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台湾老兵张家林自述（节录） - 铁峰山人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台湾老兵张家林自述（节录）

坎坷人生 2010-08-02 10:02:43 阅读21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往事》编者的话：1949年大陆易帜，国共双方调了个个儿，原来的“匪”变成了官，原来的官变成了“匪”。

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一般做法是断了前朝世系，便大赦天下，与民更始，重归治世。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政府优待皇室，也算得和平转型，波澜不惊。北伐之役，国民党南京建政，也未清算失败的一方。

但这次不同。胜败双方都把残酷的战争延伸进和平时期，受害的不光有“少数敌对势力”，也殃及大批无辜者，最后搞到了“自己人”头上。

对于海峡此岸，近年有不少资料征引，大陆公众较为熟悉；而对岸情形，虽有耳闻，但因资料阙如，终究隔膜。本期国军老兵张家林口述一文，似曾相识，若把其中的习惯用语修改一下，简直就是此岸的事情。二者不愧都是第三国际的传人。本文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参照：此岸彼岸，色分红白，恐怖则如出一辙，所差者五十步与百步而已。究其原因，无非因斗生惧，因惧生疑生恨，宁可枉杀，不可漏过，其间检举邀功，挟隙报复，牵连甚广。但播下惧恨者收获惧恨，于是这边有人盼着反攻大陆，那边有人盼着解放台湾，冤冤相报何时了。所幸张先生能超脱仇恨，皈依基督。

两岸整肃的不同之处在于，彼岸以情治人员监视人民，此岸把人民变成情治人员；彼岸洗脑用中西道统，儒耶两教加三民主义，此岸洗脑用中西叛逆学说，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思想；彼岸戒严为非常时期，终有解严的一天，此岸则“民主专政”，须不断巩固。

彼岸终于解严，当局谢罪，受害者恢复名誉并获得赔偿，张先生得以重见天日。而此岸专政不断巩固，不但从前的许多无辜者恢复名誉遥遥无期（赔偿更无从谈起），新的冤案亦不断出现，惧与恨仍在繁衍，不知何时才有个结果。

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
        ——台湾老兵张家林自述（节录）  

前言
1949年，国民政府自大陆撤退到台湾，为了巩固政权，实行严厉的高压统治。从1949年5月20日到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这段历史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在1949年5月颁布戒严令后，包括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等十项罪名都交由军法审判。1949年6月公布的《惩治叛乱条例》第10条也规定，戒严时期违反本条例者，“不论身份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因此，在白色恐怖下，涉及“匪谍”、“叛乱”、“台独”等罪名的案件，首先由国防部保密局（其后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1958年改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保安处，以及调查局等单位负责逮捕与侦讯；接着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负责起诉与审判。绝大部分案件都是秘密审判，只有少数受到海外或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件才会公开审判。许多人往往由于思想、言论、参加团体、朋友牵连或遭人诬告等种种原因遭到逮捕，由特务在侦讯时以酷刑逼供写成自白书，再由军事法庭根据自白书审理判刑，最轻者判3年感训监禁，其次是5年至15年的徒刑，最重的则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执行死刑多半在马场町或新店安坑刑场等处，徒刑在新店军人监狱、台东泰源监狱或绿岛监狱等处，感化监禁在土城生产教育实验所（其后改为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等处。

受难者刑满出狱后，继续长期受到警察特务的监控。他们一般都因为被褫夺公权而不能担任公务员，又因为“叛乱犯”的罪名而不得从事教师、医生、律师、建筑师、助产士等40多种职业。就算侥幸在私营企业找到工作，警察、特务也会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受难者解雇。受难者往往难以谋生，挣扎在社会底层。

张家林就是这样一位受难者。他是安徽合肥人，1931年6月5日出生。1948年参加青年军到台湾。1950年海军士兵学校毕业，分发到海军服役。1952年“因忠贞程度见疑”，遭到逮捕关押。1956年2月8日“因罪嫌不足获释”，重回海军。1956年3月21日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嫌再次被捕，经军法审讯后判刑十年，先后关押在凤山、台北、泰源、绿岛等地。1967年2月27日获释出狱。1987年辗转到达美国。此后除经商外，积极参加纽约当地的要求平反冤狱和赔偿活动，曾任旅美老兵自强会会长。2009年3月2日在美国加州去世。

我们从2005年到2007年先后对张家林作了28次口述历史访问，详细了解他在军中和监狱的情况，以及在出狱之后挣扎谋生、结婚成家、出国奋斗的经过。这是一个在白色恐怖下侥幸存活的故事，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的不平凡历史。

荒谬的开端

1951年初夏，我19岁，从左营海军士兵学校毕业，以信号上等兵分发到编号76的“正安舰”服役。

有一天，我们从福建沿海巡航返回基隆军港，左舷紧靠已经先停泊在军区码头编号23的旗舰“太和舰”。在“太和舰”服役的程金龙来到我的住舱。他跟我商量，要我上“太和舰”去替代他上等兵出的缺，他自己则要离开“太和舰”去陆地信号台服务，准备投考海军官校。我这人最怕别人求我，人家一旦开了口，我总是尽量答应。记得小时候，母亲炒的花生，玩伴要吃，我连装花生的罐子都给人家。何况程金龙是我在左营海军士兵学校时的同班好友。

这种请人替代出缺、自己另求高就的事当时很寻常。程金龙未考进左营海军士兵学校之前，担任过当时海军副总司令马纪壮的侍卫，想必他出缺的事早就上下打点好了，只要我去替代便一切就绪。我就这样上了“太和舰”。

我原来服役的“正安舰”跟“太和舰”不能比。“正安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小破船，而“太和舰”却是三千多吨的大军舰。可惜好景不常，我在“太和舰”上只待了七八个月，就被调到金门的“114艇”服役。这“114艇”就更差了，设备简陋，又小又脏。据说它是从吴淞口捡来的漂流渔船，在上面装了炮，就成了“114艇”。后来回想，我被莫名其妙调离“太和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太和舰”是司令舰，来来往往的常有些大官，而非党员一向不被信任，我这个非党员一定被视为不当人选给剔除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表现不好。据同事告诉我，有一次我在信号台上值班完毕，一翻身从台上跳下，脚踩在楼梯扶拦上一位来舰巡视大官的手上，但我毫无知觉，扭头就跑了。这位大官，据说就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我当时年轻，根本不知道谁是蒋经国。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把我这个鲁莽毛躁的小伙子调走，对深怕得罪蒋经国的船上官员来说，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在金门“114艇”服役，担任信号的工作。这艇上的“操舵房”里工作的只有3个人。以往我待过的船上，“操舵房”里都需要好几倍的人轮流工作。这艇之小可见一斑。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安排的值更，是半夜到清晨4点，也就是最辛苦的一班。我心里那份窝囊，就别提了。我在“操舵房”值班无事时，常打瞌睡，艇长为此多次斥责我。我少年气盛，对工作环境失望，又觉得遭到歧视，表现于外就不免粗暴傲慢。艇长明显地厌恶我。我呢？当然也厌恶他。后来给我的罪名好像就是忠贞见疑，思想有问题，意图胁迫长官。

1952年秋季里的一天，跟平常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荒谬的厄运已经悄悄地到来。当我们的炮艇在大担岛巡航时，不知为了什么，艇长突然大发了一阵脾气，接着又说有劳军团来，叫我去看劳军表演。艇长对我说：“巡防处有小船来接你。”我心里虽然有点嘀咕，倒也高兴。从巡防处来接我的，是那种叫 LCVP 的小船，可以乘坐七八个人。但这只小船并没有带我去看什么劳军表演，而是把我带到了巡防处。一到巡防处，就立即把我手铐了起来，关进一个有海军陆战队警卫看守的防空洞。洞中有积水，我只好蹲在架在洞里的木板上。我心里怨恨不解：“为什么骗我？说什么看劳军表演的屁话！”对这种欺骗行为我非常痛恨。

我就这样被囚在这个积水的防空洞里，或坐、或蹲、或卧地待在架在洞里的木板上。如果想站直身体，就得到洞外。

有一天,一位国外归来的华侨来到金门探亲。警卫连连长问我会不会照相，正好我会，就派上了用场。连长叫我去替那位华侨拍照。我至今记得，那天到了华侨的家，他的家人请我吃了一碗炒米粉，那个好吃啊，我觉得是人间美味，特别是米粉里面的鱿鱼干。因为这次照相的关系，连长和我渐渐熟了起来。大概他看我待在洞里的情况太可怜，到半夜的时候，常常就叫我到营房里去睡觉。

我这样一个人被囚禁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审问，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要我写报告或自白书。我也没有人可以询问或申诉。有一天，巡防处的一个官告诉我，要送我到澎湖军区司令部。于是先把我送到料罗湾的一只登陆艇上。那只登陆艇是二战时叫做 LST 的那种，一半在沙滩，一半在水里，拿它当码头用。送我去的人叫我坐在缆桩上等。我呆坐在缆桩上，望着西下的夕阳，红得耀眼，感到真是残阳如血。我心里惶惶地，没有着落，一面疑惑着：“怎么还不送我走呢？叫我坐在这里干什么？”直到很久以后，我在纽约碰到当时在情报局工作的张泽生，他告诉我：“你小子命大！那时是要把你扔进海里了事的。”

还好，总之我没被扔进海里。到了天快黑时，他们把我放进水驳船，给我两个馒头，就把盖子盖住。水驳船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队运水的驳船，其实是将船壳做成一个长方形的大水箱，约二、三十尺长，四周是铁皮，上面开一个小洞，大概是灌水口。当时已经报废，准备拖去什么地方。他们就把我从洞口吊进水箱里。水驳船里面淤积污秽的泥沙齐腿，没有任何东西，人陷身其中，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十分难受。然后一只拖船拖着这只水驳船出发了。这一次经历的后遗症一直留到现在，我常常睡到半夜打冷哆嗦、惊叫、抽筋。这样不把人当人的虐待，对我一生影响很深，使我终生无法原谅国民党政府。

按照正常的船行速度，从料罗湾到澎湖一天半就到了，但是我在水驳船里却待了好几天，偏又在海上碰上季风，颠簸不已，等到达澎湖的测天岛时，一个熟人看到我大声惊叫：“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不用说，我当时一定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却少年不识愁，信心十足，以为到了澎湖情况一定会比金门好。所以我很不在乎地回答他：“我很好。”

在这个测天岛上，我被关在看守所。看守所位于司令部的后面，围墙外面有个碉堡。看守所里面有四个房间，而且是铺了地板的。那里一共关了一百多人，关我的那间有几十个人。从水驳船来到看守所，我觉得到了天堂。在那里我曾被叫到一间办公室去问话，那里是没有正式法庭的。询问中提到我在“114艇”时对艇长犯上。我当然一口否认，不承认犯上。

害死人的“复补”

我在测天岛上关了两年多（按照板桥地方法院关于冤狱赔偿决定书，从金门某防空洞到测天岛，关押期间是1953年4月11日至1956年2月8日），一天上校军法官李明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你这个案子查无实据。你去左营报到，复补。”我听到“复补”二字，真是惊喜若狂，心想：这下可以领回两年的薪水了！

李明给我一只公文袋，上面写着：张家林资料。我欢天喜地从澎湖去到高雄，还在左营过了一夜，然后到港防大队，找到大队长杜彻深，交上我的资料袋。他看了一下我的资料说：“你到防潜网去。”一位海军上尉领我先到中队报到，然后又送我到防潜网船上。这船是长方形，上面有钢缆，晚上把钢缆连接到港口另一头，早上把钢缆绞回船上。

这里我要提一件事，就是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是海军信号上等兵，复补后升为信号下士，而出生日期却被他们任意地推后了一年，从民国19年改为民国20年。也就是说“复补”让我升一级，但是年轻了一岁。

在防潜网船上，上尉辅导官对我说：“你在这里当值，住在上面。”我心里犯疑惑：为什么别人下地，做完一天的工作就走，而我却要留在船上，等于天天要值更？

我住在防潜网船上，每星期可以下地一次。大约是第二个星期日下地，我照例去搭5路公共汽车到高雄玩。靠近5 路车站那里有一家“清香茶室”，是我们海军喜欢聚集的地方，有机会就爱待在那里七嘴八舌聊天发牢骚，抒发心里的莫名苦闷。那个茶室很小，但是外面蛮大，摆了桌椅，可以坐不少人。

那天我去等车时，看到以前在“正安舰”上的同事陈萍在室外的茶座，我就过去打招呼。他看到我有点惊奇，问我：“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被莫名其妙地关了两年，还不够？”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大家都有些对现状气愤不满。陈萍告诉我，他现在在“防4艇”服役。他说：“我们干脆把船开去大陆。”我心想：这哪里行得通？

他接着说：“我们的船正好在高雄修理。”他这么说好像暗示，要动手就可以动手。反正我也看不到他们的船，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我讲了些行不通的原因理由，比如美国第七舰队在巡防啦，台湾海峡风浪大啦，他们那只“防4艇”太小而速度又太慢啦什么的。

有个叫吴雄的也在旁边帮腔：“我们早该走。到那边打游击去，也比呆在这里强。”吴雄这番话中有话，我却没听出来。他说的是要到那边去打游击，是立场坚定反共的。而陈萍和我当时想的，却是把船开过去回家啦。陈萍后来在绿岛告诉我，他在金门时常听大陆广播。

这个吴雄是陈萍的同乡，湖北人。湖北人在海军里面大多是情治人员，属于彭孟辑的系统。但是，我们那时年轻，一点防范别人的心思都没有。我虽然刚吃过苦头，受过骗，也还是很单纯。

我记得是1956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我要去台北玩，陈萍给了我一些路费，我们那时都是这样，钱财上互通有无。陈萍叫我到了台北去找单亦诚谈谈，告诉他计划把船开到大陆去的事。单亦诚也是我们“正安舰”上的同事，那时他是信号上等兵，我是信号一等兵，而陈萍则是帆缆队的。单亦诚在台北南阳街办了一个“时代文化社”，是个十分能干有办法的人，我们很尊重他。到了台北，我就跟他谈了想把船开到大陆去的计划，但是我说是要去打游击。这可是从吴雄那里学来的。单亦诚听了，认为根本不可能。

这以后陈萍又找我谈过此事。这次我知道陈萍所在的“防4艇”确实在高雄，等待修理。我还是跟他说这个计划行不通。那时候我们已经到台湾好几年，心里苦闷，想家，前途一片迷茫。

再度被抓

我清楚记得，是1956年3月21日，没有任何征兆，一部吉普车把我从防潜网船“请”到凤山招待所。这个地方过去是日本的南进指挥所，是一个人造的山洞。而就在这天，我的朋友王士杰来防潜信号台找过我。他到达时我已被抓，他觉得情势不妙，二话没说转身就回去。这个人很重情义，后来我关在台北的时候，他寄钱接济我。

我们的车子开到凤山招待所，看到一片甘蔗田，我心里也比较放松，因为没把我送去左营那里军法处的三楼，据说那是杀人的地方。这个招待所当时叫明德训练所，事实上是个特务机构，专门关人。我正这么想着时，他们用一个布袋把我的头套了起来，把我带了进去。

我们走进去，经过一个大厅，左转有四个房间。我被关进一个牢房，很简陋，里面空空的，没什么东西。牢房里的灯昏暗不明，大约五支只光。有一个小窗子，宽30公分，长60公分。牢门上有一个小洞。我在测天岛坐牢，是和许多人关在一起。这次，牢房里，除了发给我的一条毯子，就我一个人。我感到毛骨悚然。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被带到大厅里面一个比乒乓球桌还大的桌子前面，有一座屏风挡住。审问我的人——后来听说是海军官校毕业的——叫我老乡，用拳头捶了一下我的胸部。我听他叫老乡，以为会得到优待。他说：“来，我带你去看看一位你的好朋友。”

我看到的，确实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名扬，他们正在对他用刑。他躺在地上，嘴里塞了毛巾，施刑的人把水往毛巾上倒，灌得他肚子大起来，就踩他的肚子。一踩下去，水就从他耳朵、鼻子、嘴里冒出来，我看得汗毛直竖，全身发冷。审问者阴森森地问我：“你是愿意灌水，愿意坐牢，还是乖乖招供？”

审问者带我离开大厅，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个简陋的小桌子，一只木头老虎凳。我在牢里已经听难友说过，知道老虎凳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只他们自己做的老虎凳，因为那时发生孙立人的案子，凤山招待所关满了人，老虎凳不够用，他们就自己制造。他叫我坐到老虎凳上，人斜靠在墙上，捆得紧紧的，然后叫人用一个装军粮的50公斤麻袋，绑紧我的腿，再用绳子勒在麻袋外面。一切就绪，开始对我问话。“你不是要驾船逃走吗？”

每次问我话时，就把一根木棍插到脚后跟和小腿的地方，用木棍把我的小腿抬起来，腿的韧带被拉紧，痛彻心肺，汗流浃背，施刑的人告诉我说，每一颗汗都像黄豆那么大。我的右腿韧带错位，到现在留下残疾。我照实说了我们发牢骚的话，他们认为不够，继续用木棍抬我的小腿。而且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损我、侮辱我，说：“你不是英雄好汉吗？”

这样连续三天，我连家里祖宗三代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毫无一点保留。事实上也无法保留，因为他们非常有经验。要讲酷刑，我看世界上中国人肯定排第一。但是，他们认为交代得不够，继续用刑。

人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时动弹不得，下身完全瘫痪，失去知觉。大概有七、八个月，不能移动，他们把我拖回牢房。稍微能动了，他们就叫我到大厅去写自白书。我那时只知道马名扬被关，并不知道还有哪些别人。

除了坐很多次老虎凳，我还被灌过一次水。大概是一天没有吃饭之后，饿得要命，我说太饿了，你们不能不给人饭吃。他们就给我一大碗油炒饭，米很硬，又咸。吃完后口渴得不得了。他们就对我灌水，一直灌到肚子大起来，吐也吐不出来。他们不准我去厕所，尿就尿在裤子里。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用脚踩我的肚子。但我以后从此就有了胃病。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马名扬涉及此案的原因。当我在“防潜网”服役的时候，我曾参加海军官校入学的考试。考试那天中午休息时间，因为就近，我去马名扬服役的船“芷江艇”吃午饭。上他们的船要登记姓名。就因为这样，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子。其实他对一切一点也不知情，真是太冤枉。他后来因受灌水的酷刑，命在旦夕，急忙送去台北。送去时脸都变成紫色，他就这样死在台北。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尿毒致死。许多年后，1997年，我在纽约为他办了追悼会，悼词中说：“君被灌水呛死去，常存疑惑能问谁？”

在凤山招待所关了几个月后，我被送去台北。我不能行动，是被人用担架抬上火车。在高雄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印象中高雄火车站很大很漂亮，怎么变得很小了，而且到处浮着太阳照射出来的昏黄色。我想：是不是我的眼睛坏掉了？上了火车后，我发现在车厢另一头是马名扬、陈萍和田绍兴。看到马名扬，我心里难受的不得了。怎么把他给牵连进来呢？我心里惭愧，只恨上天无眼。

押送的人对我说：“到台北谈一谈，就复补了，你愿意去哪一个单位都可以，第三军区、第四军区随你选。”第三军区在左营，第四军区要去澎湖、金门、马祖。我领教过一次“复补”，不再上当受骗了。

到了台北，我在担架上被抬进保安司令部，就是日治时代的东本愿寺，在西宁南路上，国际戏院后面。这是调查单位，把凤山的审问过程再来一遍。我一进去，只见大厅放了许多桌子，原来的菩萨都被搬走了。大厅中人很多，那时正在办孙立人的案子，涉及这个大案子的人大多在这里。

有一天洗澡时我看到了田绍兴，于是知道他们也关在这里。我们同案一共四个人，陈萍、田绍兴、马名扬和我。罪名就是计划驾船去大陆。后来保安司令部给我看过羁押书，又多了一个单亦诚。因为我曾经去台北看望过他，就把他牵连进来。单亦诚是有背景的人，早已经离开部队，当时是平民身份。他好像没有被判刑。马名扬是被刑求致死。其余三个人都被判刑十年。

我关进这里后，主要做的事就是写自白书，从出生写到所谓的劫持“防4艇”事件。就这样天天写，写了又写，少说也写了上百次。虽然先到这里的人，忠告我，凡是知道的事都写出来，我也照他们忠告做，可是我还是被逼着一写再写，没完没了地写。他们没有对我用刑，只是用话侮辱你。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写完自白书，就开始问话。他们怎么样也不相信我不认识共产党。在这里的审问比较正规。有时客气，有时又很凶，而且也用刑。我记得很清楚，在那里受过肢刑。就是把两只铅笔插在手指中间，手被铐在身后。前面的人问话很客气，后面的人突然用力捏我的手。真是痛彻心肺，全身震动，一身冷汗。

在这里关了约半年，问过我几次话，让我看过逮捕令，才知道是当时的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彭孟辑下命令抓的人。翌年我被转移到青岛东路3号军法处，即现在的“来来饭店” 。

青岛东路3号军法处

大约在1957年，我从西宁南路的保安司令部转到了青海东路3号。来带我的人穿便衣，我们所乘的也是普通汽车，一路驶来毫不引人注意。坐在车子里的我，心里也没有不安。因为关在西宁南路的日子，主要就是写自白书，而且管理我们的人还说不是他们要抓我，是彭孟辑下的命令，把印着彭孟辑三个蓝色大字的逮捕令给我看。他们这么做，这么说，减轻了我心里的恐惧，生出乐观的幻想：也许不久就可以复补了。

路程很短，车子开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目的地。我一看形势就感到不对头了。这里的围墙很高，围墙上还有至少一公尺高的铁丝网，卫兵都是荷枪实弹的。车子进入大门走了大约500到1000公尺，又看到一道围墙，围墙前面一栋房子，房子后面一道铁门，围墙上面还装了铁丝网。这就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围墙里面的房子，分成好几区，我被分在第一区。第一区像个大仓库，中间一个宽走道，走道两边隔成许多小间，用粗木条隔开。我被分在第五房。房里光线黯淡，门很矮很小，我一钻进去，首先看到的便是马桶。房里有七八个人，挤在一堆，躺下来则必须脚对脚地一个紧挨着一个。我的心直往下沉，我想：这辈子完了。

“从哪里来的？”见到新难友照例有人这么问。“我从保安处来。”我有气无力的回答，因为牢里面那种恐怖的气氛，让我心里感到恐怕是出不去了。

关进来没几天，我就见到有人被拉了出去。“到马场町报到去了。”一个难友跟我说。我听了更加沮丧，一点希望也看不到了。“既来之，则安之。来了这里就不要急躁了。”大约是见到我的愁苦，一位老难友好心地劝我。这位老难友姓张，湖南人，据说以前当过县长、专员和游击队队长。他喜欢唱文昭关二簧导板，还教我唱。我直到现在还喜欢哼两句。不久他离开 5号房，我从此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没有几天我收到了裁定书，上面写着，要延长羁押两个月。裁定书上有五个人，就是：陈萍、我、马名扬、田绍兴和单亦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裁定书，在金门和凤山，都从来没有给我看过任何文档。

同房难友抢着看我的裁定书，议论纷纷说：“要羁押就不会很快释放。他们说“释放”而不是“到马场町报到，”大约是安慰我吧，我这样想。但是我知道，凡是关进来的人，都会把戒严期间的惩治叛乱条例读得熟透，所以我琢磨着他们的说法，又忍不住要往好处想。如果起诉罪名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一项，意图颠覆政府已着手实行者，就一定是死刑。第二条三项是意图颠覆政府而未着手实行者，不是死刑。我的裁定书上至少还没这样写。我只有不安地胡思乱想。

同病房里的难友

我的胃在凤山被灌水弄坏了，不能吃东西，而且拉血，关在5号房时胃病发作得很厉害。管理的人认为我不行了，送我去看病，最后把我转到病房。病房很小，每间两人，和我同住的是何锦章，我们住 2号房。

1号病房享受特殊待遇，因为里面住的是任显群和马乘风。任显群做过台湾省财政厅厅长，马乘风是国大代表。他们病房的门总是开着。我们的都关上。他们随时可以到走廊散步，自己随时可以去水房拿水。任显群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穿着长袍，常牵了一位难友的孩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这个孩子是在牢房里面出生，有个外号叫“小和尚”，现在出落的很有成就。他的母亲杨孔兰女士，也是难友，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我还记得任显群一件事，是他看我有胃病，送我一个热水瓶，教我灌好热水立即把面条放进去，等半个小时，面就熟了。他说这样面条很软，对我的胃好。他家里有人送吃的东西，他会转送我，其中有新东阳的肉罐头。还叮嘱我，有胃病不要吃辣的东西。

我们都称任显群“厅长”，称马乘风“马老”。马老听说我的案子后，说了一句叫我永远忘不掉的话。他说：“你这种事，要是犯在我当主席时的手里，我当场摔你两个耳光，就放你走啦。”我听了觉得命真不好，怎么出事也不早点出，出在他的手里！现在才碰上他，有什么用，两人都关在牢里了。

4号病房里有一位难友，叫徐维琛，南京大学毕业生，三十来岁。他有肺病，态度很倨傲。他要好的一位难友也是大学生，叫黄祖权。我和徐维琛有一次接触的经验，就是去看病，两人同乘一辆三轮车。这车子属于军法处，踩车子的阿兵哥，一路踩，一路叽里咕噜地抱怨，抱怨我们坐牢还要害病，连累到他吃苦替我们踩三轮车。

从徐维琛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体会到在牢房里也有阶级。这个阶级的划分不是财富，而是教育。另外一个划分阶级的条件就是年龄。我当时二十多岁，是年轻的。但是我后来还碰到更年轻的，像陈敏男，坐牢时只有十八岁。在牢里，年轻的都喜欢凑在一起。还有一个年轻的是工专学生，他因为被判死刑，带着脚镣，我常替他擦背。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他是中共社会部派来做洪国式的通讯员。而洪国式则是中共派来的地下省委。后来我在火烧岛上碰到了洪国式，他给我们讲《俄帝侵华史》和《苏俄在中国》。因为洪国式已经向国民党自首了，刘光典联络不上他，于是在嘉义的山区躲藏着，从嘉义跑到台南，躲了两年多，后来被抓，关到了8号。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那天菜上飘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我隐约感到，我之所以被调到他的房间，就是想利用我打小报告。我不会上这个当。我们最看不起就是打小报告的人，大家叫这种人“狗”。我在牢里碰到像刘光典这样真正的共产党人，让我觉得佩服，但是也让我感到中共处心积虑地要得到台湾，为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像刘光典这么优秀的人就这么牺牲了。我开始对中共生出反感。我在病房住了一段时间，胃病没有好，就被调回24号牢房。

我在青岛东路被关了大约两年，在1959年秋季跟许多难友一起被送到绿岛，也就是大家知道的火烧岛。那里的正式名称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虽然我判刑十年，但是脱离了死刑威胁的阴影，仗着年纪轻，我不怕熬不过漫长的岁月，心倒是比较定了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这里不管有因或是无辜，一个人一旦涉入政治案子，一辈子也脱不了关系，永无宁日。

（夏沛然、王渝访问、整理）
原载《往事》第九十七期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
五柳村2010年8月1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