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
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洪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方舟子， 福建人， 1990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 1995 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业余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并撰写文史，科普小品， 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杂志。
评说惨烈空前的扬州保卫战(上）
诗曰：“晚风班马声，空山鹤泣鸣。”
“哀哉难中人，孤城何以济？”
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乃是南明军民反抗满清侵略斗争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当年，英勇不屈的南明儿女，在古老美丽的扬州城上，抛头颅洒热血，“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用生命构筑起这座可歌可泣的英雄之城。
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年二月初八日），满清的二十万大军在取得了潼关大捷，歼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主力之后，摄政王多尔衮遂令英亲王阿济格统兵十万，继续追剿大顺军残部；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兵十万，挥师南下，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南明弘光朝廷；固山额真准塔统兵五万由东路，策应迂回之。
二月十四日，多铎率师出潼关，驱兵河南洛阳。
三月初五日，多铎部占领归德（今河南商丘）。
三月二十三日，宁南侯总兵左良玉焚烧武昌城，以“清君侧”为名，讨伐南明弘光朝廷臣辅马士英，率师顺江东下，直逼南京。不久，李自成的大顺军乘武昌空虚，由丐阳入城，清阿济格部则尾随而至。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病死于九江舟中，部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继续东下。
四月初五日，多铎部由归德南下，直指江苏之泗州。“沿途州县，望风归附。”与此同时，固山额真准塔部，沿运河水路并进，直取宿迁，通州，欲与多铎部会师于扬州。
扬州乃长江以北重镇，亦是南明弘光朝廷首都南京之门户，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欲扼守扬州，又谈何容易？
因为，左良玉部的东下和多铎部的南下，使得淮扬一线的军事形势发生突变。在这种形势之下，南明弘光朝廷有可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据李清《南渡录》载：当左良玉部东下和多铎部南下之时，弘光帝曾召对群臣商议对策。‘姚思孝，乔可聘，成友谦奏曰：“左良玉部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
弘光帝曰：‘刘良佐兵还宜留江北防守。’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马士英曰：‘尔辈东林，犹借口防北，欲纵左逆入犯耶？臣已调良佐过江南矣！宁死虏，未死逆。’帝默然。’”“遂上谕：‘兵部添右侍郎阮大成，总兵黄得功，池口总兵方安国御左（良玉）。兵部尚书兼淮扬督师史可法仍督扬，泗。”
弘光帝和马士英将黄得功部和刘良佐部，由淮扬一线调往江南，抵御左良玉军，这实质上放弃了江北防线。因为，按照马士英等人的逻辑：来自北面的清军，尚可以通过割地讲和调解之。而对东下的左良玉军绝无一点妥协之意。此举，正是弘光朝“联虏平寇”国策之使然。
我们综观南明弘光朝的历史可知，“联虏平寇”始终是其基本国策。而反观满清，自其入关之后，便视统一华夏为即定方针，但在具体的策略上，则是灵活多变。早在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六月初），清廷在北京发布诏书曰：“南北通好讲和。”即承认南明弘光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满清居心叵测的韬光养晦之计。
因满清人口尚少，兵力亦有限。所以，清军不可能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对南明弘光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同时东西两面作战。为此，清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决定将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待养足力气，伺机消灭南明弘光朝，从而一举安定东南之局。
由此可见，多尔衮不愧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弘光帝和马士英等“联虏平寇”国策的实质，乃是偏据东南，以求自保。
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而言，自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四月二十九日）的山海关之战大败后，便逃离北京，仓皇西撤。李自成一面抵御清军的尾随追击，一面设法与南明弘光朝联络，企望“联手抗清”。然而，后者却不屑一顾。
凭心而论，弘光帝朱由崧也未必注定成为亡国之君。他甚至有可能像他的祖先那样，一统天下。因为，此时南明弘光朝仍然控制着淮河以南至东南的大片疆土，尤其拥有比中原更富庶的江南一带。遗憾的是，朱由崧不是一个有大志之人。自登基以来，他满足于偏据东南而苟且偷安。一相情愿地将复国的梦想寄托于与满清的“媾和”“以对流贼。”除此之外，便整日于红粉与美酒间打发着帝王人生。
其实，作为南明弘光朝的首辅大臣，史可法也莫不是“联虏平寇”国策的始作俑者。
早在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五月十一日），兵部尚书史可法奉福王朱由崧（此时朱尚未称帝）之命，出任淮扬督师以总督江北四镇时，曾信心满怀地说：“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欲定立报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南则为澄清关陕之围，一举而遂归全盛耳！”（史可法《请行微辞书》）史可法这“临危受命”而“报国图强”之志向，虽诚可嘉，然而，在他的心目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才是南明弘光朝的头号敌人。他在《答多尔衮书》中说：“（大顺）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并希望与满清“联兵西讨”。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士英可谓步调一致。（马士英曾疏云：“应联合北朝，共对流贼。”）
因而，作为淮扬一线抵御清军南下的督师（总指挥），史可法在军事防御部署上，必然是自强不足而保守有余。
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年三月初），史可法在一道奏章中曾云：“以淮扬，庐，泗自守，而以凤，滁为进取之基。”具体的防御部署是：兴平伯，总兵高杰部（此前，因为四镇内讧，高杰已于同年正月十一日，被总兵许定国设伏兵杀之。许遂降于清。高营兵将则由淮扬总督卫膺文通领。）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兵力三万；靖南伯，总兵黄得功部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兵力四万；广昌伯，总兵刘良佐部镇守凤阳，青州地区，兵力三万。以上三镇互为策应，以抵御清军多铎部。东平伯，总兵刘泽清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兵力三万，以抵御清军固山额真准塔部。另由宁南侯，总兵左良玉部（后因左军东下，此防御区遂成泡影）镇守武昌地区，兵力约二十万（号称八十万），以抵御清军阿济格部及李自成的大顺军（兵力约二十万）。此外，史可法又选派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身，胡茂桢为总兵官。总兵刘肇基驻高家集，总兵李栖凤守睢宁，总兵张天禄驻瓜州。
由此可见，史可法的守御方针，乃是以淮河为界，偏安东南。却将河南，山东这一巨大的缓冲地域，拱手让给了满清。
现就淮扬一线，满清与南明弘光朝的军事事态，做一番简单的分析。
先看双方的兵力对比：清多铎部和固山额真准塔部共约十五万人；南明弘光朝四镇，加上驻扎在淮河以南，扬州城以北的李成栋，李栖凤等部约三十万人。（但由于左良玉军的东下，将黄得功部和刘良佐部调往江南，致使淮扬一线，仅有约二十三万人。）
再看双方的士气对比：清多铎部自潼关大战，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主力之后士气大增，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反观南明弘光朝，且不论其各军事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单从与清军的交战记录看，除了黄得功外，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均是满清手下的败将，其士气之低靡，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从作战的地形看，淮河以南，扬州以北一线，均是广阔的平原，且交通畅达。这对满清骑兵部队的快速灵活的迂回作战，显然是有利的。而无天然屏障依托的南明军，欲抵御清军的快速推进，其困难程度自不待言。
从战略的角度看，对史可法固守淮扬一线的战略方针，南明弘光朝的有识之士亦颇有微词。其中，九江总督袁继咸颇有远见。他认为，“……以西北之势，足起东南……襄阳则必争之地。若守襄阳，则必宿重兵。”河南巡按陈潜夫也认为，“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商丘令梁以樟也曾向史可法建议：“守江非策也。公今以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以图山陕。……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即欲偏安，不可得矣！”然而，史可法“虽然之，却以为不可行。”
我们说，军事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同样，战争也是一个充满必然与偶然的领域，它是力量的角逐，更是智慧的较量。所以，谋略运用是战争活动的核心和灵魂。所谓“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是也。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南明弘光朝无疑处于全线防御的态势。但进攻与防御这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的。因而，在防御中也会有进攻的因素。即可在决定点上，通过巧妙调遣部队，造成相对优势。
如前所述，如果南明军趁清军主力移师陕西与大顺军决一胜负，致使山东，河南留下广阔空间时，集中优势兵力，直趋黄河以北，变劣势为优势，使清军首尾不得相顾，极有可能会改变当时对南明军不利的战争局面。不幸的是，南明弘光朝却丧失了这有利的战机，而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待清军消灭了大顺军主力而挥师东南之时，南明军则连回天之力亦无矣！诚如袁继咸所言：“闯为虏破，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史可法制定固守淮扬一线的战略方针，也许自有他的苦衷。众所周知，他虽说是南明弘光朝的首辅大臣，但由于他在拥立之争中败北，致使其在朝廷中处于被马士英等权臣排挤的境地。加之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江北四镇，飞扬跋扈横行江淮，左良玉盘踞于长江中游而拥兵自重，以及朝廷权贵们的腐败与钩心斗角，他虽然以督师之名北上，却指挥不了江北四镇。（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是时，四镇负固一隅，故北兵之来，势如破竹。”）
〈六韬〉中曰：“韬者，藏义……谓文事先于武备也。”我们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能力的强弱，也同样显示出民族的政治命运。同样，南明弘光朝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其战争能力的极度脆弱。弘光帝实乃一无所事事之昏君。他政治上毫无主见而一味任凭马士英，阮大铖等为所欲为。古人云：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因而，战争的最终胜负，皆取决于政治的强弱。再则，南明弘光朝在经济上，也呈捉襟见肘之势。据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时南明弘光朝“天下兵马与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库存银尚一千有零耳。”（当时弘光朝所需开支约1000万两，而税收仅收到800万两而已。）且问，南明弘光朝这政治之腐败与经济之困境，若与敌战之，焉能胜乎？所谓“国富方能强兵”耳！
让我们的目光再次投向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年），这多事之秋吧。
四月十三日，清多铎部兵临泗州城下，形势万分危机。此时，正在天长督战的史可法“急以血书投兵部。（弘光）帝诏曰：‘上游急则扑上游，下游急则袭北兵。’”（李清〈南渡录〉）
又据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当清军进逼淮扬一线之时，“马士英请潜招黔兵入卫，为走贵阳计。”看来，马士英等无论是对剿逆（左良玉军），还是讨虏（清军），均已丧失了信心。
两天后，清多铎部攻克泗州城，总兵李遇春降清。与此同时，清固山额真准塔部进逼淮安。史可法同副将史德威由天长“一夜一日冒雨拖泥”直奔扬州临阵督战。
此时，黄得功“驻师荻港，破左梦庚于铜陵。梦庚率兵十三万降北。”（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可见，由左良玉引起的内讧，满清是最大的受益者。
四月十七日，在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清多铎部之先头部队在尼堪的指挥下，至扬州城下二十里处下营。
同日，多铎发布〈檄谕故明南方诸臣〉：“不能灭贼复仇；拥众扰民，自生反侧；无明帝遗诏擅立福王，三罪。”
惨烈空前的扬州保卫战，终于拉开了南明军民抗清斗争的帷幕！（待续）
评说惨烈空前的扬州保卫战（中）
诗曰：“孤城卧老长干月，破袖被残大漠荒。”
“共是异心生死隔，西风吹泪血成行。”
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四月十七日），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兼淮扬督师史可法，奔至扬州城后，不顾鞍马劳顿，调兵遣将欲与清军作最后一搏。然而，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清军额山固真准塔部兵临淮安城之时，东平伯，总兵刘泽清已望风而逃（后降于清）；靖南伯，总兵黄得功尚在铜陵；广昌伯，总兵刘良左率部逃至南京。至于兴平伯，总兵高杰部除了副总兵庄子固尚在徐州以南驻扎外，其他诸将，如副总兵李成栋，副将杨绳武皆率部弃城南逃。（在扬州，同日深夜，高杰部将已拥高杰之妻儿逃离城外。）
此时，清多铎部的先头部队在尼堪的指挥下，每日推进五十里，直趋扬州。所以，当史可法“邀令诸将回援”扬州时，仅有总兵刘肇基率部4000人，副总兵庄子固率部700人而至。
总兵刘肇基可谓是史可法的患难之交。据《明史。刘肇基传》载：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南明弘光朝初立之时，刘虽有报国之志，却难有施展之时。他在南京时，仅充任南京大较场的总教官而已。所以，当史可法出任淮扬督师时，刘便“请从征，加左都督太子太保。”清兵抵扬州，“可法邀令诸将回援，独肇基自白洋河趋仆。”
刘肇基率部4000人至扬州后，向史可法建议乘清军主力未至，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曰：“锐气不可轻试，倚援军至，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史可法遂令扬州城内南明军民，夜以继日构筑城防工事：沿四周城墙堞口处建造木制炮台，在防御清兵的同时，等待援兵至。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加之人力有限，南明军民未能在城墙外，挖掘壕沟和陷马坑等必要的设施。
那么，刘肇基出城一战的建议，到底有几分胜算？
孙子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墨子亦云：“守城者以亟敌为上。”从当时的形势看，尼堪指挥的先头部队，仅有数千人而已。倘若扬州城内的南明守军，在防御中做到守中有攻，积极出击，即于深夜时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迂回敌之一翼，应该说有一定的成功把握的。反之，延日持久，以待援兵，实为下策。不过前提是，必须有其他南明军策应之，方能奏效。遗憾的是，这个因素，并不存在。因此，即使南明军冲出了扬州城，若清军至，则必败无疑矣！
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我以为，史可法固守扬州城，以待援军之作战策略，即未能实施以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敌人的作战方式，也未能上下治心，反而制于人矣！
诚如顾炎武所言：“国家当绝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用矣，患不专用之。而专且效矣，赖徒其官，而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败，而国随之悲矣！”
如前所述，当清军压境之时，刘良佐部和刘泽清部或闻风而逃，或罢兵降清。虽然，当时淮河以南扬州前沿的防线上，仍有总兵张天禄，张天福率部二万驻扎于瓜州；李栖凤，李成栋也率部二万驻扎于睢宁，另安庆和凤阳一线也各驻军一万。但是，张天禄，张天福，李栖凤，李成栋等早就有降清之意。至于安庆和凤阳之南明驻军，皆直接听命于马士英调遣以拱卫南京，不可能入援扬州。因此，用人不当之责任，固然不能归咎于史可法一人，但是作为淮扬督师，史对其部将仅“赖徒其官，而不竟其事”，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再则，当清军兵临扬州城下之时，南明弘光朝也曾考虑，派援军解救扬州之围。据李清《三垣笔记》载：“（弘光）帝召对群臣于南京武英殿，命内臣卢九德督扬州，又命山东总督王永吉，总兵刘良佐（刘此时已率兵逃回南京驻扎）等合兵援扬州。”但我们稍加分析便知，弘光帝召对群臣商议援救扬州的时间是四月二十八日，而在四月二十四日这天夜里，清军便已攻克了扬州城。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援军如期而至，又岂能解扬州城之围乎？
从另一方面看，也许当清军兵临扬州城下之时，南京方面就已与扬州失去了联络，甚至史可法当时也尚不清楚，若惊弓之鸟的刘良佐部已逃往南京，刘泽清欲求富贵亦降于清？
所以，史可法等待援军的想法，不过是一相情愿而已。
四月十八日，清豫亲王多铎遣南明降将李遇春至扬州城下，劝说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派其副将史德威与之对话，拒降。（史德威传史可法语曰：“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廷，无益也。”）当李遇春复言，史可法可效法洪承畴而归于清时，史可法便令弓箭手射之，李狼狈而逃。（见《世祖实录》）
第二天，由于原高杰部将李本深，杨承祖的降清，使形势变得愈加严峻。这是，早已降清的许定国献计于多铎曰：“扬州无援，更得数日可破。”作为原南明的总兵官，许定国对南明弘光朝镇将之间的互相倾扎，勾心斗角，可谓了如指掌。（《世祖实录》云：“定国以罪投降本朝，请兵南征，益见南中之绝，无悍御也。”）本来多铎一直担心，若清军主力贸然深入，会招致来自于其两翼之南明军的夹击。现在，随着一些南明军诸将的不战而降，使得他对实现一举攻克扬州城，进逼南京的战略计划，充满了信心。
四月二十日，清多铎部主力进驻扬州城以北之斑竹园。此时，清之十万大军如铁桶般包围了扬州城。当时多铎之所以未立即下达攻克扬州城的命令，乃是等待拥有红夷大炮的神机营的到来。因为他很清楚，尽管满清的八旗骑兵，一路上所向无敌，但却缺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加之拥有火炮装置的南明守军以逸待劳。所以，欲一举拿下扬州城，没有重炮助攻，是极其困难的。至于云梯的战术，则不能单独作战，必须集结大量的云梯于对方失石的攻击范围之外，然后由火炮先行攻击城墙，待削弱对方的防御力量后，方由云梯部队冲锋。
是时，扬州城内的南明守军仅有总兵刘肇基部4000人，副总兵庄子固部700人，遵义知府何刚指挥的忠贯营1000人，加上其他南明散兵，共计一万人而已。
然而，更严重的是人心涣散。据李清《三垣笔记》载：此时，来自瓜州的难民纷纷涌入扬州城内。那些混入难民中的南明军的散兵游勇，则乘机劫财劫物为所欲为。使得城中百姓苦不堪言。“百姓初不辩（围城）为清兵，为镇兵，为乱兵也。”因而，人心惶惶。
然而，清军却成功地赢得了时间。多铎部之尼堪部，拜君图部，赖图部，阿山部，正厉兵秣马于扬州城下。
不过，在攻城之前，多铎仍是军事威胁与政治攻心双管齐下。
或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我们说，用兵的上策，乃是政治谋略战胜敌人。
一般来说，用政治手段摧毁对手，有三种方法。一是政治攻心，二是用外交手段，三是军事征服。
因而，军事征服，不过是为政治目的的实施开道而已。
这天，史可法收到多铎“劝南明辅臣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膺文等投降书”。“可法不启封，置之火中。”
四月二十一日，驻扎瓜州一带的南明总兵张天禄，张天福率部降清。同一天，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高歧凤率部6000人从睢宁入扬州城。但李高二人不是来增援而是来劝降史可法的。
对于李高二人的劝降，史可法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斥责曰：“此城乃我死所，公欲图富贵，请自便。”看来史可法已知大势所去，决意以身殉国。悲哉！
据《甲申朝事小记》载：“史可法传副将史德威入内。二人相持，史恸哭曰：‘拼死以报国家，尔我同有次心，甚可嘉赖。’乃拜德威为后嗣。德威伏地泣曰：‘德威自有宗谱，况无父母命，安敢为他人后？相国为国杀身，德威义当同死，何敢偷生。’史泣曰：‘我为我国亡，子为我家存。余以父母大事属于，予可勿辞。’史遂拜书《遗表》一道，以上朝廷；又手勒《遗书》五封，一遗豫亲王多铎，一遗上夫人，一遗叔伯兄弟，一遗夫人，一遗德威。”其《遗豫亲王书》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又其《遗夫人书》曰：“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言，约当于九泉相候也。”
四月二十二日，史可法下令全力扼守扬州旧城。是时，旧城内守备森严，各城门均有重兵把守。“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守旧城，总兵刘肇基守北门，西门险要史可法自守之。”
然而，此时放弃新城而退守旧城，无疑是史可法战术上的又一败笔。
陈规在《守城录》中曰：“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失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而“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加之，此时李栖凤，监军高，胡尚文，韩尚良已率部4000人降清，使得扬州城内的守备雪上加霜。城陷，指日可待矣！
四月二十三日，多铎下令神机营用红夷大炮轰击扬州城。
交战之初，南明守军掌握了主动权。“史可法拜祷天地，以沿城墙之重炮反击之，死伤清兵数千人。”“总兵刘肇基亦发炮伤围者。”（《甲申朝事小记》）“副将马应魁领旗鼓，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明通鉴》）
不过，双方互用大炮攻击之时，南明守军的弱点也暴露无遗。
因为，对南明守军而言，由于城面狭窄，很难安置大炮，且容纳数量有限。而清军的攻城部队由于处于城外，地域视野均开阔，可集中众多大炮攻击城头的某一目标。诚如陈规在《守城录》中所言：“凡攻守之城，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待续）
评说惨烈空前的扬州保卫战（下）
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清军的炮火压住了南明军的炮火之后，多铎遂令清兵在炮火的掩护下，轮番冲至城墙根下，以躲避南明守军的大炮火力网，企图借云梯翻城突破。南明守军遂在城上用弓箭，檑木，垒石抵御清兵。城内百姓中年轻力壮者，也积极参战。老弱妇幼纷纷拆房挖墙，将檑木，垒石源源不断地运往城头。此时，清军仍继续四面围攻，放炮屡毁城墙雉堞，守城军民则以草袋盛土设障修补之。
四月二十四日晨，史可法便城发告示曰：“此守城，皆我一人当之，不累百姓。”时，城内粮食供给紧急，南明将士便以草根，野菜充饥。“史可法亦与众将士共餐。”
又传，抵御清南巡军小捷，史可法”更加额以贺。“然而，他高兴的太早了，也太迟了。白天南明军的小胜，不过是回光返照，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多铎正在寻找攻城的最佳突破口。
我们说，战争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攻守之道。而攻城之道之核心，乃是攻击目标的选择。同日夜，清军开始集中红夷大炮，连续轰击扬州城西北隅之城墙。这时，城墙突然崩塌，顿时，“失石如雨，尸积如山。”清军踏尸为梯（因城下尸体越堆越高，加之上端城墙已塌，故清军不需云梯就能踏尸爬上城头。）“籍以登城，蜂拥而上。”又据史载，城墙崩溃后，突然下起大雨。南明守城军民冒雨“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颈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先是督镇已城狭，炮不得展，城堞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时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仆仆板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轻，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王秀楚《扬州十日》）
此时，城内火光四起，火炮之轰鸣声，众人之呼喊声，撼天动地。被击伤而未死者，其痛苦呻吟之状，惨不忍睹！
清军破城而入后，南明军民遂与之展开殊死的巷战。
巷战的特点，一是作战空间小。由于作战部队被分割多处，且城市建筑物多，街道纵横交错，使得作战展开地幅狭小。二是作战节奏快，且多是一对一的单兵肉搏作战方式。众所周知，满清八旗兵擅长的是在广阔作战区域中的骑兵作战。他们对城市攻坚战，尤其是短兵巷战，尤为陌生。
从单一的作战方式看，巷战对南明守军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满清八旗兵大都骑马持戈作战。其虽飘忽出没不定，但南明军可以以己之长避彼之短：先借助房舍隐躯而旋其左右，然后，伺机持刀戈作鱼贯雁行，直冲敌之马前，用戈刺其上，刀砍马足。（不过，即便如此，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实难改变战争的事态。）
入城清军的先头部队，是由南明降将许定国，李栖凤，杨绳武指挥的伪军打头阵的。后续大部队才是满清强悍的八旗骑兵部队。
然而面对强敌，南明军民毫不畏惧。古人云：“夫战者，气也。”此刻，对南明军民而言，其同仇敌忾之源，一是尽忠报国之气，一是知恩而报之气。据《明史。史可法传》载：设四镇之初，“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欲驻扬州。高杰先至，大杀掠，尸横野。命史（可法）前往调解之，乃诣杰。……扬州以安，可法仍开府扬州。”。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时遵义知府何刚，隶史可法军中。刚得以遇知己，“誓同生死，扬州围，则泣曰：‘刚誓与此城存亡，安敢背公。’”
总兵刘肇基扼守的北门被清军攻破后，刘遂率余部400人退入城内，借助房舍，牌楼与清军展开巷战。在肉搏中，刘肇基等“格杀清兵数百人。”此刻，刘肇基可谓“集国仇与家仇于一身。”（据史载：当他奉史可法之命率部4000人自白洋河援扬州而路过高邮时，的知妻儿已为清军所屠。）
与此同时，副总兵马应魁也率百余人与清兵厮杀于街头巷尾。
不幸的是，在强悍的清军骑兵冲击下，刘肇基，马应魁极其部属均在巷战中遇难。副总兵庄子固本欲拥史可法等出城突围，“盖奔东门外，（清兵）追近不能出，欲奔南关”遂遇清兵，庄子固等皆战死。另有副将乙邦才，在巷战时身中数失而死。（乙邦才，字奇山，山东青州人。该将以作战娆勇著称。）在巷战中，以身殉国的南明将士“又有副总兵楼挺，汪应龙，李豫，参将陶国阼，冯国用，陈光玉，李隆，许纯志；游击将军李大忠，张开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总旗戴之藩；义兵张有德等，或战死或自杀。”（《明通鉴》）
那些惨遭满清血腥屠杀而未载于史书者，又何止成千上万？
或曰：“临危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江都知县罗伏龙，清军围扬州，史可法谓伏龙可亟去，伏龙曰：“大丈夫岂可临难苟免？”城破死之。梁以屹，扬州人，崇祯年进士。扬州破，被清兵执，“乘间身缢死。”又有南明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还有南明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甲申朝事小记》）
呜呼！南明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四月十五日，清豫亲王多铎亲率主力杀入扬州城。而后，他“亲坐新城南门楼上督镇。”时，“淮扬总督卫膺文赴水死。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端坐堂，遂见杀，合家男妇尽赴井死。遵义知府何刚投井死。两淮盐运使杨振熙，监赏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恩成，皆殉城。都指挥使同知曲从直，与其子死于东门。都指挥使同知王缵爵亦死之。幕客卢渭，诸生高孝缵，王大秀，王缵，王续，医士陈天拔，画士陆愉，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也殉城。”（《明通鉴》）
又据史载：南明军民中除了战死和自杀者外，出家为僧者，也不在少数。更有许多良家女子或被清兵掠去，或奸杀之。
史可法决意与扬州城同归于尽。
是时，西门城楼上“史可法知大势已去，乃与史德威诀。持刀自刎，参将许谨双手抱住，血贱衣袂，未绝，复令史德威刃之，德威不忍如。相持昏厥间，谨同数十人拥可法下城，至东门，谨等被乱箭射死。史问：‘前驱为谁？’德威以豫王答之。史大呼：‘史可法在此！”北兵惊愕，众前。执赴新城南门楼上。豫王相持如宾，口呼先生，曰：‘前书再三拜请，具蒙叱回，今忠义即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怒曰：‘我乃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躯，愿速死以从帝于地下。’豫王曰：‘即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史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以宽大，万不杀。’遂慨然就义于扬州南门城楼上，时年四十四岁。”
史可法英勇就义后，豫亲王多铎以南明军民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其《谕书》曰：“昨大兵至淮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淮扬可鉴！”
屠城令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街中尸体陈横，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为尸体所添满。”“查焚尸簿记载，前后共计八十余万。”（王秀楚《扬州十日》）
清军血洗扬州城后，遂驱师进逼南京。
五月初六日黎明时分，清军于瓜州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几乎是同一时间，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开同济门逃离南京城。天亮时分，钱谦益，赵之龙等上《降清文》。
至此，苟延残喘仅一年的南明弘光朝覆亡。
“今日相逢凄断处，血泪成行染碧沙。”
我们说，惨烈空前的扬州保卫战，乃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杀戮，即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南明之间的战争和杀戮。当带着血腥味的满清，出现在汉族面前之时，便意味着两种文化的交锋。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惨烈空前，悲壮千古的扬州保卫战之时，不仅感受到了历史的悲壮，同时也从中悟到了汉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根源。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这内在的生命力张扬之核心动力，就是原生文化。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文明 ，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依仗人众地广之势 .譬如，历史上蒙古的武力，可谓自古所无，但其入住中原不过数十年，遂成极散漫，极脆弱之民族。何焉？乃无原生文化是也。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汉族.自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原生文化，便成了汉族的生存根基。由于这生存根基的存在，国家兴而汉民族兴，虽国家亡而汉民族不亡！
难道不正是这生生不息的根源之所在，才使得在民族危亡之时，出现了南明军民一人登高而呼，应者云集的感人场面吗？
这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这士可杀而不辱，令人血性愤张的“浩然之气”将永远长留于天地之间！（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