以村民的胜利告终——每人划了5分地，潼湖镇移民村小组一共71人，剩下的近30亩耕地，政府给了1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71人平分，但招商很困难，没有人租用。

姜华所在的陈江镇，后来也重新划了一块地，但在高压线下，土质差，“天旱时讨不到水，大雨时又讨不到收成”，村民不要，闹了很久。姜华所在移民村迁入22户70人，安置耕地63亩，后来，陈江镇政府答应，斥资200多万，给移民村建起3100个平方的厂房，在竣工之前，政府还向移民村发放1.5万元的生活费。

移民村地里同样立着高压线铁塔的良井镇，其命运就远不能与陈江镇相比了。良井镇移民村共23户69人，安置耕地62.1亩，移民整7年的时间里，只有2003年曾以230元/亩的价格租给他人种西瓜。后来，因村小组长拿承租者回扣、低价出租耕地遭到村民抵制，这62.1亩地就荒了下来，至今，地里杂草足有半人高。现在，王诗端和村民在村口拉起红色横幅，打出土地招租广告，但也鲜有人问津。

危房加上土地问题，让人无法安居乐业，用王诗端和留守村民乔光辉的话说，“移民找不到生活”，良井镇出现大量移民返流。

2003年，良井14号房的刘长康一家4口，移民惠州不到一年，就率先离开惠州，回巫山去搞养殖业。紧接着，小组村民纷纷加入回乡队伍，到2004年上半年，23户中返流17户。甚至有两户卖掉了安置房和宅基地，一套2人的房子，卖了4.3万，一套3人的房子，卖了8万。

良井成了惠州13个移民点中返流最严重的镇。在王诗端看来，返流者有相似的特点，比如有比较殷实的积蓄，老家还有房子。

现在，良井镇移民村剩下6户留守，那些离开的人偶尔也会到良井来，不过，他们不把这当作“回家”，只是来看现状变了没有。

13个移民点中，更多的移民还是选择了留守。

有抵牾，亦有温情

在陈江镇坐“摩的”，让驾驶员去“陈江街道办事处胜利村红花岭村民小组”，大多数不知方向，但如果说“三峡移民村”，司机二话不问，拉着就走。

姜华2001年考察时的那个小山坡，当地人称“红花岭”，移民村因故得名，现在，小山坡早已在工业化的铲车下消失，移民村两排对门的安置房，也在工业区开发的浪潮中，形成一条商业街。

街面不到百米。8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现场数了数，对门的铺面，有2家网吧，2家药店，2家卡拉OK厅，3家川菜馆，多家士多店。移民房的大门墙上，都贴着打印的已经泛黄的出租单间广告。还有的村民正在给房屋加层。

陈江移民村最高的建筑，是2栋5层的楼房，都与姜华有关，一栋是姜华贷款建的，一栋是其女婿自建的。他到惠州后成了移民村的小组长。“我这还不是惠州移民发展得最好的，”姜华很谦虚，他推荐王德渊所在的水口移民村，“整个工业区的夜市都搬到了他们村的楼下。”

姜华做村民小组长这几年，每年有两次外出旅游的机会。这是姜华移民前未曾想到过的，尽管年轻时姜华开大货车跑过全国一些省市，但2006年的泰国游，2007年的重庆游，着实让姜华过了把瘾。

现在，姜华、王德渊和王诗端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刚来的时候，他们只会说巫山的家乡话，而村里、镇里开会，都说客家话，听不懂，“开会打瞌睡，当哑巴一样”。散会后，还要包村的干部上前用普通话解释。

移民早期，因语言障碍，陈江移民村还差点走丢一个老人。村民向家亮跟儿媳一起移民惠州那年已74岁，驼背，不会说普通话。到惠州后，老人闲不住，整天出门捡垃圾，一天早上出门后，几天没回家。

村民们足足找了3天，四处散发寻人启事，没有找到。后来，向家亮蓬头垢面回了家，原来他是捡垃圾走到一个大工厂的后面迷了路，不知移民村地址，说话当地人又不懂。

在陈江，差不多半年后，移民就慢慢习惯了普通话，70个村民，会说普通话的占80%以上。但包括姜华的妻子在内，也有一部分人不会说普通话。“这跟他们的圈子局限在家庭有关。”姜华说。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机走访的5个移民安置点中，几乎无一例外曾发生过移民怒砸菜贩秤杆的事情。

2009年9月3日，移民惠州的第三天，红花岭小组一个村民去陈江菜市场买了5斤猪肉，回家复称发现，竟然少了1斤6两。村民回到市场评理，老板不承认，该村民一怒之下砸掉了卖肉的秤和案板。派出所现场调解之后，农贸市场竖起了“假一赔十”的牌子。水口、良井等镇街也相继发生类似小冲突，最终都得以化解。后来，菜贩们知道是三峡移民，就再也不敢“短秤”。

三峡移民和当地村民的关系也很微妙。在王诗端看来，感觉当地人“比较排外”。王诗端家的斜对面，是一家惠州本地人开的麻将馆。3个本地人“三缺一”的话，也不愿意跟移民一桌的。“我几年没去麻将馆了，”

这种微妙的关系同样存在于小孩子之间。

45岁的刘庆念，老家在巫山县巫峡镇秀峰街，在良井移民村靠帮别人开车为生。刘庆念说，儿子14岁，在良井宏基小学读5年级，回家常诉说同学叫骂他“北佬”( 外地人——记者注)，并经常遭到当地同学的欺负，打骂，觉得很委屈。

潼湖镇移民村饶友会的儿子，读职业学校，读了2年多，与当地学生搞不好关系，2007年，家人只好把他送回重庆读书。

但也有例外，马安镇移民村小组长袁谁兴的独女也在当地上学，没发现本地人欺负移民小孩的情况，他女儿跟当地的小孩学粤语，当地小孩跟她学四川话。

某些情况下，移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的特殊关照。在良井镇，42岁的王南秀是三峡移民，两个女儿在当地中学读书。2008年9月15日，王南秀患病多年的丈夫死在医院，家里穷到无钱下葬。祸不单行，2009年3月，王南秀检查出子宫癌，做手术需要8万元。

热心的王诗端写了募捐倡议书，得到了居委会支持和各方响应，良井镇农办捐款5000元，民政办捐款5000元，良井慈善会给了1万元，惠阳移民办给了2000元，两个女儿的学校也发起捐款，最后，筹集善款3.8万——里面来自镇上街坊邻居民间捐助超过5000元。获悉患者的移民身份后，医院也给予最低收费，第一期医药费降到4万元。现在，王南秀已回家休养，等待第二期治疗。

习俗：坚持的与改变的

在移民村，许多习俗还依照老家的规矩。尤其是建房、结婚、嫁女儿这些大事，都会特意“挑日子”，村民会打电话回巫山老家，请专门的风水先生择吉日。

2006年4月24日，姜华的新房开工，也是提前在巫山老家找一个算命的先生，定下农历2月18 日破土动工，按本地的风俗习惯，燃放鞭炮。小儿子2005年结婚摆喜酒，请老家的算命先生挑“良辰吉日”。这在整个移民村是相同的习俗。

每年的农历七月半“鬼节”，村民都会像在老家一样，早早地买回纸钱，在门前沙地上，用树枝画几个圈，摆上写着老人名字的纸钱，旁边还倒上一杯酒，面朝北方——老家的方向，作揖，有的还会跪地磕头，口里默念过世老人的名字：“爷爷，孙儿给你烧钱了，来领哈。”“经济不宽裕，给你烧的就这么多了，希望老人们谅解。”

端午、中秋、春节，开饭前，会有这样一个简短的仪式：摆好碗筷，嘴中轻声默念，对过世的三代亲人说：“今天过节，来这里吃饭。”

有一种村民间迷信的说法，担心惠州离巫山路途遥远，在惠州烧纸钱过世的老人们收不到，每年清明，还会专门打电话回家，叫亲人代自己扫墓，上香烧纸。

在姜华家厨房里，悬挂着几大串极富川渝特色的腊肉香肠，那是专门从老家带来的。

姜华喜欢巫山老家的腊肉，几乎每年都会叫亲朋买好送过来。最初几年，巫山没有到惠州的长途汽车，就让送到东莞樟木头，姜华花7元钱坐公交车，或者花七八十元包出租车，去东莞取回。2008年，姜华专门在巫山买好一头猪，叫亲戚杀了熏好，送到惠州。

惠州当地有媒体报道，三峡移民只抽老家的叶子烟，“每年会跑回老家去，一带就是二三十斤，管一年，如果不回老家，也会让朋友想办法带。”

在某些习惯被顽强保留的同时，味蕾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几乎所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移民都表示，这几年在饮食方面，口味清淡了很多，不能再像老家一样吃辣了，这或许与广东当地的气候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广东以煲汤闻名，记者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在家里做饭，还是上饭馆，移民的桌上都会先上一大锅煲汤。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积极的融入方式，姜华就是其中一个。

姜华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交往圈子，除了村民小组长的身份，还跟此前的工作经历有关，“移民前，我在巫山县公安局开车，喜欢交朋友。”

去本地人家，或者去政府职能部门办事，主人会泡壶功夫茶给客人。虽然在老家喝绿茶、茉莉花茶，但姜华决定入乡随俗，喝起了广东的功夫茶。

2006年农历11月20日，姜华搬进新家，在添置沙发、彩电、音箱的同时，还专门花600多元买回包括茶杯、茶几在内的整套功夫茶具。这在整个红花岭移民村，乃至惠州13个移民点，都属第一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两天，姜华都会从茶几内翻出茶具和茶叶，一边泡茶一边向记者强调，“这是铁观音”，“当地工厂老板送的”，“好几百元一斤呢”。但记者注意到，与丈夫截然相反的是，姜华的妻子捧着一个大塑料杯，泡上满满一杯茶叶，放在桌上透凉，口渴了就大口喝茶。妻子并不阻止姜华，只是在姜华略显生疏的泡茶间隙，捂着嘴偷笑他“做样子”。

姜华喝功夫茶的消息，在惠州的移民圈子里已不是什么秘密，很多老乡也只是一笑置之。“喝功夫茶，不习惯，也蛮反感，要是来5个客，主人还搞不赢呢。杯子小，一口喝完，不过瘾。”王诗端说，喝功夫茶是有钱人在玩味。他还是习惯捧着茶杯，喝老家的盖碗茶。

出路与归宿

三峡移民的后期生活补助，全国统一标准，从2002年移民惠州开始，每人每月100元，持续一年半。但是不同移民点对安置耕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带来了移民生活的巨大差异。

2003年10月，陈江镇政府和移民村谈好条件，政府出于照顾移民考虑，提出土地换厂房，解决移民生活来源，镇政府每个月付移民村1.5万元厂租，每人200元/月。一直到2004年12月厂房出租。到2005年，大量工厂涌进红花岭村民小组所在的工业区，村口的德高电子厂规模不小，开工时招收管理层和员工1500多人，移民村每家每户把1楼改成铺面，租给别人开档口。

那时，姜华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因为门面走俏，姜华曾把自己一楼60平方米的房子以1500元的价格租给湖北人开饭馆，自己搬到附近租房住，三室一厅房租500元/月，就这样，一个月赚取差价1000元。

从2004年12月份开始，移民村接手3100平方米的厂房，租金每月7.5元/平方米，每月23250元，全村70人，分成70股，“新生的没有，死掉的还有，25年不变”。按这样的标准，每人每月可以分到330元，这也是22户70个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现在，除了每月的330元，从2006年的6月30日起，国家每人每月补贴三峡移民50元，一年600元，财政拨款，直接打到村民的账户上。

张家成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家5个外迁人口，每月收厂租1650元、国家补助250元、一楼门面租金1000元，如果单间还有人租，那一家人每个月的收入不会少于3000元。值得注意的是，张家成只盖了两层房，而姜华、王德渊的楼房则加到了5层和6层，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更可观。

大多数移民点像王诗端一样，除了羡慕陈江和水口的惊人变化外，只能望尘莫及。良井镇的安置耕地被列入了农田保护区，即使打出的招租广告见效，一亩租金也不过几百元，相当于陈江或水口一两个月的厂租收入。马安镇移民村的安置地划分成两块，一块31亩，挖做鱼塘，用于出租，250元/亩，租期20年。剩下32亩地，发下户，租给别人种菜，每亩300元/年。

在良井镇，乔光辉是6户留守者之一，“一个人挣钱，7口人吃饭”。2004年，乔光辉在村里开了一家发廊，但也因此而不得安宁日子过。

除了开发廊，还有村民开“摩的”自谋生路，王诗端上了年纪，只好买回鸡鸭养，以贴补家用。

对于未来出路的发问，其实不光乔光辉，就连“收入颇丰”的张家成，也感觉“现在悬在半空中一样，没有底”。土地没了，厂租哪天没有了，就没经济来源了。国家后期移民补偿，20年，每月50元，他说“买盐巴差不多”。

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在为死后葬在哪里犯愁。

“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对巫山移民来说，死也要死在巫山老家。”张家成说，惠州是下一辈的根，父母的尸骨在重庆，我们的根还是在巫山的山坡上。

骨灰送回老家也不是长久之计。王诗端说，有钱的人，出得起运费，能送回去，那出不起运费的呢？2008年9月15日，良井移民村63岁的杨锡禄病死在医院，火化后骨灰一直停放在殡仪馆，主要原因是没有安葬的地方。

讲究落叶归根的不仅是老人。2006年初，姜华的女儿在陈江因感情原因喝农药自杀。火化后，按女儿生前要求，姜华把她送回老家安葬。运输并不方便。姜华把女儿的骨灰放进纸盒里，再用衣服包着上火车，悄悄送回巫山，根据巫山当地的风俗，埋在了舅舅的坟地上。

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落叶归根，潼湖镇77岁的饶帮万想的是跟着子女走，离开巫山那会儿，他甚至把已经准备好的棺材都卖掉了，铁了心要留在惠州，埋在惠州。“今后，子女也有个望头，后辈也有烧钱的地方。”

饶帮万得知“烧了坛子都没有放的地方”，有些急了，希望划块山出来，放骨灰坛子，“上一届政府答应，一定会解决。但现在换届了，再去找，迟迟没有解决。”

关于安葬地的问题，早在2007年，王德渊就以移民代表的身份写报告给广东省移民办，“但一直没有回音”。“坟山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研究决定，再作答复。”这是王德渊得到的答复。

最近，良井镇的王诗端脑子里乱糟糟的，天天晚上在做梦。昨晚，梦里在部队上跑步，越跑越开心，越跑越有精神，醒来又觉得走投无路。前天晚上，梦见在老家县城做生意，醒来还是一场空。

漂在曾经的故乡

——部分三峡移民”返流”之后

世纪之交，何贵珍一家像许多乡亲一样，离开位于重庆巫山县的故乡，满怀憧憬地迁往湖北荆州。他们是三峡库区14万外迁移民的一部分；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返回重庆，被称为返流人群。

家园需要重新建立，生活依然吃力。他们觉得“家乡毕竟认识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

本刊记者/李邑兰(发自重庆巫山)

一天的大多数时候，何贵珍总爱叼一根三块钱一包的红梅牌软白香烟，站在家里靠窗的位置，眺望河对岸，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那里曾经是我的家”，手指的地方，早已被升高的水位淹没。

今年45岁的何贵珍原本只是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早阳乡的一名普通农民。历史赋予了他和一群庞大的迁徙人群新的名字：三峡移民，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人生将不只会写进宗族的族谱，更与国家的史册有了一瞬的重叠。

自1993年正式实施移民搬迁安置工程至今，三峡库区已搬迁安置移民127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其中外迁移民14万。

与大多外迁的三峡移民稍有不同，何贵珍“返流”了，也就是从外迁地又回到了故乡，户口留在了外迁地。

何贵珍将面临一系列难题，譬如户口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子女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等等，“成了无家可归的娃儿”。尽管如此，何贵珍仍然不愿回到迁出地，“日子苦，但是家乡让我觉得安全”。

去而复返

何贵珍一家的户口现在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古松村。39岁之前，何贵珍从未离开过家乡——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陆游笔下的“蜀东壮县”巫山老县城。坐船出门，4元钱一趟，一个小时就能进城。

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我们村建在半山腰，我家有一栋百来平米的平房，每人分得一亩地。”何贵珍一家三口人，妻子黄世梅，女儿何丹，相依为命。

7岁时，何贵珍下河炸鱼，不慎炸断了自己的半只右手，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得舒心。何贵珍所在的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地处小三峡风景旅游区，1991年，长江三峡、巫山小三峡双双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也是全国首批AAAA级景区。巫山旅游日接待能力达8000人以上，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是全国的旅游大县。

因为游人众多，从县城里批发一些工艺品回村卖给游客，一个月就能挣两三千块钱。按照村民何付雄的回忆，搬迁之前，这几乎成了村里主要的谋生手段。

“只要你够勤劳，生活是不错的。”与何贵珍同村的何贵林，也常常怀念在老家的日子，“我们就算每天卖一箩筐红薯，每个一元钱，赚四五十元钱也不成问题。”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采取“一次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式，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500多家企业，以及340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

在政府组织的正规化依法外迁开始之前，何贵珍所在的巫峡镇早阳乡东坪二组的118名村民，就迈出了自主外迁的步伐。

“当时村里的一名干部王桔跑来告诉我们，来湖北吧，要田划田，要房分房。”何贵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间人”王桔早年就从早阳乡搬到了湖北，全家在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农场扎了根。

何贵珍思忖，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搬迁是迟早的事。37岁的村民何贵林也认为，“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交通应该比较发达，适合发展”。村民们开会一核计，把这事给定了下来。于是，从1998年开始，这118名移民就陆续将户口迁到了湖北省荆州市及其下辖的各乡镇。

搬迁的直接“好处”，换来了每人16000元的生产安置费。这笔生产安置费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因搬迁地、移民情况等有所差异。

“除了投亲靠友，大多数自主外迁的移民都是由中介介绍的，中介情况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绕过政府的民间行为，埋下了很多隐患。”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政府组织的外迁工作，始于1999年5月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政府作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的政策调整，经过与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1个省市协商，同意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12.5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向这11个省市及重庆和湖北的非库区县外迁。从巫山迁到广东省惠州市良井镇的黄义清和同行的69名移民，正是政府组织的“大迁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相对于自主外迁，政府组织的外迁“好处很多”，比如政府会给外迁移民建移民村，分给每人25平米的住房面积，在外迁地做生意，还享受三年不交任何费用的政策优惠。

因为村里还没有完全被淹，何贵珍一家一直捱到2003年年底才收拾包袱搬到湖北荆州市川店镇古松村居住。

“把家里能带的东西都带出来了，当时就想一头扎根在那儿，再也不回来了。”临行时，何贵珍在自家后山埋下穿了多年的黑土布鞋，算是留给家乡的一点念想。

“日子怎么过？”

“刚一来，我们就想走了，很失望。”说话的是何贵珍的妻子黄世梅，因为幼年一场疾病落下的病根，黄世梅左眼失明，只有右眼能看见。

“当初的承诺，没有一项兑现的。”何贵珍接过话茬。按照当地政府当初的承诺，只要三峡移民搬迁到湖北，就会有现成的房屋和土地供其居住和耕种。一家人到了古松村，没田种也没房住。花了22000元买下当地村民的一套二手平房，才换来了两亩八分地。种上稻谷，这些稻谷就是家里主要的粮食来源。

“日子怎么过？”

何贵珍夫妇想到了“打菜”，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批发蔬菜，再摆摊转手来卖，一天挣十来块钱，勉强度日。过了半年光景，“打菜”的日子眼看着也维持不下去了。

一家人难以忍受的，还有寂寞。妻子黄世梅几乎不和当地居民交流，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只是逢年过节到同村搬去的移民家串串门，而其时7岁的女儿何丹，也很不适应在古松小学的读书生活。“大部分都是湖北本地的，我说不来湖北话，合不拢。”何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很想念家乡的小伙伴，在那里，她很孤单。

令何贵珍不悦的还有，古松村早年成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当地政府要求每人交500块钱的安置费存到合作社，并承诺每月都会付利息，何贵珍一家三口，交了1500元。合作社垮台以后，本金打了水漂，更别提利息了。

移民何贵林回忆，他2004年到北京打工，公安局例行查户时，发现他的身份证在电脑上竟“查无此人”，将他关了24小时；后经打电话到古松村核实，才了结此事。“户口根本没有给我们上！”何贵林很是气愤。古松村这批巫山移民的户口补办手续，直到2006年才落实。

类似的遗憾也发生在黄义清等人身上。2002年，家住巫山老县城的黄义清和同乡刘长康、李德生等69位移民搬迁到了广东省惠州市良井镇。到了惠州，包了几辆车赶到位于良井镇的移民安置点。

“心都凉了半截。”65岁的黄义清摇摇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移民安置房是两排孤零零的平房，玻璃窗上还有很多泥灰没有擦干净。

有着十几年网箱鱼养殖经验的刘长康颇具生意头脑，他原盘算在良井镇开开饭馆，做做副食生意，大展拳脚一番，“谁知那里工厂少，没有人气，人旺不起来。”做生意的念头也就很快打消了。

因为语言不通，移民们基本不与本地村民交流，而与本地人的隔阂也随处可见。黄义清举了一个例子，“屋子只有一层，我们就把饭端到坝子里来吃，一些干部、社员就骑摩托车来，像看猴一样看我们吃饭。”

当然，这种“不适”感也是有个体差异的。同样是被安置到同一村子的移民，有的选择了返乡，有的还是扎下了根。

艰难的回家路

2005年5月，妻子黄世梅的娘家叔叔去世了，何贵珍一家连夜赶回了巫山。这是搬迁后何贵珍第一次回到家乡。这一回，就再也挪不动了。

此前，同村的何贵林带着一家四口已经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古松村回到了巫山新县城。送行的时候，自称多年没有掉过泪的何贵珍，硬是伏在何贵林肩上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当时就埋下念头，我们迟早也是要回的。”何贵珍说。

回巫山的前夜，何贵珍把在湖北置办的房屋以6500块钱的低价卖了，而这笔钱，只是当初买价的三分之一。“这么一来二去的折腾，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何贵珍叹了口气。

据统计，东坪二组迁到湖北的118人，只有十来人还留在湖北，其余的人都回了巫山。

然而，回家的路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三峡大坝蓄水水位逐年升高，曾经的家，早淹没在滚滚江水间，依山而建的巫山新县城，多了些繁华，却让“返流”的移民少了些亲切感。

没有房住，何贵珍一家就在巫山新县城平湖路的码头上，搭了一个棚子，用油布撑起来，一住就住了两年。“夏天热，冬天冷，太难过了。”妻子黄世梅说。

水位不断升高，码头也无法安身了，何贵珍一家上岸，先是寄住在亲戚家，2008年才搬到了现在的“家”。“家”是与人合租的，在巫山县平湖西路的一幢八层老楼内，每年1900元的房租。

这间15平米的逼仄房间内，竖放着两张床，中间用一些衣物、棉被和书籍堆砌起一米高的“隔断”，这也是何贵珍家的全部家当。女儿何丹就睡在靠窗的那张小床上，何贵珍夫妇睡另一张双人床。“女儿一天天大了，很多不方便。”黄世梅叹了口气。

12岁的何丹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女孩，采访的大多数时候，她只是静静地发呆，只在记者问起她未来的理想时，何丹才微微显出一丝憧憬，“让爸妈住一套好房子，在大城市里住。”

或租房，或投亲靠友，成了这群”回流”三峡移民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

黄世梅现在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2008年，经熟人介绍，黄世梅去了县城里一家洗脚城工作，一个月2000元收入。丧失劳动能力的何贵珍，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烧水做饭，做好妻女的后勤工作。

45岁的邓以柱2000年从湖北松滋回到巫山县城，一家五口在巫山县城的平安租赁站租住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年租金4800元。与何贵珍家相似的是，邓以柱也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如今，他在县城一个建材租赁点做搬运工，每天装10车，每车1吨，每车挣2块5，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

像这样的“一头担”家庭，在“回流”移民中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家庭，丈夫或妻子一方留守县城，另一方就去沿海打工。

37岁的何贵林，家里有两个尚在读书的女儿和一个老人，妻子2003年就去广东佛山玩具厂打工，常常是一两年回来一次，何贵林就在县城滨江路买了几辆自行车，晚上7点开工向游客出租，一直忙到半夜收摊。“能勉强把生活维持着走。”何贵林说。

生活依然是吃力的，但是很少有一个“返流”的移民愿意回去，“家乡毕竟认识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那边(迁出地)没地没房，还要受气，日子更不好过。”何贵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不被故乡“承认”的人

2006年的一天，65岁的黄义清出门不慎摔断了两根肋骨，小儿子找到了巫山县政府，想咨询医疗费的问题。“某处负责人直接大手一挥，把我们挡在了门外，说了一句，你们是广东人，我们管不着。”黄义清心里咯噔了一下，祖祖辈辈在巫山生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被人称为“广东人”，感觉别扭极了。

此前，“返流”的黄义清一直住在小儿子家，靠着家里两个儿子每人300元的生活费过活。相似的情况发生在57岁的黄湘秀身上。2002年，黄湘秀和老伴“随大流”从广东省惠州市良井镇回到了家乡巫山，住在大女儿家中，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人出200元，负担两个老人的生活费。

同样“返流”的杨于林，回到了老家巫山县巫峡镇桂花村，与91岁高龄的老父亲、63岁的残疾哥哥相依为命。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杨于林两个在广东打工的儿子每月寄来的600元生活费。

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子女接济几乎成了这些老年人唯一的经济来源。

黄湘秀很是羡慕曾是邻居的韩长坤。因为是就地后靠(三峡移民政策中的一种，就是原来在库区住的人，搬到后移的新建的县城或者就在自家原来的山上，没有被淹没的地方)，63岁的韩长坤不仅有养老保险可以领，还有每月1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钱不多，但生活还是要‘松活’些，”韩长坤说。在重庆方言里，“松活”的意思是轻松。

同韩长坤一样就地后靠的巫峡镇桂花村村民杨世连，把家安在了巫山新县城，靠着活络的生意头脑，在县城的繁华地段神女大道开了一家咖啡馆，“月入七八千不是很难的事。”杨世连颇为自豪。收入已是相当不错了，凭着本地户口，杨世连一家四口每人还能领到最低生活保障费，共计每月400元。

“湖北人“的身份，对于何贵林的意义，就剩下还能领到每年每人600元的后期扶持费，总计扶持20年。

对于何贵珍一家而言，更严峻的问题是女儿何丹的学费。因为是“湖北人”，12岁的何丹在巫峡中学就读，得交7000元的议价费，而每月2000元的家庭收入，实在是杯水车薪。“我们很多人都是贷款让娃儿去上学的。”“返流”移民何贵林，面临的是上初中的大女儿7000元、上小学的小女儿5000元的议价费。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高考，因为户口不在巫山，这批“返流”移民的第二代，将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

“现在没有返流的具体数据，但是可以肯定，如果返流移民增多，势必会影响三峡库区的排污量和环境容量，还会给该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重视返流问题， 淡化“移民”概念

——访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

“中国的移民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千万不能只根据某些好的例子就说它真的是好，一些坏的例子，就完全说坏，这需要很慎重，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不一样。”

本刊记者/李邑兰(发自重庆)

雷亨顺，重庆大学教授。长期关注三峡工程，连续17年前往三峡库区调研，提出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等一系列关系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对策建议，研究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环境保护以及库区可持续发展等课题。

“外迁的思路我认为本身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三峡移民异地外迁的模式？

雷亨顺：外迁的思路我认为本身是对的。因为整个三峡库区的地理环境、地理条件、容纳污染的容量，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就只能想办法扩大环境容量。但是扩大环境容量又受限制，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改变得了，所以就争取在重庆库区以外去安置。

但是各个接收的11省市背景各有不同，经济条件也不一样。比如上海，经济实力强，而且在人文关怀方面工作也做得比较细、比较好。

满意当中有没有问题呢？也有，但是这些问题不是移民工作本身造成的。举例来说，我们今年再次去上海调研，就找到了七年前我们去调研的一些老移民，他们基本上都满意，但是有个别的老人，他看见我们，感情就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感到孤独。离开库区之前，他们有左邻右舍，有自己的社会网络。现在到这里，他们原有的社会网络不存在了，语言又不通，当地老百姓对他们还是很热情，但是他说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就感到孤独。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了17年的移民问题调研，对移民“返流”问题有怎样的了解？“返流”移民有多少，有确切数据吗？

雷亨顺：“返流”的数据没有，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人告诉我(确切数字)。重庆市一位已经退休的副市长，很早就关注“返流”问题了，我找他本人也核实过这个情况，他说的确是有这些事。

现在只有上海市敢于正面回应，说没有，我们也找了移民来核实，(上海)确实如此，其他省市就没有一个敢打包票。

这些“返流”移民，我们称之为“特殊公民”。比如说，买了车，不去正规登记；养了猪，要去卖肉，不去办正规的经营执照，遇到纠纷，他说你们欺负我们，我们是总理请来的客人，不是我们要来的。这样一些问题发生了，有的地方政策意识比较强，想一些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有的地方就(处理)比较简单。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不是个别的。

国家出台政策，但是各个地方财力、物力各有不同，执行的情况不同。比如上海崇明县，对一些贫困移民家庭来进行补助时，就不把政府的补贴算在他们的收入里，这样一来，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比当地的居民要低，上海市就给他们低保，所以他们享受低保的百分比比当地农民的比例高得多。可是在其他一些省，财力没有这么强，就把中央补贴的这一部分钱也算在收入里，这样移民们并不比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低，他们就不能够享受低保，这样也引起了很多矛盾和纠纷，认为歧视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初考虑外迁时，政府有没有预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假如发生，如何来应对？

雷亨顺：谁都想到了，但是谁都不敢打包票。

中国的水库移民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新安江水电站，它的移民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水库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千岛湖了，但是那里还有很多移民非常贫困。今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新安江大移民——国家特别行动迟到五十年的报告》，里面就写了很多当年搬迁的情况，至今还有很多人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移民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千万不能只根据某些好的例子就说它真的是好，一些坏的例子，就完全说坏，这需要很慎重，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与以往)越来越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移民“返流”，会给库区带来怎样的压力？

雷亨顺：有很多问题。比如，返流的这些人，他们户口也迁了，在户口所在地，只有名字没有人，在这边，只有人没有名字，到底这些人有多少，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他们可以说是回来做生意，也可以说是回来探亲的。但你说安置地到底是否应把他作为当地居民来处理，还是别的什么身份？都很难(界定)。所以，当我们三峡建设阶段完成，进入正常的运行阶段以后，还有重新进行社会调研的必要。把这些问题再重新认认真真核实一下。

“我们必须要承认有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移民“返流”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雷亨顺：在理论和理念上，都要取得共识。首先要让他们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不能永远是移民的身份，否则社会怎么管理？不要长期用“移民”这个词，没有好处。像新安江的移民，都已经过了50多年了，你还叫他是当时的移民，就很麻烦，他没有归属感。

还要调研一下，这个(返流)比例到底有多大，要反映真实的情况，像人口普查一样。要把回流的情况了解清楚，不要回避，当地政府很多害怕这个事，不敢谈这个事。其实人口的流动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性质，必须要做一些典型调研。

除了特殊的、国家有明文规定的政策以外——比如扶持十年——都按当地的居民来要求，淡化“移民”概念。等到特殊政策时间到了以后，就换一种方式，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和当地的居民是一回事了。

中国新闻周刊：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让移民也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雷亨顺：对，一定要这样。比如我们去国外，如果当地的侨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那里的人，会有很多矛盾，他也痛苦，当地政府也痛苦。

我们不能否定，这十几年我们的工作的确是认认真真在做的，基本上应该是成功的，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反过来说，又不能太夸大存在的问题。★

三峡移民：在探索中完善

——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负责人答《中国新闻周刊》

“在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搬迁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三峡移民工作是我国水库移民工作发展与进步的缩影。”

本刊记者/李邑兰 文/靳秒

日前，就三峡移民安置及返流现象等相关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书面采访了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的相关负责人，就一些外界关心的问题，给出了来自官方的权威解答。

中国新闻周刊：三峡移民政策是何时出台的？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规划司负责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峡移民工作，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决议后，国务院于1993年8月19日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后于2001年2月21日修订颁布)，移民条例确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区及淹没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扶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批准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具体规定了农村移民安置、城镇迁建、工矿企业搬迁、专业项目复建等方面的安置标准、建设标准及补偿标准。

水库移民安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三峡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三峡库区是国家连片贫困区之一，人多地少，开垦过度，出台移民政策措施，有利于规范移民搬迁建设工作，保护移民合法权益，促进移民搬迁安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结合，对确保三峡工程顺利兴建和实现移民“搬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和长治久安”十分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三峡移民的搬迁(安置)形式有哪些？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移民搬迁安置涉及农村移民安置、城镇移民迁建和工矿企业搬迁等类型。其中农村移民人口约占40%，城镇移民人口约占60%。农村移民安置涉及到移民的生产生活两个方面，生产安置方式主要有农业安置、二三产业安置和自谋职业安置，生活安置结合生产安置进行。移民安置方式多样，实施了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移民自找门路安置相结合。移民首先在本县、区安置；本县、区安置不了的，由湖北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市、县、区安置；湖北省、重庆市安置不了的，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安置。

城镇移民涉及到城镇纯居民和单位职工。城镇纯居民不仅有住房安置，还有经营性门面补偿。对住房安置主要结合住房制度改革进行，采取统一建房、联合建房和自主建房等形式，补偿资金落实到移民户，由移民自主选择建房形式。经营性门面，采取原面积还建和一次性货币补偿。搬迁单位职工的住房由其主管部门负责安置落实。对于农村移民、搬迁移民中的困难群体，国家还给予了一定补助，由当地政府负责保障其基本住房需要。

工矿企业搬迁建设结合技术改造进行，有的还与企业重组结合。期间，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要求，与全国同步对其中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产品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企业，依法实行兼并、破产或者关闭。对破产、关闭的搬迁工矿企业，国家给予了专项政策，核销其不良债务，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妥善安排破产、关闭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移民外迁的考虑是何时提出的？何时开始实施？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库区人多地少，基础性矛盾突出，经济欠发达，环境容量非常紧张。在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提出了立足库区、扩大安置区范围的方式扩大环境容量，实施就地后靠安置。

1992年10月，三峡库区移民安置规划试点工作在秭归县进行，通过对秭归县内移民安置区进行移民安置环境容量分析，认为本县安置难度很大，需要适度外迁。1994年7月，国务院三建委办公室批准的《长江三峡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明确指出，农村移民尽可能在本组、本村、本乡实行就地、就近安置；若安置不了，可在全县内统筹规划安置，若本县安置确实有困难，可由上级统筹，在邻县或外省安置。1997年完成的三峡库区移民安置规划确定了需出县外迁安置农村移民8.25万人。1999年5月国务院对农村移民安置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从过去强调“以土为本、就地后靠”为主，调整为“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至此，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作为主要安置方式被确定下来。

三峡移民外迁工作是先行试点再全面推行的。1995年4月，湖北省在秭归县进行了移民出县外迁安置试点，将58户184名农村移民迁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南湾村安置。尔后，重庆市在国务院三峡建委原移民开发局的协调下，也进行了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试点工作。1999年5月，国务院出台鼓励鼓励农村移民外迁安置政策后，当年8月，重庆市进行了云阳县市内外迁安置试点，将5000多人迁往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安置。2000年8月17日，重庆市云阳县150户639名移民外迁安置到上海市崇明岛落户，标志着政府组织的出省市外迁工作正式推进。按照国务院会议精神，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11个省市，接受重庆市外迁移民。同时，在湖北省、重庆市非库区区县，安排部分本省市内的外迁移民。

中国新闻周刊：移民外迁在当时有何必要性或紧迫性？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库区人多地少，垦殖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0%，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资源环境容量紧张。三峡水库淹没部分耕园地后，百万移民就地后靠搬迁安置更增加了库区生态环境的压力。特别是57万农村移民，如果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将加剧人地矛盾，不仅难以真正恢复生产，实现安居乐业，而且会影响生态环境保护大局。加之三峡库区地形地质条件复杂，过多的人类活动将可能诱发次生地质灾害。因此，实施移民外迁非常必要，且十分紧迫。

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符合三峡库区实际，代表移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得到广大移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移民外迁不仅为移民提供了一个比原有生产、生活环境优越的生存空间，为今后发展生产、逐步致富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且可缓解库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有利于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迄今为止，三峡移民外迁人数是多少？

规划司负责人：截止2008年底，政府组织和自主外迁的移民共计19.7万人。

中国新闻周刊：在制定三峡移民政策的同时，政府有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做一些预防措施？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工程移民政策，是长期实践探索逐步完善的。1985年始进行了八年移民试点，1986年至1989年进行了三峡工程论证和可行性研究，1993年开始移民安置规划，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出台的移民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完善的，尽管如此，在实施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与时俱进进行了调整。总体来看，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借鉴以往水库移民经验教训，预计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物价变化、政策法规变化以及规划设计方案调整，可能影响搬迁安置和移民利益，采用的对策是针对物价和规划设计方案变化，分别采用 “静态控制、动态管理”和依据增加的任务适时调增资金的办法，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二是对于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的地质灾害、生态环境问题，论证中很多专家学者表示了担忧，实施时国家出台了地质灾害防治、水污染防治政策，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三是针对社会和部分群众关心的补偿资金政策兑现和挤占挪用问题，采用了公开政策，使移民知情；通过建立移民资金监督网，采取审计、稽察、综合监理等一系列制度，加强规划、计划管理等预防措施，避免了被挤占挪用。国家审计署连续审计表明，三峡工程移民资金管理是规范的，移民政策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中国新闻周刊：时至今日，当初担心的问题有没有浮现？如何解决？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中，对三峡工程建设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充分论证，当时还担心以下问题：一是百万移民能否如期完成搬迁安置，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是否会出现次生贫困问题，移民投资能否打得住，是否会出现投资“无底洞”；二是三峡水库形成后，水库水体流速减缓，纳污能力下降，水质是否会恶化；三是三峡库区是地质灾害多发区，水库建成后因水深增加、水位涨落幅度加大，是否会诱发新的地质灾害问题。在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搬迁期间，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些问题总体控制在论证和可行性研究范围之内，控制效果总体好于预期。

但是，客观地评价，解决上述问题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有些问题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运行才能逐步认知，且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较长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应该怎么看待三峡工程？三峡移民工作今后如何开展？

规划司负责人：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改善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经过17年建设，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任务已如期完成，其巨大综合效益逐步显现。中国工程院阶段性评估结论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宏大、效益显著、影响深远、利多弊少、利大于弊，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评估意见。

目前，初步设计规划的移民任务已如期完成，移民搬迁建设使库区城镇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库区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初步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发展条件。可以肯定地说，三峡工程对库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三峡工程综合效益还具有拓展的潜力和条件。

三峡移民工作也是我国水库移民工作发展与进步的缩影。三峡移民安置遵循开发性移民方针，在国内第一次引入环境容量的概念，根据库区生态承载能力，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制定移民安置规划和有关政策。在移民安置方式上，着力推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探索了完善移民社会保障的试点，促进了124.55万移民的搬迁安置及其生产生活恢复。

在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完成后，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库区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移民和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三峡工程综合效益的可持续发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三峡工程可持续发展已经作出开展后续工作的决策。通过后续工作，努力使库区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劳动就业有着落、脱贫致富有盼头，将把库区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稳定新库区。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