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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大陆哪有文化名流！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陈婉容 发自台北编者按
　　2007年的李敖，这位中文圈子的明星学者、台湾政坛的老顽童，似乎要谢幕了，继他高调参选台北市长一无所获之后，在凤凰卫视开设了两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也宣告停播，有网友说，李敖已经“廉颇老矣”、“江郎才尽”。然而，李敖不会退出江湖，他表示，“决定在我的余生里面再次维护中华文学的尊严，去整理一些中国好的文字方面的东西。”英雄迟暮，壮怀不已。日前，李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起华语文化界，李敖不改狂狷本色，语言依然泼辣呛人。 我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自己，现在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李敖：可以稍微客气一点，不讲500年，490年也可以！(哈哈)
南都周刊：在您的比较范围内，是否包括大陆的作家学者？
李敖：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一个是走科学的路子的，这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的。一个是走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这条路的，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头脑都不聪明。“文革”以后，大陆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所以一涉及这方面，越来越糟糕，因为老的还有“文革”情结。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文圈子里，还有没有文化大师？
李敖：有！我要照镜子就出现了！
南都周刊：您可以评价一下大陆的文化名流吗？
李敖：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南都周刊：最近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
李敖：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南都周刊：您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的，是不是想有一天也表示要“脱帽”？
李敖：我和他们不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是学者，我不是！我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以为“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哪个臭老九像我那么神气啊？臭老九给人的感觉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穷困、投降，都是这些！我是中国有史以来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唯一一个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为知识分子爽！我自己心态也好，从来不生闷气，像我的老师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么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结果得了这个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样。这是不对的，他不该得这个病嘛！你当个思想家怎么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快乐的状态。
　　我希望我未来怎么死掉呢？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够死于别人丈夫的枪下！(哈哈)
南都周刊：您在大陆很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对您晚年的表现持批评的态度，这些反差是为什么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
李敖：我觉得那都是他们不懂，他们跟不上我的境界。(笑)就像易卜生那个小说(《人民公敌》 ——编者)里的斯多克芒医生一样，他是个先知者，等到你走到斯多克芒医生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又往前走了。他比你走得远也比你走得快，这批人跟不上嘛！对我批评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可以鉴定这个人的头脑是属于哪一类的，可以鉴定他的文化水平，由他对我的批评可以做个很好的测验。 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
 南都周刊：您对大陆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怎么看？
李敖：“文革”以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能够享受到他们从没享受到的安定和发展机会，现在他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社会越来越上轨道的时候，兴风作浪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一个人苦闷的时候要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做海盗，海盗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自己选择？当整个社会都进入体制化里面，而个人的特色都很难显示出来，都被埋没掉了。
南都周刊：您觉得台湾的文化人与大陆的文化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李敖：所受的遭遇不一样。可是，我认为他们水准都不行，都是一类的。台湾的文化是受了国民党文化的影响，大陆有那种文艺团体由政府来控制，台湾也有中国文艺协会，也是被控制的。这批跟着国民党走的人，我曾经讲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捧，你捧我，我捧你，像余光中这些人，余光中还算有些散文写得还好的。
　　可是你不进入这个核心，你就没有机会了！典型的例子，例如：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过去都被(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所垄断，别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台湾这些人在我看来，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可是又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在救国。
　　我的一个好朋友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外交部次长”，也是“驻南非大使”，他从南非回来时已经80岁了，他当时送了一个很好的象牙给我，他告诉我，他一直打从心里佩服我，却不敢和我来往，因为得好好做官，但他见我时已经80岁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当‘大使’了，所以我要把我对你的崇拜之情(表达出来)，送一个礼物给你！”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分不清自己保护的是国家还是蒋家的天下。他们根本不敢问，问了之后怕自己会很失落。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五大信念，都没有了！他会失落。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女人不该搞政治，而您最欣赏的女人陈文茜却骄傲地说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么看呢？
李敖：女人搞政治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义！(哈哈)
　　陈文茜他们都算失败的，他们都是靠民进党起家的，她当时做民进党的文宣部长，台湾的“废省”和她是有关系的。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许信良和李登辉是有秘密交易的，“夜奔敌营”这个典故就是说她和许信良的。台湾变得沉沦，陈文茜要负一部分责任。
　　台湾没有一个搞政治很优秀的人才！这里面有累积的效果，不像北洋时代那批人，因为他们看过清朝时代的那些官，至少他们有官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大人物。
　　台湾的官长得都像老鼠一样，我骂国民党的官都是人面兽心，民进党的官都是兽面兽心，长得都和贼一样，样子不成样子。
南都周刊：您前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北大变孬了。依您的意思，并非单单针对北大的领导，而是指向北大背后的某些人。对此，您是否有更详细的说法？
李敖：这样说起来，应该说全体都要负责任。那些领导还在领导你，而你又拿他没办法，这就证明你孬嘛！我们要用改变的方法去对抗阻碍我们发展的势力，要有技巧地去对抗它。
我很看不惯大陆人有很多人带有那种酸气，孟子说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讲话酸溜溜的还怨天尤人，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但这种人在大陆比例还极高。 要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
 南都周刊：2006年大陆的国学热与读经热风起云涌，请问您如何看待国学热的兴起？
李敖：这很正常嘛！因为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嘛！清朝为什么搞四库全书呢？因为本身有相当的趣味，他们就卷进去了，和政治无关嘛！因为它是逃避政治的一种工具。当然我也承认，国家强了之后，它会结合民众的精神这一部分的力量。　　像以色列一样，要学习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个已经死掉的文字，他们为什么要学呢？就是为了凝固他们自己的意识：“我是以色列人！我会我们的古典。”所以有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前阵子有几个博士生发起公共信，呼吁抵制圣诞节。对于这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交锋，您如何看？
李敖：要是会看书的人，就能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的地方，然后做某种程度的比对和融会贯通。这种东西要你读很多书，而又不把书读死，才能有这个效果。好比庄子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英国的文学家肖伯纳说：“偷一条面包关进监牢，偷一条铁路进入国会。又好比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耶稣说：“把你喜欢的给别人！”同样的一个观念，耶稣就比孔子积极。你若是做这种文化上的比对，你会觉得挺好玩的。
南都周刊：您是胡适先生的追随者，但大陆民众的感觉可能觉得您的行事风格更接近鲁迅，您是如何看待他人的这种印象的？能否评价一下您心目中的胡适与鲁迅？
李敖：他们这种评估都是很落伍的。他们不了解真相，你什么时候看过鲁迅骂过日本人？鲁迅到临死前还是拿着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钱，不是吗？鲁迅有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发现没有，他的书从来没有被禁过。所以我不肯定鲁迅。我肯定的是五四运动时的胡适。因为胡适的头脑比他们都好！他们那时候提到了“德先生、赛先生”。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大陆多数到今天还谈鲁迅的这些人，头脑真是不行。科学部分以外，物理、化学都有客观的评价。但一涉及社会科学：思想、文学、哲学，这些方面，是不及格的。 我太老了，不会做很远的规划 南都周刊：您涉猎很多领域，从政治、娱乐、文化，每个领域里您似乎都很成功，都有很大的名声。但其实您真正的身份还是应该定位在知识分子？
李敖：无法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我，我也看不起那个东西，我也非常讨厌，什么学术？我不谈那个，学术和我无关，我也讨厌学术，可是我觉得真正把有用的知识能够活用能够融会贯通，我是独一无二的。
　　你从我演讲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那东西是做不了假的，现场做的，那个反应，那个语言神态那么快，那是技术问题。你要是说那样不是学术讲演，我也可以说：我又不是来做学术讲演，我是来逗你们玩的！中国有句古话：“能令公怒，令公喜。”我要你高兴你就高兴，我要你生气你就生气。我有这个本领啊！你看我在北大演讲就知道了，一开始大家很高兴，觉得我在挖苦连战，大家听得很乐。最后才发现，我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在那次演讲时也曾经说过：等老得不能再工作的时候会回到大陆(如海南岛)安度晚年，现在这个初衷有所改变吗？
李敖：是啊！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岛屿上面，因为它是大陆的一部分，距离大陆很近，可是它又孤身在外，不即不离的感觉，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选择海南岛还因为苏东坡在那里住了三年，他当时穷到连写字用的毛笔都没有，就那么狼狈。海南岛引起我的兴趣，当然海南大学也对我非常好，也给我聘书，并且给我一个房子，但我不敢接受。上海大学也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的聘书，所以比较起来，北京大学对我最不好最不友善(笑)。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我问他们：“为什么连战来的时候有红地毯，我却没有？”他们回答我说，因为我是去学术讲演。可是我不承认我是学术讲演，我说，那我现在开始讲，讲得好就是学术；讲得不好，铺红地毯还来得及。很显然这么讲是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近期之内还会去大陆吗？
李敖：这个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凤凰卫视希望让我出去做些巡回演讲，包括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我也没说不去，我对生命很短视。在台湾我这个鬼“立法委员”的位置还必须做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再选不选还不知道，因为我若是说我不选的话，别人就不怕我了，所以我还是必须表示我还要选。我已经太老了，一般人65岁就退休了，我已经70岁了。像我看见和我同年纪的人都朝不保夕了，所以我不会做很远的规划。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