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 正确认识60年历史进程与当前现实 - 科学发展观 - 马克思主义...

　　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日逐渐临近，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6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国民素质以及综合国力等方方面面重大进步的关注度也在日益升温。

　　无论是电视台、电台还是各大报刊、网站，从今年年初开始纷纷开设有关国庆60年专栏，展开预热性报道。进入6月后，围绕人们普遍关注的国庆大阅兵和执政兴国60年等报道越来越热闹。

　　“新闻报道的逐步升温，也意味着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敏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相关权威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在迎接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更需特别注意把握好几个关系，如新中国建国60年来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等。

　　受访专家表示，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正确认识60年历史进程与当前现实，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两个不能否定”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伟大历史转折，将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在前一个30年里，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后一个30年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两段历史，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整体，一脉相承。

　　在全面回顾总结60年的发展历程时，有关权威人士指出，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是在此前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30年这么快的发展。

　　前30年中除经验外，其出现的教训也对后30年的发展起到特殊作用。张启华引述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以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即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引领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

　　在受访专家看来，准确定位两个历史阶段为一个整体，也是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回应，正如中央在200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思想理论一脉相承

　　在新中国建国60年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产生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中央要求，应当正确把握两者关系。

　　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七大，被理论界认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必要的、及时的、最佳的整合。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韩庆祥对本刊表示，这一整合抓住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共同本质特征，即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

　　这一理论体系提出后，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高层曾特别提出，要深化两者关系的研究。

　　权威人士表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两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独创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继承性，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

　　受访专家指出，以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1957年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等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给全党和后人树立了理论创新如何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榜样”，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分清主流与支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同时，权威人士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曾犯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也曾出现过曲折，要全面准确辩证地看到，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是历史的主流，而错误和曲折是支流。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因为我们犯有错误、有过曲折而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对待过去的错误与曲折，张启华认为，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张启华分析说，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

　　60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人士指出，在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有力支持，就不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受访专家这样认为。

　　对此，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指出，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入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四化”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

　　第三，实行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四，实行宪法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

　　房宁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一个巨变”和“两个没变”

　　接近60周年国庆日之时，受访人士提醒，必将迎来一轮基于巨大成就的庆典，但我们也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高层多次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十七大报告曾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权威人士表示，准确把握“一个巨变”和“两个没变”，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仍然困难、社会稳定压力依然巨大的时候，更应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

　　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日逐渐临近，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6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国民素质以及综合国力等方方面面重大进步的关注度也在日益升温。

　　无论是电视台、电台还是各大报刊、网站，从今年年初开始纷纷开设有关国庆60年专栏，展开预热性报道。进入6月后，围绕人们普遍关注的国庆大阅兵和执政兴国60年等报道越来越热闹。

　　“新闻报道的逐步升温，也意味着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敏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相关权威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在迎接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更需特别注意把握好几个关系，如新中国建国60年来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等。

　　受访专家表示，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正确认识60年历史进程与当前现实，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两个不能否定”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伟大历史转折，将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在前一个30年里，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后一个30年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两段历史，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整体，一脉相承。

　　在全面回顾总结60年的发展历程时，有关权威人士指出，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是在此前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30年这么快的发展。

　　前30年中除经验外，其出现的教训也对后30年的发展起到特殊作用。张启华引述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以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即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引领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

　　在受访专家看来，准确定位两个历史阶段为一个整体，也是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回应，正如中央在200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思想理论一脉相承

　　在新中国建国60年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产生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中央要求，应当正确把握两者关系。

　　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七大，被理论界认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必要的、及时的、最佳的整合。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韩庆祥对本刊表示，这一整合抓住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共同本质特征，即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

　　这一理论体系提出后，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高层曾特别提出，要深化两者关系的研究。

　　权威人士表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两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独创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继承性，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

　　受访专家指出，以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1957年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等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给全党和后人树立了理论创新如何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榜样”，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分清主流与支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同时，权威人士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曾犯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也曾出现过曲折，要全面准确辩证地看到，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是历史的主流，而错误和曲折是支流。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因为我们犯有错误、有过曲折而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对待过去的错误与曲折，张启华认为，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张启华分析说，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

　　60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人士指出，在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有力支持，就不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受访专家这样认为。

　　对此，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指出，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入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四化”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

　　第三，实行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四，实行宪法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

　　房宁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一个巨变”和“两个没变”

　　接近60周年国庆日之时，受访人士提醒，必将迎来一轮基于巨大成就的庆典，但我们也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高层多次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十七大报告曾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权威人士表示，准确把握“一个巨变”和“两个没变”，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仍然困难、社会稳定压力依然巨大的时候，更应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