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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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研讨会

2010-09-10 18:17: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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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时 间  ：2010年9月10日14：00-17：00  

地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会议内容 ：一、世界主要国家财税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二、“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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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今天下午会议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十二五”的财税体制研讨会，以及《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1）首发式，今天我们把聚焦点放在“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上，大家知道进入2010年以来，从政府部门到学术界一直关注的一个事情是“十二五”将做哪些事儿，解决哪些重大的问题。在财政税收领域，我们考虑到“十二五”中国财税体制的谋划，事实上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中国的财税改革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之后，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处于需要系统地总结我们的改革的参照系统的时候，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份报告，同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在做这本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较具有戏剧性的事情。那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改革进程当中尽管我们一再说，我们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参照系，当三十多年过来之后，当我们专门盯住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做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往我们认定是改革参照系、目标，在今天看来还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因此，我们感到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我们要做的是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是怎样的，我们进行梳理之后进行讨论，下一时期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这样我们心里才踏实一点儿。这是我们2009—2011这份报告所要解决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有条件讨论“十二五”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  [15:27] 

[高培勇]:“十二五”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十一五”时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一场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如同一面巨大的筛子，把整个世界都过滤了一遍。经过这场危机的洗礼之后，我们感到今天的的确确和危机之前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恰恰是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必须直面、积极寻找措施加以解决。  [15:28] 

[高培勇]:今天提交给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首发的报告，也是围绕一条主线进行的，那就是“十二五”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今天下午就以这样一个题目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15:28] 

[高培勇]:首先请允许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到会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  [15:28] 

[高培勇]: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同志，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主任夏光同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贾杰同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同志，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同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平新乔同志，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所长刘佐同志，逢甲大学教授谢耀智先生，财贸所服务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夏杰长教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财政分社社长李洪波先生。  [15:28] 

[高培勇]:现在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的主要内容。  [15:28] 

[杨志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代表课题组做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比较与借鉴报告的发言。  [15:29] 

[杨志勇]: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背景和主要的目的。  [15:29] 

[杨志勇]: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的改革沿着一条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道路一直在前进，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的改革包括财税体制在内，借鉴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典型国家的诸多市场经验。改革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认识到国内各界对国家财税体制的认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甚至在理解上还有一定的偏差，甚至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全面收集、整理相关的文献，希望能给各界提供一个文本。这个文本的主要目的是想正本清源，想告诉大家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是什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体制里借鉴一下什么？我想，我们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关注“十二五”规划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探讨世界财税体制问题，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5:29] 

[杨志勇]:大家都知道，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题目，我们想用一本书35万字的篇幅做全面、系统地概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做了取舍，我们择重从八个方面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做了概括。  [15:30] 

[杨志勇]:一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现在公共财政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解决好这个问题，但不仅仅是从改革实践来看，甚至从世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今都还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里，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宏观税负。  [15:30] 

[杨志勇]:二是税制结构。世界各个国家的税制不太一样，而税制国家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是规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税制结果还反映了政府进行财政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工具选择问题。  [15:30] 

[杨志勇]:三是财政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养老、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这一问题是财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未来财政支出可能有很大一块是要投到社会保障上，我们可以看其他的国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15:30] 

[杨志勇]:四是国有经济问题。我们把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资源进行了一个概括。  [15:30] 

[杨志勇]:五是财政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不仅仅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还包括地方之间的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问题。  [15:31] 

[杨志勇]:六是预算管理。大家都知道，政府预算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一个核心，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  [15:31] 

[杨志勇]:七是财政管理。要让公共财政体系发挥出充分的效率，必须有现代化的财政管理水平。我们对这个方面也进行了整理。  [15:31] 

[杨志勇]:八是财政政策。  [15:32] 

[杨志勇]:虽然说我们这个文本的标题是财税体制，但财税体制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更多是表现在财政政策上。而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以来，可以说对全世界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有很多问题，现在变成了需要重新来认识，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部分的内容加以介绍。  [15:32] 

[杨志勇]: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结论和基本判断。  [15:32] 

[杨志勇]: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关于宏观税负的问题。宏观税负，我们的主要看法是，一个国家应该是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就是说，不存在各国都适用的最优宏观税负。我们择重整理了一些数据，现在有一些看法，宏观税负偏高的看法，或者是宏观税负不合理的看法，他们的依据是比较陈旧的一些数据。我们只是给出一种数据表明我们的看法，现实是怎么样的，至少是世界各国的整体宏观税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30%，已经上升到现在的大约40%。也就是说，在这十年，宏观税负提高了十个百分点。  [15:32] 

[杨志勇]:第二，各国的税制结构是不同的。我们主要做了一个分类，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一般流转税为主题税负的。而转轨国家是增值税、社会保障税的比重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比发达国家低。而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流转税，或者是商品税、货物与劳务税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根据这样事实的整理，我们对照了一下中国，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一般流转税的比重偏高，特殊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比较偏低，这是不利于税收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因为个人所得税、特殊流转税所占比重偏低，所以虽然说这些税种在收入分配上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因比重偏低，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也为未来税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15:32] 

[杨志勇]:第三，关于财税与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着重分析了养老保障的问题。世界主要国家人口的老龄化给他们的财政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良方，在做各种各样的制度实验。这些制度实验如果说放在我们中国，我们又应该怎么走呢？这里面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当中，有非常特殊的挑战，可以说是双重挑战。一是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还属于转型社会。二是未富先老。一般国家是到了发达经济阶段的时候，人口出现老龄化的趋势，而中国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所说的人口老龄化的标准。这些特殊的挑战，虽然也可以说是引进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但市场化的方法是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财政一定是在社会保障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不仅反映在财政支出上，也反映在财政收入上。比如说社会保障税是势在必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就像现实当中的一个企业，一家公司只能有一个财务部门。一个国家同样也只能有一个财政部。无论从收入征管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虑，社会保障税是势在必行的。当然关于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问题，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年也进行了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不仅仅要关心存量，更要注意流量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个极端的判断，现在中国的人口即使是达到了20亿，我们的人口政策也要变化了。因为人口政策管的是未来20年的事情，而不是当下的事情。这一点对我们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5:33] 

[杨志勇]:第四，关于国有经济方面，因为国有经济分为三个部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里非常特殊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国际上的事情，基本上各国的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部门配置是相似的，但国有经济的规模是不一样的。国有经济向何处去，我们看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国企的改革，它受到意识形态较多的影响。  [15:39] 

[杨志勇]:关于国有资源，我们主要分析了石油资源的管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石油资源“国有化”的趋势。在经营管理上，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了私有化的趋势,而且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不设立国有石油公司。  [15:39] 

[杨志勇]:关于国有土地，都有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但都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和收益方式。虽然这些国家在国有土地的数量和比重上不能与中国相比，但是他们有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国有经济方面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私有化未必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轨迹。二是关于国有资源方面的。应该全力监制完善石油财税制度是刻不容缓。三是中国不能过度地依赖出售国有土地，或用石油来收取财政收益。这一点是关于谈到的土地财政问题，现在重要的是土地财政模式的转变。  [15:39] 

[杨志勇]:第五，关于财政体制。我们现在受困于财力、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事权的划分。事权的划分非常困难，我们梳理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验，认为法制化对市场化的明晰至关重要。它破解事权划分的难题，需要加快国家的法制化进程。在财政体制上关于转移支付是均等化的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主体。均等化应该占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也符合转移支付的本意。当下的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推进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的调整优化，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优化能力。  [15:40] 

[杨志勇]:第六，关于预算。我们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行政部门往往承担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角色，行政部在其中担当的角色是比较重要的，立法部门是承担审批和监督的职能。就整个来说，我们应该围绕着预算改革设计多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预算改革是要重制度，而不是重形式的道路。  [15:40] 

[杨志勇]:第七，关于财政管理规范化。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有几方面需要注意：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提升、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应用、政府收支分类与收支预测技术的改善、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绩效管理，这些方面对财政管理的规范化，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财政管理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15:40] 

[杨志勇]:第八，财政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里面的地位。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应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在理论上一直存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之争，但在现实中一点都不妨碍世界主要国家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  [15:40] 

[杨志勇]:谈到这些，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运用财政政策的时候，它的效果不太一样。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就要考虑怎么避免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政策运行过程当中所存在的缺陷，避免它们的缺点，而且是立足国情。在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要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避免这个问题的循环出现。还要通过完善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15:41] 

[杨志勇]:我们整体上有这样的体会，主要国家的财税体制并非尽善尽美，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立足于中国国情，择其善而从之。谢谢大家！  [15:41] 

[高培勇]: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张斌主任介绍“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的报告。  [15:41] 


[张斌]: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代表课题组对各位做关于“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的报告，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从2009第四季度开始高培勇教授带领我们启动了两项相互关联的工作。一项工作是回顾和盘点“十一五”时期财税改革的成果。在盘点过程中，我们发现凡是“十一五”时期不能够按期完成的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内容，大多属于当前中国财税体制机制急需攻克的瓶颈地带，对这些任务我们需要用“搬家”方法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推进。另外一项工作是前瞻和谋划“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发现我们当前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等各个方面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用直面的方式去面对“十二五”的新任务，“搬家”的项目和直面的项目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构成了这个报告的主旨。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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