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车改革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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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24日 09:55:55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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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整整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公车制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情况反而是日甚一日。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公车的数量不但越来越多,车子的档次也越来越高,甚至越来越豪华。根据前几年有关数据,当时我国大约共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而且即使是在公车改革开始进行的',1)">
这15年中,其数量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公车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早在几年前,就有我国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的公车消费以及一些地方因公车改革而发放的“车补”,应该远远超出3000亿元这个数字。据此有人指出,中国公车消费已经超过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开支的总和,是国防开支的两倍。公车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合理地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造成一系列其他的弊端。
在评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真的可以完全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吗?现在看来,对于这个在若干年前已是定论的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不错,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渐进式改革及其成功的例子,但在这30年的改革史上,越是靠近后半段,越是难以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或者貌似渐进但却是失败的例子就越多。以这里的公车改革为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称之为渐进,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也总是告诫人们,这样的改革不能急,只能慢慢来。但结果却是这样的现状。
然而,另外的一些改革,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比如国企改革中部分职工的失业下岗,无论是按照时间标准,还是按照补偿标准,或是按照其他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则都可以称之为激进式改革,甚至可以称之为相当激进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激进与公车改革的渐进,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再比如,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们也呼吁了很多年,而且在实践中可以看出,没有这项制度,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但直到现在为止,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条件还不具备”。而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要求的条件较近似的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确切地说是高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申报),却能够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进,甚至是当年制定政策,而相关对象还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就立即加以实施了。
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何在?就在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就此而言,改革中的更实质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在前两年反思改革时,人们就提出了参与式改革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对改革命运攸关的问题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点位上,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的新的背景,新的制约条件,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而公车改革,无疑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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