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

 提要：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 http://www.tecn.cn )
    关键词：皖南事变 蒋介石 毛泽东 新四军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颇多风雨，但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却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磨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驽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 http://www.tecn.cn )
    如同国共关系走到皖南事变的情况一样，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种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问题。由于多数大陆学者缺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关系及其决策过程的深入研究，简单地认定皖南事变乃蒋介石之“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1]因此，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蒋介石这时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目的有限，也忽视了苏联方面坚持维持国共关系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事变前和事变后政策的影响程度。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把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态度与蒋介石的态度混为一谈，或者不注意共产党人当时条件下政策策略的复杂变化及其原因，似与以往资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过多侧重于对一方资料之研究有关。鉴于今天大陆中共相关档案、国民党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关档案，以及台湾所藏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会相关档案均已开放，一些亲历者的日记或回忆录业已出版，今人理当可以依据多方资料，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对此一事变及其善后问题重加梳理。本文即试从两党关系的角度对此再做探讨，以期使今人对事变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当时之情势与善后之结果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一些。 ( http://www.tecn.cn )
    
    蒋介石态度游移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 http://www.tecn.cn )
    在国民党方面，皖南事变是其无法容忍共产党力量无限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相信“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的结果。[2]其不惜用军事方法驱除要害地区共产党武装，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包含着敢于与共产党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全面破裂两党关系的某种准备。但是，蒋介石1940年和1941年是否对此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却颇可置疑。 ( http://www.tecn.cn )
    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不少国民党军政领导人都开始要求蒋介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即所谓皓电），限期一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佳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3]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 http://www.tecn.cn )
    蒋介石批准“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电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作为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无法简单地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或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军事上的需要，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毕竟，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相当多的磨擦与冲突，但大都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且规模有限，共产党并没有根本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打算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异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意虽不在向中共宣战，然一旦具体实施，难免会让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抗战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种计划亦未必能够达到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明确认为这一计划只能以“游击战”来施行，[4]且在注意到日汪协定签订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对军令部呈文更拖着未签。 ( http://www.tecn.cn )
    然而久拖不决毕竟不是办法。最后通牒既已发出，政府颜面必须顾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蒋终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复，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之后，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前令，蒋亦于9日亲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5] ( http://www.tecn.cn )
    由于这一要求与命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同时并将皖南新四军也列入了剿灭计划。称：“观察江南N4A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N4A立予解决”。[6]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7]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 http://www.tecn.cn )
    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急于一战，主要是因为自恃军力雄厚。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新四军不过“裹胁成军”，对前此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处与中共军队冲突惨遭败绩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在其将中共军队全部限制于冀察地区的要求被拒，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又复与国民党韩德勤部猛烈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威胁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何应钦这时就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4Ａ予以解决”。[8]徐永昌则在提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更进一步迅速拟就了针对黄河以北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亦取攻势作战。胡宗南这时也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应付非常事变”。[9]白崇禧则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10] ( http://www.tecn.cn )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11]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 ( http://www.tecn.cn )
    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意志影响甚大。注意到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12]但“不致扩大叛变”的推测毕竟没有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 http://www.tecn.cn )
    不仅如此，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事情万一闹大。他不能不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13]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 http://www.tecn.cn )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14]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15] ( http://www.tecn.cn )
    但实事求是地说，蒋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已很晚，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27日才在徽州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计划，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这之后再发布指令调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已经不可能了。[1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军令部的命令下达过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即对蒋唯命是从的顾祝同等这时其实也揣摸到蒋的心理，寄希望于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条件要高点，也可以商量。 ( http://www.tecn.cn )
    在11月底顾祝同在给蒋的电报中，就详细说明了他力图“切实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这种态度。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照发欠发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的，并无想要乘机消灭皖南新四军的意图。[17]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蒋介石、何应钦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再走东线前后，顾祝同及其所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也还是力图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12月8日，顾祝同即转电称，新四军皖南部队已开始北移，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18]11日，上官云相也曾电告皖南行署称：新四军叶挺军长有电报称，新四军军部驻地国民党政工人员到处散布新四军即日将被驱逐的谣言，且对新四军士兵家属威胁百出，上官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扰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19]据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和时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武之芬回忆，即使召开了徽州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也还是建立在新四军抗命不移的情况之下。按照顾祝同的说法，还是“希望他们能遵令渡江”，新四军如果北撤，部署各军则转而负责掩护。[20]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明明这时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 ( http://www.tecn.cn )
    12月27日，即以部署剿灭皖南新四军为要旨的徽州军事会议召开当日，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等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北移。对叶项所提各项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泸江县境为职部临时集结境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的提议，[21]顾祝同当时就表示可以商量。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随即再派参谋人员前往新四军军部与叶挺续商。在顾祝同的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来电承诺：“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 ( http://www.tecn.cn )
    12月30日，叶挺又进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22]对此，清楚地知道蒋有“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密令[23]的顾祝同，仍无坚决反对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他还在替叶挺说好话。其不仅转电称：“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而且明确提出：“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24] ( http://www.tecn.cn )
    1941年1月2日，叶挺又来电报提出：决定“先派一个团于虞（七）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接电后也还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云相“饬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25]他在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解释其同意叶挺要求的原因说：“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许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26]( http://www.tecn.cn )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当他得知叶、项已决定北移，虽然时限已经超过，也还是明显地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以某种期望。当然，他不同意顾祝同先发饷弹再走的意见，认为时间上不宜再拖，但他同意，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且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要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27] ( http://www.tecn.cn )
    由上不难看出，说皖南新四军1月4日南下茂林是蒋介石、顾祝同指定的路线，[28]或说蒋、顾有意逼诱新四军南行，未必是准确的。[29]事实上，当1月4日皖南新四军已经秘密南下之后，无论顾、蒋，都没有意识到会在茂林地区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30]他们甚至还曾不同程度上考虑过要不要同意新四军部分走苏南，和要不要适当再度展期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一·一七”令之幕后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态度游移，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其实也有颇多相似处。皖南新四军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不得不与中共中央、第三战区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此种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 ( http://www.tecn.cn )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31]这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北移已成定局。因此，从11月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方案问题了。而当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即向东经苏南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 http://www.tecn.cn )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其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让新四军军部过长江后，下一步与江北的新四军按照前令，于1月底全部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军打的又不是中央军，故他对黄桥战役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32]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33]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 http://www.tecn.cn )
    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4]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也确曾有密电给李品仙，李部这期间也确曾做过防堵新四军北渡的军事部署。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及第三战区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走苏南去苏北，而非走铜繁去皖北。桂系军队害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合股，造成类似黄桥事件那样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35]，亦可想而知。问题在于，12月10日蒋下令改变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之后，这种部署即未再出现。根据蒋、顾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暂取守势”的命令，李品仙不仅开始通知各师：“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而且明令相关各师做出相应部署了。[36]当然，“暂取守势”，并非不做进剿准备。依据蒋令，李品仙亦于28日，即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第二天，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37]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即使深恐部队遭受围歼的项英，在得到蒋下令改走北线的消息时，虽猜来猜去，也没有怀疑过蒋、顾有所谓“诱歼”的阴谋，只是怀疑李品仙会否放弃过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让新四军渡江。他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后，先是担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返两难”。而后则怀疑国民党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其后则猜测“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且顾虑由云岭军部驻地到江边，必须穿过日军封锁线，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总之都还没有想到会遭遇国民党军诱歼或伏击的可能。[38]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开始时也深信蒋、顾不会阻碍。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明确讲：“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直到12月中旬以后，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催促叶、项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虽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缓移一个月来要挟国民党，但在得到周恩来26日关于与蒋谈话的通报之后，已不再迟移，而是严令叶、项迅速北移了。[39]不过，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项英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 http://www.tecn.cn )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军领导人中对北移路线仍有争论。实际上叶挺就仍然认为部队分别走铜繁和苏南北渡更稳妥，因为只要能够争取到顾祝同同意部分队伍，如一个团经苏南北渡，万一铜繁北渡遭遇日军拦截，即可名正言顺地要求分批走苏南。这也是叶挺1月2日还在致电顾祝同，商量分地北渡，并强调原地北渡“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的一个原因。[40] ( http://www.tecn.cn )
    正因为存在争论，中共中央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确定的意见。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中就肯定过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强调叶、项在渡江时“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41]故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也仍旧做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对此，毛泽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明确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即叶挺－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42]然而，重庆的周恩来对此颇感担忧，认为“分地北渡有危险性”，而寄希望于蒋桂皖北让路，恐做不到，因据情报“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故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显然认可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于30日再电叶、项要其考虑。鉴于这种情况，也考虑到蒋介石和顾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苏南，重新申请时间上也来不及，项英等最终不能不决定改走南线，即经茂林绕道三溪，转至天目山脚下，避过堵在东去苏南路线上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向南绕道经苏南北渡。[43] ( http://www.tecn.cn )
    走南线并非没有危险。尤其走南线明显地违反了蒋、顾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何况到12月底和1月初，项英等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第三战区正在加紧调动部队，在茂林以南构筑包围圈。但在项英等人看来，第三战区构筑的防线毕竟距离云岭较远，新四军尚有回旋余地。且迅速南下茂林，绕道三溪，经天目山脚下之宁国、郎溪到达溧阳，然后再伺机北渡，应为出其不意之一着。只要能够突破并控制住三溪镇，就能达成转进之目的。而根据他们的情报，上官云相正在将由税警部队改编的第四十师调来向三溪镇一带填防，未必能够赶在新四军前面完成防御部署。即使四十师抢得先机，将部队部署完毕，以新四军现有兵力，突破一个刚刚调防上来，尚未完成防御体系，又是由非正规部队改编的师的防线，到底比原地北渡遭遇日军和李品仙部拦截，或直接东去苏南突破五十二和一0八两个师的防线，安全系数要大得多。正是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项英等研究再三，才于1941年1月1日做出了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 ( http://www.tecn.cn )
    项英和叶挺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对此举的危险性讲得很清楚。电报称：“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0以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其后，项英还有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44]在这里，项英等人的态度非常明白，就是已经做好了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的准备，“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中共中央对此显然也是同意的。它于1月3日，即皖南部队开始北移的前一天，明确答复项英等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45] ( http://www.tecn.cn )
    注意到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1月4日皖南新四军的北渡，不仅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其最终决定也是在部队出动前三天才确定的。[46]部队行动前，已经知道顾祝同允许一个团走苏南，但仍决定坚决全部南下茂林。因此，第三战区，乃至负责围赶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是不可能针对皖南新四军在茂林以南预设陷阱的。实际上，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南线的部署，是按照前述江北新四军贸然攻击兴化，或皖南新四军不能遵命北移的情况下，准备向云岭新四军军部进剿而设计的。它并不含有在茂林一带围歼新四军的内容。因此，直到6日晨，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攻击前进的命令下，与已经进驻三溪，且前伸至高岭的国民党军四十师搜索部队交火后，第三战区才得知新四军南下的消息。[47]根据台北保存的大溪档案及中研院近史所刊布的《徐永昌日记》（影印），可知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令部得到皖南冲突的具体报告，已经又是两天之后的事情了。当然，蒋介石对此时发生战斗，也并非毫无准备。因为，恰在这一天，蒋介石也已经向顾祝同、李品仙等下达了以游击战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指示。其电称：“（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48] ( http://www.tecn.cn )
    多半是根据蒋此一电令之精神，顾祝同及上官云相当天就下令从7日凌晨开始对茂林地区的新四军进行围剿。顾祝同则直到8日才正式通过电话通知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他在电话中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而是准备南下然后东去天目山一带再行北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新四军“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49]当日，他并通过密电向总参谋长何应钦通报了上官云相的作战部署。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皖南事变发生数天后，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体讨论应付办法的记述。他的态度自然是当即批准“积极肃清”。其内心里则估计战事不会过于严重，即所谓“中共决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50] ( http://www.tecn.cn )
    自8日顾祝同来电话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因为蒋最担心的就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会全面破裂。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共借机“扩大叛乱”。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他再三表示：“对中共决以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51]包括对已经被包围的皖南新四军，蒋依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也没有对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围剿作战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担心围剿不成不仅会根本破坏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过黄河的划界方案，而且会逼其分股流窜后方，留无穷祸患。故蒋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虽赞成“积极清剿”，但目的却还在以此来达到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意图。他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52]直到顾祝同随后来电说明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军委会开会时，蒋对善后处置的态度仍与多数与会者的强硬态度不尽相同。与会者这时大都赞同白崇禧的意见，主张“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53]蒋却因顾虑中共的反应而相当犹豫和慎重。 ( http://www.tecn.cn )
    据徐永昌日记，1月15日上午在军委会会议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张。下午3时再度讨论时，多数人的意见仍坚持强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表态，会毕仍表示：“再考虑一夜”再说。[54]( http://www.tecn.cn )
    又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斟酌，蒋介石到16日晚才最终下定决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见行事。他对自己改变态度的解释是：“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因此时“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55] ( http://www.tecn.cn )
    1月17日，国民党以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56]由上可知，皖南事变及其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事到临头，蒋介石为安抚强硬派军人，和刻意表现强势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并不是蒋有计划的步骤。对此，亦可以证之这时与蒋态度相近的张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忆。张在给蒋的上书中劝蒋不宜对中共动武时特别提到几年前的皖南事变，称：“三十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之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57] ( http://www.tecn.cn )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