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镇淮: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季镇淮: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卓越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关于前者，当别有论述。这里只略述他在文学上的业绩。
　　张衡（７８－１３９）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曾祖父很有家产，早死。祖父张堪字君游（《后汉书》三十一本传），他把曾祖遗留下来的余财数百万分给侄儿们，自己年十六到京师洛阳求学受业。在太学里认识了一个同县同学朱晖（《后汉书》四十三本传），二人友好齐名。张堪把朱晖当成知己好友，曾拍着朱晖的肩膊，表示要以妻子相托。当时朱晖以为张堪先有名，一时未敢答应。后来二人也未再见过面。张堪在家乡时，早跟刘秀相识，并为刘秀所称赞。刘秀为帝后，召来张堪做郎中，三迁为谒者。建武十八年（４２）春他领骑七千匹，跟大司马吴汉去蜀伐公孙述，在道上被命为蜀郡太守。在与公孙述对阵中，张堪建议不宜退师，认为公孙述必败。后述果败战死。张堪先入成都，检阅库藏珍宝，列条上报，丝毫无所取，为蜀人所敬服。在蜀郡二年，朝廷上调为骑都尉，领骠骑将军杜茂营，击匈奴有功，遂调为渔阳太守。张堪到任后，打击奸猾，地方安定，吏民乐为他所用。匈奴以万骑入渔阳，张堪率数千骑击破之。于是郡界安静，张堪乃于狐奴地方开稻田八千余顷，鼓励人民耕种致富。百姓歌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堪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渔阳太守八年，人民殷富，匈奴不敢来犯。后张堪在蜀时的战绩和清廉无所取的情况为光武所知，光武赞赏很久，要征调他重用，不幸张堪因病逝世。张堪死后，家中贫困，朱晖亲到张家探视并给以丰厚的物质救济。朱家子弟不知原委，朱晖才说出与张堪在洛阳相识而被张堪视为知己的往事。
　　张衡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儿童时他也读书学文。幼年，即善于为文。到十六、七岁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而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自然的美景，触发他动笔为文的兴趣，做了一篇《温泉赋》。这是张衡的少作之一，是一篇短小的骚体赋。这篇小赋，形式具备，文辞清新，寓自然之理于风光景色之中，表现了少年张衡好为深邃之思的文章特色。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过七十家居修养，未知还在世否？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都己经去世了。班固、崔骃于和帝永元四年（９２）同年逝世了，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这时京师的老学者侍中贾逵还健在，他不仅资格老，而且能使古文经传与图谶联系，历来为统治者所欣赏。和帝永元六年（９４）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参观太学的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张衡兴趣广，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等。他没有和崔瑗一起做贾逵的门生，为什么，我们不清楚，可能因为贾逵讲图谶，他不能忍受统治者这种愚民自欺的蒙昧学说。
　　张衡在年轻时期志趣大半还在文学，如诗歌、辞赋、散文。因为名气渐大，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中；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侍候达官贵人。实际这时官场已为外戚宦官所把持，还为官僚系统、学术流派所左右。世路险阻，仕途难进。一个没有钱财与实际权力的人，官是做不成的。张衡家中与京师洛阳均无可以仰仗入仕的力量，他自己虽未表现高傲于人，但不愿与“俗人”交游的性格，又使他很难希望找到官做。这样张衡在洛阳几年所得到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正文只存四句：
　　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
　　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斯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全后汉文》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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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镇淮: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以七事启发“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作者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自居于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仿无子曰：
　　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八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仿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全后汉文》五十五）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仿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像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京师洛阳是不能久居的。不知什么原因，张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南阳去，做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此事不见于《后汉书》本传。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全后汉文》五十五）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今从孙文青《张衡年谱》之说，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１００）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这时候，张衡最好的朋友崔瑗大概已离开京师了。他从家乡出来游学已六、七年，又有机会回到家乡，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工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英斯夜乐，没齿焉可忘。（逯钦立《汉诗》六）
这是一首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代，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太守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之已久——大约说来足有十年的《二京赋》。这两篇与前辈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历史比赛。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这一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激化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得深刻多了，以人民的怨仇为准，看王朝的危亡问题，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王朝的危亡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杨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壍，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关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子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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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镇淮: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这一段的讽谏之辞，决不是纵横家那样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能否承受的观点以阐明统治者不知不觉的奢侈所带来的严重的以至于亡国的后果。
　　张衡在南阳还写了一篇《南都赋》，这当是对光武皇帝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家乡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绘和赞美。就大赋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但其结构则比较简单，弘富亦逊于前者。
　　德鲍为南阳太守，在职九年。调为大司农，病卒。张衡为鲍德属官有知己之感，鲍调离南阳后，张衡有没有跟着也走呢？没有。这时朝廷上是邓太后临朝，邓氏兄弟秉权。邓氏以窦宪下场为戒，不敢仗势凌人，谦虚谨慎，小心警戒。而且招举士人，装饰门面。和帝永初二年（１０８）十一月，邓骘为大将军，他即“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后汉书》十六（邓骘传》）。张衡早已知名，邓骘也请他到朝廷上来或参加他的幕府，张衡不为所动，邓骘一次一次请地不来。但张衡也并非绝对傲视邓骘，他有书信和邓骘保持联系。
　　安帝早知张衡“善术学”，就于永初五年（１１１）以公车特请他到朝廷上来，给以亲近的郎中职位。前一年朝廷上刚成立一个校订典籍的组织，“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五《安帝纪》）。东观是洛阳南宫的一个宫殿，用为皇家的藏书处，学者们称之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当时有名的学者如马融、窦章等都在这里，为校书郎。张衡没有在东观校书，和马、窦在朝廷上相识为朋友。他由郎中迁为尚书郎，再迁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１１５）又迁为太史令，这年他三十八岁。这个职官主管天文、历法等等，对他是合适的，这方面早有修养，新任职守又给他进一步钻研的可能性，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他就不断地有所贡献了。张衡第一次为太史令共六年，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１２６）再为太史令又七年，前后十三年的专业职守，使他的科学事业日益巨大而显著。顺帝阳嘉元年（１３２）即复为太史令的最后一年，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即地震仪。这是世界上地震仪的鼻祖。此事载之《后汉书·安帝纪》，可见统治者及当时科学文化界的轰动。
　　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张衡，并不是不重视朝廷的政治。顺帝初立，人材群集，一辈人物过去了，又成长起来一辈人物，如张皓、王龚、庞参、李郃、李固、黄琼。张衡列于这些“时髦”之中，是毫无愧色的。黄琼自为尚书令在位十多年，上疏言事，颇致力于腐朽内政的改革。张衡在这种复萌朝气的形势下，亦不断自陈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张，如愤图谶之虚妄，表达对宦官集团专权的厌恶和告戒等。张衡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几篇奏章，虽都言之成理，一律是无效的。这样，他对政事就愈来愈没有兴趣了。
　　顺帝即位后，张衡再转为太史令。他长久官升不上去，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于是他仍用与客谈话的形式，作《应间》，表达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绪。最后说：
　　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日韫椟以待价，踵颜子以行止。曾不慊夫晋、楚，敢告诫于知己。
他以钻研书史隐于朝廷暂时自安，又以孔门大贤颜子作榜样，不怕穷困，怀抱宝器，待价而沽。态度还是积极的。然而这恐怕只是空想，现实黑暗势力的冲击他是无法避免的。
　　阳嘉元年张衡发明地震仪后，举世为之震惊而服其“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全后汉文》四十五）。次年即迁为侍中。他接近皇帝，进言的机会多了。顺帝亦常问他天下万民所最痛恨的一切。而宦官们则甚恐惧，都怕张衡告他们的状，揭发他们的丑恶，共同以凶恶的目光威胁他。他们始终不放心张衡在顺帝身边，共同诬陷，一意要驱逐他离去。本来张衡就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为人的吉凶祸福，幽微深藏于无形之中，说不定那一天要得祸，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赋》。这是一首骚体赋，学屈原《离骚》，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则云游上下四方，以至于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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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镇淮: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据开阳而俯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俳回。虽遨游以偷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闾阖兮降天涂，乘飚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旟。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眃兮反常闾。
从天上又回人间。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驱除幻想，一切还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何必区游自求劳苦。这是儒道思想的诗化，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自得其乐。而另一篇《髑髅赋》则是道家思想的游戏之作，是直接和庄周学派开玩笑的。庄子本以髑髅为寓言以明其齐生死的说法。张衡《髑髅赋》则使庄子出场道白，进一步以寓言为戏剧，艺术性更强了。他似乎以为解决了思想上的生死问题，人生的荣辱进退也就随之解决而不足道了。实际现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从幻梦中出来，无法回避他的现实追求和愁苦，而《四愁诗》就不得不继之而作了。
　　张衡于顺帝永和元年（１３６）被调为河间（河北献县）相。在这里，他努力作一些切实的事，如打击豪强，整齐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肃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条规地得到治理。但张衡心中始终去不掉愁思，安静不下来，不得不寄情于诗作。
　　

四愁诗并序（略）


　　一思日：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依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纤。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芬芬，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从骚体赋变化来的诗篇，而有歌谣色彩。全诗四章，章七句。所思东南西北四地为理想所在，美人则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们是古代圣王封禅、巡狩的地方，属于立德事业；其次是雁门、汉阳二地，它们是西北边疆要地，属于立功事业。由此可见他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为现实困难所阻挠而莫能如愿，与美人赠答之事都是幻梦，只有愁思怅望，涕泪沾襟。
　　汉王朝对待上人，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希望他们出来为朝廷尽忠，一方面也鼓励他们中有些人隐居田园，不一定个个人都出来作官，这是矛盾的统一。因为官僚系统不能过大，容纳不了多少人都能弃耕食禄。士人因辛苦一世，奔走仕途，始终不得行其志，公卿的位置上不去，或者上去了又怕得祸，以知足为乐，而不肯以官终身，以归田园居有安身立命之乐。张衡为人正直，博学多能，始终为下级官吏，虽有许多贡献，不能行其志，愁苦不得解决，遂有“怀土”之思，作归居田园以善终其身的打算，因作《归田赋》以见志，表明他以老庄思想和儒家经典为精神支柱，以田园游乐为生活指趣，抛弃人世间的荣辱，而放荡于复杂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这只能是最后的一个幻想。在河间三年，张衡上书求退，顺帝征为尚书。他没有归田。永和四年（１３９）卒，年六十四。
　　张衡的文学创作是他在仕途生活中曲折的思想情绪真实的反映。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如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贼、抒情小赋，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后者更是对后世有影响的创新和开拓。他诗作不多，但对五言诗的成长有贡献。散文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是空谷足音，在这一点上他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