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研究工作

王梦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研究工作 来源：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作者：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主任　发布时间：2008-10-23
　　（2005年3月3日）
　　中心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根据统一部署，安排我做一次专题报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结合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结合党和国家现阶段的任务，就经济发展和研究工作，讲些个人的认识和大家交流。讲三个问题：一、历史经验；二、关于中长期发展；三、关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历史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可以从许多方面总结。我以为，最概括地说：
　　第一，是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成为常识，但当时实现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也可以说是党的工作的根本性质，几十年来发生几次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或者更准确地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党从局部地区、从根据地的执政党变为全国的执政党。这个转变非常成功，建国工作有很多创造性，井井有条。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应该从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建国后28年经济建设也取得很大成就，但应该承认，从社会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这个历史性转变并不成功。经济建设并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完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都可以看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表达，或者逻辑的延伸。实现这种转变所用的时间和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一样长。从1956年到1978年，完成从社会革命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共用了22年，从1927年开始井冈山武装斗争到1949年建国，也是22年。这“两个22年”，当然是巧合，但也说明实现转变之不易。中外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结束一场革命和运动，往往比发动一场革命和运动还要困难。“文革”也是开场容易收场难，当然性质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是一个历史时期结束和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被人们感受到。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样，因为经过时间的筛选。
　　第二，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如果说，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那么，改革开放则为发展提供了强大活力。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我们从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这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在不断加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苏东国家都先后进行过改革，都失败了，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中国改革取得成功，原因可以列出很多，比如改革目标定位的正确，改革步骤和政策的正确，等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由改革开放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动摇四项基本原则会天下大乱；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天下也不会太平。中国这艘大船需要稳步前进。“左”不得也右不得，“左”和右，后果都是灾难性的。由于中央舵把得好，总的说，这二十多年发展还比较顺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偏离，但不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误解为经济建设是唯一任务，不是要求各行各业都去办企业，搞经济。
　　两个基本点哪一个也不能缺少，但这是把握方向，不是要求平均使用力量。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政治家到文化人，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政治上的错误和偏差，“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归根到底，往往是在“两个基本点”上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或者没有足够重视另外一个方面。只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往往容易犯“左”的错误；只强调改革开放而看不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往往容易犯右的错误。从认识论上说，这就是片面性。
　　真理具有全面性的品格。在很多情况下，所谓错误，并不是荒谬透顶、毫无根据，而是把片面当作了全面。就像瞎子摸象，瞎子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片面性；片面性就是错误，因为大象不是大树，也不是扇子。我们要努力全面地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第三，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即从2000年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调整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战略目标的重新定位。
　　1964年提出2000年实现现代化，1975年重申这个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料，2000年也没有实现现代化，而只是初步达到小康。放弃200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看似退，实为进，因为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战略调整引起了政策的重大变化。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这种调整是正确的。做这样的调整，需要对国情的清醒判断，也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也是邓小平的伟大。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三步走”战略的一部分，是第三步战略前期或者初始阶段的奋斗纲领，也可以说是“三步走”战略的丰富和发展。
　　以上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是最基本的东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包括它的前身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是改革开放、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产物。成立以来，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从老一代的专家到中青年的研究人员，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对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对几次重要的中央全会的决议，都尽了我们的一份责任。回顾历史，我们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2000年的中国》大型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经济发展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几次关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连续几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都是因为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大局。有几类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利益集团经济学家、学院派经济学家。我们是国务院直属的研究机构，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今后搞好研究工作，发挥我们的作用，还是要牢固树立党和国家的观念，注重把握大局，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把握国家大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是自由职业者。要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当作党和国家事业中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是研究中心兴旺发达的根本。
　　把握根本是最主要的，这是方向问题。这样做，并不影响创造性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而是要求把力量用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样做，并不影响为地方、部门和企业服务，而是要求有全局的眼光，在全局观念的指导下从事局部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中长期发展
　　当前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围绕今后5-15年的发展，也就是围绕“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的发展思路，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十六大提出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今后5-15年是重要的时期。去年8月开始，中心组织力量对“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1月中旬在南宁召开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也是这个主题。中央已经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的发展问题，文件起草组已经正式成立，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送起草组参考。这只是初步成果，今后还要围绕这个主题，结合各研究部、所的专业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我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次，文件发了，中国经济时报也发表了，我不再重复。中心的初步研究成果已经印成本子，各研究部都发了。老同志想看的话，可以找侯永志要。有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以反映给课题组，也可以直接找我。这里我想提纲挈领，讲几个主要问题。
　　今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十五”计划的结果将成为“十一五”规划的起点。虽然“十五”计划还有一年，现在已经可以做出如下六点判断：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2004年的统计公报前天已经公布了。预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52000亿元以上，提前一年实现“十五”预期增长目标；按当前汇率计算，人均1400美元左右。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事实证明，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事实同样证明，十六大所说的我国目前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样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进入新阶段的特征，就是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所显示的特征。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把握这种阶段性特征及其继续演进的基本脉络。
　　第二，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和环境的强大约束和增长成本的上升，经济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实际困难，在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面临许多两难选择，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等等。
　　第三，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经济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五个统筹”是作为对改革的要求提出来的。现在，发展方面“五个统筹”宣传和实际工作都做得比较多，这是对的；但对深化改革如何实现“五个统筹”，研究和宣传得不够，这是需要加强的。如何按照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期。这种变动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激烈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变化使人们的就业产生不稳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伴随着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等等。
　　第五，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三年来，对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负面影响比预想的小。2006年底将执行全部承诺而结束“过渡期”。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利用这种历史机遇推进现代化建设，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需要进行长期跟踪研究的问题。
　　第六，发展观念的转变。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显示出政策调整的动向。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和改革的全局，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的发展和不同领域的改革，才能够化解矛盾，保证现代化建设比较协调地推进而不致发生大的曲折。科学发展观提出不久，对已经取得的成效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恐怕只能说是初见成效。长期形成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统计考核体系和干部选拔制度，以及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都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改变的，发展观念的转变和相应的政策调整远未完成。
　　以上几点基本判断，可以作为研究下一步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所做的分析和预测，“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GDP将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多亿美元，考虑到人口增加因素，人均1900美元左右，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20美元大体相当。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放缓，但仍有可能实现十年翻一番。这样，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GDP将超过4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5万多亿美元，人均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从世界范围看，可以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二十年，是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跨过整个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而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可以说是从“下中农成分”进入“上中农成分”的发展阶段；前二十年可以说是从“贫农”进入了“下中农”的下限。这里都是按国内价格和汇率不变计算的，实际上价格肯定不会是不变的。如果汇率变化，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和人均值，都会和这里预测的数值不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总量和人均都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按汇率法计算和比较各国GDP有缺点，但计算方法简便；购买力平价可比性更强些，但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而且不同的评估结果相差很大。
　　未来5—15年的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主要是：
　　--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资本的快速积累和高投资率；
　　--有丰富而且比较廉价的劳动力；
　　--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深化改革将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社会政治稳定；
　　--外部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
　　也要看到不利条件、制约因素和困难。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制约因素、困难是并存的，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克服困难才能够充分利用有利因素。
　　例如，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优势，但就业压力大是困难。劳动力素质低不能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劳动力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提高劳动力素质就要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义务教育还要做很大努力，但大学规模过度扩张，大学毛入学率超过15%，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的问题。
　　又如，现在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1958年要钢铁翻番，从535万吨搞到1070万吨都不能成功，去年产钢近3亿吨。但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加上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比过去大得多。拿能源来说，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每个百分点的增量是前一个翻两番的4倍。前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GDP翻两番，后20年即使能做到再以能源消耗翻一番实现经济翻两番，不仅能源的生产和运输都有困难，而且利用效率需要在前20年提高一倍的基础上再提高一倍。大量进口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而且势必提高成本。
　　再如，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不妥善解决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动荡。
　　总之，未来5-15年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时期”。机遇和挑战同在。机遇中有挑战，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完全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不论是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处置不当，出现曲折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包括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既耽误不得，也失误不起。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未来5-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是走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也可以简单概括为“四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密切观察和研究这“四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在资源严重约束下推进现代化建设，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唯一出路。当代科技进步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增加了实现这种转变的紧迫性。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占现今世界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另外85%的人口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我国在国际资源竞争中面临严峻挑战。即使国际市场能够弥补我国资源之不足，生态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也难以承受。国际竞争的压力，许多出口商品因为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处于低端而收益比较低的严酷现实，也使人们痛感转变增长方式之必要。
　　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重要标志，直接起作用并且构成其物质基础的，是技术进步。从人类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意义上说，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永无止境的。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转变，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通常所说的传统工业的提高；一是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实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历史任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这两个方面技术进步的过程。
　　环境问题和人口、资源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应该成为基本国策。实行这样的基本国策，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都有责任。这需要用体制和政策保证，而且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如何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研究课题。当前转变增长方式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确定转变增长方式的着重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怎么确定？如何处理采用新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有哪些新的情况？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关于城市化和“三农”问题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对城市化，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不能操之过急。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城区规模扩张过猛，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全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性城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不少城市规划缺乏特色，甚至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在城市化迅速扩张过程中，大量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着落，进城农民不能稳定就业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稳定。目前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和城市化的盲目扩张有关。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认识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如何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城市化目标和政策？等等。
　　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最困难之点，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而不是简单地让农民离开土地，把农民往城里轰。要防止把农村贫困转化为城市贫困。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目前全国完全失去土地，或者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农民多达4000-5000万人，每年增加二、三百万人，补偿费用过低而且会坐吃山空。如何安定失地农民，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例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现在城市教育资源存在闲置现象，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提供了可能。前些天看到一篇报道，郑州全面放开农民工子女入学，但闲置的教育资源仅能容纳1/3的农民工子女。要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必须在城区建设更多的学校。这不是简单的户籍问题，而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影响需要观察和研究。“农民工”现象将会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长期存在，难以完全避免，有弊也有利，不要一概否定。把全部“农民工”都变成城市居民，目前有困难，过些年也未必需要。例如，北京有大量从事建筑的农民工，都转为市民，2008年奥运之后干什么？不都又成了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至少还有7亿，2020年至少还有5亿，仍然是个非常庞大的人群。“三农”问题是个老问题，现在和过去性质有所不同。过去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现在不仅要解决全国十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最困难之点，并不在于建立城市和工业项目。
　　全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发展快一些，有些地方还很差。在全国农村如何普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有的经验还不能提供完整而清晰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三）关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外部环境和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需要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发展，处理好在国际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研究如何保障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研究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多种方式。
　　—要研究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偏重于量的扩张向注重质的提高转变，从注重优惠政策向注重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从单纯技术引进向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
　　—要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迅速壮大，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势必引发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要研究和解决使各个领域的对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
　　—要健全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迅速从封闭型经济转为开放型经济，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
　　对中国经济地位提升所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世界没有准备，我们也准备不足。世界和中国都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有一个在国际上的姿态问题。要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战略，理解中国追求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疑虑。
　　以上所说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化”，只是大的发展趋势，大的方向。国家的发展规划，包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以及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有发展方向问题，也有发展方法和步伐的问题。方向要坚定，步伐要稳妥，有时候需要调整步伐。要研究发展方向问题，也要研究发展方法和步伐问题。中长期目标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方法和步伐不正确会欲速而不达。
　　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现在被提到重要位置。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什么是“社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大概念、中概念、小概念：外延最宽的大概念下的社会，可以说无所不包，例如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小康社会等，社会发展动力等等也是大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中概念的社会，如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几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提法，这里的“社会”指经济以外的领域；外延比较窄的小概念的社会，如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的提法，这里的“社会”，是和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一个外延比较小的“社会”概念。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党要提高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里“社会”的含义，是和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一个外延比较小的“社会”概念，和十六大的提法是一致的。当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脱离经济、政治和文化，总的说，应当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在1998年机构改革中，我们就感觉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和比较重要，专门成立了社会研究部，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存在大量的交叉，比如，就业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四位一体。这是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完善和发展。不能说，过去不重视解决社会问题，没有致力于社会和谐；而是说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要更加自觉地解决社会问题，用更大的力量来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突出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是因为发展中所面临的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你叫阶层也好，叫阶级也好，所反映的都是不同的利益群体。私有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社会分化。市场经济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改革初期，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刚开始发展，人们不大容易注意它的负面影响，甚至以为一旦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什么都好。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纯利无弊的，只能追求具体历史条件下可行的、利大于弊的制度和体制。现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工业化、城市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过去没有饭吃的时候，认为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什么问题都好办，现在看来不是那回事。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比过去更高发展阶段上的矛盾。要通过解决这些矛盾，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不是说过去社会和谐，现在不和谐，退步了；而是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我们由于重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总的说是在社会比较和谐的环境中推进改革与发展的。但新的矛盾必须认真解决，否则不能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现在国力增强，也有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总的看，目前社会矛盾还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的诉求所引起的，在现行大的体制和政策框架内是可以解决的。但也要注意防止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和政治化，防止出现跨区域的全国性的群体性事件，防止由此危及社会政治安全。
　　建设和谐社会既是奋斗目标，也是执政理念。现在突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问题，应当看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的总结和进一步的升华。
　　新中国成立，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没有专心致志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协调，而是强调斗争哲学，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毛主席提倡孙悟空“大闹天宫”，这是不符合执政党的地位和角色的要求的。执政者不能提倡“造反有理”，而是要维护秩序，提倡稳定。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思想，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遗产。现在讲社会和谐，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往往还要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讲起。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强调的和谐社会和当年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毛主席是以两类矛盾的划分为前提的：一类是敌我矛盾，地、富、反、坏，右派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一类是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他说，人民犯罪也要坐班房，但这和作为阶级敌人来镇压是不同的。现在不是以把一部分人预先划定为阶级敌人为前提的，而是依法治国，无论是老板杀人，还是工人杀人，都要依法治罪，并无性质的不同。过去批“阶级调和论”，作为革命党，要发动人民起来斗争，当然要反对阶级调和论。但作为执政党，应该强调建设，强调协调，强调“和为贵”，因为这对巩固执政地位和社会发展有利。现在强调社会和谐，强调“和为贵”，不是否定矛盾，而是我们观察社会矛盾的着眼点，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说，不是把矛盾的根源归结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是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带来党的政策的重大变化。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目标，也是过程。作为目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作为过程，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和谐社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从现阶段的国情和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出发，切实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总的要求应该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讨论比较多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都要用既是目标，又是过程的基本观点来把握。在这些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讨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有对实际情况把握的问题，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也有怎么办的问题。即使情况清楚了，解决起来难度也很大。
　　在起草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都曾到各个省、市征求意见，我的突出感受是：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于改革开放的成就，大家有着广泛的共识。对于存在的问题，大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按照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具体政策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工作所应当把握的。
　　解决社会问题要务实。人们得到的实际利益上去容易下来难。得到东西很高兴，让他失去既得利益就很难，所以不能给人们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预期。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总量都是七，但朝三暮四收入是增加的趋势，朝四暮三收入是减少的趋势，政策效果会明显不同。记得1984年搞企业制度改革的调查，彭真同志曾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谈了一个上午。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多少年不能忘记。彭真同志讲，他五十年代初担任北京市长，向毛主席请示需要注意的问题，毛主席交待他一句话：“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不要轻易答应”。当时由于社会安定，就业扩大，工人地位改善，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当然毛主席不是不关心工人的利益，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经济学家强调效率，关注的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社会学家关注更多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两者都有道理。作为执政党，当然必须注重经济发展，但不能不注意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不断提高综合研究能力，把握全局，力求全面，使我们的建议和政策主张切实可行。
　　很多社会问题比较敏感，很容易情绪化。前天，我在《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站长会议上讲，社会问题很敏感，容易情绪化，一定要强调建设性，用建设性的办法来引导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防止以偏概全，防止情绪化。要增加信息披露，但要注意全面考虑社会影响，不能毫无保留。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强调发挥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