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一）作者：法捷耶夫

 
·作品赏析·　　《青年近卫军》是一部爱国主义的英雄史诗。小说分两部：第一部描写1942年7月德寇进逼克拉斯诺顿城和当地居民撤退时的情景；第二部描写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和区委书记刘季柯夫领导下的“青年近卫军”对敌人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法捷耶夫塑造了青年近卫军这个战斗集体的英雄群像。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生活，向往未来，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并且时刻准备着为此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强烈的责任感、勇敢机智的斗争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干以及应变能力。因此，即使在战争年代那样一个极其艰险的环境中，他们也完全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活动，并作出惊人的事迹来。　　作者在表现青年英雄的共同特征的同时，塑造了5个总部委员的鲜明形象。　　奥列格年仅16岁，但给人以“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善良纯洁”之感。他天资过人，勤奋好学，极富教养，头脑清醒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善于思考。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而深受同伴们的敬重和信任。邬丽娅不仅外貌美丽，而且心灵也美丽。她聪明、博学、多才，充满活力、喜欢读诗，更热爱充满诗意的美好生活，她从理智上选定了参加青年近卫军的道路，就发誓“我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离开这条路。”她那非凡的才能、崇高的品德、勇敢的精神，深受同伴们钦佩，终于成了“谦虚的指挥员中最勇敢的，勇敢的指挥员中最谦虚的”青年领袖人物。　　谢辽沙与刘芭是两个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形象。谢辽沙参加了青年近卫军这个战斗集体并成了一名领导成员。凭着他的胆识，总是轻松而出色地完成了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危险任务。刘芭活泼、乐观，能歌善舞，本来就幻想过当一个演员，如今她果真以“小演员”的表演才能把德寇弄得狼狈不堪，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她被捕后还是那么乐观、活泼，以唱歌、画漫画来激励战友，还戏弄警察，发表演说。　　在青年近卫军的英雄谱上还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教授”的、梦想成为一个诗人的万尼亚。他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一个，有点农民式的纯朴、善良、勤劳、憨厚，也有读书人的沉静、好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以能够帮助别人为人生最大快乐。　　《青年近卫军》还很成功地展现了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着力塑造了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感人的形象。他们的代表就是伏罗希洛夫州党委书记普罗庆柯和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书记刘季柯夫。　　《青年近卫军》之所以成为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不仅因为它具有深邃的思想，而且还在于它精湛的艺术成就。作品反映生活，既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深刻，又饱含浪漫主义的激情，对未来寄予理想。小说的艺术结构博大、宏伟，但又相当完整而严谨，几条斗争线索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纵横交错而又主次分明、有条不紊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整体。情节的发展缓急有致，起伏跌宕，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一步一步地展现出苏联卫国战争中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作者为了塑造英雄们的光辉形象，调动了一切最有效的艺术手段，把他的人物放在广阔的背景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加以刻画。作品善于用准确的肖像描绘和细腻的心理分析来显示英雄们外形与心灵统一的美，井以抒情的笔触插入真挚而热烈的赞美词，从而使得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可敬可爱。他们都以不同的个性显示出共同的美德。而这些美德又都在他们一个个具体的斗争行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感人至深。　　《青年近卫军》是真人真事与艺术虚构完美统一的典范，又是法捷耶夫热烈追求和冷静思考的结晶，不愧为一部优美的英雄史诗。　　　　　　　　　　　　　　　　　　　　　　　　　　　　　　　　（李俊升）   
·内容提要·　　1942年夏，乌克兰伏罗希洛夫州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陷落在德寇铁蹄之下，该市党政军民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和撤退。井长、老党员瓦尔柯奉命炸毁新建的一号矿井。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离城前，向地下区委领导人刘季柯夫和舒尔加布置了任务。　　城郊毕尔沃马伊卡矿村的邬丽娅等共青团员接到了撤退命令。城里的共青团员奥列格、万尼亚也都奉命撤离，但是逃难的人群受阻，只得返回。归途中奥列格找瓦尔柯要求地下党分配任务，这时，留在城里的女报务员、共青团员刘芭前往伏罗希洛夫格勒执行任务。参加了支前工作的谢辽沙刚回到城里，就主动建议和帮助城内市立医院转移了70多名红军伤员。　　舒尔加由于轻敌，投宿在隐瞒了富农出身的矿工福明家里，结果被后者出卖。但刘季柯夫成功地展开了活动：他通过女联络员波里娜·索柯洛娃，把印有列宁、斯大林照片的《真理报》分送到城内各处张贴；他通过沃洛佳·奥西摩兴找到奥列格，教育他要学习老一辈的革命家和保持光荣的斗争传统。这时，瓦尔柯通过刘芭和伊凡卓娃姐妹也来找奥列格。与此同时，普罗庆柯也在北顿涅茨河对岸地区成功地开展游击活动。　　德国占领者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留在城内的一批党员和干部。在这危急关头，奥列格等都感到，应该成立受党领导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进行有计划的活动。于是，“青年近卫军”正式成立。奥列格任政委家学说的实质。书中还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共同，曾经担任过红军指挥员的杜尔根尼奇任指挥员，邬丽娅、万尼亚、谢辽沙、刘芭、莫什柯夫、斯塔霍维奇为委员。总部成立后，刘芭向普罗庆柯汇报成立组织的详情，普罗庆柯当即指出要警惕斯塔霍维奇。　　“青年近卫军”的活动日益开展起来。他们处死判徒福明，收听苏军战报，散发传单，破坏敌人交通，收集武器，抢救被俘同志，夺取敌人粮食、军装、弹药，追捕德军的散兵，驱散敌人想赶走的牲畜群，反对敌人招募劳工去德国等等。　　从10月底起，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等地连战皆捷，形势日益好转。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州北部地区重新组织游击队，准备迎接红军。除夕夜，德军逮捕了万尼亚、莫什柯夫和斯塔霍维奇。由于斯塔霍维奇叛变，“青年近卫军”大部分队员以及刘季柯夫等均先后被捕。奥列格等5人奉命撤离，但因未能越过战线，返回城里后也陆续被捕。只有杜尔根尼奇一人到达战线附近，组织了游击队。全体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男女青年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直到最后被杀害和扔进5号矿井。奥列格和刘芭在罗基文城被枪决。　　1943年2月15日，苏军解放克拉斯诺顿。普罗庆柯、杜尔根尼奇等人，追悼殉难烈士，人们在烈士墓前宣誓，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前言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霎时间中断了。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职业介绍所”，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了悲剧的高潮。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的时候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来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责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在学校被称为“教授”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是“青年近卫军”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总之，“青年近卫军”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集体，这些青年却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面貌。”　　在精心刻画青年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出色地勾勒出年长一辈领导人的形象。普罗庆柯具有州委领导人的气魄，能刚能柔，蓝眼睛里闪耀着狡黠的光芒。刘季柯夫沉着镇静，眼神严峻，但诚挚可亲，他在隐蔽期间能够装得表情冷漠，动作缓慢，但一听到可以出去工作，就“像猛狮一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刘季柯夫的副手舒尔迦是一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一生，可是他对老朋友的信任还不及对一个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终于铸成大错，很快便被出卖。井长瓦尔柯理应渡河到大后方去，可是为了整顿桥上的混乱局面，自动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地下斗争。地下区委另一个领导人巴腊柯夫担着“俄奸”的恶名，为对敌斗争呕心沥血。　　对于德国法西斯，作者则以讽刺的笔法尽情加以嘲弄、揭露。脖子转动时活像一只鹅的男爵文采尔将军，只知道严刑拷打苏联党团员的大肚皮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因为身上藏着掠夺来的各国钱币乃至从死者嘴里拔下的金牙而难得洗澡、浑身臭气的党卫军军士芬庞，就是他们的代表。在法西斯“新秩序”底下，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叛徒、俄奸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都原形毕露。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开始时如何为儿子的秘密活动而忧心忡忡，最后如何走上了和他共同斗争的道路；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间纯真的爱情，也深情地描写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刘季柯夫和叶芙多基雅这几对处在患难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小说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这里有严格按照事实，甚至事实细节写成的部分，但也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还有不少作者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经历和体验。后者特别表现在感人的回忆与作者擅长的抒情插话里。作者以他一贯热爱生活、热爱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全部心灵，高昂激越地写出了他所向往的新人。小说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作者的创作特点，它鲜明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理想的，但又是活生生的。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用。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阿姆贡团的诞生》），次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描写远东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毁灭》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成为苏联革命初期经典性作品之一。小说摒弃当时流行的抽象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细腻地描绘了现实，展示了人物在革命烈火中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新译本）。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四部，1929—1940）也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了中译本。小说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上，描绘出数十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幅画卷，揭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继《青年近卫军》之后的第四部长篇《黑色冶金》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只发表了若干片段，远未完成。　　法捷耶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文、报告、书信收集在他生前编就的《三十年间》内，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有中译。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捷耶夫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是“拉普”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总书记、主席。同时，他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年起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青年近卫军》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根据原书修订本重译的译本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译文经校订后于一九七五年再版。此后不断重印，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译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第一章　　　　　　　　　　战友们，迎着朝霞前进吧！　　　　　　　　　　我们用霰弹和刺刀给自己开路……　　　　　　　　　　战斗吧，工农的青年近卫军，　　　　　　　　　　让劳动成为世界的主人，　　　　　　　　　　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　　　　　　　　　　　　　　　　　　　　　　　　　　——《青年歌》　　“不，瓦丽雅，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完全像雕刻出来的……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来。你看，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这是它在水里的影子，简直很难说，这两朵里面哪一朵更美。还有颜色呢？你看，你看，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可是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色调啊——带一点黄，带一点粉红，又像是天蓝的。还有花心呢，滋润得像珍珠，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这些颜色人们是叫都叫不出来的！……”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这样说道。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她本身就像是这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①！”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说，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她的颧骨略微有点高，鼻子有点儿翘，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　　①邬丽亚是邬丽亚娜的小名。　　“喂—喂……喂—喂……喂！……”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　　“你们到这边来吧！……邬丽亚找到一朵百合花啦。”瓦丽雅带着爱怜和嘲笑的神色瞅了朋友一眼，说。　　就在这时候，好像远处雷鸣的回声似的，炮声又隆隆地响了起来，——这是从西北方，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邬丽亚低声重复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强烈的光芒熄灭了。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我的天哪！”瓦丽雅说，“你记得吗，去年都要把我们急死了？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去年他们离得没有这么近。你听见吗，炮声响得多么厉害！”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　　“我听到这种声音，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闻到草的香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邬丽亚的低低的声音激动地说，“这次战争好像使人心肠变硬了，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惜！……你知道，这种话我是只能对你说的。”　　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她们的呼吸混在一起，她们的眼睛互相对望着。瓦丽雅的眼睛是浅色的、善良的，中间隔得很宽，眼睛里含着温顺和爱慕的神情望着朋友。邬丽亚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大大的，——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诗人笔下的美目，——长长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神秘的黑瞳人，从这双瞳人深处仿佛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　　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没它是一片红褐色的，尽是些丘陵，好像住不得人，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奶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我就仰脸躺在那儿，拚命往高里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我望望这片草原，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天快黑了，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炮声、地平线上的闪光、通红的火光，一直没有停过，——大概是在罗文基吧，——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色彩那么浓。你是知道的，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什么斗争、困难、痛苦我都不怕，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邬丽亚说，一阵忧郁、蒙胧的光辉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高声叫道，“别动，是我的！”她尖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黝黑的光脚一闪，就跳到水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啊呀，这里的水好深！”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一边后退，一边笑着说。　　另外六个姑娘，也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她们也像邬丽亚、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使这个姑娘的胳膊、腿、脸庞、脖颈一直到肩胛骨，都变成金色，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像在炉子里烤过似的。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拚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　　“……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这是真的！样子那么可爱，鬈头发，白皮肤，眼睛圆溜溜的，像小扣子一样！”　　“说实在的，我可当不了护士，一看见血就把我吓死了！”　　“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根本不可能！”　　“啊，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　　“玛雅，你这个小茨冈，要是把我们扔下，那可怎么办？”　　“看啊，莎霞这个人真怪，莎霞这个人真怪！”　　“一见钟情，你这个人哪！”　　“邬丽亚，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　　“你们疯啦，也不怕淹死！……”　　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这种方言揉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夹杂着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　　“我的好邬丽亚，你要它干什么？”瓦丽雅说，她的善良的、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在水上漂着，但是在这一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五一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　　“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佐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人们靴子上带来的草原上的泥泞，似乎使街上的泥泞越来越多。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有着防火瓦屋顶和砖墙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这些小小的寓所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曾因为父兄奔赴前线而显得冷落，——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不仅在坦克笨重地停在道旁的白杨树荫下，装甲钢板上蒸发出摇曳不定的热气的时候，就是在它们像迅雷般在尘埃滚滚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疾驶，或是在秋雨泥泞和冬日积雪的军用大道上费力地开往西方的时候，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这是我们的‘拉格’①（或是“米格”②，或是“雅克”③）。”他们平静地说。　　“那是‘密塞’④来了！……”　　“这是‘容克—87’⑤飞往罗斯托夫去。”他们不经意地说。　　--------　　①②③　都是苏联飞机型号的缩写。　　④⑤都是德国飞机的型号。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要他们对我们说真话，休想！我们一直相信，相信，现在可不相信他们了！”维丽柯娃说，她那双挨得很近的眼睛闪动着，两条朝前撅着的小辫像甲虫的触角那样威风凛凛地翘着。“罗斯托夫恐怕也放弃了，我们连跑都没处可跑了。他们自己倒溜得快！”　　维丽柯娃显然是在重述她常听到的话。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四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叫我们去整整挖了一夏天的战壕，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害得我还生了一个月的病，可是现在有谁呆在这些战壕里呢？”矮小的维丽柯娃不听玛雅说的，自管说着。“战壕里都长了草！这难道不是事实？”　　纤瘦的莎霞装出惊奇的神气耸耸瘦削的肩膀，眼睛睁得滚圆地望望维丽柯娃，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　　但是，姑娘们所以会过分注意地细听维丽柯娃的话，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所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目前形势究竟如何。　　“不，形势的确很坏，对吗？”东妮亚·伊凡尼兴娜胆怯地望望维丽柯娃，又望望玛雅说。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在她们中间她年纪最小，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女孩，长腿，大鼻子，浓厚的深栗色头发梳到大耳朵后面。　　东妮亚的姐姐李丽亚从战争一开始就去前线当军医医士，在哈尔科夫一带的战事中下落不明。东妮亚最爱她的姐姐，从那以后，她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她的忧郁的眼睛也一直是泪汪汪的。　　只有邬丽亚没有参加她们的谈话，对她们的激动不安似乎也没有同感。她解开辫梢被河水浸湿的乌黑的大辫子，拧干头发，又把它编好。接着，她把两条腿轮换着伸出去让太阳晒干，好像倾听内心的声音似地低着头站了一会，她的乌黑的眼睛和头发被头上那朵洁白的百合花一衬，显得格外好看。腿晒干之后，她用狭长的手掌擦了擦脚底（她的瘦瘦的高脚背被晒黑了，下面好像围着一道浅色的箍），再擦擦脚趾和脚后跟，就用习惯的动作麻利地把脚伸进便鞋。　　“唉，我真是个傻瓜，傻瓜！人家叫我进专门学校，我为什么不去呢？”纤瘦的莎霞说。“有人叫我进内务人民委员部①的专门学校，”她带着男孩子的满不在乎的神气望望大家，天真地解释说，“这样我就可以留下来待在德国人的后方，可你们还都蒙在鼓里。你们都在那儿发愁，可我一点也不着急。　　--------　　①人民委员部是苏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的管理机关，一九一七年成立。一九四六年，人民委员部改称为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内务部。　　‘莎霞怎么会这么镇静？’哪知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我留下来的！我啊，我要把德国秘密警察机关里的笨蛋，”她突然嗤一下鼻子，带着狡猾的嘲笑瞅了维丽柯娃一眼，“我要把这些笨蛋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邬丽亚抬起头来，严肃而注意地望了望莎霞，脸上好像抖动了一下：好像是嘴唇，又好像是那纤细的、轮廓秀丽的鼻孔动了一下。　　“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派我，我也要留下。有什么关系呢？”维丽柯娃怒冲冲地把触角般的小辫一撅，说，“既然谁都不管我，那我就要留在这里，像过去一样生活。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女学生，照德国人的理解，就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他们究竟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玛雅叫了起来，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我是刚从女学堂毕业出来的，您好！”　　莎霞模仿维丽柯娃模仿得维妙维肖，姑娘们又哄笑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和树皮屑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了微波。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东妮亚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　　      第二章　　姑娘们在顿涅茨草原上跑着；这里的草原被太阳晒得很干，又被羊群践踏，一动脚就会扬起一阵尘土。简直难以相信，刚刚还有清新葱郁的树木环抱着她们。这个峡谷非常幽深，中间有一条河水流过，两岸的树林像狭带般蜿蜒着。姑娘们跑过三四百步之后，已经看不见峡谷、河流和树林——　　草原把这一切都吞没了。　　这不是像阿斯特拉罕草原或是萨利斯克草原那样地势平坦的草原，它上面全是丘陵和峡谷。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向斜层，它的两翼通到地面，远远高耸在南北两面的地平线上，就像是两堵巨浪。这个向斜层好像一只热气腾腾的蓝色的盘子，里面白热的空气在摇曳颤动。　　在这片干燥的天蓝色草原的坑坑洼洼的表面，在它的丘陵和洼地里，矿区的村子和农庄参差分布，掩映在碧绿的、暗绿的和金黄色的方方的小麦地、玉蜀黍地、向日葵地和甜菜地中间。这里还现出一些孤零零的井架，井架旁边高耸着由矿井里抛出的矸石堆成的、一堆堆深蓝色的锥形矸石堆颐门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哲学上，提，比井架还高。　　在村子和矿场之间的每一条道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都急着要赶到通卡缅斯克和李哈雅的大路上去。　　远方传来的激战的声音，说得更准确些，是在西方、西北方和遥远的北方进行的许多大大小小战斗的声音，在这里辽阔的草原上，都清晰可闻。远方大火的烟雾向天空冉冉升起，有的像一片片的密云，停留在地平线上。　　姑娘们刚跑出林木茂密的峡谷，首先就看到又有三处地方在冒烟：两处近，一处远——在被丘陵挡住看不见的城区里。这是一缕缕在空中逐渐消散的灰色轻烟，要不是这些爆炸声，要不是姑娘们愈走近城区愈闻得出的那股刺鼻的、大蒜似的气味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批判了混淆革命，她们也许不会注意到它们。　　五一村前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她们跑到山上。这个分布在丘陵和洼地的全村景色，以及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通过来的公路，就都展现在她们眼前。公路在这里经过那座把克拉斯诺顿城市和这个村子隔开的长山岗的岗顶。从这儿望过去，只见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汽车——普通的民用汽车，伪装成绿色的、损坏的和满是尘土的军用车，卡车，轻载车和救护车——拚命按着喇叭，疾驰着越过他们。被这无数的人脚和车轮一次又一次掀起的红土，就像天幕似的悬在整段公路的上空。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新一号井的钢骨水泥井架——在全城的建筑物中，从公路那边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雄伟的胴体，——突然倒了下去。矸石腾空而起，像一把厚厚的扇子霎时遮住了它，接着地底下又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在空中和脚底下隆隆滚过，把姑娘们吓得战栗了一下。等一切消散之后，井架连影子都没有了。巨大的深色的锥形矸石堆仍在原处岿然不动，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而原来是井架的地方却冒着一团团肮脏的灰黄色的浓烟。在公路上空，在骚乱不安的五一村上空，在这里看不见的城市上空，以及在整个周围的世界上空，都荡漾着一种融成一片的、拖长的声音，好像是呻吟，里面夹着微微起伏的遥远的人声，——不知他们是在哭，是在咒骂，还是在痛苦得呻吟。　　这一切可怕的景象：疾驰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们、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井架的消失，顷刻间像晴天霹雳似的袭向她们。于是交集在她们心里的种种感受，就突然被一种无法表达的，比担心自己更为深刻、更为强烈的感觉所贯穿，——这是一种在她们面前裂开了末日的深渊状第一性质的第二性质。政治上，主张宗教宽容。提出立法、，裂开了世界末日的深渊的感觉。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这是谁在号泣？好像是东妮亚，但是这声号泣仿佛是从她们每个人的灵魂里迸发出来的：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她们不再说什么，彼此既来不及，也没有什么好说。她们这一伙自然而然地分散了：大部分都往村里跑，各自回家，玛雅、邬丽亚和莎霞却越过公路抄近路进城，要到共青团区委会去。　　但是就在她们不约而同地分成两批的时候，瓦丽雅却突然抓住了好朋友的手。　　“邬丽亚！”她用怯弱的声音恳求说，“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我们回去吧……”她踌躇了一下又说，“也许会出什么事……”　　邬丽亚却陡地朝她转过身来，默默地望了她一眼——不，甚至不是望着她，而是透过她眺望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她的黑眼睛里带着好像她是在飞翔的那种焦急的神情——大概，正在飞行的鸟儿就常有这样的眼神。　　“等一下，邬丽亚……”瓦丽雅拉着邬丽亚的手，用恳求的声音说，另一只空着的手迅速地把百合花从邬丽雅的有波纹的黑发里拔出来，扔在地上。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邬丽亚不仅来不及考虑瓦丽雅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简直就没有注意这件事。接着，连她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就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这样做，在她们多年的友谊中还是第一次。　　的确，叫人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事。可是，由玛雅·毕格里万诺娃领先的这三个姑娘穿过公路之后，就亲眼证实了这件事：在新一号井的巨大锥形矸石堆旁边，整齐漂亮的井架和它全部巨大的升降装置，都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团团灰黄色的浓烟升向天空，使四周弥漫着难闻的大蒜气味。　　时近时远的新的爆炸，震撼着大地和空气。　　和新一号井连接的这个市区，同城中心只隔着一个深谷；谷底有一条满生菖蒲的、浑浊的小溪流过。如果不算小溪两旁峡谷斜坡上盖的土房，整个这一区，也像城中心一样，都盖起每幢可供两三户居住的砖砌平房。平房都是瓦顶或是防火瓦顶，屋前留出一个小小的庭园——一部分做菜园，一部分筑有花圃。有的人家已经栽种了樱桃树、丁香或是茉莉；有的沿着油漆过的整齐的栅栏在里面种上一行行的小槐树和小槭树。现在，一队队的工人、职员和男男女女正缓慢地走过这些整齐的小屋和庭园；载着克拉斯诺顿各企业和机关财产的卡车，也夹在队伍里面。　　一切所谓“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都纷纷从家里出来。有人站在庭园里，带着痛苦或是好奇的神情望着撤退的人。有的走到街上，背着包袱和口袋，推着满载家常用品的小车，在队伍旁边慢吞吞地走着，年纪小的孩子们就坐在小车上，有些妇女手里还抱着婴孩。半大的男孩子们被爆炸声所吸引，都向新一号井奔去，可是民警把那边封锁了，不让人过去。这时迎面有一批人从矿井那面冲过来，而从市场那边的小巷里慌慌张张跑出来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们，还有马车和牛车，也和那批人混在一起。这些女庄员们的篮子里和独轮车上，都装满了蔬菜和食品。　　队伍里的人们默默地走着，个个都面色阴沉，全神贯注地在想一件事，因此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察觉。只有在队伍旁边走的领队，看到逃难的人们堵塞了街道，妨碍队伍前进，才停下来或是跑到前面，帮助民警和民警马队维持秩序。　　人群里有一个妇人抓住了玛雅的手，莎霞也在她们旁边站下；邬丽亚一心只想赶快跑到区委会去，还是沿着栅栏往前跑，像鸟儿那样挺起胸膛迎着人们跑过去。　　一辆绿卡车吼叫着从峡谷里拐了弯慢慢地开过来。邬丽亚和另外一些人都急忙朝一座标准式房屋前的小庭园那边闪让。要不是有一扇门，站在门边两棵沾着尘土的丁香中间的一个姑娘，就会被邬丽亚撞倒。那姑娘生得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眼睛眯缝着。　　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显得很奇怪，但是，邬丽亚在撞到门上、差一点把这位姑娘撞倒的一刹那，她仿佛突然看到这个姑娘在跳华尔兹舞。她仿佛还听到管乐队演奏的华尔兹舞曲。这幅幻景好像是幸福的幻景，突然又苦又甜地刺痛了邬丽亚的心。　　这位姑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她通宵和大家一同跳舞，跟什么人都跳，不加选择，从不疲倦。她的蓝眼睛和整齐洁白的小牙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一定是在战前，这是另一种生活，这是梦境。　　邬丽亚不知道这姑娘姓什么。大家都叫她刘巴，更多的时候叫她刘勃卡。对啦，这是刘勃卡，“女演员刘勃卡”，顽童们有时这样叫她。　　最令人惊奇的是，刘勃卡竟然打扮得好像要上俱乐部似的，悠闲自在地站在门边的丁香丛中。她的玫瑰色的小脸总是保护着不让日晒，金黄色的头发精心梳过，卷成一个圆圈，小手好像是象牙雕成的，指甲闪闪发光，仿佛刚刚修过，健美匀称的小脚上穿着轻巧的奶黄色高跟鞋，——这一切都显出仿佛刘勃卡马上就要登台表演歌舞。　　但是使邬丽亚更为吃惊的却是她那副盛气凌人的、同时又是非常单纯、非常聪明的神气，这种神气在她的鼻子微翘的玫瑰色的脸上，在她略微嫌大的嘴的涂着唇膏的饱满的嘴唇上，主要的是在那双眯缝着的、非常灵活的蓝眼睛里，都流露出来。　　她似乎认为，邬丽亚差点把门撞坏，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她对邬丽亚连瞅都不瞅一眼，自管悠闲地、盛气凌人地望着街上发生的一切，嘴里莫名其妙地喊着：　　“笨蛋！你干吗往人身上开！……你干吗不能让人过去，你一定是神经错乱了！你还开？你还开？……喂，你这个笨蛋，又不是过年！”她把小鼻子一翘，闪动着睫毛浓密的蓝眼睛，向一辆卡车的司机叫喊着。其实司机正是为了等人们散开，才冲着她家的门把车煞住的。　　卡车上满装了民警局的财产，由几个民警守护着。　　“嘿，你们这些维持秩序的人，可真不少！”刘勃卡又找到新的理由，高兴得大喊起来。“你们不来安定人心，自己反而溜了！……”说着，她用小手做了一个无法模仿的手势，还像顽童那样吹了一声口哨。　　“这个傻瓜在嚷什么！”卡车上的中士民警队长，被这种显然是不公平的话惹火了，回嘴说。　　可是，他这样做显然是自讨苦吃。　　“啊，德拉普金同志！”刘勃卡向他问好。“你这位红色勇士是从哪儿出来的？”　　“你住嘴不住嘴？……”“红色勇士”突然发火了。他动了一动，好像要跳下来。　　“你是不会跳下来的，你就怕别人把你甩下！”刘勃卡说的时候没有提高嗓门，毫不生气。“一路平安，德拉普金同志！”她的小手从容而随便地挥动了一下，向那个气得脸色发紫的民警队长作别，他果然没有从已经开动的卡车上跳下来。　　要不是她的蓝眼睛里流露出这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要不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有的放矢的话，旁人听到她的这种言论，看到她的这副打扮，再加上周围的人们都在逃跑而她却站在那里安然不动，一定会把她当做最狠毒的反革命，等待德国人到来而嘲笑苏维埃人的不幸。　　“喂，那个戴帽子的！瞧你把多少东西叫老婆拿着，自己反而空着手！”她大喊着。“瞧，你老婆是多么瘦小。你头上还戴着帽子！……我瞧着你就别扭！……”　　“老太太，你怎么在偷吃集体农庄的黄瓜？”她又对一辆大车上的一个老妇人喊着。“你以为苏维埃政权撤退了，你就可以胡来了吗？那么天上的上帝呢？你以为他看不见？他全都看得见！……”　　没有人理会她的批评，她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她好像是为个人消遣而在打抱不平。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就跟她攀谈起来。　　“刘巴，我是五一村的共青团员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很平常……”刘勃卡用发光的、大胆的蓝眼睛亲切地望了邬丽亚一眼，欣然回答说，“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是今天一清早就放弃的。各个机关都接到命令立刻撤退……”　　“那么共青团区委会呢？”邬丽亚声音沮丧地问。　　“你这个秃子，干吗打人家小姑娘？哼，你这个小流氓！瞧我不出去揍你！”刘勃卡对人丛里的一个野孩子尖声叫道。　　“共青团区委会吗？”她反问了一句。“共青团区委会照例是打先锋的，一清早就走了……你干吗朝我瞪着眼，姑娘？”她生气地对邬丽亚说。可是她瞅了邬丽亚一眼，懂得她的心理之后，立刻笑着说：“我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事情明摆着，它接到了命令，所以它走了，并不是逃跑的。你明白吗？”　　“那么叫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突然满腔怒火，气愤地问。　　“你吗，自然也得离开。今天一早就发出了命令。你一早到哪儿去啦？”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我吗？……”刘勃卡沉吟了一会，她的聪明的脸上突然露出事不关己的冷漠的神气。“我还要看看。”她回避地说。　　“你难道不是团员？”邬丽亚钉着问道。她那双流露出坚强和愤怒的神色的乌黑的大眼睛，和刘勃卡的眯缝着的警觉的眼睛，刹那间遇到一起。　　“我不是，”刘勃卡说，她微微把嘴一抿，就扭过身去。　　“爸爸！”她叫了一声，开了门，高跟鞋咯登咯登地响着，跑去迎接朝这边走过来的一批人。这些人在人群中间显得很突出，人们都惊骇地、怀着突发的敬意给他们让路。　　走在前面的是新一号井井长安德烈·瓦尔柯，他年纪约摸五十上下，身体结实，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像茨冈人那样阴沉黧黑，穿着上衣和靴子；另外一个是全城闻名的著名采煤工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他也在那个井里工作。他们后面还有几个矿工和两个军人。再后面，隔开一段路，是一群形形色色的看热闹的人：甚至在生活中最不平常、最艰难的时刻，还是有好多纯粹是好奇的人。　　谢夫卓夫和另外几个矿工都穿着工作服，风帽推到脑后。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全都是煤灰。他们里面有一个人的肩上挂着一卷沉重的电缆，另外一个背着一箱工具，谢夫卓夫手里却拿着一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里面戳出几根短短的光电线。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们的眼睛好像不敢望着人群里面的人，也不敢互相对视。汗水从他们的涂满煤灰的脸上流下来，留下一道道痕迹。他们的脸显得疲惫万分，好像他们是背负着力不胜任的重担。　　邬丽亚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街上的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情预先给他们让路，——他们前面的一段街上都是空的。原来就是他们，亲手炸掉了新一号井，炸掉了顿涅茨矿区引以自豪的矿井。　　刘勃卡跑到谢夫卓夫面前，用雪白的小手握住他的青筋突起的黑手，和他并排走着，他也立刻把她的手紧紧握住。　　这时，由井长瓦尔柯和谢夫卓夫率领的矿工们都到了门前。他们如释重负地把带的东西——一卷电缆、工具箱和这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隔着栅栏随便往里面一扔，就扔在庭园里的花上。事情很明白，先前那样精心培植的花草，也像有着这些花草和其他许多东西的那种生活一样，都已经完结了。　　他们扔下这些东西，站了一会，彼此也不对视，仿佛感到有些尴尬。　　“好吧，葛利高利·伊里奇，赶快收拾收拾，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先去接别人，然后大伙一块来接你。”瓦尔柯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从他的像茨冈那样连在一起的阔眉毛下面抬起来望着谢夫卓夫。　　接着，他就带着那几个矿工和军人，慢慢地沿着街走去。　　谢夫卓夫仍旧拉着刘勃卡的手站在门前，旁边还有一个干瘦的长腿老矿工，他的被香烟熏黄的口髭和胡子好像被拔过似的，稀稀拉拉。邬丽亚也还站在旁边，她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解决那个使她苦恼的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去注意她。　　“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①，我又不是没有对你说过。”谢夫卓夫瞅了女儿一眼，生气地说，可是他还握着她的手。　　--------　　①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是刘勃卡的本名和父名。父亲对女儿平常只叫名字，这里谢夫卓夫对刘勃卡有不满的意思。　　“我已经说过，我不走。”刘勃卡绷着脸回答说。　　“别胡闹啦，”谢夫卓夫显然很激动，但是声音仍旧很轻。“你怎么能不走？共青团员……”　　刘勃卡的脸马上涨红了。她抬起眼睛望望邬丽亚，但是脸上立刻露出任性的、甚至是撒泼的神气。　　“才做了几天的团员，”她说了就把嘴一抿，“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人家也不会来跟我找麻烦……我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又低声加了一句。　　“她脱团了！”邬丽亚突然惊骇地想道。可是她立刻想起了自己生病的母亲，心里就难受得好像火烧似的。　　“啊，葛利高利·伊里奇，”老头说话的声音低沉得可怕，令人奇怪从这样干瘪的身体里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再见……”他对着低头站在他面前的谢夫卓夫望了一会。　　谢夫卓夫默默脱下头上的便帽。他生着淡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一张俄罗斯中年工匠的瘦脸上满布深深的纵纹。他虽然已经并不年轻，穿着这件不合身的工作服，手上脸上又都是煤灰，但是依然可以感到，他的体格是结实而匀称的，并且具有俄罗斯的古典美。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碰碰运气？啊？康德拉多维奇？”　　他问的时候没有望着老头，样子非常局促不安。　　“我和我的老伴哪儿也去不成。还是等我们的孩子们随着红军回来解放我们吧。”　　“你们家老大怎么样啦？”谢夫卓夫问。　　“老大？还提他干吗？”老头阴郁地说，他摆了摆手，面部的表情仿佛要说：“我的丢脸的事你是知道的，何必再问？”他向谢夫卓夫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干枯的手来，伤心地说：　　“再见了，葛利高利·伊里奇。”　　谢夫卓夫也伸出手来。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他们就握着手又站了一会。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我的老伴，你瞧，还有我女儿，也不走。”谢夫卓夫缓慢地说。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我们怎么能把它炸了，啊？康德拉多维奇？……把我们的美人儿……可以说是全国的奶娘……唉！……”他突然从心底发出一声异常轻微的长叹，像水晶般光彩夺目的泪珠，就落到他那被煤灰弄脏的脸上。　　老头沙哑地呜咽着，低低地垂下头来。刘勃卡也放声大哭了。　　邬丽亚咬着嘴唇，但是抑制不住那使她窒息的、无处泄恨的泪水，急急往五一村跑，往家里跑。　　      第三章　　当郊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连顿巴斯的这一片土地也要放弃的时候来到了。这一次，在几天之中，他们又运走了几千台车床、几万人和几十万吨贵重物品。现在，到了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都非走不可了。　　他们站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书记的大办公室里，紧紧地挨在一起。长会议桌上的红毡已经拿掉。他们面对面站着，说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总下不了决心说出告别的话。要离开的人们心头十分沉重、烦乱和痛苦，仿佛有乌鸦在抓他们的心。　　州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人的中心。早在去年秋天，全州初次面临被占领的威胁的时候，他就被选拔出来做地下工作。可是当时事情自然而然地搁下来了。　　普罗庆柯是个三十五岁的男子，身材矮小、匀称、灵活。他的两鬓微秃，日见稀疏的亚麻色头发向后梳着，红润的脸以前总刮得干干净净，现在却长着深色的柔毛，这已经不是胡茬，但是还没有长成胡子。这是他在两星期之前开始留的，那时根据前线战事的进程，他明白做地下工作是在所不免的了。　　他怀着敬意在和他面前的一个军服上没有级别标志的高个子中年人亲切地握手。那人的脸瘦削、刚毅、满是细皱纹——长期过度辛劳的痕迹；他脸上特别显著的是真正的大领导人所特有的那种泰然自若、朴质而又威严的神情，这种神情是由于对世界形势知识丰富、了解深刻而出现的。　　这个人是新近建立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昨天才到克拉斯诺顿来建立州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协同动作的。　　那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撤退得这么远，还希望能挡住敌人，至少能把他们挡在顿涅茨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一带。根据游击队司令部的命令，普罗庆柯应当在他即将作为基地的游击队和调来卡缅斯克区支援我军在北顿涅茨河的掩护部队的一个师中间，建立联系。这个师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马上就要到达克拉斯诺顿，师长是昨天同游击队司令部以及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的代表们一起到来的。师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将军，他也站在这里，等着跟普罗庆柯告别。　　普罗庆柯握着游击队领导人的手——游击队领导人平时也是他的领导，常到他家里串门，跟他的妻子也很熟——对他说：　　“谢谢您的帮助和教导，再一次谢谢您，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请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①转致我们游击队的谢意。如果您有机会去总司令部，请告诉他们，就说现在在我们伏罗希洛夫格勒总算也建立了游击队……如果您的运气好，能见到总司令斯大林同志，就请告诉他，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　　①赫鲁晓夫（1894—1971）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先后任西南及乌克兰几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普罗庆柯说的是俄语，但有时不自觉地夹着乌克兰乡音。　　“如果你们完成了，即使我们不说，他们也会听到的。至于你们一定会完成，那我是毫不怀疑的。”安德烈·叶费莫维奇露出刚毅的微笑说，他满脸的皱纹都放着光。他忽然转过身来对围着普罗庆柯的人们说：“普罗庆柯这家伙真鬼：还没有开始作战，已经在试探，能不能从总司令部得到供应！”　　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将军没有笑，在全部谈话时间他都站在那里，坚强饱满的脸上始终带着严峻的、忧心忡忡的神情。　　在普罗庆柯的明朗的蓝眼睛里闪露出狡猾的神气，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不过不是两只同时发光，而是有先后，仿佛有一颗顽皮的小火星独脚跳着，从一只眼睛里跳进另外一只眼睛里面。　　“我自己的供应有的是，”他说，“要是用完了，我们就像那个老柯夫派克①一样，没有军需机关也活得下去：从敌人那里拿来的，就是我们的……不过，要是给我们添拨点什么……”普罗庆柯把双手一摊，大伙又笑起来。　　--------　　①柯夫派克（1887—1967），苏联苏姆斯克游击队司令员，少将，卫国战争时期曾五次在敌后袭击敌人。　　“请向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转致我们最大的谢意，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普罗庆柯握着一个团政委衔的中年军人的手，说道。“至于你们，小伙子们……我真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好好地吻吻你们……”普罗庆柯感情激动地挨个儿拥抱并且亲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年轻小伙子们。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懂得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能让一个工作人员感到委屈，不管这个工作人员的职位大小，只要他在工作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就这样向帮助他组织游击队和地下工作网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人表示了谢意。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跟州委的同志们告别。在几个月如一日逝去的战争期间，友谊和命运已经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他眼睛潮润地离开了朋友们，又四下看了一遍，有没有漏掉什么人。这时个子敦实的将军默默地把整个身子迅速有力地迎向普罗庆柯，同时向他伸出手来。在将军的普通俄罗斯人的脸上，突然显露出天真的表情。　　“谢谢，谢谢您，”普罗庆柯感情流露地说。“麻烦您还亲自来。现在我们好像是拴在一根绳子上了……”说着，他握了握将军的结实的手。　　将军脸上的天真的表情霎时间消失了。他那戴着制帽的圆圆的大头做了一个不满的、甚至像是气愤的动作。他的聪明的小眼睛又带着原来的严峻的神气望着普罗庆柯。他似乎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说，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决定性的一刹那到了。　　“你自己要小心。”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说的时候脸色改变，他拥抱了普罗庆柯。　　大家重又跟普罗庆柯、他的助手以及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们告别，然后脸上似乎带着歉意一个一个地走出办公室。只有将军出去的时候是高昂着头，迈着和平时一样轻快迅速的步子，以他那样的胖子来说，这样的步伐是出人意料的。普罗庆柯没有去送他们，他只听到街上的汽车呜呜地响起来。　　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一直不停，普罗庆柯的助手放下这个听筒又拿起那一个，请他们过一会儿再打来。普罗庆柯刚跟最后离开的人告别，助手马上就递给他一个听筒。　　“面包厂打来的……已经打来过上十次了……”　　普罗庆柯拿起听筒，在桌角坐下，马上就和刚才跟同志们告别时一会儿态度亲切、真情流露，一会儿调皮快活的样子判若两人了。在他拿听筒的姿势里，在他的面部表情和语调里，都显露出沉着和威严。　　“你别胡扯，你听我说，”他说，听筒里的声音马上就停了，“我对你说过运输工具要来，它自然会来。市贸易公司会来取你的面包，预备给市民们在路上做干粮。销毁这许多面包是犯罪行为。你烘了一夜的面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看是你自己在着急。等我叫你着急的时候你再急。明白吗？”普罗庆柯挂上听筒，又取下一只铃声尖锐发抖的听筒。　　在面对新一号井的打开的窗口，可以看见离城的部队、卡车以及疏散的居民队伍在移动。从这里的小山上看出去，几乎像看地图一样，移动基本上分为三股：主流往南，向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移动，较小的一股往东南，向李哈雅移动，最小的一股是向东，向卡缅斯克移动。刚刚离开区委会大厦的那些汽车，也鱼贯地往新切尔卡斯克开去。只有将军的满布尘土的吉普车，是穿过拥挤的街道，向着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那面开去。　　这时，要回到师里去的将军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开了普罗庆柯。灼人的太阳斜照着他的脸。汽车、将军、司机以及后座上默不作声、没有刮胡子的少校和身材高大的中士，都在尘埃的包围之中。远处的炮轰声、公路上汽车的吼声、离城的人们的情景——这一切把这几个年龄和职位异常悬殊的军人的思想不由地都吸引到严峻的现实上来。　　在和普罗庆柯告别的人们里面，只有身为军人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和将军，才懂得德军坦克部队占领米列罗沃以及他们向莫罗佐夫斯克（顿巴斯到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一个城市）挺进的意义。这表示，南方方面军已经和西南方方面军隔断，伏罗希洛夫格勒州以及罗斯托夫州的大部分和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斯大林格勒同顿巴斯的交通也被切断了。　　现在这个师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挡住从米列罗沃进犯南方的德军，使南方方面军的军队得以退到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而这就意味着，将军指挥的那个师在几天之后要么根本不再存在，要么陷入敌人的包围。被包围的想法是将军深恶痛绝的。但是将军又不愿意他的师不再存在。另一方面，他知道，他会百分之百地履行他的天职。所以现在他的全副精神都是用来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按年龄来说，将军并不是属于老一代的苏联军事将领，而是属于中间一代。这一代在国内战争时期或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开始他们的道路时，都还是些十分年轻的、并不突出的人。　　在他当普通士兵的时候，足迹走遍了现在他乘吉普车驶过的顿涅茨草原。他这个库尔斯克农民的儿子，十九岁的牧人，开始他的军人道路时，彼列科普之役①的不朽声誉已经轰动全国。他入伍是在肃清乌克兰马赫诺②匪帮的那个时期：这是与革命敌人大搏斗的最后微弱的余音。他曾在伏龙芝③的指挥下作战。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出众的坚强的战士。他也是一个出众的聪明的战士。但是他的出众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坚强而聪明的人在人民中间并不罕见。他渐渐地、不知不觉地、甚至仿佛是缓慢地掌握了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和团政委——全体政治部和军队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无数的无名大军（愿这些人永垂不朽！）——教导给红军战士的一切。而且，他不单是理解他们的教诲，他还把这些教诲学透学通，牢牢铭记在心头。突然，他作为一个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人在战友们中间得到了选拔。　　--------　　①彼列科普是联接克里木半岛和欧洲大陆的地峡。一九二○年，红军在伏龙芝领导下，在该地彻底击溃弗兰格尔匪帮。　　②马赫诺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空兰无政府主义暴乱的头目，这个匪帮于一九二一年被红军消灭。　　③伏龙芝（1885—1925），一九○四年参加共产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党、政、军重要领导工作。　　他以后的道路是简单的、一帆风顺的，就像他那一代任何一个军事将领的道路一样。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他起初是团长。可是他已经有了伏龙芝陆军大学毕业、哈勒欣河之战①、“孟纳兴防线”突破战②的经历。以他这样的出身和年龄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多，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哪！卫国战争使他成了一员统帅。他成长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受到培养。现在他是在大战的实践中受到培养，正像以前在军事学校、后来在陆军大学、再后来在两次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受到培养一样。　　--------　　①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哈勒欣河区。苏军曾与蒙军一起对日军作战。　　②“孟纳兴防线”是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以当时芬兰元帅孟纳兴的名字命名。苏军在一九三九至四○年苏芬战争期间曾突破该防线。　　撤退固然令人非常痛心，但是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加强的这种意识到本身力量的新的感觉，却是使人惊奇的。我们的兵士比敌人的兵士强，这不仅是从精神上的优越性来说——这一点根本无法比较！——即使单纯从军事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在政治觉悟方面，即使在所受的军事教育方面，在迅速接受新事物、广泛应用实际经验的能力方面，也是高得不可比拟。军队的技术装备并不比敌人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敌人好。创造这一切和指导这一切的军事思想来自伟大的历史经验，但同时它又是新的、大胆的，像产生它的革命一样，像这史无前例的苏维埃国家一样，像形成并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们的天才一样——这种思想展开鹰隼般的双翅在空中翱翔。但是到头来仍旧不得不撤退。目前敌人在数量上、在突然袭击方面、在不受正常的良心定义限制的残酷性方面，占着优势，他们每一次都是靠孤注一掷来取胜，这时他们已经根本顾不到后备力量了。　　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将领一样，将军很早就明白，与历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这次战争需要更多的人力与物力的后备。应当善于在战争的进程中创造人力与物力。更复杂的是如何运用这些人力与物力：要分配及时，调遣得当。敌人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以及他们在南方的失败，不仅说明了我们的军事思想、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技术装备的优越——这些事实更多地说明了，人民和国家的伟大后备力量是掌握在节约的手里，是掌握在有本领、有能耐的手里。　　但是，在对敌我双方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了解的时候，却又要在人民眼前进行撤退，这终究是可恼的，非常可恼的！　　将军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在车子里一言不发。吉普车费力地穿过挤满正在疏散的居民的街道，刚开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有三架德国俯冲轰炸机差不多就在头顶上连续飞过，发动机发出吼叫似的声音。这些飞机来得是那么突然，因此将军以及陪同他的那个军官和中士都来不及跳出去，仍旧坐在车子里。战士和逃难的人们分为两股，像潮水似地退到公路两旁，——有的扑倒在沟渠里，有的靠着房屋的墙根或是紧贴着墙。　　就在这一刹那，将军看见一个穿白上衣、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身材苗条的姑娘，单身站在公路边上。好长一段公路上都是空的，只剩下这个姑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带着无畏的、阴郁的神情，目送这些涂得花花绿绿的、张开的翅膀上画着黑十字的鸟儿在她头顶上疾飞而过，它们飞得非常低，好像扇起一阵风吹着了她。　　将军喉咙里突然咯的一响，旅伴们都愕然望了望他。他好像觉得衣领太紧似的，愤愤地把圆圆的大头扭动了一下，后来就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公路上的这个单身姑娘。吉普车陡地转了弯，沿着公路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跳动着驰去——不是向卡缅斯克，而是向伏罗希洛夫格勒那个方向，将军的那一师人，就是刚刚从那里向克拉斯诺顿开过来的。　　      第四章　　在邬丽亚头顶上疾飞而过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在城外用机枪沿公路扫射了几阵，又在阳光夺目的空中隐没。几分钟后，才又听到远处低沉的爆炸声，——大概是俯冲轰炸机在炸顿涅茨河的渡口。　　五一村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安。邬丽亚只见一辆辆马车和拖儿带女的人们迎面跑过来。这些人她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她，但是谁都不朝她看，也不跟她交谈。　　最出人意外的是维丽柯娃给人的印象。这个“革命前的女学堂的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坐在一辆堆满箱子、包裹和面粉袋的马车上，夹在两个妇人中间。赶车老汉头戴便帽，靴子上满是白面粉。他把两条腿耷拉在一边，使出全身之力用缰绳梢抽打那匹驽马，徒然想叫它快跑冲上斜坡。天气虽然热得要命，维丽柯娃却穿着棕色的呢大衣，不过没有戴头巾和帽子。在厚呢的硬领上面，两条小辫仍旧威风凛凛地朝前翘着。　　五一村是这一区最老的矿村；克拉斯诺顿城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村子发展起来。它是不久以前才被称为五一村的。从前，还没有发现这些地方有煤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哥萨克的庄子，其中数索罗金庄最大。　　这里的煤是在本世纪初发现的。顺着岩层开采的最初几个矿井是倾斜的，而且非常之小，煤可以用马拖的、甚至是手摇的绞车提起来。这些小矿井属于不同的主人，但是沿用旧称，整个矿场都叫索罗金矿场。　　矿工们都是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和乌克兰的移民，他们在哥萨克的庄子里落了户，和哥萨克们结了亲，哥萨克自己也在矿井里干活了。家庭人口增多了，分了家，又在旁边盖起了房子。　　又开了新的矿井——有的在一个长山岗后面，现在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通过这个山顶；有的在再过去一点的峡谷后面，这个峡谷把现在的克拉斯诺顿城分隔成两个大小不等的部分，这些新矿井属于一个姓雅尔曼金或是叫“疯老爷”的独身地主，因此在这些矿井周围新兴起来的村庄最初也俗称雅尔曼金村或是“疯人”村。“疯老爷”本人住在一座灰色的砖砌平房里，房子一半辟做花房，里面种着奇花异草，养着海外飞禽。这座房子当时孤零零地耸立在峡谷后面的高岗上，四面通风，也被叫做“疯人”院。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区里才又建立了一些新矿井，索罗金矿场的中心也移到这边来了。区里造起了标准式小屋，盖起了机关、医院、学校和俱乐部的大建筑物。在山岗上“疯老爷”的房子旁边，兴建起区执行委员会的两侧有侧厅的漂亮的大厦。“疯老爷”的房子成了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设计室，可是设计室的职员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度过生命中三分之一时间的这座房子，过去是座什么房子。　　这样，索罗金矿场就变成了克拉斯诺顿城。　　邬丽亚、她的女友和同学们，都是同他们的城市一起成长的。他们做小学生的时代，在植树节那天就在那块堆满垃圾、牛蒡蔓生的空地上参加植树。市苏维埃把这块空地划做公园，这里应该造一座公园的主张，是在老一辈的共青团员中间产生的。这一代人还记得“疯老爷”和雅尔曼金村，记得第一次德军占领和国内战争。他们里面有些人目前还在克拉斯诺顿工作——有些人的头发里或是布琼尼式的哥萨克口髭里已经露出银丝——但是多数人已经被生活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且有的已经高升了。领导那次植树的是园丁达尼雷奇，当时他就年纪不小。虽然现在他已经老态龙钟，但还在公园里做园丁的头头。　　于是，这座公园就成长起来，成了成年人喜爱的休憩场所。但是对青年来说，它不仅只是一个场所，而是青春焕发时期的生命本身，因为它和他们一同成长，它像他们一样年轻。现在，公园里翠绿的树冠已经迎风喧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儿已经绿叶成荫，可以找到幽秘的角落。夜里，在月色之下，它无比美丽，可是到了阴雨连绵的秋夜，当潮湿的黄叶在黑暗中盘旋着簌簌落下的时候，这里甚至有些阴森森的。　　青年们就这样和他们的公园、和他们的城市一同成长起来，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给各个城区、郊区和街道题了名字。　　搭起了一批新的木屋，他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新木屋”。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木屋，周围都盖起了砖房，但是旧名字仍旧沿用下来。直到如今还有个城区叫“鸽房”。从前这里有三所孤零零的破木屋，孩子们就在里面养鸽子，现在那边也造起了标准式房屋。“楚利林诺”——以前这里总共只有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姓楚利林的矿工。“干草场”——以前那边有个堆干草的院子。“木头街”——这是公园后面铁路过道口那边的一条和全城毫不相联的街道，现在它也还是那样，那边的房子也还是那些木头房子。那边住着华丽雅·鲍尔茨，一个不满十七岁、生着深灰色的眼睛、梳两条金黄色辫子、自尊心很强的姑娘。“砖房街”——这是最早造起标准式砖房的街道。现在这种房子很多，但是只有这条街叫“砖房街”，因为它是第一条。而“八家宅”呢——这已经是整整的一个区，有了好几条街，以前这里一共只有八幢这种标准式房屋。　　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汇集到顿巴斯。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往哪里住？一个叫李方查的中国人，用粘土和麦秸在空地上搭了一所住房，后来他又搭了好些一间连着一间的、蜂窝似的小房间出租。直到后来，外地人才懂得，其实不必向李方查租房，自己搭就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广的区域，里面全是互相毗连的土房，——这一区名叫“上海”。后来，在那个把城市隔成两部分的峡谷两旁和城市四周的空地上，也都造起同样蜂窝式的土房，这片粘土窝就叫“小上海”。　　这一区最大的矿井新一号井的位置正巧在索罗金庄和以前的雅尔曼金村之间。自从这个矿井开工之后，克拉斯诺顿城就朝索罗金庄那面扩展，差不多和它联成一片。这样一来，那个久已和近旁较小的庄子连在一起的索罗金庄，就成了五一村——成了城里的一个区。　　这个区和城市其他各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多数的住房都是原来的哥萨克庄子。这都是私人房屋，式样各不相同。这里的居民中间仍旧有许多哥萨克，他们不在矿里工作，而是在草原上种地，并且联合起来组成几个集体农庄。　　邬丽亚的父母的小房坐落在远远的村边的洼地里。从前这里是迦夫利罗夫庄，这座小房是一座古老的哥萨克式小房。　　邬丽亚的父亲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葛洛莫夫是波尔塔瓦省的乌克兰人，从小就跟随父亲到尤佐夫卡谋生。当年他是一个高大强壮、勇敢、漂亮的小伙子，披着一头发梢卷成圆圈的金色鬈发，又是出名的采煤大力士，姑娘们都喜欢他。难怪在邬丽亚看来不啻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个古老时代，这里刚开出几个小矿井，他刚到这一带地方来谋生的时候，就把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当年还是迦夫利罗夫庄的玛特辽莎①，一个娇小的黑眼睛的哥萨克姑娘，迷住了。　　日俄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第八格列纳结尔兵②团服役，六次受伤，两次是重伤。他曾经多次得奖，最后一次因为抢救本团团旗，获得圣乔治章。　　--------　　①玛特辽莎是玛特辽娜的小名。　　②格列纳结尔兵，帝俄时代精选的步兵或骑兵，以身材高大闻名。　　从此他的健康就衰退了。他在一些小矿井里又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在矿井里当马车夫，经过半生的漂泊，他就在这个迦夫利罗夫庄，在玛特辽娜陪嫁的小房子里定居下来了。　　邬丽亚刚抓住自家的门，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爱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往往如此，她不仅想不到，而且不能设想，在生活中当真会有一天需要撇开家庭自己单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时刻却来临了。　　邬丽亚知道，她的父母年老多病，而且对自己的家十分留恋，所以不会下决心离开。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邬丽亚又是一个没有确定的生活方向的姑娘，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照管不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比邬丽亚大得多，丈夫是矿井管理处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职员，都住在他们家里。这个大女儿有她自己的孩子，她也下不了决心离开。他们大家都早已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决不离开家园。　　只有邬丽亚，在这最后关头之前，心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她总觉得，应当由别人来给她做主。有时她想参军，一定要进空军，于是她就写信给她的在一个空军部队里做技师的哥哥，问他能不能设法让她进航空学校。有时她觉得，干脆不如像克拉斯诺顿的某几个姑娘那样，进护士训练班——这样她很快就可以进作战部队。有时她心里暗暗希望到敌占区去参加游击队的地下活动。有时，她心里又突然充满了如饥似渴的要学习的愿望，要继续学习！战争总不能永远打下去，它一旦结束，就又要生活和劳动，那时就更需要通晓业务的人，她不是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教师吗？但是结果谁也不来支配她的命运，而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她得打开门并且……　　直到此刻，她才感到，生活会变得多么可怕。她得丢下父母任凭他们受敌人凌辱，只身闯进这个茫茫的、可怕的、充满困苦、流浪和斗争的世界……她觉得膝盖十分软弱无力，差点坐在地上。啊，要是她能够马上钻进这个舒适的小房子，关上百叶窗，倒在自己的少女的卧榻上，就这样悄悄地躺着，不作任何决定，那该多么好呀！这个黑头发的小姑娘邬丽亚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就这样爬上床，蜷着腿，生活在相亲相爱的亲人中间，管它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拖得很久？也许，它并不十分可怕吧？　　但是在这同一刹那，她因为自尊心受到屈辱而颤抖了：她怎么能容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她已经没有时间选择了：母亲已经迎着她跑过来。是什么力量使母亲从病榻上起来的呢？母亲的后面是父亲、姐姐和姐夫。孩子们也跑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不安的痕迹，小外甥一个劲儿地哭着。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啦，我的好女儿？一清早就不见你的影儿！快到阿纳托里那里去，要是他还没有走，快去，女儿！”母亲说，眼泪顺着她的被风吹日晒的、苍白的、满是皱纹的两颊滚下来，她也不打算去擦。　　母亲已经老了，背也开始弯了，但是头发依然乌黑。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她的黑眼睛仍然是美丽的，像是一只大野鸟的眼睛，虽然她本人身材矮小。她聪明能干，性格坚强，女儿们和老葛洛莫夫都听她的话。但是现在到了女儿得自己拿出主张的时候，母亲却束手无策了。　　“谁找过我？是阿纳托里？”邬丽亚急忙问道。　　“区委会有人找你。”父亲说。他站在母亲后面，沉重地垂着两只大手。　　他已经多么衰老了啊！他前面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只有后脑和两鬓还留着昔日鬈发的痕迹，依然鬈成一圈圈的。但是他的格列纳结尔兵式的发红的口髭已经白了许多，脸上的胡茬也花白了，鼻子完全是红里透青的，砖色的兵士的脸上也布满皱褶。　　“快去，快去，女儿！”母亲重复说，“等一下，我去叫阿纳托里！”说着，这个矮小的老妇人就穿过田垅向邻居波波夫家跑去，波波夫家的儿子阿纳托里是今年同邬丽亚一起从五一村的中学毕业的。　　“您去躺着吧，妈，我自己去！”　　邬丽亚撒腿去追母亲，但是母亲已经顺着樱桃园往下面跑去，她们这一老一少，就一同跑着。　　葛洛莫夫和波波夫两家的花园互相毗连。两家花园都缓缓地往下倾斜，通到一个干涸了的小谷，谷底有一道篱笆，就算是界线。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虽然生下来就是邻居，但是除了在学校里以及他常去做报告的共青团集会上之外，她从不跟他见面。小时候，他有他男孩子的爱好；到了高年级里，同学们都嘲笑他，说他怕女孩子。真的，要是他在街上或是某人家里遇到邬丽亚或是别的女孩子，他总是手足无措，甚至顾不得向人家问好，即使向人家问好，也是涨得满脸通红，弄得随便哪个女孩子都会脸红起来。女孩子们有时私下也谈起这一点，背地里嘲笑他。但是邬丽亚却仍旧尊重他，他读书读得非常多，人很聪明，只是沉默寡言；他喜爱的诗和邬丽亚喜爱的相同，他还搜集甲虫、蝴蝶、矿物和植物的标本。　　“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母亲隔着矮篱笆把身子探进邻家的小花园，叫道。“托里亚①！邬丽亚来了……”　　--------　　①托里亚是阿纳托里的小名。　　阿纳托里的妹妹在那边上面的什么地方尖声答应了一声，可是有树遮着看不见她。接着，在枝头满缀熟透了的小樱桃的树丛中间，他本人也跑过来了。他穿着下摆和袖口绣花的乌克兰式衬衫，敞着衣领，为了不让他的朝后梳的燕麦色长发披散下来，后脑上压着一顶乌兹别克式小帽。　　他的晒黑的、眉毛浅白的、总是严肃的瘦脸热得通红，胳肢窝底下都现出潮湿的汗圈。显然，他把看见邬丽亚要怕羞的事已经完全忘记了。　　“邬丽亚……你可知道，我一清早就在找你，我已经把所有同学家里都跑遍了，为了你，我叫维嘉①·彼得罗夫晚些动身。他们都在我们家里，他父亲骂得可凶啦，你赶快去收拾吧！”他急急地说。　　--------　　①维嘉是维克多的小名。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这是谁的命令？”　　“是区委会的命令，叫大家都离开。德国人眼看着就要来了。所有的人我事先都通知了，唯独找不到你们这一伙，都快把我急死了。后来维嘉和他父亲从波高烈莱庄赶着车子来了。他父亲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在这里打过游击反对德国人，他当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你瞧，维嘉是专门来接我的！真是个好同志，这才称得上是同志！他父亲是林务区长，他们林管区的马挺棒！我当然请他们等一等。他父亲就骂起来，我说：‘您自己是个老游击队员，您懂得是不该把同志丢下的，而且，’我说，‘您一定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们就等着你。”阿纳托里急急地说，显然是希望一口气把他的全部感受都对邬丽亚说出来，他的时而是浅灰色、时而是蓝色的眼睛望着她，突然射出光芒。这双眼睛一霎时使他的眉毛浅白的脸显得非常魅人。　　以前她怎么会觉得这张脸是毫无特色的呢？在阿纳托里的脸上——在他的饱满的嘴唇的线条里，在他的阔鼻孔的轮廓里——显露出一种精神力量，是的，正是力量。　　“托里亚，”邬丽亚说，“托里亚……你……”她的声音发抖了，她隔着篱笆把晒黑了的狭长的手伸给他。　　这时候，他才不好意思起来。　　“快，快，”他避免正视她的似乎烧透他全身的黑眼睛，这样说道。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们把大车赶到大门口来吧……请赶过来……请赶过来吧，”邬丽亚的妈妈重复说着，眼泪不断地从她脸上滚下来。　　在这一分钟以前，母亲还不完全相信，她的女儿要只身投进这个巨大、崩裂的世界，但是她知道，女儿留下来有危险，现在既然有好心人，又有大人陪着，现在一切就都决定了。　　“可是，托里亚，你通知瓦丽雅·费拉托娃了吗？”邬丽亚声调坚决地说，“你是知道的，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不能不带她去。”　　阿纳托里的脸上露出十分苦恼的神情，他既不能够，也不想掩饰这种苦恼。　　“马不是我的，而且已经有我们四个人……我简直不知道……”他一筹莫展地说。　　“但是把她丢下我一个人走是不行的，你明白吗？”　　“马当然很有气力，不过到底是五个人啊……”　　“好吧，托里亚，谢谢你的一切……你们走吧，我跟瓦丽雅一起走……我们可以步行。”邬丽亚坚决地说，“再见了！”　　“天哪，怎么能步行，我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把全部衣服和内衣都放在一只箱子里，还有铺盖呢？……”母亲像孩子那样用拳头揩着脸，大声哭起来。　　邬丽亚对朋友的高尚的友谊，不仅没有使阿纳托里感到惊奇，他反而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要是邬丽亚不这样做，那才会令人惊奇呢，因此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只是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你至少该去问她一声！”他叫了起来，“也许她已经走了，也许她根本不打算离开，她究竟不是团员啊！”　　“我去找她。”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她简直是在不自量力了。　　“妈，您去躺着吧，一切都由我自己来！”邬丽亚生气地说。　　“托里亚！你们快好了吗？”维克多·彼得罗夫在上面，在波波夫家里用响亮有力的嗓子喊道。　　“他们的马挺棒，那是不成问题的。大不了我们轮流跟着马车跑。”阿纳托里一面考虑，一面在自言自语。　　但是邬丽亚无需去找瓦丽雅。她们母女刚走上自家的台阶，就看见她们一家人围着瓦丽雅，站在台阶同边屋、厨房和牛棚中间。瓦丽雅显得瘦了，连她的晒得黑黑的脸都显得苍白了。　　“瓦丽雅，去收拾收拾。有马，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把我们俩都带走！”邬丽亚急急地说。　　“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瓦丽雅抓住了她的手。　　她们退到门边。　　“邬丽亚！”瓦丽雅直望着她说。她那双隔得很宽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痛苦。“邬丽亚！我哪儿都不去，我……邬丽亚！”她感情激动地说，“你是个不平凡的人，是的，是的，你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巨大的力量，你什么都能做，我妈说得对——上帝给了你一双翅膀……邬丽亚，你是我在世界上的幸福，”瓦丽雅怀着热爱说，“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你，但是我……我不跟你走。我是个最平凡的人，我知道这一点，我总是梦想着最平凡的事儿……你看，我想等我毕了业，就去工作，将来遇到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就跟他结婚，我要有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将要过着快乐而平凡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邬丽亚，我不会斗争，我不敢单身到外边去……是的，我知道，现在我的这些梦想都破灭了，但是我妈年纪大了，我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是个不受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留下来……请你原谅我……”　　瓦丽雅说着就用她一直团在手里的小手帕捂着嘴哭起来。邬丽亚猛地抱住她，搂得紧紧地，自己也伏在她的非常熟悉可爱的、亚麻色头发散发着香味的头上，哭起来。　　她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一起念书，一同升级，互相分享最初的少女的欢乐、忧愁和秘密。邬丽亚生性沉默，只有在特殊的精神状态下才肯吐露自己的心事；瓦丽雅的思想感情虽然并不总能理解邬丽亚的倾诉，却总是把一切一切都告诉她。其实年轻人哪里会顾到什么相互了解呢？彼此信任、可以无话不谈，这就是欢乐。哪知道，她们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她们的温柔的、神圣的少女的友情后面有过这么多晴朗明媚的日子，所以别离的痛苦使她们心碎。　　瓦丽雅觉得，她此刻是在放弃自己生活中一件最重要、最光明的东西，今后的前途就是非常暗淡、非常渺茫可怕的了。　　邬丽亚却感到，她要失去她在幸福的时刻或是精神最苦闷的时刻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她并不介意朋友是否了解她，她只知道，她永远可以在瓦丽雅心里找到感情的共鸣——善良和顺从、爱和单纯是同情的共鸣。邬丽亚哭，是因为这是她童年的结束，她要成为大人，她要走进世界，而且是只身前往。　　现在她才记起，瓦丽雅把她头上的百合花拔掉、扔在地上的事。现在她才明白，瓦丽雅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刻，瓦丽雅想到，她的朋友要是头上插着这枝百合花跑到炸毁矿井的地方，会显得多么异样，因此她拔掉了邬丽亚头上的百合花。这表示，她完全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平凡，她懂得的事情很多。　　有一种预感告诉她们：现在她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她们不仅感到，而且知道，在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意义上来说，她们要永别了。因此她们伤心地哭着，并不因为流泪而害羞，也不想忍住泪水。　　在这些岁月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仅落在顿涅茨的土地上，也落在所有被破坏、被焚烧和血流成河的苏维埃土地上。这些眼泪里面有的是无力、恐惧、直接的难忍的肉体痛苦的眼泪。但是也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高贵的——人类从未流过的最神圣、最高贵的眼泪啊！　　一辆车身长长的农村大车，由两匹枣红色的好马拉着，咕隆隆地向门口驶过来。车子是用大货车改装的，装着向外倾斜的木栅栏，车上堆满了包裹箱箧。赶车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中年人，他生得粗眉大眼，满脸是肉，身穿军便服，头戴皮制帽。邬丽亚看到车子过来，就放开朋友，用小枕头般狭长的手掌擦掉眼泪，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别了，瓦丽雅……”　　“别了，邬丽亚。”瓦丽雅失声痛哭了。　　她们吻别了。　　大车在门口停下。车子后面出现了阿纳托里的母亲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一个高大健壮、肤色洁白、眼睛和头发都是浅色的哥萨克妇人，——和他的妹妹娜塔莎。她们都跑得面孔通红、满头大汗，眼睛也是哭过的。阿纳托里的父亲从宣战之后就上了前线。　　阿纳托里已经坐在车上，他旁边是深色头发、样子可爱的维克多。维克多穿着胸口敞开的汗衫，手里拿着用什么软东西裹着、又用绳子捆着的吉他，大胆的、孩子气的眼睛里露出忧伤的神色。　　邬丽亚转过身子，像木头人似的迎着亲人走过去。她的箱子、包袱和头巾都已经拿出来了。矮小年老、有着大野鸟般的黑眼睛的母亲，急急向她跑过来。　　“妈妈！”邬丽亚说。　　母亲把两只干瘦的小手一拍，就昏倒了。　　      第五章　　自从民族大迁徙①以来，顿涅茨草原还不曾见过像一九四二年七月这些日子里那样的大队人马的移动。　　--------　　①指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欧洲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等的大迁徙。　　在烈日下的公路上、土路上或是草原上，满眼都是带着辎重车、炮队和坦克的撤退的红军部队，保育院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畜群，卡车正蒙北宋张载著。计九卷十七篇。包括《太和》、《参，以及逃难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有时排成队列，有时分散，他们推着小车，上面堆着物件，孩子们就坐在包袱上面。　　他们走过的时候践踏着快要成熟或是已经成熟的庄稼。无论是践踏庄稼的人也好，播种庄稼的人也好，谁都不再爱惜这些庄稼了。这些庄稼已经成为无主之物：留下来也是落到德国人手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豆地和菜园里，谁爱进去谁就进去。逃难的人们挖出土豆，放在用麦秸或是篱笆燃起的篝火的余烬里烤来吃。步行和乘车的人，个个手里都拿着黄瓜、西红柿、一块一块流着汁水的西瓜或是甜瓜。草原上尘土漫天，望着太阳都不用眨眼。　　一个像一粒砂子似的被卷入撤退洪流的人，他反映他的内心活动远远超过他反映周围发生的事件；因此，他的表面看法认为是偶然的、无意义的事，实际上却是由复杂的、有组织的、按照千百个大大小小人物的意志而行动的国家战争机构所调度的庞大的人群和物资的规模空前的移动。　　在迫不得已的匆促的撤退中往往如此，除了大批军队与居民的虽然困难然而有计划的主要的、大规模的移动以外，在所有的道路上和草原上，还有逃难的人们，小机关和小团体整个国家制度都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结论。还，在战斗中受创、失去联络、迷失路途的军队的零散队伍和辎重车，以及一群一群因病、因伤、因缺少运输工具而掉队的军人，朝东方和东南方向走去。这些时大时小的队伍，对于前线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向他们认为比较妥当合适的方向走去，他们塞满了移动主流的一切空隙和通道，首先是塞满顿涅茨河的渡口；在那里的渡船和浮桥旁边，大群的人、大量的汽车和大车受到敌机轰炸，已经忙乱了一昼夜。　　在德军已经在顿涅茨河对岸深入莫罗佐夫斯克的情况下，老百姓再往卡缅斯克那面移动尽管是毫无意义，但是从克拉斯诺顿逃出来的人们，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直奔这个方向，因为调去加强我们在米列罗沃以南顿涅茨河上防务的那个师的先头部队，就是刚刚离开克拉斯诺顿朝这个方向前进的。邬丽亚、阿纳托里、维克多和他父亲乘的那辆套着两匹枣红色骏马的农村大车，也正是投进了这个洪流。　　这辆大车夹在别的汽车和大车中间，已经翻过小丘走下斜坡，庄上的最后几座房屋刚从眼前消失，这时候，高空中突然响起了发动机的怪吼，接着，又有几架德国俯冲轰炸机遮住了太阳，低低地在头顶上飞过，一面用机枪向公路扫射。　　维克多的父亲，这个戴着皮帽、满脸是肉、嗓音洪亮、精力充沛的大汉，突然脸色发白。　　“到草原上去！卧倒！”他声音可怕地喊道。　　其实孩子们已经跳下大车，奔到麦田里。维克多的父亲放下缰绳，也跳下了大车，立刻就像蒸发了一般在原地消失了。仿佛这不是一个穿着笨重皮靴的管林大汉，而是一个无形的幽灵。大车上只剩下了邬丽亚，——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跑。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受惊的马忽然猛力一冲，差点把她从车上摔下来。　　邬丽亚打算抓住缰绳，可是她够不着：马儿差一点把胸脯撞到前面的一辆轻便马车上，它身子竖立，又朝旁边一冲，几乎把套索挣断。坚固的、车身长长的、容积很大的大车歪了一歪，但是又站稳了。邬丽亚一手攀住车沿，一手抓着一个沉重的布袋，使尽全身力量不让自己摔出去：否则她马上就会死在周围大车的奔马的马蹄之下。　　两匹高大的枣红马，打着响鼻，喷着涎沫，后腿站起，发疯似地在被践踏过的庄稼上、在人群和车辆中间横冲直撞。突然，从前面的轻便马车上跳下一个高大、宽肩、浅色头发、没有戴帽子的青年，一下子似乎钻到了马肚底下。　　邬丽亚一时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转眼之间她在两个鬃毛直竖、嘴巴大张的马头中间看见了那个青年的非常年轻的、朝气勃勃的脸。他两颊红润，颧骨突出，目光炯炯，面部表情异常紧张用力。　　青年用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一匹长嘶的马的马嚼旁边的缰绳，站在马和辕杆中间，使劲压在马身上，免得被车辕压倒。他站在那里，高大，整洁，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灰色衣服，打着深红色的领带，上装袋口露出自来水笔的白骨笔套。他打算用另一只手从辕杆上面抓住另一匹马的缰绳。只有看到他拉马的那只胳膊的衣袖下面隆起的肌肉和晒黑的手背上突露的血管，才看得出他是费了多大的气力。　　“站住……站住……”他的声音不很响，但是带着命令的口吻。　　当他抓到另一匹马的缰绳的那一瞬间，两匹马在他手里突然安静下来。它们还抖着鬃毛，斜着眼看他，但是他一直等到它们完全安静下来才撒手。　　青年放掉手里的缰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大手仔细摸了摸他的几乎没有弄乱的、偏分的浅黄色头发，使邬丽亚看了感到奇怪。接着，他抬起完全汗湿的、孩子般的脸，咧着嘴对邬丽亚天真快活地笑了一笑。他的颧骨高高的，眼睛大大的，长着暗金色的长睫毛。　　“好—好马，会把车—车子拉坏。”他满脸带笑地望着邬丽亚，稍微有点口吃地说。邬丽亚仍旧抓着车沿和布袋，鼻孔略微鼓着，黑眼睛里带着敬意望着他。　　人们又回到公路上，找寻自己的大车和汽车。有的地方，大概是在死伤的人旁边，拥集了许多妇女：从那里传来了呻吟和号泣。　　“我真怕马受了惊，车辕杆会撞伤你！”邬丽亚说，她因为激动，鼻孔微微颤动着。　　“我也是怕这个。不过马并不凶，骟过的。”他天真地说，他的手指很长的、晒黑的大手，随便摸了摸靠近他的那匹马的因为流汗而发亮的马脖子。　　远处，已经是在顿涅茨河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低沉而又刺耳的轰炸声。　　“我真替他们难受。”邬丽亚环顾四周说。　　凡是目光可以看到的两面，都已经有人和大车走过，仿佛是一条奔腾作响的大河滚滚而过。　　“是的，很难受。尤其是我们那些做母亲的。她们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将来她们不知还要有多大的痛苦呢！”青年说。他的脸马上变得严肃起来，额头露出一道道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明显的皱纹。　　“是的，是的……”邬丽亚低声说，她眼前似乎立刻浮现出自己矮小的母亲昏倒在焦干的土地上的情景。　　维克多的父亲也像消失时那样突然地出现在马的旁边，带着夸张的关切摸着挽索、皮马套和缰绳。阿纳托里也跟着来了，他微微地笑着，负疚地摇着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脑袋，但是脸上仍然带着平时那种一本正经的表情。阿纳托里后面的维克多，也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的吉他没有弄坏吧？”维克多关切地瞅了瞅大车，急急地问。等他看到用绗过的棉被裹着的吉他还在包裹中间，就抬起勇敢而忧郁的眼睛瞅了邬丽亚一下，笑了起来。　　那个宽肩膀的青年还站在两匹马中间，他钻过辕杆和马颈，潇洒自如地昂着满头浅色头发、没有戴帽子的大头，走到大车跟前。　　“阿纳托里！”他高兴地喊了一声。　　“奥列格！”　　他们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在这当儿奥列格又斜过眼来看了看邬丽亚。　　“柯舍沃伊。”他这样自我介绍着，伸出手同她握手。　　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他非常年轻，还完全是一个孩子，但是他的晒黑的脸，他的高大矫捷的身躯，甚至他的打着深红色领带、露出自来水笔白笔套的熨平的衣服，他的全部举止和略带口吃的言谈，都给人一种朝气勃勃、有力、善良、心地纯洁的感觉，使邬丽亚马上对他产生了信任。　　他也以青年人那种不自觉的观察力霎时就看清了她的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的苗条的身姿，习惯于田间劳动的农村姑娘的柔韧有力的腰肢，向他注视的黑眼睛，有着波纹的发辫，轮廓美妙的鼻孔，膝盖以下被深色裙子遮住一点的、修长匀称的、晒黑的小腿，——他忽然红了脸，陡地转过身去对着维克多，慌乱地伸出手来同他握手。　　奥列格·柯舍沃伊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高尔基学校是克拉斯诺顿最大的学校，设在市立公园里面。他同邬丽亚和维克多是初次见面，但是同阿纳托里之间已经有了在团员积极分子之间产生的无忧无虑的友谊，那种由一次一次的共青团会议而增进的友谊。　　“瞧，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了，”阿纳托里说。“你记得吗，前天我们大伙还到你家里喝过水，你还把我们介绍……给你的外婆！”他笑了起来。“她怎么样，跟你一起走吗？”　　“不，外—外婆不走。妈妈也不走，”奥列格说着，额头上又堆起了皱纹。“我们一伙五个人：柯里亚，妈妈的弟弟，可我怎么也叫不惯他舅舅！”他微笑了一下。“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小男孩，还有替我们赶车的老—老头。”他朝前面的轻便马车那边点点头，那边已经喊过他几次了。　　现在，那匹灵活矮小的黄骠马拉着那辆轻便马车，一直在前面跑，两匹枣红马紧跟在后面，轻便马车上的人们的脖子和耳朵上都感到它们湿润的鼻孔里喷出的热气。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柯罗斯蒂辽夫，或是柯里亚舅舅，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地质工程师。他生性恬静，年轻漂亮，浅褐色的眼睛，黑眉毛，穿一套蓝衣服。他只比外甥大七岁，跟他就像跟平辈一样亲热，这时就拿邬丽亚来取笑他。　　“老弟，这个机会万万不能错过。”柯里亚舅舅并不望着外甥，声调平板地咕噜说，“你差不多是救了这个漂亮姑娘的性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这种事儿，老弟，没有媒人是不成的。你说对吗，玛丽娜？”　　“见你的鬼！都要把我吓死了！”　　“她很美，是吗？”奥列格问他年轻的舅母，“简直美极啦！”　　“那么莲娜呢？……唉，你这个奥列日卡真是！”舅母的黑眼睛盯着他说。　　玛丽娜舅母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乌克兰妇人，这样的人好像是从民间的版画上走下来的，——穿着绣花的乌克兰式上衣，戴着项圈，牙齿洁白，柔密乌黑的头发好像绵云似的覆在头上，——甚至在匆促上路之前她也要着意修饰一番。　　她手里抱着一个三岁的胖小子，这孩子对他在周围看到的一切都有着非常快活的反应，他并没有想到他已经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境地。　　“不，在我看，莲娜和我们的奥列格才真是一对。这一个虽然很美，可是她决不会爱上我们的奥列格，因为奥列格还是一个孩子，可人家已经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玛丽娜舅母很快地说着，乌黑的眼睛不安地望着四周，不时还望望天空，“女人年纪大了是会喜欢小伙子的，可是如果她还年轻，那她决不会爱上比自己年轻的人，我这样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舅母的话快得像放连珠炮，表示她真是“要吓死了”。　　莲娜·波兹德内雪娃是奥列格同班的女同学，留在克拉斯诺顿没有走，奥列格跟她感情很好，并且爱上了她，他的日记里有好多篇幅讲到她。他奥列格对邬丽亚这样倾倒，就对莲娜的关系来说，也许的确有些不好吧？但是这会有什么不好呢？莲娜已经是永远在他心坎里的，永远不会淡忘，而邬丽亚……于是在他面前又浮现出邬丽亚和那两匹马，他又觉得有一匹马从左侧向他呼气。难道经过这一切之后，玛丽娜的意见还会是正确的吗？那就是说，这个姑娘也许会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而不爱他！“唉，你这个奥列日卡真是！……”　　他容易钟情，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两辆马车——轻便马车和装着向外倾斜的木栅栏的农村大车——还久久地在草原上迂回行进，极力想越过行列，但是还有成千成百的人，也极力要钻到前面去。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同样的人、汽车和大车的洪流。　　邬丽亚和莲娜的形象渐渐地都离开了奥列格，一切都被这连绵不断的人流遮蔽了。在这股人流里，套着黄骠马的轻便马车和套着两匹枣红马的大车，就像是两叶破舟，在大海中摇晃着。　　无垠的草原向世界所有的角落伸展过去，地平线上不断升起浓烟。仅仅在很远很远的东方，有几朵无比皎洁明亮的卷云，堆在浅蓝的天空，如果从这些云朵里飞出几个手擎银喇叭的白衣天使，也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这时候，奥列格不禁想起了妈妈和她的慈爱而柔软的双手……　　……妈妈，妈妈！自从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我的那一刻起，我就记得你的手。夏天，你手上的皮肤总是被太阳晒黑，一直到冬天都不褪，——它是那么柔和、均匀，只在有血管的地方颜色略微深些。也许，你的手略嫌粗糙，因为它们不知干了多少活儿，但我总觉得它们非常柔软，我非常喜欢吻你手上暗色的血管。　　是的，从我开始记事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你送我走上艰苦的生活道路时，你疲惫不堪，轻轻地把头最后一次放在我胸口的最后一分钟为止，我记得你的手总是在干活。我记得这双手怎样在皂沫中搓洗我的被单，那时这些被单小得简直像襁褓。我也记得冬天你穿着皮袄用扁担挑水的模样，你把一只戴无指手套的小手放在扁担前面，而你自己也像那只手套那么小，那么柔软。我看见你的骨节略微变粗的手指点着初级读本，我就跟着你念：“别—阿—巴，巴—巴。”①我看见你的一只有力的手把镰刀贴近麦秆的根部，另一只手抓住一把麦秆让镰刀把它割断，我看见镰刀的不可捉摸的闪光，接着就是双手和镰刀的十分迅速、平稳、柔和的动作，把一束束麦穗轻轻放下，免得弄断紧握着的麦秆。　　--------　　①这是初学俄语时学的拼音。　　我记得，当我们孤独地生活着，似乎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时候，你到冰窟窿里去洗衣服，手被冷水冻得通红僵硬，手指不能弯曲。我记得，你的手能够轻得令人毫不觉察地拔出儿子手指上的刺。也记得，当你一面缝衣服一面唱歌——仅仅是为你自己和为我而唱——的时候，这双手一眨眼就把线穿进针眼。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你的手不会做、不能做或是不屑做的！我见过你用手把粘土和着牛粪，去抹农舍的墙；我也见过你的戴着戒指的手从绸衣袖里露出来，举着一杯摩尔达维亚红酒。而当继父跟你闹着玩把你抱起的时候，你的丰腴白皙的双臂又是多么温存地环绕着他的脖颈。这位继父，你教会了他爱我，而我先是因为你爱他就尊敬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生父一样。　　但是，最使我永记不忘的是，你那双略嫌粗糙的、十分清凉而又令人感到十分温暖的手，在我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怎样温柔地抚摩我的头发、脖颈和胸部。我不论什么时候张开眼睛，你总在我身旁，房间里点着夜明灯，你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从黑暗中凝望着我，你自己则是遍体安详、发光，仿佛披着金装。我要吻你那双圣洁的手。　　你——如果不是你，那么就是别的跟你一样的人，——把儿子们送上前线之后，有的儿子你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如果这杯苦酒放过了你，它也不会放过别的像你一样的母亲。但是，假如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还有面包可吃，还有衣服可穿，地里还堆着麦垛，火车还在轨道上奔驰，花园里的樱桃树还在开花，熔铁炉里的火焰还在熊熊发光，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伤病员从地上或床上起来，奋力作战，那么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我的、他的、还有别人的——母亲之手。　　年轻人，我的朋友，你也回顾一下，像我这样回顾一下吧，然后你再说说，除了自己的母亲，你一生中还使什么人的感情受过更大的伤害？我们的母亲不是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他，为了我们的失败、错误和痛苦而白了头的吗？总有一天，在母亲的坟前我们的心会因为这一切而受到谴责。　　妈妈，妈妈！宽恕我吧，因为只有你，世界上只有你能够宽恕我。像我小时候那样把你的手放在我头上，宽恕我吧……　　这样的思想和感情涌集在奥列格心头。他始终不能忘记，他母亲是留在“那边”，还有维拉外婆，“我严峻的岁月中的女友”①，她也是个妈妈，是他母亲和柯里亚舅舅的妈妈，也留在“那边”。　　--------　　①俄国诗人普希金（1799—1837）《给奶娘》一诗中的诗句。　　于是奥列格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木然不动了，长着暗金色睫毛的大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潮润的薄膜。他弓着背坐着，耷拉着腿，大手的有力的长手指交叉着，额头上又露出了深深的纵皱纹。　　柯里亚舅舅、玛丽娜、甚至他们的小儿子，也都安静下来了。同样的寂静也降临到他们后面的大车上。后来连黄骠马和枣红色骏马在这种酷热和拥挤中也感到疲倦了，两辆马车不觉又驰到公路上；公路上的人、汽车和大车的洪流仍旧在不断地滚动。　　人们在这条人间苦难的洪流里无论是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不管他们是说笑也好，打盹也好，喂孩子也好，交朋友也好，在难得碰到的井旁饮马也好——在这一切的后面和上面都已经张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黑影，它已经在北方和南方展开双翅，从背后扑来，比这股洪流更为迅速地在草原上扩展着。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被迫离开家园和亲人，此去前途茫茫，而投出这个黑影的力量又会追上他们，使他们粉身碎骨。这样的感觉像石头似的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第六章　　车辆和逃难的人群靠公路边上移动，轻便马车和农村大车被挤到了那边，新一号井的卡车也夹在里面。卡车上载着矿井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器材、井长瓦尔柯和谢夫卓夫——这个谢夫卓夫，不过几个小时以前，邬丽亚还在他家门旁边见到过。　　步行的还有一所保育院的孩子，这所保育院是当时设在“八家宅”，是收容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孤儿的。这些五岁到八岁的男孩和女孩，由两个年轻保育员和兼任教员的女主任陪着。主任是个中年妇人，锐利的目光若有所思，头上照刈麦妇女的式样包着红头巾，满沾尘土的长统胶靴直接套在只穿着袜子的脚上。　　几辆载着保育院财物的大车，随着孩子们同行，孩子们走累了，就轮流乘坐大车。　　新一号井的卡车刚开到保育院的孩子们跟前，车上的人就全都跳下来，让孩子们坐上去。谢夫卓夫非常喜欢一个浅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女孩，她的小脸儿一本正经，小脸蛋胖乎乎的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克服的趋势。它是无条件，谢夫卓夫说它是小馒头。他几乎一直抱着她，吻她的小手和馒头似的小脸蛋，逗她说话，因为他自己也跟她一样，有着浅黄头发和蓝眼睛。　　轻便马车和农村大车现在跟保育院的大车挨在一起。他们后面是一个带着炊事班、机枪和大炮的部队，在公路上拉得很长。被顿涅茨的天空衬得异样突出的近卫军迫击炮，像军旗般轻快地摆动着，缓缓移动。从远处看不见运载这些迫击炮的卡车，这些奇怪的武器就像凌空在这些蜿蜒好多公里的军人和老百姓的头上移动。　　粘在指战员们皮靴上的锈色尘土，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部队行军已经好几天。队伍的前头，紧跟着大车，是一连自动枪手；大车走得缓慢的时候，他们就从大车两旁绕过去。战士们的脸好像在窑里烧过的耐火砖，他们用一只累坏了的、或是受伤后包扎着的胳膊，像抱婴孩那样把自动枪抱在怀里。　　好像根据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似的，邬丽亚坐的那辆大车似乎成了自动枪连的附属财产，成了连队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行军或是休息的时候，大车总是处在连队当中，不管邬丽亚朝哪里望由后人整理辑录。共35篇，其中9至12篇为伪托或无定论，她总会遇到青年军人慢慢地投过来的或是直接向她射过来的目光。这些军人的皮靴和帽子上都满是灰尘，身上的军便服经过日晒雨淋，不止一次汗湿了又吹干，吹干了又汗湿，并且在潮湿的泥地上、沙滩上、沼泽里、松林中和盐沼里弄得满是泥污。　　虽然是在撤退，战士们在姑娘们面前仍旧精神饱满，爱闹，爱开玩笑，并且像任何一个连在行军中或是休息时一样，在自动枪连里也有他们所喜爱的滑稽大家。　　“你往哪儿去，没有命令你上哪儿去？”只要维克多的父亲想利用一点点机会催马往前钻，那位滑稽大家就要对他嚷嚷。“不行啊，亲爱的朋友，没有我们现在你们是不能走的。我们已经把你们永远编进我们的连队，你们要像军用小铜锅一样永远跟着我们。在给养方面，像锥子啦、肥皂啦、口粮啦，我们都把你们计算在内，至于这位姑娘——愿上帝和正教教会保护她的美丽！——我们每天早上要给她喝咖啡。而且是加糖的！……”　　“对，卡尤特金，别让我们的连队丢面子！”自动枪手们快活地打量着邬丽亚，笑着。　　“怎么样？我们马上就来证实一下。司务长同志！菲佳！他睡着了吗？弟兄们，你们瞧，他一边走一边睡……这个司务长真不赖！把鞋掌都丢掉了……”　　“你倒没有把脑袋丢掉吗？”　　“我丢了一个笨脑袋，它恰巧跑到了你的肩头上，不过那个聪明的倒还在我身上。我的脑袋是装上去的，瞧……”　　于是卡尤特金就端端正正地捧住自己的小脑袋，一手托住下巴，另一只手按住后脑勺——头上的船形帽随便扣在一边眉毛上，——瞪着眼，用头做出旋转的动作，仿佛真的要把脖子旋出来。脑袋和身子要脱离关系的错觉是那样逼真，全连的人和近旁所有的人看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邬丽亚忍不住了，也像孩子似的清脆地笑起来，笑了又觉得不好意思。所有的自动枪手都欢欢喜喜地望了望邬丽亚，仿佛他们知道卡尤特金是专门做给她看的。　　这位滑稽大家卡尤特金个子矮小，动作非常灵活。他满脸都是细皱纹，但是面部表情善于变化，使人再也猜不出他的年龄——他可能是三十开外，也可能是二十不到，从身材和举动看来，他完全是个孩子。他的大大的蓝眼睛四周也布满细皱纹，当他不开口的时候，眼睛深处就突然露出日积月累的倦意，但他仿佛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他的疲倦，所以嘴巴几乎没有停过。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年轻人？”他问邬丽亚的同伴。“哦，我知道了，你们是从克拉斯诺顿来的！”他得意地说。“这位姑娘大概是你们哪位的姊妹？或者，老爷子，请原谅，是您的闺女？啊，这是怎么回事？姑娘跟谁都没有关系，不是什么人的闺女和姊妹，也不是出了嫁的媳妇！到了卡缅斯克她一定要被动员的。动员她去做交通指挥员。指挥街上接连不断的交通！”卡尤特金做了一个无法模仿的手势指指公路上和草原上发生的一切。“她还不如加入我们的自动枪连！……真的，小伙子们，你们眼看就要到俄罗斯了，那边的姑娘多得不得了，可我们连队里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姑娘，她可以教我们谈吐文雅，举止大方……”　　“这要看她自己愿不愿意了，”阿纳托里忸怩地望望邬丽亚，含笑说。邬丽亚竭力绷着脸，结果还是笑了，只好望着旁边，免得和卡尤特金的目光相遇。　　“唔，我们会说服她！”卡尤特金叫道，“我们可以从咱们连里派出几个能说会道的弟兄，不管什么样的姑娘他们都能说服！”　　“要不要真的去呢，现在跳下车就走？”邬丽亚突然这样想，她的心都揪了起来。　　奥列格这时一直在大车旁边走着，他像着了迷似的，眼睛一直盯着卡尤特金。他爱上了卡尤特金，并且希望大家都喜欢他。只要卡尤特金一开口，奥列格就把头往后一仰，咧着嘴大笑起来。他实在太喜欢卡尤特金，他高兴得甚至不时搓着指头尖。但是卡尤特金好像根本没有感到这种情形，甚至没有瞅过他一眼，他对邬丽亚和所有被他逗笑的人，也是一眼都不看。　　有一次，卡尤特金说了一个滑稽透顶的笑话，战士们都在大笑的时候，一辆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的吉普车从草原上赶来，开到连队旁边。　　“立—正！……”　　从连队的人丛中走出一个长脖子上青筋突露的大尉，他一手按住摇晃的手枪套，迅速地迈动两条瘦腿，跑到停下的吉普车跟前。一位胖胖的将军伸出戴着新制帽的圆圆的大脑袋来望了一望。　　“不必了，不必了，”将军说，“稍息……”　　他下了车，跟敬过礼的大尉握了手，那双在他的严峻朴质的脸上发出快活光辉的小眼睛同时迅速地扫视着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行军的自动枪手们。　　“啊，原来是我们库尔斯克人，还有卡尤特金！”将军喜形于色地说。他向吉普车做了一个手势，叫它在草原上跟着开动，自己却跨着以他的体格说来是出人意外地轻快的步伐，和自动枪手们一同步行。“是卡尤特金，好极了……如果卡尤特金活着，这就表示士气是不可战胜的。”他高兴地望着卡尤特金，可是他的话却是对着边走边向他身边挤过来的战士们说的。　　“我为苏维埃联盟服务！”卡尤特金说的时候非常严肃，不像他在这以前用的那种故意提高的、开玩笑的声调。　　“大尉同志，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去干什么，战士们都知道吗？”将军向在他旁边略微靠后一点的连长问道。　　“知道，将军同志……”

　　“他们上次在水塔旁边的表现真了不起，记得吗？”将军迅速扫视着向他身边挤过来的战士们，说。“而主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啊，好就好在这里！”他赞叹地说，好像有人要反驳他似的。“死并不难……”　　大家都明白，将军的话与其说是表扬过去，还不如说是让他们对未来做好思想准备。大家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出现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共同的、含义深长的表情。　　“你们年纪虽轻，可是经验却丰富得很哪！拿我年轻的时候来说吧，简直跟你们没法比，”将军说。“以前我也在这条路上走过。不过，敌人跟现在的不同，装备也不同！要是跟我那时候受的教育来比较，你们受的就是大学教育了……”　　将军动了动他的大脑袋，仿佛是要驱除或是肯定什么想法。在某些场合，这是他不满的表示，在另一些场合，却又是满意的表示。目前这是他满意的表示。大概，青春时代的回忆使他愉快，同时，自动枪手们和他们的已经成为自然的军容也使他高兴。　　“请容许我问一句，”卡尤特金说，“他们进来得很深了吗？”　　“很深，真该死！”将军说。“非常深，弄得咱们已经有些尴尬了。”　　“还要进来吗？”　　将军默默地走了一会。　　“那就要看我们了……去年冬天我们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又积聚了力量。他们搜集了整个欧洲的技术装备，集中一点，专向我们进攻。他们估计我们一定顶不住。可是他们没有后备力量……瞧，问题就在这里！……”　　将军的目光落到前面的一辆大车上，他突然在车上的人们中间认出了德国俯冲轰炸机飞过时他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个单身姑娘。他可以想象得出，在他乘着吉普车赶到师的第二梯队里逗留片刻便又赶上经过克拉斯诺顿的先头部队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姑娘可能遭遇的一切和她的感受。将军脸上现出了一种不仅是怜惜，而且是阴郁的关切的表情，他突然加快了脚步。　　“祝你们成功！”　　他做一个手势叫吉普车停下，迈着对他这个胖子说来是非常出人意料的轻快的步伐，很快地走到吉普车跟前。　　在将军跟自动枪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卡尤特金的举动以及他向将军提出的问题都非常严肃。显然，他认为在将军面前无须施展出使他在战士们中间博得注意和喜爱的那些特点。但是吉普车刚从眼前消失，卡尤特金全身就又充满了原先那股谈笑风生的精力。　　一个身材魁伟、大手像锅底那样乌黑的步兵战士，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油污的布包，喘吁吁地从队伍的后排挤出来。　　“同志们！矿井的汽车是在这儿走吗？”他问。　　“喏，它在那边，不过是停着！”卡尤特金指着那辆坐满小孩子的卡车，开玩笑说。　　队伍果然由于前面堵塞而停了下来。　　“对不起，同志们，”那个战士走到瓦尔柯和谢夫卓夫面前，说。谢夫卓夫小心地把浅黄头发的小姑娘放了下来。“我要把几件工具交给你们。你们是技术人员，会用得着，可是我带着它行军，反而成了累赘。”说着他就动手在他们面前打开那个油污的布包。　　瓦尔柯和谢夫卓夫弯下腰来看他手里的东西。　　“你们看见吗？”战士郑重地说，他把布包在大手上摊开，让他们看一副崭新的钳工用具。　　“我不明白——你是要卖还是怎么？”瓦尔柯问，抬起浓眉下面茨冈式的眼睛不友好地望着他。　　战士的砖红色的脸涨得发紫，满脸冒出汗珠。　　“你怎能这样说！”他说。“这是我在草原上捡来的。我走过的时候，看见它用布包着，大概是什么人失落的。”　　“也许是故意扔掉的，为了跑起来轻便些！”瓦尔柯冷笑了一声。　　“一个手艺人不会把工具扔掉。是失落的。”战士只对着谢夫卓夫冷冷地说。　　“多谢，多谢，朋友……”谢夫卓夫说着，一面连忙帮助战士包起工具。　　“好啦，总算让它有了个着落，不然怪可惜的，挺好的工具。你们有汽车，我是带着全副装备行军，叫我往哪儿放！”战士有些高兴起来，说。“祝您幸运！”他只跟谢夫卓夫握了握手，就跑了回去，很快地混在队伍里面。　　瓦尔柯对他的背影默默地望了一会，脸上露出刚毅的赞许的表情。　　“真是好样的……是的……”瓦尔柯沙声说。　　谢夫卓夫一手拿着这包工具，一手抚摩着那个长着淡黄头发的小女孩的头，这时他明白了，他的井长不信任那个战士，并非因为不够热情。他——这个有几千人干活、每天要出产几千吨煤的企业的领导人，大概见惯了有时有人要欺骗他。这个企业现在已经被他这个当井长的亲手炸毁；里面的人一部分被遣送出去，一部分留下的是凶多吉少。于是谢夫卓夫初次想到，此刻井长心里该有多么沉痛啊。　　到傍晚，开始听见前面有炮声。夜里炮声愈来愈近，连一排排的机枪声都听得清。在卡缅斯克地区那边，整夜可以看见闪光，有时火光亮得竟照亮了整个队伍。大火的红光时而在那边，时而在这边把天空染成葡萄酒色，把浓重的紫红光辉倾泻在黑暗草原里的坟墓顶上。　　“是阵亡将士公墓，”维克多的父亲说，他默默坐在马车上，自制烟卷的火星有时照亮他的多肉的脸。“这不是古墓，是我们的公墓。”他喑哑地说，“我们曾经跟着巴尔霍明科①和伏罗希洛夫在这里突过围，埋葬过自己人……”　　--------　　①巴尔霍明科（1885—1921），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将领，曾参加顿河地区粉碎反革命军队的战斗和察里津保卫战，后来在与马赫诺匪帮作战时牺牲。　　阿纳托里、维克多、奥列格和邬丽亚都默默望了望那些浴着火光的坟墓。　　“是啊，关于上一次的战争，我们在学校里不知写过多少文章。我们梦想，我们羡慕我们的父辈，现在战争临到我们头上来了，仿佛故意来考验考验我们是哪一种人似的，可是我们却在避开……”奥列格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夜间，队伍的移动发生了变化。现在各机关和民用的汽车和大车以及逃难的人群全都停了下来，——据说前面在过军队。最后轮到自动枪手们出发了，他们在黑暗中忙碌起来，弄得武器发出轻轻的响声，整个部队也开始蠕动。汽车紧挤在一起给他们让路，马达轧轧地响着。手卷纸烟的火星在黑暗中闪闪烁烁，好像是天上的小星星。　　有人碰了碰邬丽亚的臂肘。她转过身来。是卡尤特金站在大车那面，背对着维克多的父亲坐的地方和青年们站的地方。　　“过来一会儿。”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力量使她下了车走到他跟前。他们朝旁边走了几步。　　“对不住，我来打搅您。”卡尤特金轻声说，“你们去不得卡缅斯克，它眼看就要被德国人占领；顿涅茨河那一边，德国人也进来得很深。我对您说的话，您可别告诉别我，我没有权利说出来，但是你们是自己人，要是让你们平白无故地牺牲，我觉得于心不忍。你们得改变方向朝南面一点去，就这样，也但愿上帝保佑你们能赶得及。”　　卡尤特金跟邬丽亚说话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出，好像他手心里捧着一个火星，生怕把它吹熄。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它是严肃而温和的，眼睛里也不含有倦意，在黑暗中发着光。　　他跟邬丽亚说话的态度，比他说的话更使邬丽亚感动。她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卡尤特金轻声问。　　“邬丽亚娜·葛洛莫娃。”　　“你有没有自己的照片？”　　“没有。”　　“没有……”他伤心地重复了一句。　　邬丽亚心里突然感到惋惜，同时又起了一种淘气的念头，于是她弯下身子，紧凑着他的脸。　　“我没有照片，”她轻声说，“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好好地望望我，”她沉默了一会，乌溜溜的眼睛直盯着他望了半晌，“你就不会忘掉我了……”　　他木然不动，只有他的大眼睛有一会儿在黑暗中射出悲哀的光芒。　　“是的，我不会忘掉你。因为你是不能被忘掉的。”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再见了……”　　说着，他就踏着沉重的军靴，走进了连队。连队在黑暗中愈走愈远，他们的烟卷的火星好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银河。　　邬丽亚还在考虑，要不要把他对她说的话告诉什么人。但是显然，这件事不止他知道，而且已经传遍了整个队伍。　　她走到大车跟前的时候，好多汽车和大车已经到了草原上，向着东南方行进。逃难的人们也连续不断向着同一方向走去。　　“只好去李哈雅了。”响起了瓦尔柯的沙哑的声音。　　维克多的父亲向他问了一句什么。　　“何必要分开，命运既然已经把我们联在一起，我们就一块走吧。”瓦尔柯说。　　黎明时分，他们已经到了没有道路的草原上。　　在空旷的草原上，晨曦是无比的美丽。晴朗的天空高悬在这儿几乎是完整无恙的无垠的麦田上。谷底翠绿的再生草被露水镀成了银色；太阳直对着人升起，一滴滴露珠里反映出顺着峡谷移动的柔和的、彩虹般的日光。但是在晨曦中，孩子们的疲惫不堪的、没有睡醒的、瘦削的脸和大人的阴沉疲倦、惊惶不安的脸却显得格外悲伤。　　邬丽亚看见了保育院的主任。她那双直接套在袜子上的长统胶鞋上满是尘土。她脸色发黑。她一路上都是步行，昨天夜里才坐上一辆大车。顿涅茨的太阳好像把她晒干并且晒焦了。显然这一夜她也没有睡，一直默不作声，机械地做着一切，她的锐利的若有所思的眼睛里露出不是这个阳世所有的、而是阴间的表情。　　一清早，空中就有发动机不住地嗡嗡响着。看不见飞机，但是左前方一直发出震撼空气的隆隆的轰炸声，有时在空中老远的地方还有机枪的嗒嗒声。　　在顿涅茨河和卡缅斯克上空那边，展开了在这里只能听见、但是看不见的空战。只有一次他们看见前面有一架德国俯冲轰炸机投弹完毕低低飞去。　　奥列格突然跳下轻便马车，等待农村大车走过来。　　“只要想一想，不，只要想一想，”他抓着车沿在大车旁边走着，潮润的大眼睛望着同伴们，说，“如果德国人已经过了顿涅茨河，方才和我们一块的那个部队要在卡缅斯克阻挡他们的话，那么那个部队是走不掉了，那些自动枪手，那个给大家逗笑的妙极了的小伙子，还有那个将军，他们统统都走不掉了！这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他们在动身的时候就知道！”　　奥列格激动地说。　　邬丽亚想到卡尤特金是在死神面前和她告别，就突然感到心里好像被尖刀戳穿似的；她回忆起自己对他说的话，不禁羞得满脸通红。但是纯洁的内心的声音对她说，她并没有说过什么话会使卡尤特金临死时回忆起来感到痛苦。　　      第七章　　逃难的人们还是不断地通过克拉斯诺顿。城市上空一直滞留着乌云般的尘埃。人们的衣服上、花草上、以及牛蒡和南瓜的叶子上，都盖着一层肮脏的黑褐色的尘土。　　在公园后面的铁路支线上，列车轰隆轰隆地来回行驶，从一个个矿井里收集还可以运走的设备。可以听到机车的呼哧声、汽笛声和扳道员的喇叭声。从过道口那边传来激动的人声、无数的脚踏着尘土的沙沙声、汽车的呜呜声和炮架的轮子经过垫板时的隆隆声——这是军队在继续撤退。从小丘背后这个或那个方向，不时传来远处轰轰的排炮声，仿佛在这些小丘后面的无垠的大草原上，有人在滚动着一只其大无比、高及天际的空桶。　　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两层砖砌建筑物外面，在通到公园大门为止的宽阔的大街上，还停着一辆卡车。一群男男女女从敞着的大门里把公司剩下的最后一批财产搬出来，装上卡车。　　大伙在干活的时候镇静、迅速、肃静无声。他们的忧心忡忡的脸上和因为拖重东西而肿胀的手上，都是汗水和污垢。略靠旁边一点，就在公司的窗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谈话，显然和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既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不管是这辆卡车，是这些满身汗水的肮脏的人，还是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说来都不会而且不可能比他们谈话的题材更为重要。　　姑娘穿着粉红上衣，光脚穿着黄皮鞋。她生得高大、丰满，浅黄色头发。深色的、发出暗淡光辉的、杏仁般的眼睛略微有点斜视。由于她有点斜视，她抬起秀丽的头望着青年的时候，像缎子般光滑的、雪白丰满的脖子就微歪着。　　青年生得个子瘦长，四肢不匀称，背有点儿驼。洗旧了的斜领蓝衬衫的袖子，对他的长胳膊已经嫌短；腰里束着一根窄皮带；棕色条纹的灰色裤子也略微嫌短；光脚穿着便鞋。长长的深色的直头发不肯听话，在他说话的时候总要垂到他的额上和耳朵上，他得常常把头猛地一甩，把头发甩到后面去。他的苍白的脸属于几乎晒不黑的类型。而且他还非常怕羞。但是他面部的表情里却含有无限的天生的幽默，同时还蕴藏着似乎马上就要发出闪光的灵感，这激动着那个姑娘，使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　　他们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在听他们或是注意他们。但是的确有人在注意他们。　　在大街斜对过的一所标准式房屋的大门附近，停着一辆老式的、车轮很高的黑色小汽车。汽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有的地方变成红色，有的地方被磨擦得发出白铁的闪光，它好像是福音书里的骆驼，因为要穿过针眼而擦破了两肋。这是苏联汽车制造工业的第一批产品，俗称“迦济克”①，现在到处都已经被淘汰了。　　是的，这是“迦济克”——这种汽车曾经在顿河和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在北方的冻土带驰骋过几千几万公里；它们几乎是沿着羊肠小径攀登高加索和帕米尔的丛山，它们深入到阿尔泰山和锡霍特—阿林山脉的原始森林；它们为第聂伯河水坝、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厂的建设工程出过力；它们载送朱赫诺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到北方机场去营救诺皮列的探险队②；它们穿过暴风雪和冰群，沿着阿穆尔河的冰道开去支援共青城的第一批建设者。总之，这种“迦济克”曾鼓足力量，竭尽全力地背负起协助完成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任，它们尽了力，变得陈旧了，就让位给更为完善的汽车，也就是它们尽力帮助建成的那些工厂的产品。　　--------　　①“迦济克”是“迦兹”的爱称。“迦兹”是“高尔基汽车厂”的缩写，这里是指汽车牌子。　　②诺皮列（1885年生），意大利飞艇设计师和极地探险家，一九二八年乘“意大利”号飞艇赴北极探险失事。苏联破冰船“克拉辛”号参加了营救该艇上全体人员的工作。　　停在标准式房屋外面的那辆“迦济克”是一辆轿车。车内后座脚下放着一只沉重的长木箱；在座位和木箱的横头，摞着两只手提箱；箱子上面放着两只塞得满满的背囊，一直顶到车篷；靠着背囊放着两支装了弹盘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旁边还放着一叠弹盘。在剩下的空座位上，坐着一个面貌端正、浅黄头发、皮肤被晒黑的妇人。她穿的那件质地结实的旅行衣，因为长期日晒雨淋而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她的腿已经没有地方好放，只好交叠着，勉强塞在木箱和车门中间。　　这个妇人老是不安地从车门上早已没有玻璃的通风窗里朝外望，一会儿望望标准式房屋的台阶，一会儿望望在公司外面装车的卡车那边。她显然是在等人，而且已经等了好久，她因为那些装车的人会看到这辆孤零零的轿车和车子里面她这个妇人而感到不快。不安的神情像阴影似的在她的线条端正的脸上掠过，后来她又仰靠在座位上，从车门的窗洞里沉思地注视着在公司窗下交谈的那对青年男女。她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了，在她的灰眼睛里和她的坚毅的、棱角分明的嘴唇上，不觉都露出了一丝善良而感伤的笑意。　　这妇人大约三十来岁；她不知道，当她望着那对青年男女时在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善意的惋惜和惆怅，只是表示她已经三十岁了，她不能再像他们那样了。　　那对青年男女不顾四周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正在互相倾吐爱慕。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就要分离了。但是他们倾吐爱慕的方式是少年时代独有的，那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谈，唯独不谈爱情。　　“万尼亚①，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微歪着头，闪烁的、时时放出光辉的眼睛望着他，说。在他眼里，世上再也没有比这微歪的头更可爱的东西了。　　“我还以为我们要走了，我就此看不到你了……”　　--------　　①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你可明白，这几天我为什么不来吗？”他用微哑的低音问道，一双近视眼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这双眼睛里蕴藏着的灵感，好像灰烬底下的煤火似的，马上就要发出闪光。“不，我知道，你一切都会了解……三天前我就该走了。我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来向你告别，可是共青团区委会突然把我找去。他们刚刚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一切就弄得乱七八糟了。我那个专修班撤退了，我却留了下来，使我很伤脑筋。同学们都来找我帮忙，我自己也知道应该帮忙……今天奥列格叫我搭他们的马车去卡缅斯克，——　　我们是好朋友，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走……”　　“你可知道，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说，她的发出暗淡光辉的眼睛一直望着他。　　“老实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想，我还可以看到她好多好多次。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他低声说，他的目光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眼睛，他完全被她的略带红晕的脸、丰腴的脖子、以及在粉红上衣底下可以感觉得到的整个丰满的身体所发出的那股热烈温存的暖意俘虏了。“你能想象得出吗？伏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都要我负责！幸亏我有一个好帮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记得吗？是我们学校里的。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睡过觉。白天黑夜两条腿不得闲：找大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找饲料啦，这儿不知道哪个车胎爆了，那儿的马车又得送到打铁房去修理。简直搞得你晕头转向！……但是，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带着羞怯的微笑说，“昨天夜里我走过你们的家，我的心都要停了！我想，去敲下门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后来我记起了你的父亲。不行，我心里想，万尼亚，忍耐一下吧……”　　“你可知道，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她又要说了。　　但是他说得正在兴头上，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我要看不到她了！你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吗？原来有一个保育院——就是去年为收容孤儿在‘八家宅’组织起来的那一个——还没有撤退。保育院主任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捷姆奴霍夫同志，帮帮忙吧。哪怕能通过团委弄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把我们送走，可是今天早上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都没有交通工具。我再这么四面一跑，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到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没影儿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他的不听话的长长的直头发都落到了额上和耳朵上，但是他立刻猛地把头一甩，把头发甩回去。“这些人真妙！”他笑着说。“嗨，我心里想：万尼亚，你的事情不妙！你要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克拉娃①了。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着手去办这件事，居然弄到了五辆大车！你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从军人那里。主任和我们告别的时候，眼泪几乎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对若拉说：‘你快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也去收拾一下。’后来我暗示他，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你就等我一下，总之，我向他暗示了这个意思……我刚整理好东西，你知道是谁冲进来了？是托里亚·奥尔洛夫，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个外号叫“雷响’……”　　--------　　①克拉娃是克拉芙萁雅的小名。　　“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拚命压低声音说，她的眼睛里放出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了。要知道，我又不能去找你。”她用非常柔和的低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突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惊奇。　　“啊，你怎么不明白？”她忸怩起来，“叫我对父亲怎么说呢？”　　在这次谈话中，恐怕她至多也只能说到这里：最后要让他懂得，他们的关系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这里面存在着秘密。她无论如何应该向他提醒这一点，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的话。　　他沉默起来，朝她看了一眼。这一看，使她的整个大脸、她的丰腴的白脖颈直到粉红上衣领口露出的胸口，突然都变得跟这件上衣一样颜色了。　　“不，你不要以为他不喜欢你。”她闪动着杏仁似的、略微斜视的眼睛，急急地说，“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这个捷姆奴霍夫很聪明……’你知道，”这时她的声音又变成柔和的、迷人的低音，“你要是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退的可能，是他的头脑里不曾想过的。这种可能的诱惑力非常大，使他不禁茫然失措了，他望了望她，尴尬地笑了一笑。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心不在焉地顺着街道望过去。他背对公园站着，这条通向南方的长街，被迎面射来的炎热的阳光照射着，整个都展现在他面前。在远处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那里，街道仿佛到了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显现出草原上一些蓝色的丘陵，丘陵后面不断腾起远方大火的烟雾。但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只听到隆隆的炮声、公园后面机车的鸣笛声以及从小就熟悉的扳道员的号声，在草原的天空下，这种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清脆明晰，充满和平的意味。　　“我的东西都没有带，克拉娃，”他发愁地、慌乱地说，一面摊开双手，好像要让人家看看他的披散着深亚麻色长发的、光着的头，看他的这件洗旧了的、袖子嫌短的充缎衬衫，这条穿旧了的、嫌短的棕色条纹裤子和光脚上穿的便鞋。“我连眼镜都没有拿，连你都看不清楚。”他闷闷地开玩笑说。　　“我们去问问爸爸，再乘车子去拿你的东西。”她热情地低声说。她歪着头望着他，甚至动了一下要去握他的手，但是没有敢握。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戴着便帽，穿着灰色旧上装和皮靴，提着两只箱子，满脸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他打量着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的箱子，可是卡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来，柯瓦辽夫同志，我来放。”站在卡车上的包裹和箱子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接着，他屈下一膝，一只手撑着车沿，把箱子一只一只地接了过去。　　这时候，万尼亚的父亲也是绕过卡车，走了过来。他的晒黑的、青筋暴露的、瘦削的双手捧着一包好像是从洗衣房取出来的东西，里面大概是床单。他捧着这包东西非常吃力：他伸直胳膊捧着这包东西，艰难地拖着发软的长腿，脚底在地面上擦着。他的拉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汗珠，甚至晒黑的皮肤都变得苍白起来。在这张瘦削疲惫的脸上，那双严厉得令人痛苦的、发出不健康光辉的、颜色很淡的眼睛，显得特别惹人注意。　　万尼亚的父亲，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捷姆奴霍夫，在公司里当看门人；而克拉娃的父亲柯瓦辽夫，管理处的总务主任，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柯瓦辽夫像大多数总务主任一样，在平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承受着人们的愤懑、嘲笑和蔑视的重担，只是由于他们个别不诚实的同行损害了别人，人家就把怨气发泄到全体总务主任的头上。像柯瓦辽夫这样的总务主任，到了困难时刻就显示出，世上真正的总务主任是什么样的。　　最近几天里，自从他接到经理的命令要运走公司的财产那一刻起，他就不顾同事们的恳求和埋怨，不顾一部分上级的阿谀的友好表示（这些上级在平时对他并不见得比对前厅里荷兰式火炉旁边的扫帚更为注意），不顾这一切，他仍旧像平时一样沉着、稳妥、迅速地把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都包装起来，装车运走。今天凌晨，他接到公司负责疏散工作的特派员的命令，要他刻不容缓地毁掉不能运走的文件，并且赶紧向东方撤退。　　但是，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柯瓦辽夫依然沉着而迅速地先把特派员本人和他的财物送走，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继续把公司里剩下来的财产运走，因为他的良心不许他不这样做。他最害怕的是，即使在这个悲痛的日子，人家也会像平时那样责难他，说他首先为自己打算，因此他毅然决定带家属乘最后一辆车子离开。他总算为自己保留了一辆撤退时用的车子。　　可是公司看门的捷姆奴霍夫老头，却因为年老多病，根本不准备走，而且也走不了。几天前，他像所有不能离去的职员一样，拿到了附有两星期退职金的解雇书。这表示他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但是这几天来，他还是白天黑夜地拖着因为风湿而残废的腿，帮助柯瓦辽夫把公司的财产打包、装车、运送出去，因为老头一向是把公司的财产看得跟自己的财产一样。　　捷姆奴霍夫老头是顿涅茨的老矿工，一个手艺非常高明的木匠。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从唐波夫省移民过来，就开始在矿井里挣钱谋生。在顿涅茨土地的地下，在最危险的岩石的堆方和滑块上，他挥舞着神奇的小斧头，支护着巷道，斧头到了他手里就像金鸡一样啄食着，飞舞着，歌唱着。捷姆奴霍夫老头从年轻时就一直在潮湿的地方干活，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退休之后到煤业联合公司当看门人，他做看门人也就像他以前做木匠一样卖力。　　“克拉娃，快些准备吧，去帮母亲的忙！”柯瓦辽夫吼叫了一声，用结实的脏手背挥去破帽舌下面的额上的汗。“啊，是万尼亚！”他看见万尼亚，随便地说，“你看，变成什么样子啦？”他愤愤地摇了摇头，但是马上抢过老捷姆奴霍夫手里捧着的包裹，帮他举起来放到车上。“真想不到，竟然活到这种地步！”他喘着气接下去说，“唉，这些该死的东西！”这时响起一阵特别震耳的隆隆声，好像是有一只巨大的木桶发疯似地在地平线上滚过去似的，气得他的脸都歪扭了。“你怎么样，不走吗？你的儿子走吗，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　　老捷姆奴霍夫没有回答，也不瞅儿子一眼，又去拿包裹：他既替儿子担心，又对儿子不满，因为儿子在几天前不肯到萨拉托夫去追赶他今年夏天念过书的伏罗希洛夫格勒法律专修班。　　克拉娃听到父亲的话，暗暗向万尼亚丢了个眼色，甚至触了触他的衣袖，自己已经要开口对父亲说什么。但是万尼亚抢了先。　　“不，”他说，“我此刻不能走。我还要替沃洛佳①·奥西摩兴弄一辆大车，他因为阑尾炎动了手术，现在正躺着呐。”　　克拉娃的父亲吹了一声口哨。　　--------　　①沃洛佳是符拉基米尔的小名。　　“你会弄到的！”他嘲笑而又沉痛地说。　　“而且，我不止一个人，”万尼亚说，他避开克拉娃的视线，嘴唇突然发白，“我有个同学若拉·阿鲁秋仰茨，跟我一起奔走。我们约好要等一切事情办完了，才一块儿步行撤退。”　　万尼亚说得丝毫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望了望克拉娃，只见她的深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霾。　　“原来如此！”柯瓦辽夫说，他根本没有把万尼亚、若拉以及他们的约言放在心上，“那么，暂时告别了。”他朝万尼亚迈了一步，伸出汗湿的大手跟他握手，这时一阵排炮的响声把他震得哆嗦了一下。　　“你们是去卡缅斯克还是去李哈雅？”万尼亚声音很低地问。　　“去卡缅斯克？！德国人马上就要占领卡缅斯克了！”柯瓦辽夫吼叫起来。“我们去李哈雅，只有李哈雅可以去！我们先去别洛卡里特文斯卡雅，过顿涅茨河。你们赶上来找我们吧……”　　他们上面有什么东西卡嚓一响，又当的一声，接着就有一阵尘土落了下来。　　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二楼公司计划处办公室的窗子打开了，窗口伸出一个有点秃顶的、红红的胖脑袋，脸上和脖颈上的汗简直像小溪一般流着，仿佛汗珠马上就要滴到下面的人身上。　　“您难道还没有走，斯塔庆柯同志？”柯瓦辽夫认出这是计划处主任的脑袋，觉得很奇怪。　　“没有，我在这里整理文件，免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落到德国人手里。”斯塔庆柯的低沉的嗓音像平时一样轻轻地、客气地说。　　“真是巧极了，总算您运气好！”柯瓦辽夫高呼道，“再过十来分钟我们就要走了！”　　“你们走吧，我总有办法离开的，”斯塔庆柯客气地说，“告诉我，柯瓦辽夫，你知不知道，那边停的是什么人的汽车？”　　柯瓦辽夫、他的女儿、万尼亚和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都转过头去朝“迦济克”那边望了一下。　　“迦济克”里面的妇人立刻改变姿势，把身子向前移动一下，使人们从车门的窗上看不到她。　　“他不会带你去的，斯塔庆柯同志，他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柯瓦辽夫高声说。　　他跟斯塔庆柯一样，知道州党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去年秋天就在这所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单身住在里面：他的妻子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　　“我又不想沾他的光。”斯塔庆柯说，他那老酒鬼的通红的小眼睛望了望柯瓦辽夫。　　柯瓦辽夫突然发窘了，连忙偷眼望了望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不知他懂不懂得斯塔庆柯的话里带刺。　　“我太天真，以为他们早就溜了，可是忽然看见一辆汽车，心里就想，这不知是谁的车子？”斯塔庆柯笑眯眯地解释说。　　他们还对那辆“迦济克”望了一会。　　“结果呢，他们还没有全走掉。”柯瓦辽夫沉着脸说。　　“唉，柯瓦辽夫，柯瓦辽夫！”斯塔庆柯声调悲伤地说。　　“做一个比罗马教皇更虔诚的信徒是没有好处的。”他把柯瓦辽夫根本不知道的一句谚语说错了①。　　--------　　①原来的谚语是：总不能做一个比罗马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斯塔庆柯是暗示柯瓦辽夫不必为苏维埃政权过分尽力。　　“斯塔庆柯同志，我是个普通干部，”柯瓦辽夫嗄声说，他挺直身子，眼睛不是望着上面的窗口，而是望着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我是个普通干部，不懂您的暗示……”　　“你干吗生我的气？我又没有说什么得罪你的话……一路平安，柯瓦辽夫！在到萨拉托夫之前，我们恐怕不会见面了。”　　斯塔庆柯说，上面的窗子砰的一声关上了。　　柯瓦辽夫抬起若有所思的眼睛，和带着几分困惑不解的神情的万尼亚互相对视了一眼。柯瓦辽夫的脸突然涨成深紫色，好像有人得罪了他似的。　　“克拉娃，去准备吧！”他高喊一声，就绕过卡车走进公司去了。　　柯瓦辽夫是真的生气了，不过并不是为他自己生气。他气的是，一个不是像他柯瓦辽夫这样的普通干部（这种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抱怨、诉苦，还情有可原），而是像斯塔庆柯那样接近当局的人，和政府的代表们过往密切，在太平盛世对他们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现在到了这些代表们不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这个人却来责难他们。　　“迦济克”里的妇人因为自己引起人们的注意，感到十分焦急不安，她的脸涨得通红，气愤地望着标准式房屋的门。　　      第八章　　普罗庆柯和另外两个人坐在一间通后院的房间里。他们打开窗子，让过堂风把烧文件的烟吹出去。房东一家几天前就离开了。这个房间跟整座房子一样，空寂、凄凉，叫人待不下去：活人离开了房子，只留下一个空壳。东西都挪动了。普罗庆柯跟那两个人不是坐在桌旁，而是坐在房间当中的椅子上谈话。他们在商量当前工作的初步计划，交换秘密接头的地址。　　普罗庆柯马上就应当离开，前往游击队根据地；他的助手在几小时前已经出发到那边去了。作为州的地下工作领导人之一，普罗庆柯应该待在以米佳金镇附近的森林为基地的游击队里，米佳金镇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罗斯托夫州交界的一个哥萨克村庄。他的两个同伴却要留在这儿克拉斯诺顿。他们俩都是真正的顿涅茨矿工，在上一次德军占领时期和邓尼金①白匪统治时期参加过国内战争。　　--------　　①邓尼金，沙皇将军，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在南俄和乌克兰建立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的头目。　　留下担任地下区委书记的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比他的同伴年纪略大一些，已经五十开外。他的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特别是两鬓和前面。他的修得短短的刚硬的口髭也斑白了。可以感觉得到，他当年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身上和脸上都变得虚胖起来，两腮胖得朝下坠，这样一来，本来就有些笨重的下巴就显得格外笨重了。刘季柯夫一向爱整洁，即使在目前这种情况也是穿着一套对他肥大的身躯很合身的整洁的黑衣服和干净的翻领白衬衫，紧紧地打着领带。　　他是一个老工匠，在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初几年就成了劳动英雄，他是作为生产人员被提拔起来的：起初在很小的企业里做负责人，渐渐地就到了愈来愈大的企业里。他在克拉斯诺顿已经工作了十五六年，最近几年担任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中央工厂的机械车间主任。　　他的地下工作的同伴马特维·舒尔迦，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去支援农村的产业工人之一。舒尔迦的父名是柯斯季耶维奇，大家也多半这样叫他，柯斯季耶维奇就是乌克兰语的康斯坦丁诺维奇。他是克拉斯诺顿人，后来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业有关的职务。战争爆发时，他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部的一个农业区里担任区执委会副主席。　　在克拉斯诺顿第一次受到被占领的威胁时，刘季柯夫就知道他将要留下来做地下工作；舒尔迦跟他就不一样，他是在两天前才根据他个人的请求而接到委派的，因为他工作的那个区已经被德军占领了。大家认为让舒尔迦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的确有着方便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他是本地人；另一方面，这里已经不大有人认识他了。　　舒尔迦，或是柯斯季耶维奇，大约四十五岁光景，生得膀粗腰圆，浓眉大眼，结实的脸膛晒得很黑。脸上的毛孔里带着稀疏的黑斑，——这是职业的痕迹，久做矿工和铸工的人，脸上永远留着这种黑斑。柯斯季耶维奇此刻把便帽推在后脑上，露出他的剪成平顶的头，他的粗大的头顶骨的结实程度是罕见的。他的眼睛也大得像牛眼一样。　　在整个克拉斯诺顿，没有一个人的心情像他们三个人那样镇定，同时又那样慷慨激昂。　　“留下来听你指挥的都是些很好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真正的人，跟这些人在一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普罗庆柯说，“你自己打算住在什么人家里？”　　“就在我原来住的地方，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家里。”　　刘季柯夫说。　　普罗庆柯的脸上露出的不是惊奇，而仿佛有几分怀疑。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我干吗要躲起来，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您自己想想看，”刘季柯夫说，“我这个人在这个城里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根本没法躲藏。巴腊柯夫也是这样。”他提到的是地下区委的第三位领导人的名字，那人不在这里，“德国人一下子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我们躲起来，越发会引起他们的疑心。我们用不着躲。德国人迫切需要我们的工厂，我们呢，就送上门去！我们说：‘厂长跑了，工程技术人员被布尔什维克强迫带走了，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留下来给你们德国人工作的。工人们跑散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没有工程师吗？就给你巴腊柯夫，一位机械工程师！他还会讲德国话……我们就给他们干点活。”刘季柯夫说的时候脸上毫无笑意。　　他注视着普罗庆柯，他的目光是严峻而专注的，含着对一切都不肯轻信、而要通过独立思考来检验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智慧的表情。　　“那么巴腊柯夫的意见怎么样？”普罗庆柯问。　　“这是我们的共同计划。”　　“你可知道，你们俩首先会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普罗庆柯问。他有本领从各方面来看问题，看到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　　“我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刘季柯夫回答说。　　“问题倒不在这里。共产党员去给德国人做事，是他们德国人求之不得的事！但是他们也许等不及明白对他们的好处：你们还没有把来意说明白，他们一发火已经把你们……”普罗庆柯指指天花板①。　　--------　　①意思是把他们绞死。　　“我们头几天不露面。等需要我们的时候再出来。”　　“对！问题就在这里。我倒想知道，你躲到哪里去？”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会有地方把我藏起来……”刘季柯夫在全部谈话时间里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一笑使他的朝下坠的沉重的脸变得非常开朗。　　普罗庆柯脸上疑虑的神情消失了，他对刘季柯夫感到满意了。　　“那么舒尔迦呢？”他望了望舒尔迦，问道。　　“他不是舒尔迦，他是奥斯塔普楚克·叶夫多金，”刘季柯夫说，“在他的机车制造厂的劳动手册上是这么写的。几天前，他到我们的机械车间来做钳工。事情很明白：他原来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是个单身汉，战事发生之后，他来到了克拉斯诺顿。等将来工厂要开工的时候，我们把钳工奥斯塔普楚克也叫来给德国人干活。我们来给他们干。”刘季柯夫说。　　普罗庆柯转过身来向着舒尔迦，不自觉地不讲他刚才对刘季柯夫讲的俄语，而开始讲起一种俄语和乌克兰语相夹杂的话来。舒尔迦，讲的也是这种话。　　“告诉我，柯斯季耶维奇：在给你做隐蔽用的住所里面，至少有一个人是你本人认识的吧？换句话，这些人你自己对他们都了解吗？他们的家庭怎么样？他们接近的是些什么人？”　　“要说我是不是了解他们，那我对他们是不太了解的，”舒尔迦抬起神情镇定的牛眼似的大眼望着普罗庆柯，慢慢地说，“一个地址在我们按照旧习惯管它叫‘鸽房’的地方，那是康德拉多维奇，或者叫伊凡·格纳简柯的。他在一九一八年是个好样的游击队员。第二个地址在‘上海’，是福明·伊格纳特的。我自己并不认识他，因为他是新近到克拉斯诺顿来的，可您大概也听说过，他是我们四号井的一个斯达哈诺夫①工作者，据说是自己人，他同意这样做。方便的是他不是党员，虽然很出名，不过据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社会工作，没有在集会上讲过话，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　　--------　　①斯达哈诺夫是三十年代苏联煤矿工业技术革新者。　　“你到他们家里去过吗？”普罗庆柯追问道。　　“康德拉多维奇，也就是伊凡·格纳简柯家里，我最后一次是十二年前去的。可是福明家里我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哪里有工夫去呢，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您自己也知道，我是昨天才到的，而且是昨天才批准我留下来，给了我这几个地址的。我想，挑选他们的人对他们总该熟悉吧？”舒尔迦又像回答，又像询问似地说。　　“你们听我说！”普罗庆柯竖起一个指头，先望望刘季柯夫，然后又望望舒尔迦，“别相信纸上写的，别相信别人的话，别相信别人的指使！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检查，用自己的经验检查。组织你们的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已经不在这里，这你们是知道的。遵照秘密工作的规矩——那是很有道理的规矩！——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许，已经快到新切尔卡斯克了。”普罗庆柯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说，这时有一颗活泼的小火星迅速而高兴地从他的一只蓝眼睛里独脚跳进另一只，“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意呢？”他接下去说，“我这些话的用意是，建立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政权还在这里，可是德国人要来了，这时就要对人们再进行一次考验，用生和死来考验……”　　他没有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思想。临街的门砰的一响，外面房间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坐在外面“迦济克”里的那个妇人走了进来。她脸上明白显露出她在等待普罗庆柯时的全部感受。　　“你等得心焦了吧，卡佳①？我马上就来。”普罗庆柯咧开嘴巴抱歉地微笑着说了，就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是一位教师。”他突然非常得意地说。　　--------　　①卡佳是叶卡杰林娜的小名。　　刘季柯夫尊敬地握了握她的有力的手。她和舒尔迦本来认识，就对他笑笑说：　　“您的妻子呢？”　　“我一家都在……”舒尔迦正要回答。　　“啊，对不起……原谅我。”她突然说，连忙用手把脸捂住，但是从指缝里和手掌旁边还可以看得出她是满脸通红。　　舒尔迦的一家都留在德军占领区，这也是舒尔迦请求把他留在州里做地下工作的原因之一。他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离开，因为德军来得太突然，那时舒尔迦正在很远的村镇里把牲畜集中起来，准备赶到东方去。　　舒尔迦的一家，像他本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当干部家属向东方疏散的时候，舒尔迦的家属——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在小学念书的女孩和一个七岁的儿子——不愿意离开，同时舒尔迦本人也不坚持一定要他们离开。当初他还年轻，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他年轻的妻子就和他在一起，他们的长子正是那时候出生的，现在已经当了红军指挥员了。根据以往的习惯，他们觉得一家人在危难的时候不应该分开，而应当共度患难，——他们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舒尔迦觉得，使妻子儿女陷在德国人手里都是他的过错，他还希望能救出他们，如果他们活着的话。　　“原谅我。”普罗庆柯的妻子把捂在脸上的手放下来，又说了一遍，接着又是同情又是抱歉地望了望舒尔迦。　　“好吧，亲爱的同志们……”普罗庆柯刚开口，又沉默了。　　已经该走了，但是四个人都觉得依依不舍。　　从他们的同志们离开他们，通过自己的土地到自己人那里去之后，他们四个人留在这里总共只过了几小时，可是他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新的、不熟悉的地下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过了二十四年的自由生活之后，这种生活显得非常异样。他们刚刚还看见自己的同志们，同志们离他们还不太远，要追还可以追得着，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去追赶。现在他们四个彼此非常地接近，比自己的亲人还亲，因此他们实在是难舍难分。　　他们站着，久久地相互握着手。　　“我们倒要看看，德国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主人和统治者。”普罗庆柯说。　　“您自己要保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刘季柯夫非常严肃地说。　　“我的生命力有野草那么强，你要保重自己，费里普·彼得罗维奇，还有你，柯斯季耶维奇。”　　“我是不会死的。”舒尔迦忧郁地笑了笑，说。　　刘季柯夫严峻地望望他，没有说什么。　　他们轮流着拥抱，吻别，竭力避免目光相遇。　　“再见。”普罗庆柯的妻子说。她脸上没有带笑，她的这句话甚至说得很庄严，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刘季柯夫第一个走出去，舒尔迦跟着他。他们出去的时候也跟进来的时候一样——走后门，穿过小院。这里有几间偏屋，他们可以不让人看见，分别从房后走出去，走到旁边和大街平行的那条街上。　　普罗庆柯和他的妻子却走前门，走到通公园大门的公园街上。　　炎热的午后的太阳迎面照着他们。　　普罗庆柯看到对街那辆装满东西的卡车，车上的工作人员和在车旁话别的一对青年男女，就懂得妻子为什么要这样不安了。　　他把摇把摇了好一会，“迦济克”跳动起来，但是发动机没有开动。　　“卡佳，你来摇吧，我来踏风门。”普罗庆柯爬进汽车，狼狈地说。　　妻子用晒黑了的、纤细的手抓住摇把，使出出人意料的力气摇了几下。车子动了。她用手背挥掉额头上的汗水，把摇把扔在司机座脚下，自己在普罗庆柯旁边坐下。“迦济克”像一匹不听话的马驹似的，急遽地在街上奔驰，排气管噗噗地响着，放出一缕缕蓝灰色的烟，过了一会才恢复正常，很快就在过道口斜坡后面消失了。　　“你看，忽然来了这个托里亚·奥尔洛夫，你知道他吗？”　　这时候，万尼亚正在低声说着，他的嗓音有点喑哑。　　“我不知道，他大概是伏罗希洛夫学校的吧。”克拉娃几乎是无声地回答说。　　“总之，他来找我，说：‘捷姆奴霍夫同志，离你们家不远，只隔几个门，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共青团员沃洛佳·奥西摩兴。他不久前因为阑尾炎动过手术，可是他出院太早，所以伤口裂开了，化了脓。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弄一辆车子？’你明白我的处境吗？我非常熟悉这个沃洛佳·奥西摩兴——这个青年人真是好极了！你明白我的处境吗？我说：‘好吧，你先到沃洛佳那里去，我现在先去一个地方拐个弯儿，再想办法去搞辆车子来看你们。’后来我就跑来看你了。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们一块走？”他抱歉地说，极力要看出她的泪水盈眶的眼睛的神色，“可是我和若拉……”他又开始往下说。　　“万尼亚，”她突然凑近他说，使他的脸上感到了她的温暖的、牛奶味儿的呼吸，“万尼亚，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我……”她发出了一声呻吟，完全不像少女的呻吟，而是一种低沉的、妇人的呻吟。随着这声呻吟，她忘却了世界上的一切，伸出丰腴的、凉凉的双臂，也不像少女那样，而是像妇人那样，大胆地搂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吻了一下他的嘴唇。　　接着，她放开万尼亚，跑进了便门。万尼亚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不再理会披散下来的乱发，迎着太阳，摆动着长胳膊，急急地沿着街道，朝着和公园相反的方向走去。　　像余烬般蕴藏在他心里的灵感，这时好像火焰一样照亮了他的不平常的脸。但是，无论是克拉娃或是别人都没有看到，此刻他的脸变得多么美丽。万尼亚一个人摆动着胳膊在街上行走。区里有的地方还在炸矿井，有的地方还有人在奔跑、哭泣、咒骂，军队还在撤退，排炮还在隆隆地响，飞机的发动机还在天空示威似地怒吼，空中还滞留着烟尘，烈日还在无情地烤灼，但是对万尼亚说来，除了搂过他的脖子的那双丰腴、阴凉、温柔的手臂和留在他唇上的沾着泪水、含有涩味的热吻之外，已经什么都不存在了。　　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已经吓不倒他，因为对他说来已经没有什么力不能及的事。他不仅能够疏散沃洛佳·奥西摩兴，而且能够疏散整个城市——连同妇女老少和他们的全部财产。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她的柔和的声音低低地说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除此以外，他已经什么都不能想了。他才十九岁。　　      第九章　　谁也说不出，德国人统治下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刘季柯夫和舒尔迦事先已经讲好，他们怎样找到对方：按照约定的记号，通过第三者——克拉斯诺顿总秘密接头处的房东。　　他们分开走出去，各走各的路。他们可曾想到，他们从此就不能见面了吗？　　刘季柯夫照他对普罗庆柯所说的那样行动：他消失不见了。　　舒尔迦现在也应该老老实实地躲在一所给他指定的房子里，最好是躲在他当初打游击的老伙伴伊凡·格纳简柯——或是照人家不拘礼节地管他叫康德拉多维奇——家里。但是舒尔迦跟他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去找他。　　尽管他的态度非常镇静，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此刻他需要有一个非常知心的人。舒尔迦开始回忆，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做地下工作期间跟他特别接近的人里面，还有哪些人留在克拉斯诺顿。　　这时舒尔迦想起了他的老伙伴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妹妹李莎，他的永远嵌着煤屑的大脸上便露出了天真的微笑。他想起了那几年的李莎①·雷巴洛娃的模样：身材苗条，头发浅色，眼睛灵活，性情泼辣，动作急躁，说话生硬。记起她到“干草场”来给他和列昂尼德送饭的情形，记起他老是开玩笑说：“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就要向你求婚，”她听了就露出雪白的牙齿直笑。其实她跟他的妻子是很熟的！　　--------　　①李莎是叶李莎维塔的小名。　　十一二年前，他曾在街上碰到过她，还有一次似乎是在一个妇女集会上。他记得她好像已经结了婚。不错，国内战争刚结束，她就跟一个姓奥西摩兴的结了婚。这个奥西摩兴后来在煤业联合公司里做职员。他们在通向五号井的那条街的标准式房屋里分配到一套房间，那时舒尔迦正在房屋分配委员会里工作。　　他记忆中的李莎还是他年轻时代认识的模样，青春岁月的种种回忆突然非常有力地涌上心头，使他觉得自己又变得年轻起来。他觉得，现在他面临的一切似乎也突然被他的青春的光辉照亮了。“她不会变的，”他想，“她的丈夫奥西摩兴好像也是自己人……啊，不管怎样，我还是先去看看李莎·雷巴洛娃！也许，他们没有走。也许，命运本身在把我领到他们那里去。也许，已经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他向过道口走下去，一面激动地想着。　　他离开这几十年了，这十年里，整个这一区里都造起了砖房，现在已经难以辨认奥西摩兴家住的是哪一所。他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走了好久，在一排排百叶窗紧闭的房屋旁边徘徊，不敢去敲门打听。最后，他想出应当拿草原上远远可以看到的五号井的井架做目标。他顺着直对井架的街道走过去，很快就找到了奥西摩兴家的房子。　　窗子大开着，窗台上摆着花；他隐约听到里面有几个青年人的声音。他敲门的时候，他的心又像年轻时候那样怦怦地跳起来。里面大概没有听见敲门声，他又敲了几下。门里边传来了穿软底鞋的脚步声。　　他面前站着李莎·雷巴洛娃，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穿着便鞋，满脸怨气和悲痛，眼睛哭得红肿。“唉，生活把她折磨得多么厉害呀。”舒尔迦立刻这样想道。　　但是他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年轻时候也常有这种又像气忿又像怨恨的生硬的表情。但是舒尔迦知道，实际上她是很善良的。她仍旧很苗条，浅色头发里也没有白发，但是却满脸皱纹——艰苦的经历和劳累的皱纹。她穿得似乎有些邋遢，以前她是从来不容许自己这样的。　　她带着敌意和询问的神气望着站在她家门口的这个陌生人。突然，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她的噙着泪水的眼睛里似乎也露出一丝昔日的喜悦。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舒尔迦同志！”她说，握着门柄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是哪一阵风把您吹来的？在这种时候！”　　“对不起，李莎……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①，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现在就要到东方去，要撤退，现在弯过来看看你。”　　--------　　①俄罗斯人习惯，称人的名字和父名表示尊敬。　　“原来如此，到东方去。大家都到东方去！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孩子呢？”她一下子突然激动起来，一面神经质地、很快地整理着头发，一面瞪着又像怨恨、又像非常困倦的眼睛望着他。“您现在要到东方去，舒尔迦同志，我的儿子动了手术躺在床上，可是您现在要到东方去！”她重复地说，仿佛她曾一再警告过舒尔迦，说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事情果然发生了，因此这都是他的过错。　　“对不起，您别生气。”舒尔迦的态度非常镇静，心平气和，虽然他内心深处已经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他心里想：“啊，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李莎·雷巴洛娃，你竟然这样来欢迎我，我亲爱的李莎！”　　但是他一生阅历很多，他控制着自己。　　“请您说清楚，您出了什么事？”　　他也改口称“您”了。　　“请您原谅我，”她的态度仍旧很生硬。但是她脸上又出现了很久以前的友好关系的影子。“请进来……可是我们的事情很糟糕！”她一筹莫展地摆了摆手，红肿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　　她退后一步，请他进去。他随着她走进昏暗的门厅，一进去就从一扇打开的门里看到右面那个浴满阳光的房间，看见里面有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靠着枕头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的被单褪到腰部上面。他穿着翻领白汗衫，生着一双深色的眼睛，原来晒得黑黑的脸现在显得苍白。有三、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站在他床边。　　“他们是来跟我的儿子告别的。您这边来。”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请他走进对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在这所房子的背阳的一面，光线比较暗，但是很阴凉。　　“首先要向您问好。”舒尔迦说。他脱下帽子，露出结实的、剪成平顶的头，然后伸出手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叫您李莎呢，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您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我这个人不妄自尊大，也不要求人家用尊称来称呼我，不过我现在算是什么李莎？从前是李莎，可现在……”她急躁地摆了摆手，好像不愿意谈这个，她的红肿的浅色眼睛疲倦地、抱歉地、同时又好像非常温柔地望了望舒尔迦。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李莎，因为我自己也老了。”舒尔迦微笑着在椅子上坐下。　　她在他对面坐下。　　“我既然是个老年人，那么请原谅，我一开口就要给你提个意见，”舒尔迦仍旧带着笑，但是非常严肃地接着说，“我要到东方去，我们别的人也要到东方去，对这件事你是不应该生气的。德国鬼子没有给我们放宽期限。从前你曾经像是我的妻子一样，所以我不妨对你说，他们这些德国鬼子，已经到了我们的大后方……”　　“这难道会使我们轻松些吗？”她忧愁地说，“你们要走了，我们却留在这里……”　　“那又怨谁呢？”他的脸色阴沉起来，说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一直在把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疏散到东方，”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不仅是家属，就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我们也都把他们送到乌拉尔，送到西伯利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走呢？”舒尔迦问，他心里愈来愈感到痛苦。　　她没有作声，舒尔迦看到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倾听隔着门厅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知道她并没有好好地听他的话。于是他自己也不禁倾听起那边的动静来。　　那边只是偶尔传来几声低低的谈话，听不清那边在干什么。　　不管万尼亚是多么顽强和冷静——这在同学们口中甚至成为美谈，——他仍然没能给沃洛佳弄到一辆大车，或是在汽车上找到一个座位。他回到家里，看见若拉已经等得疲倦不堪，父亲也已经回到家里：根据这一点，他知道柯瓦辽夫一家已经走了。　　若拉今年十七岁，个子长得非常高，不过比起万尼亚来还是矮半个头。他生来就黑，被太阳晒了变得更黑，他生着饱满的嘴唇、弯弯的睫毛和一双亚美尼亚人的美丽的黑眼睛。　　他的样子有点像黑人。　　虽然年龄上有差别，他们这几天来却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都是爱书如命的人。　　万尼亚在学校里甚至被称做教授。他只有一套节日穿的、带有棕色条纹的灰色衣服，只有在生活中的隆重场合他才把它穿上；而且这套衣服像他所有的衣服一样，也已经嫌短。但是当他在上装里面穿上翻领白衬衫，打上咖啡色领带，戴上黑玳瑁边眼镜，口袋里装满报纸，弯着的胳膊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用书拍拍自己的肩膀，摇摇摆摆地在走廊里走过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镇静而沉默，蕴藏在他心里的灵感非常均匀而明亮地燃烧着，仿佛把遥远的反光投到他的苍白的脸上，——这时候，所有的同学，特别是低年级的同学，他辅导的少先队员们，都不由自主地怀着敬意给他让路，仿佛他真是一位教授似的。　　若拉甚至专门有一本划着格子的练习本，里面记着他读过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姓名、书名和对它的短评，比方：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好！　　亚·勃洛克①。《美女诗》。含混的辞汇太多。　　拜伦②。《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真不懂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人心，如果它读起来是这样枯燥乏味。　　弗·马雅可夫斯基。《好！》。（没有任何评语。）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好！指出彼得是一个进步的人物。　　--------　　①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在创作初期（一九○四年的《美女诗》等）是象征主义的代表。　　②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长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希腊等国旅行的见闻和感受写成的。　　在这本划了格子的练习簿里还可以读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一般地说，若拉非常整洁、有条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各方面都喜欢整齐和纪律。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们白天黑夜地忙着办理学校、俱乐部和保育院的疏散工作，同时嘴巴一刻不停地热烈谈论着第二战场、诗《等着我》、北海的航道、影片《灿烂的生活》、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著作、少先队运动的缺点、伦敦西科尔斯基①政府的古怪的态度、诗人施巴巧夫、电台播音员列维丹、罗斯福和邱吉尔等等。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若拉认为阅读书报要比在公园里追求姑娘们有益得多，可是万尼亚说，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不是这样近视，他还是要追求的。　　--------　　①西科尔斯基（1881—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总理，对苏态度摇摆不定。　　万尼亚和哭哭啼啼的母亲、姐姐、父亲告别。父亲尽管气愤地喘息着，喉咙里咯咯地响着，竭力不望着儿子，最后还是给他划了十字，突然用焦干的嘴唇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在这时候，若拉就劝他，他既然弄不到大车，那么到奥西摩兴家里去也无益。但是万尼亚说，他曾答应过托里亚·奥尔洛夫，所以应该去一下把事情说清楚。　　他们把背包朝肩膀后面一甩，万尼亚朝床头他心爱的角落里投了最后的一瞥。那里挂着哈尔科夫乌克兰出版社印行的、画家卡尔波夫画的普希金石印像，摆着一个书架，放在显著地位的是普希金文集和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时代的诗人们的几卷小开本诗集。万尼亚对这一切望了一眼，夸张地用急遽的动作把帽子扣得低低的，几乎压在眼睛上，就和若拉一同去看沃洛佳去了。　　沃洛佳半躺在床上，他穿着白汗衫，盖的被单褪到腰部。床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继电器防护》，大概他今天早上还读过。　　为了不妨碍打扫房间，各种各样的工具、一卷卷的电线、自制的电影摄影机和收音机零件都胡乱堆在床后靠窗的角落里——沃洛佳热中于发明，他梦想将来做个飞机设计师。　　沃洛佳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坐在床前的凳子上。他外号所以叫“雷响”，是因为他无冬无夏总是伤风咳嗽，咳嗽的声音很响，好像是对着空木桶咳嗽似的。他弓着背坐在那里，两个大膝盖叉得老远。他所有的关节——臂肘上的、手上的、膝盖上的——以及脚掌和小腿都特别发达，粗大突出。浓密的灰色鬈发在滚圆的脑袋上向四面翘起。他的眼神是忧郁的。　　“这么说，你怎么也不能走路吗？”万尼亚问沃洛佳。　　“哪儿能走，医生说，一走路，创口要是裂开，肠子都要流出来。”沃洛佳发愁地说。　　他发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走不了，同时还因为母亲和妹妹为了他也不能走。　　“好，让我看看伤口。”精明能干的若拉说。　　“您别胡来，他的创口包扎着呐！”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①用臂肘撑着床背，站在哥哥的床脚头，听见这话吓了一跳。　　--------　　①刘西雅是刘德米拉的小名。　　“别担心，包你出不了毛病。”若拉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说，他的悦耳的亚美尼亚口音使他的话听起来具有特别的意味。　　“我自己就是急救学校毕业的，解绷带和裹绷带都很在行。”　　“这不卫生！”刘西雅抗议道。　　“在困难的战地条件下应用的最新军事医学，已经证明了这是偏见。”若拉断然地说。　　“您读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刘西雅傲慢地说，但是过了一刹那，她再望着这个黑得像黑人的男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些发生兴趣了。　　“你算了吧，刘西雅！妈妈是神经质，这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干吗要来瞎管闲事！走开，走开！”沃洛佳生气地对妹妹说，说完他就掀开被单，露出两条瘦腿。他的腿晒得非常黑，筋肉非常发达，无论什么疾病或是住院都不能使这种黑色和这发达的筋肉消失。　　刘西雅转过身去。　　托里亚和万尼亚扶着沃洛佳，若拉给他把蓝短裤略微褪下，解开绷带。创口已经化脓，非常难看。沃洛佳因为硬挺着不要露出疼得愁眉苦脸的样子，所以脸色苍白得厉害。　　“很糟糕，是吗？”若拉皱着眉头说。　　“是不大妙。”万尼亚表示同意。　　他们极力不看沃洛佳，默默地给他重新包扎好。沃洛佳的狭长的棕色眼睛，一向总闪耀着大胆和调皮的神色，现在却是忧愁的，极力希望看出同伴们的眼色。　　现在他们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明知道这个同志要遭到危险，却又不得不离开他。　　“你的丈夫到哪里去了，李莎？”这时舒尔迦为了转移话题，这样问道。　　“死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态度生硬地说，“是去年死的，刚巧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一直生病，后来就死了。”她重复了几遍，舒尔迦听起来觉得她是带着怨恨的责难，“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她的声音里含着痛苦，“您现在也是当权的人了，也许，您什么都没有看见，您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多么痛苦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来，您就是我们的政权了。我记得，您的出身也跟我们一样。我记得，我哥哥跟您是怎样为我们的生活斗争的。我一点也不埋怨您，我知道您不能留下来等死。可是难道您没有看见，跟你们一同撤退的人，有些人扔下一切不管，只顾带着家具，带着一卡车一卡车的破烂逃走，对我们这些老百姓一点都不管，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批小人物亲手做出来的。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您难道看不出，在这些坏蛋的眼里，请原谅我，东西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宝贵吗？”她痛苦地歪扭着嘴唇叫道，“以后您会奇怪，怎么别人会埋怨你们。可是要知道，一个人一生中只要有一次经历过这种事，他就会对一切的一切都丧失信心！”　　事后舒尔迦曾一再怀着痛苦的激动和悲哀回忆起他们谈话中的这一段。最使他后悔的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了解这个妇人当时的心情的，本着他的刚强开朗的性格，他也有一番恳切的话要对她说。问题是，她说话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痛苦以及他认为是怨恨的情绪，她说的话以及她整个的模样，跟他年轻时所了解的那个李莎截然不同，完全不符合他的期望！因此这使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受了侮辱：他自己留在这里，他的全家都陷在德国人手里，也许已经遭了难，可是这个女人却尽谈她自己的事，对于他的家庭，对于年轻时候跟她很要好的他的妻子，连问都不问一声。所以从舒尔迦的嘴里也突然冲出了一些话，事后他回忆起这些话来总觉得很后悔。　　“您想得太远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他冷冷地说，“想得太远了！在德国政权到了门口的时候，当然不妨对自己的政权丧失信心。您听到吗？”他严峻地举起手指短短、生满汗毛的手说，这时远方隆隆的炮声仿佛冲进了房间。　　“您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民的精华有多少将在那边牺牲，照您的说法，他们是从普通人上升为当权的人；可是照我的说法，他们是上升到自觉程度的人，他们是人民的精华，是共产党员！如果您对那些人失去信心，在德国人践踏我们的时候失去信心，这使我很气愤。又气愤，又为您惋惜，惋惜！”他厉声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嘴唇都像小孩那样颤抖起来。　　“您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话？……您……您是要责备我，说我在等待德国人吗？”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很不客气地叫道。她气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被他这样误解而格外激动。“啊，您怎么能……那么我的儿子呢？……我是个做母亲的！……可是您……”　　“难道您忘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当初我们都是像您所说的普通工人，我们面临着德国人和白党的威胁的时候，难道我们首先是想到自己吗？”舒尔迦不听她的，怀着悲痛的心情说，“不，我们首先不是想到自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最优秀的人——领导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想到的人！回想一下您的哥哥吧？我们工人永远就是这样想、这样行动的！隐藏并且保护我们的领导同志，那些最优秀的人，我们的精华，自己却挺胸而起——一个工人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想的，并且认为不这样想就是自己的耻辱！这些年来您难道已经变得这么厉害了吗，叶李莎缮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等一等！”她突然说，她挺直了身子，倾听隔着穿堂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　　舒尔迦也凝神听了一下。　　那个房间里寂静下来，这种寂静向做母亲的暗示，那边有什么事发生了。她霎时间忘记了舒尔迦，猛冲到门口，向儿子那边跑去。舒尔迦对自己很不满，他板着脸，长满黑汗毛的大手揉捏着便帽，走到穿堂里。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半躺在床上跟同伴们告别。他默默地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脖颈和剪成平顶、但是已经长出一点深色头发的头，激动地、神经质地扭动着。说来虽然很奇怪，但他的脸上却露出喜悦的兴奋的神情，他的狭长的深色眼睛也在闪光。站在他床头的那个头发蓬乱、样子拙笨、骨骼粗大的同伴，侧着身子，所以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面带喜色，睁大眼睛望着打开的、满是阳光的窗子。　　那个姑娘脸上带着笑，仍旧站在病人的床脚头。舒尔迦在这个姑娘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的影子，他的心忽然痛得揪了起来。这是他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李莎，只不过比他认识和喜欢的那个两手略嫌粗大、动作急躁的女工李莎显得温柔罢了。　　“是的，该走了。”他悲伤地想，手里揉捏着便帽，尴尬地在吱吱作响的地板上走过去。　　“您要走啦？”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跑到他跟前，高声问道。　　“真是所谓毫无办法，已经该走了。您别生气。”他戴上便帽。　　“已经要走了吗？”她又说了一遍。在她的这声询问和感叹之中，含着又像是痛苦又像是惋惜的感情，也许，这不过是他的想象。“您别生气。愿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保佑您平安到达，别忘了我们，记住我们。”她一筹莫展地垂下双手，说道。她的声音含着那样善良的、母性的感情，他感到自己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再见。”舒尔迦阴郁地说了就走了出去。　　唉，舒尔迦同志，你不该离开！你不该丢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这个跟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一模一样的姑娘，你不该不去思考甚至不去了解你眼前这几个青年中间发生的事情，甚至不想知道这些青年是些什么人！　　假如舒尔迦不这样做，也许，他的整个生活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但是当时他不仅不能了解这一点，他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和侮辱。他除了到从前叫“鸽房”的那个很远的地区去，寻找从前打游击的伙伴——他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的伊凡·格纳简柯——的小房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是否想到，这时他已经在那条把他引向死亡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呢？　　下面就是在他跟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走到门厅之前的一分钟里所发生的事，也就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的房间里发生的事。　　房间里笼罩着悲痛的沉默。接着，托里亚，就是那个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如果他的好朋友沃洛佳不能离开，那么他，托里亚，也要陪他一块留下来。　　最初一瞬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沃洛佳激动得流着眼泪，开始亲吻托里亚，大家也都被喜悦的激动所控制。刘西雅跑过去搂住“雷响”的脖子，开始吻他的双颊、眼睛和鼻子——使他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然后她生气地望了望若拉。她非常希望这个做事很有条理的、黑人般的青年也留下来。　　“这才好啊！这才是同志！这才是好汉，托里亚！”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满意地说。“我因为你感到骄傲……”他突然说。“我和若拉都因为你感到骄傲。”他改正说。　　于是，他握了握托里亚的手。　　“我们难道会这样混下去吗？”沃洛佳双目炯炯地说，“我们要斗争，对吗，托里亚？区党委不可能不留人在这里做地下工作。我们要找到他们！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点用吗？”　　      第十章　　万尼亚和若拉跟沃洛佳告别之后，就投入了沿着铁路向李哈雅移动的逃难的人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据若拉说，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很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前进：他的叔叔在那边车站里做鞋匠。但是万尼亚知道了柯瓦辽夫一家是去李哈雅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含含糊糊地向若拉叙述了这条路线的好处，建议走这条路。对若拉说来，无论到哪里去，根本无所谓，所以他就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相当明确的路线而采取了万尼亚的模糊不明的路线。　　在一段路上，有一个矮小、弯腿、口髭浓密异常的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右胸佩着近卫军徽章，军便服皱皱巴巴，长统靴干裂而歪扭。照他的解释，他的军服，特别是靴子，所以弄成这副惨相，是因为在他住院养伤的五个月里，这些东西一直被扔在医院的储藏室里。　　那所医院最近一直借用克拉斯诺顿市立总医院的一所分院，目前正在疏散。但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凡是能够行走的人，只好请他们步行，现在还有一百多个重伤员留在克拉斯诺顿想资料。注疏者数十家，今有多种流传。，毫无希望离开。　　少校除了详尽地说明了本身的命运和他住过的医院的情况之外，以后一路上他一直一言不发。他沉默到了极点，他执拗地沉默着，根本没有希望让他开口。此外，少校还是瘸腿。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带劲地迈着穿着歪歪扭扭的皮靴的脚，不落在年轻人后面。因此过不多久，年轻人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无论谈什么，都要把他当做一位沉默寡言的权威来向他请教。　　这时候，许许多多中年人和青年人，而且不仅是妇女，还有持枪的男子，都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撤退洪流里受着痛苦和折磨。可是万尼亚和若拉，肩上背着背包，袖子卷到臂肘上面，手里拿着帽子，却朝气勃勃，满怀着灿烂的希望，在草原上阔步前进。他们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年轻，他们是单身，他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他们不相信谣言；现在尽管四周是无边的草原，骄阳似火，烟雾弥漫，在这个不时受德机轰炸和扫射的大路地区，尘土好像黑压压的乌云，可是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四面八方他们都可以去得。　　而且他们所谈论的事，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毫无关系。　　“你为什么认为在目前做法学家没有意思呢？”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问道。　　“因为在目前战争时期，应该做一个军人，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做一个工程师，来复兴经济，至于做法学家，目前并不重要。”若拉说，他虽然才十七岁，可是他的见解一向是明确而肯定的。　　“对，打仗的时候，我当然要做军人；可是我的眼睛不好，人家不会要我。你离我远一些，我看你就像是一团模模糊糊、又长又黑的东西。”万尼亚苦笑着说。“做工程师固然非常有用，但是这里有个爱好问题，而我的爱好，你知道，是在诗歌方面。”　　“那你应该进文学院。”若拉非常清楚明确地说，又望望少校，仿佛只有少校才能懂得他若拉是多么正确。但是少校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我恰恰不愿意这样，”万尼亚说，“普希金也好，丘特切夫①也好，他们都没有念过文学院，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学校。总之，进学校学做诗人是不行的。”　　--------　　①丘特切夫（1803—1874），俄国诗人，曾在俄国驻外使团中担任外交职务。　　②迦林（本名：尼·格·米哈伊洛夫斯基，1852—1906），俄国小说家。　　“什么都可以学会。”若拉回答说。　　“不，进学校学做诗人——这简直是荒唐。每个人都应当学习，而且应当从普通的职业开始生活的道路。如果他天生有诗人的才华，这种才华一定会循着独立发展的途径得到发展。我想，只有到这种时候，才能成为专业作家。比方说，丘特切夫做过外交家，迦林②做过工程师，契诃夫做过医生，托尔斯泰是地主……”　　“这个职业倒挺舒服！”若拉抬起乌黑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狡猾地望望万尼亚说。　　他们俩都笑起来，少校也微微一笑。　　“那么他们有谁做过法学家吗？”若拉认真地问。　　归根结蒂，如果作家里面有人做过法学家，他觉得把这个例子应用到万尼亚身上就完全合适了。　　“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法律教育可以向作家提供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文学等方面必要的知识……”　　“就说这些学科吧，”若拉有点卖弄地说，“这些学科最好在师范学院里念。”　　“可我又不想当教师，虽然你们在学校里管我叫教授……”　　“说来说去，在我们的法庭上做辩护人总是没有意思的，”若拉说，“比方说，你记得在审讯那些坏蛋危险分子的时候吗？我老是在想那些做辩护人的。他们的地位真尴尬，是吗？”若拉又笑起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我们这里当辩护人，当然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这里是人民法院。但是，我想做一个侦查员一定很有趣，可以认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最好是做公诉人，”若拉说。“你记得维辛斯基①吗？真棒！可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愿意当法学家。”　　--------　　①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外交家、法学家。在一九三三至三八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列宁曾经是法学家。”万尼亚说。　　“那是时代不同。”　　“争论‘做什么职业’这个题目简直是无益而愚蠢的，要是我不明白这一点，我一定还要和你争论下去。”万尼亚笑着说。“应当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熟悉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同时还有诗人的才华，它自然会发挥出来。”　　“万尼亚，你可知道，我一向爱读你发表在壁报上，还有发表在你和柯舍沃伊合办的《帆》杂志上的诗。”　　“你看我们的杂志吗？”万尼亚兴奋地又问了一遍。　　“是啊，我看这份杂志。”若拉郑重地说，“我还看我们学校编的《鳄鱼》杂志，我们学校出版的一切我都注意。”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是有才能的！”　　“哪里谈得上什么才能，”万尼亚忸怩地用眼角瞟着少校说，接着把头一甩，把披散下来的长发甩到后面。“只是凑合着胡诌几句诗罢了……普希金，那才了不起呢，那才是我的上帝！”　　“不，我记得你把莲娜·波兹德内雪娃批评得好凶，你说她老是对着镜子装模做样……哈哈！……批评得真好！”若拉叫了一声，他的亚美尼亚口音突然变得很明显。“你是怎么说的？‘她渐渐张开美丽的小嘴’……哈哈……”　　“哦，那是胡诌的。”万尼亚惶乱地、含糊地低声说。　　“告诉我，你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吗，啊？”若拉神秘地说，“喂，把你的爱情诗念几首给我们听听，好吗？”若拉对少校挤挤眼。　　“哪里有什么爱情诗，真亏你想得出！”万尼亚窘到了极点。　　他写过献给克拉娃的爱情诗，题目完全像普希金的诗那样，都是《致……》。正是那样——一个《致》和虚点。于是他又记起了他和克拉娃中间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全部梦想。他是幸福的。是的，在普遍的不幸之中他是幸福的。但是他难道能把这些想法告诉若拉吗？　　“不，你一定有的。喂，你还是念几首吧。”若拉恳求说，他的稚气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闪耀着。　　“别瞎扯……”　　“你真的不写爱情诗吗？”若拉突然变得正经起来，他的声音里又出现了先前的教训口吻，“不写是对的。现在难道是写爱情诗的时候——像那个西蒙诺夫，对吗？现在应该用毫不妥协地憎恨敌人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应该写政治诗！像马雅可夫斯基、苏尔柯夫，对吗？那样才好！”　　“问题不在这里，写是各方面都可以写的。”万尼亚沉思地说，“我们既然生在世界上，而我们过的生活也许是多少代优秀的人们梦寐以求、并且为它奋斗过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就有权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为这一切都是重要的、不会重演的。”　　“好，你就念点什么给我们听吧！”若拉恳求道。　　天气闷热不堪。一路上他们一会儿嘻嘻哈哈地大声叫嚷，一会儿又把嗓门压低变成亲热体己的声调；他们一边走一边指手划脚，背着背包的脊梁完全汗湿了。尘土落在脸上，他们一擦汗就把尘土涂得满脸都是；黑得像黑人的若拉、长脸略微晒黑的万尼亚，以及口髭浓密的少校，都弄得像扫烟囱的工人。但是他们认为——而且他们毫不怀疑在少校眼中也是如此——这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谈论的事情上。　　“好，我来念……”　　于是万尼亚就毫不激动地用平静的、微哑的声音朗诵起来：　　　　不，我们没有苦闷，也不忧伤，　　生活的道路并不使我们惊惶，　　不，陌生的变心的感觉，　　没有激动我们的心房。　　青春幸福的岁月　　汹涌地闪过，　　各种各样的梦想　　充满着心窝。　　我们不厌恶生活，　　不知道冷冷的哀愁，　　不怀疑青春会虚度，　　也没有内心的空虚。　　宇宙的欢欣吸引着我们，　　我们毫无畏惧地　　把目光注视前方，　　未来公社的顶峰就在那里号召。　　“真棒！你肯定是有才能的！”若拉怀着衷心的钦佩望着这位年长的同学，欢呼道。　　这时少校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万尼亚和若拉都转过脸去看他。　　“你们这两个孩子……你们甚至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好！”少校嗄声说，他抬起深藏在下垂的眉毛下面的湿润的眼睛，激动地望着他们。“不！这样的国家过去站得稳，将来也能站得稳！”他突然这样说，又把一根短而黑的指头狠狠地伸向空中，好像要威胁什么人。“他以为他已经使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少校的声音里带着嘲笑接下去说。“不，老弟，绝对办不到！生活在进行着，我们的孩子们把你看做瘟疫或是霍乱。你来了也待不久，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样前进——该学习还是学习，该工作还是工作！可是他却在痴心梦想！”少校嘲笑道。　　“我们的生活要永远前进，他算是什么东西？不过是光滑的皮肤上的一个疱，剥掉了，就没有了！……没有问题！我在那个倒霉的医院里曾经感到灰心丧气，我想，难道没有力量来对付他了吗？可是我一跟你们在一起，我的精神就完全振作起来……我想，现在一定有许多人在咒骂我们这批军人，难道可以这样吗？的确，我们是在撤退。要知道，他是集中了多少兵力来打我们啊！但是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显示了怎样的毅力！唉，我的天！坚守在原处，不撤退，献出生命，——这是幸福。请相信我的良心，我自己也认为，献出生命，为你们这样的孩子献出生命，是幸福的！”少校激动地说，他的干瘦的身体激动得战栗着。　　万尼亚和若拉没有作声，带着惶惑的、和善的表情望着他。　　少校说了这一番话，霎霎眼睛，用脏手帕擦擦口髭，就不吭声了，这样一直沉默到夜晚。到了夜晚，少校突然精神百倍，猛烈地冲去“消散”——照他的说法——大量拥塞在那里的汽车、大车和炮车，从此万尼亚和若拉就没有再看见过他，并且很快就把他忘掉了。　　他们花了两天两夜的工夫才走到李哈雅。这时他们已经知道，南方的战事正在新切尔卡斯克城下进行，而在顿涅茨河那面，在顿涅茨河与顿河中间的广大草原地带，也有德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破了防线，在进行活动。　　但是，据传说，在卡缅斯克附近有个部队在顽强地作战，阻挡德军进犯李哈雅。老百姓还在纷纷传说着指挥那个部队的将军的姓名。人们觉得，正是靠了他和他的部队，顿涅茨河下游的渡口才能仍旧掌握在我们手里，人们才能够畅行无阻地沿着草原里的村道来到顿河并且渡过顿河。　　这几天烈日下的旅程，伊万尼亚和若拉筋疲力尽。到最后一夜，他们实在两腿无力，就倒在一个田庄里的干草棚里睡着了。一阵轰轰的炸弹声震撼着干草棚，把他们惊醒。　　草原上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多高，但是整个无垠的麦田上空已经弥漫着闷热的、泛着淡蓝的金色雾霭；在这时候，万尼亚和若拉正渐渐走近分布在顿涅茨河这边岸上，由汽车、大车和人组成的庞大的逃难队伍。逃难队伍的宿营地比对岸的占地很广的哥萨克城稍在下游一些。在那个哥萨克城里，有树木苍郁的花园，政府机关、贸易机关以及学校的砖砌建筑物，其中有许多遭到空袭，被炸成一片瓦砾场，还在冒烟。　　这整个庞大的逃难队伍里的成员虽然是流动的，但也有它的老居民。这整个逃难队伍，不断由新的人员和交通工具补充着，两星期以前就在这里形成，过着自己的特殊的、独特的生活。　　这个逃难队伍是零星部队，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各种交通工具，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逃难者的不可思议的混合物。这些人的全部努力、全部注意和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靠近河岸，靠近顿涅茨河上那座狭窄的浮桥。　　但是，如果聚集在逃难队伍里的人们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走到桥上，那么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全部努力就是不放他们到桥上来，而是让撤往顿涅茨河和顿河中间的新防线的红军部队尽先渡河。　　在敌人眼看就会出现在顿涅茨河两岸，一个比一个离奇的谣言不断激起自相矛盾的愿望和努力的状况下，个人的、局部的意志和努力同国家的军事需要就发生了冲突——而逃难队伍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度过的。　　有的团体停在这里等待过河已经等了很久，甚至在地上挖好了防空壕。有的还搭起了帐篷，砌起临时炉灶来做饭。逃难队伍里到处都是孩子。不分昼夜都有汽车、大车和人，像一道连绵不断的细流蜿蜒通过顿涅茨河。在这道细流两边还有人乘着木筏或是小船渡河。几千头牛羊挤集在岸上，洑水过去，发出哞哞和咩咩的叫声。　　德机一天几次来轰炸和扫射渡口。这时，保卫渡口的高射炮队马上就开始射击，高射机枪也咯咯地响起来，整个逃难队伍零时间就在草原上散开。但是飞机一过去，大家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万尼亚从加入这个逃难队伍的那一刻起，心中除了找寻柯瓦辽夫一家乘坐的那辆汽车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目的。有两种感情在他心里斗争：他已经开始懂得，形势是多么险恶，因此他希望克拉娃和她的父母不仅已经过了顿涅茨河，而且已经过了顿河，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他还能在这里遇到克拉娃的话，他也会感到非常幸福。　　万尼亚和若拉正在这个逃难队伍里到处寻找克拉斯诺顿的同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辆大车上有人喊他们的名字。接着，他们的同学奥列格·柯舍沃伊，已经伸出有力的长胳膊搂抱着他们，使劲地吻着他们的嘴唇了。奥列格虽然晒得黑黑的，但仍旧像平时一样清洁整齐，他那肩膀宽阔、矫健灵活的身形和长着金色睫毛的、发亮的眼睛里，都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气。　　他们碰到瓦尔柯和谢夫卓夫乘坐的新一号井的汽车，碰到邬丽亚和奥列格的亲属乘的大车，还碰到由于他俩的努力才能离开克拉斯诺顿的那个保育院，可是它的主任现在甚至认不出他们了。　　      第十一章　　因为有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的黧黑的手在严厉地管理着，所以在万尼亚和若拉加入的那一部分逃难队伍里，到处都已经秩序井然：汽车和大车分别排列成行，各处都挖了防空壕。矿井的卡车旁边放着储存的木柴——几米长的农家篱笆。玛丽娜舅母和邬丽亚在用新鲜白菜和猪油做菜汤。　　这个老茨冈瓦尔柯是一个真正的当家人。他带着他的工人和五个共青团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连在一起的浓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令人望而生畏，使人们不由得不给他让路。他一直向渡口走去，希望用自己强硬的手腕来干预这件事情。　　从瓦尔柯着手整顿秩序的那一刻起，奥列格就爱上了他，正像他不久以前爱上卡尤特金以及更早以前爱上邬丽亚一样。　　不可遏制的要活动的渴望，要充分发挥本身能力的愿望，要参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以便献出自己的、比较完善的、比较灵活的、充满新内容的东西的愿望，——这种还不是完全自觉的、然而却充满他整个身心并构成他性格的基础的精神力量述和评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控制着奥列格。　　“啊，万尼亚，我碰—碰到了你，真巧—巧极了！”奥列格高兴地、微微有些口吃地说。他和万尼亚并排跟在瓦尔柯后面走着。“我们碰到了，真好，我想你想得好苦啊。瞧，你居然还在念诗！啊—啊，老兄！……”后来奥列格尊敬地用目光和手指指着瓦尔柯的背影。“是啊，老兄，世界上主要的力量就是组织的力量！”他说，围着暗金色睫毛的眼睛里射出锐利的光芒。“没有这种力量，最好的和最需要的事情也要垮台，就像编织的东西一样，破了一点，线头就要散开。但是只要着手去做，拿出毅力来——那……”　　“那你就小心要挨耳光。”瓦尔柯没有转过脸来，说道。　　青年们也很赞赏他的阴郁的幽默。　　越在前线，到了部队的第二梯队之后，就难于判断前方战斗的规模和剧烈的程度；同样，在渡口，待在最后一批等候过河的人里面，也就无法判断灾难的真正规模。　　越靠近渡口，渡河的人们的情形就越是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大伙的怨气也积得越深。这股怨气日积月累，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恐怕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它消散。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都拚命要逼近浮桥，但是后面的车子紧抵着前面的车子，人群夹在车辆中间，挤得水泄不通，乱得不可收拾，因此除了逐渐向前推进，已经毫无办法来整顿秩序。　　天气本来就热，再一挤，格外热得难以忍受；人们汗流如注，心里又是万分紧张，似乎他们只要互相一碰，就会爆炸似的。　　管理渡口的那些军人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睡觉。由于睡眠不足，由于从早到晚待在烈日之下，还由于几千只人脚和车轮不断扬起的尘土，他们的脸都变得黧黑，嗓子叫骂得已经沙哑，眼皮红肿，黝黑的手上全是汗水，他们的神经疲惫不堪，手里连东西都握不住了。但是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非人力所能胜任的工作。　　非常清楚，除了这些人做的那些事以外，其他已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但是瓦尔柯仍旧一直走到桥头的堤坡上，他的沙哑的声音就在人声和汽车吼叫声中消失了。　　奥列格跟同伴们好容易挤到岸边。他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紧张的注意、失望和惊讶的表情望着：只见在这一片尘埃和炎热之中，满载物件的卡车和大车，从松坍的、满是泥泞的河岸上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人们不断地走着，虽然汗流浃背，肮脏不堪，满心怨恨，受尽屈辱，但是仍旧走着，走着……　　只有顿涅茨河本身，大伙从小就喜爱的、宽阔的、在这一带水势平稳的顿涅茨河——小学生们在它的中游不知洗过多少次澡，捉过多少次鱼啊，——它的温暖的、有些混浊的河水依旧滚滚流动。　　“不，真恨不得打谁一顿嘴巴子！”维克多·彼得罗夫突然说，他的神情忧郁的、大胆的眼睛不是望着渡口，而是望着河水。他是波高烈莱庄上的人，是在这条河边长大的。　　“可是你要打的人大概已经过了河了！”万尼亚开玩笑说。　　青年们用鼻子嗤了一声。　　“要打不该在这里打，应该到那边去打。”阿纳托里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朝西方点了点，冷冷地说。　　“一点也不错。”若拉支持他的意见。　　几乎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一刹那，响起了一声叫喊：　　“空袭！”　　高射炮立刻开炮，机枪也响起来，空中充满发动机的吼声，落下的炸弹的刺耳的啸声也愈来愈响。　　青年们都在地上卧倒。近处和较远的爆炸震撼着四周的一切，泥块和木屑纷纷落下，随着第一批飞机马上又飞来了第二批，跟着就是第三批。呼啸声、吼叫声、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高射炮和机枪的火力，一时似乎充满了草原和天空之间的整个空间。　　但是现在飞机过去了，人们也开始从地上站起来。这时从不太远的地方，从若拉和万尼亚过夜的庄子那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过了一瞬，就有炮弹带着巨响在逃难队伍里爆炸开来，炸起了一股一股的泥土和木屑。　　从地上站起来的人们，一部分又仆倒在地上，一部分扭过头去对着炮弹爆炸的那一面，同时眼睛却仍旧盯着渡口。看到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脸色和行动，大家明白，有一件无可挽救的事情发生了。　　管理渡口的军人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凝神倾听似地站了一会；突然，其中有一个军人跑进通浮桥的堤坡旁边的掩蔽部，另外一个沿岸叫喊着召集他们的队伍。　　过了一分钟，那个军人从掩蔽部里跑了出来，一只胳膊上搭着两件大衣，另外一只手拖着几个背包的背带。接着，这两个军人和警卫小队的战士们并没有排队，就撒腿在浮桥上奔跑起来，越过了那些重又向浮桥开过去的汽车和在浮桥上开动的汽车。　　跟着而来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所以谁也讲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有些人跟在军人们后面拔腿就跑，一面叫嚷着。堤坡上的汽车突然乱成一团：有几辆汽车同时涌上浮桥，卡在一起，轧轧地响起来。前面的路虽然明明被这些汽车堵住，但是其他的汽车仍旧后面的顶着前面的，发动机响得可怕，继续向浮桥上这一堆汽车冲过来。一辆汽车跌到水里，跟着又跌下了一辆，第三辆眼看也要跌下去，幸亏司机拚命用力一扳，把车子煞住了。　　万尼亚本来是惊讶地睁着一双近视眼望着车祸，这时忽然叫了一声：　　“克拉娃！”　　就撒腿奔到堤坡上。　　不错，差一点跌到水里的这第三辆汽车正是柯瓦辽夫的车子，柯瓦辽夫本人、他的妻子、女儿和另外几个人都坐在行李上面。　　“克拉娃！”万尼亚又是一声高呼，他不知怎么已经到了汽车跟前。　　车子上的人一个个跳下来。万尼亚伸手去搀，克拉娃就跳到他面前。　　“完了！……他妈的！……”柯瓦辽夫这样一说，把万尼亚的心都说冷了。　　克拉娃浑身哆嗦，迷惘地斜睨着万尼亚。万尼亚却不敢老握着她的手不放。　　“你能够走路吗？你说呀，你能够走吗？”柯瓦辽夫迸出哭泣一般的声音向妻子问道，他妻子正用手捧着心，像鱼儿那样张着嘴吸气。　　“别管我们啦……你快跑吧……他们会把你弄死的……”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囔着。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万尼亚问。　　“德国人来了！”　　“你跑吧，跑吧，别管我们啦！”克拉娃的母亲重复着说。　　柯瓦辽夫抓住万尼亚的手，眼泪直流。　　“万尼亚！”他含泪说，“救救她们，别扔下她们。你们要是能保得住性命，就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那边有我们的亲戚……万尼亚，我一切都拜托你了……”　　一颗炮弹轰的一声在堤坡旁的车堆里爆炸开来。　　岸上的人，军人和非军人，都一声不响，像狂潮似的涌上了浮桥。　　柯瓦辽夫放开万尼亚的手，朝着妻子和女儿猛地迈了一步，显然是要告别，但是突然绝望地把双手一摆，就跟着别人一起在浮桥上奔跑过去。　　奥列格从岸上呼喊着万尼亚，但是万尼亚一点没有听见。　　“走吧，趁我们还没有被撞倒，”他对克拉娃的母亲说，态度严峻而镇静，一面过去挽着她的胳膊。“我们到那个掩蔽部里去。听见吗？克拉娃，你跟着我走，听见吗？”他的声音严厉而又温柔。　　在他们走进掩蔽部之前，他还注意到，高射炮旁的战士急急忙忙地把炮管上一些沉重的零件卸下，捧着它们往桥上跑，后来就把这些零件扔到水里。在整个河面上，在桥的上游和下游，都有人和牲畜泅水过去。但是这些情形万尼亚已经看不见了。　　他的同伴们看不见他和瓦尔柯之后，竭力不让迎面涌来的人流把他们冲走，都向自己的大车跟前跑去。　　“大家不要分散，我们应该在一起！”奥列格喊叫着，带头用自己有力的肩膀在人堆里开路，不时回过头来望着同伴们，他的眼睛气得发黄，恶狠狠的，里面燃着怒火。　　整个逃难队伍都骚动起来，大有土崩瓦解之势；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移动，发动机咆哮着，凡是能够挤出去的，都沿着河岸缓缓地向下游开去。　　飞机来的时候，玛丽娜舅母正蹲着把柯里亚舅舅用炮兵短剑从篱笆上砍下来的木条添在火里。邬丽亚挨着她坐在草地上，想心事想出了神，因此她的脸上、嘴角旁边和秀气的鼻翼上都现出了忧郁的神情。后来她又望着谢夫卓夫：他刚给那个蓝眼睛的小姑娘吃过牛奶，现在抱着她坐在卡车踏板上，凑着她的耳朵说什么，逗得她吃吃地笑。卡车停的地方离篝火大约有三十公尺，保育院的孩子们由保育员看着在卡车周围游戏，他们的女主任坐在一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保育院的大车、彼得罗夫的大车以及柯舍沃伊的马车，都跟别的大车排列在一起。　　空袭来得非常突然，谁也来不及跑进在地上挖的防空壕，大家都是就地卧倒。邬丽亚也扑倒在地上，她听到落下的炸弹的号泣声像旋风般增大着，仿佛越往下声音越响。在同一刹那，一声可怕的巨响，像闪电似的，似乎不仅在她头顶上，而且简直就在她身上爆炸开来。空气呼啸着在她头顶上掠过，背上洒了一阵泥土。邬丽亚听到天空发动机的吼声，接着又是这种号泣声，不过已经远了一些，她还是这样贴着地面趴着。　　她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也记不清她怎么知道应当而且可以站起来。但是她骤然看到围绕着她的这个世界，从她的灵魂深处就冲出了一声强烈的、野兽嚎叫似的哀号。　　她面前已经没有新一号井的卡车，也没有谢夫卓夫和蓝眼睛的小姑娘——他们都不见了，近旁也没有他们的踪影。原来停卡车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大弹坑，里面烧黑的泥土都翻了出来。在弹坑四周，遍地都是烧焦了的汽车零件和孩子们的断肢残骸。在离邬丽亚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截奇怪的东西，那截东西包着红头巾，粘着泥土。邬丽亚认出来这就是那个保育院女主任的上半身。她的下半截身子和她直接穿在袜子上的长统胶鞋，却不见了，根本没有了。　　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头僵硬地弯向地面，好像准备蹦跳似地把手甩在背后，在原地打转，跺着一只脚嚎叫着。　　邬丽亚身不由己地跑到男孩跟前，要把他抱起来，但是那孩子尖叫着在她手里抽搐起来。她把他的头扳起来一看，只见孩子的脸肿得像个大水疱，两只眼睛鼓了出来。　　邬丽亚朝地上一坐，痛哭起来。　　四周的一切都在奔跑着，但是邬丽亚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直到奥列格来到她的身边，她才恢复知觉。他嘴里说着什么，他的大手抚摩着她的头发，好像打算把她搀起来，但她还是用双手捂着脸痛哭。大炮的轰鸣、炮弹的爆炸声以及远处的机枪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但是她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了。　　突然，她听到奥列格的非常年轻响亮的声音发抖地说：　　“德国人来了……”　　这句话，她听进去了。她停止哭泣，突然挺直身子。一霎间她认出了站在她旁边的奥列格和所有的同伴：维克多的父亲、柯里亚舅舅、手里抱着孩子的玛丽娜，甚至还有给奥列格和他的亲属赶车的老头。只是不见了万尼亚和瓦尔柯。　　所有这些人都带着异样的神情紧张地望着一边，邬丽亚也朝那边望了一望。刚才还围绕着他们的逃难队伍，现在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开阔的、浴满阳光的灿烂的草原。上面是炽热的天空，发出白茫茫的闪光。就在这片白茫茫的大气的闪光中，有几辆漆成雨蛙色的绿色德国坦克，在阳光灿烂的草原上朝着他们开过来。　　      第十二章　　经过实验农场上的一场激战，德军在七月十七日午后二时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原来有南方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作掩护，但是在这次同敌人的优势兵力的战斗中被击溃了。残余的部队沿着铁路线且战且退，几乎退到了上杜望纳雅车站，直到最后一个兵士战死在顿涅茨草原上为止。　　在这以前，凡是能够或是想要从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疏散的人们，都已经离开这儿或是往东方去了。但是在远远的别洛沃德斯克区，却有一批克拉斯诺顿高尔基学校八、九年级的学生在那里从事田间劳动；他们由于不知道实际情况和缺乏交通工具，在那里不能出来。　　人民教育处委派这个学校的女教师，俄罗斯文学教员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去把这批学生撤出来。她是顿巴斯人，精力充沛，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形。她自己也一心要把这件事办好，因为这批学生里面还有她的女儿华丽雅。　　撤出这批学生所需要的只是一辆卡车，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已经什么交通工具都弄不到了。她由于种种机遇才到达国营农场，路上足足花了一天多的时间。那边农场的场长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睡觉，没有刮胡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嗓子嚷得嘶哑，正拚命设法使用一切交通工具来疏散农场的财产，但是他毅然把最后一辆卡车交给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路辛苦，再加上为她那共青团员的女儿和全体学生的命运担忧，已经弄得筋疲力尽；场长一答应给车，她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由于感激之情而放声大哭。　　前线吃紧的消息在别洛沃德斯克虽然是尽人皆知，但是在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到来之前，学生们怀着青年人特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同时相信大人会及时给他们安排，因此大家的情绪还是兴奋快乐的。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美妙自由的大自然的环境里，再加上年轻人中间自然会发生的浪漫蒂克的友谊，这种情绪总是会形成的。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不想过早破坏年轻人的情绪，向他们隐瞒了实际情况。但是根据她那种紧张焦急和叫他们赶紧准备回家的情形，他们都明白，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不顺遂的事情发生了。情绪马上低落下来，每个人都想到了家，想到他们今后的遭遇。　　华丽雅·鲍尔茨是个早熟的姑娘，可是她的覆着金色柔毛的、晒得黑黑的手和腿还显得有些像孩子，深色睫毛下面的深灰色眼睛里，露出独立不羁的、傲慢的神色。她梳着两条金光粲然的辫子，丰满娇艳的嘴唇显出自尊心很强的样子。她在国营农场劳动期间跟他们学校里的男同学斯巧巴·萨方诺夫很要好。斯巧巴生得个子矮小克莱）、或宣称外部世界存在与否是不可知的（休谟）、为唯，白头发，翘鼻子，满脸雀斑，一双眼睛活泼而机灵。　　华丽雅是九年级的学生，斯巧巴却在八年级。如果华丽雅有什么要好的女同学，这可能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但是华丽雅并没有要好的女同学；如果在男同学里面有她喜欢的人，这也可能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但是她谁都不喜欢。她读书读得很多，钢琴弹得很好，她的修养使她在女同学里面显得很突出，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对于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对她的崇拜感到很习惯。斯巧巴合她的心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她，而是因为他能够给她解闷；他的确是一个机灵而又真诚的小伙子（不过这是掩盖在他的孩子气的顽皮下面），一个忠实的同伴和喜欢信口开河的人。正因为华丽雅本人不爱随便乱讲，除了自己的日记簿之外，从不把心里的秘密告诉别人，她梦想做出一番英雄的事迹（她也像大伙一样，想做女飞行员），她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一个建立丰功伟绩的人，而斯巧巴却爱信口开河，脑子里有着无穷无尽的幻想，所以她觉得他挺有意思。　　华丽雅第一次鼓起勇气跟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德军进了克拉斯诺顿，他打算怎么办。　　她的深灰色的、不容人接近的眼睛冷冷地、非常严肃地、探究地望着他。斯巧巴平时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热爱动物学和植物学，一直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从来没有想过德国人来了他要怎么办，可是这时他连想都没有想哈佛大学任教。重点研究了或然性、归纳、时空、相对性、量，就也是那样严肃地说，他要跟德国人进行毫不妥协的地下斗争。　　“这不是空话？这是真的吗？”华丽雅冷冷地问。　　“唔，怎么是空话？当然是真的！”斯巧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你发誓……”　　“好，我发誓……当然可以发誓……要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是共青团员吗？”白发的斯巧巴惊讶地抬起眉毛问道。他终于考虑起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来了。“那么你呢？”他好奇地问。　　她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狠狠地耳语说：　　“我发誓—誓—誓……”　　然后，她把嘴巴紧贴着他的耳朵，突然像马驹那样打了一声响鼻，几乎把他的鼓膜震破。　　“你到底是一个傻瓜，斯巧巴！傻头傻脑，空话连篇！”她说完就跑了。　　他们当夜就离开了。卡车的前灯遮着黑布，斑驳的光点在车子前面的草原上跳跃。在他们头上展开了辽阔黑暗的星空；草原上散发着十分清新的气息——干草、成熟的庄稼、蜂蜜和苦艾的气味；温暖强劲的空气迎面扑来，真叫人难以相信家里可能有德国人在等着他们。　　卡车上挤满了年轻人。换了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唱个通宵，朝着草原大叫大喊，高声欢笑，在隐蔽的角落里偷偷地接吻。可是现在大家都缩做一团，不想开口，只是偶尔低声随便交谈几句。不多一会，大多数坐在行李上的年轻人，都已经互相紧靠着打起盹来。卡车开过坑坑洼洼的地方，他们的脑袋就不住地晃动。　　被派做值班的华丽雅和斯巧巴坐在车子最后面。斯巧巴也开始打盹了，华丽雅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一直望着前面草原上的一片黑暗里。她的丰满的嘴唇上原来是带着自尊的表情，此刻没有人看见她的时候，却露出稚气的忧郁和委屈的神情。　　这一次航空学校又不收她。她不知试了多少次，可是，这批傻子，每次都不收她。生活真是不顺利。现在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斯巧巴——专会说空话。当然，她可以做地下工作，但是这件工作怎么做，有谁来领导？父亲——华丽雅的父亲是犹太人——会出什么事？他们的学校会发生什么事？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人，连一个人都没有来得及爱上，而生活却已经要有这样一个结局。生活的确是不顺利啊。华丽雅没有能够在人们面前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能够出人头地，没有能够成名和得到人们的崇拜。她的眼睛里涌出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眼泪。不过这眼泪总是好的，因为她才十七岁；这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少女的无私的梦想，这种梦想并不是冷漠的、自私的。　　她突然觉得背后有一种异样的声音，仿佛有一只猫儿纵身一跳，用爪子抓住了卡车的后槽板。　　她连忙转过身去一看，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　　也许是一个孩子，也许是一个瘦小的青年，头上戴着便帽，双手像钩子那样攀住卡车的边缘，上半身已经上来了。他抬起一只脚，打算全身爬进车厢，一面还迅速地打量着面前的一切。　　他是要偷东西吗？他到底要干什么？华丽雅的手本能地动了一下，想把他推下去；接着她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惊慌，她决定叫醒斯巧巴。　　但是这个孩子或是小伙子的动作非常麻利；他已经进了车子。他已经坐到华丽雅旁边，把含着笑意的眼睛凑近她的脸，还把一个指头放在嘴上。这小伙子显然不知道他碰到的是什么人。再过一会儿，他就该倒霉了，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华丽雅已经把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便帽戴在后脑上，脸很久没有洗过，但是却充满一股男孩子的高尚勇敢之气，含笑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华丽雅仔细打量着他的这一刹那，决定了形势对他有利。　　华丽雅没有动，也没有出声。她带着超然的冷淡的神气望着他；只要她不是单独的时候，她脸上总带着这种神气。　　“这是什么车？”小伙子凑近她的脸，低声问道。　　现在她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头发有点鬈曲，大概很硬，有点向前翘的薄嘴唇显得很有力，又有点粗野——嘴唇里面似乎有些肿。　　“怎么？给你预备的车子不中你的意吗？”华丽雅也冷冷地低声回答。　　他笑了笑。　　“我的车子在大修，可是我累得要命，所以……”他摆了摆手，好像是说：“我根本无所谓。”　　“对不起，卧铺都客满了。”华丽雅说。　　“我有六天六夜没有合眼，再熬个把钟点没有关系，”他并没有生她的气，亲切而坦率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迅速地环视着他的视野所能看到的一切，打算看清楚黑暗中的人脸。　　车身一路颠簸着，华丽雅和这个小伙子有时不得不抓住车沿。华丽雅的手有一次落到他的手上，她马上把手缩了回来。小伙子抬起头来，仔细望了望她。　　“是谁睡在这儿？”他把脸凑近斯巧巴的两面摆动的白头。　　“斯巧巴·萨方诺夫！”突然他不是用耳语，而是大声说道，“我现在知道这是什么车子了。是高尔基学校的吗？你们是从别洛沃德斯克区开出来的吧？”　　“你怎么认识斯巧巴·萨方诺夫的？”　　“我们是在峡谷的小溪旁边认识的。”　　华丽雅还等着下文，可是小伙子却不往下说了。　　“你们在峡谷的小溪旁边干什么？”她问。　　“捉蛤蟆。”　　“捉蛤蟆？”　　“正是。”　　“干什么用？”　　“起初我以为他捉蛤蟆是为了钓鲇鱼，哪知道他是捉来解剖的！”小伙子大笑起来，对斯巧巴的怪诞行动抱着公然的嘲笑。　　“后来呢？”她问。　　“我劝他去钓鲇鱼，我们就在夜里去钓。我钓到两条，一条小的，斤把重，另外一条还不错；斯巧巴什么也没有钓着。”　　“后来呢？”　　“我劝他一清早跟我去洗澡，他听了我的话，可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发青，他说：‘可把我冻坏了，就像一只去了毛的公鸡，耳朵里都灌满了冷水！’”小伙子的鼻子里嗤了一声，“我就教他怎样立刻使身体暖和，怎样把耳朵里的水倒出来。”　　“这是怎么个弄法？”　　“你只要按住一只耳朵一只脚跳，嘴里喊着：‘卡杰林娜好宝贝，把我耳朵里的水弄出来！’然后按住另外一只耳朵，再这么叫。”　　“现在我明白你们是怎么交起朋友来的了。”华丽雅微微动了一下眉毛，说道。　　但是他不懂得她的话里带刺。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朝前面的黑暗中望了一下。　　“你们迟了一步。”他说。　　“为什么？”　　“我想，不是今天夜里，就是明天早上，德国人就要开进克拉斯诺顿。”　　“德国人来了又怎么样呢？”华丽雅问。　　不知她是要试探试探这个小伙子呢，还是要表示她不怕德国人——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这样说有什么用意。他抬起坦率大胆的浅色眼睛望了望她，又垂下眼皮，什么也没有说。　　华丽雅心里突然感到对他有一种敌意。说也奇怪，他好像也感到了，就和解地说：　　“那就没有地方好逃了！”　　“可是为什么要逃呢？”她故意要气气他。　　但是他坚决不愿意跟她把关系弄僵，所以又和解地说：　　“那倒是真的。”　　其实他只要爽爽快快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来满足她的好奇，他们的关系也许马上就可以搞好。但是，他也许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名。　　华丽雅自尊地沉默着，他却开始打起盹来，但是只要车子一跳，或是华丽雅有意无意地一动，他总抬起头来。　　克拉斯诺顿近郊的建筑物在黑暗中出现了。还没到公园，在第一过道口附近，卡车就放慢速度。过道口没有人守护，拦路竿都竖立着，路灯也没有开。车子在桥板上开过，隆隆地响起来，铁轨发出铿锵的声音。　　小伙子突然精神抖擞，他在腰里，在那件随随便便套在钮扣脱落的脏军便服上的短外衣底下摸了摸什么东西，一边说道：　　“我可以从这里走回去……谢谢你们的好意。”　　他欠起身来，华丽雅觉得他的短外衣的口袋和裤袋都是鼓鼓的，里面好像放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我不愿意叫醒斯巧巴，”他又把含笑的大胆的眼睛凑近华丽雅，说，“等他醒了，请告诉他，就说谢尔盖·邱列宁请他去玩。”　　“我不是邮局，也不是传呼电话。”华丽雅说。　　谢尔盖·邱列宁的脸上露出了真正痛心的表情。他痛心得找不出话来回答。他的嘴唇似乎肿得更厉害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跳下车，在黑暗中消失了。　　华丽雅因为自己这样刺痛了他，突然感到难受起来。最遗憾的是，她对他这样说了之后，她的确已经不能再把这一切告诉斯巧巴，并且无法纠正自己对待这个来也突然、去也突然的勇敢青年的不通情理的态度了。因此，他的模样和那双大胆的、含笑的、在她出口伤人之后变得悲哀的眼睛，还有那两片仿佛肿起来的薄嘴唇，就牢牢地铭刻在她心上。　　全城都沉浸在黑暗中。任何地方——无论在窗上，在矿井的放行亭里，在过道口——都看不见一线灯光。空气凉爽起来，可以明显地闻到从还在冒烟的矿井里飘出来的微燃的煤块的气味。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特别感到异样的是：听不到来自矿区和铁路支线上的惯常的劳动的噪音。只有狗在吠叫。　　谢辽萨①·邱列宁用猫儿那样毫无声息的脚步迅速地顺着铁路支线走近平时做市场的大片空地。他绕过空地，溜过李方查的像蜂巢似的粘在一块的、周围是樱桃园的黑魆魆的房子，悄悄地走到自家的房子前面。在周围那些没有刷白的、草顶土墙的小棚子的衬托下，这所房子显得很白。　　--------　　①谢辽萨是谢尔盖的小名。　　他随手轻轻地掩上门，四下张望了一下，就溜进了小贮藏室；几秒钟后又拿着铲子出来。虽然是一片漆黑，可是他在自己家里是熟门熟路，所以不多一会儿已经到了菜园里，到了沿着篱笆生长的一排黑魆魆的槐树丛旁边。　　他在两棵槐树中间挖了一个相当深的坑——土很松——从裤袋和上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小型手榴弹和两支装着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放在坑底。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分别用布包着，他也仍旧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放下去。后来他用土把坑填满，又用手把土弄平，等早上太阳出来，就可以把土晒干，消灭他工作的痕迹。他掀起衣服的下摆仔细地把铲子揩干净，回到院子里把铲子放好，然后再去轻轻地敲门。　　通过道的上房的门闩响了一下，母亲——根据沉重的脚步声他听出来是她——在泥地上曳着光脚，走近门口。　　“谁？”她的还带睡意的声音惊惶地问道。　　“开门。”他轻声说。　　“我的天哪！”母亲激动地轻声说。可以听到她激动得手直哆嗦，摸不到门钩。最后门总算打开了。　　谢辽萨跨进门槛，在黑暗中闻到母亲的刚刚醒来的身上发出的熟悉的暖气，就抱住这个亲爱的胖大的身子，把头贴在她的肩上。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搂抱着在过道里站了一会。　　“你跑到哪儿去啦？我们以为你不是撤退就是被打死了。大家都回来了，可就是没有你。至少也该让人捎个口信，说你怎么样了。”母亲低声埋怨说。　　几个星期以前，像本州其他各区一样，谢辽萨跟许多妇女和少年也从克拉斯诺顿被派到通往伏罗希洛夫格勒的要冲去挖壕沟和建筑防御工事。　　“我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耽搁了一阵。”他用平常的声音说。　　“别嚷……你要把爷爷吵醒了。”母亲生气地说。她管自己的丈夫，谢辽萨的父亲，叫爷爷。他们有十一个孩子，已经有了几个像谢辽萨那么大的孙子。“他会揍你一顿！……”　　谢辽萨把这种责备只当耳边风：他知道父亲已经再也不会揍他。父亲是一个老采煤工，有一次，在阿尔马兹车站的安年矿山，被一辆脱链的煤车险些撞死。当时老头的身体特别强壮，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后来还干了不少地面工作，但是近几年来他的身子完全弯了，几乎不能行动，甚至坐着的时候都要在胳肢窝下撑一根特制的、钉着软皮垫的拐杖，因为腰杆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他的身体了。　　“你想吃东西吗？”母亲问。　　“想是想，可是没有劲儿，只想睡觉。”　　谢辽萨踮起脚尖穿过父亲在打鼾的房间，走进上房，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岁半的孩子、丈夫在前线的达莎和他心爱的小姐姐娜佳——睡在里面。　　除了这两个姐姐，在克拉斯诺顿还有一个姐姐菲尼亚。她带着孩子们单独住，她的丈夫也在前线。至于迦夫利拉·彼得罗维奇和亚力山德拉·瓦里耶芙娜其余的孩子们，都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独立生活了。　　谢辽萨走进两个姐姐睡的这间闷热的上房，摸到床前，脱下衣服随便一扔，身上只剩一条裤衩，也不管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洗澡，就躺在被子上面。　　母亲在泥地上曳着光脚走进上房，一只手摸到他的粗硬的鬈发，另一只手就把一大块面包头塞到他嘴边。面包是家里烘的，新鲜、喷香。他抓住面包，很快地吻了吻母亲的手，也顾不得疲倦，就大口大口地嚼着这块好吃的小麦面包，锐利的眼睛兴奋地朝黑暗中望着。　　卡车上的这个姑娘是多么不平凡啊！那样的性格！还有那样的眼睛！……但是她不喜欢他，这是事实。要是她能知道他这几天的经历和体验就好啦！要是可以把这件事哪怕跟世界上的一个人谈一谈也好！但是到了家里是多么好啊，躺在自己的床上，在舒适的上房里，跟亲人在一起，嚼着母亲亲手烘的这块喷香的小麦面包，又是多么美啊！似乎，他一倒在床上，就会睡得像死人一样，至少睡它两天两夜，但是如果不让一个人知道他的经历，他是睡不着的。要是那个梳两条辫子的姑娘知道就好啦！不，他什么都没有告诉她是对的。天晓得这是谁家的姑娘，是什么样的人！或许，他明天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斯巧巴，顺便向他打听那个姑娘是谁。但是斯巧巴是个快嘴。不，他只能把这一切告诉维佳·鲁基扬庆柯，要是他没有走的话。但是干吗要等到明天，现在不就可以把一切都讲给娜佳姐姐听吗！　　谢辽萨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手里拿着面包到了姐姐床边。　　“娜佳……娜佳……”他坐在姐姐床边，用手指推推她的肩膀，轻轻地喊道。　　“啊？……什么事？……”她半睡半醒，吃惊地问。　　“嘘……”他把自己的没有洗过的手指放在她的嘴上。　　但是她已经认出了他，急忙爬起来，用温暖的光膀子搂住他，在他的耳朵上吻了一下。　　“谢辽萨……你还活着……亲爱的小弟弟……你还活着……”她幸福地喃喃说着。看不出她的脸，但是谢辽萨想象她的脸上一定带着幸福的微笑，小小的颧骨睡得红扑扑的。　　“娜佳！我从十三号起就没有睡过觉，从十三号早上到今天傍晚一直都在作战。”他激动地说，一边在黑暗中嚼着面包。　　“啊，你……”娜佳轻声叫起来，她摸摸他的手，穿着睡衣就盘腿坐在床上。　　“我们的人全部牺牲了，可是我跑出来了……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全部牺牲，还有十五个人，可是上校说：‘你走吧，你何必把一条命送掉。’他自己已经浑身是伤，脸上、手上、腿上、脊梁上，全都包扎着，全都是血。他说：‘我们反正是要牺牲的，可是你何必呢？’所以我就走了……我想，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　　“啊呀，你……”娜佳惊骇地轻声说。　　“在离开之前，我拿了一把工兵用的铲子，把死人身上的武器收集拢来，送到上杜望纳雅后面的小壕沟里，那地方有两个土墩，左面有一座小树林，很容易认。我收集了步枪、手榴弹、手枪、子弹，把这些都埋好了才离开。上校吻了我，对我说：‘你记住我的名字——索莫夫。索莫夫，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等德国人走了，或是你见着我们的人的时候，你写封信给高尔基城的军事委员部，让他们通知我的家属或是有关的人，就说我已经光荣牺牲……’我说……”　　谢辽萨不作声了，好一会工夫他抑制住呼吸，吃着被泪水沾湿弄咸的面包。　　“啊，你……”娜佳啜泣着。　　是的，她的小弟弟一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她已经不记得，他在七岁以后什么时候曾哭过——他是个硬骨头。　　“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块的？”她问。　　“就是这么碰上的，”他又兴奋起来，连脚一齐上了姐姐的床。“我们的防御工事刚要筑好，我们的部队就已经撤退过来，在那儿防守。全部克拉斯诺顿人都回家了，我就请求一个上尉连长把我编进连里。他说：‘没有团长批准我做不了主。’我说：‘帮帮忙吧。’我就拚命地请求，还有一个司务长支持我。战士们都在笑，可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德国人开始炮轰了。我跑进了战士们的掩蔽部，他们爱惜我，一定要等天黑才放我走。等到夜里他们叫我离开，可是我只爬出了掩蔽部，仍旧趴在壕沟后面。早上德国人来进攻，我又回到壕沟里，从一个被打死的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跟大伙一起射击起来。有好几个昼夜，我们不断击退进攻，已经没有人赶我走了。后来上校也认出了我，他说：‘我们是必死无疑，否则的话，我们一定把你编进队伍，可是，我舍不得你，你还应该活下去。’后来他笑着说：‘你就把自己算做个游击队员吧。’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差不多撤退到上杜望纳雅。我看见弗里茨①，就像现在看见你这么近，”他压低声音，咝咝地说。“我亲手打死了两个……也许还不止，不过这两个——我亲眼看见是我打死的。”他撇了撇薄薄的嘴唇说，“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被我看见，我就要杀死他们，我就要杀了这批坏蛋。你记住我的话吧……”　　--------　　①弗里茨是德国人的普通名字，常用来代表德国人。　　娜佳知道，谢辽萨说的是真话：他杀死了两个弗里茨，而且还要杀死他们。　　“你会送命的。”她害怕地说。　　“情愿死，也比舔他们的靴子或是苟且偷生强。”　　“唉，我们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娜佳绝望地说。她更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也许就在今夜，会有什么灾祸等着他们。“我们医院里有一百多个不能行动的伤员。还有一位医生，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陪他们留下来。我们每次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生怕德国人会弄死他们！”　　她忧愁地说。　　“应该让居民分别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你们做事怎么这样？”谢辽萨激动起来。　　“居民！现在谁知道谁在打什么主意？听说，在我们‘上海’，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伊格纳特·福明家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也许是德国人派来，先来摸底的。福明藏的人反正好不了。”　　福明是一个矿工，因为工作出色曾经多次得奖，并且在报上受过表扬。他是在三十年代初在这儿村里出现的，那时像在全顿巴斯一样，在克拉斯诺顿也有许多陌生人出现，并且在“上海”安家落户。关于福明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娜佳现在说的就是这一点。　　谢辽萨打了个呵欠。现在，他把话都讲了出来，面包也吃完了，他觉得自己是完全到家了，他想睡了。　　“你躺下吧，娜佳……”　　“现在我睡不着了。”　　“我可睡得着。”谢辽萨说着就爬回自己的床上。　　他的头刚靠到枕头，他眼前就浮现出卡车上那个姑娘的眼睛。“说什么我也要找到你。”谢辽萨喃喃地说，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眼前的一切和他心里的一切都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