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泛滥政府敛财手段被指相当粗暴 市场经济难再勃发(14)

2010年10月11日 16:02新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8条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上的富足与道德精神的完备即便不是完全同步，一般也不会逆向发展。但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却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价值共识与经济发展
文/冀志罡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在深圳发表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联系温总理之前的多次发言，可以看出，社会治理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已经引起执政者重视。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审视政治体制与社会治理，是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广获世界认同的中国的全新课题。
改革开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改革的动力源[12.78 -1.01%][12.78 -1.01%]于对贫穷落后的反思和对发达富裕的艳羡；改革的目标是谋求经济发展，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使中国脱离落后，步入发达；改革的手段则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内部体制变革，激发生产潜能，实现以GDP为表征的经济增长。应该说，经过三十年实践，上述目标已经超乎预期地实现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执政者最重要的和几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政治学上有所谓路径依赖的说法，中国的实践不啻为之提供了佐证。如果专注经济不及其他的策略在过去三十年是成功的，为什么以后不能同样成功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站在更高、更长的历史视野中来看。要使中国取得跨世代的长期成功，摆脱所谓“失败国家”的梦魇，就必须超越经济的狭隘视野，从政治的角度展开观察与分析。
发展的极限
经济史研究表明，虽然恰当的经济政策能够使宏观经济取得年度甚至持续数个年度的高速增长，但从跨世代的时间尺度看，例如过去的一百年，经济增长能够实现的速度是有极限的，一般很难超过2个百分点。美联储前主席、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传奇大师格林斯潘在自传中透露，据美联储研究团队对历史数据的研究，美国经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仅2.2%。而众所周知，美国经济是20世纪公认的最成功范例，是众多后进国家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由于战乱和政权更迭等原因，将统计数据完整保存上百年的国家并不多，上述数据对中国这样数据连续性很差的国家有着格外重要的价值。它提示我们，不管眼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长期而言，一个国家可能实现的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且，这个限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得多。那些动辄宣称中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三十年的经济学家们，有必要补补基础经济史知识。
事实上，没有被短期数据冲昏头脑的经济学家们早就警告过，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两位数增长，迟早要恢复常态。而这个恢复的过程，必然包含着一定的阵痛，因为中国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已经运行了太久。这就像为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刹车，必然会带来刺耳的噪音一样。
由于上述思路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们通常以年度GDP为标准的思考尺度，因此，必然难以为他们所理解。经济学家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总是把下个年度甚至下一季度的GDP数据作为考虑的重心，而无法顾及更长远的打算。显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当完全只听信一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否则便可能陷国家于更长期的经济灾难中。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迟早要回归“常态”，在达到某个发展瓶颈后，甚至可能陷入一定程度的衰退，却没有人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和代价。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摘取果实，而将成本推到未来，让后人去承担。
很多人即使有怀疑，也都愿意强迫自己相信，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二十年或三十年内——维持高速增长。因此，痛苦的调整完全可以留待将来。我猜想，政府高级官员们最愿意相信这一点。因为惟其如此，中国才有理由继续维持现有经济与政治架构，而不作出实质性改变。任期毕竟是短暂的。还是把政绩留在当下，把难题推到将来吧。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和增长停滞的恐惧，使政府无所不用地追求GDP增长，极力压低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不惜侵犯民众的合法财产权利，这当然会极大地恶化官、民关系，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对立；而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过度紧张，又迫使执政者进一步紧抱经济增长这一棵树，因为只要经济状况转坏，脆弱的平衡就会立刻被打破。经济增长成了令人上瘾的麻醉药，使政府和民众一同陷入了欲罢不能的状态。
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社会的运转有着自身的规律，人为地干扰只能得计于一时。如果继续坚持现有思路，那么，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加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所谓中国模式，也将不再是令人羡慕的成功经验，而是变成某种教训。
物质主义的魅惑
对物质财富的迷信，是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广泛流行的话语体系中，经济落后被视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似乎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的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如果经济发展失败，中国将失去一切，或者根据那个曾广泛流传的危言耸听的说法，将被“开除球籍”。
这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与现实，也掺杂了过多的情绪，而缺乏冷静理性的分析。抛开历史不谈，在当今世界，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国家一般也并未丧失主权。一个国家是否被“开除球籍”，固然与实力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当时国际关系的规则特征。为了激励斗志而夸大贫穷落后当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虽然算不上并重，但也没有过度偏废。人们普遍认同，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媒体上，对于日本人“经济动物”的生存方式，台湾地区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吸毒淫乱等生活方式，也充满了不屑与嘲讽，甚至视之为社会发展的失败。在当时中国人的一般认知里，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中国将来经济发展起来了，也决不会是那副模样。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便开始发生变化，原有的相对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逐渐消失，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的推崇逐渐占据主流。人们不再关心政治架构与道德伦理，物质财富成了唯一的话题。企业家与财富新贵们登堂入室，成了时代的英雄。原先与财富保持一定距离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也义无反顾地一同卷入了物质主义的洪流。
于是，美德与公正被抛到脑后，金钱成为一切事物唯一的评判标准。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快速上升，而精神急速沦落的有趣图景。同样根据经济史与艺术史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经济上的富足与道德精神的完备即便不是完全同步，一般也不会逆向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却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在人类历史上，物质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展到中国这种程度的，也许只有晚期的罗马帝国。如果不能摆脱物质主义的魅惑，如果继续在正义不彰和道德沦落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否也会重蹈罗马的覆辙？
重建价值共识
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把国家建设拉回正轨。
国家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一样，需要建立在某种普遍共识的基础上。这种共识，通常是关于道德沦理，关于宗教信仰，关于基本制度原则的。不管一个国家信仰何种宗教，采用何种制度，这些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拥有了这些共识，社会才能建立公序良俗，国家才能抵御内外忧患，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中国社会仍然拥有一些宝贵的共识，只是这些共识没有进入政治生活而已，例如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普世价值的认可，等等。
传统文化的复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目前还仅仅是萌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否定与扬弃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主流。但反传统并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创造条件，相反还走入了歧途。而从各国转型的成功经验看，传统文化的保留往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思想界虽有所反思，但民间却已走在了前面。各种历史剧热播，百家讲坛节目广受欢迎，民间自发的读经活动也方兴未艾。不少通俗作家，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文言历史用通俗甚至新潮的语言重写，纷纷成为畅销书。这些现象表明，虽然思想界一贯反传统，但在民众心里，传统从来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传统价值观的根基，未来完全可以成为新共识的基础。
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则是随着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进程而迅速建立起来的。主流话语体系一贯夸大中国的独特性，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普世价值是东西方所有发达国家所共同认同的东西，堪称世界性共识。对于以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的中国来说，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改革开放已满三十年，是时候对转型路径的选择进行反思了。现代化转型的根本目标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GDP增长，而是寻求新的价值共识，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经济增长只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它刻意追求的目标，尤其不是唯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