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 18 内战之海岛争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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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登陆部队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1月17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10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1月16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16/1”

1月17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2、3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1935年9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2纵13大队(原3军团所属红13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18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16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1月4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父亲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时任20军副军长、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也是军区领导命他撤回部队,他没有服从。他说登陆部队归前指指挥。他是他的老首长,也许因此得罪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这样一次战斗,他终身为此骄傲。

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3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16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1月17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1955年1月18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0~3,云高3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米/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3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17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18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19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11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2000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1300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700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

1月18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   

大海和天空,垂青于这些为共和国的统一而战的军人们。 

10、战争奏鸣曲


在刚刚过去的17日下午,在距一江山岛以南直线距离不过80海里的披山列岛,已是浓烟滚滚。我轰炸机群在歼击机掩护下,从容不迫地狂轰了披山守敌。当日夜间,浙江军区又组织了10余艘机帆船,抵近披山实施佯动炮击。国民党大陈防卫部一下子将注意力转向披山,电令披山守军做好一切抗登陆准备。   

18日凌晨,我参战舰艇100余艘分别从定海港、石浦港、檀头山锚地起航,分别抵达头门山前进阵地。我120迫击炮连当夜以木帆船秘密运至大茶花礁阵地,炮兵射击引导分队和侦察分队则登上百夹山抵近观察,头门山炮兵群已作好射击准备,而参战部队的全部无线电则保持绝对静默。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战斗是早上8时整开始的。据目击者描述,远方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刹那间,一江山岛顿时火光闪烁,烟雾腾腾,一江山成了雾岛。

9点以后,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烟尘随着风渐渐散去,一江山岛在朦胧中依稀可见。

敌我双方都沉默着……整个海域出奇的寂静,只有平静的海水和耀眼的阳光。

父亲在20军副军长黄朝天等人陪同下,来到头门山北岙岸滩。站在他面前的是第一批突击队员,他们将在几小时后登上一江山岛。他们和这场战争的总指挥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他们相互都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的人也许能活着回来,有的人就永远回不来了。据父亲身旁的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回忆说,司令员对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凝视了很久,默默地没有说话。   

只有风吹着军旗猎猎作响,他是要记住他们吗?

20年前,在长征途中,在争夺遵义外围老鸦山的战斗中,他也组织过敢死队。所不同的是,他那时作为红11团的政治委员,是亲自率领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的。父亲曾对我回忆过,他说:“团长邓国清负伤,彭老总对我下了死命令。攻了两次没拿下来,伤亡非常大。我收拢部队,准备第三次冲击……”父亲讲述时没有多少细节,在岁月的流逝中往事已被打磨成粗线条,但红11团的老同志还记得:“我们都学作政委的样子,把上衣一扒。他是一手驳壳枪,一手大刀片……”

20年,这么一晃就过去了。今天,他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许久,他才平静地说:天气转好了,风力减弱了,空军火力准备效果很好,快到12点了,炮兵要开始了,一直会打到你们登陆。海军的舰炮也在支援你们。记住,14点30分,你们要登上前面这个小岛。我会和你们在那里会面。祝你们成功。

声音平和而又委婉。

12时05分,突然炮声大作,4万发炮弹,雨点般倾泻下来。整个天空和海洋都战栗了。   

一江山,成了一个燃烧的岛。

让我们回到北京。

1月18日上午9时,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作战室。

从彭德怀传记组提供的材料中我们得知,彭德怀、粟裕、陈赓和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首长都来到这里。首先由作战部长王尚荣汇报:“美军尚无异常调动,其海空兵力仍在菲律宾和日本。……现在美蒋双方似均未发现我军之作战意图。”

很明显,军委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美国的反应。

彭德怀对这场仗开打后的局势走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作战指挥有它的程序。美军也不例外,首先要判断我们是不是攻岛,是攻一江山?还是攻大陈?还要搞清我方的兵力。早上的航空轰炸敌损失不比1月10日大,所以敌人不至于判断我们这次就是登陆。待到他判明了,虽然有预案,但总要根据情况修订,决心最后要由白宫定。行动前,还要在台湾解决协同问题,规定行动中的政策界限,再逐级下达,需要相当的时间。动用的兵力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多。我估计,一两天内美军是难以来到战区的,这就给了我军比较从容的时间。只要能占他一两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就能源源上去。加上明天一天,能攻得下来,顶多伤亡大些。当然,打仗这种事,不能只想顺利,或许遇到意外情况呢!比如,大陈敌舰和台湾的空军会不会倾巢出犯?部队抢滩时会不会遇到大量水雷?总之,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注:摘编自《第一任国防部长》203~204页)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打了他的小兄弟,大哥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何况他们兄弟之间还有个生死契约呢!

再切换到一江山前线。

第一次炮火袭击后的10分钟,登陆部队分三个编队起航了,他们将要分别进攻南、北一江山岛的三个地段。起航的暗语是:起床!

海上的航渡约两个小时,离登陆兵抵岸前的10分钟,海岸支援炮兵群进行最后一次火力急袭。是为了向他们勇敢的步兵兄弟致敬吧,他们以最大的速度射击着,因为在这以后敌我双方将交织在一起,再打就会有误伤。前面纵使是刀山火海,步兵兄弟,只有靠你们自己了!

下午2点29分,20军60师178团2营首先登上一江山岛的最北端乐清礁这块狭长的地段。

20军的前身是新四军1师,参加过黄桥决战,著名现代京剧《沙家浜》演的就是他们的故事。解放战争中作为华东野战军主力,转战于华东战场,参加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他们进上海后,不进民房,露宿街头,透过大上海这个窗口,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军队的风采。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长津湖战斗中,出现了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我问为什么决定使用这支部队?父亲说:“这是我们华野最过硬的部队。”   

首批上陆的5连很顺利,在艇上只伤了一名战士。但6连因为搞错了方向,连长未经请示就决定在湾部登陆,遭到三面火力夹击,由于携带的速爆炸药被击中引爆,两个排未离艇就伤亡20余人。下艇后,又遭排子手榴弹杀伤,被压制在滩头上,战斗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6连指挥员身先士卒,终于突破了敌第一道堑壕,稳定了局面。

第二路在一江山的东面登陆。1连遭到敌水线地堡的突袭,又没有利用炮火开辟的通道,反而机械的自行组织爆破,滞留了4分钟。在暴露的水际滩头上,在敌人绵密的火力下,生命的消失是以每一秒钟计算的。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只剩下副指导员一人。3排在排长率领下从峭壁攀上去,才解了围,夺占了第一线阵地。其他几个连都还算顺利,控制了一线滩头后,第二梯队也随即上陆。

第三路,是180团2营的部队,夺占南一江山岛。几个连都还顺利,5连只用了11分钟,就连续突破了敌两道防线。只是其中2排在接近暗滩时,登陆艇被三枚火箭弹连续击中,全排25人仅剩下5人。这5人中,还有3人带有轻伤。7连打得很勇猛,只用了30分钟就从滩头打上了山顶,夺占了160高地。但它的3排由于动作迟缓,也是在滩头铁丝网前停留了3~4分钟,全排仅剩下6人。

岛屿登陆作战,是所有战斗中最惨烈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掩护。

第一波上陆后的半小时,也就是下午3时,第二梯队营上陆,团指挥所在海门礁开设。登陆部队指挥员黄朝天副军长报告:“步兵178团、180团4个加强营全部登陆完毕,感谢海军、空军的密切支持!”

两个小时以后,我军夺取了敌核心阵地。  

1955年1月18日前指给军委、军区的战况报告:

18日16时前我军已全部控制南、北一江山岛,正在肃清残敌。海、空兵力已展开形成对大陈方向的警戒防御。

我已率前指部分人员上岛。

张爱萍

作战处长石一宸的阵中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08:00第一次航空火力准备   

12:07头门山岸炮行破坏射击

12:20支援炮兵群火力准备

12:15登陆部队起航

13:05船载火箭炮兵射击

13:05海军舰炮火力准备

13:40船载直瞄炮兵群进至射击线对滩头行压制射击   

14:00第2次航空火力准备

14:00登陆第一梯队完成展开,实施抢滩登陆

14:29登陆第一梯队攻占敌人第一道堑壕

15:55登陆部队占领各制高点,战斗基本结束

19日2时前,残敌全部肃清

石一宸说:“整个参战的部队,就是一支交响乐队,乐队指挥就是张爱萍。”是啊,陆海空军分别是弦乐、管乐、打击乐。各兵种呢?步兵、炮兵、工程、通信、雷达,应该就是小提琴、大提琴了;还有长号、圆号、黑管、萨克斯等等,都代表什么呢?护卫舰、登陆舰、扫雷舰,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还有气象、机务、后勤……这是一支战争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