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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论语》導言

《论语》学习 2010-08-17 09:10:44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論語》是這樣一部書，它記載着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着孔子的若干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辯命論》注引《傅子》也說：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裹，我們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别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敍也，敍己所欲說也。”那麽，“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敍述自己的話”。說到這裏，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説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敍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論語”這樣命名有什麽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强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爲主，其中不少牽强傅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爲“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如是主張，更是後出的主觀的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①。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①吴騫《經說》因《坊記》有“論語”之稱，便認它是漢人所記，固屬武斷；而沈約却說《坊記》是子思所作，也欠缺有力論證。

《論語》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麽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麽關連。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却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却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衞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麽，《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麽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僞《孔子家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爲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裏不稱姓氏只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爲之宰”的原思。這裏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裏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像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裏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啓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餘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爲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麽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麽，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爲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爲“子”，背面才稱“夫子”，别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别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在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夫子”，都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録》據此來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麽，這最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爲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着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諡號①。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而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麽，這一事的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着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答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爲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敍的人物和事蹟，再没有比這更晚的，那麽，《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②。

①諡法在什麽時候才興起的，古今說法不同。歷代學者相信《逸周書·諡法解》的說法，說起於周初。自王國维發表了〈遹敦跋〉（《觀堂集林》卷十八）以後，這一說法才告動摇。王氏的结論說：“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諡也。”又說：“則諡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乎？”這一說法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則說“當在春秋中葉以後”（《金文叢考·諡法之起源》，又《兩周金文辭大系·初序》），這結論則尚待研究。至於疑心“諡法之興當在戰國時代”（〈諡法之起源〉），甚至說“起於戰國中葉以後”（《文學遺產》一一七期〈讀了關於《周頌·噫嘻篇》的解釋）〉，那未免更使人懷疑了。郭先生的後一種結論，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堅強的論證，而且太與古代的文獻材料相矛盾。即從《論語》看（如“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從《左傳》看（如文公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後議諡的記载），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僞”四字輕輕了之。因而我對舊說仍作適當保留。唐人陸淳說：“《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人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似亦可属余說之佐証。

②日本學者山下寅次有《論語編纂年代考》（附於其所著《史記編述年代考》内）。謂《論語》編纂年代爲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間。雖然其論證與我不同。但結論却基本一致。

《論語》傳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也没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爲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爲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爲根據，“採獲所安”，號爲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爲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爲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是用的張侯論。《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没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爲《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僞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僞》認爲就是何晏自己的僞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僞》則認爲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以張侯論爲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略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侯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裏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够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爲“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爲己解嘲地(也)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爲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内，頂多只是說摻雜着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爲最可信赖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我很同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的主張，我們應該相信《論語》來補充《左傳》，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于崔述用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爲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僞、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才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僞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啓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注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注爲較多，因爲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只存於《論語集解》中。現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昀（1724—1805）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舊《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没有明確記載，此由《册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録》和吴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我曾經說過，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爲看了《論語譯注》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其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幟，便於查考。

（2）《論語集註》——宋朱熹（1130—1200）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爲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註。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論語正義》——清代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陳奂（1786—1863）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一1820）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参考價值仍然不小。

（4）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書在例言中已有論述，不再重複。

（5）楊樹達（1885—1956）《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