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酝酿再次开发性移民

课题组最终形成的《再次开发性移民搬迁安置总体思路》，确定了此次搬迁的实施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农户自己。
三峡库区的移民搬迁和库区发展问题上仍然任重道远。
在三峡工程三期蓄水后，库区的第四期移民工作各地也已陆续展开，并将在2008年最后175米蓄水前结束最后一期移民的转移。
但另一方面，“就地后靠”上来的人口与库区在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库区已难以承受如此庞多的人口进行生产生活。
政府不得不对原来以单纯服务于三峡水库工程的移民搬迁思路进行调整。
据悉，由重庆发改委牵头主持的再次开发性移民课题研究已于日前结束，旨在为解决人口与库区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和移民再次搬迁提供新思路。
生态库区的定位与发展矛盾
“就三峡库区目前的生态环境容量和土地承受能力，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奔小康是不可能的。”重庆市发改委地区经济处副处长缪为对本报表示。
三峡库区地处川东丘陵，山地多平地少，地质灾害频繁，自然生态脆弱，本来人口承载力就低；三峡工程的建设又产生了大量移民，而大部分移民是按照“就地后靠”的原则搬上来的，这势必对本已严峻的库区承载力产生更大的压力。
据再次开发性移民课题组实际调研，库区现在人口密度为302人每平方公里，是全国的2.1倍，同类地区的4－5倍，已经远远超过适度环境人口容量。西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三峡问题专家蓝勇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测算，考虑到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库区只能承载现有人口的一半左右。
而国家对库区的定位是生态功能区。社科院三峡库区研究所所长田代贵透露，在重庆提出“1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思路后，中央层强调，库区的发展一定要和“1小时经济圈”分开，不能因为“1小时经济圈”的建设而影响到库区生态功能的发挥。
而就三峡库区现在的资源环境，发展传统农业对库区进行开发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这容易造成三峡水库的淤积，会影响其防洪蓄水发电等功能的发挥；而大规模的发展工业，可能造成水体污染。
减少库区人口，减轻库区压力已成共识，但采取何种方式学界争论已久。
时至今日，蓝勇教授依然认为，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将移民外迁来解决人口与库区之间的矛盾，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可以借机调整三峡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但重庆市政府首席顾问雷亨顺则表示，政府现在来有组织的实施统一搬迁已无可能性。当初各区县所拿出的移民方案也基本上是就地后靠，外迁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大规模的外迁如今已没有可行性。
市场选择、政府引导的开发性移民
课题组最终形成的《再次开发性移民搬迁安置总体思路》，确定了此次搬迁的实施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农户自己。
具体思路是：通过市场选择，以梯度转移、无土安置为主，其他安置为辅，将易地扶贫与库区生态移民、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这在搬迁方式、实施主体和安置方式上都有别于三峡水库工程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开发性移民的对象明确指明是那些有条件迁移，非农就业能力和生存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人。具体范围可包括外出打工多年、有亲戚朋友在城镇工作生活和有服现役的义务兵、在校大中专学生、正接受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农户。意图很明确，就是借助有条件或者已经脱离非农的人这样一个杠杆，来减少库区人口，这相对就比较具有可行性，同时会节省很多行政资源，也避免了很多可能产生的矛盾。
“这是一个梯度转移，先培育和吸纳库区有条件转移的人，再通过这些人将他们的家人也逐步转移出来，最终达到减少库区总人口的目的。”再次开发性移民课题组成员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副所长陈悦解释说。
事实上现在再次开发性移民的条件也已成熟。
据课题组调研，2005年库区在外打工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有170万人，如果其中12%的人携带全家在城镇或规划聚居区居住，不再从事农业，即可从库区转移出50万余人(平均每个家庭按3.7人、其中1.5个劳动力计)。而这些家庭也具有较强的外迁意愿、搬迁安置能力，同时观念新、生存环境适应能力强。陈越认为，“现在是需要政府推一把的时候了。”
据重庆市发改委官员透露，为多形式引导库区人口迁移，再次开发性移民课题组还专门到成都温江等地去考察学习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农民统一集中安置、建设安居房、对农民集中居住区按照城市社区模式实行社区化管理等方面，对重庆更好的吸纳安置库区移民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为课题组的一员，陈悦表示，现在政府在宏观上要努力发展经济搞好“一圈两翼”和几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发挥其带动作用；而具体则要针对库区进城务工人口制定相应的社保体系，建立农民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补偿制度，以及相关政策解决其子女上学老人就医等问题，这才是政府的着力点。
“只有感觉有保障了，才能使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放弃原来的土地，从根本上减轻库区的压力，这也是开发性的实质所在。”陈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