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存档：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

旧作存档：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2005-11-10 23:51:09)   分类：学术探索  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 国家伦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由国家认可和标榜的民间（种族）伦理系统，通常以爱国主义为信念内核，以利他主义为操作原则，而后被简化成若干可资记诵的律令，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人民递送。管理这一事务的伦理机构夜以继日地修造起来，像林立的墙垣。
 所有这些国家伦理策略，最终都要投射到伦理英雄的图像上去。国家从民间挑选原型，然后由行政官员、伦理机构和传播媒介分别加以塑造，直至它（他）看起来与伦理原则完全合一为止。这就是伦理英雄诞生的秘密。当英雄被它的事迹弄得熠熠发光时，一个日常的人已经悄然死去。
 尽管如此，伦理英雄仍然是所有英雄中最令人激动的一种，他没有本质，完全放弃了作为人的存在，服从于与内在本性相悖的极端主义道德。伦理英雄为所有的人活着，唯独不为他自己。这是全部痛苦的根源，而他还必须强颜欢笑。他是演员，用热烈的面孔向尘世的观众请求一种掌声，只有他的眼神流露出饱受惊扰的愁苦。
 沿循伦理原则所规定的向度大步推进，伦理英雄在封建历史中迅速成熟，达到自我虐待的残酷深度，外在标尺完全内化为灵魄的渴望。《二十四孝图》，一组孝道英雄的传世图像，描绘英雄们令人发指的事迹，其中，为使母亲能在严冬品尝鲜鱼，英雄裸体卧冰，用自己的肉躯充当饵食，而另一英雄则在饥荒时代宰烹亲子以喂养他的饥肠辘辘的母亲。
在这些疯狂的封建伦理实践中，英雄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残酷性；为了迎合一种伦理原则，他竟然可以践踏其他所有的人性原则。
 在重新估量伦理英雄的意义方面，雷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操行甚至越出种族和制度的界限，成为东西方国家所共同推荐的范本。而吸引人的首先是这个士兵的造型：矮小的营养不良的身量、儿童般年轻的面颜和欢乐纯真的笑容。
 雷是一个卓越的演员吗？如果他是，就会小心翼翼地藏匿起对高级消费品的热爱。因为在他的时代，奢侈是一项严重的罪孽。但他仍冒着违背“艰苦朴素”原则的巨大风险去购买皮制茄克和瑞士名表。而且各种迹象表明，他无意掩饰这一点。
 雷锋，一个基本上真诚的人，假如他的事迹中有某些表演性因素，那是十分自然的。我不想对此有所物议。甚至由于他的强烈的精神气质，我对这个人产生了某种喜爱。一个从未见过父亲容颜，又在其年幼丧失母亲的人，被阴郁苦难的童年记忆所压垮，永恒耽留于儿童人格和对母亲的思念之中，这个难道是他本人的过错吗？
 正是由于童年岁月的打击，雷的生命的全部意义都是凝聚到与母体有关的事物上来了。从寻找一个具体的母亲替身出发，他的信念不断推演和上升，直至向一个形而上母体作彻底的皈依。这里隐含着某种难以索解的反思。雷说，母亲只生养了我的肉身，而党的关怀却照耀着我的灵魂。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表达了对于肉身和质朴母亲的强烈蔑视与失望。
 这就是一份生命契约被订立时的奇特情景：雷要抛弃掉与他的感性生命相联系的部份，向一个形而上母体奉献螺丝钉式的全部关怀或忠诚，同时他请求得到照亮心灵的温暖光线。可以把他“唱”这支“歌”的过程看作一个极其严肃的仪式，从此，雷获得了灵魂的新生，并且成为一个符合国家伦理的新人。
 我要指出，这样的契约里包含着深刻的交换原则：用形而下的利他性劳动来换取形而上的关怀和荣誉。雷是这个意义似的杰出的利己社会主义者，超越隔物的一般价值层面而观察到它的本质。由于契约的存在，雷就是一个有家的人，并与另一些立约者结为兄弟。尽管他必须服事道德劳役，但他仍然是无限幸福的。
 在国家伦理格局中，“雷锋精神”的含义超出了他自己所能了解的部份。他的善行的实在本质转换成了名义本质，或者说，这个人从一个专名下降到了通名的级位。这种语言操作的后果正是雷锋的死亡及其替身的诞生。这是存在于语词中的雷锋──一个抽象的术语，标示着个体对于国家的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闪现的雷锋，就是“以死为生的人”、把国家当作存在的唯一目的的人，就是随时准备为国家信仰热烈捐躯的人，以及拒绝着一切回报的人。牺牲者说，我热爱祭坛，我要求成为它上面的事物。
 这无疑是对雷锋愿望的一种超越。在语词的深部活着，被各种摹状词、形容词和副词所照明，像一座无限硕大的道德塑像，矗立于迷津的中心。它的紧握驾驶盘的姿势表明，它是指点新伦理和新生活之道的人，甚至径直就是那“道”本身，构成连接人民与未来乌托邦的亲切线索。
 对此我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恰恰相反，我的看法是，由于它仅仅是一种语词操作的产物，因此在实存的日常经验世界里，它的稀有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目睹了那些在世的伦理英雄的忙碌；无限众多的求救之手在黑暗的背景中伸来。而他却只能握住其中寥寥可数的几只。当他们阖目而逝之后，甚至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结构也崩溃了。千万个英雄在语词中成长，而一个被苦难所彻底压垮了的皈依者却不能看到这一点，他只会抱怨英雄的空无和拯救的不可能性。
 这也许是不符合事实的。牺牲主义者姓氏的增殖反驳了这种悲观的意见。在雷锋以后，王杰、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等等，暗示着一种新的英雄模式的显现，他们比雷锋更符合牺牲主义的范本：不是被动的死于偶发的事故，而是在事故中成为主动赴死的人，为拯救国家财帛或他人性命而肝脑涂地。为了这种瞬间的伦理爆炸，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缄默，终止雷锋式的琐碎的社会公益活动，以便把道德能量贮存到那个最后的时刻。
 伦理爆炸的英雄、武侠、战士、爱国者和舍生取义的人，在国家战争和镇压内乱中大量涌现，从日常的佯庸状态向英雄的领域倏然飞跃，在死亡中达到辉煌的亮度。但这种荣耀不是预谋的，而是由国家或民间传说事后追认的。在死亡的现场，将要成为英雄的人被一种危机景象所惊扰。这种景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道德律令，或是某种最激烈的呼吁。
 对于危机的目击者来说，死亡不是必然的，它仅仅是一种可能。律令，首先要求目击者迅速投入救助的操作。他起初在这个限度内接受这种律令，而结果却接受了死亡。这完全是附加的事物。死亡隐匿在危机景象的背后，然后突如其来地降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义无返顾的英雄的最后表情。在瞬间恐惧之后，存在的黑暗抹除了灵魂的一切痕迹。
 正是黑暗的透明性导致了道德阐释的自由。传记作家不仅要细致地分析英雄面对死亡时的冗长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竭力要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行回忆起来。道德阐释，就是消除或修改那些看起来与国家伦理不符的部份，使英雄在事后变得真正完美清纯起来。传记作家藉此向人们强调，牺牲事件完全取决于人的日常道德修炼：大量诵读领袖的著作、永无停顿地自我反省、超乎众人之上的觉悟及其鲜为人知的琐碎善行等等。其中，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实践，而是人应当如何向一个政治实体提供无偿服务。
 这无非是在重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景：用名义本质去取代英雄的实在本质。它导致了公众对英雄以及英雄时代的过度期待。在这样的反向的伦理要求中，英雄图像的最后黯淡是不可避免的。被苦难所彻底压垮了的皈依者，热切地指望一个救援的奇迹，他甚至已经听到了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而最终却只能以无望的啜泣结束这一期待。他要怒气冲天转向其他的事物，转向存在的基础和所有与传统的形而上价值背道而驰的方面。 （说明：本文系 《逃亡与皈依》一文被删节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