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军方的态度及民间的声音（转）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该事件大陆民众再熟悉不过的是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云云,听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我们也应该从反方-国民政府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这样我们才能被称之为眼睛雪亮的人民是不?
其实此事件原因为稍早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黄桥事件。
话说根据国G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是听命于延安的，毛氏曾经就这样指示新四军所在的ZG东南局：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XXX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X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刘少奇在淮南反摩擦以后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个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裕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随后陈毅、粟裕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也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消灭韩德勤军主力。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驻安徽的新四军部分控制了江苏省。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彼此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抗战战况，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先生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
“......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毛氏答覆：“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先生后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
“……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毛氏覆电同意后，新四军却并未如皓电及GC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12月3日，蒋先生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得到GC党中央认同，要求遵照执行。
项英却仍驻地云岭在拖。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ZG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ZG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ZG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组织了8个军包围和袭击。

国军一级陆军上将,有"军中圣人"之称的顾祝同,字墨三
战斗中，项英数次电报给延安，要毛氏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氏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又有报告给毛氏。12日，毛氏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于是在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两党高层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并被断绝了给养而困于绝境。最后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军长叶挺去见顾祝同，头一句话就是：“墨三兄，今日我是阶下囚了。”
蒋委员长事后对皖南事变发表了讲话：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姿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讲话还说到：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复次，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
（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
（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而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通告则更加严苛,完全以叛军称呼而大加鞭挞,言语比较猛烈,就不写来了。
对于此事变也有一说法：项英和新四军原本是毛氏的眼中钉，毛氏借机除掉项英，更使周恩来失去赖以赖以倚重的军队，使新四军重回自己的掌握。（ZG后来在盐城又成立了新四军，并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江北的根据地却也日渐发展稳固，至1945年发展为30万人。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毛氏的此说法有也罢没有也好,那是他们庙堂的事.反正,民间的态度从被称民营报纸的旗帜的《大公报》一月二十九日对此事件的评论里可见一斑：
“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GC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GC党取消了建制，G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