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纵横谈之四：应该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三农问题

 改革纵横谈之四 应该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三农问题

       引子：
       许多人认为农民贫困就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没文化、自然环境条件差等。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农民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农民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贵州考察时发现一个现象：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一、三农问题有多严重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我们口头上的重要性。近30年的改革，前10多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固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C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但不能就此让他们无依无靠。C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基本没有变化，生产资料在上涨，在农民支出比例中占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他们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却没有购买能力。据资料显示，许多农村高利贷非常的盛行，而高利贷里面真正用于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八十九的钱呢都是用于消费，比如说付学费吃饭医疗等。只有百分之十一到十三用于再生产，这种现象跟国民政府的未期差不多，农村的破败已经到了不可能不重视的地步。
       二、源于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使农民成为这场房地产盛晏的最大输家
       在这场房地产盛晏中，C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由于C国现行的土地法律，C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C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至2004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 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三、主流社会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是造就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1、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理解C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C国的权力。C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C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在这种体制下，C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C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C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C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C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C国农民一直是C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C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
       90年代中期之后，C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C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在也许是C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 “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C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这就是为什么，在C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通过C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C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C国的城市加速蔓延，而我们中的多数人还在伟大复兴的梦中。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C国的城市贫困阶层。一般的估计，C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C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
       2、都是C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例如，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C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J、上H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户籍制度：长期以来C国存在着二元化户籍制度，伴随着这种户籍制度的是就业等许多的不平等制度。
       四、粮食由谁来制造
       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以及招商引资、兴办开发区热，使农业用地急剧减少，C国近几年每年因此要损失耕地近二、三千万亩。C 国现在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几年C国已经从粮食出口国转为了粮食净进口国，每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的缺口是几千万吨。在今天的市场结构中，C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低廉产品的供应商。C国服务于美国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而美国自始至终掌握着全球粮食供给的大权。现在粮油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前奏已牵动了每一个C国人的目光。C国钢铁、水泥产量“勇”夺全球第一。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增长居高不下。远比C国土地丰富的阿根廷曾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我不禁要问：在C国制造出大量钢铁、水泥的时候，C国的粮食谁来制造?如果出现1960年那样的自然灾害或者外部环境有不利的变动，抑或两者同时出现，那么谁来养活C国人民！？
       五、农村土地私有化只会将三农问题拖入无底深渊
       04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50年就是两代人，先出生的人把土地都承包光了，政府也不给第二代、第三代人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让他们如何生存？
       农村土地私有化，美其名是可以形成土地兼并，可以增加经营效率，这是重倒每一个朝代的覆辙，每一个朝代的经济措施都是同样的建议土地要兼并。企业家是C国这个社会极为紧缺的资源，当你把农民土地买断后，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是除了农民企业家象刘永好等少数外，农民拿到一大笔钱可以成功的概率接近于零。接下来他们的钱要么是花光了，要么就是在投资中被骗。以前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连土地也被兼并了，他的钱也被骗光了或投资失败了，出路在哪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C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8成。让我们看看C国秦、汉以来两千年的C国历史，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C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从而揭竿而起。
       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