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技术之正业

研究与开发
大约十年前，我参与了一个关于教学技术趋势的Delphi研究。其中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研究对确立教学技术有效性的重要性。当第一轮结果返回的时候，我毫不惊奇地发现，我对这一项的回答迥异与他人。我认为这一项毫不重要，而其他人却认为它非常重要。我对这一问题这样回答并不是说研究不重要，而是说研究所宣称的目标不重要。暗含于这一问题中的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只要能够证明基于技术的教学之有效性，那么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首先，我们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倾注了太多的精力；第二，在任何应用领域中，研究之基本目标是改进技术，而不是检验技术之有效性；第三，在现阶段，对特定教学器械之研究远没有对这些教学器械所从属于的教学系统的研究重要。第一点略而不论，我想重点强调第二点与第三点。
在其初始阶段，如果把一种技术之性能与既有技术之性能进行比较的话，那么，这种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被拒绝接受。若依此论，那么由于早期的铁路机车还跑不过一匹马，就不会建铁路，而汽车可能也决不可能历经嘲弄而留存下来，交通直接用马好了！如果教育研究者们处于古登堡的时代，他们将会马上研究，人们通过印刷材料学习其效果是否能够像通过手写材料学习一样，甚至比通过手写材料学的更好。他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强烈要求弃之不用，从而彻底无视这种活字印刷的重要价值。一种技术之所以能够幸免于被抛弃的命运，是因为有对技术所持之信念、技术性能内在的持续不断的改进以及一个允许新技术能够找到充分发挥其性能的最好途径的外部环境。例如，截至目前，基于技术的教学在远程教育以及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已经开始获得迅速的认同，在那些发展中国家中，高度结构化的低成本的学习系统正在使教学效益不断提高，比如在菲律宾的Project Impact中。研究技术创新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发现种种发明创新之所以能够顽强生存下来的种种原因之所在。
上述更引人注目的一面是，教师们是采取一种他们所喜好的创新还是继续其原来的老路，他们并不需要通过研究来决定。我们会经常面临着这样的诘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无论那种媒体都确实能够有助于教学？”再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设想我们站在教室的门口要进去，教师就会问我们：“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在接下来的50分钟内所做的事情对教学是有效的呢？或者，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呈现材料的方法？”与前面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教师不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因为他们拥有远比研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在教学上所享有的权威。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研究证据的缺乏可以被用于使一个创新陷入僵局，当人们想做那些他们拥有行事权威的事情时，创新毫不重要。
我认为技术需要不断改进以求自身之生存。通常，这种改进是开发而不是研究：如何设计CAI课件，如何开发更有效的教学电视节目，如何开发更可靠的低成本的学习系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开发与提升教学设计的种种技术方法要比宥于诸如对实验条件下媒体“属性”的研究要重要。基础科学研究或以获取结论为取向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可悲的是，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属于应用研究或以寻求决策为取向的研究，而我们教学技术最终能否生存下去正赖于此。然而，我的担心在于，那些不再着迷于媒体研究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转向从事以获取某种结论为导向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一方向，而不是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以获取某种决策为导向的教学系统设计中的开发研究。这是从克拉克的一个研究评述中得到的启发。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忠诚于实验方法与实验室环境的研究者们会发现改变他们惯常的研究方法与环境要比他们从事研究本身更为困难。我更倾向于支持我们这一领域中那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对教学系统中的一些开发性问题进行研究。有些方法与材料尽管其为何会起作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使用起来却依然有效，应用领域不应该因为其基本工作机制没有搞清楚而在使用这些方法与材料上踌躇不前。比如，医学有很多治疗方法与技术尽管没有得到论证，但是却非常有效。同样地，我们的研究人员在探讨复杂的系统问题上不应该犹豫不决，尽管构成系统之个别要素的确切性质并没有搞清楚。
在技术史学会的最近一次年会上，其中一位报告人把这个话题与化学工程相联系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化学工程师不是化学家而是化学生产过程的管理者。他们需要掌握与化学知识一样多甚至更多的物理知识与数学知识。按照定义，与关注因果关系的“纯粹”探究领域相反，任何应用领域都关注方法与目的。这也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个经典区分：理论关注于因果关系，而实践则关注手段与目的。这并不是说在一个应用领域中可以没有理论概念，而是说这种方法－目的关系更为重要。这还意味着，尽管一个应用领域以多种相关学科为支撑，但是这一应用领域也可以独立于对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关注而存在。例如，尽管物理学对机械工程来说是主要的支撑学科，但是从牛顿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转变对机械工程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当我们试图把相关支撑学科（如，学习心理学）的知识一字不差的引入教学技术这一领域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
霍本曾经指出，教育的中心问题不是学习而是对学习的管理，而教－学关系包含于学习管理之中。教学是对学习的管理，而教学管理与工程学相象，是对自身构成复杂组织的各种人、机器与程序方法的统筹安排。大规模的教学问题可能不能从单独的个人能力特质变量或孤立的媒体属性这一角度得到最佳分析，而只能从学生人口统计、组织关系、教学环境社会学、教学递送系统以及其它方面得到最佳分析。我们很多研究人员所采用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并不适合教学管理的现实。例如，精致的算法化的决策表把媒体选择理想化，然而当现实决策基于完全不同于决策表所考虑的因素——诸如，材料的易得性、必要的管理水平、教学呈现所需的种种必要条件、传送系统的性能以及其它因素时，它毫无意义。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费了在了告诉实践人员他们应该做什么上面，而对影响他们决策的那些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关注不够。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具有自然主义意蕴的探究领域。当前对自然主义方法的热衷来自于评价运动——一个以决策为导向，注重情境独特性的探究领域。通过使用自然主义的探究方法，我确信我们将会发现教学管理中被长期忽视一些重要因素，如刚才谈到的负熵。黎敦、泰勒与卡尔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种类型的问题可以引发一些重要的与系统相关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他们所谓的“教学格式塔”，西格尔与库克兰德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特别因其把教师也作为其中变量之一而经得住考验。他们提出的这一概念框架考虑了定量方法与自然主义方法的结合。
我们把学习所习得之结果作为附属变量，对教师享有对教学措施的决定权持认可态度。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习惯性思维已经妨碍了我们对我称之为教学社会学的这一事物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的认识——对教学的管理要比对学习所习得之结果进行比较更为重要。例如，通过电影来进行哈维.怀特物理学课程教学的威斯康星实验业已表明：电影可以像课堂教师一样把课程教好。这一研究的一些重要发现是以一个几乎是非正式方式得以公布出来的，而所公布的这些重要发现应该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教师对使用电影进行教学的课程所持的敌意态度。这个研究的主要结论应该与如何设计一个教学环境有关，而这一教学环境有助于以媒体为中介的课程之使用。但是不幸的是，在学习所习得之结果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使得这一研究失去了意义与价值。这个实验不可或缺的定性方法已经把这些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台。这些方法甚至已经使得对学习所习得之结果产生了不同解释。斯科特报告与阿纳海姆ITV研究使我假定了约翰.亨利效应的存在：导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控制组的教师发挥了最好的水平，而不是发挥了一般的水平。
我们需要谨记的一点是，被设计用来确定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可能并不适合于对方法－目的这类问题的研究。对于以获取某种结论为取向的研究非常合适的一些研究设计与统计方法可能会把种种人为的、不切实际的限制强加于那些以决策为导向（特殊情境）的问题之上。在标准参照情境下，使用那些基于标准测量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已经获得公认，并成为典型例证之一。甚至更为关键的是，以获取某种结论为取向的研究设计非常精致地把种种干预措施所引起的效果孤立起来看待，而以决策为导向的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说明了种种干预措施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工程与商业管理中的运筹规划方法对教学系统中以决策为取向的问题的研究更有亲和力（sympatico——字典里面查不到这个单词，从上下文关系译出）。
在太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研究中我们一直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部分原因以前已经提起过，但是，在高等教育中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技术以及公众对科学事实上的崇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以科学命名的大学系科在高等教育中比比皆是，而以技术命名的系科却凤毛麟角。“科学”一词在大学系科的名称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即使以科学命名很容易产生误导。我的一个朋友他所在的系科被称为“计算机科学”系，他对我的观点非常赞同。在“图书馆科学”系或“信息科学”系这样的称谓中，科学一词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技术”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称谓；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使用“技术”一词来命名一个系科远比使用“科学”更恰当。（另外，现在有什么“政治科学”，我认为政治固然不是科学，也不能称之为“技术”）航天飞机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这是一项巨大的“科学”成就。技术对此的助益要胜于科学。然而，任何与这一空间项目有关的人都被称为科学家，即使是工程师们也是如此！教学技术这一领域已经煞有介事地在其系科名称中使用“技术”一词，但是却鲜有人能够意识到在教学技术领域中一些主要的研究问题所具有的技术性质。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在对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基础科学研究以相当直接的方式为发明创造提供基础。基于这一基本信念，从1945年到1966年几十年间，国防部向科学研究投入了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约25％的资金投向了非直接指向发明创造的基础科学研究。对研究与发明创造之间因果关系不断增长的怀疑致使国防部上马了一个称之为后见之明的项目（Project Hindsight），这一长达八年的研究试图澄清对武器系统开发甚至美国国防之中枢具有关键贡献的因素是什么。由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组成的13个小组对大约700个武器开发项目逐一进行了考察。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在这些项目中，其中91％的贡献是由技术研究做出的，而只有9％的贡献可以归入科学研究。而在科学研究中，只有两个开发项目，或1％的项目里面的十分之三，归功于非直接指向开发的基础科学之研究。这对科学团体所造成的强烈震动自不待言。为了矫正Project Hindsight 的研究结论，一个名为TRACES的后继研究引用了五个最近的他们认为以科学研究为支撑的创新成果。正如雷顿所指出的那样，“从而，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否对技术构成了影响，而在于我们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一问题缺乏认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我们教学技术这一领域中，对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是必要和有益的。为了为这一思考提供一个背景，我推荐雷顿所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作为知识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