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公权力泛滥政府敛财手段被指相当粗暴 市场经济难再勃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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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1日 16:02新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8条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性和偶然性
《新财经》：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所提到的“四要”是否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原则上的突破口？如果就具体而言，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突破？
茅于轼：首先我想说，要讲政治体制改革，先不要讲是谁讲的，改革是要讲事实，讲道理，讲老百姓，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还是言论自由，这个比较容易做，我不主张一次放开，还是要一步一步改，错误的事情要先纠正。要培养全社会的理性分析，如果没有这个培养过程，言论自由也会起到副作用。很多人在网上用骂人和愤青的办法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这样还不如不改。
高 放：最重要的突破口应该在基层，基层的民主选举，这个对中央不会构成威胁。从乡长、镇长开始，开展自下而上的差额竞选。民主选举要让中央和省里带头搞是很困难的，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先从乡镇长的普遍选举开始，然后是县一级，再过两年到地区一级。民主选举本来就是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宪法规定的范畴里进行。原来一提到民主选举，一是害怕失去共产党的领导权，二是担心有贿选。其实，这两种担心都是可以解决，一是可以规定乡镇长的候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这就不用担心失去领导权了。二是进行舆论公开和监督，谁搞贿选，就曝光谁，这总比买官、跑官要好得多。
盛 洪：一方面，宪政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要不断公开讨论，形成社会共识，不要总是压制宪政改革的讨论，压制的结果只能使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差。所以，要在舆论上开放，大家公开讨论，都来关注这个社会。
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当务之急就是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对具体事件的处理来推动改革。比如，对各级政府动用公共暴力设立限制程序；受损害的民众可以向全国层次的法院诉地方政府，等等，以此来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也可以根据《立法法》，通过对行政部门自我授权的文件进行系统性地清理，取消行政部门不当的越界的权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温家宝总理这次提出的“四要”，应该都是不错的改革角度。比如，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合法产权。现在，地方政府动不动就侵夺农民的土地产权。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也非常好。当然，还包括公平、正义和约束政府的权力，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改革。
从改革的时机上来看，也有偶然性。比如一个偶然事件，也会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最近，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将纪实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从北京的家中抓走，由于《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引起了渭南当地官员的不满。从这个事件上来看，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到了行政部门可以直接动用公共暴力打击批评者的地步。
类似这样的事件，其实就是改革的突破口。突破口反映一定的基本原则，但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具体的事件中。“谢朝平事件”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一个制度问题。政府能够随便利用公共暴力去抓一个可能对它进行批评的人，却没有强制性的制度制约这样的政府。如果这类事件蔓延下去，这个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框架中，对政府使用公共暴力是要进行限定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反映了中国的宪政框架、宪政的基本原则的缺陷。权力从哪里来？权力的边界是什么？都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和界定。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任何一点都可以去突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做的是从具体的案例着手，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很重要。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性和偶然性
《新财经》：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所提到的“四要”是否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原则上的突破口？如果就具体而言，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应该从哪些方面首先突破？
茅于轼：首先我想说，要讲政治体制改革，先不要讲是谁讲的，改革是要讲事实，讲道理，讲老百姓，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还是言论自由，这个比较容易做，我不主张一次放开，还是要一步一步改，错误的事情要先纠正。要培养全社会的理性分析，如果没有这个培养过程，言论自由也会起到副作用。很多人在网上用骂人和愤青的办法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这样还不如不改。
高 放：最重要的突破口应该在基层，基层的民主选举，这个对中央不会构成威胁。从乡长、镇长开始，开展自下而上的差额竞选。民主选举要让中央和省里带头搞是很困难的，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先从乡镇长的普遍选举开始，然后是县一级，再过两年到地区一级。民主选举本来就是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宪法规定的范畴里进行。原来一提到民主选举，一是害怕失去共产党的领导权，二是担心有贿选。其实，这两种担心都是可以解决，一是可以规定乡镇长的候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这就不用担心失去领导权了。二是进行舆论公开和监督，谁搞贿选，就曝光谁，这总比买官、跑官要好得多。
盛 洪：一方面，宪政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要不断公开讨论，形成社会共识，不要总是压制宪政改革的讨论，压制的结果只能使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差。所以，要在舆论上开放，大家公开讨论，都来关注这个社会。
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当务之急就是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对具体事件的处理来推动改革。比如，对各级政府动用公共暴力设立限制程序；受损害的民众可以向全国层次的法院诉地方政府，等等，以此来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也可以根据《立法法》，通过对行政部门自我授权的文件进行系统性地清理，取消行政部门不当的越界的权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温家宝总理这次提出的“四要”，应该都是不错的改革角度。比如，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合法产权。现在，地方政府动不动就侵夺农民的土地产权。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也非常好。当然，还包括公平、正义和约束政府的权力，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改革。
从改革的时机上来看，也有偶然性。比如一个偶然事件，也会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最近，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将纪实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从北京的家中抓走，由于《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引起了渭南当地官员的不满。从这个事件上来看，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到了行政部门可以直接动用公共暴力打击批评者的地步。
类似这样的事件，其实就是改革的突破口。突破口反映一定的基本原则，但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具体的事件中。“谢朝平事件”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一个制度问题。政府能够随便利用公共暴力去抓一个可能对它进行批评的人，却没有强制性的制度制约这样的政府。如果这类事件蔓延下去，这个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框架中，对政府使用公共暴力是要进行限定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反映了中国的宪政框架、宪政的基本原则的缺陷。权力从哪里来？权力的边界是什么？都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和界定。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任何一点都可以去突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做的是从具体的案例着手，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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