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宏大钟声的时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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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钟声的时间叙事(2005-11-09 16:49:26) 分类：建筑－地理随笔 其貌不扬的工人魏云寺接过了进入钟楼的钥匙，独自攀上177级台阶，进入庞大的机芯室去校对时间，仔细维护那些成百上千个齿轮、粗大的钢丝和巨大的钟摆。他的使命就是守望这座殖民者的伟大遗产。他是第5代护钟人，在此前的72年，已有4代护钟人守着震耳欲聋的机房，度过短暂而细小的一生。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大钟的内在结构，却对时钟叙事的含义一无所知。 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建成于1927年，总高约260英尺，曾经是外滩的最高建筑，以希腊古典式和近代建筑混合的折衷主义风格著称。大楼顶部是十层楼高的钟楼，它的四个钟面朝着四方，令人可以从任何角度看见它所标示的时刻。它是时间和历史的先驱，坚毅地行走在民国初年的远东河岸，成了外滩乃至整个上海的无可争议的灵魂。 耶稣会传教士首先赠送给帝国皇帝的就是自鸣座钟。那些复杂而精巧的机械装置成为西方科技的表征，同时也是对皇帝的一个痛切的警告，向他暗喻轰轰烈烈的世界进程。时钟是一个历史计时器，它旨在计算从帝国黄昏走向世界早晨所耗费的时间。康熙大帝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寻求对西方话语的解读。他是如此饥渴地学习数学和天文学，但他的后代却变得日益自闭和慵懒起来。时钟成了一个用以计算紫禁城岁月的沙漏，单调地统计着流逝的皇家岁月。 殖民地的时间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上海大钟起源于白银（课税）的计算需要。海关对进出口船舶征税以天计数，那些船舶来自全球各地，自备时钟误差颇大，一度引发诸多商务纠纷。为确立统一的时间威权，税务司向伦敦国会大厦大笨钟的制造商订制了这座亚洲第一大钟。它的结构完全克隆了大笨钟，是英国国会时刻表的一个远东副本，在英租界的外滩中心区悠扬地敲响，成为所有商人和市民遵循的准则。时间经济就这样转变为整个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规范。 近代中国拥有三座海关大钟：广州、上海和武汉。它们的地理学位置构成了奇妙的三角，而这就是南方政治精英展开洋务运动的核心领域。它由李鸿章（直隶总督和原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和刘一坤（两江总督）署理，形成“东南互保”的势力范围，与紫禁城的排外主义抗衡，为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海关大钟就这样标定了地缘政治的版图，它的钟声成了洋务主义的激越号角。 上海海关大钟在1928年元旦敲响了第一声。它同时以英格兰名曲《威斯敏斯特》作每15分钟一次的乐音报告。此后的38年间，上海一直倾听着英国皇室的不倦歌唱，甚至中共建政都未能改变这种报时模式。1966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发动了文化革命，他们搬走大厦前的铜狮，铲除嵌在墙上的各种标识和饰物，并把报时音乐改成《东方红》。1987年英国女皇访问上海，钟声被重新切换回了殖民主义母题，直到香港回归中国时才被下令保持沉默。而在某位政协委员的倡议下，2003年“五一”期间，大钟再度恢复播放《东方红》报时音乐。音乐钟摆的这种意识形态振荡，令我们看到了时钟政治的弧形变迁。 海关大钟就是威权主义的自我叙事。它的意象不仅是白银税政的记号，而且也是民族意识形态的符码，矗立在殖民地的滩涂阵地，像英雄雕像那样接受市民的恒久膜拜。但随着上海地缘政治的衰败，大钟逐渐变得喑哑，而北京最终接管了时钟叙事的最高权力。 2000年元旦，悬挂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东侧广场的中华世纪钟，被十九个政治代表扶杵撞击，制造了21声能够送达20公里以外的巨响。钟体上镌刻着20世纪中国历史大事记和共和国歌，显示它是新的时间政治的最高象征。这是国家威权所发出的宏大声音，一种关于国家信念的旨意、宣示和呼告，而其间还隐含着一种内在的时间苦闷：中南海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存在着某种错位。与格林威治时区时间保持一致的仪式，就是一次意识形态校正，它可以消弥这种巨大的世纪末焦虑。 然而，在大钟的复制和繁殖中，时钟的威权主义叙事正在日益走向它的反面。海关大钟曾经是上海的时间中心，整个城市都在它的呼喊中震颤，感受到它无可阻挡的管制力量。然而，这种威权的唯一性现在已经遭到消解。大钟被多重复制了。就在海关大楼的马路对面，出现了一座墨绿色阶梯状的瀑布钟，喷泉涌出可见由一千多个水柱形成的水帘和瀑布，显示出世界主要城市时间；在西郊上海儿童福利院内，巨大的英国卡通音乐塔钟业已落成；淮海路上的大上海时代广场，第三只电子钟塔悄然出现。此外，电子钟对家庭的渗透早已变得无所不在。由于电子时间的大肆入侵，时间命名的唯一性遭到了严重的颠覆。海关时钟的集逯饕灞览Ａ耍破裂为无数个零碎的个人时间?/FONT> 我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发生在某家时尚媒体提供的小资指南里，其中出现过这样一段充满煽情的语句，形容汇丰大楼的某个城堡风格露台，是探寻生活情趣的最佳场所，从那可以一边啜饮咖啡和欣赏意大利名牌时装表演，一边倾听海关大钟的钟声。这个情调指南揭发了小资的意识形态本质。它是时间威权的头号敌人，他们把大钟的叹息转换成了听觉的风景，并藉此制造着个人的消费狂欢。《东方红》乐音不能阻止这种剧变，相反，它轻盈地敲响了集权主义时间的丧钟。（作者：朱大可，原载《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