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拾穗记(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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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谢罪”
南方一家报纸上发了一篇“专访”,对象是林彪在莫斯科与前妻张梅1941 年生的女儿林晓霖。这原本并不稀罕,我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这位接受专访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太,竟然做了一桩“史无前例”的事:向公众谢罪。她的原话是: “身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受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想另加两条按语:一,那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回忆录写了千千万,还没有见到这样表示的,不管怎么说,该林是“第一”,而说到道歉,事实上,他们之中似 乎应该极少有可以例外的;二,老太表示谢罪的是两种人,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就认识一位刚就业的年轻工人,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了近十年(不判,只是死 关),到毛死也没放他,罪名是他按当时流传的说法,毛的寿命应该超过林,算算两人的年龄差,林死时毛还没死。于是他得出结论:林怎么“接班”呢?好,“反 革命”!我问:后来林不是死了吗,怎么还关着?他说,又说我还反毛呢。
这是可以载入二十世纪新编《笑林广记》的。可是,他的罪似乎不该由林负责,至少不该主要由林负责。他和千千万万在那个疯狂年代被迫害的人一样,只是制度的牺牲品,荒唐神话的牺牲品。
还有一点感触是:那么多1957的受害者及其亲属请求迫害者认错、赔罪,乃至在经济上赔偿,他们上访上书,经年累月,却统统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而如今却由一个现在还被官方认定是叛党叛国者的后代来“谢罪”,让我颇有一种诡异的感觉,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牢”字的意思
牢,权威的词典上解释说本意是“圈牛羊的地方。”但不是一般的牛羊,而是被选出来作“牺牲”即用作祭祀的牛羊。后来(不知道起源何时,故含糊之)把关人的地方也称之为“牢”,那肯定是人类社会已经走出原始。
但是要注意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这个概念只是区别于禽兽和草木,故有“禽兽不如”、“人非草木,焉能无情”之类古训,一旦人成为社会人了,就具象 成了“主子”、“奴仆”、“妻”、“妾”等等,到了那个社会,人不是牛羊却和牛羊一样可以圈在牢里,到了现代社会,各种名目繁多的条条制订出来,就叫什么 什么“专政”了,随心所欲地任意的把人打成“分子”而剥夺他们的天赋人权(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社会就叫专制集权社会。如今,坐牢和砍 头换成了吃喝玩乐,于是多少人在物欲横流中丢失了“人”的尊严,迷失了“人”的本质,以在权贵资本的大缸里分得一杯羹而洋洋自得,有的甚至感激涕零。他们 放弃过暴虐和独裁了吗?他们真的成了当今之“圣上”了吗?看看至今还在大牢里的“异见人士“,看看戒备森严的网络警察,看看清一色的报纸刊物广播荧屏,岂 不洞若观火了吗?
在“牢”里的做了“牺牲”,“牢”外的熙熙攘攘中,我们拥有的人的权利到底有多少呢,牺牲了的又有多少呢?
两样的“不自由”
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胡风案“骨干分子”贾植芳的故事,这个老人在“旧社会”争民主争自由狱里狱外三进三出,到了“新社会”却因友获罪,在大牢里蹲了十 一年,之后又做了十二年牛鬼蛇神,“从鬼变成人”(老贾语)之后,又因文稿一次次被弄成“节本”(洁本?)而陷入无奈的悲愤,所以起了个题目叫《最是文人 不自由》,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他自然也是有感而发吧。
前不久翻检旧书,看到《读书》上有王蒙忆胡乔木的文章,说这位意识形态的大总管其实也是有他苦衷有他的不自由的。胡自然是大文人,那么,天下文人都是难得 自由吧。不过话得两头说,胡某的不自由同贾某的不自由“不是一样一样的”,用大先生的比喻,恰如煤炭大王与拣煤核的老婆子之不同:一个是为发财发大财而绞 尽脑汁费尽心计,一个是为没有生存权而苦恼而忧心。
也是书里披露的一则故事刚好可以作为佐证:1984年,胡乔木和王若水曾有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争,最终自然是以王的“彻底失败”告终。王对这个 “过程”中胡总管表现出来的专制蛮横有这样一句妙评:说胡“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权力。”他的话道出了我们制度性的弊端:权力==真理,这个谬种是 “人治”的产物,所以,胡某之后有邓某,邓某之后有李某,李某之后还有......多着呢!
表现“第七类”人
偶然翻到一本摄影刊物,许多世界著名摄影家拍摄的照片令人震撼,它们表现的主要是老人、残疾人、弥留时的人,以及死人。乍一看似乎有点不可思义,细细想想,实有深意在焉。被誉为“现代摄影之父”的德国摄影大师Angust sander(1876---1964), 按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将作品分成七大类,其第七类,他名之为The last people ,就是老人残疾人等这些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是最低层的甚至是终结的群体。
这些难得一见的作品,是不是表现了他们另类的思考和对社会决不推委的一种责任呢?是不是更显出了这个社会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呢?而这一切,在我们这里似乎很淡很淡,我们看得太多的是奢华和喧嚣。那是消费的中国,娱乐的中国,矫饰的中国,狂妄的中国,滑稽的中国,而在许多的社会细节上,却依旧是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中国。
专制有好有坏吗?
我们向来反对外国人“对我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可是最近有个外国人的“说三道四”却大受国人欢迎,因为他极富天才地发现民主有两个不同的品种,许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中国实行的是另一种。当然,象我这样的表达肯定没有理论意义,肯定显示不出非凡的智慧,肯定没有人会重视,所以他不是这样表述的,他的说法非常别致非常有创意:他把它们称之为“平行式民主”和“垂直式民主”,说中国如今实行的“垂直式民主”优越于他们的“平行式民主”。各位看官是不是都觉得这位著名学者的新理论真是非常奇妙。
我不懂他葫芦里卖的神仙配方,可我记得比这位专家早许多年,纳粹帝国就有人研究认为,专制其实并不都是坏东西,有“善”的专制独裁,有“恶”的专制独裁,据说,专制而使经济繁荣,专制而使国家强大,就是“善意的独裁”。这么说来,GDP高于一切,它真的可以“一美遮百丑”,掩饰或冲抵政治高压乃至无所不在的法西斯罪孽了吗?
说独裁无一“善”者,是因为他们从根子上就不是以民众的权利为上,他们是党权私权高于一切,这个权贵共同体,为了自身政治的经济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他们必然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百姓的对立面:一句“必须保持绝对一致”便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心底的专断和蛮横,半个世纪里,想想看,在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中,多少人正是在“不保持一致”的罪名下妻离子散,甚至命丧黄泉。
一个幼稚之极的问题是:我的“平行式”那么好,他的“垂直式”不那么好,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会公开地秘密地甚至舍命地想去“平行”,而没有人几个人愿意来享受我们的“垂直”呢?
期待光辉灿烂的文艺作品出世吧
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谬被歌颂为真理之后,社会生活中许多滑稽和奇怪的现象也都视之为常态了,其一便是多少年里,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和担任协会主席的人是从来没 有也无须有作品的。那年某地作协开会,那个人代表“中国作协”来“致贺词”,一走到发言席,先是横向跨出几步,正对那位主要领导,然后向满台官员(四套班 子悉数参加)深深一鞠躬,接着拿出稿子,讲了一套无产阶级文艺理论ABC,“强调指出”文艺必须为什么什么服务之类,接着就是“着重”对作家提出一二三四 几点“希望”和“要求”。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位领导还是懂一点“创作”的,最近读到一位头儿在某地就文艺创作发表“指示”,大意是说,作家要写出无愧于我 们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品,必须深入生活,有和这个辉煌时代相称的思想立场观点理论,代表时代去思考去表现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党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不能 以真实反映生活为借口屈服于某些表象,以至对舆论做出错误的导向,能够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写出光辉灿烂的传世的文艺作品........
其实,这完全是老调重谈:不就是早年臭名昭著的“本质论”的新版本吗?这个理论的制造者和推销者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一,别相信目之所见身之所受的生 活,那不是真实。社会主义高歌猛进,怎么会有饥饿死亡这样的事呢,《犯人.......的故事》太不真实;二,只有用正确世界观去观察生活主导生活,才能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当主流意识形态介入生活渗入生活甚至指导生活时,那自在的原本真实的生活,已经变成造假的生活,成为他们希望表现的那种生活,成为他们主观化的希望和记忆,用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说:老鸡婆变成了鸭。
按领导的要求和希望去表现“生活的本质”和“本质的生活”吧,看看我们文化宣传部门的大小官员以及众多媒体,不都在高八度地呼喊:中国文艺的春天已经降临大地,我们现在的文艺已经进入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