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實力 為何不夠力﹖

发布: 2010-9-26 20:42 | 发布者: 文子 |

• 旺報 
• 【專訪、對談：黃清龍、楊偉中】

記錄、整理：楊偉中　隨著中國的崛起，大陸當局是否會調整其對外戰略，輸出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的軟實力是否伴隨經濟增長而提升，以及如何提振中國的軟實力等問題，愈來愈成為國際以及大陸媒體、智庫與學術單位，甚至普通民眾所討論的焦點。大陸當局也高度重視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對外宣傳，做了許多的努力。而這些課題，都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化異求同的前景息息相關，值得台灣給予更多的關注。

    　而說到中國的對外交流，曾長期擔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和中國前駐法大使、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吳建民，無疑是代表性的重量級人物。他們多年來參與大陸對外開放交流的事務，歷任外事與新聞工作的要職，改革大陸當局的對外宣傳工作，與各國各界有廣泛綿密的互動交往，更對中國發展的基本戰略與策略多所思考，其觀點反映了大陸當局的主流思維，深具參考價值。

    　日前，趙啟正、吳建民來台參加第六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旺報》特別邀請趙、吳兩位先生進行專訪對談，分別就中國軟實力的核心及其提升、海內外學界熱烈討論的「中國模式」問題、大陸當局的「韜光養晦」戰略、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以及大陸民主政治的推進等課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為饗讀者，本報特別記錄整理本次對談內容如下：

    　問：我們注意到，近來大陸在軟實力的傳播和國家形象宣傳上做了很多努力，如孔子學院、拍攝廣告在CNN播放，以及加強媒體在英語世界的發聲量等等。首先想請兩位從你們豐富的經驗與觀察來談談中國在培育、發揚軟實力上面臨的種種問題。

    　中國人講究和而不同

    　吳建民（以下簡稱吳）：說到「軟實力」，我更加喜歡「文化力」這個提法。為什麼中國的軟實力、話語權不強，大背景是因為過去幾百年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對東方文明不了解。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事情正在發生變化，那就是亞洲正在崛起，國際關係的重心在向亞太地區東移，世界對東方文明的興趣在上升，亞洲要向世界介紹東方文明。我的觀點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不是中國製造，而是中華文化，當然，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美國學者杭廷頓談文明衝突，對世局發展有一定的預見性，但他對東方文明不了解，認為今後儒家文明會和伊斯蘭文明結合起來反對基督教文明。事實上，從歷史來看中華文明沒有搞過對抗，東亞沒有爆發過宗教戰爭，根源就是兩千多年前孔夫子講的「和而不同」。中國的廟宇可以供奉孔夫子、釋迦牟尼和太上老君，這在西方看不到。「和而不同」是21世紀世界應該走的道路。

    　趙啟正（以下簡稱趙）：軟實力這個詞，我們從美國人那裡拿過來用要小心。建民剛才說不太喜歡用「軟實力」這個詞，我太贊成了。他說用文化力，文化力不完全等於軟實力，因為軟實力、硬實力有擴張性、有居高臨下性，有恐嚇感。而文化力則是平等的，不分高低。問題在於，我們怎麼把中國的文化力說出來，我們的文化傳播還是很弱。

    　認識一個民族，並不是從膚色、長相、貧富等等來認識，首先是認識文化。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它必須透過言行和產品來表達，如孝順觀、讀書觀、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等。軟實力就是通過媒體、通過文化的表達形式（如繪畫、戲劇、小說）等載體來傳播的。

    　軟實力不夠有四原因

    　中國軟實力不夠的原因，有四點，第一，中國的語言障礙。全世界說漢語的人最多，使用漢語的國家卻非常少，由於語言的差異，使得學漢語不容易，由於中國相對落後，使得別人沒有學習漢語的急迫性。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比較晚，外國人來中國的太少，不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凡是來到中國的，比沒到中國的對中國的認識多。就歐美來說，企業家對中國的了解比政治家準確，因為企業家要仔細衡量中國，看這裡適不適合投資。

    　第三，中國硬實力不夠，我們沒有CNN，沒有美聯社，確實是不行。另外，還尤其表現在我們記者的交流困難，即使中國記者外文好，外國的新聞源也不會首先告知中國記者新聞消息，他們有民族界線。

    　第四，意識型態的差異。比如這次馬尼拉人質事件，如果發生在中國還了得？一定全世界來批判。西方也不是那麼公平、公正。柴契爾夫人回憶錄《治國方略》中就明確說，不能讓中國領導亞洲，一定要扶植印度和日本來抗衡。可是我們沒說過要領導亞洲。日本提出雁行理論，但中國從沒有做帶頭雁的意思。

　▲吳建民與趙啟正兩人都認為「和而不同」是21世紀世界應該走的道路。（記者陳思豪攝）

　▲吳建民與趙啟正兩人都認為「和而不同」是21世紀世界應該走的道路。（記者陳思豪攝）

假冒偽劣 為何層出不窮﹖

問：我們觀察美國，它的文化影響力、科研實力、高等教育等都居遙遙領先的地位，這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不是光靠政策，光憑投入龐大金錢就可以一下子轉變的。中國要提振軟實力，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從三方面提升軟實力

    　吳：我在美國10年，我看在今後15到20年，美國的創新能力大概是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趕上的。這不是偶然的，一個是有體系在支撐，一個是它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但是，其他國家正在追趕是毫無疑問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前進源源不絕的動力是來自創新。中國改革開放，在當時體制下是一種創新，未來要再往前走，還是要創新。我們要追趕上去，有幾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教育制度在相當程度上是抑制了人的創新能力。我們強調背誦、應對考試，學生負擔過重，而沒有注意發掘人的創新潛能，這方面鼓勵不夠。國內現在的呼聲很高，不改革是不行的。

    　第二是要建立一個誠信的體系，這也非一日之功。中華民族從歷史上來看是比較注重誠信的，我們講「民無信不立」。但受到歷史的衝擊，受到革命的衝擊，現在中國大陸各種假冒偽劣的東西層出不窮，看了非常讓人擔心。

    　第三，特別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堅持開放。我們的國家不能忘記歷史，從秦漢、隋唐、宋元，中國一直是開放的。在唐朝時，兩百多名五品官接近一半是胡人，當時的國家概念相當開放，直到明成祖時還是相當開放的。但明成祖之後的皇帝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海禁。世界的大變化是從大航海開始的，大航海是從中國人開始的，鄭和七下西洋的規模是其他國家無法比的。但中國在非常發達的時候，走向了封閉，這個教訓非常需要記取。

    　我們老講鴉片戰爭，但是人們忘記了，鴉片戰爭前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前來要求通商被拒絕，日後才有鴉片戰爭。我們的國家總是在盛世走向封閉，封閉之後急遽的落後。

    　陳錦華（前大陸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近寫了一本書《開放與國家盛衰》，回顧了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特別是重視了開放的這段歷史。他認為我們在總結30年改革開放經驗時，改革講的很透，開放講的不足。中國現在存在各種思潮，也有一種思潮是希望把中國拉向封閉、後退。我認為中國要再往前走，必須要開放，就是要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勢下，封閉必然走向落後。

    　趙：關於誠信的問題，我現在比較憂慮。在產品上連續出現非誠信的做法，影響中國的整體形象。在深圳剛剛開始開放時，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當時有人不贊成，後來人們都同意這是很重要的口號。現在深圳開發30年，這句話可以與時俱進，前一句話還是留著，後一句話可改為：「誠信就是生命」。無誠信者無生命，暴露一個倒一個。

    　當然這也不能單批判中國，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難道就有誠信？金融衍生產品很多金融學家沒弄懂，就在全世界推銷，多少人破產，多少人妻離子散？

    　大老粗文化影響甚鉅

    　問：說到「文明」，吳大使日前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提到，1949年以來盛行的「大老粗」文化影響了大陸民眾的文明禮節。

    　吳：是的。我是1959年被外交部錄用，後來被外交部借調給共青團中央，61年到布達佩斯工作了4年，65年回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翻譯室有管政工的幹部，找我們這些小青年訓話，第一句話就說：「我是大老粗，」以大老粗為榮，這是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一種諷刺。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這是中國革命帶來的一種消極的副產品。共和國成立之後，不斷地搞運動，整的全是知識分子，現在證明是錯誤的。江澤民主席強調要「代表先進生產力」，誰代表先進生產力？知識分子思想比較活躍，整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就壓抑了先進生產力。

    　問：提到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可能會沾上政治因素，可是「文明」應該是人類的共同標準，不是嗎？

    　趙：關於普世性的問題，「Universal」中國原來翻成「普遍」，後來改成「普適」，現在叫「普世」，牽涉到世界、世代，就複雜了。有沒有普世性的價值呢？我認為有，但不全然。舉例來說，博愛、愛國的普世性能去掉嗎？民主、自由，甚至民主制度都是有普世性的，但不能說美國或中國的民主制度有普世性，不能把具體的、制度性規定式的東西看成具有普世性。

    　問：趙主任當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負責對外解說中國的政策，挑戰想必很大，當時您是如何克服的？

    　向世界說明中國

    　向世界說明中國

    　趙：中國對外的表達是要改進的，我特別把中國政府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普及了；原來不是沒有，只是限於外交部等少數單位。我當國新辦主任後，明確提出一個綱領、原則：「向世界說明中國」，為此我寫了2本書。說明什麼？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社會發展，中國的政策，回答關於中國的問題，解疑釋惑。為什麼用「說明」，而不是用「宣傳」？「說明」是普世的，翻成英文，在不同場合可以翻成「communicate」、「show」、「present」等等。

    　「說明」，就是把自己的情況說清楚，至於人家怎麼對待，是人家的事。我並不是說，中國是這樣，所以你就要對中國和藹、讓步。我們在原則上說明中國，說明了就和氣了。同時，態度上要理直氣和，在表達時要減少意識型態，就事論事。要用真實、樸素的語言，不要渲染。

　▲吳建民（左）與趙啟正（右）認為，大陸在總結30年改革開放經驗時，改革講的很透，開放講的不足。（記者陳思豪攝）

中國大陸只是案例 不是模式

問：從軟實力的問題延伸出去，近年來從國外到大陸內部，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愈來愈熱烈，請兩位談談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中國模式」這樣的提法是否恰當？

    　討論起來很混亂

    　趙：中國經濟的發展，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和其他國家相比，也算成績不俗，但不能說就是最好的。現在，在外國有人提出「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不是中國人先提的，這些詞也傳到中國，因此就有了這方面的討論，我本人就此說了很多話，和奈思比先生（《中國大趨勢》作者）也有個專門的對話，中英文版都出了，裡面有很多我的觀點。

    　主要的問題在於，「中國模式」這個詞說法不一。據我調研，至少有十幾種說法，而定義是作者給的，不同作者的定義並不一致，有的可能比較接近真實，有的就高度概括。比如概括為國家資本主義、概括為高度的政府集權加自由的市場經濟，甚至有人說這是列寧主義的一種，這更莫名其妙，因為我們在設計中國發展時並沒有想到列寧主義。在這種背景不一的情況下，討論起來就很混亂。

    　「模式」一詞在英文中顯然是有榜樣、示範、樣本、可以傳播的意思，但中國確實沒有此意，沒有想向世界任何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相對落後國家來推薦中國模式。

    　中國在發展中有個哲學，就是必須結合國情來創造自己的政策。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確學習了很多國家地區的某些做法，比如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但絕對沒有照搬任何模式。如果說我們可以推廣模式，等於告訴別的國家：你們不用結合國情，你們就按中國模式辦，這不是矛盾嗎？不是誤導人家嗎？所以我們沒有推廣過。

    　社會分配不公正

    　如果要描寫中國60年來、特別是這30年的進展，最好是對事實進行討論，因此用「中國案例」（China Cases）比用「中國模式」更準確。因為第一，案例就是指實際怎麼做的。第二，如果說有中國模式、中國案例的話，是現在進行式，它在不斷改變，因為國內外形勢在變。中國經濟是發展得很好，但有其他問題同時出現，比如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正，教育體制還有弊端，醫療衛生體制有更大的弊端，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做的遠遠不夠，二元化社會非常明顯，一邊是城市，一邊是農村，這不是一個發達國家的表現。因此，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不管人家怎麼捧我們，我們要明白我們是發展中國家。

    　預計今年中國的GDP可能超過日本，但這件事並不重要，因為還要看人均GDP。我們的GDP是血汗錢，日本和美國的GDP是智力錢，我們的生產結構有問題，高科技不夠發達，因此出口結構有問題，附加價值比較低。日本高科技產品約占出口的75%，中國中等科技約占45%，我們要很明白GDP第二不重要，也因此中國沒有要舉國歡慶的意思。

    　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

    　問：趙先生的觀點是有很深刻內省的成分，但按照世界銀行的計算，人類歷史沒有像中國如此在那麼短的時間讓那麼大量的人口脫貧，這當中一定有很多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借鏡的地方，不是嗎？

    　趙：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處於互相學習的環境，學習某一個國家的做法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應該的，中國也在學習世界上各種好的做法。

    　我覺得研究中國某些方面的經驗是完全可以的，比如如何脫貧，包括減輕農民負擔，農業稅免稅是幾千年來沒有的，財政分配傾向於落後地區等等，但這只是「中國模式」的一部分，這不能說是學習「中國模式，只能說是學習「中國脫貧的模式」，最好是說「中國脫貧的辦法」。如果說「中國模式」，對他國不利，對中國也不利，因為有西方媒體會誤解我們要把中國政治模式輸出，那不就是世界革命？

    　吳：我贊成啟正的看法，他剛才講的道理講得很深。從中國人來講，我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我們面臨很多的難題，並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中國人還在摸索自己的道路，我們絲毫沒有強加於人的欲望。

    　國外有些人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我也不贊成。為什麼？19世紀是歐洲人的世紀，歐洲是起來了，它當然給人類帶來很多貢獻，但也帶來很多災難，如殖民化。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美國是起來了，它當然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損人利己的事也做了不少。如果我們講中國世紀、亞洲世紀，人家會覺得中國人也會像歐美這樣。我認為21世紀是全人類的世紀才對，因為世界變了。

    　中國對外有兩個重要戰略一個是和平發展，一個是互利共贏。

    　我們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就是堅持三不：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不擴張，意味著我們絕不會去走西方老殖民主義者的道路。不稱霸，意味著我們絕不會走蘇聯的道路去與美國爭霸。不結盟，這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這既是從中國的利益出發，也是從世界的利益出發的。因為中國太大，和任何一種勢力結盟，都會帶來兩極對抗的後果。

    　2008年8月8日凌晨，爆發了格魯吉亞（台譯喬治亞）戰爭，這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軍隊第一次打出境外。俄羅斯的心意很清楚，它非常希望我們支持它，俄羅斯是上海合作組織重要成員，它也很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支持它。可是你們注意到沒有，中國也好，上海合作組織也好，都沒有站在任何一邊，而是希望問題和平解決。2008年9月25日，溫家寶總理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他有一段話國際輿論沒有注意，他說中國絕不同任何國家結盟。你想想，如果我們站到一邊，那意味著一場新的冷戰就會爆發，全世界遭殃。我們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韜光養晦 被西方誤解了

至於互利共贏，就是我們起來的過程，希望中國好，也希望世界好。這是中國在當今世界能夠崛起的唯一道路，其他道路都走不通，這是中國人的態度。你講到模式問題，當今世界是從西方文明居主導地位的舊世界過來的，西方文明的長處很多，但短處是建立在二元對立上，善與惡，美與醜，正統與異端，二者一個得消滅一個，不能共存，必須改造人家。比如小布希搞一個大中東民主計畫，想把阿拉伯世界改造成美國世界，當時我就對美國人說：「保證你們失敗！」

    　不跟美國搞對抗

    　問：談到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戰略，就一定會提到「韜光養晦」。現在產生很多爭論，有西方學者認為「韜光養晦」是陰謀，有人判斷中國已經慢慢放棄「韜光養晦」，也有中國學者和民眾這樣主張。到底什麼是「韜光養晦」？最近東亞發生許多事情，從大陸的反應來看，中國還在堅持「韜光養晦」嗎？

    　吳：「韜光養晦」的本質就是不當頭、不稱霸、不扛旗、不搞對抗。2007年我去芝加哥大學，美國有學者把「韜光養晦」翻譯成「hide y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your time」，我當場表示反對。

    　「韜光養晦」就是中國絕不稱霸，不跟美國搞對抗，除非你侵犯我們的核心利益，那我們要有反應。就是1989年中美關係跌入低潮時，我們也不搞對抗。「韜光養晦」這是一個大的方針，是鄧小平給我們外交上留下的重要遺產，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一部分，這個政策是中國崛起的唯一道路。

    　東亞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幾個方面原因形成的。第一，亞洲在崛起，國際關係的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這是美國人最先講的，全世界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大體認同這個說法。這是400年以來國際關係上最大的變化，這麼大的變化會引起人們很多複雜的情緒。

    　這個過程還處於初級階段，未來還有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和印度參與了這個崛起的浪潮，使得亞洲崛起的勢頭大大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自然引來很多複雜的情緒。但我們的基本方針還是鄧小平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個方針是不會改變的，也沒有人來挑戰。很多問題，按照這個方針，就可以看的清楚。

    　愈是富翁 就愈得和氣

    　趙：「韜光養晦」就是中國要以平等的態度對人，更好一點，要以謙虛的態度對人。拉丁美洲有句話，大象翻身是很可怕的，一個國家大，就很容易引起別人誤會。我問美國幾個很權威的中國研究專家：為何西方老要提中國威脅論？他們說，最簡單的，中國這麼大，人海戰術，產品這麼便宜，大家自然會怕。我參加中德論壇，西門子前總裁說，我們這代人不害怕中國，但下一代人必定害怕，因為你們勞動力和產品這麼便宜，工廠全都會遷過去。

    　我問日本政治領袖對北京奧運的感想，有人說，中國拿幾個冠軍，我不太在乎，因為你們是舉國體制。但你們的志願者上千人舞蹈表演，2個小時不停，連廁所都不去，微笑到底，這樣的青年人日本沒有。為了國家的事情這麼盡忠，讓人感到有點可怕。日本前首相說，日本有句話：壯漢帶棍子更可怕，中國原來是壯漢，現在有刀（經濟能力）了，先看形象、規模就讓人害怕。如此，中國怎麼能不韜光養晦，愈是富翁、壯漢，就愈得和氣。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

    　第二，冷戰時期中國屬於蘇聯陣營，共產主義要推動世界革命。西方人懷疑蘇聯瓦解了，中國是不是還要堅持世界革命，而歷史上中國也不是沒有向東南亞輸出過馬克思主義，他們會問中國是不是有了錢，將來還是要革命？對此，我們一定要有說明，「韜光養晦」是強調平等對待，不是權宜之計，不是把陰謀藏起來，時間到了就爆發出來。

    　至於，民眾中有人認為不要「韜光養晦」了，那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受氣受慣了。中國老受氣、老落後，現在有了一點實力，就想要出口氣，就像窮人有好衣服會拿出來穿一樣。

    　我們主張愛國主義，但和民族主義不同。民族主義是沒有原則，只要對本國有利就是正確的；但愛國主義不同，愛國時要考慮到國際主義，國際間要平等。我們要防止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最能蠱惑人心，民族主義的報紙最好賣。

    　像《環球時報》大人看沒問題，小青年看了可能會有問題，不過《環球時報》的存在也表示中國輿論正在允許多元。美國的中國專家沈大偉與謝淑麗，一個人說《環球時報》不好，太民族主義，一個說挺好，多元化，罵美國也沒關係。我的看法是：看看再說吧，這可以給小青年解氣，但過分的話，會影響我們「韜光養晦」的戰略。

    　總之，「韜光養晦」就是平等待人，不另眼看待人家和你不同之處，不要企圖過分影響別人、控制別人，讓別人處處受你影響。

中共合法性 面臨時間挑戰

問：趙先生曾花了相當的力量在進行「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研究，目前中共有面臨合法性問題的挑戰嗎？

    　趙：國際上有許多人強調中國經濟表現很好，但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所以……。國內也有人問，當然並不是民眾普遍在問，而是一些反對中共的人，在國際上質疑為何不實施兩黨制、多黨制？問題本身隱含著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質疑，所以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歷史人民的選擇

    　首先，它關於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是經過奪取政權的過程，這是歷史的選擇。此其一。第二，人民的選擇，這比較難解釋。西方民主國家有選舉，中國不是沒有選舉，但跟西方不同，中國的選舉中候選人一定是共產黨員。在西方和台灣來看，是說不通的，可是有另一種人民的選擇，就是一個政黨對人民負責不負責，是否為人民服務，執政是否有巨大成就。如果人民有好處，人民就承認，如果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就沒有合法性。

    　現在網路上雖然有人笑話中國共產黨，但絕大多數人還是說可別有變化，變化了就會少了好處。當然，問題不是沒有，比如嚴重的貧富不均。共產黨已經很清楚認識到這個問題，只是解決需要時間。這對共產黨來說也是考驗，如果5年、10年還是做不好，那就有喪失合法性的危險。

    　問：我們注意到大陸當局在推動黨的建設、黨務公開等等，是否可以談談在黨內民主方面的進展。

    　吳：民主是在中國人的旗幟上的，起來革命的時候要的是民主，現在我們的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民主還是在我們旗幟上，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我們是一直贊成的。這是第一。

    　民主是普世價值

    　第二，民主在每個國家如何前進、如何發展，這是要由各國的條件來確定。美國1776年獨立，1789年第一次選舉總統，4%的人投票，黑人、奴隸、婦女不交稅的人不投票，還有財產限制，1920年婦女才取得投票權，黑人投票要在1964年之後，這些國家的變化是根據它國內的條件。我跟美國人說，你們經過上百年變化走到現在，要求人家今天就跟你們一樣是不現實的。各國的傳統不一樣，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制度，1949年才廢除封建制度。

    　台灣的民主實踐我們注意到了，我這次來見了很多台灣同胞，他們說政客人物的心思都放在選舉和政黨利益上，這是不是最好的制度？現在，全世界都在思考制度設計的問題。

    　中國的民主有個擴大的過程，首先是從黨內民主做起，有些地方正在試驗，有一條是肯定的：改革必須繼續，黨內民主必須前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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