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闲聊—从古代兵器聊到山海关大战

古代兵器：矛戈——金阳9999的妙文
今天有空，俺决定将金阳兄的妙文附录过来，以表达俺对金阳兄的敬意
事情缘起于潘先生的问题《关于古代兵器——矛戈》金阳兄的回答如下：
矛、戈应该分开来谈，而且主帖中对戈、矛的淘汰时期说法不准。
戈是被淘汰了，而且并非迟到晋代，汉代就差不多了，晋代几乎已是它使用的尾声。而矛（长枪）在晋代以后，还作为主战兵器大规模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只不过从魏晋开始，野战兵器变得更丰富，不光是矛一统天下而已。
兵器技术的进步和作战思想、方式的改变，是淘汰戈、矛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作战方式：
矛是刺击兵器，而戈是勾挂兵器，矛是直击，戈是拿来横向挥动的。
凭常识可以知道，刺击一点，比横扫一片，要求的精确度要高得多。但刺击一点，又比横扫一片，杀伤力量大得多。
戈是车战的产物，车战过大的颠簸和相互距离，使交战双方很难精确地刺杀对方，只能横挥兵器以扩大接触面积，所以以战车为作战基本方式的年代，戈成为主战兵器。
另一个原因是车战时代，装甲技术还很低，基本是防御能力较低的皮制甲，戈的勾挂力量就足以杀伤对方。
随着车战逐步被淘汰，和金属装甲（特别是铁甲）技术的普及，刺击力量大，精确度高的矛取代戈的地位成为必然。
金属冶炼技术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戈的年代，主要是硬而脆的青铜兵器，撞击中很容易折断。这就要求兵器本身很短小，否则就更容易断了，所以当时没有后来那样全金属的长刀长剑，只有装上长柄的戈（像越王勾践剑这样最优质的剑，长度也远少于后来的铁剑，而且是无法用于野战的）。
比较而言，同样的材质条件下，横挥的戈又比直刺的矛更容易被撞断损坏，所以一旦车战时代走向终结，矛就迅速取代了戈。
魏晋以后，不易折断且更锋利的铁兵器开始成为主要兵器，兵器金属部分可以大大加长，野战兵器也开始丰富起来，特别是长刀，成为了主战兵器之一。矛不再一统天下，但仍然是野战部队使用最广泛的兵器。至少到宋元时期，军队还是大规模使用长矛的。
元明以后，火器普及，长矛杀伤距离远的优势一下子没有了，只剩下了笨重的弱点，这以后，军队很少再大规模装备数米长的矛。
戈这种兵器，好像是中国的独有。其他出现过一定规模战车作战的古代文明，都有类似的钩挂兵器，我记得古埃及和古罗马的外围地区（意大利本土的地理条件可能不大适合众多战车奔驰）等都有，但那都是一种装了倒钩的矛（很像后来中国的钩镰枪的放大版），金属钩部造型上略往回钩，是一种真正的钩子，不像中国的戈，刃部与木柄成略超九十度的钝角。
另外，西方出现的这些钩枪，金属部分造型比戈要大，木柄也更粗。
从这种角度和大小上来看，戈在钩挂能力上应该不如西方那些真正的钩子。这个原因，过去我没有看到过解释，但从当时兵器材质上来看，似乎又可以推断：战车时代，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比西方几个文明，还是落后不少的，主要是青铜中的金属成分比例有问题，造成兵器特别脆，假如用戈来钩奔驰中的战车，只怕兵器很难承受这样的力量。所以，戈只能用来直接杀伤战车的兵员，它的金属部也就必然做成锋利的刃，且刃部必然做成正好与木柄成超过九十度的钝角，以便横向挥动时直接扎在人身上。而西方那种钩，因为金属较结实，能承受更大的力量，所以主要目的是钩住战车的车身－－－－钩住车子本身总比钩住车上的一个人要容易，也正因为这样，西方的钩一般不直接做成刃，角度上也会做成真正的往回收成锐角的钩子，而且比较大，更便于钩住大的车体部件，把战车拖翻。至于进一步杀伤那些翻掉的战车上已经摔得五痨七伤的兵员的任务，不是由钩手，而是由配合的其他士兵承担的。
因为功能不同，所以西方的车战，钩只是兵器中为数有限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戈几乎用来装备全军。从这一点上来，仿佛西方又先进一点，因为那也算原始的多兵种配合作战吧。
但无论什么地方、哪种情况，只要是车战，钩挂类兵器都必然是主战兵器。
而一旦骑兵替代了战车，钩挂兵器的作用就不免大减－－－－用钩子钩马蹄比较起来，难度与危险度总要大一些，特别是骑兵发展出列阵集团冲锋后，对阵一方很难绕到侧面，只能正面对敌，这时，就得用直刺的矛了。
其实矛也应该分开来谈，主要是依照其功能，或者说长度，矛的长度与其功能是正好相对应的。
矛的作用，简单可以分两种，一是个人搏斗时的兵器，一是野战列阵时、特别是对付骑兵时的兵器（即主帖所说的那种功能）。
为了表述的简单，我姑且把个人使用来搏斗的矛称为短枪，把野战列阵使用的，称为长矛。
从人体的运动学角度来说，除非练过什么特殊的本领，一般人能灵活使用的兵器，总不能超过身高太多，否则会碍手碍脚，施展不开，所以，步兵用的短枪，通常最多也就两米出头，再长就无法用于搏斗了。
但用于野战的长矛，其长度往往远不止这个数字，古代中国至少出现过六米左右的长矛，西方的极限甚至达到了7.8米。比如，秦兵马俑阵中的矛，就长达五六米。
这么长的矛，显然无法用于个人搏斗，而是一种野战时列阵作战的集体武器。
骑兵集团冲锋战术成型后，强大的骑兵集团冲锋力量和惯性，使短兵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为距离如果太近，即使你刺中了骑兵的人或马，惯性也会使骑兵继续撞上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骑兵阻截在更远的距离。于是，列好的野战阵型需要尽可能长的矛组成密密麻麻的枪阵，向前伸出，形成可移动的人工鹿角，使骑兵无法冲破自己的阵型。这样，就发展出了好几米长的野战长矛。
这种长矛，一般超过五米后，一个人就抬不动了，都是两人使用的，一人在后面，负责将矛柄尾部稳定地抵在地上，一人在前，负责抬矛身，并调整矛尖所指的方向。这样，整支矛从地面斜起插向前，以阻挡骑兵集团力量巨大的冲锋。
另一种单兵使用的长矛，则是骑兵的马槊。（有事去了，回头继续）
野战骑兵主要有两种，以灵活机动为特征的马弓骑兵和以冲击力为特征的重骑兵。
马弓骑兵就是骑在马上的弓箭兵，作战方式是依靠速度接近敌人，射了就跑，往返灵活，因此马弓骑兵都不会配备笨重的装甲，否则一来不方便人在马上灵活、迅速地操弓射箭及躲避对方的弓箭，二来太重的装甲会使马无法迅速改变方向脱离对方的弓箭射程，传统上来说，马弓骑兵几乎就是轻骑兵的代名词。
但光靠轻骑兵射箭，常常无法对能熟练使用大型盾牌列阵的野战步兵集团形成决定性的打击（蒙古人在这一点上打破了惯例，那是另有原因的），所以，还需要骑兵直接的集团冲锋来摧毁步兵阵型。
直接靠冲锋接触敌人的骑兵，由于不可能像轻骑兵一样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必将受到敌人更猛烈、更准确的弓箭（及其他投射武器）抵抗，于是，他们的装甲程度越来越高，由人到马，由部分到全身，由皮制甲到铜片钉甲，再到铁片钉甲，再到铁锁子甲，最后到铁板甲，装甲越来越全面、厚重，成了重骑兵。
这样的重骑兵，巨大的重量随着战马不断的加速度，形成了十分强大的冲击力。缺点则是极不灵活，不用说在马上灵活地挥舞武器，就连让冲锋集团稍微改变一点方向也很难。于是，重骑兵只能不断强化自己独有的优点，来弥补其他缺点。这就形成了重骑兵使用的长矛－－－－马槊。
马槊也很长，东西方都达到四五米以上，西方甚至有六米多的极限记录（我们在很多西方电影中，都能看到骑士端着那样的长矛，中国的评书小说里也常常提到丈八蛇矛之类，都属于这种功能的武器），这么长的矛，就算两只手也不可能灵活运用，何况骑兵在马上，只能一只手持矛。不过，反正重骑兵的作用就在关键的那一刹那的冲击效果，也不需要灵活运用，他们的方法，是一手平端长矛，并用胳膊夹紧矛柄，使矛固定地成为冲锋者的组成部分，只要它能在冲入敌阵的一刹那，最早接触到敌人即可。
骑兵的马槊越做越长，也是因为步兵阵防御的长矛不断加长，使重骑兵只能步其后尘。
随着重骑兵的装甲程度不断提高，步兵防御长矛的柄也在不断加粗，使矛身的坚固度足以抵抗骑兵的装甲。这方面，中国赶不上西方，我认为原因是中国重骑兵一直没有普遍发展出铁质板甲，无须太粗的长矛来抵御。而在铁板甲普遍装备的西方，后来步兵阵使用的长矛，几乎就是一棵棵小树，比中国的笨重得多。
假如人的体力或者木材的来源没有限制，我相信长矛还会做得更长，但人的体力与兵器材料来源终归是有限的，长矛也只能长到一定限度，像七八米长的矛，要大规模装备军队，没有足够优良的森林资源，恐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天再继续）
女真人兴起之初，是原始社会游牧部族的草原骑兵，以灵活机动的弓箭战术为主，可以推断肯定是不会有多少装甲能力的轻骑兵。但同时的辽与宋生产能力、技术都很发达，由于地理接近，战争频繁，女真人能很方便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几乎在完颜阿骨打一朝，他的军队已经完成了由原始草原骑兵到高素质正规骑兵的转变。
这种转变，最显著的成果，我以为就是女真人建立了当时天下无双的重装骑兵。宋人在战场上，吃尽了女真重骑兵的苦头，所以也留下了不少记载。通常在记载中出现最多的女真骑兵称呼，叫“铁浮屠”，另一种则是“拐子马”。
铁浮屠指人与马均披挂双层铁质锁子甲的女真骑兵“特种部队”。北宋末年一副骑兵锁子甲（不含盔）约60斤重，马的披甲虽不知其重量，但由于马的体形远大于人，即使铠甲没有披满全身，重量想必也远远超过骑兵的甲。而金人的装甲技术又必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宋人处学来的，制作技术的传承使我们可以假定其重量与宋人的甲比例基本相同。由于女真人与女真战马的体形均比宋人、宋马要高大，所需要的铁甲重量一定更大，假如披挂双层锁子甲，其装甲之重，确实令人惊叹。金人虽然刚脱胎于草原原始游牧状态，人与马的体力一定惊人地强悍，但这样沉重的装甲也不可能人人扛得动。他们的铁浮屠，我估计，一定是从原本就极其强悍的游牧骑兵中精选出最强壮的士兵与战马组成的，它形成了金人野战时最关键的决胜力量。
有一种传统说法，说铁浮屠是“连环马”，每三骑用铁链把战马串连在一起，同进同退，以形成重骑兵更强的冲击力。这种说法，女真人的后裔乾隆皇帝曾批驳过，我认为他说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因为铁浮屠三骑相连是有记载的，但连接的方法，肯定不是用铁链横着把三马串起来，而是每三骑共同拖着一副拒马子，铁链是拖在后面的。这方面理由，因为与主题无关，我不多费口舌。
不管怎么连，多骑重骑兵同进退，正是最大限度集中发挥重骑兵的唯一优势－－－－冲击力的证据。
在粘罕、斡离不、兀术等统帅金军期间，铁浮屠成为金人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法宝，凡大战，必以铁浮屠为主力攻击敌阵。事实上，在岳飞的偃城一战之前，金人的铁浮屠在历次作战中，从来是无敌的。这正是重装骑兵在野战中作用的最好体现。
至于拐子马，向来众说纷纭，主流说法中，一种说法认为其实就是铁浮屠的别称，因此也是超重装骑兵，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铁浮屠主力的两翼配备的突击骑兵，虽然也是带甲的重骑兵，但装甲程度较低，速度与机动性比铁浮屠好，其作用是在敌人全力对付正面攻击的铁浮屠所时，突然从侧翼攻击，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是铁浮屠两翼配备的轻骑兵。我个人赞成第二种说法，因为记载中，拐子马总是作为骑兵集团冲锋的形式出现的，不大可能是纯粹的轻骑兵。
所以，从铁浮屠到拐子马，可见金人的骑兵部队，主力正是重骑兵。
在与铁浮屠的长期对阵中，宋军也被迫在摸索经验，针对超重装骑兵极其笨重与密集的弱点，发展出了大量挖正面野战防御壕堑、大面积铺设拒马子、大量使用重弩和投石砲等等战术，但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和重型设备构建正面防御阵地，以抵御正面的铁浮屠，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带来了阵地固定、丧失灵活性的缺点，且当时的人力与重型防御兵器终归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与铁浮屠配合作战的拐子马反而以其速度与突然性，日益成为宋军侧翼最恐怖的敌人。
直到坚持运动战指导思想的岳飞改变宋军固定战术，在偃城出动“麻札刀”敢死队，才击破了铁浮屠与拐子马无敌的神话。
我对此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几天事情多，只能粗略讲个大概，今后再细谈。
每一个兵种，虽然各有长处，但一旦进入实战，通常不可能像教科书一样专门发挥其独有的长处，因为只要对方不是笨蛋，就多少会有一些专门针对你的长处的措施。所以，实战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想在文章中面面俱到地分析，大概要写几本书才够。
我们的讨论，也只能局限于理论上的大体情况，无法包括一切实战的可能性。
而从理论上，大体说来，我认为重骑兵恰恰不适合于骑兵对决，原因跟你说的一样：骑兵胜在机动，而重骑兵被过于笨重的装甲所拖累，缺乏这种机动性。
在重骑兵装甲发挥到极限的成熟年代，由于负荷过重，再强壮的战马与士兵，也无力支撑长时间的战斗。我上文曾说传统的轻骑兵就是马弓骑兵，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骑兵的分类并非如此机械，情况同样是千变万化的，除了以弓箭为主战手段的轻骑兵外，同样还有以长矛或其他武器武装的轻装骑兵（无装甲或有轻装甲）。比如许多刚刚脱离原始游牧时代的部族骑兵，他们既能马上开弓，也能面对面地厮杀，根本不分兵种，还有一些民族，一直就不注重骑兵的装甲，骑兵虽然分兵种，上阵时虽承担不同的任务，却没有重装甲部队等等。
重骑兵的重装甲，关键的作用是抵御弓箭之类的常规远程轻武器，真要面对面地互相用矛来刺，装甲还是很难挡住长矛的，因为一来冶炼技术是同步发展的，你能造出更精良的铠甲时，武器的锋利程度同样也能跟得上（除非对手间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差太远），二来士兵与战马的体力终归有限，装甲不能无限制地厚下去。
既然长矛可以刺破装甲，则轻装甲骑兵与重装甲骑兵搏斗时，重骑兵就只剩下了笨重、缓慢、作战能力不持久的弱点，所以，从理论上，重骑兵是打不过轻骑兵的。反过来，重骑兵的造价远高于轻骑兵，光拿重骑兵与轻骑兵交战，是很不划算的事。
事实上，历史上的骑兵交锋，在条件较为对等的情况下，重骑兵大都打不过轻骑兵，少数打赢的，都是双方条件极不对等造成的。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
骑兵对战步兵，也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步兵成熟得早，骑兵成熟得晚，早期的骑兵对步兵，在正规野战中威胁并不大（除非步兵集团非常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只有在骑兵发展较成熟了后，才对步兵总体上占了优势。
理论归理论，历史上的古代战争，条件与各种因素不对等的反而占了大多数，因此造成了战争结果的千变万化，如果要举出某个实战的例子来反驳我的看法，是很容易的事。但我认为，影响那些战争结果的因素很多，不能硬套理论，具体的战例需要具体的分析。
只是，要分析某个具体的战例，花的时间就多了
首先是李自成。
李自成的兵，常常被人视为百战精兵，认为其战斗力极强。其实百战不假，精却未见得有多么精。
我就一直认为，无论是组织上、战术上、训练上、装备上，还是战略思想上，李的部队都不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高素质军队。
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任何社会集团都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的总体制约，凌驾于整个社会环境之上。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甲A会有哪支俱乐部进入世界一流强队之列，因为整个中国足球就有那么臭，你的对手都是鸡蛋，你就算最强，也顶多发展成驼鸟蛋，不会变成石头，因为既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必要。
而李自成所处的大环境是什么？是整个军事水平极其低下的明朝，更是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全面走向崩溃的明末。
明朝立国之初，军事上还是很强大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里就不废话了），仅仅过了几十年，明朝的军事基础就开始腐朽，到明朝中后期，政府军已经彻底败坏，其战斗力之差，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形容，总之你怎么想像都不会过分就是。
还是举一个例吧：
按常理，战争最频繁的军区，通常军队会比较厉害一点。明代末期，蓟辽一线，是对蒙古和后来的女真人的主战区，不但是数十年间明朝承担对外战争任务最多的军区，其间还曾经过一代名将戚继光长达十五年的大力整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线军区，在熊廷弼到任时，情况是怎样的呢？
军队名单上满员，点名却发现实际人数不到一半，及派遣任务时又少了一半，及上战场，则余人一哄而散；骑兵主动饿坏战马，以便逃避作战任务，顺带盗卖马料，如果碰上打仗战马居然还没饿得走不动，就干脆把马杀掉；部队配备的装备，都长期锁在仓库里任凭朽烂，从不维护，大部分装备士兵甚至连名称都叫不出来，存放的火药都结成了块，用斧头都砍不开；都司、守备这样低级的最基层军官，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部下，更不用说认识自己的兵；士兵长期饥饿，衣不蔽体，一半以上的人患病，拿不动最普通的常规武器，八成以上的减员，不是因为战斗，而是冻馁所至；野战军配备的装甲，相当部分居然是纸做的；有人当了十二年兵，除了菜刀，没见过任何别的武器……
这就是明朝最强大的军区所辖的“精锐”！
李自成长期对付的，就是这样腐朽败坏的政府军。且不说当时整个明朝社会经济的崩溃，造成全社会可怕的贫瘠，使他也不可能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真正优良的训练与装备条件，单是这样的对手，就限制了他进一步的提高军力――――有什么必要超过对手太多呢？那不是浪费吗？再说，他本身就是流寇，军事上来说，处于学习者的地位，他的老师（也就是对手）本身如此，他又向谁、到哪里学习更高明的军事组织能力呢？
所以说，大环境已经决定了，李自成的部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一支真正的精锐之师。
事实上，李自成造反十几年，大多数时间他的部队战斗力还不如政府军。毕竟，他拥有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流民与打家劫舍的土匪，是标准的乌合之众，所以，在与政府军的长期作战中，他才屡战屡败，多次险些被消灭，也多次被迫投降。
他真正的风光与胜利仅有三四年光景。从1640年他重入河南开始，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各方面压力长期打击下的明朝实力开始出现崩溃，和严重的饥荒等），使他的附从者突然大增，短短时间，就达到了十万之众（过去十几年他几乎就没有达到过万人规模），而且在几年的作战中，他胜多负少，实力就此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
从这时起，李自成的军事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从流寇到半正规军的转变。这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大量的缴获，大量的策反、俘虏、吸收政府军兵员加入，牛金星等重要人才为他完成了正规的组织机构建立等等，原因不是几句话讲得清的。但有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我却觉得很重要，就是刘宗敏的加入。
我认为，刘宗敏是李自成完成军事壮大的重要原因。他是政府军军官，懂得正规军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而且，个人的军事能力比较强（部队总体的腐朽与能力杰出的单个将领产生并不矛盾），他的加入，从军事上改变了李自成部队原有的、松散的流寇模式，使这支部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以李自成部队来源的驳杂，短期内谁也不可能将所有部队都训练成正规军，但刘宗敏至少做到了建立起一支正规军模式的主力部队。跟随李自成的老土匪们并不少，可是很晚才加入的刘宗敏却能在黑道规矩严格的流寇中，迅速被提拔到最高军事指挥的地位，这既可见李自成的知人善任，也可见刘的军事才能必定惊人，其作用对李自成也必定极其关键。
在刘宗敏的指挥下，李自成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利，军队也在实战中越打越强，越打越多，而且，主要是通过缴获（我认为他的军工生产能力一定有限），部队装备大为改善。
但李的部队仍然不是一支真正成熟的高素质部队。原因我上面已经讲了一些，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兵来源太驳杂，有流民、有土匪、有地方豪强势力、有政府军，特别是其中有大量来自各个山头的、大批被他吞并的、并不见得与他同心同德的其他流寇（如罗、袁等人的旧部），又没有坚固稳定的根据地来稳步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朱元璋就做得比他出色），短期内，要把滚雪球一样加入进来的乌合之众变成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这个要求对他和刘宗敏等人都太高了。
他的主要优势，在于士气旺盛。
“士气”这个词也许不准，对于这帮造反闹事的“匪”而言，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一时的“气焰”。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失败对他们是理所应当，胜利才是意外之喜。而现在，喜从天降，而且是喜报连连，攻城掠地、连战连捷足以使得“反贼”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的确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精良的训练、装备，在战略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思想基础，战术上倒是磨炼得比较熟练，但由于对手的单一，他们的战术同样针对性太强，并不具备应付其他不同类型对手的战术经验。
流寇的性质并非朝夕可变，打进北京城后那几十天可怕的、毁灭性的堕落，最好地注解了李自成的部队从精神实质上仍然是流寇，而不是在组织上、思想上都完成了转变的正规军。否则，李自成不可能如此无力控制自己的人马。
这几十天，虽然只是一晃眼的功夫，对李自成的军队的战斗力打击，却是相当致命的――――因为流寇部队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那股气焰，面对生存压力，他们可以超水平发挥自己的战斗力，反正不过命一条嘛。而一旦享乐与败坏开始漫延，支撑流寇的唯一法宝：气焰，或者说一往无前的勇气，就将被追求快乐而产生的懦弱所取代。
扯远了扯远了，这样讲几天都会讲不完，讲点实际的：
李自成败于满洲兵，始于，或者说全部在于第一战：山海关大战。一战而北，就彻底断送了这支流寇部队的全部士气，此后，草创的大顺政权好像世贸大厦一样，一垮到底，他们只剩下了被人撵着满世界逃命的机会。
山海关大战，李自成在战前犯的那一堆战略错误一般人都很清楚，不必多说。
而在实战中，李又具备了一切战败的条件。
首先是兵力。
由于战略安排不当，和过于轻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兵力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一种说法，认为山海关前，李自成有二十万大军，这个说法肯定不对。
李自成自1644年2月自陕向东进军，不过二十来万部队（一说十五万，不过他号称四十万），沿途固然收编了部分官兵，但他一方面急于到处开牙建府，稳定统治（没办法，多年天灾积贫的陕西实在无力供应他的军需），而各地地方武装实力仍在，一方面又错误地急于当皇帝，要攻北京，于是一路上他只能匆匆占领交通要道，留下大片未占领的地区包围着自己孤单单的一条千里战略进军线，以至不得不沿途不断留下重兵布防。
等他到北京的时候，实际兵力已经不足八万（也有人认为包括新收降的政府军，有接近十五万人，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等他扩充兵力，他又错误地逼反了吴三桂，吴三桂突然动手，一举消灭了他派去接收山海关的一万多人马，逼得李自成亲率大军出征。
所谓大军（他号称二十万），其实也就六万人而已，。
这六万人倒是李的百战精锐，虽然在北京城里的几十天消磨了不少斗志，有他李瞎子亲自带队，还是士气旺盛的。
但他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
一个是吴三桂，李自成大概并没有想到，腐朽不堪的明朝，居然也会有这么一支硕果仅存的、能征惯战的精锐之师。他印象中的明军，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原因自然要归结到十多年前督师蓟辽的袁崇焕的身上，但我们这里没空多说，反正袁蛮子的厉害，大家都晓得一些。吴三桂继承了这笔袁督师的优质遗产，自己又是明末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打仗，比李自成、刘宗敏强太多了），不然哪敢“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时的吴三桂，有两万多步兵，和三万“关宁铁骑”，无论从装备、训练各方面，我认为都比李自成的六万人要强一些，骑兵数量更是远超李部。唯一不及李的，是士气――――前有打疯了的李自成，后有更强大的满鞑子，自己效忠的王朝刚刚被灭，夹缝中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具有李瞎子那不可一世的气焰的。换句话说，他是被迫应战，满脑门子的官司的吴部官兵，一定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的前途特别不值得乐观。
士气是作战的关键因素，吴三桂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于是请满洲出兵。
潘先生的帖中说“五、六万满洲骑兵”，我认为此说不确。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时，已经拥有六万骑兵，几年后，到与袁崇焕决胜时，满兵最多已达到十三万。满洲当时军力正在飞速扩张（内部可能也正是疯狂地生育时期，因为他们急需人口），这些年来对明军又屡战屡胜，从来没有过太大的兵员损失，不可能过了十几年，反而只剩了五、六万骑兵（满洲都是骑兵，没有专门的步兵）。
山海关之战意义重大，多尔衮是以倾国之力参与的，他的兵力，各种记载有分歧，我则认为最少不会少于十二到十五万骑兵。
而率领六万部队出征的李自成，对满兵的黄雀在后，居然完全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唯一的对手，就只有一个吴三桂。这也证明了李自成的过于嚣张、轻敌，否则，满兵原本就在山海关外，他要是稍微精细一点，派斥侯侦察一下，十几万大军埋伏在主战场一侧，就那么不容易发现吗？
轻敌至此，焉能不败？
但话又说回来，不轻敌，李自成也会败。因为他的大顺军，不单人数远不及对方，实力上也比满洲精骑差得太远。
要分析满兵的战斗力，恐怕又要写一两本书，我也无力讲那么详细，总之，“辫子兵天下无敌”是实战中打出来的公认，刚刚从游牧部族中脱胎的、在经年战争中磨炼出来的满洲骑兵，其实力比明朝的政府军或者李自成的流寇，高出太多了。
这种超出对手几个层次的实力，一方面来源于原始游牧部族野性的残留（冷兵器时代，原始人总是比文明人强悍得多，无论从体力上还是战斗精神上，这是生存压力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源于他们以弱抗强的需要：要对付比自己国力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只有超出对手许多倍的战斗力（这一点，李自成就不具备，他只要比对手稍强既可）。还有一方面，则是领袖的能力，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多尔衮，满洲的军事领袖都是惊人的军事天才，比李自成实在是强出太多，这种个人指挥能力应该说也很关键。
这里，突然想讲几句题外话：
记得1990年，我曾在故宫参观过兵器馆展览（可惜这个馆不久就关闭，我后来多次去故宫，再也没见到它开放了），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看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代善、多尔衮等人的装备实物原件。
这其中，努尔哈赤的兵器最大最重，我还记得他的刀，半寸多厚的背，超过一米六长的刃，再加一尺半长、粗得吓人的刀柄，这么沉重、这么长的刀，文字注解居然是“努尔哈赤用过的单刀”！还有他那一人多高、直径超过八公分的弓（是笔直的，弓弦紧贴着弓身，没有我们印象中弓的弯曲度，简直就像一根直的粗树干），宽大得像把小扇子的“枪头”，巴掌那么宽、十几公分长的“箭头”，这些实物一下子颠覆了我对这些冷兵器体积的原有印象――――我从未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可以使用这么沉重的兵器。
同时展出的还有努尔哈赤穿过的锁子甲，看到这件铁衣服，我才明白，使用这些兵器的，是一个何其高大、雄壮的巨人。
有趣的是，皇太极等儿子们使用的兵器，都比努尔哈赤的略小略轻（当然仍然是惊人的宽大、沉重），我只能猜测，也许，努尔哈赤性生活过度，降低了遗传质量，使他的儿子们反而都不及他那么雄壮吧。
展览很有意思，它把“明军使用的箭头”等明军武器故意放在一起（我只记得展出的明军箭头重量为努尔哈赤的御用箭头九分之一），勾起着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感叹。
努尔哈赤的家族难道就是全满洲最强壮的男人吗？好，我们就算是吧，满洲骑兵总体的强健，仍然可以从他与儿子们那些超重量级的巨型兵器中，得出无可怀疑的结论（想想后来八旗子弟衰落的速度，也够令人感慨了）。
而农耕民族的战斗力不及游牧民族。
在长年腐败、饥饿的恐怖环境中求生存的农民流寇，体力上恐怕更要打点折扣。
打过折扣的六万农民，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山海关前苦战整整一天，其间互有胜负。但李瞎子的坐阵与刘宗敏的凶悍，始终鼓舞着弟兄们拚命厮杀。双方都在尽全力将胜利的天平压向自己一方。到下午，双方都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刘宗敏也亲自上阵冲锋了。随着关宁铁骑前锋的后撤，大顺军想必发出了胜利的狂吼吧？
多尔衮按兵不动。
吴三桂只能一再哀求，哀求多尔衮的援兵。
直到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亲自到多尔衮军中，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原本他请满兵来，说好是“借兵”的，这时，却成了投降），而多尔衮也清楚地看到了战场上双方力量都已即将使完，看清了李自成的强弩之末，这才下达了出击命令。
累得筋疲力尽，全靠即将到手的胜利支撑着大家继续作战的大顺军正要准备对吴三桂发起最后一击之际，晴天一声霹雳：辫子兵来了！
不是一点点，是超过自己几倍的、以逸待劳的生力军，是战无不胜的满鞑子！
于是，崩溃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山海关大战本身虽然极富戏剧性，但它只不过是结果，是一种水到渠成。倒是那些早在战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事先就完全决定了这场战役以及今后数十年历史的结局。
那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原因很多，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某些内容，更包括许多这篇帖的篇幅无法容纳的更深的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一旦走入太深的、社会性的理性内容，则不免枯燥乏味，并不适合于网上讨论，所以，我只补一些流露在表面的、军事性的、可以作为谈资的东西。
还是从李自成开始吧。
李自成本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十几年艰苦的流寇生涯，十几年刀头舔血、屡败屡战、出生入死、大起大落的岁月，应当说早已将他磨炼得沉稳老练。即使是1640年以后的连年大胜，也并没有让他完全昏头。
就在他向明朝发起最后的进军前，他还在向明朝求和，条件是明朝承认他那个自封的“王”和他在陕西的地盘，给他一个正式的册封，他甚至为此提出了颇具民族主义精神的交换条件：他的军队可以开赴辽东前线，和政府军并肩“一致对外”，先收拾满鞑子。
这种“先攘外，后安内”的提议，很容易令我们想起不过几十年前的某些往事，甚至连地域上都带着某种巧合，不同的是，李自成当时可不是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在连续几年对政府军的战争中，他甚至占尽上风，他的求和条件，比较来说，更加显得有诚意。
但李自成还是不了解政府，尽管他跟政府已经打了十几年的生死交道。
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反贼只能无条件投降，怎么可以附带裂土封王的无耻条件？这让我大明中央的脸往哪儿搁？
今天，我们会说：作出这种死要面子的决定的皇帝与大臣真是一群猪！不，笨得连猪都不如！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明朝，我们无法明白社会总体价值观念当时已经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那是一个道德高于一切的年代，在虚幻的道德观念与现实的利益之间，明末的君臣们总是选择了一文不值的道德体面。所以，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判，会成为他当汉奸的口实，却没有人去管这谈判对明朝缓冲压力、积蓄实力有多么至关重要，崇祯在流寇与满人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重启与满人的谈判，也要藏着掖着，一旦消息走漏，让那些“忠贞不屈”的大臣们得知，不但谈判被迫流产，还要杀兵部尚书来当替罪羊以谢群臣。这一次又一次机会被道德观念所扼杀，使明朝竟不得不始终在内外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集中力量、分步解决问题的道理，而连这样大的战略都被迫让位于虚幻的道德教条，明朝还怎么可能接受更大的让步，接受李自成这个反贼和他的“边区政府”？
李自成是流寇，流寇的本性，或者说最大的生存技巧，就是见风使舵、利益至上，对于流寇而言，什么道德，什么观念，一切都必须让位于现实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更不用说做一点合理的变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但他还是知道，政府与他有着不同的本质，所以他作出让步，最大的让步：我承认我是臣，你是君，只要你点个头，马上就可以换来半壁江山的稳定，甚至是一支对抗外侮的生力军，这么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买卖，总可以做了吧？
以他流寇出身的现实主义思维，他肯定无法理解朝中那帮神经病怎么会拒绝这么大好的提议。他大概因此而怒发冲冠吧？奶奶的，这么不给面子？行，你不让我做初一，老子索性直接做十五，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
于是，二十万大顺军浩浩荡荡，席卷向东，怒火使他们甚至忘记了稳打稳扎，北京城的煤山上，一根绳子悄悄为那张面子准备好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李自成的求和真的就那么诚心诚意。前面说过，陕西的贫瘠，使他的军需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事实上，他也需要缓冲，朝廷的死要面子，等于把他和朝廷都逼到了短期内非决出个高下不可的境地。
一张虚幻的脸面，逼得政府军和叛军都没有了退路，我想，多尔衮当时大概连大牙都快要笑掉了吧？
吴三桂也很矛盾。
不必说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和他的亲舅舅祖大寿等等等等，一位位他所尊敬的前辈、上司、老师们的下场那么清楚地摆在他面前，单是他统帅山海关以来，他受了朝廷多少气？
以他的精明，对自己防守山海关这份苦差使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他不可能不清楚。同样，身处辽东前线的他，对整个帝国官场的腐败，对整个国内形势的崩溃，也绝对心知肚明。
为这样风雨飘摇、即将倒闭的公司打这份一天到晚受屈憋气的苦工，辽东办事处吴经理的心里，恐怕常常阴雨连绵吧？
他对这个王朝，还残留有多少感情呢？我几乎可以肯定，多年来，他一定是仅仅在凭着军人的本能，或者说一个优秀军事将领的本能，履行着自己的防守职责，不管跟谁作战，他都未见得能打起多少精神来。
朝廷的举棋不定他也知道：有过多次，调辽东精锐平定李、张流寇的提议曾在朝廷进入正式讨论，甚至，朝廷还曾征询过他的意见。
他力陈不可，理由是辽东形势紧张，不可轻调一兵一卒。
这个理由很充分，但我以为，真正的原因，是他有着丰富的对付满鞑子的经验，他知道如果只是消极防守，满洲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而如果去跟李瞎子、张不问拚命，打他也许不擅长的运动战（后来证明运动战他其实也打得不差，虽然不及攻坚），不光没有把握，就算赢了，辽东的老地盘丢了，当不成草头王，他还是划不来。
当然，区区一个总兵人微言轻，朝廷真要决定调他，他也不能真的抗命。但朝廷偏偏哪张面子都不肯丢，向满洲人让步的提议死也通不过，于是，调辽东兵平流寇的想法只能成为美好的梦想。
但这回，形势变了。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连家都守不住了，什么辽东不辽东，什么面子不面子，皇帝都顾不上了。
吴三桂接到了命令，急率山海关部队入京勤王。
我上面说过，吴部有五万多人，这五万多人，是与满鞑子连年作战中考验出来的，是袁蛮子的优质遗产，实力不可小视，而且，辽东官兵，长年在战争中处于防守地位，最擅长凭坚城，用火器（大概对守城那一套太有经验了，后来他们也最擅长攻城），也许运动战他们并不占优，但只要给他们一座城，和足够的火药，就算来他十万满鞑子，也奈何不得他们，祖大寿不就守着大凌河，让皇太极，多尔衮十几倍兵马好几年无计可施吗？
何况，山海关距北京不过一步之遥。
何况，入京勤王从道德上无限崇高，具备着鼓舞士气的一切理由。
更何况，北京城有着全国最坚固的城防工事，库房里堆放着全国最多最强的大炮。
所以，吴三桂如果真是奉命勤王，北京城只怕就要成为李自成的噩梦，而不是山海关！
但吴三桂偏偏没有来：他说他需时间调兵，他花了好多天时间，慢腾腾地招集了队伍，再慢腾腾地出发，行军一整天，才离开山海关八里地。
第二天，消息来了：北京已经陷落。吴三桂立即收兵回关：还好只走了八里路，回家的路不算远。
吴三桂为什么不救北京？
原因很复杂，一定有很多原因我们已无从猜测。但总的来说，他对这个王朝完全、彻底的失望一定是最根本的：换成李瞎子坐龙庭说不定还好得多呢。何况，袁督师不也救过北京吗，还不是给剐了？
那短短的几十天里，吴三桂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煎熬：新来的李瞎子会是个好主子吗？关外的满鞑子会趁虚而入吗？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这一切问题，都只有天知道。
不过最少有一条，他不愿意跟李瞎子为敌，这是肯定的。作为优秀的将领，他既然放弃了给李瞎子一击的最好机会，就证明他已经铁了心跟新政权合作。
等到他得知北京城的情况，得知自己全家的遭遇后，或者说，当他发现李瞎子比那个该死的大明王朝更难合作之后，我想，他一定后悔得要吐血吧？早知道会是这样，老子当时干嘛不带兵勤王？凭着忠君爱国的口号，凭着北京城的城防，凭着你李瞎子立足未稳，凭着北京城还有那些一盘散沙的卫戍部队，绝不能让你个流寇成了器！
可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的吴三桂，已经丧失了一切克敌制胜的先机，甚至，因为放弃他应该为之效忠的王朝，他的部队士气也已经找不到任何足以作为支撑的借口。
除了关外那根救命稻草，他还能指望谁呢？
而多尔衮那笑歪了的嘴里的大牙，又有几颗快保不住了吧？
多尔衮有多尔衮的烦恼。
这位年轻的睿亲王爷，即将迎来他人生中意气风发的黄金岁月，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了很久。
相比而言，在军事上，多尔衮并不具备父亲那样的天纵英才，在政治上，他也不及兄长皇太极那样雄才大略、远虑深谋，甚至，在游牧民族最看重的武勇强悍上，他也远不及代善、阿敏甚至他的侄子豪格等等。
他所有的，是与他的父兄一样冲天的抱负，和独到的沉稳干练－－－－要做大事，就不可贪一时之功，特别是对于他这样表面上缺乏过人天赋的人而言，他的长处，就在于明白这个道理。
他愿意稳打稳扎。
或者说，形势逼得他稳打稳扎：
山海关大战以前，多尔衮曾面临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
难题首先来自内部，来自满洲内部的权力之争。
在努尔哈赤众多的儿子当中，多尔衮年轻本来就偏小，在努尔哈赤年代，尽管他的才华已经开始崭露，但以他十几岁的年龄与浅薄资历，根本不可能排入满洲重量级人物的名单。
即使到了皇太极归天时，已经成为满洲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多尔衮，仍然不能算众望所归－－－－以军功与资历而言，他就远不及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大贝勒们，假如不是代善等人因为满洲内部特有的游戏规则，早已丧失了夺取最高权力的资格的话，怎么也不可能轮到他来坐第一把交椅。
但还有一个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战功卓著的郑亲王，豪格继承皇位的理由远比多尔衮充分。
这一段权力之争的过程与结果，一般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多尔衮绝妙地以退为进，扶立福临登位，最终使自己战胜了对手。换句话说，满洲人通过妥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部的自我消耗，使权力顺利过渡到了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后，又一位强大英武的领袖手中。
对明朝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不幸。
满洲内部的斗争使满洲对明朝暂停了大规模的攻势，假如明朝能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局面也许有改观的可能。
可惜，大明王朝的君臣们早已在道德空谈中，丧失了自救的能力：吴三桂的山海关既然安然无恙，北京城里的饱学重臣们，有什么理由不继续他们忧国忧民的子曰诗云呢？
而现在，多尔衮已经大权在握，满洲的千秋功业，就等着他扬鞭奋起了。
多尔衮仍然不急于行动。
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稳重：尽管经过多年的此消彼长，满洲与明朝的实力对比在不断上升，但他仍然能清楚地看到，以综合国力而言，他还远不具备消灭明朝的实力。
我前面说过，满洲的军队比明朝强大得多，这固然已经为历年战争所证实，但满洲毕竟只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游牧部族，它有限的军队在人数上远远不及明朝。
更何况，一战一役固然取决于军队的强弱，而战争一旦上升到事关两国生死（当时战争的性质的确是两国交战），上升到大国的存亡，起决定作用的，就远不仅仅是军队一时的强弱了。
它比的是综合国力，比的是民族精神与斗志。
论综合国力，满洲远不是明朝的对手。
一方面，刚从原始游牧状态脱胎的满洲，其生产水平相当落后，大力发展军事更使它脆弱而落后的经济不堪重负沉重。
满洲部族本来以游牧与抢掠为生，另外，还依靠互市补充部分短缺。游牧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高标准的军事资源，特别是必须依赖于工业生产的资源（明末时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军队装备早已不局限于古老的弓马刀枪了），抢掠也只能满足部族时代小规模的军事需求，一旦军事力量升级到一定的量级，光靠“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必然无法满足大兵团作战的需要。至于互市，战事既开，满洲便以丧失了明朝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依靠少量商人的走私或者毛文龙之类的官倒，绝不可能给贸易断绝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它唯一的办法，是组织起自己的生产能力。
从满洲此前历次对明作战中，就可以看到，战绩统计中，掠夺人口的多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这正是因为满洲本身不具备高水平的军工生产能力，甚至一般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极端落后，加上全民皆兵，造成自身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越到后来，掠夺而来的汉人奴隶就越成为满洲最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在掠夺的汉人奴隶中，一般人都不分种类，但有一个项目却是满洲每次必然专门开列的，那就是工匠，这也证明了满洲最缺乏的，是懂技术的工人，正是依靠大量掠夺汉人工匠充当奴隶，满洲才得以建立自己的军工生产线，大量生产高水平的兵器、铠甲、重型攻防装备等等。可以说，俘获汉人的多少，成了满洲军事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的生命线。
自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到山海关大战前，粗略统计，满洲掠夺的汉族奴隶已不下百万，同时，征服朝鲜也给它带来了少量稳定的岁入，但光凭这些，要维持它那支日益庞大的军队，仍然是相当吃力的。
我们从满洲军事制度的变化中，也可以感受到满洲所面临的沉重经济压力。
努尔哈赤崛起之初，满洲与所有原始游牧部族一样，实行全民皆兵，一遇战事，所有男性，只要身高超过大车的车轮，无论父子兄弟，都必须披挂上阵。但到他的末期，随着军队增加与战争的扩大，原有的规定已有所改变：他将每三百户编为一牛录，虽然所有成年男子仍然全部保持天然的军人身份，但已经实行轮战制度，战时每户出一丁为兵即可。
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按每户平均，成年男子肯定远不止一人，且满洲正处在军事上升的扩张之初，对战争与掠夺野性的渴求正充斥着部族上下，每遇战争，男性们总是争抢出征的名额，可以肯定完全不存在什么厌战情绪的问题。努尔哈赤在军队人数远不及明朝的情况下，却被迫实行这样的轮战制度，控制军队的规模，其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就是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消耗，非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男子从事生产，以勉强维持脆弱不堪的经济不可。
而它的对手，明朝呢？
那是拥有八千万以上的人口的超级大国（有人认为明朝当时人口可能高达一亿五千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以我的浅见，明朝人口最高峰时也不过一亿左右，经过明末多年战乱，特别是恐怖的瘟疫后，这时人口应该已减少到八千万左右），它拥有成熟的农业与满洲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手工业、商业等等，假如计算GDP，明朝一定是满洲的许多倍。
就在几十年前，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综合经济国力都远胜于中国的日本，也最终输掉了侵华战争（当然，认为中国没有打赢的说法现在遍布网上，但那种没有全局观念、只会计较于某些损失数据对比的迂夫子们的认识，我觉得不值一驳）。而满洲，且不说国力尚不及明朝，就算是军事上，离日本人对中国的优势，也还差得远呢。
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实力弱小的民族战胜文明程度相对强大得多的民族的事例，也数不胜数，其中甚至有许多胜利堪称势如破竹。有什么理由认为弱小的满洲就不能迅速战胜虽然强大，但却百病丛生，早已从自己内部烂掉的明朝呢？
有，这就牵涉到了我前面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民族的精神与斗志，或者说，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传统。
上面曾经说过，明朝是一个被道德观念统制的帝国，这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一方面使明朝固步自封，腐朽僵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却也使整个明朝社会，从上到下，从观念上拥有了抵抗外侮的坚强信念（盲目自大，看不起夷狄边鄙的天朝大国观念，这时也会成为绝不屈服的动力来源）。
其实不仅仅是明朝，综观世界史，中国人，或者我们说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汉族人，主要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强悍善战的民族，但农耕文化的另一方面，安土重迁与强烈的家园意识，也使得这个民族具备了惊人的坚忍与毅力。面对外侮，中国人那种不屈不挠的持久的抵抗精神，放眼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与许多网友不同，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学习历史常常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但我不想就此与持有不同观念的网友进行无谓的、不可能得出结果的争论，所以，我将不回应这方面的质疑与反驳）。
满洲与明朝对抗了那样多年，经验使多尔衮知道，自己的对手具有坚强的毅力，绝不会轻易屈服。在战场上，实力远不及满洲的明军吃过无数的败仗，许多次战役中，士气极其低落的明军尚未交战，就出现大规模的逃跑，按理说，这样的军队，根本没有持久的战斗力。但是恰恰相反，一旦在战场遭到围困，那些本来可能四散而逃的明军士兵反而会英勇起来，拚命抵抗，即使到最后，抵抗已经毫无意义，战斗已经成为单方面的屠杀，许许多多的明军仍然徒劳地挥舞兵器，却不愿投降。
最极端的事例，可例如祖大寿在大凌河、锦州被满洲重兵围了那样久，城里吃光了粮食，就吃战马，吃光了战马，就吃树皮野草老鼠，一切都吃光了，就吃人，吃光了老百姓，就吃受伤患病的军人，直到连健康的军人都不得不自相残杀来分食同伴，明军居然仍未崩溃，虽然他们最终不得不投降，但仍然是成建制的，经统帅下令向敌人投降，而不曾出现整支军队的分崩离析。
山海关大战之前，类似这样惨烈的抵抗，祖大寿可不是唯一的一例！
这样坚忍的抵抗精神，任何对手见了，都不免要胆寒吧？
夷狄！上不得台面的夷狄！这就是明朝人眼中的满鞑子。这也许是被道德文章熏坏了脑袋的汉人的妄自尊大，但这种强烈而不切实际的民族自豪感，却使得向满人投降成了汉人几乎无法接受的彻底堕落。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比方吧：假如我们今天突然脑袋发热，跟美帝国主义打了一打，结果被打五痨七伤，投了降或许可以想像。但若是我们跟越南或者非洲哪个小国打一打，居然也被打得五痨七伤，只怕投降就会是不可想像的事－－－－怎么能向那么不上台面的对手投降呢？奶奶的，老子拚光了也得干下去，不然也太没面子了！
当然，明朝后来还是有不少投降派（自袁崇焕被处死后）－－－－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汉奸，但我们要看主流，满洲征服明朝的战争中，汉人的主流，是拚死抵抗的。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汉民族，本身较缺乏独立的个体反抗精神，如果没有领袖出来带领，常常会懦弱到任人宰割，但只要有识之士敢于出来号召，形成群体，汉人的反抗还是相当英勇顽强的。
我想，满洲人，包括他们的领袖多尔衮，都不会太担心战场上的一时胜负，他们的军队毕竟远胜于汉人，他们最忌惮的，一定是汉人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人数有限的满人一旦发起全面战争，就必须面对的这无穷无尽的抵抗吧？
即便是退一万步，光从军事上来看，除了人数的不足，满洲同样也还有其他问题。
首先，游牧民族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落后的知识文化水平，使满洲在军事上也有它较为片面的缺点。
满洲有决胜沙场、势不可挡的野战骑兵，却不擅长旷日持久的攻坚。而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固有习性，必须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才能日积月累，特别是本身知识文化水平，或者说文明水平较为落后的民族。
比如说吧，即使如努尔哈赤一样天才的军事家，在与明朝政府军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会战（萨尔浒之战）时，仍然犯过许多很低级的错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到，努尔哈赤接战之前，其战术安排本身是完全错误的，他并不具备与具有优势装备的大步兵集团打大会战的经验，因此也根本没有想明白如何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相反，却在来势汹汹的明军面前，选择了被动应付：他居然让自己的一万五千人马放弃骑兵的机动性，改作步兵，大规模挖掘地面壕堑工事，这显然是准备以阵地战阻挡明军。要不是杜松提前出发，造成满洲那一万五千步兵工事未完工即遭到攻击，被迫退出工事，且遭到围攻，努尔哈赤恐怕还不会立即发动骑兵的侧翼进攻。即便是骑兵的侧翼进攻，一开始努尔哈赤也只派了几百人，明显是想牵制明军，掩护自己的步兵撤退，却不料明军如此经不起骑兵的快速攻打，努尔哈赤毕竟是天才的军事家，立即改变整体战术，于是轻易地取得胜利。同样是在杜松战败后，留在河对岸的明军炮营已成了待宰的羔羊，而努尔哈赤居然放弃了这一缴获大批新式武器的机会，挥师而去：他认为满洲人反正不会开大炮，缴获了也没有用处！
结果，仅仅几年后，袁崇焕的大炮，就把努尔哈赤轰下马来。满洲人始终攻不破辽东明军防线，也仅仅因为明军的火器胜过他们。
世界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天才，努尔哈赤尚且如此，多尔衮又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满洲骑兵已经掌握了对付明军的一切制胜手段？游牧民族本来就只会打运动战，经过那样长期的对明战争磨练后，他们虽然已经从经验上、人员上、装备上大大改善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区区一座山海关，一个吴三桂，他们仍然无法干净利落地拿下。
一个吴三桂如此，整个大明王朝呢？还有多少吴三桂，还有多少坚城壁垒？满洲铁骑从未真正、长久地深入大明腹地（有过几次长驱直入的突袭，但地域有限，时间太短），多尔衮并不了解整个明朝的军事防御力量到底有多强。
辽东战线明军一触即溃的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他多尔衮那时才刚脱了开裆裤没多久呢，对他来说，袁崇焕的时代才是他对战争的初体验，关宁铁骑的悍勇，辽东坚城的稳固，想必才是他多尔衮对明战争中最深刻的印象吧？
（我几乎可以断定，辽东明军的表现，一定误导了多尔衮对整个明朝军事力量的判断，正如河南、湖北、陕西一带那些豆腐渣明军的表现，很可能误导李自成对吴三桂实力的判断一样：要不是过于藐视对手，他怎么敢只带六万人就杀向山海关，好像吴三桂正等着被他手到擒来？）
何况，值得多尔衮担心的，光是明朝的政府军吗？李自成呢？张献忠呢？那些反贼们据说都有几十万大军，据说一再打得明朝政府军找不着北（满洲的记载证明，他们一直很重视对明朝的情报工作，对明朝国内的大局，是有一定了解的），他们今天可以跟明朝你死我活，可那毕竟是汉人跟汉人的窝里反，万一他挥师中原，进了人家的老家，天知道汉人们会不会同仇敌忾，联起手来对付他的八旗子弟（事实证明这种担忧绝对必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多尔衮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满洲积蓄起更强的力量，等待明朝国力的崩溃，等待汉人们自相残杀到政府军与反贼两败俱伤，等待明朝军事的崩溃，也等待从明朝内部得到足够强大的同盟军，得到以汉制汉的有力臂助。
否则，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而他偏偏不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他是一个不轻易冒险的人。
山海关大战，为多尔衮提供了他所等待的这一切。
在此以前，我想，多尔衮最不了解的，一定是李自成（张献忠远在南方，尚不在考虑之列，事实也证明，李自成远非张献忠可比）。他最担心的，也是李自成与吴三桂结成同盟，一个吴三桂就够棘手的了，何况比吴三桂更强大的李自成，两强联手，满洲几乎就不可能从他们手中讨到什么好处。
但李自成偏偏昏了头，硬把吴三桂逼成了自己的敌人。病急乱投医的吴三桂，除了向自己的宿敌求援，确实已经没有第二条路。而一旦他将命运寄托于野心勃勃的多尔衮身上，后来的一切就都注定了。
所以，通观这一段历史过程，唯一有可能阻挡住满洲入侵的人，只有李自成，正是他的错误，直接断送了一个国家（间接来说，当然要归结于明朝自己的腐败，那种宏观的分析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那么，是不是说，一场山海关大战就决定了汉满之争的最终结果，经过山海关大战后，明朝（更准确地说是汉民族）就丧失了取胜的一切机会呢？满洲入侵中原后，那么多风起云涌的抵抗，可歌可泣的抗争，就都不再具备战略上的实质意义了吗？
我认为是的。
首先，明朝的力量在山海关之战前，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等从根本上摧毁，唯一残余的吴三桂，反而在这一战后，被逼成了满洲的帮凶。明朝自身的力量，已经不再具备扭转乾坤的能力。反之，满洲却拥有了汉人组成的强大攻坚部队，弥补了自己军事上的不足。
李、张流寇呢？
张献忠似不必谈，从他所有的表现中，我们都能得出绝对可靠的结论：此人成不了大事，无论他怎样蹦达，也无论其气焰一时何等嚣张，他这种人都注定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一时之过眼烟云（这样的人，在历史上还真不少）。
只有李自成，才具备相当的胆略、才能，特别是身为领袖所不可缺少的强大人格魅力。
但他也有许多致命的毛病，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许多，没有谈到的，则是他那貎似强大的庞大势力中，所暗藏的极不稳定的因素。
从山海关战败之后，他的部队迅速出现的分崩离析中足以看到，连接大顺军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纽带是何其脆弱：
他刚刚招降的十几万明朝政府军立即抛弃了他。这毫不奇怪，因为姜襄之类的地方大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诚意地归顺，急于进军的李自成既然不肯腾出精力与时间，将这些势力认真地改组，与自己的人马真正融合为一体，反而让他们独立地保留自己的全部势力，使归顺仅仅成为一种名义上的承认，则一旦李自成战败，拥有十万大军的姜襄（以及其他军阀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屈居于败军之将手下？（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李自成一人，他的重要臂助，如牛金星、刘宗敏、李过等等，都在极力促成他的操切，整个大顺军当时正陷入盲目而疯狂的急功近利，居然只有一个田见秀坚持稳步的进取思路，但那时大顺政权早已是新贵当道，像田见秀这样的老土匪，反而人微言轻了。）
其他流寇旧部呢，就更不用说了：李自成吞并他们时，所采用的手段，基本上来说，是相当不光明正大的，换句话说，作为流寇，他做事的手段违背了黑道规矩，各股势力对他的跟随，更多地带有屈辱与无可奈何，对李瞎子，他们更多的，恐怕不是尊敬，而是敢怒不敢言。
这其中，罗汝才的死对李自成号召力的打击恐怕是最严重的。
平心而论，罗汝才算不上什么英雄人物，他并不具备真正的领袖能力，其人马虽多，但比起李自成，却更加是彻底的流寇，并无真正的严密组织与坚强的战斗力。他自己显然也不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糊涂人，他知道自己在能力上远不及李自成，所以，当李自成重入河南，开辟起事业的高峰之际，比他人马更多的罗汝才不但愿意与他组成李罗联军，而且自甘居于人下，担任李自成名义上的副手（李称大元帅，罗称副元帅），这种大集团联合的示范效应，也由此带来了各路流寇入伙加盟的高潮。
然而，两大帮派的联合毕竟更多地局限在名义上，本身具有庞大势力的罗汝才至少会要求大致的平起平坐，而绝无理由成为李自成帐下听凭调遣的武弁，或者，这个老资格的惯匪（早在荥阳大会的时候，罗汝才就已经是十三家中独树大旗的大首领之一，而李自成不过是高盟主手下一个头目而已，两个人根本不在同一级别）还在幻想着这是两个山头按黑道规矩组成坐地分赃的联盟呢。他肯定不曾看清楚，自己的盟友从思想上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流寇，梦想的是改朝换代的千秋大业－－－－皇帝不需要盟友，只需要臣子或者说走狗啊！
你不想当臣子，不想当走狗，就是自取死路。
于是，罗汝才死于李自成的诱杀。
但李自成操之过急了，他抵估了罗汝才的分量：罗也许没有多少真本事，但这个人却有个特别的长处，就是在黑道上名望大大的－－－－打个比方吧，要是水浒中的哪个山寨胆边生毛，居然敢杀掉及时雨宋公明哥哥，这个山寨在黑道上的前途，肯定很不光明。
李自成杀掉罗汝才，也只会换来同样的结果：不光被迫附从于他的罗部人马，其他各路入伙的流寇，看到罗老大的下场，对他李瞎子，能不起唇亡齿寒之心吗？他们毕竟是土匪，黑道规矩早已深入他们的价值观念了。
这种暗地里的离心离德，其实早有苗头，比如小袁营前来投靠的几万人马，就曾试图脱离李自成而去，但那时李自成还足够强大，他毫不犹豫地杀一儆百，把这股“叛徒”全部围歼。这场杀戮是如此轻而易举，也使李自成未能充分认识到部下潜在的反抗情绪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他不知道身边那一片歌颂之声中，其实有许多仅仅是出于恐惧。
一旦他的势如破竹在山海关划上句号，潜藏在大顺军内部，早已酝酿多时的反叛情绪也就无可避免地爆发了，短短几十天内，原属其他归顺流寇的反贼们，纷纷抛弃了这位大顺皇帝，极端的时候，李自成居然可以发现，自己头一天身边还有近十万人，一夜过去，就跑得只剩了四万！
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时刻，红了眼的李自成居然还杀死李岩（许多人对李自成这个过于低级的错误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其实，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流寇而言，接踵而来的失败足以令他的头脑无法理解，以致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疯狂膨胀），结果，连刘宗敏等人也带着大部队弃他而去。
那是他大顺军的核心部队，本来应该是他李自成的铁杆手下的。
他那一时兴旺无比的庞大队伍，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其实，杀盟友也好，收降兵也好，错斩部属也好，对于一个打天下的未来之君，都未见得就会成为自取灭亡之道，开国之君的手，有几个不曾沾满自己人的鲜血？但前提是你要有充分的准备，要等待条件的成熟。而李自成，未等自己的绝对权威完全树立，未做好各部分下属的充分融合，未等到流寇本质完全被正规军化，失之操切，终于将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放大到了致命的地步。
明末唯一一个具有开国条件的汉人领袖，就这样自己断送了自己。
而李自成的分崩离析，也使满洲的入侵，失去了唯一具有足够号召力的对手。
失去了李自成，汉民族的抵抗已成余波。
这种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在内斗中消耗殆尽的汉民族，在迟来的民族主义大旗下，不分阶层与来源，迅速团结到了南明王朝的旗帜下－－－－面对外侮，面对民族生死存亡，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足以压倒一切，换句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叫做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
可惜，他们消耗得太大，团结得太晚。
历史上，中国的王朝在总体上崩溃后，通常残余力量无法坚持过长的抵抗，但满洲平定汉人的大规模军事反抗，即使不算孤悬海外的台湾，也花了近三十年时间。这正是由民族矛盾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其中，南明政府军的抵抗反而并非主力，腐朽的南明，虽有史可法之类不懂军事的忠烈，以及左良玉、何腾蛟之类懂军事的悍将，但几乎没有对满洲的攻势取得任何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抵抗成果。
真正可歌可泣的抵抗，一方面是各地有名望的士绅组织民兵进行的地方保卫战，虽然零散，却给多尔衮的满汉联军带来过相当的麻烦。
另一股力量，或者说真正的中坚，则是原李、张的流寇残部。
如果我们重读南明的抵抗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战最英勇、最持久、最顽强的部队，恰恰是过去明朝的敌人，李过、李定国、李来亨、郝摇旗等人的部队。
反贼与政府军是死敌，反贼内部，李瞎子与张不问也是死敌。而一旦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李自成的余部李过、李来亨、郝摇旗等，却与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部结成了最坚强的同盟军，他们放弃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不问的大西政权，统一奉南明王朝为主，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英勇作战，持续达二十多年，并曾取得过相当的战果，其勇烈与坚强程度，令南明所有的政府部队望尘莫及。
假如没有山海关大战，假如李自成不曾死掉，以他那远远超出李定国等人的才能与号召力，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以上的拉拉杂杂，是为我对前面潘先生关于李自成与满洲骑兵比较的回答，内容上，也许有不少超出了回答的范围，原因是我就有那么罗嗦。并不是不曾想改掉这种唐僧毛病，可惜，现在尚未改掉，只好请看帖看烦了的朋友原谅一下。
好了，下雨收衣服了，我也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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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民兄：
最近一直在北京出差，宾馆上网不大方便，刚看到你把我那么久以前的帖子汇总重发，我非常感谢你。
这个长帖我当时写得真有点辛苦，有兄台这样的盛情青眯，作为作者，我心里自然会有一番辛苦得到认可的满足感。但感谢之余，还是想说一句：有点过了，这样的帖子，不值得如此。
网上讨论，原不是作科学论文，我写这个帖，也是抱着这个心态，于是光凭记忆与一时的感觉，信马由缰，不曾有过真正严谨的态度，今天重看，发现里面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但毕竟是网上讨论，我也不打算再认真一番，错漏浅薄且由它去，也懒得再改。只是，看帖的朋友万不可以此为据，闲来读读解闷可以，真要了解历史，还是看史书的好。
又：兄台转帖时，仿佛是转丢了其中几段（自谈李自成起），我本不赞成转这种信手写来的网上口水帖，因为其缺少严谨作风，但若转了，但少了某些内容，意思会更加不完整，那对看帖的朋友更可能造成误导。所以，还是补足可能好些。
边民兄，再次感谢你了。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