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对性日趋宽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2:38:49
五岳盟主/编辑

中国社会日渐宽容,对于性已经不再讳莫如深。随着经济繁荣与政府对个人私生活限制日趋宽松,中国当前正处于一场性革命进程。
在中国,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爱与性被公开指责为资产阶级颓废的表现。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夫妇在公共场合牵手还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但是如今,官方媒体去年报道说,周末赴医院流产的上海女性中,高中女生所占的比例高达80%。
随着收入日益增加,物质生活水平愈来愈高,城市居民已经不必再单纯为了生存打拼,而可以追求更多其它享受。尽管农村依然较为传统,但是城市已经先行一步。每当夜幕降临,公园、市民广场等公共场所的长椅总是“座无虚席”,被一对对年轻的情侣占领,旁若无人地亲昵、接吻。
中国社会科学院性问题专家李银河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如今高达60%-70%的中国青年存在婚前性行为,而1989年这一比例仅为15%。
那些被称为“80后”的一代对于性似乎更为随意。美联社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吧对一位年仅20岁的公关经理进行采访时,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年轻女性的性态度很随便,她的朋友经常会主动与陌生男子勾搭。她们认为维持一段固定关系需要巨大付出,“一夜情”则不然。
尽管家庭与学校依然羞于谈性,但是在一些大学校园周围,钟点房却随处可见――虽然房间不大,但一律收拾得干净整齐。每到周末,提供钟点房的旅馆总是人满为患。精力充沛的大学生们对吆喝声不断的餐馆和出售盗版光碟的摊贩视而不见,直奔钟点房而来。
但是中国的性革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通常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私下交谈时才可能说到“性”,而且常常是窃窃私语。因此,性教育也未能跟上性活动的步伐。当局担心性教育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曾提到北欧的例子,认为“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地方,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全国的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6%,不强奸了,看A片就好了,头一年全国偷看女人洗澡减少了80%,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当哪一天禁忌不再成为禁忌,人们就不会迷恋它了。许多人之所以吃自助餐吃到撑得半死,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偶尔为之的“放肆”。你要是让他天天吃自助,哪怕免费供应,他也大半不肯这么撑了。
北京市第二医院一位名叫邓君的心理医生表示,她每天都会接到15-20个求助电话,其中大多是关于性的。邓君介绍说,她所开通的热线电话主要针对十多岁的青少年,打进热线的求助者大多是高中生或大学生,而年龄最小的则只有10岁。今年52岁的邓君表示:“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我们对于性的态度也在改变."
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是在6010名18―61岁的人中展开的,内容包括“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敏感话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中国人的多伴侣情况”调查结果。
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2000年,其发生率仅为16.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25.3%,年平均增长率为7%,这比我国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的增幅还大。而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创立人刘达临教授的调查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多伴侣”发生率仅约6%。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20年来的这一变化感到兴奋,有些人对此难以接受,这让他们联想到“婚外恋”、“滥交”等字眼。但在潘绥铭看来,“多伴侣”的内涵并不单是这些,还包括再婚、试婚分手等多种可能性。毫无疑问,其发生率迅速上升意味着人们对性关系的看法愈发开放和宽容。
女性开放程度上升较快
记者在调查结果中还发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男性、省会与直辖市居民、30―39岁人群、企业家、高收入者、试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侣”发生率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业家最为突出,高达68.4%;二、女性、40―49岁人群、农村人口、低收入者的发生率增长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3%,比男性的4.6%高不少。
潘绥铭认为,第一个特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人群手中握有的“资源”为他们实现“多伴侣”开了绿灯。所不同的是,年轻人的“资本”是青春与体力;“但有的企业家和高收入者拥有的则是大量金钱”。
引发第二个特征的原因较为复杂。“女性"多伴侣"增长快和女性自我意识增加有关。”潘绥铭说,“城市女性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女性进入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这让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单方面"为男人所用"的性对象。这时,她们就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追求快乐、追求爱情无疑是其中之一,发生性行为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潘绥铭这一观点与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主题调查不谋而合。该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发生“多伴侣”几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还有一个条件,即"独生子女"政策。它让性生活和生孩子实现了相对分离。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自然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而避孕、人工流产的方便化,也让人们在追求性生活时少了后顾之忧。”
夫妻性行为方式更加多样
不少人认为,“性伴侣多了就代表开放、前卫”,但潘绥铭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性革命的内容很广,"多伴侣"、"婚前性行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全面、深刻的性革命,是性行为的革命。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即使你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但性生活依然单调,这种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但你们采用了更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那就是性革命。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多伴侣",但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大快乐,这种夫妻间的性革命才最广泛,也最受到该关注。”
那么,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的现状又如何呢?潘绥铭6月30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亲密5种爱抚方式中,57.1%的受调查夫妻表示采用过其中的全部,比2000年多了29.6%。其中,女性性爱抚的增加程度十分明显。此外,在性爱方式上,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
你看,现在一说起"婚前同居",谁还管你?”而此前,记者了解到的一个事例正印证了潘绥铭的观点――一位24岁的女生和男友在结婚前一年就开始“同居”,其房子还是女方父母出钱租的。老两口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以后小两口得过一辈子,女婿怎么样,还得让女儿提前“了解”,省得日后反悔。而20年前,这恐怕是父母们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也有性学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绥铭并不赞成这样横向比较。,他说:“可以说,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如我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此外,“性革命”在美国和反战、反传统、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
潘绥铭强调,当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与评价。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性放纵”,却忘记了这样一点: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的“丑恶现象”,其实是一种倒退,如“强迫女性加入性产业”等,这在中国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实是古人们纳妾的翻版,这并不能说完全是“性革命”的过错。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在美国,借“性革命”之风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离婚高潮,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我们也应理智地对待它: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潘绥铭所说,当我们真的达到了“和谐社会”,那其中一定包含着“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这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