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顾准誓死捍卫人格尊严:我就是不服(童莉群)

“文革”中顾准誓死捍卫人格尊严:我就是不服！(童莉群)
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吴敬琏在回忆顾准对他的影响时说：“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甚至可以说他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中国改革》第4期刊登柳红的文章，讲述了吴敬琏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年代与顾准的一段交往。现摘登如下。
1968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下干校劳动。吴敬琏和顾准被安排在同一个排。
“文革”初期，曾有红卫兵来所里找顾准，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红卫兵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怒目而视，红卫兵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被震慑住了。这一回，吴敬琏看到了类似的一幕：有一天，有人无端指责顾准“偷奸耍滑”，在地头开他的批判会，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昂着头喊：“我就是不服！”吴敬琏深深地为他高贵的精神和誓死捍卫人格尊严的精神所折服。

顾准
1971年4月学部干校迁到了距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这时检举揭发交代达到了高潮，吴敬琏经常挨批斗。
当时，在几十人同住的一个大房子里，吴敬琏孤立地住在一个角落里。吴敬琏开始抛弃一己之得失，把现实放到历史中去考察。他想：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不记取教训，如何能避免历史重演呢？因此，吴敬琏常常向顾准坦陈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盲从与错误。
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
白天革命群众在大宿舍里开会，他们俩就在席棚里看书、议论，凡能找到的书，有什么看什么。为什么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
先从希腊史入手，边看边议。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上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和古代民主政体之间还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的历史。那希腊城邦民主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俩人运用“思想试验”来证明或证伪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沉闷的生活因为思想放出光芒来了。
吴敬琏发现，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先于本土，并且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为了逃债，或者被放逐而去的，因此他们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绳索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身份组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城邦民主制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植过去。顾准很欣赏这种解释。不过后来吴敬琏的思想又有了发展，那就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航海贸易和市场制度为城邦民主制提供了经济基础。
1971年7月，小卖部来了一批书。一日顾准见巫宝三在读《天演论》，竟是刚从小卖部买的，而且是新版。顾准想不到有此等好事，他借过来看了，然后和吴敬琏议论为什么要重印《天演论》，用意何在？当前评法反儒的实质是什么？两个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经过一道又一道思想改造和清理所埋藏起来的思想，此时像剥笋似的又被一层一层地剥开了，露出了本来的理想和追求。
学部人员都在1972年7月从明港回到了北京。
吴敬琏与顾准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各自的思想“漫游”。吴敬琏把他对于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延伸到中世纪。同时，也关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的发展。他很感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因为他，使得经济所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一直订阅像《美国经济评论》一类的国外期刊杂志。在顾准的帮助下，吴敬琏边学英语，边翻译乔·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准自己则翻译了《乔·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学部的军事管制已经松懈下来。顾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他的思想和学习精神，影响了聚拢到他身边的许多人。
1975年10月，顾准的肺疾愈发加重，痰中的血点愈来愈多。有一天，当大夫查房中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时，顾准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他把吴敬琏叫到医院，冷静地说，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11月15日，顾准口述了遗嘱，其中有“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吴敬琏记住了顾准最后一次谈话的嘱托：努力学习，待机守时。（童莉群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