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不争论”——邓小平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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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阻力和风险

　　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最终导致失败的教训向人们表明，改革既不能不遇到阻力，也不能没有风险。

　　俄罗斯学者、政治活动家格•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著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对苏联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阻力有过如下分析：

　　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和罪行的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加以严厉的整肃）。在这样的条件下，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只能追求一个目的——在原有理论、思想、概念和模式（虽然现在已把它们同斯大林分开）的基础上争取更顺利地前进。”

　　“斯大林体制既产生了自己品牌的经济和管理思想，也产生了自己类型的经济管理人员。因为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明确了解这一点）必须抛弃从'战时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经济模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即市场经济。它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机制，这些因素过去长时间被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原来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痛苦的过程，因为它遭遇到了许多党内的官僚和思想狂热分子的拼命反对。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简直不理解，怎么可以一笔勾销许多老经验，而开始按新方法办事。”

　　“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众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此外平均主义思想，人们饱尝了几十年的考验之苦后愿意过较为俭朴然而有保障的、不担风险的生活的思想，也起了消极的作用。”[1]

　　这就是说，要从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中突破出来，是极其不易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原有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观念。坚持这种思想观念的，有领导层的官员、“思想狂热分子”，还有相当多数的社会公众。其中，又主要是来自共产党内。因此，能不能克服这些阻力，就成为改革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或者导致翻船的败局。

二、邓小平的发明

　　改革遇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最根本的是姓“社”，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2]。他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邓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

　　“不争论”。又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日夫科夫在回忆领导保加利亚改革的过程时就说过，当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对于许多人来说，同旧的事物、同被弃置的体制的表现决裂是一场深刻的内心抉择。……有人赞成，有人怀疑，也有人反对”，也有对原来一套准则的“留恋”。因此，“许多正确的决定都遭到了失败”。[4]这说明，在党的核心领导层，没有一位具有胆识和智慧，又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修养和权威的重量级人物，改革是难以迈步的。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重量级领导人。凭借着他的胆识、智慧和在党内外的极高威望，能压得住台，可以拍扳。坚持不争论，等待实践来回答，使改革的每一步重大措施，逐步得到党内多数的认识一致和支持。

三、“不争论”的硕果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共党内就改革的重大步骤达到高度一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农村最早出现的包产到户，当时反对的可不在少数。1979年6月18日，万里在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说：“我双手赞成”。接着万里又请示邓小平，邓回答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后来，邓把这概括为：允许试，允许看，不强迫。本着这个方针，中央1980年9月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决定由各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自己拿主意。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邓在九十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5]

　　有些问题，在中央核心层，意见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如，特区问题。开办特区，大家都是同意的。但陈云对办特区一直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江浙地区。八十年代初，陈云曾认为：“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他特别指出：“象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6]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7]

　　相对来说，邓小平对开办特区更为积极。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广东、福建的三个经济特区。2月2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确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不只如此，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催促下才作出决定的。

　　1990年2月13日，邓同朱鎔基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8]

　　2月17日，邓同江泽民等谈浦东开发问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9]3月3日，同江泽民等谈话又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0]

　　3月28日至4月7日，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的委托，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1]

　　后来，邓小平多次谈到上海开发晚了的问题。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朱鎔基汇报时说：

　　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2月13日，又说：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

　　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

　　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12]

　　陈云在经过多年的观察之后，1992年对开发浦东和特区作了明确表态。4月间，他在上海听取上海市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对上海市长黄菊说：

　　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　

　　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13]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悼李先念同志》一文。文中专有一段写道：

　　他（指李先念——引者注）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

　　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

　　区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为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14]

　　再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的一贯主张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年2月，陈云在同李先念谈话中就表示，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15]此后他多次重申：“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6]并把这种关系比作是“鸟”与“笼子”的关系。1982年11月4日，他在听取汇报时说：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他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17]

　　11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又说：

　　把计划经济和搞活经济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克诚

　　讲的。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18]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表示了赞同。他当时说：

　　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19]

　　但是，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又再次重申：

　　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20]

　　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作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以后，陈云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了支持。他在当年7月的文章中说：

　　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21]

　　至此，中国改革的总的方向，在党的元老和最高核心层达到了完全一致。这就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用实践来回答。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党内高层和全党多数逐步达成一致，表明了这个“不争论”的方针是成功的。而党内高层和全党多数在改革大方向上达成一致，就使中国的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有了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