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存档:缅怀浪漫主义(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7:19:33
旧作存档:缅怀浪漫主义(下)(2005-12-10 13:15:42)   分类:学术探索

缅怀浪漫主义(下)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李白──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其说弥散在他的诗歌里,毋宁说停栖在他的生命风度中。他是谦逊的,他把浪漫主义的桂冠移交给了李贺,而后,飞扬高蹈着走进民间的传说。
 李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他的语言和意象过于高峻,使一切批评家难以望其项背,而他的生命是那么短暂,刚刚照亮了唐朝的诗坛,就急促地陨灭了,同时,留下最奇诡壮丽的诗篇。他的生命的长度和他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致他在一些小册子作家的手下成了“畸人”,也就是古怪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和逾越了古典伦理规范的人。这从反面验证了他的重要性。他本身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奇迹。他只是没有风度而已。
 李贺与李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无比痛楚的人,而后者则恰好相反。李贺的痛楚来自他的病弱的肉体和无望的灵魂。他在这种痛楚的深渊里打滚,从颤栗的舌头上滚出诡异的诗句,说出对于时间和人生短促的惊骇和惧怕。而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物理世界的空前绝后的敏感性,这正是他不久将要放弃的那个实在的世界。它的质地、色泽、重量、裂纹、气味和声响,穿过砚台的影像被他轻灵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将长辞的世界。甚至连新小说派也不能达到他对于物体及其物体内在生命的触握深度。而后,通过这样一种痛楚的触握,他把汉诗语言推进到李白根本无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这并不意味着,用粗疏或质朴语言写作的人值得我们蔑视。有时候,一种质朴的语言暗示了诗人心灵的质朴性,陶渊明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质朴。他用自己的伟大心灵统一美学的不相容的范畴,并藉此开辟着通向乌托邦的革命道路。   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国浪漫主义者所回避的事物,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构成的墙垣,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引向过去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简单:田野、阡陌、屋舍、鸡犬、农夫、老人与儿童。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而当他退出后,他无法再度进入:迷津阻止了他。
 我注意到了这种隐喻的意义。陶渊明用一个破坏性的结构反对了弥尔顿的理想。它不是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福一达”过程,而是从得乐园到失乐园的“达一福”过程,它构成了一个比弥尔顿主义更深刻的反转的镜像。
 令我惊异的还有,这个无法进入的乌托邦并未使我们绝望,它最多只能使我们为之忧伤和怅惘而已。这不仅是一个叙述技巧的问题,而且显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本性。在陶渊明看来,我们企及或不能企及乌托邦,它完全取决于几率和统计学的因素。这就为信念的生长提供了脆弱的理由。
 正是这样的信念鼓舞了陶渊明的寒伧的田园生活──一个乌托邦的次等摹本。关于乌托邦,陶仅仅进入了一次,而关于它的摹本,陶则倾注了最大量的言辞和激情。他的喜悦和他的悲痛像稻菽一样从田园的土地生长,而最终,喜悦瓦解了,剩下的只有永久的悲痛。
 乌托邦的现世化、或是浪漫主义字词的实存化,这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严酷的敌人。历史上所有类似的努力都注定要归于失败。我们企望用手指抓住它,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个虚空,就在这样的深刻的失望中,浪漫主义精神从我们的心灵中消退了,像消退的洪水,而后,露出了光裸的、一无所有的大地。
 那么,世俗浪漫主义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来了,除非他放弃一切实用主义的念头,也就是放弃在头脑之外还要用全部肉身去占有奇迹的渴望。陶渊明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注定要接受贫困的苦难。然而伟大性保证了他以一个隐士的姿态坚定地生活着,履行他向自己作出的承诺。正是这种坚定的生活召回了浪漫主义信念。从阴郁寒冷的病榻上,陶用悲愤的声音唱出了对于复仇者荆轲和精卫的颂扬。
 这是何等熟识的声音!它曾经如此澎湃地涌现于屈原的吟哦之中,像一条怒气冲天的字词的河流,去淹没一切敌对的事物。屈原,这个人是一切愤怒的渊源,而后,一种亚洲型的明亮事物从中有力地闪现了,这就是被历代儒者诬指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伟大诗歌精神。
 甄别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汉代的儒者,那些利用注疏和训诂从事文化阴谋活动的人,企图在“阐释”中扭转古代史的性质。屈原是其中用以篡改先秦浪漫精神的学术核心。假如他被修补成符合儒家教义的伦理英雄,那么该教义将获得更有力的传播。由于这一缘故,汉朝,成了阐释灾难大规模发生的年代。
 要清洗掉涂抹于屈原肖像上的汉代颜料,其方式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彻底忘却有关此人的全部历史评价;其次,象对待一个无名诗人那样诵读他的作品。
 所有的屈原研究者都在有意忽略和遗漏下列事实:对历史上的反叛者的追忆与颂扬,是这个人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母题。推翻夏启的“五子”、弑杀后羿的寒浞、抗灭夏桀的成汤、兴师问罪的文王,上述著名叛臣的姓氏与事业,受到屈原如此热烈的眷顾,以至成为反复吟哦的对象。
 在反叛者的名册中,伍子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楚国最杰出的复仇者,因全家遭到楚平王的杀戮而逃往东方,成为吴国的重臣,并率吴兵打回祖国,将已故国王的尸身掘出,痛挞三百。对于犯有如此滔天罪愆的叛徒,屈原居然明确声称,他要追随其后以了遂自己的心愿(《悲回风》:“从子胥而自适”)。且问,他何以要追随此人?他有什么难以言喻的心愿?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属于伍子胥的纪念日最终却被屈原的阔大身影所掩替。这种情景在人类庆典史上是罕见的。只有一种假说能够理性地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同构叠加”:一个更有力的反叛者的历史映像将覆盖住与之同构的其他映像。“端午”,显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反叛者的节日,它蕴含了对饱受压迫的革命者的最盛大的赞美。
 屈原的反叛性,可能导源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政治事务的受挫和惨遭贬窜。他沉痛的目光看到忠臣接与、桑扈、比干和介子推的悲剧结局。他甚至警醒地指明,像申徒狄那样因屡谏君王而不被纳听、最后抱石自沉以明心志,是毫无益处的(《悲回风》:“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这是一个贰臣所能达到的较高觉悟。
 然而,如果把屈原的悲愤仅仅限定于一个臣子对昏聩统治者的抱怨,那就大错特错了。屈原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这构成了他全部痛楚与怒的根源。政治失败迫使他转向诗歌,转向一个可以用隐喻语言来寄托宏大野心的场所。
 让我们来倾听一下屈原对自己名字的注解吧。他声称自己名叫“正则”,叫“灵均”,这显然是一个双层字谜游戏。人们已注意到“正则”(“公正”)里隐含着“平”字,而“灵均”(灵开混沌)里隐含着“原”字,等等。但是,这组字谜还有更重要的一层解答:“正则”和“灵均”,就是要求这个人去匡正(“正”)世界的法则(“则”),以及像神灵那样支配(“灵”)循环生息的大地(“均”)。这既是一个丧失权柄的旧部落领袖对他的男婴的期待,也预示出这个婴孩在以后的年代里所拥有的宏大野心。
 正是这种不可遏止地燃烧的野心,支持着屈原的全部浪漫主义写作与吟咏进程。在《九歌》和《离骚》中,他反复地描述自己与众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等等)会晤或交往的豪华场面。他梦想自己像周穆王那样出巡西方,直抵昆仑,去访问西王母之邦,有九千辆马车簇拥着他,像簇拥着人间最高贵的君王。他还要乘龙驾鸾,在壮丽的天庭遨游,向日神、雷神、风神和云神颁布敕令,并且追逐洛神、宓妃、湘夫人和少司命,向她们表达热烈的爱慕。这样一种对神性血统及其力量的自我鉴定,难道仅仅是某种“楚地民歌风格”影响的结果么?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人(包括李白)能够像屈原那样显示出非凡的王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征服性以及野心受挫后的愤怒。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而是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也许在征服性上,只有毛泽东可以与之比拟。“把汝裁为三截”(指昆仑山)和“风景这边独好”,这些充满独断性的句式,只能诞生于一个面对世界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的伟大灵魂。
 然而,在给予了屈原以诸多赞美之后,我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即屈原的人格是高度分裂的。这个人同时拥有王者与仆人、贰臣与忠臣的四重特性(也许还应包括他对彭咸─巫隐传统的向往)。他像一个马不停蹄地改换着角色的悲剧演员,在不同的台词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当然它们不是面具,而是复杂心灵的直接映射)。他甚至能够在从事高贵的反叛与征服事业的同时,保持一个饱受委曲的忠实臣仆的卑顺气味。他是那么尽心竭力地表白着自己对于国王的无限忠诚,信誓旦旦,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见《九章•惜颂》)。
 这就像马克思在浪漫主义者歌德身上所洞察到的那样,屈原,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其渺小;有时是叛逆或征服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一个竭力守护住摇摇欲坠的昏聩统治的庸人。自杀(或谋杀)结束了他的这种紊乱的浪漫主义气质,却开始了关于这个人的真相的永恒争论。如同读者所看到的,我不想加入这种争论,我只想结束它们。
 C.猜想浪漫主义 以屈─陶为代表的世俗浪漫主义,和以但丁─弥尔顿为代表的神学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核心部份,而在历史的尽头,或者说,在历史开始的遥远边缘,原始的宗教浪漫主义闪烁着微弱而神秘的光辉。那些不朽的传说,从残破的碑石、泥版、铜鼎和竹简中浮现出来,诉说着世界真理的诸多细节。我注意到远古神话的这个特徵。浪漫主义,它是真理最初(也许还是最完美)的表达形式。
 世界真理,也就是有关世界的诞生、动力、材料、构造与历史的准确消息,隐藏在宇宙的阔大景象之中,像来自星辰的光线,可以被我们模糊地感知,却不能被我们握住。然而,从缄默无语的人群中,一个浪漫主义的头颅发出了永不停息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而后,这种追问扩大到了太阳、月球和整个宇宙。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形而上追问,只有他们才可能凭借这种追问握住世界真理的温暖灵魂。屈原的《天问》,不过是对他的浪漫祖先的一次诗学摹仿而已,但这已经足以击中那些巨大的消息。
 另一方面,也只有浪漫主义者才能够保存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真理。只有他们能够提供形而上的壮丽容器,以包装真理的难以言喻的属性。这里,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所拥有的代码系统的有为性。从湿婆、梵天、努特和盘古的伟岸身影中,世界真理实现了它在人间的逻辑转换。
 神话首先阐释了真理,而后才运载它们,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对它们进行新的追问和猜想。浪漫主义与真理的这种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它要消除一切关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偏见。在最古老的年代,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真理的颂扬者,他越过无数的山峦和部落,把消息传递给所有沉浸在痴愚的笑意中的人群。而后,我们看到了一次巨大骚乱和觉醒。
 在某种意义上,那最初的浪漫主义者正是上帝本人。当他对天堂的景象腻味了之后,他就投入到了对人间乌托邦的热烈制造之中。上帝甚至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据《旧约》记载,“创世”,就是他用语词说出想象的乌托邦诗篇。   神说:“要有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份为上下。”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 这是真正的吟诵诗篇的过程。在上帝的字词溅落的地点,乌托邦明亮地崛现了,这是不可阻挡的,而从上帝的乌托邦里诞生的人类,难道能够回避摇篮所赋予它的这一属性么?乌托邦的子孙们,携带着浪漫主义的天赋秉性,携带着对于真理和未来的全部猜想,携带着诸多瑰丽的意象与故事,从上帝的乐园出发,向我们走来。我们目睹了这些,就像目睹那些难以言喻的苦难一样。只要我们不放弃受难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响应这种亘古长青的号召。(1990年9月20日于上海寓中,谨以此文送给温瑞安君)(本文作者:朱大可,原载:《福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