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六十年（3）

变迁的六十年（三）/关尔
二、第二个十年
1.第一次种地
副食供应紧张是从59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夏季的蔬菜很便宜而且丰富， 2分钱一簸箕西红柿，足有四、五斤。可能是因为京津地区连降暴雨的原因，59年放暑假时，街道给每户发了菜卡，每人每天四两菜，每天早上由那个叫“天昌副食店”的售货员推着车到东草场胡同卖菜，居民们提前到那儿排队等候，售货员拿着一支红铅笔，买完菜的就把菜卡上相应那天的号数划掉。
北京人感到粮食恐慌、工业产品缺乏及质量下降大概是在1960年，那时的北京晚报是一份平民化报纸，每天四版2分钱一份，极受北京市民欢迎。六十年代第一年，突然有一天报纸变黑了，纸里还镶嵌着些细小的草梗或麦秸，而且缺乏韧性很容易折破。学生用的铅笔和书本质量也有所下降，饭店里卖的包子、馒头也显得黑了些…。
我们胡同1958年在一窝蜂的高潮中成立的街道食堂也解散了，那食堂是建在我们班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家里，我去过一次，屋里有几张桌子，中午吃花卷炒菜，有不少街道上的大人、孩子围着桌子在吃饭，看样子办得还不错。
糖果、点心、副食也按定量发票配给，大约每人每月二两糖果，半斤点心，但一些商店有卖高价糖果、点心的，大约比要票的糖、点贵5－8倍（当时要点心票的桃酥0.66元一斤，一斤收6两粮票，不要点心票的高价桃酥其色泽比要票的鲜艳一些，约3块多一斤，也收6两粮票，至于那些奶油蛋糕、点心就更贵了）。当时流传：“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的民谣。大概是说一般人吃不饱，吃下的食物很快就被消化完了，没有多余的东西可去茅房排泄。
这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以前媒体常喊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已听不到了。3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批语道：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马钢宪法”即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管理法，是厂长依据法律和制度实行“一长制”管理，1960年以前中国钢铁企业都是照搬“马钢宪法”管理的，这也算是与苏联接轨吧。“鞍钢宪法”则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恶化加剧，7月16日苏联政府终止专家合同和补充书及科技合作项目600个。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终止派遣专家900余人，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并索要到期债务，当然，这些包括从抗美援朝以来签订的共计约58亿元人民币贷款及利息的偿还期，是早有合同协议规定的，不存在像某些文章所说“苏修逼债”，这是个履行合同遵守诚信的问题，但这时还债对已处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那时用来还债的出口贸易是以农副产品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国内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这年的春天，院里的几家都开始养鸡，种菜。当时私人卖鸡蛋已是五毛钱一个，比要本限量供应的蛋贵9倍，可要本的鸡蛋每人每月才半斤，那时的鸡蛋小，倒都是柴鸡蛋，一斤大约9－10个，大概0.6元一斤，不过都是储存蛋，副食店有一个照鸡蛋的箱子，箱子里有个灯泡，把鸡蛋放在箱子上，打开电灯照一下，透亮的蛋是好的，发黑的蛋是坏的，相信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有此经历。
那时每年的三、四月间，常有人挑着两个装满小鸡的鸡笼走街串巷卖小鸡，边走边吆喝：“小鸡——我卖”。孩子们常围着鸡笼看小鸡，那些毛绒绒的小家伙“唧唧唧”地叫着真好玩，居民们多爱养来亨鸡，这种鸡产蛋量高，大约养三、四个月鸡就开始下蛋，如果养得好每个月一只鸡能下22－23个蛋，与现在双休日的工作日差不多。
院南面棵槐树，春夏季常生一种叫“吊丝棍”的绿色小虫，从树上吐着长丝慢慢地落下，自从养了鸡，一到虫子生长季节，鸡们都围在树下伸着脖子等着吊丝棍往下落，还没等吊丝棍落地几只鸡就跳起来把吊丝棍抢吃掉。现在是喷药除虫，喷完药树下一片夹杂着药味的绿色吊丝棍死尸，看起来即脏又污染。可那时鸡吃完虫，鸡长肥了，下蛋多了更没有污染，属于生物灭虫，鸡粪还可以当肥料。只是自然灾害过后，城里禁养鸡鸭，导致虫害常在“国际化大都市”泛滥。
由于粮食不够吃，父亲大概是想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周日领着我们在院里挖了一块约二十平米的三角形草地种上了些玉米、土豆、豆角和番茄等菜蔬，玉米正好成了豆角的细藤爬高的地方。学校还动员大家种向日葵和蓖麻，中国少年报也介绍蓖麻油的多种用途，粮店还公布收购蓖麻的奖励方法，一斤蓖麻仔奖励二两食用油油票，一时间我们院成农场了，向日葵、蓖麻和粮、菜作物种满了半个院子。梅家女孩在她家门前种了棵玉米，她对那棵玉米呵护备至，常松土施肥，那玉米长得足有两米多高，结了三个大棒子，等到秋天，满心欢喜地把棒子掰下来剥开层层外皮一看，一颗玉米粒都没有，空芯棒子上只有一缕缕的玉米须，大伙儿都傻了眼，赶紧又掰了几颗我们家地里种的棒子，我们家的玉米围着地边种成一排，有十几棵，这棒子看着比她的棒子好点，棒子芯上有几十颗稀稀落落的玉米豆，第一年算是白下苦了。劲没少费，肥没少施，天天浇水，除草松土几天一次，玉米看样子个头不小，可因为没遵循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维护，当然也没有收获到果实，这种玉米的经历有点像“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就叫它“跃进棒子”吧。后来我们经过讨教，汲取了教训，虽然第二年自然灾害还在肆虐，但我们的玉米却获得丰收。
现在一些媒体说是计划经济导致人们吃不饱，实际上，如果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不按计划供应老百姓吃、穿、用，而是采取经济杠杆调节物价，也许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其代价是：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没准连那些常坐直播间，只会信口开河的“吃男商女”主持人之考妣也在其中。即使在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国家中，当物资缺乏时，按计划供应也不愧为解决暂时困境的一剂良药，英、美、德、日等国在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战争对持阶段经济封锁时，政府对本国民众都有按计划配给物资的先例。其实在58－60年，中国还处在国外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封锁及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时，中国的经济建设恰恰实行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被高层称做“政治任务”的“臆幻经济”。正是这种“臆幻”的经济模式把老百姓拖向深渊，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模式又被那些“主流派”文痞们改头换面后世袭下来了，为“呼赞”他们的“臆幻”谬论，误导后人，而有意把真情隐去。
2.领略了饥饿
1960年秋季我升入四年级，课程又增加了自然和大字课。班里添了几个大个新同学，是蹲班下来的。班主任换了个约五十岁的李老师，李老师烫发，中等身材略瘦，好像有颗银制门牙，眼小但讲课时好像后脑勺都长着眼睛，没人敢在她的课堂上调皮捣蛋，她常以幽默方式挖苦学生。她除了教学有经验外，还有一手其他老师都不具备的“绝活”——掷粉笔头极准，她讲课时见哪个学生睡觉或精神不集中，她不动声色地还继续讲课，手里却偷偷撅下一个粉笔头，冷不丁地扔向那个学生的脑门，十米内百发百中，从未失过手。不过她教孩子认比较难写和易错的字时还是很有办法，如：“隔”字右半部较难写，她就把它拆成“一口”加上注音字母“ㄇ、ㄨ、ㄒ”连起来念：“一口摸乌西”这样学生一下就记住了。
60年下半年粮食紧张程度加剧了，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60年受灾面积达9亿多亩，成灾面积（基本颗粒无收）达3亿亩，春荒人口近1.3亿，就是说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农民61年的春天几乎没有粮食吃。另外高征购更是使农民雪上加霜，因为虚报浮夸如59年河南信阳路宪文上报72亿斤，实际20多亿斤。既然报得高征粮任务也高，征不上来就诬蔑农民私藏粮食。59年广东的赵紫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这样全国一些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开展了“反瞒产运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掘地三尺搜粮，不但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就连来年的种子粮也被强行征走，甚至对无粮可交的农民动刑，上压下挤人为地造成了灾害对农村的扩大面。这也就是后来被湖南农民总结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最值得称赞的是，老百姓比高层更先一步看到了“天灾与人祸”的内在联系：跃进志难酬，摸石亦荒唐。天灾犹可畏，人祸更难防！
北京城里出现了少量的讨饭人，我在学校附近的南小街24路汽车站对面的一个饭馆门口看见一个老年妇女坐在行李上向过路人乞讨，东单菜市场门口还有用商品和自制玩具换粮票的农民打扮的小贩。我们班有个姓孙的同学，他父亲是煤厂的工人，粮食定量每月约60斤，但是家里粮食还是不够吃。孙姓同学比我们大一、两岁，身体较壮，常向几个弱小的同学要吃的，有一个姓何的同学，把家里的鸡食捏成团子拿给他吃，团子是棒子面与剁碎的白菜帮和成的，孙同学大概是饿急了，不分生熟狼吞虎咽吃得一点不剩。何同学后来偷偷地把这事得意的告诉别人：他不是欺负我吗！我每天上学时从我们家的鸡食盆里抓几把鸡食，团把团把给他捎上，没想到他还真吃…。有一次孙同学带我们去使馆区玩，大使馆前门都有警察守卫，他带我们来到一个使馆的后门，后门没人管，只有几个欧洲孩子在院里玩，见我们进去还友好地与我们打招呼，有个孩子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后门口有几个垃圾箱，乘我们跟欧洲孩子玩时孙同学探身翻起了垃圾箱，过了一会儿就见他手里拿着几片白面包招呼我们走，他一边走一边吃着面包，一个同学问他面包哪儿来的？他说垃圾箱里捡的。说着还让我们吃，有个同学吃了一口，马上闭眼皱眉“呸”的一口吐了出来说：酸的。孙说：外国面包都这味，没事。看样子他经常到使馆捡面包。
顶银胡同的东头是贡院西街，贡院西街南口有个商店，商店经常卖散装桔子酱不要票证，0.7元一斤，只是排队的人较多，每人每次只卖一斤。因为红糖、白糖都凭票供应，所以大家见到带甜味的果酱也都抢着买，甚至全家出动排队买果酱。
那时特别羡慕饭馆里的工人，尤其是炸油饼的，那刚出锅的油饼焦脆酥黄，看着就忍不住肚里咽口水，就是炸油饼的油烟子味也是百闻不腻，看着那些饭馆的叔叔们被油烟子熏得油光发亮的面孔，心里总想：他们天天能闻这么香的油烟味，多幸福啊！那时甭说油烟子味，就是汽车开过去，一些孩子还跑到路中间追着汽车屁股闻汽油味。当时饭馆卖油饼不但收粮票还要收油票，油饼六分钱一个，每个收一两粮票，三个油饼收一两油票，所以买油饼一次最少要买三个。那时油饼的个比现在的大近一倍，有一次家里买了三个，记得我们就着窝头吃了好几顿。
这年学校对面的博物馆工程也下马了，工地上立着几个二、三层楼的水泥框架，工地也改成48路和11路公交车总站了，那时因为燃油短缺，有不少公共汽车开始烧燃气，48路和11路也是其中之一，燃气灌在车顶的气袋里，一袋子气大约够汽车跑两、三个来回。那时的自来水网也不够普及，在此公交站对面有个水站，用独轮水车给无自来水的住户往家送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并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据说毛泽东此时对部下和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感到恼怒，他甚至派他的警卫员在探亲时为他收集真实情况。会议还通过了李富春和周恩来提出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重新组建的中央财经小组调节了农、轻、重的比重，许多工业项目下马，1961年约25000个国家工企事业单位关闭，大约2000万在大跃进中因搞盲目“城市化”而进城的工人和干部及他们的家属被重新下放回到农村，以减缓城市的盲目扩张和征购粮食的压力。那时为了城镇的粮食供应，政府在统购统销的政策指导下低价征购农民的粮食，农民没粮吃则要花费购粮价4－10倍的价钱到集市上去买粮，这种双轨经济模式使遭灾减产后的农民不堪重负。
经过李先念的等人的努力中央终于在60年底同意批准进口400万吨粮食，61年2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粮食终于运抵天津港，到6月底进口了200万吨粮食。对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这年4月在北京举办了26届世乒赛，这也是中国49年以来第一次面向世界开放了一条门缝，尽管多是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但必竟许多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这12年来对中国的消息太闭塞了，许多人印象中的中国人还是清朝男人梳辫子的形象。那时中国人看外国人也很希罕，大街上步行的亚洲以外的男女常被中国人围观，直到七十年代初我在汉口最热闹的大街江汉路上还见过这种情况。
中国对这次比赛也极为重视，专门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场旁边新建了一个可容纳12000人同时看比赛的工人体育馆。中国取得了男单、女单和男团三项冠军，这一赛事使乒乓球运动在中国群众中普及开来，学校尤其如此。那时大多学校没有正规的乒乓球案子，学校把领操台用白粉划成三等份供学生们打球，只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就抡着球拍跑向操场往领操台上一趴，算是占地，晚到一步的学生就在旁边站队等输球的下台，然后在中间放几块砖头充当网子，六个球，谁输谁下。那时许多孩子把门板、床板都抬出来支起当作乒乓球台练习打球，后来学校用砖头砌了几个水泥面的乒乓球台供学生课余时间打球，有些机关和大、中学校也是用水泥球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并用这些简陋的设施培养出一些乒乓球国手。
记得是赛后的一天，上自习课时，李老师跷着二郎腿坐在讲台旁和我们唠嗑。她说：昨天上午参加26届乒乓球锦标赛的运动员都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参观，百货大楼所有的东西都不要票了，点心、腊肉、香肠、糖、布随便买，连高级点心也都降价卖。一个姓刘的女同学接下茬说：我们院有个街坊赶上了，买回好几斤点心，他说买点心也不要粮票，就是钱带少了，要不还可以多买。李老师用十分羡慕的口吻说：诶呀呀！你们街坊算是赶着了，我怎么就赶不上这机会，要是赶上了，别的不买，就买他几斤点心，几斤腊肉也好啊…。
3.票证的起始
1961年春天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城市里也出现不少浮肿的病人，他们到医院看病，医生不用开药，只开一味处方¬¬——黄豆¬，证明此人患浮肿，凭此“处方”病人可到粮店买大约0.5－1斤黄豆，也别说还真是“豆到病除”。那时的医生都还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是现在这点病，不给你现场打上几瓶价格不菲的吊针再给你开上几百上千元的药回家，那就不叫与时俱进，伪市场化的医生。
这年我学会爬树了，院里东墙根有棵老榆树，到春天刚长出细嫩的绿叶，我就瞒着家长拿着个口袋悄悄地爬上树，一次能撸半口袋榆钱叶，拿回家骗家长说是同学给的，这榆钱叶既能当菜又能和在棒子面里蒸窝头充粮。我们院对过的贡院头条一个住户院里有棵不知是槐树还是什么树，开花时很香，那花吃到嘴里有些甜味，我们一群孩子就爬上人家的墙头屋顶，每人脖子上挂个布口袋，骑在墙头上，站在屋顶上掐花，不会爬树、上墙的孩子就在墙根下用竹竿乱打，连摘花带折枝给祸害一番，只因为那花熬粥很好吃。
我是三年级开始学游泳的，最初是父亲带我们到工人体育场的游泳池游泳，那时北京城里有工体、陶然亭、什刹海等正规游泳池对市民开放，工体、陶然亭游泳池设施较好，价格全市统一，一场两小时一毛钱，免费存衣。到游泳池游泳需要购买游泳证（0.05元）贴上本人相片并到医院检查身体（0.15元），由医院在照片骑缝处加盖医院公章。四年级暑假我常和院里的几个孩子结伴去工体游泳，回来的路上经过日坛公园，日坛公园外路边有两条排水沟，沟里长满了杂草，我们每次都在沟边杂草中寻找一种叫“马齿苋”的野菜，那种野菜炒、煮、凉拌味道都不错。后来家里买了两只小白兔，我们还顺手搂些青草回家喂兔子。
那时北京市为了转移市民对食品短缺的注意力和加快“货币回笼”，大力提倡人们在业余时间看戏、看电影，央属、市属机关也常在周末组织舞会，丰富公职人员的文化生活。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公园夏秋周末也常放映露天电影，则是供大多市民消遣的。届时“谢瑶环”“四郎探母”“李慧娘”“游龙戏凤”等传统戏剧也在全国城乡公演，给人们一个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感觉。当时的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为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撰文《有鬼无害论》，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虽然共和国在国民经济方面工农业遭受挫折，但文娱方面却达到空前繁荣。
58年大跃进时一窝蜂办起的许多大学由于经费等问题这时也基本解散，但唯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于办校方针适宜国情（学生在校期间免交学费、食宿费并发少量津贴费，办学经费完全靠学生半工收获所得）则生存下来，而且在建校三周年的1961年7月30日得到毛泽东的贺信。毛泽东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读…。
尽管毛泽东在晚年作出了些令常人难解的决策，但他对底层老百姓的疾苦还是很关心的，他在1958年3月与王东兴的一次谈话中，当他听到办农林技术学校时，很感兴趣地说：“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也许正是江西共大的教学模式使毛泽东在几年后产生并作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及组织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的想法和决策。
在粮食困难时期各个单位也是大显神通为职工谋些福利，记得那时铁道部在内蒙打黄羊分给职工，数量虽不多，但也是当时少见的肉。从1961年开始北京市给十三级以上干部和有一定职称的知识分子发特供本，凭此本在东单东北角的一个商店里每个月可买到一定数量的肉、蛋、油等，十四级到十七级的干部就差些了，只供应糖、豆等，大多市民只好望权兴叹，新中国的等级特权的普及化也许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那时由于外汇短缺，北京在东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西面开了一个外汇商店，在外汇商店可买到当时国内市场上见不到的紧俏商品。1961年我在巴西的姨妈给我外婆寄来大概是一百美元，我父亲曾带我到那个外汇商场去买东西，商场不让小孩进，我只好在门口给我父亲看自行车。
1961年下半年北京向山西太原学习，开始发行工业劵，从此，除凭票、证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原则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大概是每10到20元工资发一张券。购买范围从缝纫机、自行车到毛巾、毛线、鞋帽、锅碗瓢盆、烟酒茶等日用品都要收取不同数量的工业劵。这时商店的货架开始丰富起来，但是，不是要票就是要劵，大多老百姓掏得起钱，但掏不起劵。由于正当渠道不畅，北京的“黑市”暗中兴起，萝卜干等卖出了肉价，文革初期，一个第一机床厂的工人对我说：他的一辆150元买的，骑了四年的旧自行车在1961年卖了300元。
虽然当时中国工业技术和设备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在1961年12月，由沈鸿任总设计师、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及上海江南造船厂的机械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四年的不懈的努力，成功地造出国内第一台12000吨三梁四柱结构水压机，三座横梁是采用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焊接工艺电渣焊整体焊接的，试机时试验压力达16000吨。当时虽然万吨水压机已发明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万吨以上水压机的不过仅有欧美、捷克、苏联等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万吨水压机的研制成功为中国以后的船舶、车辆、航空、内燃机、宇航业及重型机械工业的制造奠定了基础，怕是比三十年后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要大的多。当年中国是研制自己需要的产品，并使之接近国际水平，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只是加工、组装技术含量较低，污染程度较重，供欧美等国日常消耗的廉价产品，所得的外汇大多也返存美国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
4.人算与天算
1961年下半年我升入五年级，课程又增加一门珠算课。班主任换了个叫孙敬如的女老师，孙老师三十多岁，属女强人类型，人很厉害，对淘气的学生除常派班里的同学向家长告状外，再就是把该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向家长数落一通该学生的“罪状”，其结果就是该学生回家后免不了挨一顿暴揍。后来孙老师的儿子从外校转到我们班，她儿子比较老实，一些受过请家长待遇的学生就柿子捡软的捏，常暗中欺负孙老师的儿子，以此来发泄报复。
我们的教室也从最后一排升级到第三层跨院的大教室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教室应属明代建筑，前廊后檐，条石垫底颇为壮观，呈“凹”字型，有三、四层台阶，两边是教室，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外型颇像明清王爷府的大殿，屋内锃亮的青方砖铺地，六柱支八梁歇山斗拱挑檐，只可惜九十年代后被地产商毁于一旦。
1961年是国内大面积遭受自然灾害的第三年，如果说前几年是人祸占主要成分，那这一年恐怕的确是天灾占主要成分了。受灾农田面积近似于1960年，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成灾面积（基本上颗粒无收）达4.27亿亩，高于60年1.4倍。由于一些地方连续三年遭灾造成1962年春季断粮人口达2.18亿，高于60年近1.7倍，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三年的受灾地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大多发生在黄、淮流域及长江流域和东北广大地区，据报道，9月的暴雨造成聊城、沧州有3500多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9％。但全国在这三年因灾害死亡，尤其是因缺少食品而死亡的总人数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数字公开，不知是未解密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完整资料，如果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完整数字而造成历史的空白那真是太可悲了！一些人总是说：我们的历史要由后代来写。估计他们的意思是等他们死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别让他们活着看到他们干的坏事公布于众就行，可后代在没有具体数字的情况下，那三年的历史靠他们胡撰还是戏说？
据说当年的春节某省农村一户农民贴出了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这副隐字联意寓：缺一（衣）少十（食）没东西。
据传这副对子来源清代，一年春节前夕，郑板桥去郊外办事，路过一家门前，看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二四七三”。郑板桥读后，马上掉头回到自家中拿来些粮食、衣服、药品和一块肉，匆匆来到那户人家。见这家人果然家徒四壁、缺吃少穿，爱子躺在炕上奄奄一息，娇妻欲要离家出走，一家人难渡年关。板桥送来的衣、食正好救了这家人之急，一家老小十分感激郑板桥。可某省的那位农民却无此造化，据说非但没人送衣食，倒是被上纲上线抓了起来，还扣上了顶坏分子的帽子。
1962年1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七千人大会”。开这个会的建议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的：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后来毛泽东认为：…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当然一些人对刘少奇的话是不满的，如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刘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知道毛泽东以前是否在这种场合公开认过错，但到1976年为止资料所公开的，他这是最后一次。错是有人负责，但由各级好大喜功的干部们吹牛浮夸而强行高征购造成饿死人事件的死者家属们的赔付问题是否有人承担就不得而知了。
林彪在会议后期也作了既兴发言，他说：第一旗帜鲜明地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几年所犯错误是出于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第二强调自然灾害。第三许多举措的失败，从长远看是在“付学费”。第四要加强党内团结。毛泽东对大家围绕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发言有他自己的判断和想法，对刘少奇提出“三七开”的说法大概也是不满，对林、柯的发言也许更为赞同，要不柯庆施怎么后来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成了“副统帅”，而刘少奇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
当然大会对大跃进以来急功近利违反群众利益的群众运动、工业盲目定高指标计划，农村刮共产风高征购等造成全面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也作出了一定的纠偏。俗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三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也许加上遍地小高炉生产出的废铁产量会超过英国，也许会出现更多的吴之圃之流把亩产量浮夸到上百万斤，也许高消耗低产出的全民炼钢运动，会浪费更多的资源、污染更多的环境，也许浮躁和骄狂的社会风气会造就出更多的白祸蛋干部，也许城市化理论会使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共产风会以农村包围城市…。也许正是这三年的自然灾害使高层暂时明白了“谋事”和“成事”的辩证关系，只是这种“学费”的代价太高昂了，老百姓难以承受。
有一个阶段因为市民营养不良，有些学校出现老师或学生在课堂晕倒现象。上级提出要劳逸结合减少工作时间，学校的体育课也不上了，改成了讲故事课。象鼻子中坑小学有四个体育老师，一个男老师姓郭，二十六岁，另一个男老师姓夏，二十岁，两个女老师，一个姓林，一个姓张，都二十岁，张老师刚从体校毕业，她有一种说书人沙哑的嗓音，特能讲故事，我们都特别盼着上她的课。学校实行半天上课，作业也留得很少。老师按学生家庭住址让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在某个家里较宽敞的同学家里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后，三、四个女孩围在一起在台阶上歘羊拐，就是向上扔一个沙包，在沙包落下接住之前，用两手迅速翻腾四只羊的脚踝骨。另几个女孩在胡同里跳皮筋，两个女孩拉着皮筋，一个女孩跳，高度从脚跟一直跳到双手举过头顶，一边跳，一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女孩们跳起来上下飞舞，轻盈得像个小跳蚤。
男孩则在墙根弹玻璃球、煽三角（用烟盒或牛皮纸折叠的）、拍洋画、踢足球（当时有一种儿童足球3.29元一个）、用喷漆水泡打坏的乒乓球做胶水（当时叫“化学胶”）沾航模。有时球冷不防踢到跳皮筋的女孩身上，惹来女孩一片尖叫“讨厌！刚换的队服又让你弄脏了，你赔…！待会儿告你妈去，看不揍扁你”！还有男女合玩的“跳间”“拽包”等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