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震后重建启示录(南都周刊 2008-7-11)

台湾震后重建启示录
2008-7-11 15:22:40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05 【  0条】
今天已距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有两个月了，灾难过去，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当初的满腔热情已经平复下来，被地震改变的生活与情绪正在恢复常态，然而，震后重建的漫漫征途才刚刚开始。来自其他曾受地震之害的地区的经验显然值得重视。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记者：郭冬至 实习记者 舒文明

丘昌泰，台湾灾害管理研究专家，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曾获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和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四川震后重建的漫漫征途刚刚开始。都江堰市幸福家园安置点居民在搬运生活用具。 郭剑 摄
灾难影响少说十年
南都周刊：我们都知道1999年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有人把那次地震的影响和大陆这次汶川地震相提并论，你认为是这样么？
丘昌泰：台湾南投县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是在夜间发生的，导致2321人死亡，8722人受伤，82238间房屋受损，其中民房和学校损失最多。那次地震导致直接经济损失92亿美元，台湾当年GDP减少3.3%。那次地震的伤亡远没有四川这次这么大。但台湾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死这么多人的灾难，所以地震带给人们很多触动，当时的感觉简直天要塌下来一样。这种情景跟当前的四川大地震类似。
南都周刊：台湾的灾区花多少时间走出灾难的阴影？
丘昌泰：我觉得真正在灾害地区，深层次的伤害现在也还没有完全修复。受地震破坏的交通道路属于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基础，要很快盖起房子来并不难，但真正重建比较困难。目前，震区原有产业复苏成功不足3成，发展新产业1成，原有的很多产业被毁掉。由于灾区大多为观光景点，所以后来政府大力鼓励百姓前往灾区观光旅游，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即便如此，日月潭也是花了八九年的时间才逐渐复苏，现在一些景观也还没有完全恢复。
而心理的伤害是更长久的，“9·21”大地震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方面。年幼的孤儿不太懂事，一般会遗忘地震。但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承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其中有些人因为承受能力不足，后来就寻短见自杀了，第二年自杀率上升很多。虽然对孤儿可以通过收养和重新组建家庭等方式解决，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终究是其他人的感情难以代替的。在社会文化方面，震区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其房屋、庙宇、祠堂等都受到地震的破坏，这些遭破坏的文化都难以复原。而且，受文化原地性的限制，将其迁至外地难以引起共鸣，成效不大。
南都周刊：汶川地震发生后，你恐怕也看到大陆民众空前团结地投入到救灾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媒体上被提起，“9·21”地震的时候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
丘昌泰：是啊，灾难面前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非常感性的，台湾那时候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大家看到那些救灾镜头都觉得很感人，许多人都哭了，流了很多眼泪。但随着救灾的深入，后来大家都不感动了，因为“感动”太过于感性，不够理性，而且很难持久，最后就感动疲劳了，并且很多感动于救灾无补。灾难后是反思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时机，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至少十年都不会结束，决不是那几天热火朝天地救灾那么简单。
灾难促使社会成熟
南都周刊：对于台湾救灾工作的反思有哪些？
丘昌泰：我们看大陆的新闻报道，解放军太厉害了，能在山地强行军，而在台湾，地震发生当时“军方”没有积极参与救灾，只是消极等待政府求救和上级命令。这样导致救灾工作进展缓慢，救援不及时。后来政府要求，“军队”参与救人，他们就光救人，救灾物资放在边上也不敢参与发放，总之政府要求他们做一，他们不敢主动做二。因此，在“9·21”之后，社会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按照新修订的“灾害防救法”之规定，“军队”被纳入台湾的救灾体系之中，还明确了一些部门在救灾方面的具体职责。
现在这部法律走的是日本路线，强调预防灾难的政府责任，而不是预报灾难，因为地震的预报是很难做好的。但如果做好规划安置等预防工作，再大的地震都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现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要有避难的预案和规划，一个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灾害怎么应对，疏散地点在哪里，临时厕所在哪里，平时都要安排好。
再有一条经验就是，办事一定要专业，哪怕救灾工作，也要长期培养专业力量，这是那次地震给台湾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有的时候光搞情绪，一时热血沸腾冲上去，反而添乱。我经常说，如果救灾的人不发挥自己的专业水平，可能自己到那里就成了“次生灾害”。比如很多人跑去灾区做心理慰问，但很多人凭着热情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大老粗一个，也不会说话，跑去就慰问人家“这次灾难你难过不难过啊”，给骂出来。废话，我老婆死了能不难过么？我们台湾叫“心灵慰问”，有笑话说灾民现在一听说心灵慰问就头大。有一些宗教组织就发挥了特别好的作用，宗教一套东西是几千年的经验，在安抚人的心灵上确实有很好的作用。
南都周刊：有人把“9·21”地震当作台湾民间社会发育的转折点，是这样么？
丘昌泰：确实是这样，以前台湾公众都不太注意NPO(非营利组织)，没什么人参加这些民间组织，有NPO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的。但在“9·21”之后，这些民间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地震灾害发生开始，有些组织在政府行动之前就赶到了灾区进行救援。从募捐筹款，解决灾民需求，到社区重建；从创造就业机会，重建地方经济，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需求调查和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等，公众注意到了他们的活动，也深受感动，积极报名成为NPO的“志工”，现在，因为台湾“志工”很多的缘故，台湾又被称为“志工岛”。
南都周刊：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怎样？
丘昌泰：“9·21”确实也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抵触情绪非常强烈，相互不买账。这些民间组织在“9·21”发挥的重要社会作用，填补了政府很难进入的领域，帮助政府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也修复了政府与NPO之间原本不太协调的关系，大家转而携手合作。台湾政府也因势利导采取了很开明的措施，“9·21”后，考虑到民间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救灾机制里设有一个“民间组”，主要负责领导和协调民间组织，包括出台一些政策前，把各种领域的民间组织一起拉进来参与政策制定。“民间组”独立于政府以外，与政府无关，领导人由社会威望很高的人物担任，另有专职工作，但不领取政府的工资或酬劳。
灾后要发挥理性力量
南都周刊：在灾后重建阶段，民间组织表现出哪些优势和缺点？
丘昌泰：举例来说，政府曾经在某地规划了造价成本一百万新台币的房屋，图纸很漂亮。但老百姓认为房子太贵，也不符合他们以前的住房特点，不实用。后来一些民间组织来做，成本就很低，只需要三十多万，而且符合居民的需求，有当地的特色风格，让居民很满意。所以，民间组织更注重民间的需求，考虑问题往往更细致，更符合实际需要。
政府有些时候办事好大喜功，有些地区为了迎接国际组织，将原本已经救援完毕的改造成“样板灾区”，专门给国际组织参观，给媒体披露出来成为笑话，民间组织更加务实一些。
但也有时候，民间组织表现出协调不好。你知道台湾的宗教团体是非常多的，他们组织能力很强，而且慈善心也很强，但是各个宗教团体是谁也不买谁的账的，天主教的也在做，一贯道也在做，佛教的也在做，佛教里面还有不同的派别。我一个朋友在灾区，怕余震，他就搭了一个帐篷，住在院子里，也不敢在家里做饭。一开始政府送来方便面，没两天就吃腻了，后来慈济协会每到吃饭时间就送来非常可口的饭菜，他们组织得很好，有人会炒菜，有人就热腾腾地送出去，让人很感动，到了晚上还来送夜宵，再后来不止一家慈善组织来送饭菜，这家前脚刚走，另一家就又来了，主人看人家一片热情，也不好意思拒绝，饭菜也很好吃，结果一顿都吃好几次，这下可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本来他身材挺苗条的，结果灾后成了个大胖子。当然说起这个故事还是蛮感人的，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各个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团体都能协调好，大家不要扎堆，让资源能够更有效地分配岂不是更好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由威望很高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领衔成立了“民间灾后重建协调监督联盟”，主要行使捐款监督与服务协调两项职能，为当时的民间救灾工作提供了协调和整合的功能。
南都周刊：现在大陆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度过了一个全民众志成城的阶段以后，怎么样让灾区的事情长久有人关注？
丘昌泰：这是很难避免的，以台湾经验来说，这样一个至少10年的工程，需要持续的人力和资源投入。但大家都是一股热情，一开始各方面出钱出力特别多，过后就淡下来了，真有需要的时候捐款也不热心了。
志愿者一年以后也走了一大半了，三年以后就剩10%了，其实救灾并不要等大家都涌过去的时候就涌过去，以后工作都需要很多民间组织的长期参与。台湾的经验是最后坚持下来、长期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比较专业理性的力量。例如，当时有一些美术家志愿者教会了宜兰某地的女性灾民彩绘，又帮助她们在当地找到适合作画的鹅卵石，又有一些行销专家根据产品特色帮助行销，最后该地的彩绘石在台湾南部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解决了当地生计等很具体的问题，这样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
南都周刊：你强调专业理性的力量，那么媒体除了劝人捐款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丘昌泰：台湾有很多公共政策辩论节目，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专业技术的问题，千万不能领导一拍脑袋就决定。灾后台湾大量这样的节目天天在辩论讨论，从安置区规划到哪怕一个花坛该怎么重修这样的小问题，都在电视广播里面让各方面的代表天天公开辩论，不怕大家吵起来，这样汇聚大家的智慧，考虑问题就比较周全，最大可能地避免做一些头脑发热、事后后悔的事情，这在长远以后都在发挥作用，我觉得台湾的这条经验做得比较好，而且大陆也不难做到。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443,99,530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