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严谨治学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我最早认识胡绳同志是在1953年夏。那天我和我的教研室主任王真同志去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逛旧书店。在一家书店里，碰到胡绳同志。王真同志把我介绍给胡绳同志，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走各自的了。那天胡绳同志穿一身白绸子裤褂，手里扇着一把扇子，给人的印象特别潇洒。那年，我还是个20岁的青年；他大约30多岁了。我注意看他，觉得他与众不同的是头颅很大，心想，这人一定非常聪明，有智慧。以后，除参加一些会议见到他，并没有什么交往。80年代以后，参加中共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与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些。现在回想，有几件事令我十分难忘，主要是他支持我们北京市党史学会的工作方面，给我的印象很深。

        刚才大家都谈到，胡绳同志写文章非常严谨。以我所闻所见，确实是这样。记得在1984年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时，中央决定要为李大钊烈士陵园立碑。邓小平同志题写了碑名，还要镌刻碑文。中央指定胡绳同志撰写碑文，交中央讨论通过后勒石。大概是在中央讨论碑文初稿时，有的老同志提出，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在绞刑架前不是讲过一段很感人的大义凛然的话吗?为什么不写入碑文呢?为此，胡绳同志交代他的秘书白小麦同志：你去问问李新同志、张静如同志，为什么他们的文章中没有写李大钊就义前讲过那段话。胡绳同志提出李新和我的名字，可能是在起草碑文时参阅了李新为《革命烈士传》撰写的李大钊一文，及我写的《李大钊》。

        白小麦同志到我这里来说希望我能提供些材料。我向他讲，那个关于李大钊烈士临刑前讲话的记述，出自大钊先生后人的回忆录，回忆录采用的这个说法并未经证实。所以我在文章中从来不使用这个材料。

    当时，我们一些人非常担心那个不确切的说法真的会被镌之于石，留传后世。但是后来大家看到的碑文，只是写了“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未采纳那个临刑演说的材料。我想，以胡绳同志严谨治学的精神，他一定是研究和参阅了大量的材料，才这样判断和落笔的。

        我主持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的工作，和大家一样，很希望能听到胡绳同志为我们做学术报告，给我们以启发。我们多次邀请他到会，尽管那时他健康状况已经不好，但他却力疾出席，亲身支持我们的工作。

        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开端》，只是发表在吉林省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尽管只是省里的内部刊物，胡绳同志却看了登在上面的我的那篇文章。在1989年5月4日中共党史学会和北京市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胡绳同志讲话。他开篇就说：张静如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开端》……别的同志以为胡绳同志要批评这篇文章。他接着说：我非常赞成他这个观点。我在我自己的书上，从来都没有写过“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开端”的话。会间休息时，他同我交谈，又说：你不信你查一查，我的书上没有这个说法。后来我翻阅胡绳同志的著作，正如他所说，除了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有“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的论断，其他由他个人撰写的文章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他认为，比较更接近历史事实的表述是：从1919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时代时期。我的上述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胡绳同志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并且提出新的表述，我以为，这是他深思熟虑、一贯不赞成将历史简单化、概念化的学术观点的表现。

        通过多次在学术会议上与胡绳同志的接触，他的大家风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待人谦和，长于思考，做报告娓娓而谈，没有夸张和训教的言词，分析问题深入浅出，常从人们习见却不经意处研究带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学者的风度非常值得认真学习。

        一段时期以来，有不少文章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批评胡绳同志的观点。以前我也读过胡绳同志的著作，而他每发表新的文章我也经常读。一些文章批评胡绳同志，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鼓吹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等等，这促使我重新认真阅读他的著作。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了《胡绳全书》的主要文章，尽管不是篇篇都读。读后掩卷回想，他的著作给我的感觉，一是，从30年代起到现在，这些文章立论正确、稳固，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这实在很不容易。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文章，回过头来看，很多都站不住脚。当然，在学识、经历、担负的责任等方面，我无法与胡绳同志比，也不好妄比。但就写文章、研究问题来说，我们不妨反躬自问，我们有胡绳同志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吗?二是，胡绳同志是一直随着时代前进的。他不保守，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著作上，我们看到，他也勇于更正过去某些不妥当或不准确的观点。这一点，读一读《胡绳全书》的引言、说明，可以看得很清楚。

        读了《胡绳全书》，我认为，胡绳同志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的。这是毫不含糊的。说胡绳同志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决不相信，也决不赞同。正如有同志所说，经典著作也不可能句句话是经典（何况胡绳从未把自己的文章视为经典）。他有的文章、观点，人们完全可以不赞成，但要说其中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内容，以我的水平，实在是看不出来。远的不必说，近些年来他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以《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题，发表了长篇论文。这些文章没有那么多引经据典，但却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道理讲得很透澈。

        昨天，我还在读他写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很受启发。文中提到关于怎样认识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错误的问题，有同志曾提出，如果说1957年以后20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是否也可以说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呢?胡绳同志的分析和回答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1957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1957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国外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捧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但在胡绳同志笔下，却是举重若轻，分析得既简单明了，又切中要害。这说明胡绳同志不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历史现象时，具有很深的造诣。

                                本文是2000年11月27日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的“追思胡绳同志学术业绩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