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三）作者：法捷耶夫

第二十六章　　早在去年秋天，就选拔出一批男女共青团员归游击队司令部在敌后调遣，刘波芙·谢夫卓娃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快要念完军医医士训练班，已经准备上前线了，但是却把她调到也设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　　按照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她把这事瞒过了亲人和同学，她告诉大家，并且写信回家，说她继续在军医医士训练班学习。她的生活现在笼罩着神秘的气氛，这情况正合刘勃卡的心意。她是“女演员刘勃卡，像狐狸般狡猾”，她一向都在演戏。　　当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的时候，她是医生。她这个白白胖胖、蓝眼睛、小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小女孩，把所有的玩具都扔到窗外，单提着一只装着绷带、纱布、消毒棉花的红十字提包到处走来走去。她要给自己的父母，给所有认识的大人和孩子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给所有的狗和猫都绑上绷带。　　一个比她大的男孩赤着脚从栅栏上跳下来，被碎酒瓶的玻璃扎破了脚底板。那男孩是远处人家的，刘勃卡不认识他，家里没有大人可以帮助他，可是六岁的刘勃卡却给他洗了脚，擦上碘酒，包扎起来。那男孩叫谢辽查①，姓列瓦肖夫。但是他对刘勃卡并不感兴趣，也不表示感谢。从此他就不再在她们家的院子里出现，因为他一般是瞧不起女孩子的。　　她上学以后，学习起来很容易领会，很快活，好像她不是真的在上学，而是在扮演女学生。这时她已经不愿意做医生、教员或是工程师了，她要做家庭主妇，她在家无论干什么，——擦地板或是包汤团，——似乎总比妈妈做得巧，做得更带劲。但是，她也希望做恰巴耶夫②，正是要做恰巴耶夫，而不愿意做女机枪手安卡③，因为她也瞧不起女孩子。她用烧焦的木塞给自己画上恰巴耶夫式的口髭，跟男孩子打架，非打赢不肯罢休。等她稍微长大一些，她又爱上了舞蹈：俄罗斯的和外国的交际舞，还有乌克兰的和高加索的民间舞蹈。而且她还发现她有一副好嗓子，所以现在已经很清楚，她将要做一个演员。她开始在各个俱乐部和公园的露天下表演；战争爆发之后，她就特别乐意为军人表演。但是她完全不是个演员，她只是在扮演演员，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干哪一行最相宜。她心里仿佛老有什么五光十色的东西在幻变、在闪耀、在歌唱，有时又突然像火焰般的猛烈燃烧。有一股活力不让她安宁；对荣誉的渴望和要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力量苦恼着她。她那股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稚气的、淘气的、强烈的幸福之感，不断号召她前进和提高，使她永远向往新的东西，永远有所追求。现在她梦想在前线建立功勋：她希望做一个飞行员，最起码也得做一个军医医士，——但是结果，她却要在敌后做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兼侦察员，当然，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事。　　非常滑稽而又奇怪的是：在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员里面，派来和她一同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偏偏就是她小时候给包扎过而当时非常瞧不起她的那个谢辽查·列瓦肖夫。现在她可有机会向他报复了，因为他马上就爱上了她，而她呢，当然不爱他秦荀子主张：“可以知，物之理也。”北宋程颢、程颐认为：，尽管他的嘴巴和耳朵都生得很好看，而且一般说来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他根本不会向女性献殷勤。他只会扛着宽阔的肩膀一声不响地坐在她面前，带着温顺的表情望着她，她却可以随意取笑他、折磨他。　　--------　　①谢辽查是谢尔格的小名。　　②③　恰巴耶夫（1887—1919），苏联国内战争英雄。根据他的经历，苏联作家富曼诺夫（1891—1926）写成小说《恰巴耶夫》。安卡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　　她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学员中常常有人不再来上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提前毕业了，被派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五月的夜晚；浴着月光的市立公园似乎闷热得无精打采，槐树开着花，花香醉人。刘勃卡一向喜欢周围总有一大群人，她老要拖着谢尔格去看电影或是逛列宁大街。可是他说：　　“你看，这儿多么美。你还嫌不好吗？”在林荫道的朦胧之中，他的眼睛带着神秘的力量闪烁着。　　他们在公园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刘勃卡非常讨厌谢尔格的沉默寡言，讨厌他没有照她的意思去做。　　可是这时候忽然有一群男女青年嘻嘻哈哈地闯进市立公园。其中有一个是训练班里的伏罗希洛夫格勒人鲍尔卡·杜宾斯基。他对刘勃卡也不无好感，总是用他那一套“从电车运行的观点来看”的废话来逗她发笑。　　她叫道：　　“鲍尔卡！”　　他一下子听出是她的声音，就跑到她和谢尔格跟前，马上滔滔不断地讲起来，使人无法叫他住嘴。　　“跟你一块的是些什么人？”刘勃卡问。　　“是我们印刷所里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当然！”刘勃卡说。　　他们立刻就认识了，刘勃卡要把大伙都拖去逛列宁大街。可是谢尔格说他不能去。刘勃卡以为他生气了，为了煞煞他的骄气，她故意挽住鲍尔卡·杜宾斯基的胳臂，四条腿歪歪斜斜地一同跑出公园，只见她的衣服在树丛里一闪而过。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在宿舍里没有看到谢尔格。上课、午餐、晚餐的时候他都没有来。要打听他到哪里去了一定也是白搭。　　当然，她完全没有想到昨天在市立公园里的一幕——“想它干什么！”但是到晚上她突然想起家来，想起了父母，她觉得她永远看不到他们了。她静静地躺在宿舍里的床上，和她同屋的还有五个女同学。她们都睡了。灯火管制用的黑窗幔已经拉开，月光如水，汹涌澎湃地闯进最近的开着的窗户，刘勃卡感到无限忧伤。　　可是第二天，谢尔格就永远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仿佛压根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七月六日，训练班主任把刘勃卡唤去，告诉她前线战事不利，训练班要撤退，刘勃卡要留下由州游击队司令部指挥；让她先回到克拉斯诺顿家里去待命。如果德国人来了，她的行动应该不要引起怀疑。另外还给了她一个在石滩城的地址，她在离开之前应该到那边去认识一下女主人。　　刘勃卡到石滩城去了一次，认识了女主人。然后她理好自己的手提箱，到最近的十字路口去“表决”①，第一辆要路过克拉斯诺顿的卡车就载走了这个大胆的、浅色头发的姑娘。　　--------　　①表决时要举手，这里指举手招呼汽车停车，以便搭车。　　瓦尔柯和旅伴们分手后，在草原上躺了一整天，等到天黑才穿过峡谷走到“上海”的边上，再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和偏僻的小巷偷偷走到新一号井区。他非常熟悉他在里面长大的这个城市。　　他怕谢夫卓夫家住着德国人，因此从后面偷偷地翻过栅栏，钻进院子，躲在边屋旁边，希望会有人到院子里来。他这样站了很久，已经等得焦急起来。最后，通外面的门砰的一响，一个妇人提着水桶悄悄地走过瓦尔柯身旁。他认出是谢夫卓夫的妻子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就迎上前去。　　“我的老天，这是谁啊！”她悄声说。　　瓦尔柯把他的已经长满胡茬的黧黑的脸凑到她面前，她才认出了他。　　“是您吗？……那么他在……”她开始说。要不是夜色昏暗，朦胧的月光难以透过满天灰色的薄雾，瓦尔柯就可以看出，她的脸色已经发白了。　　“等一下。你要把我的姓忘掉，叫我安德烈叔叔。你家有德国人吗？没有？……那我们进屋去吧。”瓦尔柯沙声说，他想到要告诉她的消息而感到难受。　　刘勃卡正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看见他进来，就迎着他站起来。这不是瓦尔柯在俱乐部舞台上看惯的那个艳装盛服、穿高跟鞋的刘勃卡，而是简单朴素、家常打扮、穿着廉价的衬衫和短裙、赤着脚的刘勃卡。她的金发随便地垂到颈上和肩上。她眯缝着那双在悬在桌子上空的矿灯照耀下显得是深色的眼睛盯住瓦尔柯，并不感到惊奇。　　瓦尔柯受不住她的目光，茫然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里还保留着主人的富裕生活的痕迹。他的目光停留在床头上挂的一张明信片上。这是一张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　　“别把我们往坏里想，瓦尔柯同志。”刘勃卡的母亲说。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纠正她。　　“哦——安德烈叔叔。”她并不带笑地改正过来。　　刘勃卡神色自若地回过头去看看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轻蔑地耸耸肩。　　“那是德国军官挂的，”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解释道，“一直有两个德国军官住在我们这里，昨天他们才到新切尔卡斯克去了。他们一进来，就对她说：‘俄国姑娘，美丽，美丽，金发女郎。’他们嘻嘻哈哈，老是把巧克力啦、饼干啦送给她。我一看，这鬼丫头收是收下了，可是却拿起架子来，顶撞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又侮辱他们，——你瞧，她居然有这一手！”母亲说，她对女儿的态度是含有慈爱的责备，对瓦尔柯是抱着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一切都会了解。“我对她说：‘别玩火啊。’可是她对我说：‘需要这样做。’她还来个需要这样做——她居然有这一手！”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又说了一遍。“所以您可以想象，瓦尔柯同志……”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又纠正她。　　“安德烈叔叔……她不让我对他们说我是她母亲，叫我装做她的女管家，她说她自己是个演员。她说：‘我的父母是企业家，拥有过矿山，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你看，她居然想出这样的点子！”　　“是的，亏她想得出。”瓦尔柯冷静地说，一面注视着刘勃卡，她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活，似笑非笑地望着安德烈叔叔。　　“睡在这张床上的军官，——这是她的床，不过那时候我跟她睡在那个房间里，——忽然去翻自己的箱子，我以为他大概是要拿衬衣，”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接下去说，“哪知道他拿出了这张画像，就钉在墙上。她呢，——您简直不能想象，瓦尔柯同志，——一直走到画像跟前，上去一把就把画像扯下来！她说：‘这是我的床，不是你的，我不要希特勒挂在我床头上。’我想这一来他可要把她打死了，可是他却抓住她的手把它扭过来，夺过画像，又去钉在墙上。另外一个军官也在这里。他们哈哈大笑，笑得玻璃都震得直响，他们说：‘哎哟哟，俄国姑娘真厉害！……’我一看，她气得满脸通红，捏紧拳头，——我差点被她吓死了。是的，要不就是他们实在喜欢她，要不他们就是最笨的大笨蛋，他们只是站着，哈哈大笑着。可是她却跺着脚嚷着：‘你们的希特勒是混蛋、吸血鬼，他只配被扔到毛坑里淹死！’她还说了些这一类的话，说实在的，我以为他一定就要拔出手枪来给她一枪……可是等他们走后，希特勒的像她却不让我取下来，她说：　　‘让它挂着吧，需要这样……’”　　刘勃卡的母亲年纪还不太大，但是像许多年轻时难产过的普通妇女，上了年纪后往往如此，她的腰和臀部都胖得不像样，脚脖子也是肿的。她小声把这个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瓦尔柯，同时老是用询问的、胆怯的、甚至是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而他总是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她不住地说着，仿佛在拖延时间，让他晚些对她说出她怕听的话。但是现在她把话讲完了，她激动而又害怕地怀着期待望了望瓦尔柯。　　“也许，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您还有您丈夫的衣服吧，要普通一点的，”瓦尔柯沙声说，“我穿着这样的上装和马裤，再穿着便鞋，不太合适——一眼就看得出是个负责的人。”他苦笑了一声，说。　　他的声调使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听了脸色又苍白起来，刘勃卡拿着针线活的手也垂下了。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道，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叶芙洛西妮亚·术龙诺芙娜，还有你，刘巴，”瓦尔柯说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我没有料到，命中注定会让我带着不幸的消息来见你们，但是我不愿意欺骗你们，我又没有话可以安慰你们。您的丈夫和你刘巴的父亲，我最要好的好朋友，葛利高利·伊里奇死了，被这些该死的刽子手向和平居民投下的炸弹炸死了……我们的人会永远怀念他的！……”　　母亲并没有惊呼，她把裹在头上的头巾的一角按住眼睛，轻声啜泣起来。刘勃卡的脸却变得像白纸一般，仿佛愣住了。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突然，她的身子好像折断了似的，人一下昏倒在地上。　　瓦尔柯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照刘勃卡的性格，他等待着她的悲痛的发泄，以为她会痛哭流涕，免得憋在心里。但是刘勃卡却僵卧在床上，一声不吭，脸色惨白、死板，在她的大嘴的下垂的嘴角上露出了跟母亲一样的痛苦的皱纹。　　母亲像普通的俄罗斯妇女那样，她的哀痛表现得自然、平静、朴实、真诚。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她用头巾的角擦眼泪，或是用手擦掉它，如果泪水流到她的嘴唇上和下巴上，她就用手掌去擦。正因为她的哀痛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她还是像平时一样尽着女主人待客的本分。她倒水给瓦尔柯洗脸，为他点了一盏油灯，从箱子里取出丈夫平时在家穿的一件旧衬衫、一件上装和一条裤子。　　瓦尔柯拿了油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这些衣服他穿着都略嫌瘦小，但是他穿上这套衣服觉得比较自在：现在他的样子已经像个工匠了。　　他开始对她们详细讲述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遇难的经过。因为他知道，不管这些详情是多么令人悲痛，但是现在只有它们才能使亲人在痛苦中得到几分残酷而又难受的安慰。他自己虽然十分激动和担忧，他还是吃了很久，吃得很多，还喝了一瓶酒。他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非常疲倦，但他还是把刘勃卡从床上扶起来，跟她谈正经事。　　他们走到隔壁房间里。　　“我一眼就看得出，是我们的人叫你留在这里做工作的，”他说。刘勃卡听了把身子一缩，脸上也变了色，但他假装没有察觉这些。“别忙，”他看她试图反驳他，就举起一只大手说，“是谁叫你留下来，要你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不问你，你也不必向我承认或是否认。我只请你帮我的忙……我对你也有用。”　　他请她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过一昼夜，然后给他跟康德拉多维奇，就是跟他们一起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人，取得联系。　　刘勃卡惊奇地望着瓦尔柯黧黑的脸。她一向知道，这是个聪明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以平等的态度和她父亲做朋友，可是她总觉得，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而她刘勃卡却是渺小的。　　现在，她被他的洞察力吓住了。　　她把瓦尔柯安顿在邻家柴房阁楼上的干草堆里。邻人在柴房里养过羊，但是他们疏散了，羊也被德国人吃了。瓦尔柯就在那里熟睡了。　　剩下了母女二人，她们在母亲的床上差不多哭到天亮。　　母亲哭的是，她的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年轻时就跟葛利高利·伊里奇结合在一起的一生，已经完了。现在她回顾着她的这一生，起初她在察里津①做女仆，谢夫卓夫是伏尔加河轮船上的年轻水手。他们总是利用轮船装货的时间在浴着阳光的码头上或是在市立公园里见面。他们婚后的初期，生活非常艰苦，谢夫卓夫还没有找到职业。后来他们搬到顿巴斯这里来，起初生活也不容易，但是后来葛利高利·伊里奇步步上升，报上开始登载他的事迹。他们分到了这套三居室的住宅，家里也富裕起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刘勃卡能像公主那样长大起来。　　--------　　①察里津是斯大林格勒的旧称，一九六一年改称伏尔加格勒。　　现在这一切都完了。谢夫卓夫已经不在人世，而她们这两个孤苦无靠的女人，一老一少，却留在德国人手里。于是眼泪便自然而然地从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的眼中流出来。　　这时候，刘勃卡却老是神秘地、亲热地低声安慰她：　　“别哭，妈妈，亲爱的，现在我已经有了技术。等我们赶走了德国人，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到无线电台去工作，我要成为一个出名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会派我做台长。我知道你怕吵，你就跟我住在电台的宿舍里。那边总是非常安静，四周都有隔音装置，一点儿声音都透不进来，人也不多。我们的小家庭可以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是我们俩住在一块。在电台旁边的小院子里，我要铺上草皮，等我们攒一点钱，我就搭个鸡栏养小鸡，你可以养莱亨鸡和越南南部的大肥鸡。”她眯着眼睛，搂住母亲的脖子悄悄地低语着，她的指甲纤细的白嫩的小手在黑暗中看不见地做着手势。　　这时外面有人轻轻地用手指敲窗。母女二人同时听到这声音，她们松了手，停止哭泣，凝神倾听了一下。　　“会不会是德国人？”母亲温顺地低声问。　　但是刘勃卡知道德国人不会这样敲。她光着脚跑到窗前，微微掀起用来遮窗的被子的一角。月亮已经下去了，但她从黑屋子里能够辨别出庭园里有三个人影：靠窗口是一个男的，稍远一些是两个女的。　　“你们要什么？”她隔着窗高声问道。　　那个男的把脸贴近玻璃。刘勃卡认出了这张脸。仿佛有一股热浪涌到她的喉头。现在，在这样的时候，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刻，他来得是多么及时啊！……　　她不记得她是怎么从房间里跑出去的，好像有一阵风把她刮下了台阶：她怀着满腔的感激和悲戚，用她的灵活有力的胳臂一把搂住青年的脖子，把她的泪痕纵横的脸和在母亲的搂抱中变得热烘烘的整个半裸的身体紧贴着他。　　“快……快……”刘勃卡说，她挣脱出他的拥抱，拉着他的手走上台阶。接着她想起了他的旅伴。“跟你一起来的是谁？”她问，一面仔细瞧着两个姑娘。“奥丽雅①！妮娜！……我亲爱的！……”她用有力的胳膊把她们俩一齐搂住，使她们的头靠近自己的头，热情地轮流吻她们的脸。“这里来，这里来……快……”刘勃卡狂热地低声说。　　--------　　①奥丽雅是奥尔迦的小名。　　      第二十七章　　他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因为他们满身尘土，实在太脏。谢尔格·列瓦肖夫好久没有刮过脸，穿着又像司机、又像装配工人的衣服；奥丽雅和妮娜两个姑娘的体格都很结实，只是妮娜略微胖些，两人的脸都是古铜色的，深色的头发上仿佛敷着一层尘土，两人都穿着同样的深色衣服，肩后背着背包。　　这是伊凡卓娃家堂姊妹，因为她们的姓同五一村的伊凡尼兴娜两姊妹——李丽亚和东妮亚——相象，所以常被弄错，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看到伊凡卓娃家两姊妹里有一个是白白的，那么这两姊妹就是伊凡尼兴娜家的。”（因为李丽亚·伊凡尼兴娜的皮肤是白白的。战争一开始她就到前线去做军医医士，后来渺无音讯。）　　奥丽雅和妮娜·伊凡卓娃的家住在离谢夫卓夫家不远的一所标准式房屋里，她们的父亲们和谢夫卓夫在同一个矿井里工作。　　“我亲爱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刘勃卡拍着她的雪白的手问；她推测伊凡卓娃姊妹是从新切尔卡斯克回来的，因为姐姐奥丽雅在那边的工业大学念书。但奇怪的是，谢尔格怎么会跑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呢。　　“我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奥丽雅谨慎地说，她微微撇了撇干裂的嘴唇笑了一笑，她整个的脸以及满是尘土的眉毛和睫毛似乎都皱成一团。“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她问的时候，眼睛迅速地打量着房间。这是她在流浪时期养成的习惯。　　“住过，像我们这里一样。今天早上走了。”刘勃卡说。　　奥丽雅看到墙上的印着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她的鼻子和眼睛歪扭得更厉害，做出一副又像嘲笑、又像蔑视的怪相。　　“为了保险吗？”　　“让它挂着吧。”刘勃卡说，“你们大概要吃点东西吧？”　　“不，如果家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回家去。”　　“就是有德国人，你们又怕什么？有许多被德国人赶到顿河或者顿涅茨河的人，现在都在陆续回家……要不你们就直说——到新切尔卡斯克走亲戚去了，现在才回家。”刘勃卡很快地说。　　“我们并不怕。我们会这么说的。”奥丽雅谨慎地回答着。　　她们谈话的时候，妹妹妮娜不作一声，她的大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一会儿移到刘勃卡身上，一会儿移到奥丽雅身上。谢尔格把晒得发白的背包扔在地上，把手背在背后，倚着炉子站着，眼睛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观察着刘勃卡。　　“不，他们不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刘勃卡暗忖。　　伊凡卓娃姊妹走了。刘勃卡取下遮在窗上的被子，吹熄吊在桌上的矿灯。房间里的一切——窗子、家具、人脸——　　都成了灰色的。　　“你要洗脸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谢尔格问，这时她很快地到门道里去了一趟又跑了回来，拿来了一桶水、一个脸盆、一个漱口杯和一块肥皂。　　“我不知道。这一批走了，那一批又来了。你把你的制服脱了吧，别不好意思！”　　他脏得要命，水从他的胳臂上和脸上流到盆里，已经完全成了黑的。但是看到他的粗大有力的手，看到他用有力的、男性的动作在手上擦肥皂，又用手捧着水冲洗，刘勃卡感到很愉快。他的脖子晒得黧黑，耳朵大而好看，嘴的轮廓既漂亮又带有英勇的气概。两道眉毛并没连在一块，它们在靠鼻梁的地方生得比较密，连鼻梁上也长着毛，但是眉梢却比较细而稀，微微弓起，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看他用这双大手洗着脸，偶然向她投来一瞥，对她微笑，她也感到很愉快。　　“你是在哪儿碰上伊凡卓娃姊妹的？”她问。　　他把水撩在脸上，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一句话也不说。　　“你既然来找我，就表示你是信得过我。你现在又犹豫些什么？我们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她温柔地小声说。　　“给我一块手巾，谢谢你。”他说。　　刘勃卡沉默起来，不再问他别的。她的蓝眼睛里露出了冷冷的表情。但是她照旧招呼谢尔格，她点起煤油炉，放上水壶，给客人端来吃的东西，倒了一小杯伏特加。　　“这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尝过了。”他对她微笑着说。　　他喝干了酒，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天已经蒙蒙亮。透过灰色的薄雾，东方的玫瑰色愈来愈鲜明，而且已经有些泛出金光。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我是来瞎碰的，哪知道居然碰上了……”他慢吞吞地自言自语说。　　他的话里似乎含有疑问：跟他一同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习的刘勃卡，怎么会待在家里。但是刘勃卡并不打破这个闷葫芦。她感到生气的是，谢尔格过去知道她的脾气，一定以为她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是在使性子，其实她很痛苦，非常伤心。　　“你总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吧？你的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你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她冷冷地回答。　　“出什么事了吗？”　　“吃吧，吃吧。”她说。　　他对她望了一会，然后又斟了一小杯酒，喝了之后，又继续吃，但是已经不开口了。　　“谢谢你。”他吃完了，用袖子擦擦嘴，说道。她发觉，他在流浪期间变得粗野了，但是使她感到伤心的并不是这种粗野，而是他对她的不信任。　　“你们这里大概没有烟吧？”他问。　　“有……”她走到厨房里，给他拿来家里种的烟叶。她父亲每年种几畦烟叶，一年收几次，晒干后，要抽的时候就用剃刀把它切碎，装上一烟斗。　　他们俩，浑身被烟笼罩着的谢尔格和刘勃卡，默默坐在桌旁。刘勃卡出来之后母亲单独待着的那个房间里，仍然是静悄悄的。但是刘勃卡知道母亲没有睡着，她还在哭。　　“我看得出，你们家有伤心的事。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从来不是这样的。”谢尔格慢腾腾地说。他的目光里充满亲切、温柔的表情，这在他那有些粗犷的漂亮的脸上是出人意外的。　　“现在大家都有伤心的事。”刘勃卡说。　　“要是你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看见了多少血啊！”谢尔格非常沉痛地说，他全身都被一团团的烟雾笼罩着。“用降落伞把我们空投到斯大林诺州……那时候有那么多的人被捕，所以我们甚至奇怪，我们的接头地点怎么居然会没有出事。人们被捕倒并不是因为有人出卖，而是因为德国人撒下了那样的密网，不管你有罪没罪一抓就是几千，显然，谁要是有一丝儿嫌疑，就会落到那个网里去……矿井的井筒里都塞满了尸体！”谢尔格激动地说。“我们是单独工作，但是保持着联系，可是到后来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了。我的搭档被打断胳臂，割掉舌头，要不是我在斯大林诺的街上偶然碰到妮娜，接到撤退的命令，说不定我也完蛋了。斯大林诺州委会还设在我们克拉斯诺顿的时候，她和奥丽迦就做联络员，——她们这已经是第二次到斯大林诺了。正巧这时候知道德国人已经到了顿河的消息。她们明白，派她们前来的那些人已经不在克拉斯诺顿了……我按照命令把发报机交给了地下州委的无线电报务员，我们就决定一同回家，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我真替你担心死了！”突然从他的心坎里涌出了这句话。“要是你也像我们一样被空投到敌后，而且又剩下你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是出事被捕，德国人在什么地方的刑讯室里折磨着你的肉体和灵魂，”他克制着自己，轻声地说，他的目光已经不是带着亲切、温柔的神情，而是无比热情地透入她的心灵了。　　“谢辽查！”她说，“谢辽查！”说着就把覆着金发的头伏在手上。　　他用他的血管膨胀的大手小心地摸了摸她的头和胳臂。　　“他们让我留在这里，——你自己懂得是为了什么……吩咐我等候命令，可是眼看就要一个月了，人也不来，消息也没有。”刘勃卡没有抬起头来，轻轻地说。“德国军官好像苍蝇见了蜜那样纠缠不休。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假装成不是我原来的样子，天晓得我在搞些什么鬼名堂，一直要东躲西闪，真别扭，自己为自己伤心。昨天有人疏散不成回来，说我父亲在德国人空袭顿涅茨河的时候被炸死了。”刘勃卡咬着自己的鲜红的嘴唇说。　　太阳升到草原上空，耀眼的阳光照在覆着露珠的耐火瓦屋顶上又反射过来。刘勃卡猛地抬起头来，抖了抖发卷。　　“你该走了。你打算怎样生活？”　　“跟你一样。你自己刚说过：我们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谢尔格带着笑说。　　刘勃卡送谢尔格穿过院子从后门出去。她很快把自己收拾一下，不过尽量穿着得朴素些：她要到“鸽房”去找康德拉多维奇老头。　　她出去得正是时候。有人拚命敲她们家的门。她们的房子靠近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这是德国人敲门借宿。　　瓦尔柯在干草棚里挨了一整天的饿，因为不能进去看他。到夜里，刘勃卡才从母亲房里爬窗出来，把安德烈叔叔带到“干草场”，康德拉多维奇约他到那边一个熟识的、为人可靠的寡妇家里会面。　　在这里，瓦尔柯才得知康德拉多维奇跟舒尔迦见面的全部经过。瓦尔柯跟舒尔迦是同乡，都是克拉斯诺顿人。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舒尔迦，近年来因为州里的工作对他也了解。所以现在瓦尔柯毫不怀疑，舒尔迦就是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的人员之一。问题是怎么去找他呢？　　“那就是说，他不信任你吗？”瓦尔柯带着有些粗鲁的冷笑向康德拉多维奇问道。“真笨！”他不明白舒尔迦为什么要这样做。“别的做地下工作的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的儿子怎么样啦？”瓦尔柯阴郁地霎了霎眼。　　“谁知道他，”康德拉多维奇垂下眼皮。“我开门见山地问过他：‘你要去给德国人做事吗？你老老实实对你老子说，好让我知道你会干出什么事来。’可是他说：‘我又不是个傻瓜，会去给他们做事！就这样我也可以混下去！……’”　　“一听就知道，他是个机灵人，不像父亲，”瓦尔柯冷笑了一声。“可是你得利用这一点。你应该到处去大事宣传，说他在苏维埃政权下曾受过审讯。这样对他既有利，你借此也可以落个清静，省得德国人来找麻烦。”　　“唉，安德烈叔叔，我想不到你会拿这样的笑话来教导我！”康德拉多维奇的低沉的声音里含着愠意说。　　“唉，老兄，亏你还是个上年纪的人，你想保持着清白的名声去战胜德国人吗！……你有没有去上工？”　　“还有什么工作？矿井都炸掉了！”　　“唔，那你没有到工作的地方去报到？”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井长同志……”康德拉多维奇甚至惶惑起来，因为瓦尔柯所说的，跟他康德拉多维奇打算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那就是说，你没有去。可是你得去，”瓦尔柯镇静地说。　　“工作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们重要的是保存自己人。”　　瓦尔柯这一夜就留在这个寡妇家里，但是第二夜他又换了住处。他的新住处只有瓦尔柯无限信任的康德拉多维奇一个人知道。　　瓦尔柯靠着康德拉多维奇和刘勃卡，还有刘勃卡推荐给他的谢尔格和伊凡卓娃姊妹的帮助，花了几天的工夫探听出德国人在城里着手进行的工作，还跟留在城里的某几个党员以及他熟悉的非党人士建立起联系。但是他仍然不能发现舒尔迦或者别的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人。他觉得，能使他和州里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唯一线索是刘勃卡。但是根据刘勃卡的性格和她的举动看来，瓦尔柯猜测她大概是个侦察员。时机不成熟，她决不会向他露出一点口风。他决定单独行动，希望所有通往一个终点的道路迟早能够汇合起来。于是他派刘勃卡去找奥列格，现在奥列格对他能有用处了。　　“我可—可以亲自去见见安德烈叔叔吗？”奥列格问，竭力不露出他的激动。　　“不，亲自去看他不行。”刘勃卡带着神秘的微笑说，“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是恋爱问题啊……妮诺奇卡，过来，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　　奥列格和妮娜尴尬地互相握了手，两人都有些窘。　　“不要紧，你们彼此很快就会搞熟。”刘勃卡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们，你们挽着手到什么地方去溜达溜达，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们打算怎样生活……希望你们玩得快活！”她说完之后，把充满狡猾神情的眼睛闪了一闪，鲜艳的连衣裙一飘，就轻盈地走出了柴房。　　他们面对面站着：奥列格是慌张而窘迫，妮娜的脸上带着挑战的神气。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她有点勉强地、但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你最好挽住我的胳臂……”　　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柯里亚舅舅，看见外甥挽着这个陌生姑娘从院子里走出去，他的一向沉着的脸上不禁露出极度的惊讶。　　奥列格和妮娜都还非常年轻和缺乏经验，他们久久都无法摆脱忸怩不安的感觉。他们每次互相触碰一下就会窘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觉得，相互挽着的胳臂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　　根据昨天大伙谈妥的计划，奥列格应当去侦察公园通公园街的那一面，所以他带妮娜顺着这条路线走。公园街上和公园附近的每一幢房子里几乎都住着德国人。但是他们一出门，妮娜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她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仿佛是在说什么知心话：　　“你不能去见安德烈叔叔，你可以跟我保持联系……你别因为这个生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安德烈叔叔希望知道，你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青年，他能探听出我们的人有哪些被关在德国人的监狱里……”　　“有一个青年，非常机灵大胆，他已经着手干了。”奥列格赶紧说。　　“安德烈叔叔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不管是关于自己人的还是关于德国人的。”　　奥列格把谢辽萨告诉他的关于被福明出卖给德国人的那个地下工作者的话、沃洛佳夜里通知他的事、以及万尼亚说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寻找瓦尔柯等等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还立刻把若拉的地址给了妮娜。　　“安德烈叔叔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他。而且他也认识若拉！这样，若拉就可以通过沃洛佳把一切传达给有关方面……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奥列格带着笑说，“我已经数到三尊高射炮，在学校的右边，靠里面；旁边是一个掩蔽部，可是看不见卡车……”　　“还有学校屋顶上的一架四挺合组的机枪和两个德国人呢？”她突然问道。　　“这我倒没有发现。”奥列格惊奇地说。　　“从屋顶上往下看，整个公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甚至带着一点责备的口吻说。　　“那么，你把一切也仔细观察了？难道你也是受人委托的吗？”奥列格目光炯炯地追问说。　　“不，我是看着玩的。这是我的习惯。”她说了又醒悟过来，带着挑战的神气从两道有力的弯弯的眉毛下面迅速地瞟了奥列格一眼——她自己是不是暴露得太多了。　　但是他还相当天真，对她并没有怀疑。　　“啊哈……卡车原来在那边——整整一排！把鼻子埋在地里，只有车身的边露在外面，那边还有一个行军灶在冒烟呢！　　看见吗？只是你不要朝那边看。”奥列格津津有味地说。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们不撤掉学校屋顶的那个瞭望哨，铅字反正是没法挖出来。”她平静地说。　　“对—对……”他高兴地望望她，笑了。　　他们彼此已经习惯，不慌不忙地走着，妮娜的丰满柔软的大手信任地一动不动地放在奥列格的手上。他们已经走过了公园。在他们右面的标准式房屋旁边，沿街停放着德国人的车辆，有卡车，有各种牌子的小汽车，有流动电台，有救护车，到处都是德国兵。左面是一片空地，在空地尽里边一所兵营式的砖砌建筑物旁边，有一个佩着淡蓝底白边肩章的德国中士在教一小队穿便衣的俄罗斯人操练。他们持着德国枪，时而列队，时而散开，匍匐前进，进行徒手肉搏。他们都上了年纪，袖子上套着A字臂章。　　“弗里茨的宪兵……在训练‘警察’逮捕我们的弟兄。”妮娜说，她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他想起谢辽萨告诉他的话，问道。　　“我已经看见过他们。”　　“简直是败类！”奥列格怀着厌恶的感情憎恨地说，“这批家伙就该千刀万剐……”　　“的确应该。”妮娜说。　　“你想做游击队员吗？”他忽然问。　　“想啊。”　　“可是，你能想象得出，什么是游击队员吗？游击队员的工作完全不是装装样子的，这是多么崇高的工作啊！他打死一个法西斯，打死两个，打死一百个，可是第一百零一个却可能打死他。他完成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第十个任务，可是在执行第十一个任务的时候却可能失事。你知道，这种工作需要多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游击队员从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他从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祖国的幸福之上。需要履行对祖国职责的时候，他决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决不出卖同志和暴露同志。我真想做个游击队员！”奥列格说的时候怀着那样深切、真挚、天真的热情，使妮娜不禁抬起眼来看他，她的眼睛里也露出一种非常天真的和无限信任的神气。　　“你听我说，难道我们一定要有事才能见面吗？”奥列格忽然说。　　“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见面……在有空的时候。”妮娜说的时候有些忸怩。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没有事吧？……你要不要就送我回家？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奥丽雅。”她说，其实她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她正是想要这样做。　　奥丽雅和妮娜两姊妹住在俗称“八家宅”的那一区。妮娜的父母占了半幢标准式房屋，奥丽雅的父母住了另外半幢。　　妮娜把奥列格带到家里，就让妈妈去招待他。　　奥列格本来早熟，在自己的乌克兰家庭里又养成尊敬长辈的习惯，他跟本来就很健谈的、显得年轻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而且他很想博得妮娜的母亲的好感。　　等妮娜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伊凡卓夫两兄弟家里的一切。奥丽雅的父亲和妮娜的父亲是亲兄弟，都是矿工，现在都在前线。他们是奥廖尔州人，以前在富农家里当过长工，后来移居到顿巴斯，弟兄俩都在这里和乌克兰姑娘结了婚。奥丽雅的母亲是远处来的，是切尔尼戈夫省人，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当地人，是顿涅茨的腊斯守普诺耶村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年轻时候也在矿井里干过活，这一点对她有着一定的影响。她跟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大一样。她为人勇敢果断，善于识人。她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她用充满聪明而狡猾的神色的眼睛研究他，在奥列格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把他研究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他们谈得很投机。妮娜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俩并排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有说有笑。奥列格高兴地晃着腿，搓着指尖，非常有感染力地仰脸大笑，引得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不禁也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妮娜瞅了他们一眼，把手一拍，也大笑起来——他们三个人都觉得非常快活、轻松，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妮娜说，奥丽雅现在有事，但是请奥列格务必要等她。过了两小时奥丽雅才来。对奥列格来说，这两小时是在无忧无虑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过去的。但实际上这却是克拉斯诺顿地下工作的全部环节最后联结起来的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奥丽雅已经到离“八家宅”很远的“小上海”去看了瓦尔柯，向他汇报了妮娜从奥列格那里打听到的一切。　　奥丽雅一到，笼罩着她妹妹屋子里的快乐气氛就有些低落了。不错，就奥丽雅的性格来说，她对待奥列格的亲切的态度已经是罕有的了；明朗和蔼的微笑使她的总是显得有些冷僻的、容貌不端正而引人注目的脸活泼起来，她甚至占了妮娜的座位，挨着他坐在长凳上。但是奥丽雅很难加入他们的杂乱无章的、热烈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对于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刚去看过瓦尔柯的奥丽雅，内心充满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奥丽雅比妮娜来得严肃——这并非就她感受的深度而言，而是就她能够立刻化思想感情为重大的实际行动的能力而言。此外，由于年纪比较大一点，奥丽雅从她们俩一同做斯大林诺州委联络员的时候起，对于她们所做的工作的实质就比她妹妹知道得多一些。　　她在奥列格旁边坐下，取下头巾，露出挽在脑后的一个沉甸甸的深色发髻，就没有开口。尽管她极力要做出快活的样子，也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仍旧是冷淡的，好像她在这里年纪最大，甚至比妮娜的母亲还大。　　但是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个机灵而敏感的人。　　“我们干吗要坐在厨房里？”她说，“我们到里面去玩‘捉傻子’吧！……”　　他们到了餐室里。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走到旁边她跟妮娜睡觉的卧室里，拿了一副被许多人的手摸得发黑的、显得沉甸甸的纸牌回来。　　“妮诺奇卡当然是跟奥列格做朋友了？”奥丽雅好像是无意地说。　　“不，我跟妈妈做朋友！”妮娜的脸一红，挑战似地望了奥丽雅一眼。她心里非常想跟奥列格做朋友，但是她毕竟不能一下子就暴露自己的心事。　　奥列格根本不懂得这里面有文章，他揣摩妮娜的母亲既然是个老矿工，打牌一定也是个老手，就叫起来：　　“不—不，我跟妈—妈做朋友！”　　由于他的口吃，他不是把这句话喊出来，而是像小牛那样低声地哞哞叫出来，这显得非常可笑，大伙都噗哧一声笑了，连奥丽雅也不例外。　　“老跟小，——你们可要留点神，丫头们！”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说。　　大家的情绪又高起来。　　老矿工果然是一个玩“捉傻子”的能手，但是奥列格像平时玩牌一样，太沉不住气，所以他们一上来就输了。不动声色的奥丽雅暗中捉弄奥列格。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虽然输了，却不时狡猾地偷眼看他：她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赢了第四局。奥丽雅发了牌。奥列格朝自己手里一看，看见满手的牌都坏透了。忽然，他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狡猾的神气，他朝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抬起眼睛，竭力想捉住她的视线。他们的目光刚接触，他就把自己的饱满的嘴唇好像预备接吻那样一撅，但是立即又让它恢复原状。在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那双围着皱褶、但是仍然非常年轻的眼睛里，好像有火星闪烁了一下。但是她连眉毛都没有动，立刻就打出了红方块：果然不出奥列格所料，老矿工非常懂得这种暗号。　　奥列格高兴得都要抑制不住了。现在他们保证一直可以赢了。“老和小”兴高采烈地互相打着暗号，一会儿抬起眼睛望天，表示“黑梅花”，一会儿把眼睛斜到一边，表示“黑桃”，一会儿用食指摸摸下巴，表示“红心”。两个天真的姑娘愈玩愈用心，却老是输，可是她们决不甘心承认她们是输定了。妮娜满脸通红，非常激动。她们每输一局，奥列格都要搓着指尖哈哈大笑。奥丽雅比较老练，她终于明白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就以她特有的耐性和不露声色的本领，一步一步地开始监视对方。不多一会，她就恍然大悟，于是她抓住奥列格撅起他的饱满的嘴唇的机会，用足气力把叠成扇形的纸牌朝他嘴唇上打了一下，再把纸牌朝桌上一摔，摔得纸牌都飞散开来。　　“哼，你们这两个骗子！”她用她的平静而沉着的声音说。　　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大笑起来，毫不生气。妮娜愤愤地从桌旁跳起来，但是奥列格也跟着她站了起来，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温柔的黧黑的手，把额头靠在她的肩上，请她原谅。最后，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奥列格真不想回家，可是已近黄昏，六点钟以后城里就戒严。奥丽雅说，他最好现在就走。为了表示坚决，她就和大家告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妮娜陪奥列格走到被夕阳斜照的小台阶上。　　“真不想走！”他坦白地承认。　　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　　“你们那边是个小花园吗？”奥列格快快地问。　　妮娜默默地拉着他的手，陪他围着房子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房子阴影里的茉莉丛中。茉莉长得异常繁茂，简直成了小树。　　“你们这里真好，我们那边什么都让德国人砍了。”　　妮娜没有作声。　　“妮娜，”他用孩子似的请求的声音说，“妮娜，我可以亲亲你吗？……不，只要亲亲脸蛋儿，懂吗，只要亲亲脸蛋儿……”　　他并没对她有任何举动，他只是在请求，可是她甚至把身子向后一闪，窘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窘态，仍旧带着稚气的自然的神情望着她。　　“不，你要知道，你可能误了钟点。”妮娜说。　　奥列格对于他可能由于吻一下脸蛋儿就会误了钟点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觉得奇怪。当然，妮娜样样都对。他叹了口气，微笑了一下，把手伸给她。　　“不，你一定要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妮娜把他的大手久久地握在她的温柔的手里，抱歉地说。　　奥列格因为结识了新朋友，同时也因为他的事业正在形成而感到幸福。他饥肠辘辘地走回家去，但是，显然今天他注定吃不到东西。柯里亚舅舅在他们家门口迎着他走来。　　“我已经守了你好半天：‘麻子’（他们这样称呼勤务兵）　　一直在找你。”　　“见他的鬼！”奥列格不在意地说。　　“不管怎样，最好躲一躲他。你可知道，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来了，是昨天回来的。他在顿河附近被德国人赶了回来。我们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第二十八章　　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浦（今属福建）人。崇祯时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福，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　　--------　　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程。　　斯塔庆柯去进谒冯·文采尔将军的时候，先后受到哨兵和勤务兵的长时间的粗暴的阻拦。该他倒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了维拉外婆。斯塔庆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连忙脱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装出他只是借道穿过院子从这条街到那一条街上去的样子。外婆并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园门口，总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年轻副官。　　肥胖的斯塔庆柯脱下帽子，连跑带跳地紧跟在德国军官后面。那副官根本对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细地听他的话，只是用手指向他点点德军卫戍司令部。　　本城卫戍司令是党卫队冲锋队长斯托倍，他的模样跟斯塔庆柯年轻时候在《田地》①杂志刊登的帝王相会的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鲁士宪兵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冲锋队长斯托倍的体质是容易中风的类型，两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紧紧的，像海马的尾巴一样。他的浮肿的、好像灌满啤酒的脸上布满了密网般的青黄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浊不清的玻璃瓶的颜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　　--------　　①《田地》是一八七○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图的周刊，在小资产阶级读者中间发行很广。　　“您是要到警察队来做事吗？”冲锋队长斯托倍开门见山地嗄声问道。　　斯塔庆柯难为情地把头一偏，把他那双手指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进口罐头小香肠的又短又肥的手紧贴着大腿，说道：　　“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　　“去见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说完就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颜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吓得斯塔庆柯从卫戍司令面前踉踉跄跄地倒退到门口。　　宪兵队设在一所单层的长形兵营里，这里很久没有粉刷，表面已经剥落。这座兵营紧挨着小山，在区执委会下面一些，和俗称“八家宅”的城区中间隔着一片空地。从前的市民警局和区民警队都设在那边，斯塔庆柯在战前因为家里失窃曾经毫无拘束地到这里来过几次。　　斯塔庆柯由一个持枪的德国兵陪着，走进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吓得向后一缩，因为他差一点同一个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个满怀。他抬起眼睛一看，认出这个戴老式鸭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诺顿著名的矿工伊格纳特·福明。福明没有人陪。他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庆柯的同样体面。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开了，仿佛互不相识。　　宪兵队办公室从前是克拉斯诺顿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斯塔庆柯迎面看见面包厂的发货员舒尔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头骨突露的小脑袋上戴着斯塔庆柯非常熟悉的红顶的库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认识这个德国侨民舒尔卡·雷班德，因为他给各个机关的食堂、市消费合作社的面包摊和面包店分发面包。除了“舒尔卡·雷班德”之外，没有人叫他别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舒尔卡·雷班德暗暗吃惊地说，但是，他看到斯塔庆柯背后的兵士，就把话咽了下去。　　斯塔庆柯把秃头略微向前一歪，说道：　　“啊，雷班德先生！我要来……”他接着说的不是“服务”，而是“效劳”。　　雷班德先生踮起脚尖，放慢脚步，然后门也不敲就钻进了站长办公室。显然，舒尔卡·雷班德现在是“新秩序”——　　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　　①原文为德语。　　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后来接待室里听到长官唤人的铃声，一个德国文书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庆柯带进办公室。　　勃柳克纳上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宪兵队的骑兵军士。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宪兵队，而是克拉斯诺顿的宪兵站。这一区的宪兵队设在罗文基城。不过勃柳克纳上士不仅仅是骑兵军士，而且是宪兵队的骑兵上士。　　斯塔庆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并不是坐着，而是背着手站着。他个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圆滚滚的肚子下垂着。他眼睛下面浮肿，柔软多皱，颜色发暗，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起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起床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①。　　--------　　①指他患有痔疮或别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斯塔庆柯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把紧并在一起的小香肠似的手指贴在条纹裤上，说道。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回过头来对着雷班德，嫌恶地用德语说道：　　“告诉他，我受元首的委托，任命他为市长。”　　就在那一秒钟里，斯塔庆柯已经在设想，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哪些以前不理睬他、或是对他没规没矩的人，现在要仰他的鼻息了。于是他低低地垂下立刻渗出汗珠的秃头。他觉得他是在大大地对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其实他只是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和鞠着躬。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掀起制服下摆，露出被裤子紧裹着的、下垂的、像西瓜一样滚圆的肚子，从衣袋里掏出金烟匣。他取出一支烟，用覆着黄色皱皮的大手准确地把香烟直接插到嘴里。他想了一下，又从烟匣里取出一支烟递给斯塔庆柯。　　斯塔庆柯不敢拒绝。　　然后，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望也不望，就在桌上摸到一包狭长的、开过封的巧克力，仍旧望也不望，掰下联在一起的几小方块，一声不响地递给斯塔庆柯。　　“这不是普通所谓的人，而是理想的化身。”斯塔庆柯后来常对妻子说。　　雷班德陪斯塔庆柯去见上士的副手巴尔德先生。巴尔德先生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军士，他的体格、举止态度、甚至连那又轻又低的胸音都酷似斯塔庆柯，要是斯塔庆柯穿上德国制服，他们两个就叫人难以区分了。斯塔庆柯从他那里接到关于组织市政府的指示，弄清了“新秩序”——秩序①下面的全部政权机构。　　--------　　①原文为德语。　　按这个机构来说，以市长为首的克拉斯诺顿市政府只不过是德国宪兵站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科。　　这样，斯塔庆柯就成了市长。　　而现在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却面对面站着，摊开双手说：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那天晚上，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分手之后，他除了到“上海”去找福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根据外表的特征来看，福明给他的印象很好，——现在舒尔迦也只能根据外表来构成第一个印象了。舒尔迦高兴的是，当他说出暗号的时候，福明并没有露出激动和过分的匆忙，只是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眼，朝四下一望，然后让他走进上房，这才说出对答的暗号。福明非常沉默寡言，什么话都不问，只是注意地听着，对一切吩咐都回答：“会办好的。”还有一点使舒尔迦看了高兴的是，福明连在家里也穿着上装和背心，打着领带，挂着有金链的表——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在苏维埃时代培养出来的有教养、有知识的工人的特征。　　有几件小事虽然没有使舒尔迦不快，——这些事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不能使他明确地表示态度，——但他总觉得有些叫人不舒服。福明的老婆是一个浑身是肉、身强力壮的妇女，一双狭小的斜眼离得很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稀疏的大黄牙，使人看了很不愉快；他觉得，从他们认识的最初一刻起，她对他舒尔迦似乎就有些过分地阿谀和逢迎。就在当晚，他还无意中发觉，福明（舒尔迦已经马上称他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了）有点吝啬：舒尔迦老老实实地说，他饿得要命，可是福明说，在食品方面，他们大概会有些紧张。以他们那样的富裕，他们的确不能说是好好地款待了他。但是舒尔迦看他们吃的跟他一样，心里就暗想，他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私生活的一切情况的。　　这些细节并不能破坏福明给舒尔迦的总的好印象。可是，哪怕舒尔迦不加任何选择、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也要比福明好一些。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里面，福明是个最可怕的人，他之所以可怕，特别因为他早就不是人一九三○年以前，伊格纳特·福明（那时他根本不叫伊格纳特·福明）在他的故乡沃罗涅什州的奥斯特罗果日斯克区，是一个出名的最有钱有势的人。他用本人的名义和通过别人出面的方法，占有三座庄园和两个面粉厂，还拥有两架马拉收割机、大批耕犁、两架簸谷机、一架脱粒机、十来匹马、六头牛、一座占地几俄亩①的果园、一个有一百箱蜜蜂的养蜂场，除了经常给他干活的四个雇农以外，他还能逐渐使用好几个乡的农民的劳力，因为在这几个乡里有许多人在物质上都要依靠他。　　--------　　①一俄亩合一·○九二公顷，约合十六市亩。　　伊格纳特·福明在革命前也很富有，但是更富有的是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继承父亲产业的大哥。伊格纳特·福明最小，在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结了婚，父亲就分了一笔财产给他，让他独立门户，所以他很生父亲的气。但是革命后，福明从德国前线回来，就非常巧妙地利用自己表面的贫穷，装做是一个受旧政权欺侮的人，他说自己不仅没有财产，赞成革命，而且对革命的敌人决不宽恕，他就以这样的身分混进村里从贫农委员会起的各种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社会机构。福明利用这些政权机关，再抓住他两个哥哥也像他一样确实是富有而且憎恨苏维埃政权的事实，使大哥和二哥先后遭到审讯和流放，然后侵占了他们的财产，撵走他们的家属，让她们拖儿带女去讨饭度日。他毫不可怜这些幼小的孩子，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而且也不会有孩子。这样，在区里他就恢复了原状。在一九三○年以前，他虽然拥有这些财富，政府机关的好多代表却认为他是苏维埃土地上的特殊现象——　　富有，但又完全是自己人，就是所谓开明老板。　　但是他势力所及的那几个乡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一个残忍无比的吸血富农，十分可怕。所以当一九三○年集体农庄开始建立，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剥夺富农的财产的时候，当时还用自己原来姓名的福明也遭到了人民复仇的浪涛的冲击。福明被剥夺掉一切，被判放逐到北方，但是地方当局看他是个有名的人，而且似乎很老实，在放逐以前并没有把他拘禁起来。福明便靠看妻子的帮助，在一个夜晚打死了村苏维埃主席和村支书，——在那些日子里，主席和支书都不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在福明窥伺他们的这天夜里，他们出去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福明打死了他们，带着老婆先逃到李斯基，然后再逃到顿河罗斯托夫，他在那边有可靠的自己人。　　到了罗斯托夫，他买了几张有铁路工厂工人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福明名字的证件，这些证件上表扬他是一个有功的工人。他给他老婆也弄到了适当的证件。这样，他就在顿巴斯出现了，因为他知道那边人手非常缺，不会追究他的来历。　　他坚信他迟早总会等到出头的日子，可是他暂时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行动方针。首先他知道他得好好地劳动：第一，因为这样有利于他隐瞒身分；第二，凭他那套熟练的技术和本领，好好地劳动可以使他得到富裕的生活；第三，因为他过去尽管非常富有，他还是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此外，他拿定主意不要表现得太突出，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对上级要顺从，还有，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人。　　久而久之，这个隐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个受当局重视的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勤恳诚实的工人，而且非常谦虚，纪律性很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毫不改变他的这条行动方针，甚至到德军逼近伏罗希洛夫格勒时还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怀疑德国人一定会到来。只有在别人问他，如果德国人来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让地下组织使用的时候，他才突然被那样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和可以复仇的喜悦所控制，险些露出了马脚。　　就连舒尔迦非常欢喜的这件事，——福明在家里也穿着上装、打着领带、带着怀表，——也并不是因为福明十分注意整洁（他平时虽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样，穿得干干净净，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为他时刻在等待德国人来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他最好的行头。　　在斯塔庆柯先去晋见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再去见巴尔德副宪兵站长的时候，舒尔迦就躺在那个营房里另外半边的一间又小又暗的单人牢房里，他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营房的这一半是几间禁闭室，当中有一条窄走廊，通向民警局办公室的走廊。在过去，这半边是克拉斯诺顿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于：拘留所的几个单人牢房和普通牢房里现在都挤满了男女老少。这里面有城里人和来自哥萨克村镇的人，他们因为被怀疑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遭拘捕；有人因为言语或行动侮辱了德国的荣誉，有人因为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有人因为没有证件，或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被拘捕。　　--------　　①原文为德语。　　几乎不给这些人吃的，不但不让放风，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牢房里恶臭难闻，营房里早已霉烂的旧地板上污秽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么挤，马特维·舒尔迦或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时用的名字——仍旧被单独关着。　　在被捕的时候，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抵抗，他力大无比，使德国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后来，到了监狱里，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副宪兵站长、逮捕他的党卫队分队长芬庞、“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德国“警察”福明都打过他，他们希望趁他神志没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毁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状态下都不能从舒尔迦那里探出一点口风，那么，当他处在残酷的斗争中，就更不可能从他那里探听出什么来了。　　他是那样地强壮，即使现在到了遍体鳞伤和浑身血污的地步，他躺着也不是因为筋疲力尽，而是强迫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带去审讯，他一定还能全力以赴地去斗争。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痛，一只眼睛被打出血，肿了起来。一支胳臂被芬庞分队长用铁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万分疼痛。舒尔迦一想到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同样折磨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于他舒尔迦的缘故折磨着他们，可是他却毫无指望去搭救他们，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体痛苦和这种精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没有履行职责就落进了敌人的魔掌，而且还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处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开脱，说他的失败并不怨他，而是因为别人把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给了他，——这种想法仅仅在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钻进过他的头脑，但是立刻就被他抛开了，认为这是对弱者的虚假的安慰。　　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知道任何社会活动的成功都必须依靠许多人，尽管在这些人里面会有人对自己这部分工作执行不力或者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环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没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精神懦弱的可怜虫才会埋怨这是别人的过错。纯洁的内心的呼声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过去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这个非常环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意志、经验和组织才能去克服种种危险、困难、艰苦、障碍，并纠正与这个工作有关的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舒尔迦在他的失败中不能埋怨别人也没有埋怨别人的缘故。他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人失败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想法折磨着他的灵魂，比任何别的痛苦都更为可怕、更为痛心。　　不肯缄默的、正直的内心的声音提醒他，他总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忆他跟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分手后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情细节，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舒尔迦以前和刘季柯夫根本不认识，可是现在却不断地为他担心，特别是因为交给他们两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现在完全要靠刘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难中，在难忍的烦恼中，他的心却更经常地怀念他们共同的领导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普罗庆柯，并且问道：　　“你在哪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你怎么样？你活着吗？你是在打击该死的敌人吗？你能胜过他们吗？你的妙计能超过他们吗？会不会你也像我一样，你的灵魂也在受着煎熬？或是乌鸦已经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乐的眼睛？……”　　      第二十九章　　普罗庆柯跟刘季柯夫和舒尔迦分手之后，就和妻子动身前往以北顿涅茨河对岸的米佳金森林为根据地的队伍里去。他们得绕一个大弯，才能绕过已经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普罗庆柯总算使他的“迦济克”渡过了顿涅茨河，夜里游入游击队的根据地，当时德国坦克已经开进米佳金镇——这一带的森林就是因为这个镇而得名的。　　森林，森林……这哪里能算森林？这些分布在不大的地域上的灌木林，哪里比得上白俄罗斯或是布良斯克的森林——游击队的光荣的诞生地！在米佳金森林区，连大的队伍都没有地方躲藏，更谈不上展开军事行动了。　　幸而普罗庆柯和他的妻子来到根据地的时候，游击队已经离开根据地，在通向西方的大路上同德国人作战了。　　这个几乎是州里最大的游击队，竟会没有隐蔽的基地！普罗庆柯事后想起来非常懊悔，他在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怎么没有或是没有能够从他头脑里闪过的这样简单明了的念头里得出种种结论。　　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划分成几个区，由地下州党委的书记们领导。普罗庆柯就是这些书记之一。受他领导的有几个区委和许多附属于它们的地下小组。各区还有特殊的破坏小组，其中一部分受当地的地下区委领导，另一部分直接受州委领导，还有一部分却受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或者甚至受游击队总司令部领导。　　为这个分布到各处的地下网服务的，有一系列保密性更为严格的接头地点、掩蔽处、粮食基地、武器基地以及使用技术和通过专门的联络员进行联系的联络机关。除了各区的普通接头地点，普罗庆柯和本州地下工作的其他领导人还掌握一些只有他们知道的地址：一部分用来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联系，另一部分是本州领导人用来相互联系，再有一部分用来和各区的领导人或是游击队指挥员们联系。　　在每个区的境内都有几支小游击队在活动。此外，每个区里还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游击队，按照原来的意图，应该有一个州委书记待在那边，领导那个区的地下工作。大家认为，待在大游击队里可以保证州委书记有相对的安全，也就是说，有较大的活动自由。　　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工作的领导们用来联系的总接头地点是乌斯片斯克区的一个大村庄奥烈霍沃的诊疗所。普罗庆柯指定他的联络员克谢尼雅·克罗托娃的姐姐，当地的医生瓦连京娜·克罗托娃做房主人。普罗庆柯还在克拉斯诺顿的时候，克谢尼雅·克罗托娃已经住在她的当医生的姐姐家里，普罗庆柯应该从克谢尼雅·克罗托娃那里得到有关其他各区在德国人占领后的情况的第一批消息。　　普罗庆柯把米佳金森林的游击队的粮食和武器总保管的责任交给他的助手，并让他兼各区间的联络主任之后，就坐车前往自己的部队。实际上他不是坐车去的，而是走路去的。整个地区都麇集着德国兵。尽管普罗庆柯曾安慰自己，认为他无论去哪里都可以乘坐他的“迦济克”，他甚至贮存了起码够用一年的汽油，结果还是得把那辆多灾多难的“迦济克”开进林中一个采泥场的洞里，封住洞口。给普罗庆柯担任联络员兼侦察员的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把丈夫取笑了一阵，他们就一同步行到游击队去了。　　普罗庆柯跟那个师长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大厦商量联络问题，只是几天以前的事，可是周围的一切已经起了多大的变化啊！当然，同师团的任何协同动作都已经谈不上了。这个师团在卡缅斯克附近的顿涅茨河上坚守了奉命坚守的时间、丧失了早已不是满员的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然后撤离阵地，走了。师团遭受了这样惨重的损失，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老百姓口中，没有人说它是“被粉碎了”，也没有人说它是“陷入了包围”或是“撤退了”，大家都说它“走了”。它也确实是走了，当德国大兵团已经在北顿涅茨河和顿河中间的广大地域作战的时候，它走了。　　这个师团在敌占区走着，它通过河流和草原，且战且走，利用草原上小河的陡岸做防线，它时而消失，时而又在另外的地方出现。在它走得还不太远的头几天，老百姓关于这个师团作战的传说还流传到这里。但是师团愈来愈向东去，直奔给它指定的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是非常遥远，所以关于师团的传说就连痕迹都没有了，人民的心里只记得它的光荣事迹和传奇般的故事。　　普罗庆柯的游击队独立作战，成绩不坏。一上来，游击队就在一次公开的战役里歼灭了敌军几个小分队。游击队消灭掉队的敌军官兵，焚烧汽油车，截夺辎重车，到村里去捉德方行政管理人员并处以死刑。关于别的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还没有来，但是普罗庆柯根据口头的传说，猜到别的游击队开始得也不错。老百姓的传说夸大了游击队的战绩，但这只是说明，他们的斗争得到人民的支持。　　敌人调了大批兵力来对付游击队，但是普罗庆柯拒绝了指挥部要他们返回根据地的建议，夜里悄悄地把游击队调到顿涅茨河右岸。这里，谁也没有料到游击队会来，所以他们在德军后方造成了空前的恐慌。　　但是，在小小的草原地区里活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因为这里人口稠密，矿山、庄子、哥萨克村落几乎都互相衔接。队伍要不断地移动。只有靠普罗庆柯的计谋、靠他非常熟悉本区的地形、再加上优良的武装，才能够使队伍走掉而暂时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敌人老跟在屁股后头，这样在原地不停地兜圈子，究竟能支持到几时呢？　　以森林地带或是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带的游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那种大型的游击队，在人烟稠密的顿巴斯工业区是不适宜的。普罗庆柯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灾祸已经在叩门了。　　克谢尼雅·克罗托娃送来的消息使他心里好像被扎了一刀。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近郊活动的一个大游击队受敌人包围，被打垮了，待在这个游击队里的州委书记雅柯温柯牺牲了。按照雅柯温柯的游击队和普罗庆柯的游击队的类型建立起来的卡吉耶夫卡游击队里，总共只有以游击队指挥员为首的九名战士遇救。敌人在作战时遭受了三倍的损失，但是敌人的损失再大，也不足以抵偿在战斗中牺牲的著名的卡吉耶夫卡矿工近卫队！该队指挥员通知普罗庆柯，说他在招募新战士，目前只能以小队活动。鲍柯沃—安特腊戚特游击队突围了，总算没有遭到巨大的损失。它立刻分为几个小队，在一个总的指挥部下面活动。一些不大的游击队——鲁别让斯基、克烈缅斯基、伊万诺夫斯基以及其他各区的游击队的活动都很顺利，几乎没有损失。波巴斯仰斯基区的游击队是本州最大的游击队之一，一开始就分成几个小队活动，受一个总的指挥部指挥，当地人民高度评价它的战果，给队取了个外号叫“鬼见愁”。至于各区像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队伍——由当地居民、掉队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队伍——它们全都是以小股游击队的形式出现。　　这是生活本身的命令。　　普罗庆柯获悉这些情报之后，他总共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以把他的游击队也化整为零，但是命运连这几个小时都不肯给他。　　德国人在黎明时包围了他们，但是现在已经夕阳西下，靠近黄昏了。　　从前这里有一条小溪流入北顿涅茨河。小溪早已干涸，连附近马卡罗夫·雅尔村的居民都记不起这里什么时候有过水。原来是小溪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树林郁茂的峡谷。它的上端很窄，愈到口子的地方愈宽，形状像一个三角形，树林像一条宽带子一直通到河岸。　　普罗庆柯伏在峡谷上端最难防御那个地段的矮树丛里。他的柔软的、深黄色的、农民式的胡子已经留得很长。德国人的一粒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上面擦过，擦掉一小块带头发的头皮，血流到鬓角上，凝住了，但是他并不觉得。他伏在树丛里，用自动枪射击，旁边还有一支闲着，让它冷却。　　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伏在离丈夫不远的地方，她脸色严峻、苍白，也在射击。她的一切动作都是简练而准确的，充满潜在的精力和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天然的优美，——从旁边看起来，她似乎只是用手指操纵着自动枪。伏在她右边的是纳烈日内老头，马卡罗夫·雅尔的集体农民，或是照他自称，“老对德战争”的机枪手。　　纳烈日内的十三岁的孙子，在给自动枪装弹盘，他的周围都是弹药箱。在弹药箱后面的洼地上，指挥员——他没有跟普罗庆柯在一起，而是待在河岸上——的副官一直抓着晒热的电话听筒，用暗语咕哝着：　　“喂，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是谁？你好，阿姨！……李子不够吗？跟侄子拿吧……喂，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你们那里呢？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小妹妹！小妹妹！小妹妹！你怎么睡着啦？小兄弟请你在左边加把火……”　　不，折磨着普罗庆柯的灵魂的并不是他本人和妻子可能牺牲的念头，甚至不是对别人生命的责任感，而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他们本来可以不至于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　　他还是把队伍分成了几个小队，给每个小队都派了队长和政治副队长，并且给每个小队指定了以后可以做根据地的地方。以前的指挥员和他的副手以及参谋长应该指挥这些新的小队里面的一个队。对于所有这些小队说来，他们应当代表总指挥部，因为他们现在人数不多，所以仍旧以米佳金森林做根据地。　　普罗庆柯叫队长们和战士们做好准备，在峡谷里守到夜里，然后由他率领大家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冲到草原上去。为了使大伙在突围之后容易走掉，普罗庆柯把小队分得更小，三五个人一组，这些小组应该各自设法脱逃。纳烈日内老头答应把他和他的妻子暂时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普罗庆柯知道，一部分人在突围时将要牺牲，一部分人将要被俘，也会有人并没有牺牲，但是由于胆小，已经不会到指定的地点，不会到根据地来了。这一切形成沉痛的精神重担压在普罗庆柯的心上。但是他非但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任何人，而且他的脸色、手势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和他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他身材矮小匀称，红润的脸上长满深色的农民式的大胡子，伏在灌木林里，准确地向敌人射击，一面还跟纳烈日内老头说着笑话。　　纳烈日内的脸有些像摩尔达维亚人，甚至像土罗克①人：一把好像涂着树脂的、漆黑的鬈曲的胡子，一双灵活的、闪闪发光的乌黑的眼睛。他像太阳底下的草茎那样浑身干瘪，肩膀和手上尽是骨头，然而宽阔有力，他的动作看起来似乎有些迟缓，但是充满了潜力。　　--------　　①土罗克是土耳其的主要民族。　　他们的处境虽然困难，但两人似乎都很满意，因为他们能趴在一起，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说不上是很复杂的谈话。　　大概每过半小时，普罗庆柯就要眼睛里闪烁着狡猾的神气，说道：　　“喂，柯尔聂·季霍诺维奇①，有点热吧？”　　--------　　①柯尔聂·季霍诺维奇是纳烈日内的名字和父名。　　听了这种话，纳烈日内就这样回敬他：　　“凉快是说不上，但是还不热，伊凡·费奥多罗维奇。”　　如果德国人逼得特别紧，普罗庆柯就说：　　“如果他们有迫击炮，向我们扔些黄瓜，那我们就要热得够呛了！是吗，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听了这种话，纳烈日内也是不慌不忙地回敬说：　　“要很多很多的黄瓜才能把这样的林子打烂，伊凡·费奥多罗维奇……”　　忽然，透过连珠炮似的自动枪声，他们俩都听到摩托车的轧轧声远远地从马卡罗夫·雅尔那边传来，声音愈来愈响。　　他们甚至有一刹那工夫停止了射击。　　“听到吗，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听到了。”　　普罗庆柯把眼睛朝妻子那边转动了一下作为警告，撅起嘴做了一个暗号让她不要出声。　　有一队摩托兵，沿着从这里看不见的大路开来支援德国人。大概，峡谷里各处都听到了摩托车的响声。电话铃狂热地响起来了。　　太阳已经西沉，但是月亮还没有升起。暮色还没有降临，阴影却已经消失。天空里，还有许多幽静的、淡淡的色彩在变幻着颜色。在地上，在高高矮矮的树木上、人脸上、步枪上以及遍地皆是的空弹壳上，总之在一切东西上面都笼罩着这种准备马上被黑暗吞掉的、异样的、逐渐暗淡的微光。这种既非白昼、又非夜晚的朦胧状态，只滞留了几秒钟。突然，仿佛有一种黄昏时候的雾气或是露水，开始在空中扩散，落在灌木林上和地面上，渐渐浓密起来。　　从马卡罗夫·雅尔那面传来的摩托车的轧轧声愈来愈响，散播到整个地区。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展开了对射，河边的枪声愈来愈激烈了。　　普罗庆柯看了看表。　　“得开溜了……杰辽兴！在二十一点正……”他没有转脸，就对电话机旁的副官说。　　普罗庆柯已经跟分布在小树林里的各个游击小队的指挥员约好，听到他的信号，各个小队都集合到通草原洼地里的一株老榆树旁边。他们就应当从这里突围。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为了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守卫在紧靠顿涅茨河边的小树林的两个游击小队应当比别的小队多坚持一会，仿佛他们是在作最后的、不顾一切的渡河的尝试。普罗庆柯迅速地环顾了一下，看看可以派谁到他们那边去传达命令。　　在守卫峡谷上端的游击队员里面，有一个克拉斯诺顿青年——共青团员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在德国人到来以前，他曾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防空防化学指挥员训练班学习。他的文化水平高，举止沉着，加上在他身上很早就显示出来的善于做社会工作的能力，使他在游击队员中间显得很突出。普罗庆柯在几件不同的工作上考验过斯塔霍维奇，打算派他去跟克拉斯诺顿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现在，普罗庆柯在自己左面看见了他的苍白的脸和汗湿的、蓬乱的浅色头发，要是在别的时候，他的头发一定是以漂亮而自然的波浪式覆在他的傲然昂起的头上。这青年人神经紧张得厉害，但是自尊心不容许他退进峡谷深处。这一点使普罗庆柯看了很高兴。他就派斯塔霍维奇前去。　　斯塔霍维奇勉强笑了一笑，把瘦削的身子弯得靠近地面，朝河岸跑去。　　“喂，柯尔聂·季雷诺维奇，你也别耽搁！”普罗庆柯对这个勇敢的老头说，他也是留下来和一个游击小队一同掩护撤退的。　　从躲在河边的游击队员们开始佯装要渡顿涅茨河的那一刻起，德军主力就在这里的顿涅茨河岸集中，他们的全部火力都对着这一部分树林和河面。子弹的唿啸声和它们落在矮树丛里发出的劈啪声融成一片刺耳的响声。子弹好像在空中爆开，人们就呼吸着赤热的铅灰。　　游击队指挥员接到斯塔霍维奇送来的普罗庆柯的命令之后，就派大部分游击队员到洼地上的集合点去，自己却带领十二个人留下来掩护撤退。斯塔霍维奇怕待在这里，很想跟别人一起走，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利用没有人注意他的机会，躲到矮树丛里，趴在地上，翻起衣领，希望能把耳朵稍微掩住一点也好。　　在炮火不那么集中、不那么震耳欲聋的瞬息，可以听到德军刺耳的口令声。个别的德军小队已经从马卡罗夫·雅尔那边的什么地方突进了树林。　　“时候到了，伙伴们，”游击队指挥员突然说道，“跑步走！……”　　游击队员们立刻停止射击，跟在指挥员后面就跑起来。虽然敌人的火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但是在树林里奔跑的游击队员们却感到四周寂静无声。他们拚命奔跑，可以听到彼此间的呼吸声。不多一会，他们看到了挨个儿趴着隐蔽在洼地里的同志们的暗色身形。他们扑到地上，爬到他们身边。　　“啊，愿老天保佑你们！”站在老榆树旁边的普罗庆柯夸奖地说，“斯塔霍维奇在这里吗？”　　“在。”指挥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游击队员们互相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斯塔霍维奇。　　“斯塔霍维奇！”指挥员挨个儿细瞧着洼地里游击队员们的脸，轻声唤道。但是斯塔霍维奇不在。　　“唉，伙伴们，你们也许太糊涂，连他被打死了也没有发现！也许，他受了伤，被你们撇下了！”普罗庆柯发火了。　　“我又不是个小孩，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指挥员觉得受了委屈。“我们从阵地上撤退的时候，他好好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密林里跑的时候，彼此也没有失散……”　　这时，普罗庆柯看见虽然是高龄却很矮捷的纳烈日内的身形隐蔽地穿过灌木林向他爬过来，他后面是他的十三岁的孙子和几个战士。　　“啊，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普罗庆柯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高兴地叫起来。　　突然他转过身来，尖声地拖长声音喊了一声，使大家都能听见：　　“准—备！……”　　伏在地上的游击队员们的姿势里出现了山猫似的动作。　　“卡佳！”普罗庆柯轻轻地说，“你别落在我后面……如果我什么时候……如果有过什么……”他挥了挥手，“要请你原谅我。”　　“你也要原谅我……”她微微低下了头，“如果你能安全地出去，而我……”　　他不让她说完，就说：　　“我也是一样……你就讲给孩子们听。”　　他们来不及再多说别的。普罗庆柯尖声叫道：　　“开火！前进！”　　接着他第一个跑出了洼地。　　他们弄不清，他们究竟剩下多少人、他们跑了多久。似乎，他们已经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脏了；他们一声不响地跑着，有人还一面跑一面射击。普罗庆柯回过头去，看见了卡佳、纳烈日内和他的孙子，这给他增添了力量。　　突然，在后面和右面的草原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吼声，它远远地散布在黑夜的空气中。前面的什么地方也已经响起摩托声；这种声音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把奔跑的人们包围起来。　　普罗庆柯发出信号，人们就纷纷四散，伏在地上，利用朦胧的月光和起伏的地形，像蛇那样毫无声息地爬过去。转眼之间，人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消失了。　　普罗庆柯、卡佳、纳烈日内和他的孙子单独留在浴着月光的草原上只不过几分钟。他们到了集体农庄的瓜田中间，这片瓜田向前向上伸延，一共有好几公顷，大概是沿着一个长山岗的背面，在天空中隐约可见它的岗顶。　　“稍微等一下，柯尔聂·季霍诺维奇，我已经透不过气来了！”普罗庆柯说着就扑到地上。　　“加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纳烈日内迅速地向他低下头，呼吸的热气喷到他的脸上，说着。“我们不能休息，翻过小山就是那个村子，他们可以把我们藏起来……”　　于是他们就跟着纳烈日内继续在瓜田里爬过去，纳烈日内偶尔转过他那目光锐利、留着鬈曲的黑胡子的燧石般的脸来，望望普罗庆柯和卡佳。　　他们爬上岗顶，看见前面村里窗上不见灯光的白色农舍，村子的一头离他们大约二百米。瓜田一直延展到最近一排农舍篱笆前面的大路旁边。几乎就在他们爬上岗顶的同一刹那，有几个德国摩托兵在这条大路上驰过，折进了村中心。　　自动枪火仍旧时远时近地闪烁着；有时觉得，有人在还击，深夜的这些枪声在普罗庆柯心里唤起了痛苦和忧郁。纳烈日内的浅色头发的孙子完全不像他爷爷，他有时带着询问的神气胆怯地抬起稚气的眼睛望望普罗庆柯，——看着这双眼睛令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村里传来德军的詈骂声和急骤的枪托捣门声。一会儿寂静下来，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叫或是妇人的哀号，这哀号逐渐变为啼哭，后来又变为高声的哀告和呼号，打破了夜的寂静。有时在村里村外，都有摩托车在吼叫——一辆、好几辆、甚至好像有整整一队在疾驰。明月在天空大放光彩，普罗庆柯、卡佳、纳烈日内祖孙俩都伏在地上，个个都浑身湿淋淋，冷得瑟缩发抖，卡佳的一只脚被靴子磨破了，又疼又痒。　　他们就这样趴着，等到村里和草原上的一切都沉寂下来。　　“喂，是时候了，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纳烈日内低声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地爬，一个跟着一个。”　　村里传来德军巡逻队的脚步声。偶尔在这里那里有火柴或是打火机的火光一闪。普罗庆柯和卡佳留下来，趴在村中心一家农舍后面的乱草堆里，纳烈日内带着孙子翻过了篱笆。　　有好一会工夫听不见他们的声息。　　公鸡啼了头遍。普罗庆柯忽然冷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卡佳轻声问道。　　“德国人把公鸡都杀光了，全村只有两三只公鸡！”　　他们是第一次关心地、意味深长地互相望了望对方的脸，只有在眼睛里露出了笑意。这时，篱笆后面传出了低语声：　　“你们在哪里？到房子跟前来……”　　一个身材瘦长、骨骼结实、头上包白头巾的妇女，隔着篱笆在寻找他们。她的黑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站起来吧，别怕，没有人。”她说。　　她搀着卡佳跨过篱笆。　　“您叫什么名字？”卡佳轻声问道。　　“玛尔法。”那妇女说。　　“啊，‘新秩序’怎么样？”普罗庆柯带着苦笑问她。这时候，他、卡佳、纳烈日内老头和他的孙子都已经坐在农舍里的一盏小油灯下。　　“‘新秩序’是这样的：德国卫戍司令部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过，要我们每头牛每天要交六公升牛奶，每只鸡每月要交九个蛋。”玛尔法说，她的黑眼睛带着几分羞怯的神情不好意思地斜睨着普罗庆柯。　　她已经快五十了，但是她端菜和收拾杯盘的动作还像年轻妇女那样利落。刷白的农舍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装饰着绣花手巾。满屋都是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十四岁的儿子和十二岁的女儿被从床上唤了起来，现在到外面放哨去了。　　“过了两星期，又来了上交牲口的新任务。您看，我们村里不过一百来户，可是已经接到第二次任务，要交二十头牲口，——您看，这就是‘新秩序’。”她说。　　“你不用生气，玛尔法大婶！早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就领教过了。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纳烈日内说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结实的牙齿。他的燧石般的晒黑的脸上那双土罗克人似的眼睛，射出英勇而狡猾的光辉。　　甚至难以想象，说这话的就是刚刚死里逃生的人。　　普罗庆柯用眼角瞟了卡佳一眼，她的严峻的脸色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悦的笑容。经过多日的战斗和这次令人惊心动魄的脱逃之后，这两个已经并不年轻的人使普罗庆柯和卡佳感到一股蓬勃的青春的朝气。　　“据我看，玛尔法大婶，不管他们怎么剥夺你们，你们总还是有点东西。”普罗庆柯对纳烈日内挤挤眼，朝桌上点点头说。玛尔法“出于大方”，已经摆出了一桌子的奶渣、酸奶油、黄油和脂油煎蛋。　　“您难道不知道，在一个地道的乌克兰农家，无论你怎么搜刮，总是吃不尽偷不光的，除非你打死了女主人！”玛尔法开玩笑地回答说，她像少女那样窘得满脸通红，还带着一种有些粗鲁的坦率，普罗庆柯和纳烈日内听了都不禁用手捂着嘴噗哧一笑，卡佳也笑了。“我把什么都藏起来了！”玛尔法自己也笑了。　　“唉，你这个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说，把头转动了一下。“现在你算是什么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呢，还是单干户？”　　“在德国人没有走之前，我好像是个休假的集体农庄庄员，”玛尔法说，“可是在德国人眼里，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他们认为我们全部集体农庄的土地都属于日耳曼……他们叫什么——拉伊希①？柯尔聂·季霍诺维奇，他们是怎么叫的？”　　“是叫他妈的什么拉伊希！”老头冷笑着说。　　“他们召开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什么文件，那个坏蛋叫什么啦？叫罗森堡②，还是叫什么，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　　①德语“国家”或“帝国”的译音。　　②罗森堡是希特勒德国主要战犯之一，纳粹党的外交负责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任东方被占领区事务部长、一九四六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是叫他妈的什么罗森堡！”纳烈日内回答。　　“那个罗森堡说，我们可以领取土地去自己耕种，可是轮不到所有的人，只给那些肯给日耳曼拉伊希好好干活的人，自己有牲口和机器的人。可是您瞧，哪来的什么机器，他们无非是赶着我们用镰刀去收割集体农庄的小麦，而且麦子又是拿去给他们的拉伊希的。我们这些妇女早已忘了怎么用镰刀收割了！我们到了地里，躺在小麦地里阴凉的地方，睡大觉……”　　“那么村长呢？”普罗庆柯问。　　“我们的村长是自己人。”玛尔法回答说。　　“唉，你这个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又说了一遍，又把头转动了一下。“你们家当家的在哪里？”　　“他在哪里吗？在前线。我的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在前线。”她严肃地说。　　“请你照直说：你有这么一大群孩子，你掩护了我们，难道你不替你自己和孩子们担心吗？”普罗庆柯忽然用俄语问道。　　“我才不担心呢！”她用年轻的黑眼睛望了望他，也用俄语回答。“他们要砍头尽管砍。我不怕。我知道我是为什么死的。可是也请您告诉我：您跟我们的人，跟前线的人有没有联系？”　　“有。”普罗庆柯回答。　　“那就请您告诉我们的人，叫他们打到底。叫我们的丈夫们不要顾惜自己。”她怀着一个普通的、正直的妇女的信念说道，“我要这么说：也许，我们的爸爸，”她好像是用她孩子们的口气说，“说不定，我们的爸爸从此回不来了，说不定，他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我们会知道，他是为什么牺牲的！等我们的政权回来，它就是我的孩子们的爸爸！……”　　“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第三次温柔地说，接着垂下了头，半晌没有抬起来。　　玛尔法安排纳烈日内祖孙俩睡在屋里；她把他们的武器藏起来，就不替他们担心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却被她带到外面一个荒废的地窖里，地窖上面长满杂草，里面像墓穴里似的寒气砭骨。　　“稍微有些潮湿，我给你们拿来了两件皮袄。”她羞怯地说，“这儿来，这儿有麦秸……”　　他们单独留下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们坐在麦秸上半晌没有出声。　　突然，卡佳用温暖的双手抱住普罗庆柯的头，把它紧紧搂在自己胸口。　　他心里充满了柔情。　　“卡佳！”他说，“这种游击战我们全部都要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进行了。一切的一切都要按照另一种方式，”他脱出她的拥抱，非常激动地说，“噢，我心里是多么痛苦啊！……为了那些牺牲的人心痛，是我们的无能造成了他们的牺牲。不过他们总不至于全部都牺牲了吧？我想，大多数都可以冲出来吧？”他这样问着，仿佛在寻找支持。“没有关系，卡佳，没有关系！我们在人民中间还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像纳烈日内、像玛尔法那样的人，可以找到千千万万！……不！这个希特勒可以把整个德意志民族弄得稀里糊涂，可是我却不信，他能骗得过伊凡·普罗庆柯，——办不到，那是不可能的！”普罗庆柯愤怒地说，他没有觉察他说的已经是乌克兰语，虽然他的妻子卡佳是俄罗斯人。　　      第三十章　　就像肉眼看不见的地下水，在树根和草根下面，在土壤底下，沿着土地的裂缝和空隙毫无声息地不断渗向各个方向那样，在德国人统治下，千百万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男女老幼，走过草原，顺着林中小道、山径和峡谷，走过陡峭的河岸，沿着城乡的大街小巷，穿过闹市和黑夜的峡谷，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动。　　有的人被赶出故乡，有的人重返故乡，有的人要找寻不会被人认出来的地方，有的人穿过战线到自由的苏维埃土地上去，有的人突围而出，有的人逃出德国俘虏营或是集中营，有的人仅仅是迫于贫困出来寻衣觅食、有的人（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的人、鼓动员、敌后侦察员、伟大人民的撤退了的伟大军队的侦察员）拿起武器同压迫者斗争，——他们不住地走着，走着，像砂子一样难以胜数……　　在太阳底下，有一个身材矮小、面色红润的人从顿涅茨河那边沿着草原上的大路走过来。他一身普通的农民打扮，留着深黄色的柔软的农民式的胡子，肩后背着一个粗麻袋。像他这样行路的人，有成千上万……怎么能认得出他是什么人呢？他有一双蓝眼睛，但是你总不能去细看每个人的眼睛，而且光看眼睛又怎能看得出一切呢？也许，这双眼睛里跳动着魔里的火星，可是遇到宪兵队里的骑兵军士先生甚至宪兵队里的骑兵上士先生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最普通的人的眼睛。　　这个身材矮小、留着深黄色胡子、一身农民打扮的人走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城，就消失在街头的人群里面。他进城来干什么？也许，他的麻袋里装的是牛油、或是乳渣、或是鸭子，拿到市场上来换些钉子、棉布或是食盐吧？也许，这就是普罗庆柯本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只有把感觉素材，这个可怕的人物甚至能够破坏卫戍司令部第七处顾问舒尔茨博士的政权！……　　在小矿城郊外，靠近通向草原的一条又窄又暗的山沟上端，在一所木头房子里，在唯一的那扇窗上有被子遮着的房间里，在点着小油灯的桌旁，坐着两个人：一个已经中年以上，脸上的肉沉重地往下坠着，另一个是精力充沛的青年，暗金色睫毛底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这一老一少的身上，有着共同的东西，它甚至表现在：他们俩在这样的深夜，在被德军占领的这些不幸的日子里，还穿得引人注目地整洁、还打着领带。　　“你们要培养因为我们的故乡顿巴斯而感到自豪的感情。你记不记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阿尔焦姆①、克里姆·伏罗希洛夫、巴尔霍明柯——是怎样斗争的？”上年纪的那个人说，他的严厉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的好像不是这暗淡的灯光，而是那些早已过去的战斗的光辉。“你记得吗？你能不能把他们的事迹讲给青年们听听？”　　--------　　①阿尔焦姆（真名：费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1883—1921），一九○五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五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顿巴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青年坐在那里，天真地把头偏向比右肩略高的左肩。　　“我记一记得……我能一能讲。”他略微有些口吃地回答。　　“什么是我们顿巴斯的光荣呢？”上年纪的那个人接着说，“不管我们是多么困难，无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在以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及现在的战争时期，我们始终都光荣地履行我们的天职。你要使青年们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感受……”　　上年纪的那个人停了一下。青年尊敬地望着他，没有作声。上年纪的那个人接下去说：　　“你们要记住：警惕性——是地下工作之母……你看过电影《恰巴耶夫》吧？”他问的时候没有带笑容。　　“看过。”　　“恰巴耶夫为什么会牺牲？他牺牲是因为他的巡逻队睡着了，让敌人逼近了。要时刻警惕，不管是黑夜或是白天，要严格认真……索柯洛娃·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①你认识吗？”　　--------　　①俄罗斯人习惯，姓放在前面表示郑重。　　“认识。”　　“你怎么认识她的？”　　“她以前和妈妈一起做妇女工作。现在她们也很要好……”　　“不错……凡是只有你我两人应该知道的事，都由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来传达。至于普通的联系——都通过奥西摩兴，像今天一样。我们以后不能再见面……”接着，刘季柯夫似乎要防止青年露出委屈的或是难受的表情，再不然就是抗议的表情，突然对他高兴地微笑着。　　但是奥列格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一种这样的感情。刘季柯夫对他表现了这样的信任，——居然让他到自己家里来，而且还是在城里戒严的时候，——这使奥列格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无限的忠诚。他咧开嘴巴稚气地笑着，也高高兴兴地说道：　　“谢谢！”　　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青年，蜷缩着身子睡在草原的洼地里；太阳晒着他，他的衣服上冒出蒸气。他从河里爬上来在草上留下的湿印已经被晒干了。如果夜里他连湿衣服也不脱就倒在草原上睡着了，足见他泅水过河时一定累坏了！　　但是太阳刚开始灼人，青年就醒来继续上路了。他的浅色头发晒干了，自然而然地就现出了天然的、漂亮的波纹。第二夜他在一个矿村里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投宿，他们看在他差不多是同乡的份上，留他过了一宿：他说他家在克拉斯诺顿，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念书，现在要回家去。然后，他就在大天白日公开地走进克拉斯诺顿。他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德国人住着，所以他先去找他的同学沃洛佳·奥西摩兴。　　沃洛佳家里住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走了。　　“席尼亚！……你从哪儿来的？”　　但是沃洛佳的这位同学却带着他平时那副有些倨傲和冷淡的腔调说：　　“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沃洛佳的老同学，共青团员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对他不必隐瞒，——当然，这不是指组织方面，而是在谈到个人的看法和心情方面，——于是沃洛佳就把有关他个人的一切都对斯塔霍维奇说了。　　“唔……”斯塔霍维奇说，“这很好。我料想你也不会改变……”　　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几分鼓励的口吻。但是，他大概是有资格这样说的。他跟沃洛佳一样，不仅渴望参加地下斗争，——沃洛佳因为要保密，只说渴望参加，——他已经在游击队里打过仗，而且，据他说，是游击队司令部正式派他来的，准备在克拉斯诺顿也组织这项工作。　　“好极了！……”沃洛佳怀着敬意说，“我们应当马上去看奥列格……”　　“这个奥列格是个什么人？”斯塔霍维奇自尊地问，因为沃洛佳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说出奥列格的名字。　　“老兄，这个小伙子很了不起！……”沃洛佳含糊地说。　　不，斯塔霍维奇不认识奥列格。不过如果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青年，那又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　　一个态度非常严肃、身穿便服而有军人风度的人，在鲍尔茨家门口轻轻地敲门。　　只有小刘霞一个人在家。妈妈拿了些东西到市场上去换食物去了，而华丽雅……不，家里还有爸爸，但这正是最可怕的事。爸爸戴着黑眼镜，一眨眼就躲进了衣橱。刘霞的心紧揪着，她装出一副大人的神气走到门口，尽量壮着胆问道：　　“谁啊？”　　‘华丽雅在家吗？”门外有个男人的声音问道，这是个悦耳的男高音，但有些忸怩。　　“她不在家……”刘霞悄悄地等候着。　　“您开开门，别害怕，”那个声音又说，“跟我说话的是谁？”　　“刘霞。”　　“刘霞？华丽雅的妹妹吗？您开开门，别害怕……”　　刘霞开了门。台阶上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身材高大匀称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刘霞把他当作是成年人。他的眼睛很和善，非常严肃的脸上透出一股英勇的气概。他眼睛里带着笑意望着刘霞，举手对她行了个礼。　　“她一会儿就会回来吗？”他很有礼貌地问。　　刘霞欣然接受了这个敬礼。　　“我不知道。”她仰起脸来望着他的脸，说道。　　他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气。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后来又举手行了个礼。他刚照军人的姿势向后转过身去要走，刘霞连忙问道：　　“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吗？”　　他眼睛里霎时间露出嘲弄的神情，说：　　“请您告诉她，就说未婚夫来了……”　　他说完就跑下了台阶。　　“您马上就要走吗？她怎么去找您呢？”刘霞非常激动，在他后面急忙说道。　　但是她的声音太胆怯而且说得太迟了。他已经走远了，沿着“木头街”向过道口那面去了。　　华丽雅有了未婚夫……这使刘霞很激动。这件事当然不能告诉爸爸。这件事对妈妈也讲不得。“我们家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也许他们还不准备结婚吧？”刘霞安慰看自己，想道。　　几个年轻人——两个几乎还像男孩子的青年和两个姑娘——在草原上散步。在这种绝对没有人散步的可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青年和两个姑娘在草原上散步呢？他们散步的时间是在平常日子里的工作时间，地点离城老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散步并没有人禁止。　　他们是一对一对地散步。一个青年长着微鬈的硬发，赤着脚，动作灵活敏捷，跟他一块的姑娘皮肤晒得黑黑的，打着两条金色的辫子，裸露着的手脚上都覆着柔毛；另外一个青年个子矮小，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跟他一起的姑娘样子文静，衣着朴素，眼睛里透出一副聪明样子，她叫安托妮娜·马什谦柯。这两对有时离得老远，有时又聚在一处。他们从早到晚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散步，在耀眼的太阳底下晒得口渴难忍。那个线头发的青年脸上的雀斑被晒得好像多出了两倍。他们每次回到碰头地点的时候手里和衣袋里都带着东西：子弹、手榴弹，有时是一支德国步枪、一支手枪、一支俄罗斯式步枪。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他们散步的地方是在上杜望纳雅车站附近，撤退的红军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最后的激战。他们不是把这些武器交给德军卫戍司令部，而是把它们搬到小树林旁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但是没有人看见他们。　　有一次，那个带头的、动作敏捷的小伙子找到一个装着炸药的地雷，就当着那个梳两条金色辫子的姑娘的面，用他的灵巧的手指异常精确地取出里面的炸药。　　毫无疑问，这一带一定有许多地雷。所以他要教会大家怎样取出地雷里的炸药。将来地雷也会有用处。　　梳两条金色辫子的姑娘到黄昏才回家，皮肤晒得很黑，疲倦而又兴奋，——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霞瞅空把她拉到小花园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用低得可怕的声音把未婚夫的事告诉她。　　“什么未婚夫？你尽瞎说些什么呀？”华丽雅有点狼狈，生气地说。　　一种想法是，这也许是德国人派来的密探，还有一种相反的想法是，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知道华丽雅的活动，所以派人来寻找她。这两种假定很快都被推翻了。虽然华丽雅满脑子都装满冒险小说，像塞满了炸药的地雷那样，她本质上却像她们这一代人一样，是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她在脑子里把所有认识的人一个个回想，忽然恍然大悟了。去年春天……戏剧小组在列宁俱乐部举行告别演出，——欢送凡尼亚①·杜尔根尼奇进塞瓦斯托波尔高射炮兵学校。他扮演未婚夫，华丽雅扮演未婚妻……“未婚夫”！……唔，当然是他！　　--------　　①凡尼亚是伊凡的小名。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他平时总是扮演滑稽老头的角色。当然，这里不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凡尼亚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从第一排到末一排的观众都笑得流眼泪。”这一点他是完全做到了。不管他演什么，演《可怜的女人》①也好，演《初次约会》②也好，他总化装成老园丁达尼雷奇的模样。可是凡尼亚是在前线呀，他怎么会来到克拉斯诺顿的呢？他是一个红军中尉。去冬他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去重新学习使用高射炮打坦克的时候，曾到城里来过。　　--------　　①乌克兰作家卡尔片柯－卡雷（1845—1907）的剧本。　　②乌克兰作家瓦西尔钦柯（1878—1932）的剧本。%%%“你总是这样，妈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想吃晚饭！”华丽雅说了就跑出去找奥列格去了。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到克拉斯诺顿了！　　一个个子矮小、皮肤白皙的姑娘在一片无垠的土地上跋涉。她已经穿过整个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像数不清的人群的砂土中的一颗砂粒，像一颗失散的种籽……她就这样走到五一村，敲着一所小房子的窗。　　“如果你看到伊凡卓娃家两姊妹里有一个是白白的，那么这两姊妹就是伊凡尼兴娜家的……”　　在前线杳无音信的李丽亚·伊凡尼兴娜回到老家来了。　　这个消息，邬丽亚是从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那里听到的。李丽亚，善良快活的李丽亚，她们这一伙人的灵魂，她们中间第一个离开家庭和女伴的人，第一个投身到这个可怕的、斗争的世界的人，一去没有音信、已经被埋葬而又复活的人，回来了！　　她们三个朋友——纤瘦的、举动像男孩子的莎霞，像茨冈姑娘那样肤色浅黑的玛雅（她的饱满的下唇自尊地撅着，她一向很积极，甚至在德国人统治下也还保持着纠正别人和教育别人的习惯），还有梳着两条有波纹的黑辫子的邬丽亚（她的辫子垂到胸前，贴在德国兵光临过他们家之后几乎是她唯一留下来的那件蓝底白点的家常衣服上），——她们三个朋友就一直奔向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村中心的伊凡尼兴家。　　村里已经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了，在这里奔跑甚至感到很异样。姑娘们心里充满自由之感，不自觉地变得活泼起来。邬丽亚的黑眼睛开始发亮，脸上露出了快活的、在她是非常难得的顽皮的微笑，而且这个微笑好像立刻在她朋友们的脸上和周围的一切东西上面都得到了反映。　　她们刚跑到学校跟前，一扇校门上贴的一幅色彩鲜明的宣传画就投入了她们的眼帘。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一口气跑上台阶。　　宣传画上画着一个德国家庭。一个面带笑容的中年德国人，戴着帽子，围着工作围裙，穿着条子衬衫，打着蝴蝶领结，手里拿着一枝雪茄。一个浅黄头发、也是面带笑容、显得年轻的胖胖的妇人，戴着软帽，穿着粉红色衣服，身边围绕着一群不同年龄的孩子，从两腮鼓鼓的一岁光景的胖小子起，一直到金发蓝眼睛的大姑娘。他们站在一所高瓦顶的农舍的门口，屋顶上有几只大嗉囊的鸽子在嬉戏。这个男子、这个妇人以及所有的孩子，都笑眯眯地迎着一个手提白搪瓷桶向他们走来的姑娘，最小的孩子还伸出了小手。这个姑娘穿着鲜艳的无袖女衫，围着镶花边的白围裙，戴着跟女主人一样的软帽，穿着雅致的红鞋。她生得很丰满，鼻子高高地翘起，面色红润得不自然。她也笑着，露出雪白的大牙。这幅画的远景是晾麦棚、高高的瓦顶上有鸽子嬉戏的畜栏、一角蓝天、一片麦穗累累的麦田和畜栏旁边几头肥大的花母牛。　　宣传画的下面用俄文写着：“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也找到了家。”右下角写着：“卡佳”。　　在城里驻有德国兵的期间，邬丽亚、玛雅和莎霞相互之间特别接近起来。如果她们哪一家住着德国兵，另外一个朋友的家里却空着，她们甚至就互相借宿。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们仿佛根据默契，彼此都不涉及她们生活中最重大最主要的问题——在德国人统治下怎样生活的问题，觉得谈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似的。所以现在，她们也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默默地走下台阶，又同样默默地向伊凡尼兴家走去，彼此望也不望一眼。　　两姊妹中的妹妹东妮亚，快活得容光焕发，从小屋里跑出来迎接她们。东妮亚生着大鼻子和一绺绺浓密的深栗色头发，两条长腿还不像少女的腿，但又已经不是小女孩的腿了。　　“姑娘们！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天哪！我是多么高兴啊！”　　她一开口，眼睛里就泪汪汪的。　　满屋子都是姑娘们。其中最引邬丽亚注目的是新近回来的伊凡卓娃姊妹，奥丽雅和妮娜，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她们了。　　但是李丽亚是怎么啦！她生着浅色的头发和一双非常善良的、快乐的眼睛，一向都像个奶油面包似的，又白、又干净、又软、又圆。现在她站在邬丽亚面前，拱腰驼背，两只胳臂软弱无力地贴着干瘪的身子耷拉着。苍白的小脸上是一层不健康的晒黑的颜色，脸上只有瘦削的大鼻子显得很惹眼，还有那双眼睛看起人来还带着原来的善良的表情……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　　邬丽亚默默地、猛地一下搂住李丽亚，把她的小脸紧压在自己胸口，久久不肯放开。可是等李丽亚抬起脸来望着邬丽亚的时候，脸上并没有露出温柔或是感动的表情。她的善良的眼睛里带着恍惚而疏远的神情，仿佛她的经历使她和童年的朋友疏远了，她们的普通的、日常的感情已经不能引起她的共鸣，不管这些感情是表现得多么真挚和多么强烈。　　莎霞抢过李丽亚，拉着她就在房间里旋转起来。　　“李丽卡！这真是你吗？……李丽卡，好朋友，我的宝贝！你怎么这么瘦！可是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会让你吃得胖胖的。你不知道，你来了我们是多么幸福，李丽卡，你是我们的幸福！”莎霞表达感情的方式是率直的、急遽的，她一边说一边拉着李丽亚在房间里旋转。　　“你把她放下吧！”玛雅自尊地撅起她的饱满的、任性的下唇，笑着说。她也搂住李丽亚，把她吻了一阵。“讲吧，讲下去吧！”玛雅马上说。　　李丽亚在椅子上坐下来，姑娘们都走过来把她团团围在中间。李丽亚就用平静的、低低的声音继续讲下去：　　“不错，我们跟男人在一起是不方便，但是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把我和我们一营的弟兄们拆散，这使我不单是高兴，简直感到幸福。要知道，撤退的时候我们一路上都是一块走的，不知牺牲了多少人啊……你们知道，姑娘们，看到自己人牺牲、心里总是非常难受。特别是到后来每个连队里只剩下七八个人，每个人的名字你都叫得出来，那时候，每个人都像亲人，有一个牺牲，你心里就像剜掉一块肉……我记得，去年我受了伤，他们把我送进哈尔科夫一所很好的医院，可是我心里老是挂念着：‘唉，我不在，他们在营里不知怎么样了？’我天天给他们写信，他们也都写信给我，有的单独写，也有集体写的，可是我老在想：‘几时才能见面，几时才能见面呢？’后来让我去休假，假满后有可能把我调到另一个部队里，我就去请求司令，结果他把我安插到我们的梯队里……在哈尔科夫，我总是步行，因为有一次乘电车碰到一件事使我非常伤心。我看见，我们还有人互相推搡，互相辱骂，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伤心，——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像我这样一个军人还要流眼泪，真是不好意思，——我心里突然为这些人感到气愤和遗憾。我心里想：‘要是你们知道，我们前线每天都有人牺牲，不声不响、二话不说地牺牲了；要是你们知道，他们是怎样互相关心，而不是关心自己；要知道，这就是你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你们只要想到这一点，你们就不会这样态度粗暴，互相侮辱，你们就会彼此让路，说最亲切的话，如果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就会安慰他，抚摸他的脑袋……’”　　她这样讲的时候用的是平静的、低低的声音，她的眼睛仿佛不是望着她的朋友，而是透过她们眺望着遥远的地方。她们都安静下来，身子倾向她，发亮的眼睛一直盯着她，听着她讲。　　“我们在俘虏营就住在露天地里。下雨的时候，我们在雨里直哆嗦；给我们吃的尽是菜皮麸子汤，要不就是土豆皮煮的汤，可是干的是挖路的重活。我们的弟兄们像蜡烛融化那样消瘦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多人都死了。我们妇女们，”李丽亚说的是“我们妇女们”，而不是“我们姑娘们”，“我们妇女们总算比男人支持得长久一些。那边有个小伙子，是我们营里的费迦中士，我跟他很好，非常要好。”李丽亚轻声说，“他老是打趣我们妇女，说：‘你们姊妹们身体里有储备。’有一回，要把我们赶到另外一个俘虏营去，他实在支持不住，押送的兵士就把他枪杀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就死掉，他还活了一会，我走过的时候他一直望着我，可是我已经不能拥抱他、亲吻他了，因为不然他们也会把我打死……”　　李丽亚接着讲述他们怎样被赶到另一个俘虏营里，那个俘虏营里管妇女的是一个名叫葛特鲁德·葛贝希的德国女监工，这个母狼把姑娘们折磨得要死。李丽亚讲述，她们这些妇女商量好，不是自杀，便是干掉葛特鲁德·葛贝希。有一天夜里，她们在树林里干完活回来时骗过了卫兵，埋伏着，等葛特鲁德·葛贝希一出来，就用军大衣蒙住她，把她闷死了。然后，她们几个妇女和姑娘就逃跑了。但是她们不能一同走过整个波兰和乌克兰，只好各奔前程。李丽亚吃尽千辛万苦，只身跋涉几百几千公里，先是波兰人，后来是我们的乌克兰人掩护她，给她吃的。　　这一切都出自李丽亚之口，——她以前跟她们大伙一样，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克拉斯诺顿姑娘，一个白白胖胖的善良的小姑娘。很难想象，就是她，闷死了葛特鲁德·葛贝希，后来又靠这双青筋突露的小脚走过德国人占领的波兰和乌克兰全境。这使每个姑娘都想到自己：“要是这一切临到我的头上，我能不能挺得住，我将怎样行动呢？”　　她还是以前的李丽亚，但是她已经变了。不能说，她的经历使她变成了硬心肠，她没有在朋友们面前炫耀自己，也没有自高自大。不，她已经备尝生活的辛酸。在某种意义上她待人接物甚至更善良，好像她懂得了人的价值。虽然她肉体上和精神上似乎都有些枯萎，但是人类的这种伟大的善良的光辉却照亮了她的消瘦的脸庞。　　姑娘们都又来亲吻李丽亚，每人都想抚摸她或者至少也要触碰她一下。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大学生舒拉①·杜勃罗维娜，态度比别人都矜持，她因为玛雅跟李丽亚亲热，已经在妒忌了。　　--------　　①舒拉是亚历山德拉的小名。　　“姑娘们，每个人都是泪汪汪的，这像什么话呢！”莎霞叫起来。“我们来唱一个歌吧！”　　她本来要唱《黑黝黝的山岗睡不醒》，但是姑娘们马上嘘她：村里住的人良莠不齐，而且也可能有“警察”偶然走过。她们想挑选一支古老的乌克兰歌谣，东妮亚建议唱《土窑》这支歌。　　“这是我们喜欢的歌，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可挑。”东妮亚羞怯地说。　　但是大家觉得，心里本来已经够憋闷的，唱这支《土窑》更会使大家大哭起来。于是五一村的姑娘里面的主要歌手莎霞就唱起了：　　　　晚霞中有一青年，　　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呀闭口无言，　　单把目光向我闪一闪……　　大家都跟着唱起来。这支歌里没有什么可以使“警察”听了刺耳的东西。但是姑娘们常在收音机里听到心爱的皮雅特尼茨基合唱团演唱这支歌。正因为她们常常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的这支歌，她们现在仿佛是随着这支歌从五一村到莫斯科去了。　　姑娘们从小过惯的那种生活，对她们说来就像云雀生活在田野里那样自然的生活，现在随着这歌声又进入这个房间。　　邬丽亚在伊凡卓娃姊妹旁边坐下，但是正唱得高兴的姐姐奥丽雅只是亲热地使劲握住邬丽亚的胳膊，她的眼睛里仿佛燃着蓝色的火焰，使她那容貌不端正的脸甚至变得美丽起来。妮娜带着挑战的神气从两道有力的、弯弯的眉毛下面四面打量着，突然向邬丽亚低下头来，热情地凑着她的耳朵说：　　“卡苏克问你好。”　　“哪一个卡苏克？”邬丽亚也低声问道。　　“奥列格。对我们说来，”妮娜郑重地说，“从现在起，他以后一直就叫卡苏克。”　　邬丽亚望着前面，感到困惑。　　姑娘们唱着歌，变得活跃起来，脸上也现出了红晕。她们是多么希望能够忘掉——哪怕就在这一刹那——围绕着她们的一切，忘掉德国人、“警察”，忘掉她们要到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忘掉李丽亚经历的苦难，忘掉她们的母亲已经在家里着急，女儿怎么老不回来！她们是多么希望一切都能像以前一样！她们一支唱完，又唱一支。　　“姑娘们，姑娘们！”李丽亚忽然用她的低低的、动人的声音说，“我关在俘虏营里的时候，和后来我夜里赤着脚、挨着饿走过波兰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我们的五一村，想起我们的学校和你们大伙儿，想起我们怎样聚在一块，唱着歌走到草原上去……这到底是为了谁，又是为了什么要把这一切都破坏、踩烂的呢？他们这批家伙在世界上到底还嫌有什么不满足呢？……邬丽亚！”她忽然说，“你念首好诗给我们听吧，记得吗，像从前……”　　“念什么呢？”邬丽亚问。　　姑娘们七嘴八古地说出邬丽亚喜爱的诗，这些诗她们不止一次听她朗诵过。　　“邬丽亚，你就朗诵《恶魔》①吧。”李丽亚说。　　--------　　①俄国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的长诗。　　“朗诵《恶魔》的哪一段呢？”　　“随你便。”　　“让她全部都朗诵吧！”　　邬丽亚站起身来，从容地把手臂垂在两旁，既不矜持，也不忸怩，带着不会写诗也不会在舞台上朗诵诗的人们所固有的大方自然的朗诵姿态，用沉着流畅的低沉的声音开始了：　　　　悲戚的恶魔，谪放的精灵，　　飞翔在罪恶的大地上空，　　美好的日子的回忆，　　在他面前纷至沓来……　　在那些日子，他渴求智慧，　　透过永恒不散的云雾，　　观察散布在太空的　　天体的运行；　　在那些日子，他这个造物的幸运的长子，　　还在信仰，还在热爱！……　　真是怪事，就像姑娘们唱过的那些歌曲一样，邬丽亚朗诵的诗立时也获得了活生生的、重大的意义。仿佛姑娘们现在注定要过的那种生活与世上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事物——不管这些事物的性质和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长诗中对恶魔又像同情、又像谴责的说法，既符合姑娘们的心情，又同样感动她们。　　　　古往今来　　人类的一切沉痛的　　贫困、操劳和不幸，　　比起我的哪怕是片刻的无人承认的　　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邬丽亚朗诵着。而姑娘们也感到，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人在像她们那样受苦。　　这时天使已经展开他的金色的翅膀背起塔玛拉①的罪恶的灵魂，而地狱的精灵却从深渊里向他们升起。　　　　消逝吧，怀疑的阴郁的精灵！　　邬丽亚朗诵着，双手平静地垂在身旁。　　　　……考验的日子已经过去；　　连同尘世易朽的衣服　　罪恶的枷锁也从她身上落下。　　你要知道，我们等待她已经很久了！　　有些人的一生只是　　难以忍受的痛苦　　和难以达到的欢乐的一瞬，　　她的灵魂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她用惨痛的代价　　赎出了自己的一切怀疑……　　她曾痛苦过，也曾热爱过——　　于是天国为爱情打开了大门！　　--------　　①塔玛拉是《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李丽亚把她的生着浅色头发的头埋在手里，像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姑娘们百感交集，都跑过来安慰她。她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可怕的世界又进到屋里来了，仿佛又毒害了她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灵魂。　　      第三十一章　　自从阿纳托里·波波夫、邬丽亚·葛洛莫娃、维克多·彼得罗夫和他父亲疏散不成回到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天起，阿纳托里就不住在家里，而是躲在波高烈莱庄的彼得罗夫家里。德国人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深入到村里，彼得罗夫一家在那里行动还很自由。　　德国人离开后，阿纳托里才回到五一村。　　妮娜转告他和邬丽亚，要他们——最好是城里不大有人认识的邬丽亚——马上跟奥列格建立联系，拟出一批可靠的、愿意跟德国人斗争的五一村男女青年的名单。妮娜暗示说，奥列格不仅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她还传达了他的几点劝告：跟每一个人个别谈话，不要说出其他人的姓名，当然，也不要说出奥列格，不过要让对方明白，他们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　　后来妮娜走了。阿纳托里和邬丽亚就走到把他们两家的园子隔开的小峡谷的斜坡上，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下。　　暮色降临到草原上和花园里。　　波波夫家的园子被德国人糟蹋得相当厉害，特别是樱桃树，好多结了樱桃的树枝都被折断，但是园子外表上还是那么整洁、舒适，像他们父子俩一同管理的时候一样。　　阿纳托里的一位热爱本行的自然科学老师，在阿纳托里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的时候赠给他一本关于昆虫的书：《梨树上的害虫》。书已经很旧，缺了头几页，因此无从知道它的作者。　　在波波夫家的花园门前，耸立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梨树，比那本书还要老，阿纳托里对这棵树和这本书都非常喜爱。　　苹果树是波波夫一家的骄傲，秋天苹果快熟的时候，为了防止顽童们来偷苹果，阿纳托里总是搭个铺睡在花园里。要是碰到下雨不得不睡在屋里，他就安装一套信号装置：用细绳拴住苹果枝，细绳的那头接在从花园里拉进窗口的绳子上。只要碰到一棵苹果树，就会有一串空罐头哗喇喇地掉到阿纳托里的床头，他就会光穿一条裤衩冲到园里去。　　现在他和邬丽亚坐在这个花园里，态度严肃，聚精会神，充分感觉到自从和妮娜谈话之后他们已经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邬丽亚，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谈过心，”阿纳托里说，由于靠近她而有些局促不安，“但是我早就尊重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坦白地谈一谈，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谈出来……我想，如果认识到正是你和我才能担负起把五一村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的工作，这并不是夸大我们的作用，或是骄傲自大。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决定我们自己准备怎样生活……比方说，职业介绍所正在进行登记。我个人是不准备去职业介绍所。我不愿意也不准备替德国人做事。我对你起誓，我决不离开这条路！”他用沉着有力的声音说，“如果必要，我可以隐蔽起来，躲起来，我可以转入地下，但是我死也不会离开这条路！”　　“托里亚，你还记得在我们的箱子里乱翻东西的那个德国上等兵的手吗？那双手是那么脏，尽是老茧，抓住东西就不肯放，现在我好像一直看见这双手就在眼前，”邬丽亚轻轻地说，“就在我回来的头一天，我又看到这样的手，它们在我们的床上和箱子里乱翻，它们把母亲的、我的和姐姐的衣服剪成他们的三角围巾，它们甚至在没有洗过的脏衣服里翻找也不嫌脏，而且它们还想挖到我们的灵魂里来……托里亚！我有好几夜坐在我们家的小厨房里睡不着觉，——你知道我们家的厨房跟正房完全是隔开的，——我坐在漆黑的厨房里，听着德国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嚷，逼着我的生病的母亲侍候他们。我这样坐了不止一夜，我在检查我自己。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有没有权利走上这条路？后来我想通了，我没有别的路。是的，我只能走这条路，不然我就根本无法生活。我拿我的母亲起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决不离开这条路！”邬丽亚的乌黑的眼睛望着阿纳托里，说。　　邬丽亚和阿纳托里都深深激动。好一会工夫他们谁也没有作声。　　“我们来计划一下，先跟谁谈，”阿纳托里抑制住激动，嗄声说，“我们从姑娘们开始，好吗？”　　“当然要有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当然还有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着李丽亚的还有安东妮娜。我想还有安格林娜·萨莫欣娜、妮娜·盖拉西莫娃。”邬丽亚一个一个地举出名字。　　“那么我们的那个积极分子呢？啊，她叫什么来的，——　　就是那个少先队辅导员。”　　“是维丽柯娃吗？”邬丽亚脸上露出了冷冷的神气。“你知道，我有话要告诉你。在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往往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激烈的意见。但是每人心里一定要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对这种神圣的东西，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不能嘲笑的，不能无礼地带着讥笑来议论的。可是维丽柯娃这种人……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是不信任她……”　　“那就放一放吧，我们将来再仔细考察考察。”阿纳托里说。　　“那还不如要妮娜·米纳耶娃呢。”邬丽亚说。　　“那个浅色头发的胆小的姑娘吗？”　　“你不要这样想，她不是胆小，她是怕羞，其实她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那么亚历山德拉·杜勃罗维娜呢？”　　“她的事，我们去问问玛雅。”邬丽雅笑了。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提你最要好的朋友瓦丽雅·费拉托娃呢？”阿纳托里忽然惊奇地问。　　邬丽亚半晌没有作声，阿纳托里也看不出她脸上反映出什么样的感情。　　“是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是那样爱她，谁也没有像我那样了解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但是她不能走上这条路，她太软弱，我怕她只能做牺牲品。”邬丽亚说，她的嘴唇和鼻翼似乎微抖了一下。“那么小伙子里面有哪些人呢？”她问，似乎想转移话题。　　“小伙子里面，当然有维克多，我已经跟他谈过。你既然提出莎霞·庞达烈娃，当然你是提得对的，那么就该有她的哥哥瓦西里。当然还有叶夫盖尼·谢毕辽夫和符拉箕米尔·腊高静……此外，我想，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你知道他吗？就是从比萨拉比亚疏散过来的那个摩尔达维亚小伙子……”　　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挑选着他们的男女同伴。已经残缺、却还很大的月亮悬在树后，发出红光，园中浓密而分明的树影纵横交错，整个大自然充溢着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　　“住在我们两家的德国人都走了，这是多么幸福啊！我看见他们就来气，特别是现在。”邬丽亚说。　　邬丽亚自从回来以后，就单独住在跟一排边屋相连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厨房里。现在她点亮灶上的油灯，眼睛望着前面，在床上坐了一会。她单独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一生，像一个人在精神上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那样，极端坦白地正视自己的灵魂。　　她在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手提箱，再从箱底的内衣下面摸出一本破旧不堪的漆皮簿面练习本。她从上次离家以来，就不曾摸过它。　　第一页上字迹模糊的铅笔字，好像是全部内容的题词，它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邬丽亚要有这样一个本子以及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精神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要到少年时代才会到来。这不对：对许多人说来，它在美妙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波米亚洛夫斯基①）　　--------　　①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神学校随笔》。　　看到她在几乎还是儿童时代就记下了这样符合她目前精神状态的东西，她怀着惆怅、愉快、而又惊奇的心情随便挑选着读下去：　　　　在战役中，必须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并且具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人的坚强意志呢？意志包含着整个灵魂，包含着种种愿望——就是说，要恨、要爱、要怜悯、要高兴、要生活，总之，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　　（莱蒙托夫）　　我惭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惭愧啊，惭愧，——不，还不止是惭愧，——嘲笑别人穿得不好是可耻的！我甚至记不起，我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可是今天对妮娜·米的这件事——不，我甚至不能写……不管我想起什么，都要使我脸红，使我全身发烧。我甚至跟李兹卡·乌接近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一块嘲笑穿得不好的人，可是她的父母……这一点不必写，总之她这个人太坏。可是今天，我这样傲慢地，正是傲慢地把妮娜嘲笑了一顿，甚至把她的上衣从裙子里拉出来，可是妮娜说……不，我不能重复她的话。但是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坏的思想。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简直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还过着穷困的生活，特别是妮娜·米，她总是被人欺侮的……我发誓，妮诺奇卡，我以后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再这样了！　　接下去显然是第二天加上去的铅笔字：“那么你去请她宽恕，是的，是的，是的！……”　　翻过两页，上面写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个米·尼毕竟是可笑的！当然，我不讳言，我（有时）喜欢跟他一起玩。而且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太喜欢强调自己的军衔和夸耀自己的勋章，而这一点正是我根本不在乎的。昨天他提起我早已料到但是又极不愿意听的话……我把他嘲笑了一顿，一点也不可怜他。至于他说他要自杀，那是撒谎，是他的卑鄙作风。他胖得要命，他应该上前线去，背着枪行军。我决不同意，决不，决不！……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②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斯大林）　　--------　　①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　　②柯托夫斯基（1881—1925），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骑兵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邬丽亚一直低头翻阅她学生时代的练习本，后来她听见边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什么人的小脚轻盈地跑过小院来到厨房门口。　　没有敲门，门就打开了，瓦丽雅两眼发直地跑到邬丽亚跟前。她跪倒在泥地上，把脸埋在邬丽亚的膝头上。　　她们半晌没有开口，邬丽亚感到瓦丽雅的胸部在起伏不停，心在怦怦地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瓦丽雅？”邬丽亚轻声问道。　　瓦丽雅仰起脸来，湿润的嘴半张着。　　“邬丽亚！”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到德国去。”　　瓦丽雅虽然深深厌恶德国人和他们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可是看见德国人却怕得要命。从他们进城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在担心，生怕随时会有什么祸事临到她或是她母亲的头上。　　要大家到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命令公布之后，瓦丽雅一直没有照这个命令去做，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走上对抗德国政权的道路的罪犯，终日等待他们来逮捕她。　　这天早上，她去市场的时候碰到几个已经去登记过的五一村人：他们正去上工，去修建一个小矿井，五一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小矿井。　　那时瓦丽雅羞于向邬丽亚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偷偷地瞒着她去登记。　　职业介绍所设在山岗上一座白色平房里，离区执委会不远。有几十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主要是妇人和姑娘，排队站在门口。瓦丽雅老远就在队列中认出了五一村学校的同班同学维丽柯娃。瓦丽雅根据她矮小的身材、好像是贴上去的光滑的头发和两条向前翘着的又短又尖的小辫，认出是她，就走到她跟前，想排在前面一些。　　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　　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　　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　　①②　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衣服像气泡似的鼓了起来，又瘪下去。她把脸埋在手掌里。　　维丽柯娃使她清醒过来。她们从耸立着区执委会大厦的山岗上走下去，经过民警局，穿过“八家宅”，回到五一村去。　　瓦丽雅觉得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出大汗。　　“你这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说，“你这真叫活该！……你要知道，这是德国人啊，”维丽柯娃怀着敬意，甚至是谄媚地说，“应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　　瓦丽雅和她并排走着，并没有听见她的话。　　“唉，你啊，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愤愤地说，“我不是给你递了个暗号吗？应该让他们明白，你愿意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们很赏识这一点。还应该说：身体不好……那边委员会里的医生是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给每个人都会批一个‘免’或是‘不完全合格’，那边的德国人只是个医士，屁也不懂。傻瓜，真是个傻瓜！他们已经把我派在以前的牲畜采购办事处工作，还发给口粮……”　　邬丽亚的第一个动作是对瓦丽雅表示怜惜。她搂住瓦丽雅的头，开始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和眼睛。后来脑子里就产生了搭救瓦丽雅的计划。　　“你应该逃走，”邬丽亚说，“是的，是的，逃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我的天哪！往哪儿逃呢？”瓦丽雅一筹莫展，同时又急躁地说，“我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　　“我的好瓦丽雅，亲爱的，”邬丽亚温柔地低声说，“我懂得，周围都是德国人，不过这究竟是我们的国家，它大得很，周围的人也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办法总会有的！　　我来帮助你，青年们和姑娘们也都会帮助你。”　　“那么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说，邬丽亚！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瓦丽雅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是，你别哭呀！”邬丽亚气愤地说。“要是你被赶到德国去，你以为她心里会舒服些吗？难道她就受得了吗？”　　“邬丽亚……我的好邬丽亚……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你说的话叫人听了真反感，这……这简直可耻、可恶……我瞧不起你！”邬丽亚硬起心肠说，“是的，是的，我瞧不起你这种窝囊劲儿，瞧不起你的眼泪……周围不知有多少苦难，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壮健、有力、优秀的人在前线、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刑讯室里牺牲。你想想，他们的妻子、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她们照样在工作、斗争！可是你年纪轻轻的，所有的道路都随你走，又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反而哭哭啼啼，还要别人可怜你。我是不会来可怜你的，是的，是的，不可怜你！”邬丽亚说。　　她猛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背着双手抵着门站着，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愤怒望着前面。瓦丽雅把脸埋在邬丽亚的床上，默默地跪着。　　“瓦丽雅！我亲爱的瓦丽雅！……你回忆一下，过去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吧。我的宝贝！”邬丽亚突然说，“我的宝贝！”　　瓦丽雅嚎啕大哭起来。　　“你回忆一下吧，我有没有劝你干过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是为了几只李子，还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嚷着游不到岸上，我说我要亲手把你淹死？亲爱的瓦丽雅！我求求你……”　　“不，不，你已经抛弃了我！是的，你上次动身的时候，你心里就丢弃了我，从此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友谊了。你以为我没有感到这一点吗？”瓦丽雅痛哭着，非常激动地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在世界上完全是孤零零的……”　　邬丽亚没有回答她。　　瓦丽雅站起身来，并不望着邬丽亚，用手帕擦了擦脸。　　“瓦丽雅，我是最后一次对你说，”邬丽亚冷冷地轻声说道，“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话，我们马上去唤醒阿纳托里，他会把你送到波高烈莱，到维克多家里去，要么就是……你别让我伤心。”　　“永别了，亲爱的邬丽亚！……永别了……”瓦丽雅忍住眼泪，从小厨房里跑到浴着月光的院子里。　　邬丽亚几乎忍不住要跟在后面去追赶她，不断亲吻她那整个不幸的、泪痕纵横的脸庞。　　她吹熄油灯，打开小窗，和衣在床上躺下。她毫无睡意。她倾听着草原上和村里传来的夜晚的隐隐约约的声响。她老是觉得，她在这里躺着，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瓦丽雅家里，要把她带走，临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来对可怜的瓦丽雅说几句安慰她、鼓励她的话了。　　突然，她觉得似乎听到软软的泥地上有脚步声，菜园里的叶子也簌簌地响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应该钩上门，关上窗，但是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到了窗下，窗口现出了一个白发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　　“邬丽亚，你睡了吗？”阿纳托里轻声问道。　　邬丽亚已经到了窗前。　　“出事了，”阿纳托里说，“维克多的父亲被抓走了。”　　邬丽亚看见了维克多的脸，他走近窗前，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苍白的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情。　　“什么时候抓走的？”　　“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党卫队员，穿着黑衣服，人胖胖的，镶金牙，浑身臭气，”维克多恨恨地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士和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俄罗斯人……他们打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林场办事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被捕的人，他们把所有被捕的人都送到这儿来了……我跟在卡车后面整整跑了二十公里……要是你前天不走，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抓去。”维克多对阿纳托里说。　　      第三十二章　　舒尔迦自从被投入监狱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昼夜，他根本记不清日期了。他的牢房里几乎整天都是黑的，只有天花板下面的一条窄缝里可以射进一点光线，窄缝外面装着带刺铁丝，又被屋檐半遮着。　　舒尔迦感到自己是孤独的、被大家遗忘了的。　　有时候，有些妇女，做母亲的或是做妻子的，好容易求得德国宪兵或是俄罗斯“警察”里的什么人的同意，让她们把食物和内衣转交给被捕的儿子或丈夫。但是舒尔迦在克拉斯诺顿没有亲人。除了刘季柯夫和康德拉多维奇老头之外，他接近的人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没有人知道关在这间牢房里的无名的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就是舒尔迦。他懂得，刘季柯夫也许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即使知道，也没有门路来跟他联系。所以舒尔迦并不指望刘季柯夫的帮助。　　唯一跟他发生关系的是那些折磨他的人，这就是那些德国宪兵。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会说俄语：一个是满头黑发的、骨头突出的小脑袋上戴着库班皮帽的德国翻译，另外一个是两个拳头就像两只马蹄、穿着镶黄条的肥大的老式哥萨克马裤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关于这个人可以这样说，他比所有的德国宪兵都坏，如果还有可能比他们更坏的话。　　舒尔迦从被捕的最初一刻起就不隐瞒他是个在党的人，是个共产党员，因为隐瞒这一点是无益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坦白和实话会给他增强力量，使他可以跟折磨他的人进行斗争。不过他只说自己是个普通干部。但是折磨他的那些人哪怕再笨，也能从他的举止仪表上看出这是谎话。他们要他供出他的同谋。因此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他弄死了事。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每天要审问他两次，希望通过他来破获克拉斯诺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借以向本州的最高野战司令官克列尔少将邀功。　　他们一遍一遍地审问舒尔迦，要是他把他们惹火了，他们就打他。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派党卫队分队长芬庞来拷打他。芬庞是个嗓门像村妇、镶金牙、戴浅色玳瑁边眼镜、有点秃顶的胖军士。这个军士身上臭气熏人，连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和宪兵站长勃柳克纳闻了都要皱鼻子，要是他靠他们太近，他们就会对他冷嘲热讽。芬庞军士完全冷漠地拷打和折磨这个不但上了绑、而且还有几名兵士抓着的舒尔迦。他打人有一套办法，很熟练。这是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当舒尔迦不受审而待在自己牢房里的时候，芬庞军士就不去碰他，因为他对没有上绑、也没有兵士抓着的舒尔迦是害怕的，同时还因为这不是芬庞的工作时间，而是他的休息时间，这时他总待在专门拨给他和他的兵士们用的监狱院子的门房里。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折磨舒尔迦，不管这种折磨拖得多长，他的态度总是毫不改变。他还是那样不听摆布，暴躁倔强，大家都被他弄得筋疲力尽，总之，他只会使他们感到麻烦。　　舒尔迦的表面生活尽管是在这样绝望到无可挽救、单调得令人痛苦的状况下度过，他的精神生活却格外紧张而深刻。像一切正直的、清白的人面临死亡时那样，他现在正以明察秋毫的力量和异常老实的态度来观察自己和自己的一生。　　他以极大的毅力排除杂念，不去想念妻子儿女，以免心肠发软。但是他却怀着更大的温情和热爱想到就在这儿城里离他不远的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和康德拉多维奇。使他伤心的是，甚至连他的死，在他们眼里也许可以洗刷他的过错的死，他们都不会知道。是的，他已经知道，他是为什么进了这个黑暗的牢房；他痛苦，因为他意识到已经铸成大错，他甚至无法向人们解释他错在哪里，好让自己的心灵可以轻松一些，使别人不致重蹈他的覆辙。　　有一次白天，舒尔迦早晨被提审之后正在牢房休息，他听到牢房外面有人在放肆地谈话，牢门带着凄楚的声音打开了，牢房里走进了一个人，戴着“警察”臂章，武装带上挂着一个拖着黄带子的沉甸甸的手枪皮套。在走廊里值班的那个留小胡子的德国宪兵站在门口。　　舒尔迦已经习惯黑暗，转眼之间他就看得清清楚楚：进来的那个“警察”还非常年轻，差不多是个孩子，黑头发，一身黑制服。他看不清楚舒尔迦，有些手忙脚乱，又竭力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慌慌张张地转动着小野兽般的眼睛四下打量，忙得全身摆动。　　“现在你也进了兽笼了！现在我们要把门关上，让你尝尝滋味。进去吧！”小胡子宪兵说了几句德语，哈哈大笑起来，就在那个年轻“警察”背后砰的把门关上了。　　舒尔迦在漆黑的地上略微抬起身来，“警察”迅速地朝他弯下身子，他的黑眼睛里射出的惊慌的、锐利的目光使舒尔迦感到震动。他低声说：　　“您的朋友在等待机会。下星期夜里您等着，事先我会通知你……”　　一转眼，“警察”又挺直身子，脸上露出一副蛮横的神气，声音含糊地说：　　“你吓不了我……对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该死的德国鬼子！”　　德国兵大声笑着把门打开，快活地高声说了一句什么。　　“哈，吃到苦头了吧？”年轻“警察”在舒尔迦面前摇晃着瘦削的身子，说。“算你运气，我是个老实人，而且不认识你……哼，你这个家伙！”他突然叫了一声，把一只细瘦的胳膊挥动了一下，轻轻地推了推舒尔迦的肩膀，又用指头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就在这轻轻的一按里面，舒尔迦又感到了一种亲切的意味。　　“警察”出了牢房，门砰的关上了，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声。　　当然，这可能是圈套。不过他已经落进他们的魔掌，他们随时都可以弄死他，那又何必要来这一套呢？这可能是试探要取得他信任的第一招，希望舒尔迦在适当的条件下会把这个“警察”当自己人，来向他暴露自己。难道他们真以为他会这么天真吗？　　于是舒尔迦心里突然产生了希望，血液在他的饱受折磨的勇士般的身体里奔腾起来。　　就是说，刘季柯夫还活着，并且在活动？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还惦记着他？他怎么能有其他的想法呢！……　　战友们对他的关怀使他产生的感激、重又产生的可以搭救家人的希望、可能摆脱折磨和焦虑的喜悦——这一切都在他心里汇成一个要斗争、要活下去的强有力的召唤。于是他，这个怀着内疚的高大的中年汉子，想到自己可以活下去并且还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喜悦的热泪不禁在心头沸腾。　　隔着板门和墙壁，他日夜都可以听到监狱的全部生活。他听到人们被带进带出、受着折磨、在墙外的院子里被枪杀。有一天夜里，他被牢房里和走廊里的喧闹声、谈话声、脚步声、宪宾和“警察”的德语和俄语的吆喝声、武器的磕碰声、妇女和孩子的啼哭声吵醒了。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把人从监狱里提出去。又听到卡车的摩托吼叫着，一辆跟着一辆从院子里开走。　　果然，第二天中午舒尔迦被提审经过走廊的时候，他觉得监狱里已经空了。　　这天夜里第一次没有人来打扰他。他听到有一辆卡车开到监狱门前，接着，宪兵和“警察”们压低嗓门咒骂着，好像彼此感到惭愧似的，匆匆地把抓来的人分别送进牢房。人们默默地、沉重地拖着腿在走廊里走过。整夜都有被捕的人送来。　　舒尔迦被叫起来去受审问的时候，离天亮还有很久。这次带他出去没有给他上绑，所以他明白，这一次不会拷打他。果然，他们没有把他带到和其他牢房并排的专设的刑讯室里，而是把他带进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办公室。舒尔迦看到勃柳克纳只穿着衬衫，露出了裤子的背带（办公室里闷热不堪，他的军官制服挂在圈椅上），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全身军装，另外还有翻译舒尔卡·雷班德和三个穿鼠皮色军服的德国兵。　　门外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头戴老式哥萨克帽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怕把头碰到门框，低着头走进办公室。在他后面，舒尔迦看到一再折磨过他的芬庞军士和几名党卫队兵士抓着一个脸上多肉而威严的高大的中年汉子。那人的家服被剥掉一半，光着脚，双手反绑着。舒尔迦认得这是他的同乡彼得罗夫，这位同乡是一九一八年游击斗争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有十五六年没有见过面了。彼得罗夫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光脚走过路，他的脚受了伤，连在地板上走都感到疼痛，他的多肉的脸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从舒尔迦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他老得并不多，只是肩膀宽了一些，腰围粗了一些。　　他的态度阴沉，但是很有尊严。　　“你认识他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问。　　舒尔卡·雷班德向舒尔迦翻译了这句话。　　彼得罗夫和舒尔迦都装出彼此是初次见面的样子。在审问的时候他们始终都保持着这种态度。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对板着脸、光着脚默默站在他面前的彼得罗夫吆喝道：　　“哼，你撒谎，撒谎，你这个老狐狸！”他拚命跺着他的擦得雪亮的皮鞋，连他的低低下坠的肚子都在不住地跳动。　　后来索里柯夫斯基就挥动着大拳头殴打彼得罗夫，直到把他打倒在地为止。舒尔迦恨不得向索里柯夫斯基扑过去，但是内心的声音告诉他，这样做反而会害了彼得罗夫。此外，他觉得现在到时候了，他最好能保持双手不被捆绑起来。所以他克制着自己，鼻翼翕动着，默默地望着彼得罗夫遭受毒打。　　后来他们俩都被带走了。　　这一次舒尔迦居然没有挨打，但是他亲眼目睹的事情却使他极度震动，以致在这一昼夜之内的军二次审问的末尾，连他那样强壮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了。舒尔迦不记得他是怎样被带回牢房的，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是门上钥匙的转动声又使他脱离这种状态。他听到门口的喧闹声，但是不能清醒。后来他仿佛觉得门开了，有人被推进他的牢房。舒尔迦使劲睁开眼睛。一个留着乌黑的茨冈式胡子、乌黑的眉毛连在一起的人弯着腰站在他面前，打算要看清楚舒尔迦的脸。　　这个人没有认出舒尔迦，不知是因为他从亮的地方到了漆黑的牢房不习惯黑暗呢，还是舒尔迦已经变了样。但是舒尔迦马上认出了他：这是一位同乡，也是一九一八年战争的参加者，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　　“安德烈……”舒尔迦轻声说。　　“马特维吗？这真是命运啊！命运！……”　　瓦尔柯用急遽而又猛烈的动作搂住欠起身来的舒尔迦的肩膀。　　“我们想尽方法要救你出来，想不到命中注定我自己也落到了你这里……来，让我看看你，”过了一会瓦尔柯用沙哑刺耳的声音说。“他们把你折磨成这样！”瓦尔柯放开舒尔迦，在牢房里来回踱着。　　他的天生的茨冈人般的急躁性情仿佛苏醒了，或是牢房却这么小，所以他真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虎。　　“看样子，你也挨了打了。”舒尔迦平静地说，说完抱着膝盖坐了起来。　　瓦尔柯满身是土，上装的一只衣袖扯掉了一半，一条裤腿在膝盖处撕破了，另一条裤腿也开了绽，前额上有一道横的伤痕。不过他仍旧穿着靴子。　　“看样子，你是打过架了？……跟我一样。”舒尔迦设想着这一切的经过，高兴地说，“好，别胡思乱想了。坐下，讲讲那边的情况……”　　瓦尔柯盘腿在地上坐下，面对着舒尔迦，他的手碰到肮脏滑腻的地板，不禁皱起眉头。　　“当惯了负责干部，对这个不习惯了。”他说的是自己，又苦笑了一声。“对你讲什么呢？工作，我们的工作，正常地进行着。唔，只是我……”　　突然，这个大老粗整个的脸都痛苦得歪扭起来，使舒尔迦看了，背上不由起了一阵寒颤。瓦尔柯把手一挥，把自己的黑脸埋到手掌里。　　      第三十三章　　从瓦尔柯和刘季柯夫之间建立起联系的那一天起，区里一切怠工和破坏活动的秘密线索就都交给了他，因为他非常熟悉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各个矿井的情况。　　巴腊柯夫工程师跟第十办事处、跟施维德本人、特别是跟施缩德的副手费耳德纳都很接近；费耳德纳跟他的沉默寡言的上级不同，喜欢随便乱讲。这使巴腊柯夫总能知道行政当局的经济措施，通过他又使瓦尔柯也知道这些情况。　　在巴腊柯夫和费耳德纳照例的会面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在克拉斯诺顿的街上就会突然出现一个谦逊文静、容貌不端正的脸被晒成古铜色的姑娘。一个局外人，哪怕是一个观察入微的人，也难以发现这二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这个谦逊的姑娘奥丽雅·伊凡卓娃把西红柿拿到一家去卖，又到另外一家去串门，可是过不多久，德国行政当局的一切美好的计划就都令人莫名其妙地化为泡影。　　奥丽雅现在是瓦尔柯的联络员。　　但是巴腊柯夫从费耳德纳那里听来的不仅是经济措施。本城宪兵队的官员不分昼夜地在施维德中尉家里饮酒作乐。他们自己之间随便说出的话，费耳德纳先生也都随随便便地照搬给巴腊柯夫听。　　为了考虑用什么方法营救舒尔迦和其他关在克拉斯诺顿监狱里的人，刘季柯夫有好几宿夜不成寐。但是有很长一个时期，他都无法跟监狱里建立联系。　　联系是凡尼亚·杜尔根尼奇设法建立起来的。　　杜尔根尼奇出身于刘季柯夫非常熟悉的一个克拉斯诺顿的可敬的家庭。家长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是一个因为残疾而退休的老矿工。他的妻子费奥娜·伊凡诺芙娜是沃罗涅什省的已经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在一九二一年闹饥荒的时候，他们迁移到顿巴斯来。凡尼亚那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费奥娜·伊凡诺芙娜一路都抱着他，小姐姐就拉着母亲的衣裾步行。　　他们一路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到了米列罗沃，有一个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留他们住宿。这一对中年夫妇没儿没女，他们要求费奥娜·伊凡诺芙娜把婴儿送给他们抚养。父母起初动摇了，后来又变了主意，他们流了一阵眼泪，争吵了一阵，结果到底没有把他们的亲骨肉送给别人。　　他们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索罗金矿山，在这里安家落户。一直到凡尼亚长大了，已经快要毕业而且在戏剧小组里经常参加演出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喜欢讲给客人听，米列罗沃的合作社工作人员怎样要收养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们没有把他送掉。　　在德军突破南方方面军的日子里，反坦克炮炮兵连连长杜尔根尼奇中尉奉令死守阵地。他在顿河卡拉奇区不断击退德军坦克的进攻，直到所有的炮手都失去作战能力，他自己也受伤倒地为止。他跟一些被打散的连队和炮兵连的残部一同被俘，一个德军中尉看他受了伤不能行动，对他开了一枪，但是他没有被打死。一个哥萨克寡妇对杜尔根尼奇悉心护理了两个星期。他回家的时候衬衫底下还交叉地裹着绷带。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通过他在高尔基学校的两个老同学阿纳托里·柯瓦辽夫和瓦西亚·庇罗若克，跟监狱里建立起联系。　　要想再找到一对在外貌和性格上比这两个老同学更为不同的朋友，恐怕是很困难的。　　柯瓦辽夫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小伙子，像草原上的橡树那样敦敦实实，行动迟缓，为人善良到天真的地步。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著名的举重运动员，尽管他追求的姑娘常拿这一点取笑他，他也不在乎。她说，在体育界，站在最高梯级上的是棋手，举重运动员是站在最低一级，比举重运动员再低的就是变形虫了。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喝酒，不抽烟，冬天也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每天早上在冰窟窿里洗澡，每天练习举重。　　而庇罗若克却是瘦削灵活，性情急躁，一双热情的乌溜溜的眼睛好像小野兽的眼睛一般。姑娘们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们。他爱打架，如果说他对哪一项运动感兴趣的话，那就只有拳击。一般地说他喜欢冒险。　　杜尔根尼奇悄悄地派他的已经结婚的妹妹到庇罗若克家去借唱片，她就把庇罗若克连唱片一起拖来了，而庇罗若克又拖来了他的好朋友柯瓦辽夫。　　过了不多久，他们俩居然带上A字臂章，在一个佩淡蓝肩章的德国中士的领导下，跟着一排“警察”在公园附近的空地上练习起他们的新的专门技能来——这使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特别是直接认识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的年轻人感到极大的愤慨。　　他们的专职是维持市内秩序。派给他们的差事是在市政府、第十办事处、区农业指挥部、职业介绍所和市场上值岗，夜间在各个地段巡逻。“警察”臂章是信任他们可以跟德国宪兵来往的标志。所以庇罗若克不仅打听出舒尔迦关在哪里，甚至钻到他的牢房里去，让他知道战友们在设法营救他。　　营救！计谋和行贿在这里都用不上。要救出舒尔迦和其他的人只有用劫狱这个办法。　　区地下组织对这样的战斗行动已经能够胜任了。　　这时候组织里已经补充了好些红军军官，他们就是以前躺在克兹斯诺顿医院里的伤员，由于谢辽萨、他姐姐娜佳和助理护士鲁莎的努力而被救出来的。　　杜尔根尼奇一出现，刘季柯夫在地下区委下面建立起来的青年小组就获得了战斗的领导人——这里“战斗的”这个词是按它的直接意义讲的，那就是指军事方面的领导。　　逢到有战斗行动，地下区委就要变成一个司令部，区委领导人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也要相应地变为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他们希望把青年的组织也照这样建立起来。　　在八月的这些日子里，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一直都在准备组织一支战斗队伍去劫狱。杜尔根尼奇和奥列格受他们的委托，也在挑选一批青年去参加这次战斗行动。杜尔根尼奇和奥列格吸收了万尼亚·捷姆奴霍夫、谢辽萨·邱列宁、刘巴·谢夫卓娃和已经上过火线的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来协助工作。　　尽管邬丽亚一心急于执行她的新任务，她也非常了解尽快跟奥列格见面的意义，但是她还是非常不习惯对父母撒谎，同时家务事又忙得要命，因此她跟维克多和阿纳托里谈话之后，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抽空去看奥列格，偏偏奥列格又不在家。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东移了。给邬丽亚开门的是柯里亚舅舅，他马上认出了她，但是她觉得，他们虽然在一起饱经患难，而且又有这么久没有见面，可是他看到她非但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甚至态度也不很亲切。　　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都不在家。玛丽娜和奥丽雅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缠毛线。　　玛丽娜一看见邬丽亚，就丢下毛线卷，一边高兴地叫着，一边跑过来把她搂住。　　“我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啦？这批坏蛋真该死！”她高兴得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说，“你看，我把上衣拆了，打算给儿子织一套小衣服。我想，上衣反正要被抢掉，小孩身上的衣服也许不会来碰！……”　　接着她开始回忆他们共同的旅途、孩子们在渡口遇难、保育院主任死于空袭、德国人抢去她们的绸衣服等等。她说话还是那么快。　　奥丽雅张开黧黑有力的胳膊绷着毛线。她脸上带着神秘的、在邬丽亚看来仿佛是惊惶不安的表情，眼睛眨也不眨，默默地望着前面。　　邬丽亚认为不能说明她是来干什么的，她只说了维克多的父亲被捕的消息。奥丽雅没有改变姿势，迅速地朝柯里亚舅舅瞥了一眼，柯里亚舅舅也瞥了她一眼。邬丽亚突然明白，柯里亚舅舅的态度并不是不亲切，他是在为邬丽亚所不了解的一件事担心。于是邬丽亚突然也感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安。　　奥丽雅仍旧带着那样神穆的表情稍微歪着嘴笑笑说，她和妮娜妹妹约好在公园附近会面，马上就可以一块儿回来。她这句话并不是对着某个人说的，说了就站起身来出去了。　　玛丽娜只顾说话，毫不怀疑她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奥丽雅带着妮娜一起回来了。　　“刚巧有几个伙伴提起你。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妮娜不带笑地说。　　她默默地领着邬丽亚走过几条街道和几座院子，向城中心什么地方走去。她一路上都没有瞧过邬丽亚，她的圆睁着的褐色眼睛里带着恍惚而凶狠的神气。　　“妮娜，出了什么事啦？”邬丽亚悄声问。　　“他们大概马上就会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能说。”　　“你知道，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被捕了。”邬丽亚又说了一遍。　　“是吗？这是可以料到的。”妮娜挥了挥手。　　她们走进一所跟四周的房屋一样的标准式房屋。邬丽亚从没有来过这里。　　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头和衣半躺在一张宽阔的木床上，他的头埋在几个拍得鼓鼓的枕头中间，只露出宽大的额头、多肉的鼻子和浓密的浅色睫毛。一个骨骼粗大、皮肤晒得黄黑的瘦削的中年妇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做针线活。两个年轻漂亮、光着大脚的妇女，闲着没事坐在窗前的长凳上；她们好奇地对邬丽亚望了一眼。　　邬丽亚向她们问了好。妮娜很快地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里。　　在这个大房间里，有几个年轻人和一个姑娘围桌而坐，桌上摆着冷盘、酒杯和几瓶伏特加。邬丽亚认出了奥列格、万尼亚·捷姆奴霍夫和在战争初期给五一村人做过报告的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有两个青年她不认识。那个姑娘是刘巴，就是邬丽亚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她家门口看见的“女演员刘勃卡”。她们相遇的情景又非常鲜明地浮现在邬丽亚眼前，所以她在这里看见刘巴，不禁大吃一惊。但是在同一瞬间她全都明白了，对刘巴那一天的举动的真相，她也恍然大悟了。　　妮娜把邬丽亚带进去之后，马上就退了出去。　　奥列格站起来迎接邬丽亚，他有点窘，用目光给她找个坐的地方，然后咧开嘴对她笑了一笑。在邬丽亚即将知道一个不可理解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之前，这一笑突然使她感到极大的温暖……　　在维克多的父亲被捕的那天夜里，城里和区里所有来不及撤退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捕，被捕的还有苏维埃机关干部、从事这种或那种社会活动的人、许多教员和工程师、著名的矿工和某些隐藏在克拉斯诺顿的军人。　　这个可怕的消息一早就传遍全城。但是只有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知道，德国宪兵队的这次行动给地下组织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虽然这次行动并非由某人的失败所引起，而是由于德国人想防患于未然。“警察队”的“密网”里捕获到的人们里面，有许多人是要参加袭击监狱警卫队的。　　奥丽雅和妮娜跑来找奥列格。她们的晒成古铜色的、瘦削的脸上透出来的苍白色霎时也传给了他。她们转达了康德拉多维奇的话，说安德烈叔叔夜里被捕了。　　瓦尔柯躲藏的地方，除了康德拉多维奇之外，是无人知道的，可是却突然遭到搜查。事后才知道，他们要搜索的并不是瓦尔柯，而是女主人的已经撤退的丈夫。这件事发生在一所“小上海”式的房子里，进行搜查的福明马上认出了瓦尔柯。　　据女主人说，瓦尔柯在被捕时态度镇定，但是后来福明打了他一记耳光，他突然发起火来，把这个“警察”打倒在地上。那时就有几个宪兵朝他扑过来。　　奥列格让家里人陪着奥丽雅，自己跟妮娜跑去找杜尔根尼奇。无论如何必须见一见庇罗若克或是柯瓦辽夫。杜尔根尼奇叫他妹妹跑到他们两家去了一次，但是她打听得来的消息却叫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又叫人不安。据他们的父母说，他们俩昨天天一黑就出去了。可是过了一会，他们的同事“警察”福明就到他们家里来，打听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他因为没有碰到他们，说话非常粗暴无礼。后来夜里他又来了一次，不住地说：“他们会有苦头吃的！……”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快天亮才各自回家，都喝得烂醉。柯瓦辽夫是一向不喝酒的，这就格外令人奇怪了。他们对家里说，他们在一个卖私酒的女人家里喝了个通宵，家里把福明的那些恐吓的话转告他们，但是他们毫不理会，倒下去就睡。第二天早上来了几个“警察”，逮捕了他们。　　奥列格通过妮娜把这一切通知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要她一有机会就把这一切转告刘季柯夫。他们召集了谢辽萨、刘勃卡、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来开会。会议是在杜尔根尼奇家里开的。　　邬丽亚走进去的时候，斯塔霍维奇和万尼亚正在争论，邬丽亚马上也被这场争论吸引住了。　　“我不懂，这叫什么逻辑？”斯塔霍维奇说，“我们做了种种准备要营救奥斯塔普楚克，我们抓紧时间准备，搜集了武器，动员了年轻人，可是等安德烈叔叔和其他的人被捕了，那就是说时机更成熟，需要更迫切了，反而有人叫我们还要等待……”　　斯塔霍维奇在青年中间的威信大概很高。万尼亚惶惑起来，用他那有点喑哑的低音问道：　　“那你建议怎么办？”　　“我建议至迟在明天夜里就劫狱。要是我们不空谈，一早就开始行动的话，今天夜里就可以劫狱了。”斯塔霍维奇说。　　他发挥了他的意见。邬丽亚发现，从她战前在五一村共青团集会上听他做报告以来，他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虽然他那时就能灵活地运用像“逻辑”、“客观上”、“我们来分析一下”等等书本上的词汇，但是那时他的态度还没有这样自信。现在他说起话来不慌不忙，不做手势，昂着他那浅色头发自然地向后梳的头，瘦长的手捏成拳头放在桌上。　　他的建议显然使大家吃惊，没有人敢马上回答他。　　“你是在鼓动大家感情用事，无非就是这样……”万尼亚终于羞怯地、但是声调非常坚定地说，“我们不必躲躲闪闪。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但是我想，你一定也跟大家一样，充分了解我们并不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倡议来让青年们去做这样严肃的工作。除非有新的指示，否则我们连动一动指头的权利都没有。这样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再断送一批……事实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突然生气地说。　　“我可不知道，也许是不信任我，所以没有全部告诉我。”斯塔霍维奇傲慢地抿起嘴唇。“我反正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过一个明确的战斗指令。我们老是等着，等着。一直要等到人们真的被杀害……要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被杀死的话。”他态度生硬地说。　　“我们大家都同样为他们难受，”万尼亚带着生气的声调说，“但是你难道当真以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已经够强了吗？……”　　“五一村人里面有没有勇敢忠诚的青年？”斯塔霍维奇老气横秋地直望着邬丽亚，突然向她问道。　　“当然有。”邬丽亚说。　　斯塔霍维奇一声不响地望了望万尼亚。　　奥列格缩着脑袋坐在那里。他的大眼睛时而严肃地注视着斯塔霍维奇，又望望万尼亚，时而直望着前面，默默沉思，他的眼睛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膜。　　谢辽萨低着头不作声。杜尔根尼奇没有参加争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塔霍维奇，好像在研究他。　　这时刘勃卡坐到邬丽亚身边来。　　“你认得我吗？”刘勃卡轻声问道，“你记得我父亲吗？”　　“那是在我面前发生的……”邬丽亚把谢夫卓夫遇难的详情轻声告诉了她。　　“唉，我们不知要经受多少苦难！”刘勃卡说，“你知道，我恨透了这批法西斯分子和‘警察’，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们！”她说，眼睛里露出天真而残酷的神色。　　“对啊……对啊……”邬丽亚轻声说，“有时我觉得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渴望，我甚至为自己担心起来。我怕我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你喜欢斯塔霍维奇吗？”刘勃卡凑着她的耳朵问道。　　邬丽亚耸了耸肩。　　“你知道，他太爱表现自己。不过他是对的。这样的青年当然能找得到，”刘勃卡说的时候想到谢尔格·列瓦肖夫。　　“不过问题不光在有没有这样的青年，而在于谁来领导我们。”邬丽亚轻声回答说。　　奥列格仿佛跟她约好似的，这时说话了：　　“问题不在于青年人，勇敢的青年总是有的，整个问题全在于组织。”他用年轻响亮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比平时口吃得更厉害，大家都望了望他。“要知道，我们毕竟不是组织……我们是聚一聚集起来谈谈的！”他的眼睛里带着天真的表情。　　“要知道，有党。我们怎能不受它的领导，不通过它，就自己行动呢？”　　“本来就应该从这里谈起，不然倒变成我是在反对党似的。”斯塔霍维奇说，他的脸上同时露出了狼狈和懊丧的表情。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跟你和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发生关系，而不是跟党发生关系。你们至少可以跟我讲明白，你们召集我们来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杜尔根尼奇说话的声音非常平静镇定，大家听了都转过头来向着他，“要使大家有所准备。你怎么知道今天夜里一定不会来叫我们呢？”他直望着斯塔霍维奇，问道。　　斯塔霍维奇没有作声。　　“这是第一。第二，”杜尔根尼奇接下去说，“我们不知道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出了什么事。我们难道可以盲目行动吗？我从来不容许自己说弟兄们的坏话，但是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呢？不跟被捕的人联系，我们怎么能随便采取行动呢？”　　“这一点由我来负责，”奥列格急急地说，“他们的家属一定会送东西进去，可以给谁递一张字条——夹在面包里，或是瓶子里。我可以通过妈妈组织这件工作……”　　“通过妈妈！”斯塔霍维奇鼻子里嗤了一声。　　奥列格的脸涨得通红。　　“可见你并不懂得德国人。”斯塔霍维奇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不应当迁就德国人，应当叫他们适应我们。”奥列格勉强克制住自己，避免望着斯塔霍维奇。“你—你的意见怎么样，谢辽萨？”　　“最好是去劫狱。”谢辽萨不好意思地说。　　“对啊……人力是有的，不用担心！”　　斯塔霍维奇觉得有人支持，马上有了精神。　　“我所以说，我们这里没有组织，也没有纪律。”奥列格满脸通红地说，说着就站起身来。　　这时妮娜打开了门，庇罗若克走了进来。他鼻青脸肿，一只手也包扎着。　　他那副样子非常痛苦，又那么怪，大家都不由朝着他欠起身来。　　“你是在什么地方搞成这样的？”杜尔根尼奇沉默了一会之后问道。　　“在‘警察队’里。”庇罗若克站在门口说。他的乌溜溜的、小野兽般的眼睛充满了孩子般的痛苦和狼狈的神情。　　“那么柯瓦辽夫呢？你在那边没有看见我们的人吗？”大家都向庇罗若克问道。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他们把我们拉到‘警察队长’　　办公室里揍了一顿。”庇罗若克说。　　“你别装得像不懂事的孩子那样，把经过情形好好地讲一讲，”杜尔根尼奇没有提高嗓门，生气地说，“柯瓦辽夫在哪里？”　　“在家里……在休息。可是有什么好讲的？”庇罗若克说，他突然发起火来。“白天，就在这次抓人之前，索里柯夫斯基把我们叫去，吩咐我们傍晚前带着武器到他那里去，他说要派我们去捉人，可是促什么人，他没有说。这是他第一次叫我们办事，至于是不是单派我们去，是不是大规模地捉人，这些我们当然都不知道。我们回家的时候心里就想：‘我们怎么能去捉自己人？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就对托尔卡说：‘我们上卖私酒的女人西纽哈那里去吧，喝醉了酒，就不去，事后就说我们喝醉了。’唔，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他们究竟会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又没有嫌疑。大不了吃一顿耳光，把我们赶走了事。结果正是这样：把我们押了几个钟头，审问了一下，打了一顿耳光，就把我们赶出来了。”庇罗若克十分狼狈地说。　　形势虽然严重，可是庇罗若克那副样子实在又可怜又可笑，总的说起来，这一切又像孩子般地蠢笨，所以大伙的脸上都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可是有—有的同志还以为他们能够袭—袭击德国宪兵队呢！”奥列格说的时候口吃得厉害，眼睛里露出了无情的、愤怒的神气。　　他觉得对不起刘季柯夫：他第一次委托青年人做一件重大的工作，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幼稚轻率、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他在同志们面前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大家对这件事都和他有同感。他对斯塔霍维奇的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感到愤慨，同时他又感到，斯塔霍维奇仗着自己有战斗经验，所以自以为有权对他奥列格组织整个工作的方法表示不满。奥列格觉得，是他的软弱和他的过错造成了工作的失败，所以他心里充满了严厉的自我谴责，他鄙视斯塔霍维奇，但是他更为鄙视自己。　　      第三十四章　　这批青年人在杜尔根尼奇家里开会的时候，瓦尔柯和舒尔迦正站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他的副手巴尔德面前，就在几天前他们把舒尔迦叫去跟彼得罗夫对质的那间办公室里。　　他们俩年纪都不轻，身材都不高，肩膀都很宽，两个人并排站着，就像是林中空地上的两株兄弟橡树。瓦尔柯略微瘦些，面色黧黑阴沉，连在一起的眉毛下的眼珠闪着凶光。舒尔迦的满布斑点的大脸，虽是浓眉大眼，样子英勇，却露出一种明快平静的神色。　　被捕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天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和“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的办公室里，都在同时进行审讯。但是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来惊动瓦尔柯和舒尔迦。甚至他们的伙食也比以前单独给舒尔迦的要好一些。这几天，瓦尔柯和舒尔迦一直听到他们牢房墙外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咒骂，有脚步声、忙乱声、武器的碰击声、水盆水桶碰得叮当作响的声音，还有冲洗地板上血迹时的泼水声。有时从远远的一间牢房里隐约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后来提审他们的时候，没有给他们上绑，他们俩由此断定，德国人大概试图用软功和诡计来收买和蒙骗他们。但是为了防止他们破坏秩序——秩序①，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办公室里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四名武装的兵士，带他们进来的芬庞军士，也握着手枪站在他们背后。　　--------　　①原文为德语。　　审讯从确定瓦尔柯的身分开始，瓦尔柯报了自己的姓名。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连舒尔卡·雷班德也认得他，在舒尔卡·雷班德给他翻译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问话的时候，他看到雷班德的黑眼睛里露出了惊骇的表情和强烈的、几乎是他个人的好奇。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又问瓦尔柯，他是不是早就认识站在他旁边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瓦尔柯微微冷笑了一声。　　“我们是在牢房里认识的。”他说。　　“他是谁？”　　“告诉你的主子，叫他别装傻，”瓦尔柯阴沉地对雷班德说，“他总该明白，我知道的只限于这位公民自己对我说的。”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沉吟了一会，像猫头鹰那样眼睛睁得滚圆。这种眼神明白地显示：他问不下去了；要是他审问的人不上绑、不挨打，他就不知道该怎样审问。这种眼神也显示，他感到非常难受和无聊。后来他说：　　“如果他希望得到符合他身分的待遇，就让他把跟他一起留下做破坏工作的人都供出来。”　　雷班德翻译了。　　“我不知道这些人。而且，我并不认为会来得及留下一批人。　　我是因为来不及撤退，从顿涅茨河回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瓦尔柯说，他那双茨冈人那样的黑眼睛先是盯着雷班德，然后又盯着勃柳克纳站长。　　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脸的下部，在脸和脖颈相连的地方，胖肉叠成倨傲的皱褶。他这样站了一会，然后从桌上的烟匣里取出一支没有牌子的雪茄，用两根指头捏着它递给瓦尔柯，一面问：　　“您是工程师吗？”　　瓦尔柯是一个有经验的经济工作人员；他原先是矿工，早在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就被选拔出来，三十年代已经从工业大学毕业。但是把这些告诉德国人未免太无聊，所以瓦尔柯就装做没有发觉递给他的雪茄，对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一个人有您这样的文化水平和经验，在新秩序下面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更好的物质待遇，只要他愿意。”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表示难受似地把头一偏说，他手里仍旧拿着雪茄要递给瓦尔柯。　　瓦尔柯一声不响。　　“您接啊，接雪茄啊……”舒尔卡·雷班德用咝咝的、很低的声音说，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瓦尔柯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仍旧一声不响地望着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他的茨冈人那样的黑眼睛里带着高兴的表情。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拿着雪茄的又黄又皱的大手哆嗦起来了。　　“整个顿涅茨煤区跟所有的矿井和工厂，现在都由东方煤业冶金业经营公司接管，”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说完之后，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好像说出这句话非常费劲似的。然后他把头更偏了一些，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雪茄递给可尔柯，说道：“我受公司的委托，请你担任本地办事处总工程师的职位。”　　舒尔卡·雷班德听到这几句话，完全发愣了。他把头缩到肩膀里，翻译时仿佛嗓子眼里在发痒。　　瓦尔柯默默地对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望了一会，他的黑眼睛眯缝起来。　　“我可以同意这个建议……”瓦尔柯说，“如果能够给我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他居然使声音里带有谄媚的调子。他最担心的是，舒尔迦会不懂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这个惊人的建议会给他们打开怎样的前途。但是舒尔迦没有朝他做任何的动作，连瞅也没有瞅他，他大概全都懂得。　　“条件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脸上露出了狞笑，这使他的脸带有野兽般的表情。“条件是一般的：把你们的组织——全部组织，全都告诉我！……这件事您得给我办到！马上就办到！”勃柳克纳站长看了看表。“十五分钟之后您就可以自由；一小时之后您就可以坐在办事处您的办公室里。”　　瓦尔柯马上全明白了。　　“我不知道什么组织，我是偶然被抓来的。”瓦尔柯说，声调跟平时一样。　　“啊，你这个坏蛋！”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幸灾乐祸地叫起来，好像急于要证实瓦尔柯对他的话正确理解到什么程度似的。“你是他们的头儿！我们全都知道！……”他无法控制自己，就把雪茄戳到瓦尔柯的脸上。雪茄折断了，这个宪兵的捏成一撮的手指就戳到瓦尔柯的嘴唇上。他手上的香水气味令人作呕。　　在同一瞬间，瓦尔柯猛然挥动一只黧黑有力的胳膊朝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眉心打去。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气得像猪猡那样哼了一声，折断了的雪茄从他手里落下来，他就直挺挺地、嘭的一声倒在地上。　　最初的几秒钟，大家都愣了，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滚圆绷紧的肚子比他的笨重的身子高出很多。　　接着，勃柳克纳站长的办公室里就闹了个天翻地覆。　　副宪兵站长巴尔德个子不高，可是胖得厉害，他态度镇静，在全部审讯时间里都默默地站在桌旁，缓慢地、好像要打瞌睡似地转动着那双富有经验的水肿的蓝眼睛，均匀地呼哧呼哧地呼吸着。在他一呼一吸的时候，他的穿灰军服的肥胖、稳重的身子就像发了酵的面团似的一起一落。等他从发愣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血就涌到他的脸上，他站在原地哆嗦起来，大叫道：　　“抓住他！”　　芬庞军士和几名兵士一齐向瓦尔柯扑过去。芬庞军士虽然站得最近，却没有抓住瓦尔柯，因为在这一瞬间，舒尔迦嘴里可怕地、沙哑地、令人不解地大吼一声：“嘿，你啊，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他挥起一拳，打得芬庞军士一头栽到办公室远远的角落里，接着舒尔迦又低下宽阔的头顶，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向兵士们冲过去。　　“啊，好极了，马特维！”瓦尔柯狂喜地说，他企图挣脱德国兵士们的手，向臃肿的、脸涨得发紫的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冲过去，这时巴尔德正伸出两只瓦灰色的厚实的小手，向兵士们吆喝道：　　“不要开枪！……捉住他们，捉住这两个该死的东西！”　　舒尔迦力大无比，怒火冲天，手、脚和脑袋并用，把兵士们打得东倒西歪。瓦尔柯脱了身，终于向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扑过去，巴尔德人虽然胖，可是却灵活有劲得出人意外地绕着桌子躲开他。　　芬庞军士又企图来支援长官，但是瓦尔柯像要咬人似的呲牙咧嘴，一皮靴踢中他的胯下，芬庞军士就倒了下去。　　“啊，好极了，安德烈！”舒尔迦满意地说，一面像公牛似的横冲直撞，把兵士们摔得老远。“从窗口跳出去，听见吗！”　　“那边有铁丝网……你先冲到我这边来！”　　“嘿，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舒尔迦吼了一声，猛力挣脱兵士们的手，就到了瓦尔柯身旁，他一把抓住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圈椅，把它举过头顶。　　本来要朝他扑过来的兵士们都闪开了。瓦尔柯呲着牙，黑眼睛里露出得意洋洋的凶光，捞起桌上摆的东西——墨水缸、镇纸、金属的杯托——就狠命地、怒不可遏地乒乒乓乓向敌人扔过去，吓得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卧倒在地上，用一双胖手抱住秃头，而原来紧缩在墙边的舒尔卡·雷班德，轻轻地尖叫了一声，就钻到沙发下面去了。　　瓦尔柯和舒尔迦最初投入搏斗的时候，他们都像视死如归的勇敢而坚强的人们那样，心里充满了将要最后解脱的感觉。这种最后的、无所畏惧的生命力的迸发使他们的气力增强了十倍。但是在搏斗的过程中他们突然明白，敌人不能、也没有权打死他们，敌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样做。这样一想，他们心里更充满了那样的胜利的感觉，那样的完全自由的感觉和可以畅所欲为的感觉，仿佛他们简直是不可战胜的了。　　他们肩并肩地背靠墙站着，浑身鲜血，样子可怕，怒气冲天，谁也不敢逼近他们。　　后来，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清醒过来，又命令兵士们去捉他们。舒尔卡·雷班德利用混战的机会，觑空从沙发底下溜到门外。几分钟后，办公室里又冲进了几个兵士，于是房间里所有的宪兵和“警察”都一齐向瓦尔柯和舒尔迦扑过去，把两个英雄打倒在地上。他们为了泄愤，就对他们俩拳打脚踢，甚至在瓦尔柯和舒尔迦不省人事之后，还久久折磨着他们。　　这是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一弯新月已经西沉，而民间称为“启明星”的那颗皎洁的晨星还没有上升。大自然本身仿佛疲乏不堪，已经团目酣睡，最甜蜜的睡意粘住了人们的眼皮，连监狱里困倦的刽子手和受难者也都入睡了。　　在这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舒尔迦首先从跟他面临的可怕的命运有天渊之别的深沉、安宁的睡梦中醒来。他醒来之后，在漆黑的地板上翻了一会身，就坐了起来。几乎在同一刹那，瓦尔柯也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醒来了，——这甚至不是呻吟，而是叹息，轻得几乎听不出的叹息。他们俩坐在漆黑的地板上，他们的浮肿的、满是血疤的脸紧挨着。　　这个窄小黑暗的牢房里透不进一丝亮光，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看见对方。他们看到的对方是坚强而美好的。　　“你真是个哥萨克大力士，马特维，愿老天给你力气！”瓦尔柯嗄声说。他突然用双手撑地，把整个身子朝后一仰，纵声大笑起来，仿佛他们俩都是自由的。　　舒尔迦也跟着他沙哑地、亲切地大笑道：　　“你也是个结实的哥萨克，安德烈，哈，真棒！”　　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们的勇士般的可怕的笑声震撼着监狱的四壁。　　早上没有给他们拿来吃的，白天也没有提审他们。这一天一个人也没有提审。监狱里静悄悄的；一阵模糊不清的谈话声，好像叶丛底下溪水的潺潺声，从牢房墙外传进来。中午，一辆摩托声轻微的小汽车开到监狱跟前，过了一会又开走了。舒尔迦已经习惯于辨别牢房外面的各种声音，他知道这辆汽车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他的副手或是他们俩出进监狱时乘坐的。　　“他们去见长官去了。”舒尔迦严肃地轻声说。　　瓦尔柯和舒尔迦互相瞥视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向对方说明，他们俩，瓦尔柯和舒尔迦，都知道他们的死期近了，他们对此也有了准备。大概，这件事监狱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了，——所以周围笼罩着这样庄严肃穆的气氛。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几个小时，各自在扪心自问。暮色已经渐渐来临。　　“安德烈，”舒尔迦轻轻地说，“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是怎么落到这里来的。你听我说……”　　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关于这一切想得很多。但现在，他是把它告诉一个跟他的联系较之世界上任何别的联系都更为纯洁和密切的人，这时他似乎又看见了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的诚恳的面孔，看见操劳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看见她跟他见面以及分别时脸上的那种急躁而又慈祥的表情，痛心的悔恨使他几乎呻吟起来。　　于是舒尔迦毫不宽恕自己地告诉瓦尔柯，李莎·雷巴洛娃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怎样自以为是地回答了她。她怎样像母亲似的望着他，不愿意他离去。但他对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竟超过了对自己内心的朴质自然的声音的信任，还是走了。　　他愈往下讲，瓦尔柯的脸色就变得愈阴沉。　　“纸上的东西！”瓦尔柯叫道，“你记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对纸上的东西反而比对人还相信，”他声调悲壮地说。“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纸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写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反而让它控制了我们……”　　“这还没有完呢，安德烈，”舒尔迦悲痛地说，“我还要把康德拉多维奇的事讲给你听……”　　接着他告诉瓦尔柯，他怎样怀疑从年轻时代就认识的康德拉多维奇。他听到康德拉多维奇的儿子的历史，听到康德拉多维奇在同意让地下组织使用自己住所的时候隐瞒了这段历史，因而对他产生了怀疑。　　舒尔迦重新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他怎么会让在普通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通事件在他眼中玷污了康德拉多维奇，但是他对素不相识、而且有着许多令人不快的特点的福明，却会发生好感。　　瓦尔柯已经听康德拉多维奇亲口讲过这一切，现在他变得更阴沉了。　　“形式！”瓦尔柯嗄声说，“习惯于只重形式……我们有许多人看惯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比我们父亲一辈在旧时代过得好，喜欢从形式看人，希望每一个人都清洁整齐。康德拉多维奇是个老实人，可是在形式上不合适，你就觉得他有污点。而那个该死的福明，却在形式上完全合适，清洁整齐，可是他比黑夜还要黑……我们从前忽视了他的污点，亲手给他刷白，提拔他，表扬他，使他合乎形式，可是后来就是这种形式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现在，你还要为它送掉性命。”　　“这是实在的，千真万确的，安德烈，”舒尔迦说，尽管他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令人痛心，他眼睛里却突然迸射出明朗的光辉。“我在这里不知坐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可是我没有一个小时不想到这件事……安德烈！安德烈！我是个做基层工作的人，我没有资格说，我一生中有多少工作落到我的肩上。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就看出我错在哪里，看出我并不是今天才犯错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可是二十年来我老在一个地方，所谓在县的范围里，忙忙碌碌！总是做副手……真的！我们这种人从前叫县干部，现在叫区干部。”舒尔迦苦笑了一声。“我周围有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升上来，还有许多是我的同伴，跟我一样的区干部，升了上去，可是我还拉着那辆旧车。并且习惯了老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我习惯了。而习惯了——这就是说落后了……”　　舒尔迦的声音突然停止，他激动得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头。　　瓦尔柯懂得，舒尔迦是在临死前洗涤自己的灵魂，现在既不能责备他，也不能为他辩白，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可算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生活、为它劳动和牺牲呢？”舒尔迦又开口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更美好的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肩负起多少的劳动和苦难！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的定量是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但是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排队等待去从事重建工作。他们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肯拿自己首创的苏维埃制度去换衣着用品。在这次卫国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满怀豪情地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任何的苦难和劳动——连孩子们也挑起这副担子，更不必说妇女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所有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我不用对你说，我一生都是为他们出力……我们这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老在这些工作里面打转，工作都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可是渐渐地你已经不能觉察，事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唉，安德烈！我从李莎·雷巴洛娃家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三个青年和一个姑娘，我猜想两个是她的儿女，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同学……安德烈！你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眼睛啊！他们是怎样地望了我一眼！有一天夜里我在这儿牢房里醒来，突然浑身发抖。共青团员！一定是共青团员！我怎么会不理会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是为什么。区里的共青团员们不知有多少次来找我：‘马特维叔叔，给青年们做一次报告吧，讲讲收割、播种的情形，讲讲我们区的发展计划，或者讲讲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可讲的题目多得很。’可是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你们是共青团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有时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可是后来做这次报告可费劲啦！你明白，这儿要向州土地部汇报，那儿又有协作和划界的例会，而这儿还要赶到矿山管理处主任家里去，哪怕待一个小时也行，——你瞧，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他的小男孩刚过周岁，他对这件事非常得意，所以就像过命名日和办受洗礼宴一样，——你不去，他会见怪——于是你一天到晚就忙这些，事先没有准备就跑去给其青团员做报告。脑子里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左一个‘整个说来’，右一个‘整个说来’，你挖空心思胡吹一通，连自己都听不下去，更不用说青年人了。啊，真丢人！”舒尔迦突然说，他的大脸涨得发紫，他把脸藏在手掌里。“他们希望听你说些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良言，可是你却给他们‘整个说来’、‘整个说来’……谁是我们青年的第一个教育者？教师。教师！这个词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都是教区学校毕业的，你大概比我早毕业五年，不过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的教师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吧。他在我们的矿上教书教了十五六年，最后因为肺病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给我们听，宇宙——太阳、地球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他是第一个动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宇宙的人……教师！说起来很容易！在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我们的国家里，教师——这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的人民的未来，都掌握在教师手里，都在他的宝贵的心里。在街上看见教师，在五十米之外就应该向他脱帽致敬。可是我呢？……想起来也惭愧：我们这里每年都发生修理校舍的问题、取暖的问题，校长们在办公室门口抓住我，钉着我要木料，要砖头，要石灰，要煤。可是我老是开句玩笑敷衍了事，说什么不是我的事情，让区里去办吧。你知道，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采煤的计划完成了，粮食收购的任务超额完成了，秋耕地翻过了，肉类上交了，羊毛上交了，给州委书记的贺信也发出去了，——现在你们别来麻烦我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这我是很晚很晚才懂得的，可是懂得之后，我心里到底舒服些。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舒尔迦带着善良、羞怯、负疚的笑容说。“我是人民的血肉，我来自他们的底层，我是他们的儿子和公仆。早在一九一七年，听了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话我就懂得，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没有更高的幸福。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共产党员。你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吗？我们这批一字不识的父母的孩子是从哪里找到这种精神力量和勇气来抵挡并且战胜德国占领者和白党的呢？那时候，我们以为战胜他们是最困难的事，以后就可以轻松些。哪知道最困难的事却在后头。你记得吗，贫农委员会、余粮收集制、富农匪帮、马赫诺匪帮，突然，这些都完了！来了新经济政策！你去学做生意吧。啊？好吧，我们就开始做生意，而且也学会了！”　　“你记得我们是怎样恢复矿井的吗？”瓦尔柯突然非常兴奋地说，“那时候我刚巧复员回来，他们就提拔我，让我做现在已经采空了的那个老掉牙的矿井的井长。真够呛。哎哟哟！……一点业务工作的经验都没有，专家怠工，机器停转，没有电，银行不贷款，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列宁却发来一封一封的电报——送煤来啊，救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对我说来，这些电报就像是神圣的召唤。我早就看见过列宁，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那还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我记得，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摸摸他，因为我不相信这是像我一样的血肉之躯……好吧，我把煤送去了！”　　“是啊，不错……”舒尔迦高兴地说，“那几年咱们这些县干部或是区干部挑过多少重担啊！我们不知碰到多少麻烦！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有谁像咱们区干部那样挨过那么多的骂！所有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大概谁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老是挨训！”舒尔迦说时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　　“是啊，要说挨训的话，我想我们经济工作人员不见得比你们少。”瓦尔柯带着苦笑说。　　“不，不错，”舒尔迦用充满热情的声音说，“不管我把自己骂得多厉害，还是应该给咱们这批区干部立一块纪念碑。我开口闭口老是说——计划、计划……可是你倒试试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像钟表一样，千百万公顷的土地要耕种，麦子要收割，要脱粒，要交给国家，要按照劳动日分配。还要磨面粉，还有甜菜、葵花子、羊毛、肉类缴售，还要发展牲畜，还要修理拖拉机和我们的全部技术设备，这种设备全世界都没有，他们连做梦都没有见过！……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得好，吃得好，饭后还要来一杯加糖的茶。咱们这批热心的区干部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为的是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可以说，咱们这批区干部在粮食和原料方面是把整个卫国战争都背在肩上了……”　　“那么经济工作人员呢？！”瓦尔柯又是愤愤不平同时又非常兴奋地说。“对啦，如果要为什么人立纪念碑，就该为他们立！如果说有人背负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又背负着整个卫国战争，那就是他们！难道不对吗？在农村里那算什么计划？在工业方面才是计划呢！在农村里哪谈得上什么速度？在工业方面才谈得上速度！我们学会了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啊！又干净，又精致，像钟表一样！还有我们的矿井呢？资本家的矿井，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们的新一号井？那真叫是宝贝！他们那些资本家已经习惯了享现成福。可是我们要讲速度，要大规模地建设，所以永远很紧张：工作人手不够，建筑材料不够，运输工具落后，大大小小的困难不知有多少，可是我们仍旧不断地前进。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这是巨人！”　　“对，一点不错！”舒尔迦脸上露出快活和幸福的样子说。　　“我记得，在一次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叫我们去参加决议起草委员会。在那儿谈到咱们区干部。一个年纪轻轻、戴眼镜、当时被称做红色教授的人，非常傲慢地谈到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落后啦，不读黑倍尔啦，还说我们不是每天洗脸啦。于是那边就对他说：‘最好是培养您去做区干部，那您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哈—哈—哈！”舒尔迦高兴地笑起来。“当时人们把我当做农村工作专家，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常常把我从一个村子调到另一个村子，去帮助农民消灭富农，帮助他们搞集体化……不，那是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谁也忘不了。全体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们真是废寝忘食……当时有许多农民摇摆不定，可是在这次战争以前，连最落后的人也感到了那些年代的伟大成绩……真的，在战前我们的生活的确开始过得比较好了！”　　“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井上的情况吗？”瓦尔柯说，他的茨冈人那样的眼睛微微闪着光。“我一连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井上。真的，你现在四面望望——你简直不相信：难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亲手搞出来的？说实在的，有时我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我的一个近亲做的。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就看见在建设中的我们的整个顿巴斯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所有的夜战……”　　“是啊，在历史上，随便什么人都没有像我们那样肩负过那么多的工作，可是你看，我们并没有被压得直不起腰来。所以我要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舒尔迦带着天真稚气的表情说。　　“可是我们的敌人却以为我们是怕死的，这些笨蛋！”瓦尔柯冷笑了一声。“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于死已经习惯了。不管什么样的敌人都想杀害我们布尔什维克！沙皇的刽子手和宪兵杀害我们，十月革命的时候军官学校学生杀害我们，白党、世界各国的干涉军、马赫诺匪帮和安东诺夫匪帮①杀害我们，富农用短筒枪朝我们开枪，可是靠着人民的爱护，我们仍旧活着。现在让德国法西斯匪徒来杀死我们吧，可是到末了躺在地上的还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对吗，马特维？”　　--------　　①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间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在旧唐波夫省组织了一次富农的反苏维埃叛乱，红军依靠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扑灭了这次叛乱。　　“这是千真万确的，安德烈！……我永远会感到骄傲，因为命运让我，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在我们党内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正是我们的党给人们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　　“千真万确，马特维，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瓦尔柯怀着在他这样严峻的人说来是出人意外的感情说道，“另外我还有这样的幸运，在我临死的时候有你马特维这样的同伴……”　　“我真心感谢你这样称赞我……我一看就知道，你的灵魂有多美，安德烈……”　　“我们死后，愿留在世界上的我们的人能够幸福！”瓦尔柯轻声地、庄严地说。　　安德烈·瓦尔柯和马特维·舒尔迦就这样在临死的时候相互倾诉衷肠，卸下良心上的重担。　　      第三十五章　　午后，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到离克拉斯诺顿大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基城的区宪兵队去了。党卫队分队长彼得·芬庞临时调到克拉斯诺顿宪兵站上工作，他知道这两位站长是送审讯材料到区宪兵队去，然后从那边得到如何处置被捕者的命令。但是彼得·芬庞凭他的经验已经知道，将是怎样的命令；他的上级对这一点也知道，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就吩咐芬庞派党卫队的兵士去封锁公园地区，不准任何人走进公园。而埃德华·鲍尔曼中士手下的一小队宪兵，又被派到公园里去挖一个大坑，如果里面的人一个紧挨一个站着，要能够容得下六十八个人。　　彼得·芬庞知道，他的上级一定要很晚才会回来。因此他派分队副带着兵士们到公园去，自己却留下来待在监狱的门房里。　　最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分钟的机会可以单独待着，所以他不仅不能从头到脚洗一下，甚至衬衣也不能换，因为他怕脱了衬衣会被人看到他身上带的东西。　　等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走了，党卫队兵士和宪兵们也到公园里去了，监狱里的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时芬庞军士就到监狱厨房里去找厨子，向他要一锅热水和一个盆来洗澡的天人合一之论。阐发子思之学，继承孔子之说，成思孟学，至于冷水，门房口的木桶里总是有的。　　一连热了多日之后，初次刮起冷风，刮得低垂的雨云满天飘散。这是一个阴暗的日子，像秋天。这些煤区的整个自然界都显露出它最难看的方面。这个四面受风、满眼都是标准式房屋和煤灰的小城，当然也不例外。门房里光线充足，可以洗澡，但是彼得·芬庞非但不愿意有人猝然闯进来看到他，也不愿意窗外有人看见他，所以他放下窗上的黑纸，开了电灯。　　尽管他从战争开始以来就过惯了他现在过的那种生活，他也闻惯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但是，当他终于能够把衣服脱光，身上毫无负担地光着身子过一会，他仍旧体验到难以形容的快感。他天生就胖，随着年龄的增加，简直变得臃肿不灵，穿上黑制服就要浑身大汗。衬衣几个月没有换，浸透了发酸的汗水，变得又粘又臭，再加上制服的里子褪色，就变得黑里透黄。　　彼得·芬庞脱掉衬衣，一丝不挂，身上虽然好久没有洗，但是皮肤生来很白，胸口和两条腿上都长着浅色的鬈毛他人的对象即自在。若我要回到原来的自为状态，就要反过，连背上也有一些。他脱掉衬衣之后，就发现他身上原来还有一条特殊的禁欲带。这甚至不是禁欲带，而是更像旧时兵士佩的长子弹带。这是用橡胶布做的一条长带，上面分为许多小袋，每只小袋上都钉着小钮扣，带子挂过双肩，在胸前十字交叉，又在腰部上面缠了一圈。带子两头用两条肮脏的白丝带拉紧，在腰间打了个活结。这些像子弹夹那么大小的小袋里，大部分都装得鼓鼓的，只有一小部分还空着。　　彼得·芬庞解开腰间的丝带，取下这条带子。这条带子在他身上绑的时间太久，使他的白胖的身上好像生过褥疮似的，留下了颜色不健康的深色痕印——背上和胸口是交叉形，腰上面是一道圆箍。彼得·芬庞解下带子，——它的确是非常长，又非常重，——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上，马上就开始拚命地搔痒。他用他的又短又粗的手指猛烈地、下死劲地浑身搔着，他搔着胸膛、肚皮、两腿，并且不断设法要搔到脊梁，一会儿越过左肩，一会儿越过右肩，一会儿用右手从肩胛骨下面伸过去，用大拇指搔着，舒服得不住地哼唧和呻吟。　　等他痒得稍微好些，他就小心地解开制服里面的口袋，摸出一只像烟袋的小皮袋，把里面的三十来颗金牙倒在桌上。他本来打算把它们分装到带子上的两三个还没有装满的小袋里去。但是他既然有机会能够单独留在这里，他就禁不住要欣赏一下其他装满了的小袋里的东西。他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它们了。于是他仔细地把钮扣一个一个地解开，把小袋里的东西都分别排列在桌上，一堆堆，一叠叠，不多一会已经摊满一桌，的确是洋洋大观！　　这里有世界各国的货币——美元和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比利时法郎、奥地利克朗、捷克克朗、挪威克朗、罗马尼亚列伊、意大利里拉。它们是按照国家分类的，金币归金币，银币归银币，纸币归纸币，其中居然还有一叠整整齐齐的苏联“蓝票”——票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参见“法，他虽然并不希望从这些钞票得到什么物质利益，但他还是把它们留在身边，因为他的贪婪已经发展为收藏狂了。这里有一堆堆的小件金首饰——戒指、镶宝戒指、别针、胸针——有的镶着宝石，有的没有宝石，另外还有一堆堆的宝石和金牙。　　天花板底下被蝇粪玷污的电灯，射出晦暗的灯光，照着桌上的这些钱币和珠宝。他光着身子、浑身是毛、秃脑袋瓜、戴着浅色的玳瑁边眼镜，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欣赏着这些珠宝，偶尔还搔几下痒，情绪兴奋，非常自得其乐。　　这些小玩意和钱币虽然很多，他在摩挲和把玩每一枚钱币和每一件小玩意的时候，还是能讲得出这是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从什么人身上抢来或是剥下来的，牙齿是从什么人嘴里拔下来的，因为自从他得出结论，他不这样做就是傻瓜的时候起，这就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其余的一切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而已。　　他不仅拔死人的金牙，也从活人嘴里拔。不过他还是宁愿从死人嘴里拔，因为拔起来没有特殊的麻烦。他只要看见一群被捕者当中有人镶金牙，他就发现自己巴望这一套审讯手续赶快结束，可以快些杀死他们。　　这些钱币、金牙和小玩意后面的被杀害、受折磨、被抢劫的男女老幼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当他望着这一切的时候，愉快兴奋和自得其乐的感觉里总不免掺杂着某种不安。然而这种不安并非发自他彼得·芬庞本人，而是发自想象中的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一位道地的绅士，他的肥胖的小指上戴着宝石戒指，头上戴着昂贵的浅色软礼帽，脸刮得精光，道貌岸然，满脸露出对彼得·芬庞不以为然的神气。　　这是一个大富翁，比拥有金银珠宝的彼得·芬庞更为富有。但是此人仍然认为自己有权责备彼得·芬庞，认为他发财致富的方法是卑鄙的。所以彼得·芬庞就跟这位绅士进行着没完没了的、然而是非常亲切的辩论。因为说话的只有彼得·芬庞，他在这场辩论中是站在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实事求是的现代人的立场上，他的立场要高得多，坚定得多。　　“嘿—嘿，”彼得·芬庞说，“归根到底，我决不坚持要终身干这个行当。归根到底，我还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实业家或是商人，好吧，哪怕开个小铺子也成，但是我总要弄点本钱吧！是的，我很懂得，您对您自己和对我是怎么想的。您是这么想的：‘我是个绅士，我所有的企业都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看得见我收入的来源；我有家庭，有孩子；我的外表整洁，衣冠楚楚，对人有礼貌，我没有做过不可告人的事；如果跟我谈话的女性站着，我也站着；我阅读书报，我加入两个慈善团体，我在战时捐过巨款给医院添置设备；我爱好音乐，喜欢花草树木，喜欢海上的月色。可是彼得·芬庞却谋财害命。他甚至毫不厌恶地去拔人家嘴里的金牙，他还把这一切藏在身上，免得被人看见。他只好几个月不洗澡，身上臭气熏人，因此我有权责备他。’……嘿—嘿，对不起，我最亲爱和最尊敬的朋友！您别忘了我已经四十五岁，我做过水手，我到过世界各国，世界上发生的事，哪一桩我没见过！……您是否知道我这个常常远渡重洋的水手不止一次有机会看到的情景：在南非、印度或是印度支那，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人可说是饿死在最可敬的公众的面前。不过，何必说得那么远呢！甚至在战前繁荣的幸福年代，您也可以看到，几乎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有许多街区住着失业的人，他们当着最可敬的公众的面死去，有时甚至死在古教堂的门口。要说他们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而找死吧，叫人是很难同意的！谁不知道，有些最可敬的人，道地的绅士，只要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肆无忌惮地把成百万身强力壮的男女工人从他们的企业里赶出去。这些男女由于不甘心屈服于自己的处境，每年都大批大批地被关在监狱里受罪，或是干脆就在街上和广场上被杀死，而且是完全合法的，靠着军警的帮助！……我给您举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我还可以多举一些，每年在地球上用这些方法杀害的人上百万，其中不单有健康的男子，而且还有孩子、妇女和老人，老实说，杀害他们就是为了增添您的财富。关于战争，我就不用提了！在战争时期为了增加您的财富，在最短期间进行特大规模的屠杀。我最亲爱和最可敬的朋友！我们何必躲躲闪闪？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如果我们要别人替我们干活，那我们每年就得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他们杀掉相当的数量！我使您讨厌，无非是因为我是站在所谓绞肉机的底座，我是这个行当的粗工，我的工作性质使我不能洗澡，身上发出臭味。但是您一定会同意，就是您永远少不了像我这样的人，越往后，您就越需要我。我跟您血肉相连，我是您的化身，如果把您翻过面来，让人家看看您的真面目，其实您跟我完全一样。时机到了，我也会洗个澡，变得非常干净，也许，就成为一个小铺子的老板，您在我的铺子里可以买到上等香肠……”　　彼得·芬庞跟想象中那个脸上刮得精光、道貌岸然、裤子烫得笔挺的绅士进行的就是这种原则性的辩论。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彼得·芬庞在战胜了绅士之后，心里高兴到极点。他把一堆堆的钱币和珍宝藏进原来的小口袋，仔细扣上钮扣，然后才开始洗澡。他舒服得直打响鼻，尖叫着，把肥皂水泼了一地，但是这完全不用他操心，兵士们会来擦掉的。　　他并没有洗得十分干净，不过总算使身上轻松一下。他又缠上这条带子，把它在腰里系好，穿上干净内衣，把脏的藏起来，再穿上黑制服。然后他掀开黑纸的一角，朝窗外望了一望，监狱的院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已经变成本能的经验提醒他，长官马上要回来了。他走到院子里，在门房旁边站了一会，让眼睛习惯黑暗，但是仍旧无法习惯。冷风把沉重的乌云吹过城市和整个顿涅茨草原的上空；乌云也看不见，但是它们好像在互相追赶，它们的潮润的、毛茸茸的边缘互相擦碰，似乎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彼得·芬庞听到低低的摩托声愈来愈近，还看到汽车的遮掉半边的前灯的两个光点，汽车经过以前是区执行委员会、现在是德国人的区农业指挥部的大厦旁边，从山上开下来；灯光使大厦的一边侧厅隐约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长官从区宪兵队回来了。彼得·芬庞穿过院子，从后门走进监狱，守门的宪兵认出是分队长来了，向他行了个持枪礼。　　牢房里的人们，也听到汽车压低了摩托声开到监狱跟前。整天笼罩着监狱的那种异样的寂静，马上就被走廊里的脚步声、钥匙开锁声、砰砰的关门声、各个牢房里发出的嘈杂声以及远远那间牢房里那个婴孩的熟悉的令人心酸的啼哭声打破了。这啼哭声突然提高，变成刺耳的凄厉的嚎叫声，——　　那婴孩鼓起最后的力气拚命地叫嚷，他已经声嘶力竭了。　　舒尔迦和瓦尔柯听到牢房里渐渐逼近的乱哄哄的声音和一个婴孩的啼哭声。有时他们觉得，他们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一会儿提高嗓门，一会儿恳求，后来好像也哭了。接着锁孔里的钥匙响了一下，宪兵们从带婴孩的女人的牢房里出来，走进了隔壁的牢房，那里马上就吵闹起来。但是即使在这时候，透过这种吵闹声，似乎也可以听到那个女人哄孩子的非常凄凉而温柔的声音，以及那孩子仿佛在给自己催眠似的、渐渐微弱的声音：　　“啊……啊……啊……啊……啊……啊……”　　宪兵们走进了瓦尔柯和舒尔迦隔壁的牢房，他们俩才明白，为什么宪兵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牢房里就发出吵闹的声音：原来宪兵们在把被监禁者的手都绑起来。　　他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隔壁牢房里人很多，宪兵们在那边搞了好一会。最后他们出来了，锁上了牢房，但并不马上到瓦尔柯和舒尔迦这边来。他们站在走廊里，匆匆地交换一下意见，后来走廊里有人跑出大门口。安静了一会儿，只听见宪兵们在叽咕。后来走廊里响起几个人走近牢房的脚步声，有人说着德语表示满意，接着，芬庞军士带着几个宪兵用电筒朝牢房里照了一照，走了进来；他们都握着手枪准备着，门口还有五六名兵士。显然，宪兵们怕这两个人会像往常一样跟他们动武。但是舒尔迦和瓦尔柯对他们甚至没有嘲笑；他们的精神已经远远地离开这个尘世的忙碌。他们安静地让宪兵们反绑了手，后来芬庞用手比划着，要他们坐下来把他们的脚绑上，他们就让宪兵们在他们的脚脖上绑上绳子，这样他们只能迈着小步，而不能逃走。　　后来他们又被单独留下来，他们又默默地在牢房里坐了一会，等德国人把所有被监禁的人都绑上。　　现在走廊里响起了迅速而有规律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响，后来充满了整个走廊。兵士们先是原地踏步，后来按照口令立定，又把枪靠到脚边，把皮靴碰得啪的一响，来了个转身。牢房的门都砰砰地响起来，他们开始把被监禁的人们带到走廊里。　　舒尔迦和瓦尔柯在黑暗中待得实在太久，走廊里天花板下的电灯光虽然十分晦暗，他们仍然不禁眯起了眼睛。后来他们就开始打量身旁的人和队列里比较远的、在走廊两头的人们。　　跟他们隔开一个人，是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那人光着脚，衬衣上全是血污，也像他们一样，脚上绑着绳子。瓦尔柯和舒尔迦认出了那人是彼得罗夫，不禁都倒退了一步。彼得罗夫被打得遍体鳞伤，衬衣粘在肉上，像粘在一大片伤口上那样，而且已经干了，——大概，每动一下都会使这个强壮的人疼痛难忍。他的一边面颊被刀子或是刺刀直戳到骨头，伤口已经溃烂。彼得罗夫认出了他们，对他们低下了头。　　但是，在走廊远远的尽头，在监狱出口处的情景，却使瓦尔柯和舒尔迦由于怜悯和愤怒而发抖；几乎所有被监禁的人们也都带着痛苦、恐怖和惊异的表情望着那边。那边站着一个年轻妇人，脸色虽然疲惫不堪，但是表情坚强有力。她穿着深红色衣服，手里抱着一个婴孩。她的抱着婴孩的胳膊和婴孩的身体被绳索捆绑着，好像孩子是紧紧地永久被粘连在母亲身上。婴孩还不满一岁，长着稀稀的、后脑上略微鬈曲的金发，柔软的小头靠在母亲肩上，眼睛闭着，但是他没有死，他睡着了。　　舒尔迦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他怕被宪兵们和自己人看见他的眼泪，会对他舒尔迦乱加猜测，所以当芬庞军士终于点完被监禁者的人数，让两排兵士在两旁把他们押到院子里去的时候，他感到高兴了。　　夜色是这样的黑，人们并排站着彼此都看不见。他们四个人一排，排成一队，被团团围着带出了大门；电筒时前时后、时而又在两旁亮起来，照亮着道路和被监禁者的队伍；他们就这样沿着大街被带上坡去。冷风以同样的强度单调地刮过城市上空，用潮湿的气流围绕着他们。乌云低低地在头顶上奔驰，仿佛可以用手摸到它们，还可以听到它们的潮润的沙沙声。人们贪婪地用嘴吞咽着空气。队伍缓慢地、肃静无声地走着。走在前面的芬庞军士有时回过头来，打开挂在胳臂上的大电筒照射着队伍，那时从黑暗中就重又现出身上绑着婴孩的妇人的身形，她走在第一排边上，风把她的深红色衣服的下摆吹向一边。　　舒尔迦和瓦尔柯并排走着，他们的肩膀互相碰撞。舒尔迦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瓦尔柯和舒尔迦愈往前走，他们头脑里一切个人的东西，甚至那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那直到最后一分钟还隐隐使他们十分激动和焦灼而使他们不愿死去的东西，也就离他们愈远。庄严肃穆的气氛展翅覆盖着他们。一种难以名状的清澄的宁静降临到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迎风前进，在这些低低压在头顶、沙沙作声的乌云底下，默默地迎着他们的死亡从容走去。　　队伍在公园大门口站住。芬庞军士从制服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公文，他、宪兵站的埃德华·鲍尔曼中士和指挥守卫公园的党卫队兵士的分队副，都用电筒照着，先后仔细读了这张公文。　　然后中士用电筒的闪动的亮光照着，把队伍的人数重点了一遍。　　公园的大门缓慢地、带着吱吱的响声打开了。队伍改为两人一排，被带领着沿列宁俱乐部和高尔基学校中间的林荫大道走进去。以前直属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各个联合企业的管理处，现在就设在学校里。他们刚走过校舍旁边，芬庞军士和鲍尔曼中士就折进了旁边的小道。队伍也跟着他们转了弯。　　风吹弯了树木，树叶都被吹向一边。树叶战栗着，互相碰撞着，它们的不肯缄默的、嘈杂而又单调的响声充满了周围黑暗的空间。　　他们被带到公园的荒凉的尽头，甚至在晴朗的日子那儿也是足迹罕到的地方，再过去就是一片荒地，上面孤零零地耸立着德国“警察学校”的砖砌大厦。在这儿四面有树木的长方形空地正中央，挖了一个长坑。人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坑，就闻到一股挖出来的湿土的气味。　　队伍被分为两股，带到坑的两面，瓦尔柯和舒尔迦也被拆散了。人们碰在翻挖出来的土堆上，都跌跌撞撞，但是他们马上被枪托打得站起来。　　突然间，几十支电筒照亮了这个漆黑的长坑，照亮了它两旁的土堆，照亮了人们饱受折磨的脸，也照亮了把林中空地密密包围起来的德国兵士的寒光闪闪的刺刀。所有站在坑边的人们，都看到披着黑橡胶布斗篷的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站在坑尽头处的树下。在他们后面，靠边一点，站着身穿灰色衣服、肥胖臃肿、眼睛鼓出、脸色紫红的瓦西里·斯塔庆柯市长。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做了个手势。芬庞军士就把挂在胳膊上的电筒高举在头顶上，用他那嘶哑的村妇般的嗓音轻声下了个命令。兵士们向前跨了一步，用刺刀把人们推向坑边。人们踉踉跄跄地走着，脚不断陷在泥土里，默默爬上了土堆。只听见兵士们的喘息声和风吹树叶的飒飒声。　　舒尔迦在他被绑的双腿所容许的限度之内，费力地迈步走上土堆。他在电筒的闪光中看见人们怎样被抛到坑里；他们有的跳下去，有的倒下去，有的一声不响，有的发出抗议的或是悲痛的呼声。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站在树下动也不动，斯塔庆柯却拚命向被抛进坑里去的人们深深鞠躬——他喝醉了。　　这时舒尔迦又看见了那个穿深红色衣服的妇人和绑在她身上的婴孩；孩子什么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只感到母亲身上的温暖，仍旧把头搁在她的肩上睡着。她怕把孩子惊醒，两只手又没法动，只好坐到土堆上，用腿移动着，自己滑到坑里去。舒尔迦后来再没有看见她了。　　“同志们！”舒尔迦用沙哑有力的声音说道，他的声音盖过了一切的声响。“我的好样的同志们！光荣归于你们，人们会永远纪念你们！伟大的……”　　一把刺刀从背后戳进他的肋骨中间。舒尔迦鼓起全身巨大的力量不让自己倒下去，而是跳进坑去，他的声音又从坑里震响起来：　　“伟大的、给人民指示正确道路的共产党万岁！”　　“消灭敌人！”瓦尔柯在舒尔迦身边威严地高呼道，命运注定他们在坟墓里又站在一起。　　坑里塞满了人，连身子都不能转动。最后的精神紧张的一瞬到来了：每人都准备好接受一颗铅弹。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并不是这样的死。泥土像雪崩似的纷纷撒到他们的头上、肩上、衬衫领上、嘴里和眼睛里。于是大家明白了，是要把他们活埋。　　舒尔迦提高嗓子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瓦尔柯的低沉的嗓音跟他唱起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先是近处的，后来是愈来愈远的声音，都和他们的声音汇合起来了，《国际歌》的歌声像缓缓的浪涛从地下腾向黑暗的、乌云密布的天空。　　在这黑暗可怕的时刻，“木头街”上一所小房子的门悄悄地打开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和华丽雅，还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一齐走下台阶，那人衣服穿得很多，背着背包，拿着手杖。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和华丽雅一边一个拉着那人的手，沿着街道向草原走去。她们的衣服不住被风刮起。　　走了几步那人停下了。　　“黑得很，你还是回去吧，”他几乎是用耳语说。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拥抱着他，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　　“再见了，亲爱的玛丽雅。”他说了就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于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就留下了，而他们父女二人，就手搀着手继续前进。华丽雅要陪着父亲走到天明。以后，不管他的视力多么差，他也得独自设法走到斯大林诺城，到了那边他打算躲在妻子的亲戚家里。　　有好一会工夫，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还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后来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寒冷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包围着她，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心里却更为黑暗。全部生活——工作、家庭、梦想、爱情、孩子——这一切都瓦解了，崩溃了，前面是一片空虚。　　她站在那里，无力挪动；风呼啸着，吹得她的衣服乱卷；　　可以听到低悬在头上的乌云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突然间，她觉得，她神经错乱了……她凝神听了一会……不，这不是她的幻觉，她又听到了这个声音……有人在唱歌！在唱《国际歌》……不能肯定这歌声来自何方。这歌声和风的怒号声以及乌云的沙沙声交织在一块，随着这些音响一起飘扬到整个黑暗的世界。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她浑身颤抖起来。　　      第三十六章　　　　　　　　　　仿佛是从地下传到她耳朵里：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奥列格·柯舍沃伊，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绝对执行组织的任何任务；对于有关我在‘青年近卫军’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我发誓要毫不留情地为被焚毁、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为我们人民所流的鲜血，为矿工英雄的死难复仇。如果为了复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将毫不犹豫地献出它。如果我因为禁不住拷打或是由于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到同志们的严峻的手的惩罚。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我，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凡·杜尔根尼奇，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万·捷姆奴霍夫，庄严宣誓……”　　“我，谢尔盖·邱列宁，庄严宣誓……”　　“我，刘波芙·谢夫卓娃，庄严宣誓……”　　………………　　………………　　这个谢尔格·列瓦肖夫，上回他第一次来找她，敲她的窗，她跑出去迎接他，后来他们一直谈到天亮，那时候，他大概完全不了解她，——谁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　　不管怎样，她这次出门，还没有走，就遇到谢尔格·列瓦肖夫这第一个难题。他们是老同学，当然，刘勃卡不能不跟他打个招呼就走。安德烈叔叔没有被捕的时候，谢尔格就遵照他的劝告进了办事处的车库当卡车司机。刘勃卡派了街上的一个顽童去找他，——顽童们跟刘勃卡关系都很好，因为她的性格跟他们差不多。　　谢尔格一下班就来，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就穿着他从斯大林诺回来时穿的那身工作服——在德国人统治下连矿工都不发工作服。他身上非常脏，精神疲倦，脸色阴沉。　　追根究底地问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但是，显然他脑子里整个晚上都在琢磨这件事，他那叫人难受的沉默把刘勃卡惹火了。到末了她忍不住跟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她是他的什么人——是妻子，还是情人？现在，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的事等着她去做，她根本顾不上去谈情说爱。他到底有什么名分来折磨她？他们不过是同学，她并没有义务向他解释，她是到她需要去的地方料理家务去的。　　她仍旧看得出，他并不十分相信她要去办的事，他无非是在吃醋，这使她感到几分满足。　　她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可是他老赖着不走。他的脾气犟得要命，他会坐上一夜不走，最后刘勃卡还是把他撵走了。但是如果在她离开的期间他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她还是觉得于心不忍，所以她送他到院子里，在大门口挽住他的胳膊，紧挨着他站了一会儿才跑回屋子，马上脱掉衣服，钻到母亲的床上。　　当然，说服妈妈也很伤脑筋。刘勃卡知道，面对着生活厄运束手无策的妈妈，孤零零地留下来是多么难受，不过妈妈非常老实，容易受骗，所以刘勃卡就紧偎着妈妈，对她编了一大套使她不会怀疑的话，后来就在母亲床上睡着了。　　天蒙蒙亮，刘勃卡就醒了，她一面哼唱着，一面收拾行装，准备上路。她舍不得把好衣服弄坏，决定穿家常的衣服，但是仍然要尽量穿得鲜艳一些，可以惹人注目。至于她那件最漂亮的天蓝色真绉纱的连衣裙、天蓝色的鞋子、镶花边的内衣和丝袜，她都放在小手提箱里。起先她只穿贴身衬衫和短裤，对着两面勉强可以照得见整个头部的普通小镜子卷头发，嘴里哼唱着，把头转来转去地搞了将近两个小时。由于站得太累，她把重心轮换放在两只奶油色的、结实的、小小的脚趾也很结实的光脚上。然后她套上束腰带，用小手擦擦粉红色的脚底，穿上肉色麻纱袜和奶黄色皮鞋，把那件薄薄的，窸窣作声的，印着豌豆、樱桃、还有天晓得是什么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的连衣裙朝身上一套。这时她还是不停地哼唱，但是一边穿衣服一边已经在嚼什么东西了。　　她感到轻微的激动，这不仅没有使她胆怯，反而给她壮了胆。归根到底，她真是幸福，因为她可以行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可以不必再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了。　　两三天前的一个早上，一辆不大的、有着长方形车厢的绿色汽车，就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运食物给德国行政机关的官员们的那种货车，在谢夫卓夫家的小房子旁边停下。开车的宪兵对坐在他身旁的带自动枪的兵士说了一句什么，就跳下车来，走进屋子。刘勃卡迎着他走出来，他已经进了餐室，在东张西望。他迅速地朝刘勃卡瞥了一眼。他还没有开口，她已经根据他脸部某些难以捉摸的线条和举止，看出他是俄罗斯人。果然，他说的是地道的俄语：　　“汽车要加水，您这儿有没有水？”　　一个俄罗斯人，而且还穿着德国宪兵制服——他也不打听打听，他是跑到谁家来了！　　“滚你的蛋！懂吗？”刘勃卡圆睁着蓝眼睛，泰然地直瞪着他，说。　　她根本连想也没有想，冲口就对这个穿军服的俄罗斯人说出了这句话。要是他胆敢碰她一下，她就会哇哇叫着奔到街上，惊动整个街区的人，大喊大嚷着说她让那个兵士到峡谷里去取水，他因此就要打她。但是这个奇怪的开车的宪兵一动也没有动，他只冷笑了一声，说：　　“您做事太莽撞。这对您没有好处……”他迅速地张望了一下，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人，就急急地说：“瓦尔瓦拉·纳乌莫夫娜叫我捎个口信，她非常想念您……”　　刘勃卡的脸色苍白了，不由地朝他挪动了一下。但是他把细长的黑手指放到嘴唇边，阻止她发问。　　他跟着刘勃卡走到门道里。她双手提着满满的一桶水，探索地窥视着司机的眼色。但是他对她望也不望，接过水桶就向汽车走去。　　刘勃卡故意不跟着他，而是从门缝里观察：她希望等他送还水桶的时候能向他打听点消息。哪知那个司机把水灌进散热器之后，就把水桶朝庭园里一扔，很快地坐进车子，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车子就开动了。　　这样一来，刘勃卡就得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一趟。当然，她现在受“青年近卫军”的纪律的约束，不能不通知奥列格一声就走掉。不错，她以前也曾向他暗示过，说她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认识一些人，可能有用。现在她对他说，碰巧有个适当的机会可以去看看。但是奥列格没有马上允许她，请她稍等一下。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谈话之后总共只过了一两个小时，妮娜·伊凡卓娃就来到刘勃卡家，告诉她同意她去，而且还说：　　“到了那边，你把我们的人死难的经过、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在公园里被活埋的情形，统统告诉他们。你再说，尽管这样，工作还是大有开展，这是上级同志请你这样转告的。关于‘青年近卫军’，你也告诉他们。”　　刘勃卡忍不住了，问道：　　“卡苏克怎么知道，到了那边可以谈这一切的呢？”　　妮娜在斯大林诺做地下工作时就养成小心谨慎的习惯。所以她只耸了耸肩，但是继而一想，刘勃卡也的确可能不敢把交待她说的话对那边讲，于是她就用平淡的声调说：　　“大概上级同志知道你去找谁。”　　刘勃卡甚至觉得奇怪，这么简单的理由她怎么会没有想到。　　刘勃卡像其他参加“青年近卫军”的人一样（沃洛佳除外），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打听奥列格跟克拉斯诺顿的成年地下工作者里的什么人有联系。但是刘季柯夫却很清楚，刘勃卡被留在克拉斯诺顿是为了什么目的，她跟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的什么人有联系。　　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乌云低低地在草原上空奔驰。刘勃卡一手提着小手提箱，另一只胳臂上搭着一件薄大衣，站在开阔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冷风吹拂着她的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吹得她两颊通红，但是她并不觉得冷。　　公路上常有卡车吼叫着在她身旁疾驶而过，车上的德国兵和上等兵嘻嘻哈哈地硬请她上去，有时还对她做下流的手势，但是她鄙视地眯起眼睛，不去理睬他们。后来她看见有一辆车身低而长的浅色小汽车向她驶近，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德国军官，她就随随便便地举起了手。　　军官迅速地朝后座转过身去，显露出背部褪色的制服，大概，有上级坐在那里。汽车发出煞车的吱吱声，停了下来。　　“请坐！快些！①”军官把车门打开一点，嘴角微露笑意，对刘勃卡说。他又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伸过手去打开后座的车门。　　刘勃卡低下头，拿着小手提箱和大衣，轻快而麻利地上了车，车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汽车猛的开动，迎风发出啸声。　　刘勃卡旁边坐着一个干瘦而结实的上校，他的灰黄的脸刮得精光，厚嘴唇耷拉着，头上戴着褪色的高顶军帽。德国上校和刘勃卡带着两种形式完全相反的傲慢互相对视着——上校是因为他有权力，刘勃卡是因为她毕竟非常心慌。坐在前面的青年军官也转过脸来望着刘勃卡。　　“您要我们把您送到哪儿去？②”脸刮得很光的上校带着布西门人③的笑容问道。　　--------　　①②　原文为德语。　　③布西门人是南非的一个部族。　　“我一点儿也不懂！”刘勃卡曼声说道，“请您说俄语，不然就别开口。”　　“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上校把一只手不明确地朝远方挥了一下，用俄语说道。　　“谢天谢地，老母鸡咕咕叫了。”刘勃卡说，“伏罗希洛夫格勒，还是叫鲁干斯克……‘费尔什推埃’？嗳，对了！”　　她一开了口，她的恐惧就消失了，她马上恢复了那种潇洒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德国上校在内，把刘勃卡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问，现在几点钟？……表，表，真是个笨蛋！”刘勃卡说，一面用手指敲敲自己的手腕。　　上校把他的长胳臂伸直，让衣袖往上缩些，然后机械地弯过胳臂，把戴在皮包骨头的、长着稀疏的烟灰色汗毛的胳臂上的方手表送到刘勃卡面前。　　归根到底，只要愿意，总是可以相互了解的，并不一定要语言相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演员。不，她不在剧院里演戏，她是唱歌和跳舞的。当然，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有好多可以下榻的地方，好多有地位的人都认识她，因为，她是一位著名实业家的女儿。这位实业家在哥尔洛夫卡拥有许多矿井。可恨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一切，后来这个不幸的人死在西伯利亚，撇下了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是姑娘，都长得非常漂亮。是的，她是最小的。不，她不能接受他的殷勤招待，因为这会损害她的名誉，而她绝不是那种人。她的地址吗？她是绝对肯给的，但是她还没决定究竟住在哪里。如果上校准许，她就跟他的中尉讲定他们怎样可以找到对方。　　“好像您比我更有希望，鲁道尔夫！”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为您尽力，上校先生①”　　--------　　①原文为德语。　　离前线远不远？前线的情况好得很，这样漂亮的姑娘尽可以不必为它操心。反正，她可以高枕无忧。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我们已经向高加索挺进，——这能使她满意吗？……在顿河上游，战线并不怎么远，是谁告诉她的？……哦，是这些德国军官！可见，喜欢这样随便乱讲的并不止他一个……据说，所有漂亮的俄国姑娘都是间谍。这是不是真的？……不错，情况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段战线上的是匈牙利人，当然，他们比这些臭气熏人的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佬要好些，不过他们这批家伙都靠不住……战线长得要命，斯大林格勒消耗大量的人力。要把这一切东西供应给前线，您倒来试试看！我可以在手纹上给您说明，——把您的小手掌给我……　　这条粗线是通斯大林格勒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是通莫兹多克，——您的性格非常善变！……现在您把这个放大一百万倍，您就会明白，德国军队的军需官非要有钢铁般的神经不行。不，她不应该认为，他只会给当兵的采办军裤，他也有漂亮姑娘们用的一些漂亮的小玩意，比方脚上穿的，比方这里用的，——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吧？也许，她不会拒绝巧克力吧？尘土这么大，喝口酒总不妨事吧！……一个姑娘不喝酒，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是法国酒啊！鲁道尔夫，停车……　　他们停在离一个分布在公路两边的哥萨克大村庄二百来米的地方，下了车。这里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坡路通到山沟边上的村道，山沟下面长满柳树，斜坡上风吹不到，满是已经枯萎的草。中尉让司机把车开到通山沟的村道上。风吹起了刘勃卡的衣服，她就双手按着衣服跟着汽车在军官们前面跑，鞋子不断陷在被踩碎的干土里，鞋子里立刻就灌满了沙土。　　刘勃卡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尉的脸，她一直只看到他的褪色的制服的后背。现在中尉跟开车的兵士从汽车里拿出一只软皮箱和一只淡黄色的、编得极细的、沉甸甸的篮子。　　他们在山沟斜坡上背风一面的密密的枯草上坐下。不管他们好劝歹劝，刘勃卡总不肯喝酒。但是这里的台布上摆了这么多美味可口的东西，要是拒绝不吃才傻呢，何况她是个演员，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于是她就放量吃了。　　她非常讨厌鞋子里的沙土，她索性脱下奶黄色的皮鞋，抖掉沙土，再用小手掌擦擦穿着麻纱袜的小脚底，坐着的时候就这样光穿袜子，让脚透透气，——她就这样解除了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会不会这样做法的那种内心的疑虑。大概，这做得很对，至少这两个德国军官是把这看做理所当然的事。　　她还是很想知道，在最接近克拉斯诺顿和穿过罗斯托夫州北部的那一段战线上的师团多不多，——她已经听那些在她们家过宿的德国军官们说过，罗斯托夫州的一部分还在我们手里。她老是表示担心，战线会在这个地方被突破，害得她又要受布尔什维克的奴役，这种担心使这个比较感情用事而不大实事求是的上校大为不满。　　到后来，对德国军队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把上校惹恼了，于是他就又骂了一句——该死的！①——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　　①原文为德语。　　正当他们在这儿吃点心的时候，从村庄那边的公路上传来了愈来愈响的杂乱的脚步声。起初他们没有去理会它，但是它从老远的地方传过来，愈来愈响，充塞着周围的整个空间，仿佛有一个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在行进，甚至从这里山沟斜坡上也可以看到公路上漫天的尘土被风吹往一边和吹向高处。传来了个别的人声和叫喊声。男的——粗声粗气；女的——哀怨凄婉，好像在恸哭亡人。　　德国上校、中尉，还有刘勃卡，都站了起来，从山沟里探头张望。一大队由罗马尼亚官兵押着的苏军俘虏，不断从村庄那边沿着公路走出来。许多老老少少的哥萨克妇女跟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哭泣，她们有时冲过罗马尼亚兵士的警戒线走近队伍，把面包灯、西红柿、鸡蛋，或是整个大面包甚至小包裹投到那些从队伍里向她们伸出来的乌黑、干瘦的手里。　　战俘们穿的是撕破的、变成黑色的、沾满尘土的军裤和军便服，衣不蔽体。大多数是赤着脚或是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树皮鞋。他们的胡子长得老长，骨瘦如柴，穿的衣服好像是披在骷髅上。他们向那些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被兵士们用拳头和枪托驱赶着的妇女投去明朗的微笑，在这些脸上看到这样的微笑真是可怕。　　刘勃卡从山沟里探出头来瞥了一下，一刹那间她已经只穿着袜子顺着干燥的细土路跑上公路，冲进了队伍。她都不记得，她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台布上抓起雪白的小面包和其他的吃食。她把小面包和一块块食物塞到向她伸过来的又脏又黑的手里。一个罗马尼亚司务长打算抓住她，她就东躲西闪；他的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她身上，可是她低着头，不住用两只臂肘左右招架，嘴里喊着：　　“你打吧，打吧，狗腿子！只是别打脑袋！”　　一双有力的手把她从队伍里拉出来。她不知怎样到了公路旁边，看见德国中尉正在使劲挥手打那个罗马尼亚司务长的耳光。上校在大发雷霆，样子像一只呲着牙的身子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狗。他面前直挺挺地站着一个穿浅绿色制服的罗马尼亚占领军的军官，用古罗马语不连贯地、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但是等奶黄色皮鞋重又穿到她的脚上，德国军官的汽车载着她驶向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最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把刘勃卡的这番举动也当做是合情合理的事。　　他们畅行无阻地通过德军检查站，开进了城。　　中尉转过身来问刘勃卡，把她送到哪里。刘勃卡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就把手直朝街上一挥。到了一所她认为和矿主的女儿的身分相称的房子旁边，她就请他们停车。　　刘勃卡把大衣搭在胳臂上，由给她提着手提箱的中尉陪同，走到她从未来过的这所房子的门口。这时她踌躇了一下：她要不要在这里就设法摆脱中尉，还是碰上第一家就当着他的面敲这家的门？她迟疑不决地望了望中尉，哪知他完全误解了她的目光，竟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她拉过去。在同一瞬间，她甚至并不特别恼火地在他的绯红色的面颊上相当重地打了一下，就顺着楼梯跑上去。中尉把这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他脸上带着旧小说里称为陪笑脸的那种笑容乖乖地提着刘勃卡的手提箱跟着她。　　她上到二楼，就非常坚决地用小拳头把第一扇门擂了一阵，好像她是出门很久才回家似的。来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儿太太，面带怒容，神情高傲，脸上还保留着如果不是当年的美貌，那也是对美貌绝对关心的痕迹。刘勃卡真是交了好运！　　“丹凯—勋，赫尔—雷特能！①”刘勃卡把她所有的德语词汇都搬了出来，非常大胆地说。她的发音难听无比，说了就伸手去接手提箱。　　开门的太太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怖表情望着德国中尉和这个衣服鲜艳夺目的德国女人。　　“等一下！②”中尉放下手提箱，动作迅速地从挂在肩上的图囊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用一支外面没有上漆的粗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刘勃卡。　　--------　　①德语“非常感谢，中尉先生！”的译音。　　②原文为德语。　　这是一个地址。刘勃卡既来不及看，也来不及考虑矿主的女儿在这种场合该怎么做。她迅速地把地址塞到胸罩里面，随便地对那个举手敬礼的中尉点了点头，就走进了前厅。刘勃卡听见那位太太在她身后关了门，上了不知多少道的锁、门闩和搭链。　　“妈妈！是谁？”一个女孩从房间里面问道。　　“别嚷！我马上就来！”那位太太说。　　刘勃卡一手提着手提箱，一只胳臂上搭着大衣走进房间。　　“他们叫我到你们家来住……我不会妨碍你们吧？”她亲切地朝女孩望了一眼说，一面打量这所宽敞、家具讲究、然而无人照管的住宅：这里住的可能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或是教授，但是显然，当初为了那个人把这所住宅布置得这么好，而现在那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到底是谁叫您住到这儿来的呀？”那个女孩带着平静的惊奇问，“是德国人呢，还是什么人？”　　女孩显然刚回家。她戴着咖啡色的帽子，两腮吹得鲜红。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孩，约莫十三四岁，胖胖的脖子，鼓鼓的两腮，身体结实，好像个白蘑菇，上面给安上一双灵活的栗色小眼睛。　　“塔莫奇卡！”那位太太严厉地说，“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妈妈，要是人家把她送到我们屋子里来住，怎么叫没有关系呢？我不过是想知道知道。”　　“对不起，您是德国人吗？”那位太太困惑地问。　　“不，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个演员。”刘勃卡不十分肯定地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这时女孩对刘勃卡已经完全明白了。　　“俄罗斯演员都已经撤退了！”　　说了之后，“白蘑菇”气得满脸通红，从房里跑了出去。　　这样，刘勃卡当场就得喝干这破坏胜利者在被占领区的生活乐趣的满杯苦酒。不过她懂得，还是赖在这所房子里对她有利，而且就是以她刘勃卡现在被接待的那种身分赖在这里。　　“我住不长，我要找一个可以久住的地方，”刘勃卡说，不过她还是非常希望这所房子里的人对她态度友好些，所以她就加了一句：“真的，我很快就会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换衣服？”　　半小时以后，穿着天蓝色绉纱连衣裙和天蓝色鞋子的俄罗斯女演员已经把大衣搭在胳臂上，走到把城市分成两部分的洼地里的铁路过道口，然后顺着一条没有铺好的石子路，上坡去石滩城。她是到城里来巡回演出的，并且要找一个固定的住所。　　      第三十七章　　普罗庆柯是个谨慎的人，他认为最好尽量不去利用留给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其中也包括伏罗希洛夫格勒方面的接头地点。但是在最重要的地区书记雅柯温柯遇难之后，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冒着危险去利用老关系，——去找他妻子的女友，一个性情温和、个人生活不幸的单身妇女。她名叫玛莎·舒宾娜。她原来在机车制造厂里当制图员，在工厂第一批和第二批疏散的时候，她纯粹是出于热爱故乡而没有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撤退。不管怎样，她坚信故乡决不会沦陷，有一天她会有用的。　　普罗庆柯听了妻子的劝告，决定去找玛莎，这是他们夫妇坐在玛尔法的地窖里那一夜决定的。　　普罗庆柯不能带妻子走：他们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多年，两人在一起太引人注意。而且从工作考虑，卡佳也是留在这里更为相宜——可以跟区里的游击队小组和地下组织联系。所以他们当时在地窖里就决定，卡佳还是装做亲戚留在玛尔法家里，等住熟之后，如果有可能，就在附近村里找个教书的工作。　　可是当他们作出这样决定的时候，他们不由地想到，自从他们共同生活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要分别，而且是在他们可能永远不能再相见的这种时候分别。　　他们沉默起来，久久拥抱着坐在那里。突然他们感到，他们这样拥抱着坐在这个黑暗潮湿的地窖里是美好而幸福的。　　正像在许多结合已久的，由于观点的一致，而且不仅由于丈夫的、也由于妻子的劳动生活，还由于有了子女而牢牢结合起来的家庭里一样，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需要经常的外表的感情流露。他们的感情深藏在内心里，好像灰烬里的热炭，遇到生活考验、社会动荡、痛苦和欢乐的日子，它就会突然发出熊熊的火焰。啊，那时在记忆中就多么鲜明地浮现出他们在鲁干斯克公园的最初几次相会、荡漾在城市上空的这种浓郁的槐花的香味、展开在他们青春岁月之上的繁星密布的夜空、青年时代的海阔天空的梦想、第一次肉体接触的欢乐、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感到的幸福、以及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的最初的酸涩的果实！不过这仍然是多么美妙的果实啊！吃了这种果实，只有脆弱的灵魂才会分离，坚强的灵魂是会永世结合在一起的。　　对爱情来说，严峻的生活考验和对初恋的生动的回忆，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令人永葆青春。共同的道路把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假如可以用“你可记得？……”这寥寥几个字来表达的感情永远能使你们激动。这甚至不是回忆。这是水恒的青春的光辉，是更向前进、走向未来的召唤。把它保存在自己心坎里的人是幸福的……　　普罗庆柯和卡佳坐在玛尔法的漆黑的地窖里所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幸福之感。　　他们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但是他们心里却鸣响着：“你可记得？你记得吗？……”　　他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他们最后表白爱情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经常会面，实际上，根据他的可以为她赴汤蹈火的言谈和举动，她已经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她总不让他倾吐心底里的话，自己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诺言。　　头天晚上他说服她第二天到他宿舍的院子里来找　　他，——他在州委党校里学习。她同意来，这就是他的一大胜利：就是说，她在他的同学面前已经不感到怕羞，因为下课后这几个钟点里，院子里总是挤满了学员们。　　她来的时候宿舍的院子里都是人。学员们正在院子当中玩打棒游戏，他也在玩。他穿着乌克兰式衬衫，没有束带子，敞着领口，兴高采烈。他跑到她面前问了好，说：“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完……”这时院子里所有的学员都望着他们，后来大家闪开一点，让个地方给她，于是她也来看游戏，但是她只望着他。　　她一向总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她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全身，看到他是多么强壮、敏捷和顽皮。最复杂难打的棒子他只要一棍就能把它们打出去。　　她觉得，这一切他都是为她做的。他不断地在耍弄对手。　　那时列宁大街初次浇上柏油，天气炎热，他们在发软的柏油路上走着，非常幸福。他穿着那件乌克兰式衬衫，但是腰里已经束上带子，披散下来的亚麻色头发是波浪形的。他在她身边走着，不停地说着。走过一个摊子的时候，他买了些干枣，放在纸袋里拿着。枣子是热的，很甜，可是只有她一个人吃，因为他老在说话。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这样美妙的柏油路上竟没有垃圾箱，连枣核都没有地方吐，她只好把枣核含在嘴里，希望等拐到一条较差的街上再吐掉。　　突然他住了嘴，用那样的眼光望了望她，把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接着他说：　　“我现在就要在大街上当着人家的面吻你！”　　那时她身上的那股犟劲发作了，她含着愠意瞟了他一眼，说：　　“你敢试一试，我就把枣核都吐到你脸上！”　　“多吗？”他非常正经地问。　　“有十一二颗！”　　“我们跑到公园里去吧？跑步走！……”他喊了一声，不容她思索，一把就抓住她的手。他们就一路上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朝公园跑去。　　“你可记得？……你记得吗，那一夜公园里多么美？……”　　现在，在这黑洞洞的地窖里，就像当年在星空下的鲁干斯克公园里一样，卡佳信任地把她的发烫的脸藏在丈夫的有力的令人感到舒服的肩膀、脖子和长满柔须的面颊中间。他们就这样坐到破晓，没有一丝睡意。后来普罗庆柯把妻子紧紧搂了一下，接着把脸移开一点，放松了手。　　“该走了，是时候了，我的小燕子，我亲爱的小鸽子！”他说。　　但是她仍然不肯把脸从他肩上移开，他们又这样一直坐到外面通明大亮。　　普罗庆柯派柯尔聂·季霍诺维奇祖孙俩到米佳金根据地去打听队伍的情况。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老头说明，应该怎样采取小组行动，怎样由农民、哥萨克和定居在各个村里的复员军人组成新的游击小组。　　玛尔法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大爷，玛尔法的远亲，终于突破孩子们的警戒线闯进来，正好赶上吃饭。对什么事都感兴趣的普罗庆柯就抓住老大爷问长问短，想了解了解一个普通乡下老头对目前局势的估计。这个老大爷就是给柯舍沃伊和他的亲属赶车的那个饱经沧桑的老头，他的黄骠马到底还是被过路的德国军需官们抢去了，因此他只好回乡去投靠亲戚。老大爷一听就明白，跟他说话的不是个普通人，他就七拉八扯地谈起来：　　“你瞧，是这么回事……三个多星期以来一直有他们的军队开过去。开过去的兵力可真大呀！红军现在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战事已经在伏尔加对岸，在古比雪夫附近进行，莫斯科被包围了，列宁格勒被占领了，还有啥好说的呀！　　希特勒说，他要用围困法拿下莫斯科。”　　“我相信你已经把这些谎话信以为真了！”普罗庆柯眼睛里带着魔鬼般的火星说，“你瞧，老朋友，咱俩个子差不多，你们你的衣服给我一身，我把我的留给你。”　　“哦，原来如此！”老大爷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用俄语说道，“衣服我马上给你拿来。”　　个子矮小的普罗庆柯自己虽然并不老，但是胡子已经留得相当长，他就穿着这个老大爷的衣服，背着背包进了石滩城，闯到玛莎家里。　　他乔装打扮在故乡的街道上行走，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普罗庆柯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工作过多年。许多企业、机关、俱乐部的房屋和住宅都是他亲眼看着——并且大部分是由于他的努力——兴建起来的。比方说，他记得怎样在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订出兴建这个小公园的计划，他怎样亲自监督布置和栽种灌木。他本人在故乡的市政建设上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可是在市委还总是有人责怪，说院子和街道不够清洁，这倒也是事实。　　现在一部分房屋被炸毁了。在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破坏使城市变得多么难看。但是问题甚至不在这里：相隔不过几个星期，这个城市已经变得满目荒凉，仿佛新的主人连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是搬来久居的。街道不洒水，不打扫，小公园里的鲜花都枯萎了，草坪上杂草丛生，纸片和烟蒂旋风似的在浓密的红色尘土里盘旋。　　这里是煤都之一。以前运到这儿来的货物比运到国内其他许多地区的要多。街上的人群都衣冠整齐，色彩华丽。可以感到，这是南方的城市：总是有许多水果、鲜花、鸽子。现在却是人群稀少，色调灰暗，不引人注目了。人们都穿得马虎、单调，仿佛是故意不修边幅似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连脸也不洗。给街道增添表面色彩的是敌人官兵的制服、肩章和证章，最多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也有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只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只有他们的汽车乱揿着喇叭满街飞跑，卷起阵阵的尘土。普罗庆柯有生以来还没有感到过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怀着这样深切的爱怜之情。　　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过一个家，但是他被赶出这个家，现在他偷偷地回到老家，眼看着新的主人们在盗窃他的财产，用脏手掠夺他所珍惜的一切，作践他的亲人，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毫无办法。　　在妻子的女友身上也打着这种普遍的抑郁和邋遢的烙印：她穿的是破旧的深色衣服；亚麻色的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髻；好久不洗的脚上穿着便鞋，显然，她就是这样脚也不洗就上床睡觉的。　　“玛莎，怎么可以这样消沉！”普罗庆柯憋不住了。　　她无动于衷地望望自己身上，说：　　“是吗？我倒没有注意。大家都是这样生活，而且这样也比较好：省得他们来纠缠不清……再说，城里也没有水……”　　她不作声了。普罗庆柯这才注意到，她是多么消瘦，她的房间里空空荡荡，不像个家的样子。他猜想她大概经常忍饥挨饿，早把东西变卖一空了。　　“啊，我们来吃点东西吧……这都是一个好心的妇女给我预备的，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他在他的背包旁边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天，问题难道是在这里吗？”她用双手捂住脸。“请您带我走吧！”她突然感情激动地说，“带我到卡佳那里去，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服侍你们！……我情愿做你们的仆人，只要不天天受这种窝囊气，只要不这样慢腾腾地等死，没有工作，生活又没有任何目的！……”　　她像平时一样对他称“您”，虽然她跟卡佳从小就是朋友，从他跟卡佳结婚起就认识他。他以前也猜到，她所以不肯对他称“你”，是因为不能排除她这个普通制图员和他这个重要干部之间的悬殊之感。　　普罗庆柯的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的灵活的蓝眼睛里露出严峻的、关切的神色。　　“我要直截了当地跟你谈一谈，也许很不客气，”他说，并不望着她。“玛莎！要是问题只关系到你和我，我就可以带你到卡佳那儿去，把你们俩藏起来，我自己也躲起来。”他带着严厉的苦笑说。“但是我是国家的公仆，我希望你也能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不但不带你离开这里，我还要让你去赴汤蹈火。你要对我直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干什么我都同意，只要不过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她说。　　“不，这不是答复！”普罗庆柯严厉地说，“我给你指的出路并不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我是问你：你同意不同意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我同意。”她轻轻地说。　　他迅速地隔着桌角向她弯过身去，抓住了她的手。　　“我要跟这儿城里的自己人建立联系，可是这儿出过事。哪一个接头地点可靠，我没有把握……你应当拿出勇气和魔鬼那样的狡猾，去检查我给你的那些接头地点。你肯不肯去干？”　　“我去。”她说。　　“你要是出了事，他们会慢慢地折磨你，让你不死不活。　　你不会泄露吧？”　　她沉默了一会，仿佛在检查自己的灵魂。　　“我不会泄露。”她说。　　“那么你听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把身子向她弯得更近（近到使她看见他的秃鬓上的一个新伤痕），给了她一个就在石滩城的秘密接头地点，他认为这一个比其他的可靠些。他特别需要这个接头地点，因为通过它，他可以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联系，并且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州里的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苏联各地的情况。　　玛莎表示愿意立刻就去。这种缺乏经验的表现和天真的牺牲精神的结合，使普罗庆柯心里深受感动。狡黠的火星顽皮地从他的一只眼睛里跳进了另一只眼睛里。　　“这怎么行！”他带着高兴的、亲切的谴责口吻说。“这需要做细致的工作，就像在时装公司里工作一样。你要大摇大摆地大天白日去，我会教你怎么做和做些什么……我还要保证我的后方不出问题呢！你住的是谁的房子？”　　玛莎在机车制造厂的一个老工人的小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这座小房子是石头砌的，当中有一条过道，过道的一头通大街，一头通到用石砌矮墙围着的院子。小房子的一半有一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另一半是两个小房间，玛莎就租了其中的一间。老头的子女很多，但是他们早已跟他分开：儿子有的在军队里，有的疏散了，女儿们结婚后都住在别的城市里。据玛莎说，房东为人谨慎仔细，爱读书，虽然有点孤僻，但是为人正直。　　“我就说您是我的舅舅，从乡下来的，我母亲也是乌克兰人。我就说是我自己写信叫您来的，要不然我的日子不好过。”　　“你把你舅舅带去见见房东：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人怎么孤僻法！”普罗庆柯干笑着说。　　“那算是什么干活，拿什么来干活啊？”那个“孤僻人”阴郁地嘟囔着，偶尔抬起鼓出的大眼睛望望普罗庆柯的胡子和他右边秃鬓上的伤痕。“我们两次亲手把设备从厂里搬出来，德国人也轰炸过我们好几次……我们造过机车，造过坦克和大炮，可是如今我们反而修理起煤油炉和打火机来了……当然，车间里还有一些零件留下来，要是去收罗收罗，厂里这儿那儿还有好多设备，不过要知道，这需要所谓真正的主人。可是如今……”他挥了挥捏成拳头的干枯、粗糙的小手。“这些人都不是认真办事的人！……目光短浅，而且——都是些贼。你信不信，一个厂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主人：一个是克虏伯①派来的，从前这个厂是哈特曼的，克虏伯收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两个主人是铁路管理局和电力公司——电力公司把我们的热电站抢到手里，虽然我们的人在撤退前把发电站炸了……他们在厂里东晃西晃，结果把厂分成三份。真叫人哭笑不得：一个被破坏了的工厂，他们居然还要给它竖起界标，就像沙皇时代农民给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竖桩子那样。连厂里的那些路上，也像被猪拱过那样挖了好多坑，截成一段一段。他们分了赃，竖起界标，就各自把残存的设备运回德国去。至于比较小比较次的东西，他们就拿去到处兜售，像旧货市场的投机商人一样。我们的工人讥笑说：‘上帝赐给我们的老板真不赖！’弟兄们这些年来，你自己知道，已经习惯了什么样的规模，可是给这批家伙干活，弟兄们不但不愿意干，连瞅着他们都别扭。总之是叫人哭笑不得……”　　--------　　①克虏伯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康采恩的老板之一。　　他们——留着长胡子的普罗庆柯、默不作声的玛莎、驼背的老太婆和“孤僻人”——坐在油灯光下，好像是一群穴居人。他们的怪诞的影子时聚时散，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显得非常高大。“孤僻人”快上七十了，他身材矮小瘦弱，脑袋很大，使他支持着这个脑袋很费劲。他说话声调阴沉而单调，只听到一种“布—布—布”的声音。但是普罗庆柯乐意听他讲话，不单是因为这老头说得有理，说的是实话，还因为他喜欢听到一个工人能这样认真而详细地向一个偶然遇到的农民介绍德国人统治下的工业情况。　　普罗庆柯终于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乡下都这么想：他们压根儿不打算在我们乌克兰发展工业，他们的工业都在德国，他们只要我们的粮食和煤。乌克兰好像是他们的殖民地，我们就像是他们的黑奴……”普罗庆柯觉得“孤僻人”在惊奇地望着他，就干笑了一声，说：“我们乡下人这样议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民大大地成长了。”　　“哦，不错……”“孤僻人”对普罗庆柯的议论已经毫不感到奇怪，说道，“好吧——就算是殖民地。那么，他们把农业推进一步了吗？”　　普罗庆柯轻轻地笑起来：　　“冬小麦我们插种得稀稀拉拉，有的播在残留着冬麦茬和春麦茬的地里，翻地用的是斫柴刀。你自己明白，我们能播得了多少种！”　　“就是那么回事！”“孤僻人”对这事也不表示惊奇，说道。　　“他们不会经营。他们搞惯了敲榨勒索，像骗子那样夺取别人的东西，他们就靠这个生活，上帝宽恕，他们还打算带着这种文化去征服全世界呢，真是一批愚蠢的畜生。”他不带恶意地说。　　“唉，老头，比起像我这样的庄稼人，你可强得太多啦！”　　普罗庆柯高兴地想道。　　“您来看您外甥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看见您？”“孤僻人”声调不变地问。　　“看倒是没有人看见，可是我怕什么？我证件都齐全。”　　“这我明白。”“孤僻人”回避地说，“不过这里有规矩，我应该给您向‘警察局’报一下，假如您待不久，就不如免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您，所以照直告诉您，要知道，您到我们厂里不知来过多少次，万一坏人也认出了您……”　　不，妻子说得不错，她一直对他说他的运气好。　　第二天一清早，玛莎到一个接头地点去过之后，带了一个陌生人来见普罗庆柯，那人跟“孤僻人”招呼，好像他们昨天还见过面，这使普罗庆柯和玛莎非常惊讶。普罗庆柯从此人嘴里知道，“孤僻人”是留下做地下工作的自己人。　　普罗庆柯也是从这个人嘴里初次听到，德国人已经深入国土：这是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开始的日子。　　以后几天，普罗庆柯一直忙于检查和部分地恢复城里同全州的联系。　　在活动最紧张的这个时候，给普罗庆柯跟本城组织接上关系的那个人带了“女演员刘勃卡”来见他。　　普罗庆柯听完刘勃卡所能讲的关于被关在克拉斯诺顿监狱里的人们死难的详情之后，闷闷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为舒尔迦和瓦尔柯惋惜，深深惋惜。“两个多么好的哥萨克！”他心里想。突然他想起了妻子：“她一个人在那边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他说，“艰苦的地下工作！这样艰苦的地下工作世界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他在房里来回地踱着，一面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跟刘勃卡谈话。“有人把我们的地下工作比做那一次武装干涉时期在白党下面的地下工作，可是这哪儿能比呢？这批刽子手的恐怖手段毒辣透顶，白党跟他们一比简直像孩子，这批魔王杀的人要用百万来计算……可是我们也有当时所没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有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威力、有我们红军的力量做后盾……我们游击队的自觉性比较高，组织比较严密，技术——武器和通讯工具等等也比较强。这些情况应该向老百姓说明……我们的敌人有着任何人都没有的弱点：他们笨拙得要命，什么事都按照指示去做，按照时刻表去做，他们在我们的老百姓中间生活和行动完全是两眼漆黑，什么都不懂……这是应该利用的一点！”他在刘勃卡对面站住，说，接着又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一切都应该向老百姓说明，让老百姓不要怕他们，让老百姓学会骗他们。应该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他们本身就会产生力量：到处都要建立可以在矿井、在农村活动的地下小组。人们不应该躲到树林里去，——我们，去他妈的，偏要待在顿巴斯！应该到矿井去，到农村去，甚至到德国机关里去——到职业介绍所、市参议会、办事处、农业指挥部、‘警察局’、甚至到秘密警察机关里去。用破坏、怠工、无情的恐怖行动从内部来瓦解他们的一切！……把当地的居民——工人、农民、青年——组织成小组，五个人一组，但是到处都要有，不要有死角……他们全是吹牛！敌人在我们这儿吓得牙齿打战！”他说时怀着满腔仇恨，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刘勃卡，使她开始呼吸困难起来。这时普罗庆柯记起了刘勃卡“受上级委托”转告他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很得手？在别处也是这样。不过，做这种工作要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你叫什么名字？”他又在她对面停下来，问道。　　“哦，这不像话：这么好的姑娘不可能是刘勃卡，应该是刘巴①！”快乐的火星在他的一只眼睛里跳了一跳。“啊，你再说说你要些什么？”　　--------　　①刘巴是刘波芙的爱称，刘勃卡是昵称。　　刘勃卡有一霎时觉得，她眼前非常鲜明地呈现出他们七个人排列在一起站在室内的情景。低低的乌云在窗外奔跑。每一个走到队列前面的人都脸色苍白，宣读誓词的声音都提得很高，达到响铃似的调子，遮盖了那虔敬的颤抖。由奥列格和万尼亚起草、经他们全体通过的誓词，这时突然离开了他们，高升到他们头上，比法律更为森严，更为不可动摇。刘勃卡回忆起这幅情景，她的脸色由于重又感到激动而发白，脸上那双稚气的、射出冷酷刚强的光芒的蓝眼睛也显得异常富于表情。　　“我们需要指导和帮助。”她说。　　“你们是谁？”　　“‘青年近卫军’……我们的指挥员是伊凡·杜尔根尼奇，他本来是一个红军中尉，因为受伤曾陷入过包围。政委是奥列格·柯舍沃伊，他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现在我们有三十来人宣过誓表示忠诚……我们是五个人一组，正像您所说的，是奥列格建议这样做的……”　　“大概是上级的同志告诉他这样做的。”普罗庆柯恍然大悟地说。“不过反正一样，你们的奥列格是好样的！……”　　普罗庆柯非常兴奋地坐到桌旁，叫刘勃卡坐在他对面，要她报出全体总部委员的名字，并且把每个人都描述一下。　　刘勃卡说到斯塔霍维奇的时候，普罗庆柯垂下了眉角。　　“等一下。”他说，一面碰碰她的手，“他叫什么名字？”　　“叶夫盖尼。”　　“他是一直和你们在一起的呢，还是从别处来的？”　　刘勃卡叙说了斯塔霍维奇怎样在克拉斯诺顿出现，关于他自己他是怎么说的。　　“你们对这个小伙子要小心，要审查他。”普罗庆柯就把斯塔霍维奇从游击队里失踪的怪事告诉了刘勃卡，“希望他没有落到过德国人手里。”他沉思着说。　　刘勃卡的脸上表现出的不安由于她不喜欢斯塔霍维奇而更加强烈。有一会工夫她一声不吭地望着普罗庆柯，后来她脸上的线条舒展了，眼睛亮了起来，她平静地说：　　“不，这是不可能的。大概，他只是因为胆怯，所以就溜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　　“小伙子们很早就知道他是个团员，他虽然自高自大，可是干这种事还不至于。他的家庭非常好，父亲是个老矿工，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都在部队里……不，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异常清晰的推断使普罗庆柯感到惊讶。　　“聪明的姑娘！”他眼睛里带着她所不了解的忧虑说，“有过一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是的，你看见吗，事情是这样的。”他像对小孩说话似的对她非常简单明了地说，“世上还有不少堕落的人，在他们看起来，思想就像是暂时穿一下的衣服，或是像一个面具，——法西斯分子在全世界培养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可是也有些人只不过是意志薄弱，经不起打击……”　　“不，不可能的。”刘勃卡说，她是指斯塔霍维奇。　　“但愿如此！不过他既然胆怯过，也可能还会胆怯。”　　“我告诉奥列格。”刘勃卡简短地说。　　“我说的话，你全明白吗？”　　刘勃卡点点头。　　“那么就这样干吧……在这儿城里，你不是跟带你来的那个人联系吗？就跟他保持联系吧。”　　“谢谢您。”刘勃卡的眼神变得高兴起来，她抬起眼睛望着他，说。　　他们俩都站起身来。　　“你向‘青年近卫军’的同志们转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他用他的动作准确的小手小心地捧住她的头，先吻了吻她的一只眼睛，又吻了吻她另一只眼睛，然后轻轻地推开了她。“去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