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香成：局内人 局外人--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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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76- 1983》，刘香成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190.00元。
刘香成作品，选自《中国：1976-1983》。
刘香成作品，选自《中国：1976-1983》。
在北京时尚廊书吧里，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用幻灯片一帧一帧地播放他的作品：一个农村老头微侧着身，端着饭碗往嘴里扒饭，背后墙上挂着巨幅的毛泽东照片。这是1970年代，时任美联社驻中国记者的刘香成去峨眉山，爬山到一半无意中转进一户农家，抓住的一个很普通的画面。另外一张照片中，制作画像的艺术家在午后昏昏睡去，旁边是未完成的巨幅毛泽东像。
刘香成记录下的还有贴满申诉材料的西单民主墙和墙下拥挤的人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准备高考的女孩子；北海公园里北岛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公园里羞涩而大胆的年轻恋人；那时北京最时髦的人，是骑摩托、穿机车服的青年……
他将这些图片归为一个意象：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正面临巨大变化的时代，而身处其中的人还不清楚未来会怎样。刘香成敏锐地嗅到了社会的风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刘香成1951年出生于香港，两三岁时父亲认为“教育还是大陆好”，送他回福州上学。因为家庭背景的问题，他的品行分总是三分，满分是五分。同学个个戴红领巾，只有他没有，“一片红中一点黑”。为了赚品行分，他响应老师的号召拼命打苍蝇，还是没用。这给刘香成上了人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大跃进”以后国内很多人饿肚子，1960年父亲让他回香港学习，随后赴美留学。“这段在国内的经历使我对中国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关系和感情。”
1969年，刘香成回广州看望姐姐。他去理发，理发店的老头要求他先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这令他印象深刻。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际，刘香成作为美国《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刚刚采访完法国总理。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我要回中国”，他再次回到广州。因为有之前的经历作为参照，这一次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变化。
“我看广州人的身体语言。我发现，虽然他们戴着黑纱追悼，但可以感受到他们把很沉重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我一旦做了这个判断，就告诉自己如果有机会回来，我要报道毛之后的中国。我断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刘香成的运气也很好，他先后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及美联社驻华的摄影记者在北京工作。刘香成于是为那个转折之际的中国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记录。
2010年1月由世界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1976-1983》收录了刘香成在1976-1983年间作为美国《生活》杂志及美联社驻北京摄影记者所拍摄的近200帧照片，其中有几十张更是三十年来全球首发。这些照片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公园里大胆的年轻情侣，在校园里张开双臂学习旱冰的青年，星星画展的游行队伍……刘香成为那个面临巨大转折的中国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影像。
这些珍贵的照片最早于1983年由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出版，此后先后修订发行了四版，对塑造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印象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而直至2010年《中国：1976-1983》才在中国大陆迎来了第一个中文版本。刘香成说，他为此“等待了28年”。
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称，刘香成作品“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刘香成强调，看似瞬间的抓拍，其实需要思想上多年的积累与酝酿。这种“决定性的瞬间”在《中国：1976-1983》中比比皆是。封面的图片是一位溜冰青年在毛泽东塑像下像鹰一样张开双臂。这张图片摄于1978年，刘香成受美国《财富》杂志委托，报道美国工商学的教授到大连理工学院讲课。
在校园的一个早晨，端着相机四处溜达的刘香成刚好看到了这位溜冰青年，他立即感到这青年舒展自如的姿态下，有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于是这个瞬间被他抓住。“如果我没有之前在思想上琢磨毛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个年轻人这样的画面可能一下就过去了。这一瞬间的准备，其实在我脑子里是多年的积累。”
在北京，刘香成闯进一家照相馆。一对新人正在拍结婚照，摄像师还没让他们笑。刘香成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没有快乐，是一种例行公事的麻木，还有不耐烦。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这对新人只在上半身穿了婚纱礼服，新娘租来的婚纱裙在腰部戛然而止--因为当时的结婚照只拍半身像，那是一个经济匮乏，中国人刚刚开始思索婚姻问题的年代。
刘香成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曾经追随《生活》杂志著名摄影艺术家基恩·米利学习摄影。他的摄影作品曾获美联社“最佳记者奖”等多个奖项。
离开中国后，刘香成先后驻苏联、汉城、香港等地。1992年，因为成功记录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刘香成获得当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普利策奖唯一的华人得主。2004年，刘香成被《巴黎摄影》杂志遴选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99位摄影师之一。
如今，刘香成说他出去从不带相机。因为“一看见相机，那些疲劳的记忆都回来了”。当年他每次出差，过重行李就是80到100公斤。第一代的移动卫星电话有两张桌子那么大，需要用柴油发电机发动。为了抓住卫星，还要拉着电话爬到六层楼。有时为了一个签证，要跟人喝酒喝几个月，在与读者现场交流时，他笑着说“希望不要跟我谈相机的问题”。
没有沉淀，就没有“决定性的瞬间”
南方都市报：这些精彩的瞬间，你是怎样抓住的？
刘香成：我有一种直觉，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从毛泽东追悼会开始，我就有这样的观察。所以我一直注意观看社会政治的哪怕一点点信号。比如这张照片，艺术家在午睡，旁边是巨大的毛泽东像。我看到这个场景，会感受到一种后毛泽东时代的气息。那时在北京我发照片回美联社，需要到西单电报大楼。有一天我经过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毛主席像没有了。我马上把车掉头回去，赶上几个农民工正在把毛的照片放下来。后来这幅图片被视为毛时代的一个终结。
拍天安门广场上读书的人，是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这些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读书。我印象中那里非常非常黑。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他们也不在乎我趴那么久，他们很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在书上。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现“文革”时停顿了太长时间，整代年轻人失去了受教育机会。
我之所以能够从政治解读这些图片，只是因为我所看到的日常生活里充满着政治的记号。布列松说摄影的“决定性的瞬间”，我的理解就是从思想到眼睛，用相机快门把你看到的事情在一瞬间组合在一个画面上。你的眼睛，你的脑和你的心在同一条线上，瞬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表达你的思想。所以“决定性的瞬间”后面其实有长期的思想积累，否则你就会把它放过去了。我希望年青一代的摄影家，能多去关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只有这样，它会告诉你下一个最大的新闻何时何地会到来。
西方教育告诉我，独立思想很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镜头下的中国，用评论家的话说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与你的跨越中西的文化身份有关？
刘香成：我同时既有局内人的优势，又有局外人的优势。我在国外的摄影书里找不到我认识的中国。我感到他们有一种猎奇的东西在里面。包括我很崇敬的布列松，他看中国，也带着法国的审美和画面处理。在国内的摄影书里我也找不到我认识的中国。那时，党很信任的人才能当记者。解放军退伍了，长得很高大，就去当摄影记者。
我很感谢我受到的西方教育，它告诉我，独立的思想很重要。另外我的老师，摄影大师米利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在《生活》杂志，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他倒五分之一的威士忌，一块苹果。然后一边吃一边指着各种图片，教会我怎样去阅读图片。在跟随他的9个月中，他从来不给我讲技术问题，只是让我不停地解读画面，阅读每个人的眼睛，脸部表情，图片中人与人的关系。这让我侧重于有思想性的画面。有思考去拍，与无思考去拍，是有很大区别的。
南方都市报：你也刚好在那个时候有机会来中国。
刘香成：我的运气很好。《时代周刊》派我做第一个驻华记者，后来又被美联社挖过去。另外，当时我们没有今天媒体的这种压力。今天的摄影记者每天要去记者招待会，每天去拍。我当时工作的节奏都是为月刊、季刊来工作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它给我一个充分的消闲，有时间去观望。我非常非常想念那个时代，作为特派记者，我在中国的工作是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压力。纽约从来不要求我应该发什么稿，应该注意什么。我可以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时代记者的好生活我已经是最后一代了。等后来到阿富汗，我就只是一个不错的摄影记者，能抓住新闻性。但我没有办法像在中国时那样，又有时间又有文化的背景，来观察一个发生巨变的中国，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录。
中国还有大量题材可拍
南方都市报：你所说的这种休闲的心态的重要性，在今天是很难得了，那对今天的纪实摄影来说，会 有 什 么样的问题呢？
刘香成：我记得1976年我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代通过模拟信号的传输，发一张彩色图片需要二十四分钟，而今天的数码技术，每一秒就能够发一张图片。我们的速度、信息量已经增长了一千四百四十倍。因为有了数码技术，你的主任会不停地问你，你下个半小时可以发什么稿？我为今天的摄影记者感到很焦虑，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分析，去观察，去想。一个哥本哈根会议，每天有成千上万张图片产生，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很焦虑，都想拍杂志的封面，都想变成《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
这些压力也会影响摄影记者的思想，他要猜总编辑会关心什么图片，社会关注什么问题，什么样的题材可能得奖。这样会导致很多主题重复，比如表现弱势人群和异国的风情，表现被剥夺者。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现在90%的图片只拍了有关我们世界人文的10%的题材，疏忽了很多我们平常生活里一些很有意思的题材。
南方都市报：那如果要你来拍今天的中国，你觉得还有什么题材是值得关注的？
刘香成：中国还有很多没被拍。比如中国的领导人一直说，中国要坚持8%的经济增长15年。如果中国真的继续增长，中国会产生一个比美国更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可能一半是城市居民，一半是农民。最近我看到新闻上说，农村面临的土地改革，可能是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又会带来中国下一个面目全非的改变。如果我是20岁的年轻人，这个题材会把我引到中国五分之三的领土里去，记录下正在发生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也 不 一 定去农村，城市的年轻白领是怎样生活的，其实也很少有人去真正了解和反映。过去三十年是大城市的城市化，未来十几二十年，中国二线三线城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相比法国、美国的情况，我觉得中国还有大量的题材没有被拍，还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