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伯戡 07 -3：论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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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
作者：曹金华 来源：史学月刊
东汉前期，肇自于“光武中兴”，继之以“明章之治”，天下一统，百姓归心，“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大治景象，真可谓乾坤朗朗，皓月当空，又一升平盛世矣！然而光武尸骨未寒，其子山阳王刘荆即飞书废太子强，欲“归并二国之众”［①ａ］起兵反乱，其子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也相继阴谋造逆作乱，从而形成了与“建武永平之政”极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对东汉政权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对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便颇觉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了。 一 纷扰不断的诸王造逆 诸王之乱，是从中元二年（５７年）光武帝刘秀驾崩时开始的。 建武二十八年（５２年），光武前废后郭氏薨，有人上书其次子沛王辅客刘鲤报仇杀人，又有人上书王莽后裔王肃等“受诛之家”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②ａ］，刘秀乘机诏下郡县，依次收捕诸王宾客，沛王辅系诏狱，三日乃得出，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③ａ］。同年，刘秀又诏遣郭后所生东海王强、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中山简王焉因年幼留京师）及许美人所生楚王英皆就国。从而对诸王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此一事件，虽然反映出诸王违背“阿附蕃王法”纷纷招集宾客与朝廷抗衡的客观事实，但却尚未发展到造逆谋反的程度，故尚不能称之为反乱。然而通过这一事件，却也充分地暴露出皇室内部所潜在的危机，诸王反乱的序幕也便由此而拉开了。 中元二年，光武帝刘秀驾崩，皇室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就在诸王会葬京师时，诸王与皇太子庄“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被太尉赵ｘī＠①“横剑殿阶”赶下朝堂，再度激起了诸王的不满［④ａ］。而与之同时，刘秀第八子山阳王刘荆“哭不哀”，并假光武女婿、虎贲中郎将、受遗诏辅政的梁松之势，令苍头诈称废太子东海王强之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策动共同起兵反乱。而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荆之逆谋遂被揭穿。对此，光武第四子、新即位的明帝，以荆同为阴后所生，“秘其事”，仅“遣荆出止河南宫”而已，并未予以深究。永平元年（５８年），东海王强忧郁而死，而荆不得志，遂借西羌反乱之机，“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以再图反乱。明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次年，梁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明帝下诏免松之官。及四年冬，松“县飞书诽谤”朝廷，明帝下令将他处死，其弟竦、恭坐徙九真［⑤ａ］，广陵王刘荆失去了依恃。但荆反心未改，复以“貌类先帝”，呼相工曰：“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明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然而刘荆依然不改，于永平十年复“使巫祭祀祝诅”，再四谋反。在此情况下，明帝诏令诛之，荆被迫自杀。至此，山阳王荆谋反数四，历经十余年，终告结束。 永平十三年（７０年），光武第三子楚王英造逆谋反。刘英为许美人所生，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明帝诏报不以为罪。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但此后不久，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次年，英至丹阳，自杀，国除。而“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直至章帝建初二年（７７年），此事才算真正了结。 在楚王英被告谋反的前后，郭后所生济南王康也阴谋反乱。刘康为光武第五子，“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后有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究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此事未载明是否坐徙宾客，但从楚、济南之狱皆涉及渔阳颜忠来看，很有可能是楚狱引发出来的，或者说康、英二人系共谋反乱，故楚狱中所牵连的诸多人等也当有济南王康之一部分。至建初八年（８３年），章帝复还所削地，而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至和帝永元初，国傅何敞以其“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上书谏之，但康仍“尊贵骄甚”［①ｂ］，“触犯防禁”而“终不能改”，以此表示与朝廷抗衡。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郭后所生淮阳王延造逆谋反。刘延为光武帝第七子，本“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早在建武末“王新归国”时，即以“宾客放纵，干乱法禁”，而被国相张歆“入宫搜捕”［②ｂ］。及至永平十六年，有人上书告延与姬兄谢ｙǎｎ＠②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ｙǎｎ＠②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司徒刑穆也下狱死。有司奏请诛延，明帝以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然而延既徙封，“数怀怨望”，至建初中，复与子鲂造逆谋反，被人所告，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章帝下诏责之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并“赦鲂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按此，章帝将延比之管、蔡、淮南，则反势尤明而规模也较大，只是因为“先帝不忍亲亲之恩”，章帝“不忍致王于理”，才从轻处罚了。至此，光武四子逆谋反乱，历时二十余年，终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二 诸王反乱的主要原因 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均在其萌芽状态即被朝廷一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原因，却是耐人寻味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刘氏政权失而复得，所接受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对诸王的限制和防范不可谓不严，而对他们的封邑也不可谓不丰也，然而何以频连不断地造逆谋反呢？余以为这主要是由以下诸种因素所造成的。 （一） 废立皇后、太子之“偏私”所致 更始元年（２３年），光武适新野，实现了他多年“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夙愿，娶了阴氏。次年，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复纳郭氏圣通，“有宠”。至建武元年（２５年）光武即位，遂以阴、郭皆为贵人。同年，郭氏生太子强。建武二年，帝以阴氏“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而阴氏“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①ｃ］，遂立郭氏为皇后，以强为皇太子。按此，光武本欲立阴氏为后，唯因上述原因而屈就之，故未来废立之隐患便就此而产生了。 建武四年五月，阴氏生明帝，按照当时“不举五月子”的习俗，不能将他抚养成人。但因光武“爱屋及乌”，也就不讲这些忌讳了。史载“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颜赤色，有似于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②ｃ］，可见在命名上已有废强立阳之意。建武九年，阴氏母邓氏薨，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因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③ｃ］云云，这说明光武因未立阴氏为后是常感遗憾的。建武十四年，太子阳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循其头，称为“吴季子”，其后“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谋谟甚深”，遂“以为宜承先序”［④ｃ］，更进一步反映出他的心态。但既是早立了郭后和太子强，光武也不能不考虑其更易的后果。故在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时，“重奏连岁”而不许，至建武十五年才“诏群臣议”。然而群臣所议的结果，还是以强为皇太子，他的目的仍未达到。但既是“诏群臣议”，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况且天下刚刚完成统一，郭后和太子强也尚无什么把柄可抓，于是遂封太子阳为东海公，仍以郭氏为后，强为皇太子。 然而刘秀毕竟还是想立阴氏，于是便有意地疏远郭后了。至建武十七年，终于抓住了她“以宠稍衰，数怀怨怼”的把柄，于是遂以次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废郭后为中山王太后，而立贵人阴氏为后。郭后既然被废，而又“子以母贵”，太子强之废也便指日可待了。故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然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光武感到于心不忍，遂“迟回者数岁”，至十九年乃废之，而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并以阴后兄识为执金吾、弟兴为卫尉，辅导东宫。次年，复以中山王辅为沛王，而以郭后为沛太后。至此，皇后、太子之废立终算完成。 刘秀的目的总算达到了，但由此所造成的矛盾也开始逐渐尖锐起来。就公卿百官而论，虽然知帝“必不有所左右”［⑤ｃ］，盈廷而不敢争，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太子太傅张湛，“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后强起为大司徒，复“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即以洁身隐退而寓其不满之意［⑥ｃ］。至于郭后所生诸子，虽然不敢明言反对，但因“子以母贵”的利害关系，也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愤懑。于是“争礼四方宾客”，以与朝廷抗衡。建武二十八年，郭后薨，刘秀看到诸王的实力越来越大，对太子庄的嗣位会带来威胁，遂在郭后“尸柩在堂”之时，乘机诏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并遣郭、许所生诸子皆就国。刘秀的这一做法，虽然对诸王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为太子庄之嗣位铺平了道路，但诸王反乱的序幕却也由此而拉开了。 （二） “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以及对诸王的“猜 忌残忍”、过分防范，也是造成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刘秀封其子皆为公，十七年皆进爵为王。但是由于“禁纲尚疏”，旧法不存，对他们却无任何禁限。因此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和皇室内部矛盾的加深，皆纷纷招集宾客，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与朝廷抗衡。建武二十三年，班彪以“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缺”，乃上言曰：“……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缺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①ｄ］，等等，这表明至此有关制度尚且未备，对诸王仍是一无约束。然而就在此时，名将马援即已看出将来是非出问题之不可了。《后汉书·马援传》载，时王莽后裔王肃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说：“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尤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建武二十四年，刘秀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对诸王开始进行限制。但尽管如此，具体的制度始终也未建立起来。如建武二十八年，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②ｄ］，这说明“阿附蕃王法”只是限制“阿附”者而已，而“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③ｄ］，并未严禁，否则也就无须提出“宜可分别”之建议了。又如光武崩时，诸王与皇太子“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④ｄ］，也表明有关制度始终未曾健全起来。 然而在建武二十八年郭后死时，刘秀却突然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沛王辅被捕入狱，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郭后、许美人所生诸王皆被遣就国。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不仅使诸王感到难以接受，而且连刘秀自己，事后也不能不承认：“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⑤ｄ］，感到有点欲擒故纵之意味了。及至中元二年刘秀驾崩，诸王的强烈不满便全都在山阳王刘荆飞书太子强之反词中暴露出来了。其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沈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 明帝即位以后，对于这种尖锐的矛盾，本应采取缓和的措施，因为东汉诸王本无治民之权，弄兵之柄，不仅与西汉前期的诸王已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地位上与西汉末期的王亦大异其趣”［⑥ｄ］了。然而明帝却越加“严切”，对诸王予以更苛刻的约束和限制。如明帝令郅寿为冀州刺史，“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⑦ｄ］，傅、相本来就是平时监督诸王的“特务”［⑧ｄ］，而此时复以部从事和督邮监督之，可见对他们的防范是多么严密了。也正因为这样，楚王英在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时，惶惶不安，无罪而奉黄缣白纨“以赎愆罪”，北海王睦以“法宪颇峻”，在岁终遣使奉璧朝贺时，不敢称“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以避免明帝之“疑忌残忍”［⑨ｄ］。在这种情况下，又岂能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 分封不均、礼遇不平，也是导致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刘秀封其子皆为公。十七年，除阴后所生临淮公衡已卒外，皆进爵为王。其各封多少虽无所考，但分封不公却是事实。如楚王英，以“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就是一例。建武二十八年，刘秀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建武三十年，刘秀在打击诸王后，为缓和矛盾，增封楚王刘英二县；济南王康六县；淮阳王延四县；至永平二年，明帝增封阴氏所生东平王苍五县，琅邪王京六县。可见沛王辅、山阳王荆皆未增封，而楚王英、淮阳王延虽有增封，也仍不如他国为多，——封邑多少是有差异的。 另外，明帝时，郭、许诸子均未出任为官，也未得到什么优宠，而阴后所生苍、京等皆被宠遇。如东平宪王苍，“显宗（明帝）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帝每巡狩，苍常留镇”，“多所隆益”，“声望日重”，从而打破了“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的惯例，使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另外，明帝又特赐苍宫人奴婢五百人，钱前后三千万，布近四十万匹，以及珍宝服御器物，封其二子皆为县侯。以至到章帝时，仍“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又如琅邪孝王京，以明帝同母弟，“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至永平五年方就国。及永平七年阴后薨，“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而京“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明帝也不加任何责罚。显然，作为比苍、京次第为长的康、英等是倍受其冷落了。 再者，从对诸王反乱的处治上也可看出明帝的不公。如山阳王荆是明帝的同母弟，光武崩时即首起发难，此后反心不改，乃至数四，至永平十年才被迫自杀。而在长水校尉樊鲦和羽林监任隗杂理其狱、奏请诛荆时，明帝仍“以至亲悼伤之”，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①ｅ］及自杀，独赐谥曰“思王”，而此狱也始终未有坐徙宾客之祸。至十四年，反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明年，复班赐御服器物，并取皇子舆马悉以与之。而楚王英一反，则坐徙丹阳，穷治累年，掠考牵引，“坐死徙者以千数”，入狱者上万人；济南王康一经指控，而坐削五县；淮阳王延一反，则徙为阜陵王，食二县，“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显然，这也是很不公道的。 （四） 郭氏被废后，外戚阴氏之怙权恃势，也是诸王反乱的一个 原因 郭后未废时，后弟郭况及后族之家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而当阴氏立为皇后，光武“日虑明帝之不固，而倚阴氏以为之援”［②ｅ］。如令阴后兄阴识为执金吾，“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阴后弟阴兴为卫尉，亦辅导皇太子。及建武二十年，光武“风眩疾甚”，复以兴领侍中，并“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③ｅ］。而阴氏“以外戚贵盛”，则往往交结宾客，“多犯吏禁”［④ｅ］。如《后汉书·虞延传》载，建武二十四年，阴氏客马成“常为奸盗”，被洛阳令虞延收考，信阳侯阴就“屡请”不能，遂“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至永平中，虞延为司徒，阴氏复设下圈套，将他害死。此外在《后汉书》之《冯衍传》、《朱晖传》、《乐恢传》及《逸民·井丹传》中，也皆有阴氏“以外戚贵显”交结宾客、干乱法禁之记载。然而在建武末光武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时，“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⑤ｅ］，可见阴氏的势力已是很大了。因此及光武崩时，山阳王刘荆假郭况书与强以谋逆造反，也便十分自然的了。 总之，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是由许多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尽管分封制度本身，极有可能导致受封者与中央政权产生一定的离心力，使诸侯王的行动有可以扩大的条件，但说“主要是由他们本人的私欲和奢侈欲的膨胀所导致的”［⑥ｅ］，则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直接后果与深远影响 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此伏彼起，接踵不断，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虽然其声势远非前朝“吴楚七国之乱”那样浩大，朝廷也未用吹灰之力即一一加以迅速平定，但是，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首先，在这一事件中，刘氏宗室受到了严酷的打击和摧残。在光武帝刘秀的十一子中，除明帝继统和临淮公衡早卒外，太子强在被废后忧郁而死；沛王辅在出狱后，在国谨节，善事经书，总算找到了避风之港；山阳王荆、楚王英以谋反而自杀；淮阳王延在两次谋反后被严加“监护”；中山简王焉因杀一姬，被国相举奏，坐罪削县；济南王康在被打击后，“尊贵骄甚”，效法琅邪孝王京，多殖财货，奢侈恣欲，走向了一条腐败自沉的道路。——九王中有七王因谋反或坐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此外，东海王强子政、济南王康子错以“淫欲薄行”、干乱法纪被治罪，淮阳王延子鲂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与诸王交通、谋反坐法或除国。稍后，宗室王侯，则或如明帝子乐成靖王党、梁节王畅、陈敬王羡子钧，“急刻不遵法度”，乃至造逆谋反［①ｆ］；亦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样，逐步走向“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②ｆ］的腐朽道路。从而使刘氏宗室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外戚宦官交相秉政之时，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一道屏障。 其次，在对诸王打击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使公卿百官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如楚事发觉，明帝得其录，以有太守尹兴名，即征兴诣廷尉狱，其属官五百余人皆诣洛阳狱就考，结果“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③ｆ］。又如楚地，刘英事发后，“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④ｆ］。甚至连与楚王英毫无干系的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等，也均被诬陷而打入洛阳诏狱。乃至为被诛死者收敛埋葬，也被明帝指责为“不与朝廷同心”［⑤ｆ］而欲加治罪。故时称“大狱一起，冤者过半”［⑥ｆ］。在此情况下，公卿百官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至朝廷上下莫不悚栗，以避诛责，“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怨”［⑦ｆ］。“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⑧ｆ］，造成了人人自危、上下不相安的局面。 再者，大狱的兴起，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劫难。史载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⑨ｆ］。在此情况下，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继踵而集”［⑩ｆ］，立志为东汉政权效力。然而在对诸王的镇压过程中，他们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建武二十八年，刘秀诏捕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楚事发觉后，“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淮阳王延谋反发觉，“坐死徙者甚众”，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士人。他们或因受诬陷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屠刀下的牺牲品，亦或“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再度鼓荡起久已沉寂的隐逸风尚。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说，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呜呼！光武以一念之差，而酿成百年之祸矣。袁宏论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立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失矣。”［①①ｆ］王夫之云：“与贤者在于得人，与子者定于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光武以郭后失宠而废太子强，群臣莫敢争者。幸而明帝之贤，得以掩光武之过。而法之不藏，祸发于异世，故章帝废庆立肇，而群臣亦莫敢争焉。呜呼！肇之贤不肖且勿论也，章帝崩，肇甫十岁，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妇人而不能。终汉之世，冲、质、蠡吾、解渎皆以童昏嗣立，权臣哲妇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为，而东汉无一日之治。此其祸章帝始之，而实光武贻之也”［①ｇ］。光武之失大矣。至于废郭后而立阴氏，以及对诸王的“治之过差”、分封不均等，更是导致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光武又焉能辞其咎哉？ 至于明帝对诸王的“法宪颇峻”、“疑忌残忍”以及礼遇不平，更是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王夫之云：“广陵王荆、楚王英、淮阳王延，以逆谋或诛或削。夫三王者诚狂悖矣；乃观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觐，大夫欲称其贤，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则明帝之疑忌残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兴居之弄兵狂逞也，绥之无德，教之无道，愚昧无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则亦恶知当日之狱辞，非附会而增益之哉？……作图谶，事淫祀，岂不可教，而必极无将之辟以加之，则诸王之寝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为，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西京之亡，非诸刘亡之也；汉之复兴，诸刘兴之也。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舍，闻睦之言，亦可为之流涕矣。身没而外戚复张，有以也夫！”［②ｇ］袁宏亦云：“光武中兴，振而复之，奄有天下，不失旧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于罪败，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③ｇ］明帝之失，王、袁论之入木三分也，非其然乎？ 至于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和对学术文化的严酷摧残，更是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专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在这种性格下所形成的专制主义的心理状态“决不能容许社会上存在有使他感到压力的任何力量；那怕这种压力，绝对多数只是专制主义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残酷地摧毁，”自此以后，在秦、西汉还略微宽松的学术气氛，便越加凝固化了。中国历史中的学术文化也便只能囿于封建统治思想的牢笼，“长期在此一死巷中纠缠挣扎，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又艰险的小径。……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情况，除了极少数的突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夹杂性，言行的游离性，成为一个最大的特色。”而知识分子自身，在历经东汉前期以及后来的两次党锢之祸以后，那种“任气敢死”的固有性格，也“在长期专制磨折之下，逐渐变为软懦卑怯”，在行为上成为“反科学的乡愿人物”。因此，东汉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对学术文化的摧残，便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了［④ｇ］。 〔作者曹金华，１９５４年生，扬州大学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ａ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 ②ａ 《后汉书·马援传》。 ③ａ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ａ 《后汉书·赵ｘī＠①传》。 ⑤ａ 《后汉书·梁统附子松传》。 ①ｂ 《后汉书·何敞传》。 ②ｂ 《后汉书·张禹传》注引《东观记》。 ①ｃ ③ｃ 《后汉书·皇后纪》。 ②ｃ ④ｃ 《东观汉记·显宗孝明帝纪》。 ⑤ｃ 《后汉书·郅恽传》。 ⑥ｃ 《后汉书·张湛传》。 ①ｄ 《后汉书·班彪传》。 ②ｄ ③ｄ ⑤ｄ 《后汉书·五行六》。 ④ｄ 《后汉书·赵ｘī＠①传》。 ⑥ｄ ⑧ｄ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⑦ｄ 《后汉书·郅恽附子寿传》。 ⑨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①ｅ 《后汉书·樊宏附子鲦传》。 ②ｅ 《读通鉴论》卷六。 ③ｅ 《后汉书·阴识附弟兴传》。 ④ｅ 《后汉书·蔡茂传》。 ⑤ｅ 《后汉书·桓荣传》。 ⑥ｅ 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第十五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 ①ｆ 《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 ②ｆ 《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 ③ｆ 《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④ｆ 《后汉书·袁安传》。 ⑤ｆ 《后汉书·廉范传》。 ⑥ｆ 《后汉书·鲍永附子昱传》。 ⑦ｆ 《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⑧ｆ 《后汉书·郑弘传》。 ⑨ｆ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⑩ｆ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①ｆ 《东汉会要·帝系下》。 ①ｇ ②ｇ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③ｇ 《后汉纪·光武帝纪》。 ④ｇ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喜下加心 ＠②原字为合下加艹□
【参考文献】:
孙吴建国的道路
——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一 (作者 ) 孙吴建国，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义，感到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前；称王称帝，在魏、蜀后，其建国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隐若现之间，很不明晰。因而钩稽前人弃舍的资料，细思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孙吴与江东诸大族的关系，才恍然若有所得。孙氏霸业嵇延，症结盖在于调整与江东大族关系的需要。 孙策以袁术部曲将的名分南渡，逐汉官而据江东，既是增越，又是入侵。这决定了江东大族对孙策疑惑。敌视的态度。孙策对江东大族控不同对象分别对待，或诛戮，或羁麋，或依靠，因而出现了孙吴对待江东大族的三种不同类型，构成孙吴在江东发展的三个阶段，使孙吴建国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内核则是求得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 拙作《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卜文，视暨艳案为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后阶段的一个要案，并从此涉及孙吴建国的大体过程。本文为该文补充了这一过程的前半段，可以作为该文的上篇来读。本文与该文同步酝酿，但该文脱稿在前，叙事属后；本文脱稿在后，叙事属前，所以可能有交错重叠、繁简不当之处，请读者留意焉。① 一孙策渡江的历史背景 ——袁扬州与刘扬州的对立 初平、兴平年间，汉天子在西，王纲解纽，江东处于半隔绝状态，奉汉正朔而已。江东各郡居职守土者，个别人涉足中原的竞逐，如丹阳太守会稽局阶分兵以助曹操产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对中原世局宁取静观态度，并不积极参与。其时袁术已据淮洒，有问鼎意。他用吴郡富春孙坚经略中原。孙坚死后，袁术派孙坚妻弟吴景、兄子孙贲攻逐周昕，分署吴景。孙贲为丹阳太守和丹阳都尉，控制长江津渡。袁术企图通过孙策，使江东成为自己的支撑力量。 吴郡曲阿是孙氏家族的重要据点。孙坚死葬曲阿（后迁葬吴县），坚妻吴氏编居曲阿，坚女适曲阿弘咨，在在说明曲阿为孙氏利益所系之地。孙氏据曲阿，可以接应南北，联络富春，而孙坚故将丹阳朱治居吴郡都尉之职治钱塘，为孙氏控制了这～通道的南段。 孙氏为袁术部曲，世所共知。袁术不臣之迹与时俱增，孙氏也成了附逆之臣，江东人对孙策持非议态度，是意料中事。不过孙策在政治上多少还保有一点自主性，并非一切皆以袁术旨意是从；袁术似也不以死党待孙策，始终不曾授孙策以中原郡土。这就是孙策以后终于回江东寻找机会的一个原因。 ①补往考虑到本文和暨艳案之文都落实到论孙吴政权江东化的主旨，所以在本书重订本中，以文章叙事为序，分别给两文加上‘“论”和“再论’的副题。 ②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时丹阳太守治宛陵。 ③分见《三国志、·吴书》之《孙坚传》。《孙策传》《诸葛瑾传》以及．《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吴录入 · to3· 衰败的东汉朝廷，于长江一线先后分陈皇室疏宗为州牧，先是刘焉为益州牧，然后是刘表为荆州牧。至是又以刘瑶为扬州牧①刘瑶东莱名土，他受命出牧扬州，本有代表汉廷制衡袁术之意。扬州治所寿春在袁术手中，刘瑶避袁术而渡江东来，吴景、孙贲乘孙策意，迎刘瑶置曲阿，刘瑶遂得以曲阿为扬州治所而在江东立足。一刘瑶成为东汉朝廷打入江东的楔子，孙策则借助刘瑶，改善自己在江东的政治形象。混乱世局中的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东（江南）两个扬州，即袁扬州和刘扬州并立的局面。②孙策背靠袁术，又暂时结好刘瑶，与两个扬州都保持联系，地位可进可退。他此时尚未显示东渡之意，也无东渡之力，不触犯两个扬州的任何一方。不过两个扬州的并立毕竟是暂时的现象，在世局瞬息变化的时刻，双方都难于长久维持。 传世《后出师表》论及此时江东局势说：“刘瑶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这里虽未提及袁术，但所说正是以两个扬州并立为背景，责难刘瑶苟安江东，对袁术不征不战，使孙策得以乘时扩展，浸润于江东的情况。《后出师表》作者是谁，姑置不论。但是诸葛恪谓得见此《表》，裴松之谓《表》出张严《默记》，均言之凿凿，可据以肯定此《表》至少是三国时人文字，所涉背景以及所述“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必是三国时人对其时江东世局的一种估量。 ①《三国志·吴书·刘瑶传》及《太史慈传》。《后汉书·刘宠传》谓瑶为宠兄 子，“兴平中，瑶为扬州牧”。 ②袁术自己未尝用扬州牧名义，而以故吏惠衡为扬刺，但时人仍以袁扬州称袁 术，如《孙策传》注引《吴历》孙策谓“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是。 ·＊6升· 至于刘瑶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东既无治乱安邦长策，又乏强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镇，只是汉朝风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种象征，别无其他作用。《三国志·吴书·刘瑶传》陈寿评日：“刘藏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壤之时，据万里之上，非其长也。”《后出师表》谓孙策措刘毅影响而浸润江东，虽是事实，但把后来孙策吞并江东完全归责刘瑶个人迂阔无能而不究及整个世局，也嫌片面。 汉室疏宗刘焉、刘表，分别出牧益、荆有年。他们都与本土人士建立了较深的联系，也多少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做了不少事情。同为汉室疏宗的刘瑶出牧很晚，与江东无深层关系。他依以立足江东的孙氏也不是真正的本上强宗。所以他萍漂藻寄，浮水无根，虽然也有自存之谋，毕竟势危易荡，比益、荆二牧还是不如。 孙坚早年离开江东，干扰壤之际征战南北，虽曾受袁术指麾调度，而于汉室多功少意，于江东大族亦不闻有大嫌隙。①孙策用孙坚余兵攻庐江太守吴郡陆康，陆氏宗族随在庐江的百余人中，死者将半，陆康本人亦旋死。这是震动江东的大事，不能不加剧江东大族对孙策的疑惧和戒备，也引起刘瑶的反目。江东表面平静的气氛被破坏了，两个扬州并存局面不能继续维待。刘瑶迫逐吴景、孙贲至于江北历阳，独揽丹阳全郡及吴郡北境，并屯兵江清以防袁术、孙策南侵。《三国志·吴书·朱治传》说：孙策“为袁术攻庐江，于是刘瑶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记载孙策后来向太史慈解释此事说：“刘牧往责吾为袁术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恕不足”，并申述其时不得不尔的原因。这表现出孙策心亏理短，欲盖弥彰。总之孙策攻庐江事使他居于与江东大族也与刘瑶公开为敌的地位，对孙策以后在江东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调坚为长沙太守时出于乡谊，曾越境入豫章救助庐江太守陆康从子宜春长某，于陆氏尚有恩德。 ·265· 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①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这是韦阳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宋书·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证明陈寿所谓”孤微发迹“不诬。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孙钟与孙坚关系，除上述祖孙之说外，六朝还有父子之说。刘敬叔《异苑》载孙钟为孙坚之父。《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流》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孙权父家，当径称为孙坚家，不必累赘为言。杨守敬之说实际上是赞刚异苑》，谓亭山之家即孙钟家丹同时我们知道，孙坚先葬曲阿，后迁葬吴，坟圭并不在富春。《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部，这与东晋末年桓直篡晋立楚，唯立桓温神主于建康，庙祭不及于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隐情之事，③颇为相似。孙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本难见容于江东大族伽上孙策屠戮陈氏子弟，江东大族对孙氏增加了仇视之心，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孙策在两个扬州对立的背景下衔袁术之命渡江，无根无抵的刘瑶一触即溃。这在军事方面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只是孙策攻击刘瑶，意味着正式向江东的东汉统治挑战，也意味着正式向江东大族挑战，这决定渡江一事的基本性质，对于孙氏以后在江东的活动。有巨大的影响。 ①《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陈寿评＿ 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三（下）对孙钟、孙坚辈分问题疑莫能明，所以含 糊其词，说孙种其人，“吴先主权即其裔也”。 ③参拙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op6年第3版）“恒温先世的隐 情”一书。 孙策渡江准备，已知有下述～些情况。《孙策传》注引《吴历》，孙策在江都，咨张宏以世务，曰“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按策勇吴景为丹阳太守，事在医策攻庐江以前），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按此指据吴会而溯江上击荆州黄祖，以报黄祖军士射杀孙坚的家仇），为朝廷外藩’，云云。 同传往引《江表传》孙策说袁术日：“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按吴景时已被刘瑶驱逐，退驻历阳）讨横江（按指刘瑶所遣戍守江渚之兵），横江拔，因投本上召募，可得三万兵，以往明使君匡济汉室”。云三。① 孙策渡江欲为“朝廷外藩”，“匡济汉室”，都是托辞。张宏为孙策筹划东渡事，就说过事若得成，“功业作于桓文，岂徒外藩而且能”！孙策后来鼎足于江外，也已在张宏的筹划之中。问题在于，孙策必须就袁术乞得孙坚“余兵”，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物，力加排斥，增加了孙策立足江东的困难，这是孙策和张宏所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孙坚之众，最初是嘉平元年（1刀）在江东召募的，经过二十年的异地征战，江东旧人当所剩无几。所以孙策从袁术索得的孙坚 ①孙吴早期历史大事，其年月缺乏史官记注为据，往往有歧异。大事如孙坚死年及孙策渡江之年，都有不同说法，其他事件因无准确的参照年月而不甚明晰。《三国志》裴注、《通鉴·考异》以及其他考证、校勘，虽然于此多所斟酌，也只能做到大体推断，难了满足各种异说。所以本文上述孙策渡江前诸事，只是尽可能按顺序言之，大抵都是兴平间三数年事，而具体年月未放逐一标明。 ·267· 余兵，主要应是后来陆续召募补充的淮泗兵。领兵诸将除孙氏戚属吴景、徐根、孙贲等数人外，亦当多为江西人。孙策率领这一支淮泗兵渡江后，本有“收合离散”和“投本土召募”的计划。但从以后作战事实来看，除确已收合刘瑶溃散之军以外，本土召募则只见有孙策从父孙静率富春乡曲宗族五六百人参加过会稽战斗，见《孙静传》。据《孙瑜传》，稍后孙静之子孙瑜始领兵众之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瑜虚心绥抚，得其欢心”。由此可知，孙策部曲的主力仍是淮泗之众，即令是新投入的江东乡曲，也只有融溶于淮泗力量之中，无从保持江东色彩以制约淮泗之众。孙瑜之兄孙蒿甚至在建安五年孙策死后还拟夺取会稽，以与孙权争夺继承权，可见孙氏家族内部并不具备足够的凝聚力。至于孙策在江东作战时所收合的江东离散，数目虽然可观，如《三国志·吴书·虞翻传》翻说孙策“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但这种军队不可能构成孙策之师的主力，不能决定孙策之师的基本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孙策回到本上召募，并不见江东大族特别是吴郡大族拥众支持孙策。乡土大族中有为孙策会稽郡县像属者，他们多是原来已仕于王朗郡县而为孙策所留用的人。 孙策率领过江的军队，以淮泗人为主体，又得不到江东人的支援，这使孙策之师完全不具备返回乡样为父老所欢迎的形象，而俨然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袁术人侵之师，是外来的征服者。旧史记事，确实作如是说，虽然纪年颇为纷坛。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四年：“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后汉纪》初平四年：“是岁袁术使孙策略地江东，军及曲阿《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扬州刺史刘瑶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瑶军败绩，孙策遂据山（江）东。” ·268· 《后汉书·刘宠传》：“兴平中〔宠从子）瑶为扬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瑶乃移居曲阿。……袁术造孙策攻破瑶，因奔豫章，病卒。”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瑶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许靖寄寓会稽，“依王朗，又避袁术之难，远走交州，辗转至蜀”。他致书曹操，说在会稽时“正礼（刘瑶）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王朗）失据”。 以上记事，其年份歧异问题，《通鉴·考异》兴平二年条及《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卢弼《集解》均有说，无庸赘叙。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资料都说孙策渡江是袁术所遣，孙策是袁术将，视孙策略地江东为袁术之难。其中的《后汉书·献帝纪》当是据史官所记，以刘瑶为叙事主体，以明东汉法统所在；指名孙策为袁术之将而不具衔，以示非正。《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许靖之语是亲历其境的名士的叙述，把孙策之师径称为“术兵”。官私记载，。自汉末至南朝，对于孙策渡江之事，定性如此一致，都说是袁术人侵。所以流寓江东的北士，凡门望高者几无一个情愿留在江东。除前引展转至蜀的许靖外，桓晔、袁忠①都在孙策兵到之前泛海而南，他们宁愿冒死远走，也不愿留在江东屈从逆臣袁术。 江东大族面对袁术入侵之师，怀着对孙策的家仇旧恨，深感自身危殆。他们绝不会率自己的家族乡曲去支持孙策，也不能贸然离弃家园。他们或者静观待变，或者聚众自保。刊、策在江东遇到 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 ①分见《后汉书·桓晔传》及注引《东观记》、《后汉书·袁阔传》附《袁忠传》及注引谢承帕汉书》。植晔即桓严、桓严、桓矿，事见本传及往以及《世说人名遭》、《水经·渐江水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朱有答淄阳兴之间，提到植文道太守陈业尺读之争，桓文指桓文林，即桓晔。 ·269· 孙策占领了丹阳、吴、会稽三郡，消灭东汉江东政权的军事抵抗，并进一步与外敌争衡于战场，都不是难事。但是要使江东本上势力放弃反抗，靠拢孙策，视孙策为一体，却要困难得多，这使孙策深感忧虑，处境艰难。 二 孙策诛戮英豪问题 孙策在江东，面对的反抗势力不止一种，反抗方式也不尽相同。《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记孙策临死时的江东局势说：“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史臣意在概述孙权初统事时江东局势艰险之状的三个方面，即 一、“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指‘山寇”据守深险之地抗拒孙氏，这个问题在吴史中最为突出，延续时间甚久。山寇主要属于江东乡土势力中的中下层次，可能包括山越民族，所以有时以山越为称，往往以强宗骁帅为其魁首，坚持与孙吴为敌，但主动进攻力量并不甚强。这是孙吴主要的军事对手。 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东社会层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包括所谓东汉！旧德名臣，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对孙氏人侵江东。他们与出没于深险之地的山寇互通声息，社会影响很大。这是孙策在江东主要的政治对手，孙策对之杀戮立威，无所宽贷。孙策沫戮江东英豪问题就是指此。 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流寓江东的北土，有些不愿与袁术部曲将孙策合作，已经离去；尚存的流寓之士，与来自推涵的孙策本可以协调～致，而孙策也急需他们为自己的 ·270· 助力，所以乐于亲近他们，但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能否长期立足，所以意存观望，不肯表明对孙氏的态度，不愿委质定分。 以上三个方面。山寇问题史家关注者多，大概都以山越视之，时有论述，本文从略。关于诛戮英豪问题和宾客动向问题，本文此节和下节将分别申述。 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三国志·吴书》有笼统记载，语焉不详。《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曰：“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太元二年注引《傅子》：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邻国主要指中原，其时江东士大夫与中原名士个人之间多有交往，政界自然也是信息相通。《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日：“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邻国传闻，颇知孙策所诛者都是深具社会影响的人士。我们知道韦昭《吴书》成书之时孙吴政权与江东名豪大族早已合流，因而书中对于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讳忌，轻描淡写，着墨甚少，所以陈寿《三国志·吴书》也未大书。裴注为陈志拾遗补阔，始增益了有关问题的资料＿ 《傅子渐载孙策诛戮名豪，“威行邻国”，除《郭嘉传》有所照应以外，《文选》卷四四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1是重要印证。 ①《檄》文陈琳所作，以尚书令苟或名义发布，不具年月日，因此产生了一些疑点。按苟或建安初守尚书令，但久未预南征孙权之役。十七年曹操征孙权，荷茨参丞拥军出征，以疾留寿春，蠢。根据情理，《檄》以此年发布为是，但《檄》中却有十七年以后之事。前人有调尚书令苟或为讹，疑《檄》作于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之时。《文选》李善注引《魏书》首取此说。今按陈琳有《神女赋》，曰：“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伙，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见《艺文类聚》卷七九。据此知陈琳二十一年确有随军g征代之行，不过军次“荆野”’‘汉川”，故尔有神女之遣思。此地不在曹操进军之准一居一巢一德须路线。或是偏师策应而且。因此这又不是陈琳草议和发制檄吴将校部曲文》的合适时机和场合。，三国志·魏书·王集传》请陈琳与徐斡、应标、刘帧辈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之疾疫，此年为作《檄》之下限。檄》文可疑之点现虽无法—一决断，但其基本内容却从来无人怀疑，是可信的。 ·2刀· 陈琳《檄》文以大量篇幅盛赞曹操武功，谓北方抵定，行将挥戈南向，直指吴会；除孙权外，凡“枝附叶从”，皆所宽育；江东旧族及吴将校，翻然来归者必有显禄。这些都是该《檄》文应有之义，无须深究。值得留意之处，是曹操谴责孙权“残仁贼义”的事实。关于“残仁”，只有“孙辅，兄也，而权杀之”一例，显系衬托，无关宏旨。关于“贼义”，即诛戮英豪，《檄》文大加渲染，把孙策、孙权的事写在一起，不加区别。所举残害周、盛门户，是孙氏诛戮州郡英豪最重要的事例，而且主要是孙策所为。周、盛以外，受打击的吴会门户，《檄》文也有所反映，不过并非列举不漏。 孙氏诛戮英豪，震动江东，也在邻国激起忿怒，才成为曹操“吊民伐罪”的重要口实。这里哀集以孙策时为主而兼及孙权早年，以周、盛门户为主而兼及其他家族的所谓沫戮英豪诸事，排比如下，并略加考证。 许贡许贡，汉末吴郡都尉，与北方名士许靖有旧，靖过江，先投许贡。①孙策东渡，许贡已迁吴郡太守，所遗都尉一职由孙坚旧将丹阳朱治继任，设治于钱唐。《续汉书·郡国志》吴郡乌程条注引《吴兴记》：“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县为永县。”可知此年许贡已在太守之任。许贡是不信任孙策的。孙策过江，许贡曾上表汉廷，谓策骁雄，请召还京师以贵宠之，无令放外为患。表未得达。朱治策应孙策，由钱唐夹攻许贡，败之于由拳，遂自领吴郡太守，许贡南投山寇严白虎，事见《朱治传》。大约在孙策平定严白虎后，许贡被迫出降。孙策候吏曾截获许贡前此所上汉廷之表，以之责贡，杀之，见《孙策传》。许贡“小子及客亡匿江边”，建安五年，孙策终于被他们击伤致死。许贡郡望无考，或出句容许氏，家在故里，故家人得匿江边以俟孙策出人而杀之。许贡之死没有引起江东轩然大波，大概由于许氏以东汉朝廷命官自守，与吴会大族不甚相得，而其门第位望又不够高之故。影响最大的事例，是下述周。 盛门户。 ①参《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272· 盛宪，会稽人，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事迹见《孙韶传》往引《会稽典录》及《孙策传》注引《吴录》。 盛宪与北方的孔融相善，孔融调盛宪“有天下大名”，“实丈夫之雄，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许贡领吴郡，盛宪不见容，奔匿得免。“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郝经《续后汉书·盛宪传》推定孙策“不及害宪而卒”。 孙权统事，幽执盛宪，“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建安九年孔融与曹操书，①请以制命发使征盛宪。制命未至，宪为孙权所害。孙氏害盛宪，反响甚大。《檄》谓“盛孝章，君也，而权诛之”；又谓“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檄》文资孙权，最重事例即此。周、盛遗类“湮没林莽”，按。当时情势度之，可能是投奔山寇，被山寇保护起来，与许贡被迫投靠“山贼”严白虎一样。盛宪事还株连门生故吏。《孙韶传》：“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宪故孝廉如览、戴员亡匿山中”，也是指投靠够山寇。 ① 据《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孔融与曹操书，提到“五十之年忽焉已过，公为始满，融又过二”以孔、曹二人生卒年核之，书作于建安九年。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引《会稽典录》，谓盛宪为台郎时逢一童子，年十余岁，是孔融，则盛宪年长于孔融。所以融书有“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唯会稽盛孝章尚存”之语，盛宪被逼、逃亡、幽执、见害，对手依次为许贡、孙策、孙权，前后历十年之久。 ②此谓孙权吴郡人，于俗当尊吴郡太守为君。《三国志·魏书·杨阜传》阜语姜叙自责，有“君亡不能死”之言；杨阜让封，亦云“君亡无死节之效”，均谓早为州吏，未能死刺史之难。又，《晋书·陶侃传》陶侃草庐江太守张盛为君，尊费委为小君。庐江为陶侃本郡，陶侃为庐江主簿。其时吏民与州将、郡将有君臣名分。 ·273· 周昕、周昂、周禺会稽周氏兄弟三人，于初平年间关东兵起穆之时，均为将守在外，其事迹见于《三国志·吴书》者，有《孙坚传》胜注引《吴录》及《会稽典录》，《孙静传》及注引《会稽典录》《献帝级春秋》，《孙贲传》，《吴夫人传》见于《三国志。魏书》者，有《太祖纪》，《公孙瓒传》及注引《典略》。见于《后汉书》者，有《公孙瓒传》，《袁术传》。汇而观之，三人行事大抵如下。小有抵晤者则择善而从。 周昕，丹阳太守，前后遣兵助曹操征战。袁术在淮南，周昕绝不与通。袁术道吴景攻丹阳，逐周昕，周昕散兵回乡里。周昂，九江太守，袁术遣孙贲攻周昂于阴陵，周昂弟周隅往助。周昂兵败，亦还乡里，为吴郡太守许贡所杀。周隅，先从曹操征战，后为袁绍将，奉袁绍命攻孙坚之军于鲁阳，遂居孙坚之位为豫州刺史。①周氏兄弟三人均居显位，处境不利时又多奔返乡里会稽，其家族在乡里地位可得而知。三人事迹中，有周隅攻孙坚于鲁阳、吴景攻周听于丹阳、孙责攻周昂于阴陵等事，可见会稽周氏兄弟与孙氏父子的敌对关系早已形成，根深抵固。孙策过江后攻会稽郡时，周昕家居，犹领兵众助太守王朗抗拒孙策，为孙策军所击斩。可以说，周氏兄弟是这一阶段江东大族反对孙氏最有实力的代表人物。 陈琳《檄》文曰：“……周泰明当世俊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孙。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 ①为袁绍将而攻孙坚于鲁阳之人，史籍记载歧异。有作周听，有作周昂，有作周禺。请人考证，亦纷纭其说，备见《三国志》公孙瓒传、孙坚传之卢弼〈集解〉。此处从周 禺说。 ·274· 之可为抢然。”周泰明，《选》学注家未详其名，当即周听。《孙静传》往引《会稽典录》：“昕字大明。”大明即太明、泰明。昕、昂、隅兄弟之名均从日，字或以明为辈，名与字相叶。《孙坚传》注引《吴录》，隅字仁明，可以为证。孙氏摧残周氏，与摧残盛氏一样惨酷。左思《吴部赋》炫耀江东人物之盛，吴、会并重，却未提及舍稽周＼盛二族，此后典籍亦罕见会稽周、盛家族人物事迹，①可见晋时二族已经衰颓，不为世重了。… 王景及其他 《孙策传》注引《吴录》：“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回：‘展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采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厂乃舍之，余威族诛。”按嘉兴汉末称由拳，乌程、由拳皆属吴，与孙氏同郡。王晟是卸职在籍官员，与孙氏为世谊，孙策父执。他亦与邹他、钱铜一样疾恨孙氏，聚众抗拒。孙策对他们处置惨酷，不亚盛、周。 与大族英豪抗拒孙策相应，江东名士纵横议论，从而成为屠杀籍口之事，也时有发生。据《孙策传》注引娱录》，吴郡高岱善《左传》，广交游，曾为本郡太守盛宪上计，举孝廉。许贡与盛宪宿怨，贡领吴郡，岱将宪避难，奔走求救。孙策统会稽，高岱隐于余姚，策命岱出，交谈中以为岱轻己，囚之。岱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清，数 ①《三国志·吴书·孙休传》孙权第六子孙休，。随郎中盛冲受学。按孙休曾居会稽，此盛冲或系会稽盛氏孑遗。又，据《宋书·自序》，盛宪与吴兴沈氏为姻家 ②这里有一个问题，难以确切解释。《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往引《会稽典录》会稽郡门下书往山阴朱育向太守酒阳兴陈述当年虞翻答王朝关于会稽人物之间，列述会稽古今人物，及于未精，但无盛、周。朱育又向濮阳兴补充陈述了一些会稽后出人物，亦无盛、周。据我推测，虞翻答王朗问，在孙策诛戮英豪之前，照理说不应漏列盛、周，故疑为后人删削。但朱育陈述则为孙权时事，盛、周家族已被摧残，故朱育避忌，略而不言。是否如此，有待新证。 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江东英豪名士本为一体，往往以接姻、交友联络。高岱所友八人，其中有吴四姓之张允，其人即名主张温之父，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还有吴兴大姓沈缗。吴兴沈氏又与盛宪为姻家，沈瑜沈仪为盛宪外孙。沈仪又与吴四姓之陆绩为友，绩父陆康汉末官庐江太守时为孙策所破，绩及陆氏宗族在庐江者，死亡甚众，而陆绩反对孙氏言论甚显，事详下文。可见江东英豪名土与孙策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仇隙甚多，孙策锄诛异己，以立威名，江东一时为之震慑。 孙策死，孙权为政较为收敛，对江东大族以笼络为主要手段，但镇压之事亦有所闻。原来为孙策所迫而未及诛戮的盛宪，后来死于孙权之手。《吴主权传》建安九年（204）注引《吴录》，吴兴土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于朝会时有所是非，受法责后直指孙权有“无君之心”。孙权度其不为己用，遂杀之。沈友并无武力反抗或其他激烈行动，主要是名士受清议之风激荡，心存汉统，名节为重，对霸业的追求者梁骛不驯。这种现象中原为多，吴蜀亦有。不过孙权时举贤任能是施政要务，与大族名士的对立虽不能完全消除，毕竟比孙策时缓和多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表现形式与内涵都有所不同。发生在黄武三年（224）的张温、暨艳案是最重大的一宗，已另文探讨。 《孙策传》载建安五年孙策死前，呼弟孙权佩以印级，谓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当着张昭等人所说的这一席话，既是对孙氏兄弟能力长短的估量，更是面对江东艰难世局对继承者孙权的政治嘱托。孙策希望孙权不要再像他自己那样 ①②《宋书》、O O《自序》。 gZ·276· 只是专注于武力的征服，继续与江东大族为仇；而是要留意于举贤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争取那些“以安危去就为意”的淮泗宾客的归心，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大族。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孙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摆脱孤立地位，以求在江东长久存在和发展。孙权统事，基本上遵循孙策的遗嘱，一步步探索改变轨辙的办法，首先是求贤接士。陆机《辨亡论》说：“夫吴，桓王（孙维）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土尽盛德之容，亲仁酷丹府之爱。” 陆机在歌功颂德中透露的事实，我想是近真的。这也是本文下节所要探讨的主旨。值得留意的是，歌颂孙策、孙权的吴郡陆机，正是当年被孙策攻迫至死的陆康的族人。陆机之祖陆逊，曾随从祖陆康在庐江任所，逃还吴后为陆康之子陆绩“纲纪门户”。陆绩怀恨孙吴，终于以讥刺当局而徙官郁林，死于徙所，而陆逊则靠拢孙权，渐至显位。处在分化状态的江东大族，大部分人物对孙吴政权逐渐由反对、观望转为合作，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三 宾客去留对孙氏统治的影响 前引《吴主权传》史臣所述孙策死时世局艰险之状，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一条。“宾旅寄寓之士”，《吴书》中又简称为“宾客”。①为什么宾客去就会成为孙权忧心的重大问题呢? ①《三国志·吴书》中这一阶段常见的“宾客”，多与“宾旅寄寓之上”同义，而与 东汉以来作为依附户的“宾”和“宾客”不同。不过我推测，如果宾旅寄寓之士长久不能获得较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地位，也有沉沦为依附户的可能。 ·277· 孙权欲植根江东，必须有江东大族支持；江东大族既然以外来入侵势力视孙氏兄弟，力图反抗，孙氏兄弟就不能不另寻支撑以对付江东大族。这个道理浅显易明，何况其时荆州、巢湖地区时有军情，孙氏的淮泗军事集团不能久处孤立无援状态。孙氏的助力，首应来自本该属子孙氏淮泗集团后备力量的宾旅寄寓之士。然而宾旅寄寓之士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是否能站稳脚跟，所以疑虑重重，越趄观望，不肯对孙氏委质定分。孙氏当务之急，是尽力延揽招合宾客以提高自己在江东的影响，对付江东大族与山寇相联而形成的巨大压力＿ 蓄养宾客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此时在江东具有新的意义。江东寄寓的宾客，原多聚集在刘题、王朝、华散等北方名士为江东牧、守者的周围。《后汉书·刘宠传》附《刘瑶传》：“围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腐携接收养，与同代剧，甚得名称。”《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桥谱叙》，华歆在豫章太守之任，“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王朗在会稽，北方名士许靖、桓晔、袁忠等均投之，已见前引。王朗身为羁虏以后，流移穷困，仍旧‘“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事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后来刘瑶奔死豫章，王朗、华歆先后北归，其宾客从归者固有人在，留在江东者估计尚多。华歆北归，本传谓“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其中必多避地江东的“四方贤士大夫”，他们在华歆等人离去后只得星散于江东各地，依附于江东大族和淮泗将领，以观察孙权的动向，等待孙氏在江东阵脚立定后，再取进止。 孙策初来之时，幕府谋漠之士寥寥无几，〈孙策传》所列彭城张 ·278· — 昭和广陵张宏、秦松、陈瑞等四人中，“秦松、陈瑞各早卒”。①而宾旅寄寓之士对孙策观望，若即若离＿他们虽不得不就食于孙策诸将，g但并不急于向孙策修敬，更不急于进入孙策幕府。《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道士于吉往来吴会，“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于吉〕起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功策令收于吉，日：“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得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宾客拜于吉，或者可以用宗教原因来解释；委孙策于不顾则说明诸将宾客对孙策权威的不尊重。 建安之初，北方渐趋稳定，曹操曾有招贤之举，对江东宾客动向有很大影响。《后汉书·标衡传》：“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正是在孙策手辑江东之时。其时江东不臣孙维的北士脱离孙氏羁绊，北归乡里以就曹操者，当不在少数，形成极不利于孙策的政治风潮。《三国志·魏书·徐奕传》奕，东莞人，“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拜为椽属”。《魏书·王朗传》注引《汉晋春秋》：王朗兵败，沉沦江东，“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建安三年终得孙策允许。还抵许都”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宣，“广陵海西人，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三国志·魏书·陈矫传》：矫，“广陵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徐宣、陈矫二人，后来都被曹操辟为司空椽属。 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谓’‘子布、文表（按即张昭、秦松）俱言宜遣便修 檄”以迎曹操，《周瑜传》亦言及“子布、文表”测秦松死在赤壁战后。陈瑞似死在孙策 时，因为《陆绩传》说到“孙策在吴，张昭。张纪秦松为上宾”，而不及陈瑞。 ③关于建安初年曹操求贤，上大夫四方云集之事，参着万绍挪解开千年之谜 （短歌行——对酒当歌万一文，载《纪念陈寅治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论文料，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年。 ·279· 看来，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不乐为孙策所用者，孙策亦不轻易纵归，所以孙权统事之初宾旅寄寓之士的疑惑情绪，就成为世局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孙策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期待孙权，孙权也力求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聚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这样，在孙策时蛰居木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张昭本人，就是宾旅寄寓之士。《张昭传》昭，彭城人，“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主，昭皆（何祚校改作偕）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孙策死，张昭受顾命辅孙权。庐江周瑜，本为孙策故旧。《建康实录》卷一孙权统事之初，周瑜为中护军，“时权位在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①惟瑜独尽敬而执臣节”。陆机《辨亡论》论及这一段历史回：“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土矣。” 张昭、周瑜共挽危局的这个阶段，太妃吴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原来，孙策在弥留之际，虑主幼邦危，有许张昭自取霸业之托，并进一步说到：“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本意不是说赞成西归，而是说力求立足江东，勿归淮上。②“助 ①这仍然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往引《江表传》载孙策请将宾客委孙策手不顾，而迎拜于吉的那种情况。 ②按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于〈孙策传》策死前嘱张昭“公等善相吾弟”，并谓孙权决机两阵，“卿不如我”之下曰：“此文全用《吴录》，‘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云云。赵氏当是亲见张勃佚文，所以言之凿凿，但此使文究出何书，迄未查到。我意“北渡”与“西归”同义，“慎勿北渡”与“缓步西归”，都是孙策筹谋立足江东而出现的反复思虑，相反而又相成。孙策激励孙权非守住江东不可又担心江东终不可守，故有是语。他认为决定因素是广招宾客，举贤任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归的结局。 ·280· 治军国”并主张“优礼贤土”①的吴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问张昭及董袭等人“江东可保安不”，③可见她在筹思军国。大事时首先是以确保江东为虑的。诸臣论事，吴夫人常折冲其间。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质子，诸臣犹豫不能决，孙权“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吴夫人是周瑜而非张昭之议，于是不遣质子。张昭、周瑜在对外措置方面虽然有所异同，但在吴夫人参赞之下，广泛团聚宾客豪俊，共持危局，江东始得改观，这一点他们二人是一致的。《张昭传》往引《吴书》谓孙策死，“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按侯字疑衍）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前引《辨亡论》谓孙策和孙权治道不同，一武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指孙权重视求贤和接土。 孙权统事以后陆续出仕的北土，对孙吴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如鲁肃、诸葛瑾、严峻、步？等，孙策渡江时已经来到江东，但是都与孙策保持距离，木为孙策所用。以鲁肃为例，鲁肃本与周瑜友善，二人同时渡江，但是鲁肃并不亲附孙策，欲从曲阿北归巢湖以就郑宝，以周瑜力劝而止。连那些本已出什扬州牧刘溢于曲阿的孙邵、是仪、藤胤等人，孙策渡江以后均寂尔无闻。以上这许多人，都是孙权统事后，始陆续人幕府的。 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江东大族和孙氏请将，多乐意收恤宾客以成名誉。宾客在江东，处境是困难的。他们之中层次较高的士人，虽然有出处问题须要考虑，但是作为寄寓的宾客，一般说来首先希望托身有所，衣食无虞。《三 ①《三阎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及往引《会稽典录》。 ②《三国志·吴书·张给传》往引《吴书》。 ③《三同志·吴书·董袭传》。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琮，吴郡钱唐人，父柔，以会稽东部尉降孙策。“中州土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养。遂显名远近”。全琮生卒在198－－249年，①其周济北士自然是孙权时事。③〈骆统传》，统，会稽乌伤人，父俊，陈相，为袁术所害。“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谓姊阳：‘上大夫糟糠不足，我何以独饱？’姊··－…乃自以私粟与统，遂使分施，由是显名。”骆统生卒，据其本传当在193－－－－228年，其分施宾客亦为孙权时事。又《陆瑁传》：“陈国陈融、陈留淮阳选、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顾邵传》：“自州郡庶几，或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朱治传》注引《吴书》：丹阳来治之子朱才以父任出仕，领兵有功，犹乡议啧啧，乃“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名声始闻于远近”。从骆统及顾邵二传文字看来，被施及的宾客有的是乡里落魄子弟，但绝大部分当是北士，时间都是在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里。 宾旅寄寓之士影响舆论至深，是稳定江东的重要因素。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力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宾旅之上归心，淮泗将领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土人在政权中和在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辙进一步的转折，创造必要的条件。 ①卒年据本传。《建康实录〉卷二谓年五十二，据以推出生年。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谓琮父柔使琮啬米数千槲到吴市易，综至皆散用，还报柔日“士大夫有倒是之患，故便赈赡”云云。这些士大夫主要当指流寓吴郡的北土。 ·282· 四 孙权与会稽虞魏、吴郡顾陆诸大族的关系 孙氏诛戮吴会英豪的风波过去以后，孙权急于吸收宾旅之士以壮大自己，保全江东。同时他还要考虑如何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吴会大族的顾虑，取得他们的支持，以图维持久远。 建安中，孙权群吏已有不少参用江东人士。《三国志·吴书·步驾传》载领川周昭论孙权用人曰：“昔丁胥出于孤家，吾家由于牧坚，豫章（按指顾邵）扬其善，以并陆、全（按指陆逊、全琮）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这是说居位的大族人物敢于从江东下层拔推人才，而孤寒士人亦借大族之援而得以出仕孙权幕府。武职之中，也出现了一批江东的高层人物。孙权还留意联姻大族，辟大族为郡掾以行郡事，这些都是调整关系中很起作用的因素。 不过，江东大族真心转向孙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在建安中这个阶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绝出仕，又保持某种距离；孙权对他们则是既使用，又防制。孙权与其时大族代表人物会稽虞、魏和吴郡顾、陆之间，就是这种关系。 陈琳为曹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民重视会稽虞、魏，在谴责孙权诛戮周、盛门户之后，转向虞、魏说话，争取他们反吴迎曹。大概由于北国传闻虞、魏状况并不准确，而虞、魏人物的某些不幸遭遇此时又还没有发生，所以《撒冷庆幸虞、魏子弟尚在，要求他们报汉德以抗孙吴，而没有以挑拨之言责备孙氏。其实，虞魏大族代表人物，在此阶段中是一时见用，终于被谴；见用不至于为股宏腹心，见谴也不至于公开杀戮。虞翻、魏腾都是显例。兹以陈琳《檄》中提及的人物为线索，考辨虞、魏诸族有关事迹如后。 ·283· 虞氏《檄》曰：“虞文绣砥砺清节，耽学好古。”文绣之名，《文选》注家末详；《义门读书记》卷二八判为虞欧，即虞翻之父，是。《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翻上奏孙权，有“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之语。《北堂书钞》卷一O二“文肃不虚”，注引《会稽典录》，谓“虞欲字文肃”。左思《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虞虞文秀。”据上举，虞歆之字，有文绣、文秀、文肃三种说法，或音近，或形似，可以通假。秀字为光武帝讳，《说文》不书，《玉篇》始录。作为汉人虞歆之字，文秀可以排除。但文绣、文肃，则不知以何为正。 虞歆子虞翻，字仲翔，先仕王朗为郡功曹，后降孙策，仍为郡功曹，策待以交友之礼。他仕孙策尽心力，家族未受孙策摧残，直到陈琳作《檄》时犹未罹祸难。所以《檄》有“闻魏周荣（详下）、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之语。《虞翻传》孙策曾以“为吾萧何守会稽”许虞翻。《虞翻传》注引《吴书》，孙策死，从兄孙高与孙权争夺继承权，“整帅吏士，欲取会稽”；又引《会稽典录》虞翻说孙高曰：“讨逆明府①不竞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②翻已与一郡吏土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虞翻曾为孙权立功于关键时刻，当是孙权没齿不忘之事。孙氏兄弟之视虞 氏，自然与视周、盛截然不同。 但虞氏会稽首望，五世传《易》，宗族强大，为世所重。虞翻本人贵胄公子，能文习武，秉性“狂直”，①傲上不羁，孙权不可能期望他长久与自己相得。所以建安以来，他终于被孙权两度贬嫡。其本传日：“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泾县。”又日：“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积怒非一，遂徙交州（按，治今广州）”，复徙苍梧猛陵（按，今梧州西），在南土十九年，竟死徙所。虞翻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他自知获谴之由在于犯上。他引青蝇为喻，暗示有人谗毁。 虞翻久徙不得归，并无确实罪名。我认为主要是孙权以曹操疾视孔融的心态对待虞翻。虞翻与孔融交好，曾以所著《易注》示融。孙权酒后曾欲手剑击虞翻，大司农刘基（刘瑶之子）谏阻，孙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子虞翻何有栽！”由此可见，孙氏杀戮英豪，废徙人物，与北方曹氏一样，都是出于惧其“乱群”，棋其“恃旧不虔”。名土矫时傲物，激扬风气，虽有时可能为时主所用，但终于为时主所忌讳，为皇权之所不容。虞翻之获谴，江东一些与虞翻类似人物之获谴，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魏氏《檄》谓：“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诲内，虞文绣批项清节，耽学好古。……闻魏周荣、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魏叔英、魏周荣都是会稽魏氏在东汉末年的代表人物，但《文选》李往未详其名，亦未详二人关系。 据《后汉书·党铜传·序》及同书《魏朝传》，魏朗，上虞人，字少英，河内太守，名列八俊，死于党烟之狱。《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朱育所述虞翻答王朗之问论会稽人物，有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与上引《党锢传》同，当即《檄》中的魏叔英。少、叔声同义近，可以通假。《檄》调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与魏少英列名八俊，死党锢之狱的事迹亦可配合。 ①往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ORF． 《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曰：“魏，魏周。’”此魏周当有脱字，应即《檄》中之魏周荣，疑周荣当为其人之字，而非其人之名。《檄》以魏朗（叔英、少英）与虞欲（文绣、文秀、文肃）为辈，又以魏周（周荣）与虞翻（仲翔）为辈，所以盛赞会糟虞、魏二族“各绍堂构”。这就是说魏氏魏朗之后有魏周（周荣），虞氏虞欲之后有虞翻（仲翔），比起同郡的盛、周门户被戮略尽者要幸运得多。只是得绍魏氏堂构的魏周（周荣），其人事迹尚不得详。我怀疑见于《三国志·吴书脚的魏腾和魏膝，就是魏周（周荣）。 《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策功曹魏腾，以汪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日：‘汝新造江南，其事求集，方当代礼贤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并中耳。’策大惊，造释腾。”按魏腾“在公尽规”而又“以注意见谴”，可知其人不惮权贵，直言过意，正是同虞翻一样矫时傲物的狂直之徒。他也同虞翻一样仕郡为功曹。正是由于魏。虞家族同为郡著姓，而东汉时俗太守例以郡著姓为椽属之故。曼夫人料定孙策今日杀魏腾，明日会稽人将尽叛孙策，可见魏腾家族和个人在会稽土大夫中深具影响。因此吴夫人不得不力争，而孙策也不得不顺从母意而释魏腾。另外。魏腾也同虞翻～样，并未涉及武力叛乱，其获谴也无确定罪名，都属于名士中的“乱群”之辈，与周、盛门户坚持与孙吴作对者有所不同。 《三国志·吴书·吴范传陶：范，会稽上虞人“素与魏藤同邑相善。膝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乃免股”。魏膝当即魏腾无疑，他 ·286· 在孙策时与孙权时先后两次获谴而又得释。同传往引《会稽典录》曰：“滕性刚直，行不苟合，虽遭困逼，终不回挠。初亦江策几殆，赖太后救得免，语见《妃嫔传入历历山（？）、潘阳（都阳）、山阴县令，翻阳太守。”这里所记魏股性情以及行事，与虞翻相似。 《吴范传》往引《会稽典录》还说：“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据此可知前引陈琳撤脚之魏周荣，或者为魏周林之误，即魏膛，或者为魏滕之兄弟，史失其名升至于李善注《吴都赋》谓“魏，魏周”，周字下有脱字，也可得到旁证。又《会稽典录》渭魏滕之祖父为魏朗，疑祖字为衍文。虞欧、虞翻既为父子，魏朗、魏股为父子的可能性较大。高步藏《文选李注义疏》亦作如是说。这样，汉末会稽虞、魏二族家世状况，可以说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孙氏与虞、魏二族关系，陈琳作《檄》时还知之不详（其时已发生过孙策欲杀魏腾之事），所以不但在斥责孙氏“贼义”时未举虞、魏之例，反而说到虞、魏得绍堂构。其实，就魏腾在孙策和孙权时两次获谴几殆，虞翻在孙权时两遭滴徙至死言之，会稽虞。魏与孙氏实际上是貌合神离。他们出仕不至心腹之官，谴滴不罹杀身之祸，与盛、周家族命运有很大不同。这是江东大族与孙氏关系在盛、周以外的另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与会稽虞、魏有异有同。他们以吴郡顾、陆为代表，与孙氏具体关系如下。 陆氏 《檄》谓“吴郡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号召他们与会稽虞、魏～起，大举反吴，以响应曹操的进攻。《吴都赋》也以吴郡“顾、陆之裔”，与会稽“虞、魏之昆”并举。实则顾、陆以顾雍、陆逊为代表，处境较为顺利，与虞、魏以虞翻、魏腾为代表的坎坷身世又不相同。不过陆氏门中以陆绩与陆逊相比，其家族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陆绩接近于虞、魏，而陆逊则终成孙吴股脑，同顾雍一样。 ①《吴都赋》虞魏之昆”。按据《虞翻传》翻不载有兄弟行辈，则此“昆”或即指魏氏昆仲。 · 287· 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如前所述，无嫌隙亦少瓜葛。孙陆结衅，始于孙策受袁术命，攻陷庐江，郡守陆康宗族受难。陆康之子陆绩及从孙陆逊，逃回吴郡。陆逊略长于陆绩，为陆绩纲纪门户。陆绩作为陆氏嫡宗，在孙策渡江后仇视孙氏，是意料中事。《陆绩传》：孙策与谋士张昭、张宏、秦松等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陆绩以童蒙在末座，亟言“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之失，公然反对孙策以武力平辑的方略，气焰很盛。孙权统事时，陆绩出仕，“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卒死徙所。这是一种没有确定罪名的严厉的贬滴，事在孙权贬徙虞翻之前。陆绩死前作遗言，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①陆绩死于汉正朔尚存的建安二十四年，他标榜“有汉志士”，不啻指斥孙氏为汉室之逆臣，与前引建安九年吴人沈友指斥孙权有“无君之心’一样。 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惜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困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 到是合适人选。 陆逊历苦难而力图自立，但能自敛锋芒，谨事孙氏。他非陆氏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续遗言又回：“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 同文，恨不及见也。”按“六十年之外”之事，当即太康平吴。陆绩生于中平五年（188）， 死年三十二，则死建安二十四年（刀9），此至太康平吴，正六十年。所谓陆绩预言六十 年后事，自是后人附会，但反吴的寓意与陆绩生前政治态度吻合。 ·288· 嫡嗣，出仕得木到陆绩那样的正途广只能为荒地屯田都尉兼领县事。他长期与山寇征战，屡有功劳，却不能从孙权处受兵。他陈便宜乞募“伏匿”，才开始有固定的军队，才得以逐步扩充实力。这与淮泗将家子弟之受兵从战者，地位是迥然不同的。陆逊仕途的转折点，是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关键时刻，受命为吴军上游统帅。陆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 陆逊代吕蒙居上游统帅之任，又在夷陵之战中以其才能和业绩巩固了统帅的地位。过去孙氏迫害陆氏宗族、诛戮吴会英豪所造成的严重隔阂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了。跟着上游武职的地域性更替而来的，就应当是当轴文职的地域性更替了，这一任务落到了吴郡顾氏身上。 顾氏 吴四姓，顾在陆前。《世说新语·赏誉》记四姓门风，陆忠顾厚。黄武四年顾雍拜吴王丞相，江东大族遂居首辅之任。此事比陆逊任上游统帅晚了好几年，我想是由于相位越淮泗人而入江东大族之手，情况比武职替代还要复杂一些，其间经过了孙邵为相的几年过渡之故。 顾雍居相位，重大表现不多、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所说：“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住，心无适莫。”这就是说相权虽入东吴大族之手，但用人则以才能为准，安排适度，并不特重地域，从而保证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和平进程。个过与项维为相同叶友生的暨格莱，实际上不过与顾雍为相时发生的暨艳案，实际上说明伴随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转折，并非没有激烈的冲突。②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孙权辟椽，出为太守，汉制此为仕宦正途。 后来陆续守荒郡郁林，这是贬滴。 ②补注 另一吴大姓张氏，张温与暨艳同案，暨艳坐自杀，而张温罪止废黜。 我想这种差别除了可能有涉案深浅原因以外，更主要的当是张、暨门户地位和社会影响远不相同。张温此一政治经历，颇似陆绩、虞翻之废徙交广。看来这些都是孙权终止杀戮吴会英豪名士以后，有意罗致大族，必要时又惩其不驯服者的相同案例。请参看本书《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289· 孙吴与顾、陆的关系，其历史内容就是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陆逊和顾雍相继居于武职和朝官的显位，同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重要标志。 从孙策渡江开始，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按时间顺序言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江东大族武力反对孙策南侵的时候，其代表人物是会稽周氏兄弟和盛宪，其表现为孙策诛戮英豪。 第二阶段发生在孙权统事以后的建安年间，孙权欲借助江东大族以撑持艰难局面，补充难泅集团力量之不足，而江东大族也感到有附托于孙氏的必要与可能，可是还缺乏信任。其代表人物是会稽的虞翻和魏滕，其表现是孙吴对他们既使用又严加控制。第三阶段发生在淮测力量后继无人，孙吴必须与江东大族连为一体，而江东大族也认识到完全可以借操持孙吴政权以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吴郡的陆逊和顾雍，其表现是他们得以分居文武朝班之首。 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个阶段是有交叉的，例如会稽虞、魏在第一阶段即仕子孙氏，而吴郡陆氏的嫡嗣陆绩却在第二阶段与会稽虞、魏同其命运。还可以看到，从三个阶段的终极言之，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得利者首先自然是吴会大族，尤其是吴郡顾、陆；不过也不存在太严格的排它性，甚至淮汹名臣及其后人，也始终在孙吴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被孙氏摧毁的会稽周、盛家族，不再见到有可以确认的后人参与孙吴政治。① ①我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曾把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本文中，我又把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分为三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有联系又不 完全相同。前文的第一阶段，即孙吴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建安末年以前）阶段，从时 间上说相当于本文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即诛戮英豪（以会稽周、盛为代表）及委蛇大 族（以会稽虞、魏为代表）的阶段。 ·290· 五 孙吴建国的道路 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论及皇权政治问题，认为东汉世家大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仍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对朝廷不敢轻启觊觎之心。这有利于东汉政权的延续。东汉一朝儒学以仁义圣法为教，风气弥笃，也影响着世家大族代表人物上大夫阶层的心态和行为。①他们以支撑不绝如线的东汉政权为己任，使改朝换代成为一种十分艰难的事。魏、蜀、吴三国的出现，都不是权臣乘时就势，草草自加尊号而已，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续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中原是东汉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实力最大，儒学教化沾被最深。东汉虽然国衅屡启，兴废由人，但董卓擅权之时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纲的姿态出现，不敢自取神器。关东兴讨董之师，一时形势使“郡郡作帝，县县自王”②成为可能。但真正建号的“仲氏”只不过闹剧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窃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校也。曹操是一个存心“把皇袍当衬衣穿在里面”③的人。他深知孙权向他称说天命是“欲踞吾著炉火上”④的道理，不敢鲁莽从事。他自如地运转皇权达二十余年之久，却不废弃汉献帝。他的存在也使别人不敢率先称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没有力量对 ①《后汉书·儒林传·论》有此见解。 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吕布与琅邪相萧建书。 ③《兹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91· 比的考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爱名义而自抑”的问题，①这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只用奸诈的个人品格特点来解释是不够的。——这就是魏国建国的道路。 曹丕带头做了皇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和样板。本来，刘焉父子经略西陲，早具有昔日赵伦在岭南的地位，只是碍于汉末形势和思想风气，不敢“乘黄屋左意”而已。刘备代刘津，随着中原局势的演变，刻意模仿刘邦，分两步走向自帝的目标。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称汉中王，王巴蜀汉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称汉帝（蜀汉），绍汉而居名分优势。不过刘备等木到君临中士的这一天，只有把灭曹之事留给后人去办。蜀汉受中原风气蒸染毕竟较浅，本地又还没有发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刘备统治层中的矛盾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蜀汉建国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虽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简单，没有多少新鲜之处。 孙吴建国道路又有不同。江东开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间，闭锁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响，无论是思想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军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东大族，其发育成熟程度虽不能与中原世家相比，却比见于《华阳国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东大族在汉末的时候自然有保据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们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他们本可以同东汉所遣州郡长吏合作，但是刘民王朗辈迂阔儒生，擅清议而无关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江东来寻求霸业的。 但是，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陆氏庐江之难，更影响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他们对孙策或者愤然抵拒,或者徘徊观望，尝试着与孙氏合作的是少数，愿意竭诚相结的可以是说绝无仅有。 ①《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日”。 ·292· 在这种情况下，从眼前的紧迫要求而言，孙策亟须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从永固江东来说，又必须获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虑和长远的需要，使孙氏兄弟遵循一条曲折道路前进。他们凭借淮泅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力量，在此共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时日推移，淮洲人才日趋枯绝，江东全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权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土人，并使他们得以进入高层位置，以至于最后授与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完成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 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曹丕、刘备已经称帝，而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都是赢家，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还徘徊犹豫达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孙权迟回不进，除了山越不宁、外敌威胁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样“爱名义而自抑”，而是等待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是说，影响孙吴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力量调整，是与江东诸大族关系的演变，是等待江东政权根基的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论，孙吴与江东大族关系经历过三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孙氏在分化和选择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东大族在等待孙权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适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士，自然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这是当然之理。但是孙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沫戮英豪？江东大族为 ·293· 什么迟迟不靠拢孙氏？孙氏江东霸业起始本在曹、刘之前，为什么称王称帝却落在最后？这些问题却在前述当然之理的掩盖之下，长期被忽略了。关于孙吴政权江东化，时贤有过议论，并非新鲜问题。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论证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而在探索孙吴政权江东化如此艰难的原因及其曲折复杂过程，为时贤的议论作一些补充而已。探索孙吴建国道路，归结到江东本土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题外之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晋与孙吴截然不同，不须经过江东本土化而能长期统治下来？我认为原因在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异。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孙吴以偏霸而图抗衡上国，没有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晋室永嘉没胡，民族矛盾尖锐，浪邪王晋室统撤，有尊显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另起炉灶，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臣服东晋。因此，只要抗胡仍为必需，东晋就无须汲汲于寻求江东本土化。这是第一。汉末北士流移江东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经终止，而且南渡之士还陆续北归。不曾北归的宾旅寄寓之士，人数毕竟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素质也有低落的趋势。所以南士进入孙氏统治集团，人数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两晋之际北上渡江者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永嘉以来以迄泥水之战，北方胡族政权乍兴乍灭，北士南渡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们与司马氏结合而形成的东晋统治集团，其从政能力与社会威望，远较孙吴时以宾旅寄寓之士为其补充的推泅集团为高。所以东晋吴士可以参与建康政权，却无从取代北士在江东的地位。这是第二。 ·294· 以上两点，第一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南北关系的性质不同，第二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流寓北士的素质和社会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孙吴必须完成江东化，才能比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马氏的东晋则必须标榜晋统，才能使吴土有所依傍，共同构成一个足以区别于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政权。而且，司马氏毕竟不同于孙氏，不是江东人。如果出现一种司马氏政权必须江东化才能自存的情况，司马氏自身也无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转折。《南齐书·丘灵鞠传》载有丘灵鞠怨恨“顾荣忽引诸怆渡，妨我辈途辙”的著名言论，常为后人征引。丘灵鞠没有说到顾荣以前的东汉末年，已有诸怆渡江的事。那时，顾荣祖辈与渡江诸怆合流而获得广阔仕途，发展了家族势力，江东多士也从此开始。在这种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顾荣才得以其南士领袖地位，接5脸江诸伦。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枪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怆凭借晋统而擅位，南上只有自叹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还是如此。丘灵鞠发此愤陵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 ——原刊《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东吴建国的道路》版权为 田余庆 所有，
作者：曹金华 来源：史学月刊
东汉前期，肇自于“光武中兴”，继之以“明章之治”，天下一统，百姓归心，“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大治景象，真可谓乾坤朗朗，皓月当空，又一升平盛世矣！然而光武尸骨未寒，其子山阳王刘荆即飞书废太子强，欲“归并二国之众”［①ａ］起兵反乱，其子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也相继阴谋造逆作乱，从而形成了与“建武永平之政”极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对东汉政权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对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便颇觉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了。 一 纷扰不断的诸王造逆 诸王之乱，是从中元二年（５７年）光武帝刘秀驾崩时开始的。 建武二十八年（５２年），光武前废后郭氏薨，有人上书其次子沛王辅客刘鲤报仇杀人，又有人上书王莽后裔王肃等“受诛之家”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②ａ］，刘秀乘机诏下郡县，依次收捕诸王宾客，沛王辅系诏狱，三日乃得出，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③ａ］。同年，刘秀又诏遣郭后所生东海王强、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中山简王焉因年幼留京师）及许美人所生楚王英皆就国。从而对诸王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此一事件，虽然反映出诸王违背“阿附蕃王法”纷纷招集宾客与朝廷抗衡的客观事实，但却尚未发展到造逆谋反的程度，故尚不能称之为反乱。然而通过这一事件，却也充分地暴露出皇室内部所潜在的危机，诸王反乱的序幕也便由此而拉开了。 中元二年，光武帝刘秀驾崩，皇室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就在诸王会葬京师时，诸王与皇太子庄“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被太尉赵ｘī＠①“横剑殿阶”赶下朝堂，再度激起了诸王的不满［④ａ］。而与之同时，刘秀第八子山阳王刘荆“哭不哀”，并假光武女婿、虎贲中郎将、受遗诏辅政的梁松之势，令苍头诈称废太子东海王强之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策动共同起兵反乱。而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荆之逆谋遂被揭穿。对此，光武第四子、新即位的明帝，以荆同为阴后所生，“秘其事”，仅“遣荆出止河南宫”而已，并未予以深究。永平元年（５８年），东海王强忧郁而死，而荆不得志，遂借西羌反乱之机，“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以再图反乱。明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次年，梁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明帝下诏免松之官。及四年冬，松“县飞书诽谤”朝廷，明帝下令将他处死，其弟竦、恭坐徙九真［⑤ａ］，广陵王刘荆失去了依恃。但荆反心未改，复以“貌类先帝”，呼相工曰：“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明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然而刘荆依然不改，于永平十年复“使巫祭祀祝诅”，再四谋反。在此情况下，明帝诏令诛之，荆被迫自杀。至此，山阳王荆谋反数四，历经十余年，终告结束。 永平十三年（７０年），光武第三子楚王英造逆谋反。刘英为许美人所生，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明帝诏报不以为罪。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但此后不久，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次年，英至丹阳，自杀，国除。而“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直至章帝建初二年（７７年），此事才算真正了结。 在楚王英被告谋反的前后，郭后所生济南王康也阴谋反乱。刘康为光武第五子，“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后有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究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此事未载明是否坐徙宾客，但从楚、济南之狱皆涉及渔阳颜忠来看，很有可能是楚狱引发出来的，或者说康、英二人系共谋反乱，故楚狱中所牵连的诸多人等也当有济南王康之一部分。至建初八年（８３年），章帝复还所削地，而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至和帝永元初，国傅何敞以其“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上书谏之，但康仍“尊贵骄甚”［①ｂ］，“触犯防禁”而“终不能改”，以此表示与朝廷抗衡。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郭后所生淮阳王延造逆谋反。刘延为光武帝第七子，本“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早在建武末“王新归国”时，即以“宾客放纵，干乱法禁”，而被国相张歆“入宫搜捕”［②ｂ］。及至永平十六年，有人上书告延与姬兄谢ｙǎｎ＠②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ｙǎｎ＠②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司徒刑穆也下狱死。有司奏请诛延，明帝以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然而延既徙封，“数怀怨望”，至建初中，复与子鲂造逆谋反，被人所告，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章帝下诏责之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并“赦鲂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按此，章帝将延比之管、蔡、淮南，则反势尤明而规模也较大，只是因为“先帝不忍亲亲之恩”，章帝“不忍致王于理”，才从轻处罚了。至此，光武四子逆谋反乱，历时二十余年，终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二 诸王反乱的主要原因 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均在其萌芽状态即被朝廷一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原因，却是耐人寻味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刘氏政权失而复得，所接受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对诸王的限制和防范不可谓不严，而对他们的封邑也不可谓不丰也，然而何以频连不断地造逆谋反呢？余以为这主要是由以下诸种因素所造成的。 （一） 废立皇后、太子之“偏私”所致 更始元年（２３年），光武适新野，实现了他多年“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夙愿，娶了阴氏。次年，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复纳郭氏圣通，“有宠”。至建武元年（２５年）光武即位，遂以阴、郭皆为贵人。同年，郭氏生太子强。建武二年，帝以阴氏“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而阴氏“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①ｃ］，遂立郭氏为皇后，以强为皇太子。按此，光武本欲立阴氏为后，唯因上述原因而屈就之，故未来废立之隐患便就此而产生了。 建武四年五月，阴氏生明帝，按照当时“不举五月子”的习俗，不能将他抚养成人。但因光武“爱屋及乌”，也就不讲这些忌讳了。史载“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颜赤色，有似于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②ｃ］，可见在命名上已有废强立阳之意。建武九年，阴氏母邓氏薨，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因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③ｃ］云云，这说明光武因未立阴氏为后是常感遗憾的。建武十四年，太子阳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循其头，称为“吴季子”，其后“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谋谟甚深”，遂“以为宜承先序”［④ｃ］，更进一步反映出他的心态。但既是早立了郭后和太子强，光武也不能不考虑其更易的后果。故在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时，“重奏连岁”而不许，至建武十五年才“诏群臣议”。然而群臣所议的结果，还是以强为皇太子，他的目的仍未达到。但既是“诏群臣议”，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况且天下刚刚完成统一，郭后和太子强也尚无什么把柄可抓，于是遂封太子阳为东海公，仍以郭氏为后，强为皇太子。 然而刘秀毕竟还是想立阴氏，于是便有意地疏远郭后了。至建武十七年，终于抓住了她“以宠稍衰，数怀怨怼”的把柄，于是遂以次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废郭后为中山王太后，而立贵人阴氏为后。郭后既然被废，而又“子以母贵”，太子强之废也便指日可待了。故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然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光武感到于心不忍，遂“迟回者数岁”，至十九年乃废之，而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并以阴后兄识为执金吾、弟兴为卫尉，辅导东宫。次年，复以中山王辅为沛王，而以郭后为沛太后。至此，皇后、太子之废立终算完成。 刘秀的目的总算达到了，但由此所造成的矛盾也开始逐渐尖锐起来。就公卿百官而论，虽然知帝“必不有所左右”［⑤ｃ］，盈廷而不敢争，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太子太傅张湛，“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后强起为大司徒，复“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即以洁身隐退而寓其不满之意［⑥ｃ］。至于郭后所生诸子，虽然不敢明言反对，但因“子以母贵”的利害关系，也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愤懑。于是“争礼四方宾客”，以与朝廷抗衡。建武二十八年，郭后薨，刘秀看到诸王的实力越来越大，对太子庄的嗣位会带来威胁，遂在郭后“尸柩在堂”之时，乘机诏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并遣郭、许所生诸子皆就国。刘秀的这一做法，虽然对诸王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为太子庄之嗣位铺平了道路，但诸王反乱的序幕却也由此而拉开了。 （二） “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以及对诸王的“猜 忌残忍”、过分防范，也是造成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刘秀封其子皆为公，十七年皆进爵为王。但是由于“禁纲尚疏”，旧法不存，对他们却无任何禁限。因此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和皇室内部矛盾的加深，皆纷纷招集宾客，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与朝廷抗衡。建武二十三年，班彪以“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缺”，乃上言曰：“……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缺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①ｄ］，等等，这表明至此有关制度尚且未备，对诸王仍是一无约束。然而就在此时，名将马援即已看出将来是非出问题之不可了。《后汉书·马援传》载，时王莽后裔王肃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说：“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尤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建武二十四年，刘秀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对诸王开始进行限制。但尽管如此，具体的制度始终也未建立起来。如建武二十八年，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②ｄ］，这说明“阿附蕃王法”只是限制“阿附”者而已，而“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③ｄ］，并未严禁，否则也就无须提出“宜可分别”之建议了。又如光武崩时，诸王与皇太子“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④ｄ］，也表明有关制度始终未曾健全起来。 然而在建武二十八年郭后死时，刘秀却突然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沛王辅被捕入狱，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郭后、许美人所生诸王皆被遣就国。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不仅使诸王感到难以接受，而且连刘秀自己，事后也不能不承认：“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⑤ｄ］，感到有点欲擒故纵之意味了。及至中元二年刘秀驾崩，诸王的强烈不满便全都在山阳王刘荆飞书太子强之反词中暴露出来了。其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沈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 明帝即位以后，对于这种尖锐的矛盾，本应采取缓和的措施，因为东汉诸王本无治民之权，弄兵之柄，不仅与西汉前期的诸王已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地位上与西汉末期的王亦大异其趣”［⑥ｄ］了。然而明帝却越加“严切”，对诸王予以更苛刻的约束和限制。如明帝令郅寿为冀州刺史，“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⑦ｄ］，傅、相本来就是平时监督诸王的“特务”［⑧ｄ］，而此时复以部从事和督邮监督之，可见对他们的防范是多么严密了。也正因为这样，楚王英在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时，惶惶不安，无罪而奉黄缣白纨“以赎愆罪”，北海王睦以“法宪颇峻”，在岁终遣使奉璧朝贺时，不敢称“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以避免明帝之“疑忌残忍”［⑨ｄ］。在这种情况下，又岂能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 分封不均、礼遇不平，也是导致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刘秀封其子皆为公。十七年，除阴后所生临淮公衡已卒外，皆进爵为王。其各封多少虽无所考，但分封不公却是事实。如楚王英，以“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就是一例。建武二十八年，刘秀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建武三十年，刘秀在打击诸王后，为缓和矛盾，增封楚王刘英二县；济南王康六县；淮阳王延四县；至永平二年，明帝增封阴氏所生东平王苍五县，琅邪王京六县。可见沛王辅、山阳王荆皆未增封，而楚王英、淮阳王延虽有增封，也仍不如他国为多，——封邑多少是有差异的。 另外，明帝时，郭、许诸子均未出任为官，也未得到什么优宠，而阴后所生苍、京等皆被宠遇。如东平宪王苍，“显宗（明帝）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帝每巡狩，苍常留镇”，“多所隆益”，“声望日重”，从而打破了“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的惯例，使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另外，明帝又特赐苍宫人奴婢五百人，钱前后三千万，布近四十万匹，以及珍宝服御器物，封其二子皆为县侯。以至到章帝时，仍“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又如琅邪孝王京，以明帝同母弟，“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至永平五年方就国。及永平七年阴后薨，“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而京“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明帝也不加任何责罚。显然，作为比苍、京次第为长的康、英等是倍受其冷落了。 再者，从对诸王反乱的处治上也可看出明帝的不公。如山阳王荆是明帝的同母弟，光武崩时即首起发难，此后反心不改，乃至数四，至永平十年才被迫自杀。而在长水校尉樊鲦和羽林监任隗杂理其狱、奏请诛荆时，明帝仍“以至亲悼伤之”，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①ｅ］及自杀，独赐谥曰“思王”，而此狱也始终未有坐徙宾客之祸。至十四年，反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明年，复班赐御服器物，并取皇子舆马悉以与之。而楚王英一反，则坐徙丹阳，穷治累年，掠考牵引，“坐死徙者以千数”，入狱者上万人；济南王康一经指控，而坐削五县；淮阳王延一反，则徙为阜陵王，食二县，“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显然，这也是很不公道的。 （四） 郭氏被废后，外戚阴氏之怙权恃势，也是诸王反乱的一个 原因 郭后未废时，后弟郭况及后族之家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而当阴氏立为皇后，光武“日虑明帝之不固，而倚阴氏以为之援”［②ｅ］。如令阴后兄阴识为执金吾，“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阴后弟阴兴为卫尉，亦辅导皇太子。及建武二十年，光武“风眩疾甚”，复以兴领侍中，并“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③ｅ］。而阴氏“以外戚贵盛”，则往往交结宾客，“多犯吏禁”［④ｅ］。如《后汉书·虞延传》载，建武二十四年，阴氏客马成“常为奸盗”，被洛阳令虞延收考，信阳侯阴就“屡请”不能，遂“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至永平中，虞延为司徒，阴氏复设下圈套，将他害死。此外在《后汉书》之《冯衍传》、《朱晖传》、《乐恢传》及《逸民·井丹传》中，也皆有阴氏“以外戚贵显”交结宾客、干乱法禁之记载。然而在建武末光武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时，“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⑤ｅ］，可见阴氏的势力已是很大了。因此及光武崩时，山阳王刘荆假郭况书与强以谋逆造反，也便十分自然的了。 总之，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是由许多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尽管分封制度本身，极有可能导致受封者与中央政权产生一定的离心力，使诸侯王的行动有可以扩大的条件，但说“主要是由他们本人的私欲和奢侈欲的膨胀所导致的”［⑥ｅ］，则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直接后果与深远影响 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此伏彼起，接踵不断，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虽然其声势远非前朝“吴楚七国之乱”那样浩大，朝廷也未用吹灰之力即一一加以迅速平定，但是，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首先，在这一事件中，刘氏宗室受到了严酷的打击和摧残。在光武帝刘秀的十一子中，除明帝继统和临淮公衡早卒外，太子强在被废后忧郁而死；沛王辅在出狱后，在国谨节，善事经书，总算找到了避风之港；山阳王荆、楚王英以谋反而自杀；淮阳王延在两次谋反后被严加“监护”；中山简王焉因杀一姬，被国相举奏，坐罪削县；济南王康在被打击后，“尊贵骄甚”，效法琅邪孝王京，多殖财货，奢侈恣欲，走向了一条腐败自沉的道路。——九王中有七王因谋反或坐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此外，东海王强子政、济南王康子错以“淫欲薄行”、干乱法纪被治罪，淮阳王延子鲂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与诸王交通、谋反坐法或除国。稍后，宗室王侯，则或如明帝子乐成靖王党、梁节王畅、陈敬王羡子钧，“急刻不遵法度”，乃至造逆谋反［①ｆ］；亦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样，逐步走向“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②ｆ］的腐朽道路。从而使刘氏宗室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外戚宦官交相秉政之时，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一道屏障。 其次，在对诸王打击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使公卿百官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如楚事发觉，明帝得其录，以有太守尹兴名，即征兴诣廷尉狱，其属官五百余人皆诣洛阳狱就考，结果“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③ｆ］。又如楚地，刘英事发后，“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④ｆ］。甚至连与楚王英毫无干系的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等，也均被诬陷而打入洛阳诏狱。乃至为被诛死者收敛埋葬，也被明帝指责为“不与朝廷同心”［⑤ｆ］而欲加治罪。故时称“大狱一起，冤者过半”［⑥ｆ］。在此情况下，公卿百官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至朝廷上下莫不悚栗，以避诛责，“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怨”［⑦ｆ］。“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⑧ｆ］，造成了人人自危、上下不相安的局面。 再者，大狱的兴起，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劫难。史载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⑨ｆ］。在此情况下，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继踵而集”［⑩ｆ］，立志为东汉政权效力。然而在对诸王的镇压过程中，他们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建武二十八年，刘秀诏捕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楚事发觉后，“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淮阳王延谋反发觉，“坐死徙者甚众”，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士人。他们或因受诬陷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屠刀下的牺牲品，亦或“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再度鼓荡起久已沉寂的隐逸风尚。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说，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呜呼！光武以一念之差，而酿成百年之祸矣。袁宏论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立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失矣。”［①①ｆ］王夫之云：“与贤者在于得人，与子者定于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光武以郭后失宠而废太子强，群臣莫敢争者。幸而明帝之贤，得以掩光武之过。而法之不藏，祸发于异世，故章帝废庆立肇，而群臣亦莫敢争焉。呜呼！肇之贤不肖且勿论也，章帝崩，肇甫十岁，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妇人而不能。终汉之世，冲、质、蠡吾、解渎皆以童昏嗣立，权臣哲妇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为，而东汉无一日之治。此其祸章帝始之，而实光武贻之也”［①ｇ］。光武之失大矣。至于废郭后而立阴氏，以及对诸王的“治之过差”、分封不均等，更是导致诸王反乱的重要原因，光武又焉能辞其咎哉？ 至于明帝对诸王的“法宪颇峻”、“疑忌残忍”以及礼遇不平，更是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王夫之云：“广陵王荆、楚王英、淮阳王延，以逆谋或诛或削。夫三王者诚狂悖矣；乃观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觐，大夫欲称其贤，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则明帝之疑忌残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兴居之弄兵狂逞也，绥之无德，教之无道，愚昧无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则亦恶知当日之狱辞，非附会而增益之哉？……作图谶，事淫祀，岂不可教，而必极无将之辟以加之，则诸王之寝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为，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西京之亡，非诸刘亡之也；汉之复兴，诸刘兴之也。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舍，闻睦之言，亦可为之流涕矣。身没而外戚复张，有以也夫！”［②ｇ］袁宏亦云：“光武中兴，振而复之，奄有天下，不失旧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于罪败，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③ｇ］明帝之失，王、袁论之入木三分也，非其然乎？ 至于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和对学术文化的严酷摧残，更是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专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在这种性格下所形成的专制主义的心理状态“决不能容许社会上存在有使他感到压力的任何力量；那怕这种压力，绝对多数只是专制主义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残酷地摧毁，”自此以后，在秦、西汉还略微宽松的学术气氛，便越加凝固化了。中国历史中的学术文化也便只能囿于封建统治思想的牢笼，“长期在此一死巷中纠缠挣扎，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又艰险的小径。……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情况，除了极少数的突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夹杂性，言行的游离性，成为一个最大的特色。”而知识分子自身，在历经东汉前期以及后来的两次党锢之祸以后，那种“任气敢死”的固有性格，也“在长期专制磨折之下，逐渐变为软懦卑怯”，在行为上成为“反科学的乡愿人物”。因此，东汉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对学术文化的摧残，便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了［④ｇ］。 〔作者曹金华，１９５４年生，扬州大学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ａ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 ②ａ 《后汉书·马援传》。 ③ａ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ａ 《后汉书·赵ｘī＠①传》。 ⑤ａ 《后汉书·梁统附子松传》。 ①ｂ 《后汉书·何敞传》。 ②ｂ 《后汉书·张禹传》注引《东观记》。 ①ｃ ③ｃ 《后汉书·皇后纪》。 ②ｃ ④ｃ 《东观汉记·显宗孝明帝纪》。 ⑤ｃ 《后汉书·郅恽传》。 ⑥ｃ 《后汉书·张湛传》。 ①ｄ 《后汉书·班彪传》。 ②ｄ ③ｄ ⑤ｄ 《后汉书·五行六》。 ④ｄ 《后汉书·赵ｘī＠①传》。 ⑥ｄ ⑧ｄ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⑦ｄ 《后汉书·郅恽附子寿传》。 ⑨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①ｅ 《后汉书·樊宏附子鲦传》。 ②ｅ 《读通鉴论》卷六。 ③ｅ 《后汉书·阴识附弟兴传》。 ④ｅ 《后汉书·蔡茂传》。 ⑤ｅ 《后汉书·桓荣传》。 ⑥ｅ 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第十五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 ①ｆ 《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 ②ｆ 《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 ③ｆ 《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④ｆ 《后汉书·袁安传》。 ⑤ｆ 《后汉书·廉范传》。 ⑥ｆ 《后汉书·鲍永附子昱传》。 ⑦ｆ 《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⑧ｆ 《后汉书·郑弘传》。 ⑨ｆ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⑩ｆ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①ｆ 《东汉会要·帝系下》。 ①ｇ ②ｇ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③ｇ 《后汉纪·光武帝纪》。 ④ｇ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喜下加心 ＠②原字为合下加艹□
【参考文献】:
孙吴建国的道路
——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一 (作者 ) 孙吴建国，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义，感到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前；称王称帝，在魏、蜀后，其建国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隐若现之间，很不明晰。因而钩稽前人弃舍的资料，细思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孙吴与江东诸大族的关系，才恍然若有所得。孙氏霸业嵇延，症结盖在于调整与江东大族关系的需要。 孙策以袁术部曲将的名分南渡，逐汉官而据江东，既是增越，又是入侵。这决定了江东大族对孙策疑惑。敌视的态度。孙策对江东大族控不同对象分别对待，或诛戮，或羁麋，或依靠，因而出现了孙吴对待江东大族的三种不同类型，构成孙吴在江东发展的三个阶段，使孙吴建国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内核则是求得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 拙作《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卜文，视暨艳案为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后阶段的一个要案，并从此涉及孙吴建国的大体过程。本文为该文补充了这一过程的前半段，可以作为该文的上篇来读。本文与该文同步酝酿，但该文脱稿在前，叙事属后；本文脱稿在后，叙事属前，所以可能有交错重叠、繁简不当之处，请读者留意焉。① 一孙策渡江的历史背景 ——袁扬州与刘扬州的对立 初平、兴平年间，汉天子在西，王纲解纽，江东处于半隔绝状态，奉汉正朔而已。江东各郡居职守土者，个别人涉足中原的竞逐，如丹阳太守会稽局阶分兵以助曹操产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对中原世局宁取静观态度，并不积极参与。其时袁术已据淮洒，有问鼎意。他用吴郡富春孙坚经略中原。孙坚死后，袁术派孙坚妻弟吴景、兄子孙贲攻逐周昕，分署吴景。孙贲为丹阳太守和丹阳都尉，控制长江津渡。袁术企图通过孙策，使江东成为自己的支撑力量。 吴郡曲阿是孙氏家族的重要据点。孙坚死葬曲阿（后迁葬吴县），坚妻吴氏编居曲阿，坚女适曲阿弘咨，在在说明曲阿为孙氏利益所系之地。孙氏据曲阿，可以接应南北，联络富春，而孙坚故将丹阳朱治居吴郡都尉之职治钱塘，为孙氏控制了这～通道的南段。 孙氏为袁术部曲，世所共知。袁术不臣之迹与时俱增，孙氏也成了附逆之臣，江东人对孙策持非议态度，是意料中事。不过孙策在政治上多少还保有一点自主性，并非一切皆以袁术旨意是从；袁术似也不以死党待孙策，始终不曾授孙策以中原郡土。这就是孙策以后终于回江东寻找机会的一个原因。 ①补往考虑到本文和暨艳案之文都落实到论孙吴政权江东化的主旨，所以在本书重订本中，以文章叙事为序，分别给两文加上‘“论”和“再论’的副题。 ②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时丹阳太守治宛陵。 ③分见《三国志、·吴书》之《孙坚传》。《孙策传》《诸葛瑾传》以及．《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吴录入 · to3· 衰败的东汉朝廷，于长江一线先后分陈皇室疏宗为州牧，先是刘焉为益州牧，然后是刘表为荆州牧。至是又以刘瑶为扬州牧①刘瑶东莱名土，他受命出牧扬州，本有代表汉廷制衡袁术之意。扬州治所寿春在袁术手中，刘瑶避袁术而渡江东来，吴景、孙贲乘孙策意，迎刘瑶置曲阿，刘瑶遂得以曲阿为扬州治所而在江东立足。一刘瑶成为东汉朝廷打入江东的楔子，孙策则借助刘瑶，改善自己在江东的政治形象。混乱世局中的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东（江南）两个扬州，即袁扬州和刘扬州并立的局面。②孙策背靠袁术，又暂时结好刘瑶，与两个扬州都保持联系，地位可进可退。他此时尚未显示东渡之意，也无东渡之力，不触犯两个扬州的任何一方。不过两个扬州的并立毕竟是暂时的现象，在世局瞬息变化的时刻，双方都难于长久维持。 传世《后出师表》论及此时江东局势说：“刘瑶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这里虽未提及袁术，但所说正是以两个扬州并立为背景，责难刘瑶苟安江东，对袁术不征不战，使孙策得以乘时扩展，浸润于江东的情况。《后出师表》作者是谁，姑置不论。但是诸葛恪谓得见此《表》，裴松之谓《表》出张严《默记》，均言之凿凿，可据以肯定此《表》至少是三国时人文字，所涉背景以及所述“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必是三国时人对其时江东世局的一种估量。 ①《三国志·吴书·刘瑶传》及《太史慈传》。《后汉书·刘宠传》谓瑶为宠兄 子，“兴平中，瑶为扬州牧”。 ②袁术自己未尝用扬州牧名义，而以故吏惠衡为扬刺，但时人仍以袁扬州称袁 术，如《孙策传》注引《吴历》孙策谓“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是。 ·＊6升· 至于刘瑶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东既无治乱安邦长策，又乏强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镇，只是汉朝风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种象征，别无其他作用。《三国志·吴书·刘瑶传》陈寿评日：“刘藏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壤之时，据万里之上，非其长也。”《后出师表》谓孙策措刘毅影响而浸润江东，虽是事实，但把后来孙策吞并江东完全归责刘瑶个人迂阔无能而不究及整个世局，也嫌片面。 汉室疏宗刘焉、刘表，分别出牧益、荆有年。他们都与本土人士建立了较深的联系，也多少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做了不少事情。同为汉室疏宗的刘瑶出牧很晚，与江东无深层关系。他依以立足江东的孙氏也不是真正的本上强宗。所以他萍漂藻寄，浮水无根，虽然也有自存之谋，毕竟势危易荡，比益、荆二牧还是不如。 孙坚早年离开江东，干扰壤之际征战南北，虽曾受袁术指麾调度，而于汉室多功少意，于江东大族亦不闻有大嫌隙。①孙策用孙坚余兵攻庐江太守吴郡陆康，陆氏宗族随在庐江的百余人中，死者将半，陆康本人亦旋死。这是震动江东的大事，不能不加剧江东大族对孙策的疑惧和戒备，也引起刘瑶的反目。江东表面平静的气氛被破坏了，两个扬州并存局面不能继续维待。刘瑶迫逐吴景、孙贲至于江北历阳，独揽丹阳全郡及吴郡北境，并屯兵江清以防袁术、孙策南侵。《三国志·吴书·朱治传》说：孙策“为袁术攻庐江，于是刘瑶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记载孙策后来向太史慈解释此事说：“刘牧往责吾为袁术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恕不足”，并申述其时不得不尔的原因。这表现出孙策心亏理短，欲盖弥彰。总之孙策攻庐江事使他居于与江东大族也与刘瑶公开为敌的地位，对孙策以后在江东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调坚为长沙太守时出于乡谊，曾越境入豫章救助庐江太守陆康从子宜春长某，于陆氏尚有恩德。 ·265· 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①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这是韦阳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宋书·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证明陈寿所谓”孤微发迹“不诬。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孙钟与孙坚关系，除上述祖孙之说外，六朝还有父子之说。刘敬叔《异苑》载孙钟为孙坚之父。《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流》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孙权父家，当径称为孙坚家，不必累赘为言。杨守敬之说实际上是赞刚异苑》，谓亭山之家即孙钟家丹同时我们知道，孙坚先葬曲阿，后迁葬吴，坟圭并不在富春。《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部，这与东晋末年桓直篡晋立楚，唯立桓温神主于建康，庙祭不及于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隐情之事，③颇为相似。孙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本难见容于江东大族伽上孙策屠戮陈氏子弟，江东大族对孙氏增加了仇视之心，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孙策在两个扬州对立的背景下衔袁术之命渡江，无根无抵的刘瑶一触即溃。这在军事方面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只是孙策攻击刘瑶，意味着正式向江东的东汉统治挑战，也意味着正式向江东大族挑战，这决定渡江一事的基本性质，对于孙氏以后在江东的活动。有巨大的影响。 ①《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陈寿评＿ 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三（下）对孙钟、孙坚辈分问题疑莫能明，所以含 糊其词，说孙种其人，“吴先主权即其裔也”。 ③参拙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op6年第3版）“恒温先世的隐 情”一书。 孙策渡江准备，已知有下述～些情况。《孙策传》注引《吴历》，孙策在江都，咨张宏以世务，曰“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按策勇吴景为丹阳太守，事在医策攻庐江以前），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按此指据吴会而溯江上击荆州黄祖，以报黄祖军士射杀孙坚的家仇），为朝廷外藩’，云云。 同传往引《江表传》孙策说袁术日：“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按吴景时已被刘瑶驱逐，退驻历阳）讨横江（按指刘瑶所遣戍守江渚之兵），横江拔，因投本上召募，可得三万兵，以往明使君匡济汉室”。云三。① 孙策渡江欲为“朝廷外藩”，“匡济汉室”，都是托辞。张宏为孙策筹划东渡事，就说过事若得成，“功业作于桓文，岂徒外藩而且能”！孙策后来鼎足于江外，也已在张宏的筹划之中。问题在于，孙策必须就袁术乞得孙坚“余兵”，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物，力加排斥，增加了孙策立足江东的困难，这是孙策和张宏所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孙坚之众，最初是嘉平元年（1刀）在江东召募的，经过二十年的异地征战，江东旧人当所剩无几。所以孙策从袁术索得的孙坚 ①孙吴早期历史大事，其年月缺乏史官记注为据，往往有歧异。大事如孙坚死年及孙策渡江之年，都有不同说法，其他事件因无准确的参照年月而不甚明晰。《三国志》裴注、《通鉴·考异》以及其他考证、校勘，虽然于此多所斟酌，也只能做到大体推断，难了满足各种异说。所以本文上述孙策渡江前诸事，只是尽可能按顺序言之，大抵都是兴平间三数年事，而具体年月未放逐一标明。 ·267· 余兵，主要应是后来陆续召募补充的淮泗兵。领兵诸将除孙氏戚属吴景、徐根、孙贲等数人外，亦当多为江西人。孙策率领这一支淮泗兵渡江后，本有“收合离散”和“投本土召募”的计划。但从以后作战事实来看，除确已收合刘瑶溃散之军以外，本土召募则只见有孙策从父孙静率富春乡曲宗族五六百人参加过会稽战斗，见《孙静传》。据《孙瑜传》，稍后孙静之子孙瑜始领兵众之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瑜虚心绥抚，得其欢心”。由此可知，孙策部曲的主力仍是淮泗之众，即令是新投入的江东乡曲，也只有融溶于淮泗力量之中，无从保持江东色彩以制约淮泗之众。孙瑜之兄孙蒿甚至在建安五年孙策死后还拟夺取会稽，以与孙权争夺继承权，可见孙氏家族内部并不具备足够的凝聚力。至于孙策在江东作战时所收合的江东离散，数目虽然可观，如《三国志·吴书·虞翻传》翻说孙策“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但这种军队不可能构成孙策之师的主力，不能决定孙策之师的基本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孙策回到本上召募，并不见江东大族特别是吴郡大族拥众支持孙策。乡土大族中有为孙策会稽郡县像属者，他们多是原来已仕于王朗郡县而为孙策所留用的人。 孙策率领过江的军队，以淮泗人为主体，又得不到江东人的支援，这使孙策之师完全不具备返回乡样为父老所欢迎的形象，而俨然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袁术人侵之师，是外来的征服者。旧史记事，确实作如是说，虽然纪年颇为纷坛。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四年：“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后汉纪》初平四年：“是岁袁术使孙策略地江东，军及曲阿《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扬州刺史刘瑶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瑶军败绩，孙策遂据山（江）东。” ·268· 《后汉书·刘宠传》：“兴平中〔宠从子）瑶为扬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瑶乃移居曲阿。……袁术造孙策攻破瑶，因奔豫章，病卒。”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瑶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许靖寄寓会稽，“依王朗，又避袁术之难，远走交州，辗转至蜀”。他致书曹操，说在会稽时“正礼（刘瑶）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王朗）失据”。 以上记事，其年份歧异问题，《通鉴·考异》兴平二年条及《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卢弼《集解》均有说，无庸赘叙。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资料都说孙策渡江是袁术所遣，孙策是袁术将，视孙策略地江东为袁术之难。其中的《后汉书·献帝纪》当是据史官所记，以刘瑶为叙事主体，以明东汉法统所在；指名孙策为袁术之将而不具衔，以示非正。《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许靖之语是亲历其境的名士的叙述，把孙策之师径称为“术兵”。官私记载，。自汉末至南朝，对于孙策渡江之事，定性如此一致，都说是袁术人侵。所以流寓江东的北士，凡门望高者几无一个情愿留在江东。除前引展转至蜀的许靖外，桓晔、袁忠①都在孙策兵到之前泛海而南，他们宁愿冒死远走，也不愿留在江东屈从逆臣袁术。 江东大族面对袁术入侵之师，怀着对孙策的家仇旧恨，深感自身危殆。他们绝不会率自己的家族乡曲去支持孙策，也不能贸然离弃家园。他们或者静观待变，或者聚众自保。刊、策在江东遇到 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 ①分见《后汉书·桓晔传》及注引《东观记》、《后汉书·袁阔传》附《袁忠传》及注引谢承帕汉书》。植晔即桓严、桓严、桓矿，事见本传及往以及《世说人名遭》、《水经·渐江水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朱有答淄阳兴之间，提到植文道太守陈业尺读之争，桓文指桓文林，即桓晔。 ·269· 孙策占领了丹阳、吴、会稽三郡，消灭东汉江东政权的军事抵抗，并进一步与外敌争衡于战场，都不是难事。但是要使江东本上势力放弃反抗，靠拢孙策，视孙策为一体，却要困难得多，这使孙策深感忧虑，处境艰难。 二 孙策诛戮英豪问题 孙策在江东，面对的反抗势力不止一种，反抗方式也不尽相同。《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记孙策临死时的江东局势说：“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史臣意在概述孙权初统事时江东局势艰险之状的三个方面，即 一、“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指‘山寇”据守深险之地抗拒孙氏，这个问题在吴史中最为突出，延续时间甚久。山寇主要属于江东乡土势力中的中下层次，可能包括山越民族，所以有时以山越为称，往往以强宗骁帅为其魁首，坚持与孙吴为敌，但主动进攻力量并不甚强。这是孙吴主要的军事对手。 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东社会层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包括所谓东汉！旧德名臣，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对孙氏人侵江东。他们与出没于深险之地的山寇互通声息，社会影响很大。这是孙策在江东主要的政治对手，孙策对之杀戮立威，无所宽贷。孙策沫戮江东英豪问题就是指此。 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流寓江东的北土，有些不愿与袁术部曲将孙策合作，已经离去；尚存的流寓之士，与来自推涵的孙策本可以协调～致，而孙策也急需他们为自己的 ·270· 助力，所以乐于亲近他们，但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能否长期立足，所以意存观望，不肯表明对孙氏的态度，不愿委质定分。 以上三个方面。山寇问题史家关注者多，大概都以山越视之，时有论述，本文从略。关于诛戮英豪问题和宾客动向问题，本文此节和下节将分别申述。 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三国志·吴书》有笼统记载，语焉不详。《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曰：“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太元二年注引《傅子》：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邻国主要指中原，其时江东士大夫与中原名士个人之间多有交往，政界自然也是信息相通。《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日：“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邻国传闻，颇知孙策所诛者都是深具社会影响的人士。我们知道韦昭《吴书》成书之时孙吴政权与江东名豪大族早已合流，因而书中对于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讳忌，轻描淡写，着墨甚少，所以陈寿《三国志·吴书》也未大书。裴注为陈志拾遗补阔，始增益了有关问题的资料＿ 《傅子渐载孙策诛戮名豪，“威行邻国”，除《郭嘉传》有所照应以外，《文选》卷四四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1是重要印证。 ①《檄》文陈琳所作，以尚书令苟或名义发布，不具年月日，因此产生了一些疑点。按苟或建安初守尚书令，但久未预南征孙权之役。十七年曹操征孙权，荷茨参丞拥军出征，以疾留寿春，蠢。根据情理，《檄》以此年发布为是，但《檄》中却有十七年以后之事。前人有调尚书令苟或为讹，疑《檄》作于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之时。《文选》李善注引《魏书》首取此说。今按陈琳有《神女赋》，曰：“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伙，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见《艺文类聚》卷七九。据此知陈琳二十一年确有随军g征代之行，不过军次“荆野”’‘汉川”，故尔有神女之遣思。此地不在曹操进军之准一居一巢一德须路线。或是偏师策应而且。因此这又不是陈琳草议和发制檄吴将校部曲文》的合适时机和场合。，三国志·魏书·王集传》请陈琳与徐斡、应标、刘帧辈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之疾疫，此年为作《檄》之下限。檄》文可疑之点现虽无法—一决断，但其基本内容却从来无人怀疑，是可信的。 ·2刀· 陈琳《檄》文以大量篇幅盛赞曹操武功，谓北方抵定，行将挥戈南向，直指吴会；除孙权外，凡“枝附叶从”，皆所宽育；江东旧族及吴将校，翻然来归者必有显禄。这些都是该《檄》文应有之义，无须深究。值得留意之处，是曹操谴责孙权“残仁贼义”的事实。关于“残仁”，只有“孙辅，兄也，而权杀之”一例，显系衬托，无关宏旨。关于“贼义”，即诛戮英豪，《檄》文大加渲染，把孙策、孙权的事写在一起，不加区别。所举残害周、盛门户，是孙氏诛戮州郡英豪最重要的事例，而且主要是孙策所为。周、盛以外，受打击的吴会门户，《檄》文也有所反映，不过并非列举不漏。 孙氏诛戮英豪，震动江东，也在邻国激起忿怒，才成为曹操“吊民伐罪”的重要口实。这里哀集以孙策时为主而兼及孙权早年，以周、盛门户为主而兼及其他家族的所谓沫戮英豪诸事，排比如下，并略加考证。 许贡许贡，汉末吴郡都尉，与北方名士许靖有旧，靖过江，先投许贡。①孙策东渡，许贡已迁吴郡太守，所遗都尉一职由孙坚旧将丹阳朱治继任，设治于钱唐。《续汉书·郡国志》吴郡乌程条注引《吴兴记》：“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县为永县。”可知此年许贡已在太守之任。许贡是不信任孙策的。孙策过江，许贡曾上表汉廷，谓策骁雄，请召还京师以贵宠之，无令放外为患。表未得达。朱治策应孙策，由钱唐夹攻许贡，败之于由拳，遂自领吴郡太守，许贡南投山寇严白虎，事见《朱治传》。大约在孙策平定严白虎后，许贡被迫出降。孙策候吏曾截获许贡前此所上汉廷之表，以之责贡，杀之，见《孙策传》。许贡“小子及客亡匿江边”，建安五年，孙策终于被他们击伤致死。许贡郡望无考，或出句容许氏，家在故里，故家人得匿江边以俟孙策出人而杀之。许贡之死没有引起江东轩然大波，大概由于许氏以东汉朝廷命官自守，与吴会大族不甚相得，而其门第位望又不够高之故。影响最大的事例，是下述周。 盛门户。 ①参《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272· 盛宪，会稽人，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事迹见《孙韶传》往引《会稽典录》及《孙策传》注引《吴录》。 盛宪与北方的孔融相善，孔融调盛宪“有天下大名”，“实丈夫之雄，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许贡领吴郡，盛宪不见容，奔匿得免。“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郝经《续后汉书·盛宪传》推定孙策“不及害宪而卒”。 孙权统事，幽执盛宪，“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建安九年孔融与曹操书，①请以制命发使征盛宪。制命未至，宪为孙权所害。孙氏害盛宪，反响甚大。《檄》谓“盛孝章，君也，而权诛之”；又谓“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檄》文资孙权，最重事例即此。周、盛遗类“湮没林莽”，按。当时情势度之，可能是投奔山寇，被山寇保护起来，与许贡被迫投靠“山贼”严白虎一样。盛宪事还株连门生故吏。《孙韶传》：“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宪故孝廉如览、戴员亡匿山中”，也是指投靠够山寇。 ① 据《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孔融与曹操书，提到“五十之年忽焉已过，公为始满，融又过二”以孔、曹二人生卒年核之，书作于建安九年。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引《会稽典录》，谓盛宪为台郎时逢一童子，年十余岁，是孔融，则盛宪年长于孔融。所以融书有“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唯会稽盛孝章尚存”之语，盛宪被逼、逃亡、幽执、见害，对手依次为许贡、孙策、孙权，前后历十年之久。 ②此谓孙权吴郡人，于俗当尊吴郡太守为君。《三国志·魏书·杨阜传》阜语姜叙自责，有“君亡不能死”之言；杨阜让封，亦云“君亡无死节之效”，均谓早为州吏，未能死刺史之难。又，《晋书·陶侃传》陶侃草庐江太守张盛为君，尊费委为小君。庐江为陶侃本郡，陶侃为庐江主簿。其时吏民与州将、郡将有君臣名分。 ·273· 周昕、周昂、周禺会稽周氏兄弟三人，于初平年间关东兵起穆之时，均为将守在外，其事迹见于《三国志·吴书》者，有《孙坚传》胜注引《吴录》及《会稽典录》，《孙静传》及注引《会稽典录》《献帝级春秋》，《孙贲传》，《吴夫人传》见于《三国志。魏书》者，有《太祖纪》，《公孙瓒传》及注引《典略》。见于《后汉书》者，有《公孙瓒传》，《袁术传》。汇而观之，三人行事大抵如下。小有抵晤者则择善而从。 周昕，丹阳太守，前后遣兵助曹操征战。袁术在淮南，周昕绝不与通。袁术道吴景攻丹阳，逐周昕，周昕散兵回乡里。周昂，九江太守，袁术遣孙贲攻周昂于阴陵，周昂弟周隅往助。周昂兵败，亦还乡里，为吴郡太守许贡所杀。周隅，先从曹操征战，后为袁绍将，奉袁绍命攻孙坚之军于鲁阳，遂居孙坚之位为豫州刺史。①周氏兄弟三人均居显位，处境不利时又多奔返乡里会稽，其家族在乡里地位可得而知。三人事迹中，有周隅攻孙坚于鲁阳、吴景攻周听于丹阳、孙责攻周昂于阴陵等事，可见会稽周氏兄弟与孙氏父子的敌对关系早已形成，根深抵固。孙策过江后攻会稽郡时，周昕家居，犹领兵众助太守王朗抗拒孙策，为孙策军所击斩。可以说，周氏兄弟是这一阶段江东大族反对孙氏最有实力的代表人物。 陈琳《檄》文曰：“……周泰明当世俊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孙。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 ①为袁绍将而攻孙坚于鲁阳之人，史籍记载歧异。有作周听，有作周昂，有作周禺。请人考证，亦纷纭其说，备见《三国志》公孙瓒传、孙坚传之卢弼〈集解〉。此处从周 禺说。 ·274· 之可为抢然。”周泰明，《选》学注家未详其名，当即周听。《孙静传》往引《会稽典录》：“昕字大明。”大明即太明、泰明。昕、昂、隅兄弟之名均从日，字或以明为辈，名与字相叶。《孙坚传》注引《吴录》，隅字仁明，可以为证。孙氏摧残周氏，与摧残盛氏一样惨酷。左思《吴部赋》炫耀江东人物之盛，吴、会并重，却未提及舍稽周＼盛二族，此后典籍亦罕见会稽周、盛家族人物事迹，①可见晋时二族已经衰颓，不为世重了。… 王景及其他 《孙策传》注引《吴录》：“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回：‘展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采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厂乃舍之，余威族诛。”按嘉兴汉末称由拳，乌程、由拳皆属吴，与孙氏同郡。王晟是卸职在籍官员，与孙氏为世谊，孙策父执。他亦与邹他、钱铜一样疾恨孙氏，聚众抗拒。孙策对他们处置惨酷，不亚盛、周。 与大族英豪抗拒孙策相应，江东名士纵横议论，从而成为屠杀籍口之事，也时有发生。据《孙策传》注引娱录》，吴郡高岱善《左传》，广交游，曾为本郡太守盛宪上计，举孝廉。许贡与盛宪宿怨，贡领吴郡，岱将宪避难，奔走求救。孙策统会稽，高岱隐于余姚，策命岱出，交谈中以为岱轻己，囚之。岱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清，数 ①《三国志·吴书·孙休传》孙权第六子孙休，。随郎中盛冲受学。按孙休曾居会稽，此盛冲或系会稽盛氏孑遗。又，据《宋书·自序》，盛宪与吴兴沈氏为姻家 ②这里有一个问题，难以确切解释。《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往引《会稽典录》会稽郡门下书往山阴朱育向太守酒阳兴陈述当年虞翻答王朝关于会稽人物之间，列述会稽古今人物，及于未精，但无盛、周。朱育又向濮阳兴补充陈述了一些会稽后出人物，亦无盛、周。据我推测，虞翻答王朗问，在孙策诛戮英豪之前，照理说不应漏列盛、周，故疑为后人删削。但朱育陈述则为孙权时事，盛、周家族已被摧残，故朱育避忌，略而不言。是否如此，有待新证。 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江东英豪名士本为一体，往往以接姻、交友联络。高岱所友八人，其中有吴四姓之张允，其人即名主张温之父，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还有吴兴大姓沈缗。吴兴沈氏又与盛宪为姻家，沈瑜沈仪为盛宪外孙。沈仪又与吴四姓之陆绩为友，绩父陆康汉末官庐江太守时为孙策所破，绩及陆氏宗族在庐江者，死亡甚众，而陆绩反对孙氏言论甚显，事详下文。可见江东英豪名土与孙策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仇隙甚多，孙策锄诛异己，以立威名，江东一时为之震慑。 孙策死，孙权为政较为收敛，对江东大族以笼络为主要手段，但镇压之事亦有所闻。原来为孙策所迫而未及诛戮的盛宪，后来死于孙权之手。《吴主权传》建安九年（204）注引《吴录》，吴兴土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于朝会时有所是非，受法责后直指孙权有“无君之心”。孙权度其不为己用，遂杀之。沈友并无武力反抗或其他激烈行动，主要是名士受清议之风激荡，心存汉统，名节为重，对霸业的追求者梁骛不驯。这种现象中原为多，吴蜀亦有。不过孙权时举贤任能是施政要务，与大族名士的对立虽不能完全消除，毕竟比孙策时缓和多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表现形式与内涵都有所不同。发生在黄武三年（224）的张温、暨艳案是最重大的一宗，已另文探讨。 《孙策传》载建安五年孙策死前，呼弟孙权佩以印级，谓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当着张昭等人所说的这一席话，既是对孙氏兄弟能力长短的估量，更是面对江东艰难世局对继承者孙权的政治嘱托。孙策希望孙权不要再像他自己那样 ①②《宋书》、O O《自序》。 gZ·276· 只是专注于武力的征服，继续与江东大族为仇；而是要留意于举贤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争取那些“以安危去就为意”的淮泗宾客的归心，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大族。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孙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摆脱孤立地位，以求在江东长久存在和发展。孙权统事，基本上遵循孙策的遗嘱，一步步探索改变轨辙的办法，首先是求贤接士。陆机《辨亡论》说：“夫吴，桓王（孙维）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土尽盛德之容，亲仁酷丹府之爱。” 陆机在歌功颂德中透露的事实，我想是近真的。这也是本文下节所要探讨的主旨。值得留意的是，歌颂孙策、孙权的吴郡陆机，正是当年被孙策攻迫至死的陆康的族人。陆机之祖陆逊，曾随从祖陆康在庐江任所，逃还吴后为陆康之子陆绩“纲纪门户”。陆绩怀恨孙吴，终于以讥刺当局而徙官郁林，死于徙所，而陆逊则靠拢孙权，渐至显位。处在分化状态的江东大族，大部分人物对孙吴政权逐渐由反对、观望转为合作，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三 宾客去留对孙氏统治的影响 前引《吴主权传》史臣所述孙策死时世局艰险之状，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一条。“宾旅寄寓之士”，《吴书》中又简称为“宾客”。①为什么宾客去就会成为孙权忧心的重大问题呢? ①《三国志·吴书》中这一阶段常见的“宾客”，多与“宾旅寄寓之上”同义，而与 东汉以来作为依附户的“宾”和“宾客”不同。不过我推测，如果宾旅寄寓之士长久不能获得较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地位，也有沉沦为依附户的可能。 ·277· 孙权欲植根江东，必须有江东大族支持；江东大族既然以外来入侵势力视孙氏兄弟，力图反抗，孙氏兄弟就不能不另寻支撑以对付江东大族。这个道理浅显易明，何况其时荆州、巢湖地区时有军情，孙氏的淮泗军事集团不能久处孤立无援状态。孙氏的助力，首应来自本该属子孙氏淮泗集团后备力量的宾旅寄寓之士。然而宾旅寄寓之士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是否能站稳脚跟，所以疑虑重重，越趄观望，不肯对孙氏委质定分。孙氏当务之急，是尽力延揽招合宾客以提高自己在江东的影响，对付江东大族与山寇相联而形成的巨大压力＿ 蓄养宾客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此时在江东具有新的意义。江东寄寓的宾客，原多聚集在刘题、王朝、华散等北方名士为江东牧、守者的周围。《后汉书·刘宠传》附《刘瑶传》：“围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腐携接收养，与同代剧，甚得名称。”《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桥谱叙》，华歆在豫章太守之任，“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王朗在会稽，北方名士许靖、桓晔、袁忠等均投之，已见前引。王朗身为羁虏以后，流移穷困，仍旧‘“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事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后来刘瑶奔死豫章，王朗、华歆先后北归，其宾客从归者固有人在，留在江东者估计尚多。华歆北归，本传谓“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其中必多避地江东的“四方贤士大夫”，他们在华歆等人离去后只得星散于江东各地，依附于江东大族和淮泗将领，以观察孙权的动向，等待孙氏在江东阵脚立定后，再取进止。 孙策初来之时，幕府谋漠之士寥寥无几，〈孙策传》所列彭城张 ·278· — 昭和广陵张宏、秦松、陈瑞等四人中，“秦松、陈瑞各早卒”。①而宾旅寄寓之士对孙策观望，若即若离＿他们虽不得不就食于孙策诸将，g但并不急于向孙策修敬，更不急于进入孙策幕府。《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道士于吉往来吴会，“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于吉〕起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功策令收于吉，日：“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得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宾客拜于吉，或者可以用宗教原因来解释；委孙策于不顾则说明诸将宾客对孙策权威的不尊重。 建安之初，北方渐趋稳定，曹操曾有招贤之举，对江东宾客动向有很大影响。《后汉书·标衡传》：“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正是在孙策手辑江东之时。其时江东不臣孙维的北士脱离孙氏羁绊，北归乡里以就曹操者，当不在少数，形成极不利于孙策的政治风潮。《三国志·魏书·徐奕传》奕，东莞人，“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拜为椽属”。《魏书·王朗传》注引《汉晋春秋》：王朗兵败，沉沦江东，“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建安三年终得孙策允许。还抵许都”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宣，“广陵海西人，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三国志·魏书·陈矫传》：矫，“广陵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徐宣、陈矫二人，后来都被曹操辟为司空椽属。 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谓’‘子布、文表（按即张昭、秦松）俱言宜遣便修 檄”以迎曹操，《周瑜传》亦言及“子布、文表”测秦松死在赤壁战后。陈瑞似死在孙策 时，因为《陆绩传》说到“孙策在吴，张昭。张纪秦松为上宾”，而不及陈瑞。 ③关于建安初年曹操求贤，上大夫四方云集之事，参着万绍挪解开千年之谜 （短歌行——对酒当歌万一文，载《纪念陈寅治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论文料，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年。 ·279· 看来，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不乐为孙策所用者，孙策亦不轻易纵归，所以孙权统事之初宾旅寄寓之士的疑惑情绪，就成为世局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孙策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期待孙权，孙权也力求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聚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这样，在孙策时蛰居木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张昭本人，就是宾旅寄寓之士。《张昭传》昭，彭城人，“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主，昭皆（何祚校改作偕）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孙策死，张昭受顾命辅孙权。庐江周瑜，本为孙策故旧。《建康实录》卷一孙权统事之初，周瑜为中护军，“时权位在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①惟瑜独尽敬而执臣节”。陆机《辨亡论》论及这一段历史回：“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土矣。” 张昭、周瑜共挽危局的这个阶段，太妃吴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原来，孙策在弥留之际，虑主幼邦危，有许张昭自取霸业之托，并进一步说到：“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本意不是说赞成西归，而是说力求立足江东，勿归淮上。②“助 ①这仍然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往引《江表传》载孙策请将宾客委孙策手不顾，而迎拜于吉的那种情况。 ②按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于〈孙策传》策死前嘱张昭“公等善相吾弟”，并谓孙权决机两阵，“卿不如我”之下曰：“此文全用《吴录》，‘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云云。赵氏当是亲见张勃佚文，所以言之凿凿，但此使文究出何书，迄未查到。我意“北渡”与“西归”同义，“慎勿北渡”与“缓步西归”，都是孙策筹谋立足江东而出现的反复思虑，相反而又相成。孙策激励孙权非守住江东不可又担心江东终不可守，故有是语。他认为决定因素是广招宾客，举贤任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归的结局。 ·280· 治军国”并主张“优礼贤土”①的吴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问张昭及董袭等人“江东可保安不”，③可见她在筹思军国。大事时首先是以确保江东为虑的。诸臣论事，吴夫人常折冲其间。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质子，诸臣犹豫不能决，孙权“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吴夫人是周瑜而非张昭之议，于是不遣质子。张昭、周瑜在对外措置方面虽然有所异同，但在吴夫人参赞之下，广泛团聚宾客豪俊，共持危局，江东始得改观，这一点他们二人是一致的。《张昭传》往引《吴书》谓孙策死，“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按侯字疑衍）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前引《辨亡论》谓孙策和孙权治道不同，一武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指孙权重视求贤和接土。 孙权统事以后陆续出仕的北土，对孙吴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如鲁肃、诸葛瑾、严峻、步？等，孙策渡江时已经来到江东，但是都与孙策保持距离，木为孙策所用。以鲁肃为例，鲁肃本与周瑜友善，二人同时渡江，但是鲁肃并不亲附孙策，欲从曲阿北归巢湖以就郑宝，以周瑜力劝而止。连那些本已出什扬州牧刘溢于曲阿的孙邵、是仪、藤胤等人，孙策渡江以后均寂尔无闻。以上这许多人，都是孙权统事后，始陆续人幕府的。 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江东大族和孙氏请将，多乐意收恤宾客以成名誉。宾客在江东，处境是困难的。他们之中层次较高的士人，虽然有出处问题须要考虑，但是作为寄寓的宾客，一般说来首先希望托身有所，衣食无虞。《三 ①《三阎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及往引《会稽典录》。 ②《三国志·吴书·张给传》往引《吴书》。 ③《三同志·吴书·董袭传》。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琮，吴郡钱唐人，父柔，以会稽东部尉降孙策。“中州土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养。遂显名远近”。全琮生卒在198－－249年，①其周济北士自然是孙权时事。③〈骆统传》，统，会稽乌伤人，父俊，陈相，为袁术所害。“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谓姊阳：‘上大夫糟糠不足，我何以独饱？’姊··－…乃自以私粟与统，遂使分施，由是显名。”骆统生卒，据其本传当在193－－－－228年，其分施宾客亦为孙权时事。又《陆瑁传》：“陈国陈融、陈留淮阳选、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顾邵传》：“自州郡庶几，或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朱治传》注引《吴书》：丹阳来治之子朱才以父任出仕，领兵有功，犹乡议啧啧，乃“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名声始闻于远近”。从骆统及顾邵二传文字看来，被施及的宾客有的是乡里落魄子弟，但绝大部分当是北士，时间都是在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里。 宾旅寄寓之士影响舆论至深，是稳定江东的重要因素。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力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宾旅之上归心，淮泗将领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土人在政权中和在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辙进一步的转折，创造必要的条件。 ①卒年据本传。《建康实录〉卷二谓年五十二，据以推出生年。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谓琮父柔使琮啬米数千槲到吴市易，综至皆散用，还报柔日“士大夫有倒是之患，故便赈赡”云云。这些士大夫主要当指流寓吴郡的北土。 ·282· 四 孙权与会稽虞魏、吴郡顾陆诸大族的关系 孙氏诛戮吴会英豪的风波过去以后，孙权急于吸收宾旅之士以壮大自己，保全江东。同时他还要考虑如何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吴会大族的顾虑，取得他们的支持，以图维持久远。 建安中，孙权群吏已有不少参用江东人士。《三国志·吴书·步驾传》载领川周昭论孙权用人曰：“昔丁胥出于孤家，吾家由于牧坚，豫章（按指顾邵）扬其善，以并陆、全（按指陆逊、全琮）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这是说居位的大族人物敢于从江东下层拔推人才，而孤寒士人亦借大族之援而得以出仕孙权幕府。武职之中，也出现了一批江东的高层人物。孙权还留意联姻大族，辟大族为郡掾以行郡事，这些都是调整关系中很起作用的因素。 不过，江东大族真心转向孙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在建安中这个阶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绝出仕，又保持某种距离；孙权对他们则是既使用，又防制。孙权与其时大族代表人物会稽虞、魏和吴郡顾、陆之间，就是这种关系。 陈琳为曹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民重视会稽虞、魏，在谴责孙权诛戮周、盛门户之后，转向虞、魏说话，争取他们反吴迎曹。大概由于北国传闻虞、魏状况并不准确，而虞、魏人物的某些不幸遭遇此时又还没有发生，所以《撒冷庆幸虞、魏子弟尚在，要求他们报汉德以抗孙吴，而没有以挑拨之言责备孙氏。其实，虞魏大族代表人物，在此阶段中是一时见用，终于被谴；见用不至于为股宏腹心，见谴也不至于公开杀戮。虞翻、魏腾都是显例。兹以陈琳《檄》中提及的人物为线索，考辨虞、魏诸族有关事迹如后。 ·283· 虞氏《檄》曰：“虞文绣砥砺清节，耽学好古。”文绣之名，《文选》注家末详；《义门读书记》卷二八判为虞欧，即虞翻之父，是。《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翻上奏孙权，有“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之语。《北堂书钞》卷一O二“文肃不虚”，注引《会稽典录》，谓“虞欲字文肃”。左思《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虞虞文秀。”据上举，虞歆之字，有文绣、文秀、文肃三种说法，或音近，或形似，可以通假。秀字为光武帝讳，《说文》不书，《玉篇》始录。作为汉人虞歆之字，文秀可以排除。但文绣、文肃，则不知以何为正。 虞歆子虞翻，字仲翔，先仕王朗为郡功曹，后降孙策，仍为郡功曹，策待以交友之礼。他仕孙策尽心力，家族未受孙策摧残，直到陈琳作《檄》时犹未罹祸难。所以《檄》有“闻魏周荣（详下）、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之语。《虞翻传》孙策曾以“为吾萧何守会稽”许虞翻。《虞翻传》注引《吴书》，孙策死，从兄孙高与孙权争夺继承权，“整帅吏士，欲取会稽”；又引《会稽典录》虞翻说孙高曰：“讨逆明府①不竞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②翻已与一郡吏土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虞翻曾为孙权立功于关键时刻，当是孙权没齿不忘之事。孙氏兄弟之视虞 氏，自然与视周、盛截然不同。 但虞氏会稽首望，五世传《易》，宗族强大，为世所重。虞翻本人贵胄公子，能文习武，秉性“狂直”，①傲上不羁，孙权不可能期望他长久与自己相得。所以建安以来，他终于被孙权两度贬嫡。其本传日：“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泾县。”又日：“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积怒非一，遂徙交州（按，治今广州）”，复徙苍梧猛陵（按，今梧州西），在南土十九年，竟死徙所。虞翻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他自知获谴之由在于犯上。他引青蝇为喻，暗示有人谗毁。 虞翻久徙不得归，并无确实罪名。我认为主要是孙权以曹操疾视孔融的心态对待虞翻。虞翻与孔融交好，曾以所著《易注》示融。孙权酒后曾欲手剑击虞翻，大司农刘基（刘瑶之子）谏阻，孙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子虞翻何有栽！”由此可见，孙氏杀戮英豪，废徙人物，与北方曹氏一样，都是出于惧其“乱群”，棋其“恃旧不虔”。名土矫时傲物，激扬风气，虽有时可能为时主所用，但终于为时主所忌讳，为皇权之所不容。虞翻之获谴，江东一些与虞翻类似人物之获谴，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魏氏《檄》谓：“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诲内，虞文绣批项清节，耽学好古。……闻魏周荣、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魏叔英、魏周荣都是会稽魏氏在东汉末年的代表人物，但《文选》李往未详其名，亦未详二人关系。 据《后汉书·党铜传·序》及同书《魏朝传》，魏朗，上虞人，字少英，河内太守，名列八俊，死于党烟之狱。《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朱育所述虞翻答王朗之问论会稽人物，有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与上引《党锢传》同，当即《檄》中的魏叔英。少、叔声同义近，可以通假。《檄》调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与魏少英列名八俊，死党锢之狱的事迹亦可配合。 ①往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ORF． 《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曰：“魏，魏周。’”此魏周当有脱字，应即《檄》中之魏周荣，疑周荣当为其人之字，而非其人之名。《檄》以魏朗（叔英、少英）与虞欲（文绣、文秀、文肃）为辈，又以魏周（周荣）与虞翻（仲翔）为辈，所以盛赞会糟虞、魏二族“各绍堂构”。这就是说魏氏魏朗之后有魏周（周荣），虞氏虞欲之后有虞翻（仲翔），比起同郡的盛、周门户被戮略尽者要幸运得多。只是得绍魏氏堂构的魏周（周荣），其人事迹尚不得详。我怀疑见于《三国志·吴书脚的魏腾和魏膝，就是魏周（周荣）。 《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策功曹魏腾，以汪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日：‘汝新造江南，其事求集，方当代礼贤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并中耳。’策大惊，造释腾。”按魏腾“在公尽规”而又“以注意见谴”，可知其人不惮权贵，直言过意，正是同虞翻一样矫时傲物的狂直之徒。他也同虞翻一样仕郡为功曹。正是由于魏。虞家族同为郡著姓，而东汉时俗太守例以郡著姓为椽属之故。曼夫人料定孙策今日杀魏腾，明日会稽人将尽叛孙策，可见魏腾家族和个人在会稽土大夫中深具影响。因此吴夫人不得不力争，而孙策也不得不顺从母意而释魏腾。另外。魏腾也同虞翻～样，并未涉及武力叛乱，其获谴也无确定罪名，都属于名士中的“乱群”之辈，与周、盛门户坚持与孙吴作对者有所不同。 《三国志·吴书·吴范传陶：范，会稽上虞人“素与魏藤同邑相善。膝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乃免股”。魏膝当即魏腾无疑，他 ·286· 在孙策时与孙权时先后两次获谴而又得释。同传往引《会稽典录》曰：“滕性刚直，行不苟合，虽遭困逼，终不回挠。初亦江策几殆，赖太后救得免，语见《妃嫔传入历历山（？）、潘阳（都阳）、山阴县令，翻阳太守。”这里所记魏股性情以及行事，与虞翻相似。 《吴范传》往引《会稽典录》还说：“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据此可知前引陈琳撤脚之魏周荣，或者为魏周林之误，即魏膛，或者为魏滕之兄弟，史失其名升至于李善注《吴都赋》谓“魏，魏周”，周字下有脱字，也可得到旁证。又《会稽典录》渭魏滕之祖父为魏朗，疑祖字为衍文。虞欧、虞翻既为父子，魏朗、魏股为父子的可能性较大。高步藏《文选李注义疏》亦作如是说。这样，汉末会稽虞、魏二族家世状况，可以说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孙氏与虞、魏二族关系，陈琳作《檄》时还知之不详（其时已发生过孙策欲杀魏腾之事），所以不但在斥责孙氏“贼义”时未举虞、魏之例，反而说到虞、魏得绍堂构。其实，就魏腾在孙策和孙权时两次获谴几殆，虞翻在孙权时两遭滴徙至死言之，会稽虞。魏与孙氏实际上是貌合神离。他们出仕不至心腹之官，谴滴不罹杀身之祸，与盛、周家族命运有很大不同。这是江东大族与孙氏关系在盛、周以外的另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与会稽虞、魏有异有同。他们以吴郡顾、陆为代表，与孙氏具体关系如下。 陆氏 《檄》谓“吴郡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号召他们与会稽虞、魏～起，大举反吴，以响应曹操的进攻。《吴都赋》也以吴郡“顾、陆之裔”，与会稽“虞、魏之昆”并举。实则顾、陆以顾雍、陆逊为代表，处境较为顺利，与虞、魏以虞翻、魏腾为代表的坎坷身世又不相同。不过陆氏门中以陆绩与陆逊相比，其家族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陆绩接近于虞、魏，而陆逊则终成孙吴股脑，同顾雍一样。 ①《吴都赋》虞魏之昆”。按据《虞翻传》翻不载有兄弟行辈，则此“昆”或即指魏氏昆仲。 · 287· 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如前所述，无嫌隙亦少瓜葛。孙陆结衅，始于孙策受袁术命，攻陷庐江，郡守陆康宗族受难。陆康之子陆绩及从孙陆逊，逃回吴郡。陆逊略长于陆绩，为陆绩纲纪门户。陆绩作为陆氏嫡宗，在孙策渡江后仇视孙氏，是意料中事。《陆绩传》：孙策与谋士张昭、张宏、秦松等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陆绩以童蒙在末座，亟言“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之失，公然反对孙策以武力平辑的方略，气焰很盛。孙权统事时，陆绩出仕，“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卒死徙所。这是一种没有确定罪名的严厉的贬滴，事在孙权贬徙虞翻之前。陆绩死前作遗言，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①陆绩死于汉正朔尚存的建安二十四年，他标榜“有汉志士”，不啻指斥孙氏为汉室之逆臣，与前引建安九年吴人沈友指斥孙权有“无君之心’一样。 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惜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困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 到是合适人选。 陆逊历苦难而力图自立，但能自敛锋芒，谨事孙氏。他非陆氏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续遗言又回：“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 同文，恨不及见也。”按“六十年之外”之事，当即太康平吴。陆绩生于中平五年（188）， 死年三十二，则死建安二十四年（刀9），此至太康平吴，正六十年。所谓陆绩预言六十 年后事，自是后人附会，但反吴的寓意与陆绩生前政治态度吻合。 ·288· 嫡嗣，出仕得木到陆绩那样的正途广只能为荒地屯田都尉兼领县事。他长期与山寇征战，屡有功劳，却不能从孙权处受兵。他陈便宜乞募“伏匿”，才开始有固定的军队，才得以逐步扩充实力。这与淮泗将家子弟之受兵从战者，地位是迥然不同的。陆逊仕途的转折点，是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关键时刻，受命为吴军上游统帅。陆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 陆逊代吕蒙居上游统帅之任，又在夷陵之战中以其才能和业绩巩固了统帅的地位。过去孙氏迫害陆氏宗族、诛戮吴会英豪所造成的严重隔阂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了。跟着上游武职的地域性更替而来的，就应当是当轴文职的地域性更替了，这一任务落到了吴郡顾氏身上。 顾氏 吴四姓，顾在陆前。《世说新语·赏誉》记四姓门风，陆忠顾厚。黄武四年顾雍拜吴王丞相，江东大族遂居首辅之任。此事比陆逊任上游统帅晚了好几年，我想是由于相位越淮泗人而入江东大族之手，情况比武职替代还要复杂一些，其间经过了孙邵为相的几年过渡之故。 顾雍居相位，重大表现不多、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所说：“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住，心无适莫。”这就是说相权虽入东吴大族之手，但用人则以才能为准，安排适度，并不特重地域，从而保证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和平进程。个过与项维为相同叶友生的暨格莱，实际上不过与顾雍为相时发生的暨艳案，实际上说明伴随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转折，并非没有激烈的冲突。②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孙权辟椽，出为太守，汉制此为仕宦正途。 后来陆续守荒郡郁林，这是贬滴。 ②补注 另一吴大姓张氏，张温与暨艳同案，暨艳坐自杀，而张温罪止废黜。 我想这种差别除了可能有涉案深浅原因以外，更主要的当是张、暨门户地位和社会影响远不相同。张温此一政治经历，颇似陆绩、虞翻之废徙交广。看来这些都是孙权终止杀戮吴会英豪名士以后，有意罗致大族，必要时又惩其不驯服者的相同案例。请参看本书《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289· 孙吴与顾、陆的关系，其历史内容就是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陆逊和顾雍相继居于武职和朝官的显位，同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重要标志。 从孙策渡江开始，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按时间顺序言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江东大族武力反对孙策南侵的时候，其代表人物是会稽周氏兄弟和盛宪，其表现为孙策诛戮英豪。 第二阶段发生在孙权统事以后的建安年间，孙权欲借助江东大族以撑持艰难局面，补充难泅集团力量之不足，而江东大族也感到有附托于孙氏的必要与可能，可是还缺乏信任。其代表人物是会稽的虞翻和魏滕，其表现是孙吴对他们既使用又严加控制。第三阶段发生在淮测力量后继无人，孙吴必须与江东大族连为一体，而江东大族也认识到完全可以借操持孙吴政权以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吴郡的陆逊和顾雍，其表现是他们得以分居文武朝班之首。 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个阶段是有交叉的，例如会稽虞、魏在第一阶段即仕子孙氏，而吴郡陆氏的嫡嗣陆绩却在第二阶段与会稽虞、魏同其命运。还可以看到，从三个阶段的终极言之，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得利者首先自然是吴会大族，尤其是吴郡顾、陆；不过也不存在太严格的排它性，甚至淮汹名臣及其后人，也始终在孙吴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被孙氏摧毁的会稽周、盛家族，不再见到有可以确认的后人参与孙吴政治。① ①我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曾把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本文中，我又把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分为三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有联系又不 完全相同。前文的第一阶段，即孙吴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建安末年以前）阶段，从时 间上说相当于本文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即诛戮英豪（以会稽周、盛为代表）及委蛇大 族（以会稽虞、魏为代表）的阶段。 ·290· 五 孙吴建国的道路 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论及皇权政治问题，认为东汉世家大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仍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对朝廷不敢轻启觊觎之心。这有利于东汉政权的延续。东汉一朝儒学以仁义圣法为教，风气弥笃，也影响着世家大族代表人物上大夫阶层的心态和行为。①他们以支撑不绝如线的东汉政权为己任，使改朝换代成为一种十分艰难的事。魏、蜀、吴三国的出现，都不是权臣乘时就势，草草自加尊号而已，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续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中原是东汉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实力最大，儒学教化沾被最深。东汉虽然国衅屡启，兴废由人，但董卓擅权之时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纲的姿态出现，不敢自取神器。关东兴讨董之师，一时形势使“郡郡作帝，县县自王”②成为可能。但真正建号的“仲氏”只不过闹剧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窃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校也。曹操是一个存心“把皇袍当衬衣穿在里面”③的人。他深知孙权向他称说天命是“欲踞吾著炉火上”④的道理，不敢鲁莽从事。他自如地运转皇权达二十余年之久，却不废弃汉献帝。他的存在也使别人不敢率先称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没有力量对 ①《后汉书·儒林传·论》有此见解。 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吕布与琅邪相萧建书。 ③《兹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91· 比的考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爱名义而自抑”的问题，①这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只用奸诈的个人品格特点来解释是不够的。——这就是魏国建国的道路。 曹丕带头做了皇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和样板。本来，刘焉父子经略西陲，早具有昔日赵伦在岭南的地位，只是碍于汉末形势和思想风气，不敢“乘黄屋左意”而已。刘备代刘津，随着中原局势的演变，刻意模仿刘邦，分两步走向自帝的目标。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称汉中王，王巴蜀汉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称汉帝（蜀汉），绍汉而居名分优势。不过刘备等木到君临中士的这一天，只有把灭曹之事留给后人去办。蜀汉受中原风气蒸染毕竟较浅，本地又还没有发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刘备统治层中的矛盾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蜀汉建国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虽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简单，没有多少新鲜之处。 孙吴建国道路又有不同。江东开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间，闭锁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响，无论是思想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军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东大族，其发育成熟程度虽不能与中原世家相比，却比见于《华阳国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东大族在汉末的时候自然有保据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们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他们本可以同东汉所遣州郡长吏合作，但是刘民王朗辈迂阔儒生，擅清议而无关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江东来寻求霸业的。 但是，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陆氏庐江之难，更影响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他们对孙策或者愤然抵拒,或者徘徊观望，尝试着与孙氏合作的是少数，愿意竭诚相结的可以是说绝无仅有。 ①《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日”。 ·292· 在这种情况下，从眼前的紧迫要求而言，孙策亟须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从永固江东来说，又必须获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虑和长远的需要，使孙氏兄弟遵循一条曲折道路前进。他们凭借淮泅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力量，在此共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时日推移，淮洲人才日趋枯绝，江东全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权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土人，并使他们得以进入高层位置，以至于最后授与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完成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 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曹丕、刘备已经称帝，而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都是赢家，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还徘徊犹豫达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孙权迟回不进，除了山越不宁、外敌威胁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样“爱名义而自抑”，而是等待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是说，影响孙吴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力量调整，是与江东诸大族关系的演变，是等待江东政权根基的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论，孙吴与江东大族关系经历过三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孙氏在分化和选择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东大族在等待孙权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适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士，自然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这是当然之理。但是孙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沫戮英豪？江东大族为 ·293· 什么迟迟不靠拢孙氏？孙氏江东霸业起始本在曹、刘之前，为什么称王称帝却落在最后？这些问题却在前述当然之理的掩盖之下，长期被忽略了。关于孙吴政权江东化，时贤有过议论，并非新鲜问题。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论证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而在探索孙吴政权江东化如此艰难的原因及其曲折复杂过程，为时贤的议论作一些补充而已。探索孙吴建国道路，归结到江东本土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题外之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晋与孙吴截然不同，不须经过江东本土化而能长期统治下来？我认为原因在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异。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孙吴以偏霸而图抗衡上国，没有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晋室永嘉没胡，民族矛盾尖锐，浪邪王晋室统撤，有尊显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另起炉灶，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臣服东晋。因此，只要抗胡仍为必需，东晋就无须汲汲于寻求江东本土化。这是第一。汉末北士流移江东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经终止，而且南渡之士还陆续北归。不曾北归的宾旅寄寓之士，人数毕竟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素质也有低落的趋势。所以南士进入孙氏统治集团，人数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两晋之际北上渡江者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永嘉以来以迄泥水之战，北方胡族政权乍兴乍灭，北士南渡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们与司马氏结合而形成的东晋统治集团，其从政能力与社会威望，远较孙吴时以宾旅寄寓之士为其补充的推泅集团为高。所以东晋吴士可以参与建康政权，却无从取代北士在江东的地位。这是第二。 ·294· 以上两点，第一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南北关系的性质不同，第二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流寓北士的素质和社会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孙吴必须完成江东化，才能比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马氏的东晋则必须标榜晋统，才能使吴土有所依傍，共同构成一个足以区别于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政权。而且，司马氏毕竟不同于孙氏，不是江东人。如果出现一种司马氏政权必须江东化才能自存的情况，司马氏自身也无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转折。《南齐书·丘灵鞠传》载有丘灵鞠怨恨“顾荣忽引诸怆渡，妨我辈途辙”的著名言论，常为后人征引。丘灵鞠没有说到顾荣以前的东汉末年，已有诸怆渡江的事。那时，顾荣祖辈与渡江诸怆合流而获得广阔仕途，发展了家族势力，江东多士也从此开始。在这种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顾荣才得以其南士领袖地位，接5脸江诸伦。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枪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怆凭借晋统而擅位，南上只有自叹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还是如此。丘灵鞠发此愤陵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 ——原刊《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东吴建国的道路》版权为 田余庆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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