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越发展，人心越退缩：小山村60年政治变迁史--南方报业网

开篇语

我们有一个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故乡。你总是想起她，点点甜蜜，淡淡哀伤；你总是在守望她，故乡的消息穿过北方的冰冷、南方的潮湿，有时是一声春雷，有时是暮秋的一片晚霞。

我们回到了故乡，打望与那里相关的消息。故乡是一种情结，你我都有。5位总与你在纸上相见的年轻记者，将故乡写在了纸上，山川依旧，故乡的消息仍在流传。

60年风云过后，A村小河边沙滩和草地被一个个深水坑取代。

　　■湖南茶陵

　　小马在我去年元旦期间回家为祖母奔丧时，跟我说出了他的秘密。

　　如果考虑到时间、地点以及场合的不适宜，他应该就此打住。

　　那天上午还下了点雨，下午一直阴沉，到傍晚时，天边总算露出了点昏黄的亮色。我站在灵棚内，两盏长明灯在灵位前一左一右忽明忽暗地燃着，三炷香袅袅飘向天际。到了晚饭时间，弹唱了一天的吹鼓手们也歇息了，让喇叭开着，哀乐低徊。

　　我和小马都知道，A村回不去了，连前景都很渺茫。A村位于湖南东部，与井冈山接壤，是典型的南方乡村。小马的依据是，只要A村还被这些人掌控。“这些人”是指A村的“政治家”们，一个掌管A村村委的家族。

　　A村多少年轻如我的人，毕生都在经济利益这条狭路上你追我赶。这样一来，反倒令这些人对A村的统治更加巩固。

　　埋藏在小马心中的秘密是：取代这些人。这个秘密让我吃惊。

　　60年来这个小山村权力更迭，多少尔虞我诈是小马所不能看到了。这个魔兽，看似被人操纵，实则控制了每个试图接近它的人。

　　权力起源

　　1949年，A村人的老乡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时实际掌管A村的是一个“土改工作队”。这个组织后来培养了一个名叫德发的A村人，在不久后成立A村农会中，德发成为第一届农会主席。

　　德发要找的是同样又红又专真正可以依靠的贫农，他找到了同族兄弟德全，并将他发展成党员，为即将显露出来的A村的领导班子做铺垫。作为贫农，德全祖上几乎没有发迹可言，唯有在当时的土改运动中，表现积极突出，像其他翻了身的广大农民一样。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A村的发展乏善可陈，经济停滞却人人参与政治。1966年到来，这个湘江畔的小山村不可避免被疯狂席卷进去，唯一幸运的人是德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他被一个名叫东苟的真正贫农取代。后者在运动中果然被赶下台，每天的工作是接受批斗。

　　这一年，A村一个叫小曼的年轻人初中毕业，他的祖上是富农，在推荐上高中的环节中，被村委会所揭发，中断了学业。

　　当年，A村的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红旗专”和“农联”两派造反派的斗法过程。一个名叫李纪元的造反派头头崭露头角，在各派械斗场合中树立了威信，并以此积聚了人气。不管当时多疯狂诡异，这些今已人到暮年的老者，提起那个改变命运的弯道时，总以“潮流”为由解释遭逢的时乖命蹇。“潮流是无法抗拒的，你能抗拒吗？”小曼说道。这潮流，即当年的政治。

　　“文革”甫过，惨遭整肃的东苟心有余悸，德全重返舞台，重新巩固了他的势力。各显神通的造反派头头们也在历史的长河里湮灭无声，唯有李纪元依然活跃于A村的政治舞台，他接替了离开的东苟，成为德全的副手，即A村副书记。

　　追踪源头，这场浩劫贴着“人治”的标签，但“文革”结束后的20年里，当政者依然凭特权主导着A村方向。

　　小曼因为替德全造了一份A村人口册被相中，提拔为村会计，之后又送去村小学任民办教师。两年后，小曼和村秘书同时考上师范，公社领导说，A村不能去两个人，有出身瑕疵的小曼被刷下来。当村里找不出另一个“有文化”的干部来顶替念书的秘书时，小曼又被安排进了村委。

　　小曼既是A村政治的受惠者，又是受害者，两种境遇交织汇成了悲剧人生。小曼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当了A村秘书两年之后，仍然无法融入官场氛围，于是心生退意，向德全提出，回到学校教学生。

　　几年前，安排他去教书时，德全说，“既然党委有这个意思，你调皮也调不脱。”

　　而现在，他执意回到学校，德全威胁他说，“回学校，你想搞民办啊？秘书也不让你搞，你试试看？”

　　60多岁的小曼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背脊发冷，他的人生像被一只大手掐住了的脖子，生死也不由自己。

　　进入90年代，A村基本上确立了现在的组织架构，即12个村民小组，以村委大队部礼堂为界限，在村民的感情认知中，逐渐分化为上下两边阵营。

　　在派系之争爆发之前，1983年全面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A村的生产力，当时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人民公社已成历史，在A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生产形式的改变，但政治体制这潭水纹丝不动。A村人的命运更为集中地掌管在几个人手上，大量村干部的亲属通过农转非招工渠道走出山村。

　　不仅如此，A村的干部希望一代代传承下去，除非由生老病死导致的权力交替，在此范围之外，主宰者可以将任期无限期延长。但在寻找家族接班人时，A村三大“政治家”遭逢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环顾四周，居然没有一个适合的人选。

　　德全生有4儿3女，大儿子已经成年，只是生来残疾，余下的年龄尚小；东苟家儿女也还未成年；另一个家族小孩智力有问题，又有眼疾。各种招工的门路，连体检都不合格，更不用说接班了。

　　德全过世后，李纪元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如果历史是由强人设置的局，那么这一定是个小小的误差了。时间拨到1996年，农村基层政权构架和今天已经非常接近，除了书记，还增配了村主任，至少在形式上，基层选举每一届都在举行。A村书记还是李纪元，主任一职落到一个脾气暴躁的退伍军人手上。浸淫政治多年的小曼也成了核心实权人物。

　　上世纪末的思想解放令一个名叫李文的年轻人，甚至敢反抗李纪元的命令，并动手打了书记。李文是A村的信用合作社代理人，在小曼的建议下，李纪元试图和他修复关系，并主动提出要发展李文为党员。

　　某一天，李书记上缴提留款时，被告知有一张绿色的百元假钞，他记起这钱是李文给的，找他理论时，对方却不承认了。

　　气呼呼的书记找到公社领导，将已经签字盖章的李文党员申请表拦截下来。村主任知晓后，暴跳如雷，决定以主任的名义重新为李文填报入党申请。消息传到李纪元耳朵里，经历了“文革”的书记立刻想到了“夺权”二字，于是在村治保委员家里放出话说，“今年一定要扳倒村主任和小曼两人。”

　　恰逢新一届选举，书记叮嘱12名村民小组长，回去做好民众工作，投票时不要选上述两人。村主任和小曼两人黄雀在后，密谋之后，暗地部署了各自的亲信组长，并逐个拜访了大部分村民。选票公布那天，李纪元落败。

　　三大家族

　　李纪元的退出不是A村派系斗争的终结，而是宣告开始，在新一届村委职位上，他们各自寻找代理人。

　　失势的一方唆使并教导村民们如何上访，如何拖欠提留款和各项税务；村委没有完成当年的任务，意味着政绩受损和收入受损。到新千年来临的时候，A村派系斗争已经闹得全县闻名。

　　1999年岁末，镇党委劝退小曼和村主任，以弥合A村的政治裂缝。这一轮争夺中，书记大权落到小曼的代理人手中。

　　村主任成为李纪元一派志在必得的职位，他们安排了一个有亲属在县委的名叫和平的生意人，而小曼这边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正是李文。

　　前者控制了从派发选票到唱票的整个环节，而后者再次确认了幕后游说工作的充足准备，结果是，李纪元派系当选。

　　几天后，村民组长们思量惊觉有诈，怂恿小曼去镇政府查票，果然在统计和唱票环节出了问题，大多数选票统计到了和平头上。选举作假，这是当年惊动镇党委的头等大事，书记们当夜赶到A村，先将消息控制在村委内，然后宣布选举作废，村主任由李文当选。但此事就此打住，不能传到A村以外。

　　受挫的一派意识到自己的群众基础不够，转而发动民众抵制各种税收，新村委工作再次停滞。

　　不可调停的派系斗争令镇党委思考让A村重新回到“强人政治”时代，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把持局面的大家族做代理人。老书记德全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在斗争正酣时，他们已经不动声色地入党、参加工作。

　　其中第二个儿子阿毛在镇电力站工作，又与当时的村书记私交甚好，当他回到A村发展时，很顺利进入村委。阿毛话不多，喜怒无色，故而猜度不了他的心思。2004年换届时，小曼见到书记没有去30多个党员中拉票，于是警告他，不要掉以轻心。他得到的风声是，阿毛已经在四下活动。书记自恃威信甚高，连任绝无问题。第二天结果是，阿毛高票当选，书记重蹈李纪元的覆辙。

　　历史轮转了30多年后，A村重新回归德全家族。阿毛决心不再让A村政治旁落他手，在上级的默许下，村主任和各重要职务上，由他的亲属好友把持，权力再次得到巩固。

　　发展至今A村有2200多人口，阿毛的工作早已不是父亲时代的催粮收钱，或是去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家牵牛赶羊。一年当中，他的工作重心是堵截村民上访，比如两会期间，是他神经末梢最为敏感的日子。

　　人心涣散

　　小马属于阿毛之后的80后，后者在A村政治崭露头角时，中专毕业的小马去了外地打工，几年下来辗转到过上海、山东、浙江和广州。

　　他回到A村时，有种强烈的反差和不适应感，他发现记忆中A村回不去了，这种体验并非来自政治上的恶心，而是目睹了A村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他厌恶政治，却促使他唯有走向政治来改变一切的想法。

　　当我被乡党们缠着时，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别听他们胡扯，招商引资，招进来，到头来还不是被这些村干部吃掉了？A村有什么资源？黄泥巴？杉木林？还是河沙？”

　　黄泥巴显然是自嘲，后两种资源，过去是A村能够看到的全部家底，现在是两块巨大的伤疤。A村位于湘江支流边上，这条支流发源于罗霄山脉，随山势蜿蜒，流经A村时，恰似一条柔软的围脖。水土滋润，因而木秀于林，河沙也分外细腻。这两年城市扩张得厉害，到处是基建工地，高速公路也修到了A村的门口，再加上2008年赶来的那场雪灾，A村遭遇了从没有过的灾难。最先倒霉的是树木，几乎全被冰雪压断了顶子，这也为木材的买卖找到了正当理由，但这笔钱流向何处？谁也不知道。之后是河沙，河道被损毁，以前的沙滩和草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10多米的深水坑，巨型挖沙船至今还在向河底挖掘，至少在下一个世纪来临之前，如果没有外力敦促，这一切是无法复原。

　　“我想好了，先入党，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村委，”小马说。

　　我说：“首先，你必须找到一批像你一样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联合起来。”但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似乎也随同旧时A村，消失在往日的岁月中，无声无息。外出打工是唯一的出路，以致田地荒芜。即便回来后，也没有像小马一样，壮志不已。生存压力下，似乎没有闲暇去思考另外的问题，比如A村的村务从权力起始，至今未公开过。阿毛说，卖树木多少万，都用在某项工程上，还倒贴了几万，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工程，也没有人打算去追问。

　　在A村，时代越发展，人心越退缩了。

　　前村主任的儿子和小马是初中同学，当他找到他，试图说服他一起共商大计时，对方反倒劝小马不如来广州开的士赚钱，“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本文A村以及相关人员均为化名)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