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知识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内容摘要：知识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学研究支出总量增加，基础研究支出占研究开发投入比例较低；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分割，低水平重复；科学研究资源配置追求短期效益，缺乏适应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为了增强创新能力，应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根据国情构筑科学研究的组织框架，建立适应基础研究特点的项目管理办法和评估体系，完善公共机构的技术扩散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的效率。

　　关键词：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创新体系

　　一、知识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知识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以及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构成的网络系统，执行主体是公共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知识创新是创新链条的重要环节，知识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周期长、不确定性强、风险大，但其公共性强，外部效益大，受益面广。在这个领域，通常市场失效。因此，世界上主要创新国家的政府都在基础研究领域有较大投入。

　　基础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兴趣为导向的自由探索研究，并不一定马上要有市场和商业效果，但可能带来突破性的新发现和形成全新的领域。另一类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定向研究，基础研究与大项目结合具有明确的应用目标，能够较快地形成生产力。

　　2.随着技术快速进步和深度发展，创新模式变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缩小，科学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更加直接。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体系的结合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效益，当今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领域的商业成功和重要创新都得益于有关国家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投资。如全球范围的宽带网络、网络游览器,以及计算机分时工作、内部联网、计算机工作站等一些重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等，都是美国联邦政府国防R&D中产生的一些未可预见的发现，而带动形成的。

　　3.基础研究不仅可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继承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基础研究为企业集成创新提供基础技术。如，MP3 技术的开发表明了基础研究对新技术发展的推动效果。其中应用的磁性存储、锂电池、液晶显示等多项技术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健康研究所和技术标准研究所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成果或技术突破。

　　4.开展基础研究可以吸引和培养优秀的研究人员。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基础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建立集聚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平台，维持一支有志于从事研究事业的人才队伍。如，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吸引和集聚了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人才，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以及博士后，源源不断地为美国企业提供创新人才。

　　二、我国科学研究投入现状与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基础研究投入。

　　一是发展研究型大学。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赋予高等学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提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应当同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目前，在1000多所大学中，经过国家认定的研究型大学有38所。实际上，一些未经国家认定的大学也正在向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努力。

　　二是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8年6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决定由中科院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试点，率先启动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国际科技前沿，具有强大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

　　三是增设基础研究拨款计划和加大旨在提高基础研究能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如，在已有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即“973”项目)和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计划等；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

　　(一)我国科学研究投入的基本特点

　　1.科学研究支出总量大幅增加，占研究开发(R&D)的比例下降，基础研究支出比例较低。“十五”期间，我国科学研究总支出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198.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72.65亿元，增加了将近两倍。但是，随着社会上试验开发投入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支出占R&D的比例明显下降，从“九五”初期的33%降至“十五”末的26%。

　　“九五”以来，我国的应用研究支出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但没有恢复到“九五”初期的水平；基础研究支出与R&D支出基本保持同步增长。“十五”期间，基础研究支出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4.5%,略高于R&D支出22.3%的增长速度，其占R&D支出的比例基本保持在5.3%~5.9%之间(见表1)。

　　表1　　我国R&D支出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科技统计年鉴整理。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应用研究比例接近创新型国家的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低于追赶国家的水平，见表2。如，韩国1983年R&D占GDP的比例为1.1%，基础研究投入占R&D的比例为18.2%；1985年R&D占GDP的比例为1.58%时，基础研究支出占R&D的16.9%，应用研究占29.2%(WWW.innovation.gov.com ，“韩国技术创新概况”。)。1999年，印度的R&D占GDP的比例为0.86%，基础研究占R&D的 17.6%；应用研究占39.9%。

　　2.基础研究以政府投入为主。据估计，目前基础研究投入的80%~90%来自政府，80%以上来自中央政府科技拨款。由于我国政府财政预算没有设置独立的R&D科目，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是按照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科研事业费进行预算和管理，难以准确测算政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资金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知识创新工程，以及提高基础研究和教学能力的“211”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条件的“985”工程等。

　　3.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2004年，我国基础研究支出中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分别占43.9%、40.7%和13.3%(其中包括转制的科研院所。若扣除转制科研院所，该比例将低于10%。)。近些年来，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不断增加，其基础研究支出从1999年的11.4亿元增至2004年的48亿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大学获得的面上项目占70%；大学教授担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占50%以上。但与其他主要创新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的R&D支出比例仍然较低，大学总的R&D支出不到政府科研机构的一半。

　　4.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为主。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从其R&D支出结构看，大学以应用研究为主,政府科研机构以试验开发为主。2004年,大学的R&D支出中，基础研究占24%，应用研究占54%，试验开发占22%；政府科研机构(不包括转制科研院所)的R&D支出中试验开发费超过51%，应用研究约占37%，基础研究支出占12%。根据美国40多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大学执行的R&D经费中基础研究占60%以上，2002年超过70%；非营利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大体在35%~55%；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为10%~20%；工业界大体在3%~6%之间。

　　5.我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但引用率远低于欧美国家。科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科技论文在2005年排世界第四位，位于美、英和日本之后，超过德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收录的、在作者机构中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6.9%。

　　(二)科学研究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比重偏低。“十五”期间，政府财政科技拨款合计为4925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6%。但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试验开发和产业化。按照基础研究支出中政府投入占80%~90%估算，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占财政拨款的比例不超过8.5%，占政府R&D支出的比例不到17%。而欧美日等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其R&D投入的20%以上，有时达到30%。

　　2.追求短期效益，缺乏适应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一是项目经费中人员经费太少。如，在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经费中，人头费不能超过10%。结果一些基础研究实验室，只有设备费，缺少人头费，不得不找挣钱的项目养人。二是经费管理不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基础研究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项目经费要在整个周期中进行调整。目前，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大都要求每年必须把计划的钱花完。这不利于在整个研究周期内调配[HJ4.8mm]和安排资金。三是利用管理工程项目和市场经济的办法管理基础研究。频繁的进度、报奖、专利、效益等考核指标，以及项目考核与个人利益挂钩，导致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引导研究人员追求短期见效快的项目，缺乏长期积累和基础研究。

　　3.资源分割，低水平重复。一方面，国家财政缺少R&D预算科目，基础研究经费分在不同的科目管理，不仅实际投入数量难以把握，而且投入方向上重复和缺位并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相分离。另一方面，机构设置重叠，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定位交叉，存在资源分散和重复研究的现象。大学普遍存在各自为战，研究项目小型化的倾向；科研院所则存在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的问题。结果导致资源分割，基础研究资源和成果不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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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学和科研机构拥有较多知识产权资源，但利用率较低。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主体，拥有大量的科技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科技与经济脱节，科研与企业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功能与运行机制不匹配，不能很好的发挥公共平台的作用。通常，国际上公共研究机构(根据OECD的定义，在R&D经费中，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研究机构(包括专业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为公共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基础技术知识，公开研究成果和进行技术转移。由于科研体制改革过程中为解决收入和经费等种种原因，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科研机构和大学等科学研究主体自己办企业，其科研成果内部产业化率较高。如，目前中科院持股企业的销售收入为1231亿，利税48亿；2004年大学办企业2355家，销售收入80亿元。特别是，一些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实行企业化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导致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系薄弱。另一方面，技术扩散和转移机制不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利用率较低。据统计，截至2006年10月，大学和科研院所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的数量占全社会的份额为18.7%和12.2%。但是，有调查表明， 大学研究成果进行专利许可或产权转让的占21.5%，自办企业进行产业化的占17%；科研院所的成果进行专利许可和产权转让的占15.8%，自行产业化的占39.5%。

　　三、发挥科学研究在创新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目前，我国的技术发展正处于以引进技术和仿制为主转向以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相结合的阶段。没有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就不可能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形成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能力。因此，应适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基础研究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加强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目标的联系，集中力量突破重点领域。加强以重大项目为导向的基础研究，适度发展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研究。政府应重点支持公共领域和战略产业的基础研究，如健康、环境、能源和战略高技术等。

　　2.加强政府科技预算管理，调整政府财政科技拨款的支出结构，提高基础研究投入份额。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缺乏基础研究的人力和资金实力，在一段时间内，基础研究投入仍将主要依靠政府。在企业具有科技活动投入积极性的情况下，要调整政府科技支出结构，增加其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特别要增加中央政府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建立政府财政R&D预算科目，确保政府财政科技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投入的衔接。

　　3.根据国情构筑科学研究的组织框架，分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功能，加强跨学科团队建设。在企业科学研究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大部分创新型国家不同的是，目前我国的科研机构在R&D中的作用大于大学。政府在科技经费配置时，要注意区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大学在兴趣和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方面有优势，应加强以重点学科建设为主的大学基础研究。政府科研机构和专业应用研究机构则应作为科学研究的集成平台，重点从事以项目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系统集成。因此，要加强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通过一些重大项目导向的基础研究计划打破部门、机构和学科界限，合理组织分工，促进跨学科、跨机构的基础研究团队建设。特别是，目前我国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有限，大学的研究成果难以直接满足企业产业化的需要，科研院所可以填补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空白，发挥研究成果转化的桥梁作用。

　　4.建立适应基础研究特点的项目评估体系和项目管理办法，实行同行学术评价与长期社会效果跟踪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一方面，要改进基础研究项目的决策机制和管理办法。基础研究规划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规划和重大项目需要；项目管理不能做过细的“安排”和频繁考核，以形成允许科学家自由发挥和允许失败的宽松研究环境；建立科学家的信誉和能力跟踪与评价体系，把研究项目交给有信誉、有能力的团队。另一方面，建立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评价机制。通常，基础研究项目的效益并不直接体现在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而是其应用和扩散效益。基础研究结果不确定性强、研究周期较长、成果应用范围不明确，需要长期跟踪。因此，要建立同行学术评价和长期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

　　5.完善公共机构的技术扩散机制，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基础研究的效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企业创新提供基础知识和技术，公共研究机构的作用并不是要实行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是以为社会提供知识和扩散技术为主要目标，通过技术转移和扩散来实现其社会效益。要建立与公共研究机构职能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发挥其公共技术平台的作用，提高公共机构投入产出的社会效益。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调动公共机构转移技术的积极性，建立鼓励技术转移的奖励政策，加强对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技术转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另一方面，加强科学研究领域的产学研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预见性和成果的利用率。建立企业参与的产学研联合体，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确定研究项目；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调动企业参与和支持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6.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吸引、集聚和培养人才的作用。增加基础研究项目中的人员费用，提高基础研究对人才的吸引力，确保研究人员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工作，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开放公共机构的实验室，鼓励与企业联合研究，在合作中为企业培养研究人才，增强企业基础性研究能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措施，促进人才在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