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社会变迁：六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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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六十年（一）/关尔 变迁的六十年（一）/关尔
［ 作者：关尔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83 更新时间：2010-5-6 文章录入：望断秋水 ］
一、第一个十年
1.童年之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已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变化不小，有的几年一变，有的一年几变甚至按天数变，有的变化让人肃然起敬名垂千古，有的变化开始让人感到浮荡着呼风唤雨大刀阔斧的激情，但过后却让人认识到激情下隐匿的低能与昏敝。好的一直在被正直的人们口碑赞颂，邪恶的被文痞们偷换概念后也在媒体中被赞颂。
五十年代初期时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对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关键的东西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当然无权评论，但根据一些老一辈的述说还是对那个时期有个判断。比如政府在解放初期对封闭妓院，为烟花女子治病并为她们解决工作；严惩黑恶势力；对龙须沟的治理；对血吸虫的治理；对工业化的有序发展；打击奸商制假贩假恶意囤积、投机，破坏扰乱市场经济的行径和公务人员的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的罪犯。这些措施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功盖千秋的，以致于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反思：“在中国难道只有毛泽东才能治理腐败”？
毛泽东曾在51年11月30日 为中央起草的文献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同年1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献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
52年1月26日他又为中央起草文献中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特别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同年3月5日他再次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运动的文献中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业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同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2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虽然有些单位的一些好大喜功，浮荡着呼风唤雨大刀阔斧激情的干部在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由于逼供信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但这次运动结束较及时，错案平反及时，其威慑力以致于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极少有今天人人深恶痛绝的大规模的腐败滋生。缺点是那些诬陷他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虚报政绩的干部却没有得到查处和应有的制裁，导致了他们宁左勿右和喜欢走极端的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改开中一次又一次地兴风作浪。
53年到57年上半年是相对平静期，记得那时我住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曾在王府井灯市口附近上过一个叫“博士”的幼儿园和王府井大纱帽胡同的铁道部幼儿园，幼儿园里的一日三餐饮食相当丰富，午觉起来还发一次水果，博士幼儿园的设备和师资则更优越一些。那时社会上的物资供应相对丰富，从我们家穿过梯子胡同约200米就到王府井大街，在这约200米长的胡同里有些门脸不大的饭馆和商店，记得有一个面馆，面馆的伙计就在临街的案板上抻面，他双手拉着面上下抖动，在案板上不断摔打，面越抻越长，当抻到一展长时，他迅速把面对叠，面条自动拧成麻花状，他抓
住面条的两端继续摔抻，反复数次，不一会儿就抻出细如发丝的面条，素面好像只有七、八分钱一碗。夏秋时节每天早上都有推着独轮车，车上的几个筐里装着时令蔬菜的人在门前叫卖。隔几天还会有一个供销社的职工穿着胸前有个口袋的蓝色长围裙推着两面有玻璃门的高大的推车，敲着木梆子走街串巷卖副食、酱油、醋。
当时商店里的物资还是较丰富的，记得家长带我逛了一次隆福寺，那好吃的、好玩的看花了眼，吃了许多以后再也没见过的美味小吃，遗憾的是那次我看中一个外表是金黄色，镜片是蓝色的望远镜，但家长却没给买。
那时好像是奶粉不太好买，一天中午听邻居说王府井百货大楼在买“红星牌”铁罐包装的全脂奶粉。母亲领我和邻居的孩子赶到百货大楼，有不少人在排队，一人只卖一罐，我母亲往我手里塞了三块钱，排到柜台前，我母亲买完后售货员却不卖给这两个孩子，他说：你们是一块儿的吧？我母亲赶紧说：这是我们邻居的小孩。售货员倒没较真，卖给了我们。
2.生活还丰富
我懂事时，全国已经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北京粮油按岁数大小和工作不同定量供应，五十年代中末期北京供应的每月粗、细粮的比例大概是30％的大米，30％的白面，40％的玉米面和每人半斤食用油。虽然粮油定量制度使大家在外出时需带粮票而感到不方便（那时到外地出差需单位开证明到派出所换全国粮票，换一个人一个月的定量的全国粮票还需要半斤食用油票），但在五十年代末还未感到粮食恐慌。
五十年代前七年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我插队的陕北山沟的农民说：解放后直到高级社以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较高的，在单干和自愿结合的互助组的年代里，收获的粮食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分得的粮食要多。本来多花几年时间渐进从个体过渡到集体化可能情况要好得多，工商业也是如此。可是一些领导却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诱导下，搞一窝蜂，一刀切突击实行公社化、公私合营。可悲的是这种“长痛不如短痛，一刀切，一窝蜂”的观念在二十多年后的“改开运动”中再一次被一些人提出，和当年相似的是，这些多次被实践证明是谬误的思潮却再一次被所谓主流派的“经济嘴”们在媒体中大肆炒作鼓噪用来当作改开运动的指导思想，把因‘改开运动’带来的沉重代价转嫁到百姓身上，大幅消减全民公益和福利费用，一窝蜂地贱卖公有资产，低三下四地傍国内外大款，有恃无恐地聚敛财富，这似乎在验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训。多少年来中国人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你的思想跟不上时代潮流”！可大家却很少想想这种潮流有多少科学性？
当时我插队的那个公社有个单干户，是个贫农。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当时中国“最雷的农民”，合作化时期任你乡、县干部说破大天来他就是不入社，不入！就是不入！你敢把饿滴（我的）毬喋（咬）哈（下）来？他就不怕积极分子给他扣“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敢反潮流，带着一家老小常年在土改时分的几亩薄地上辛苦耕耘，当时（1969年）他家的生活水平略高于本村入社的公社社员。
在工业方面，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大多在1956年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苏联的援助是真诚的，包括核心生产工艺、企业生产管理等在内的高技术的传述和教学使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的生产中能够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维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接触过一些曾接受过苏联专家指教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后来都是企业不可取代的技术骨干，他们对当年苏联工人和专家的那种热心和认真传授技能的态度至今难以忘怀。可以说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的轻、重、电子、军工等工业有了能够独立设计和生产的能力，而现在的开放不过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的装配车间，从汽车到大型电子芯片几乎没有自己的设计和创新能力。
在人文教育方面，长期受歧视的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应的尊敬。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提高了许多解放前是文盲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当时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变化太大了，从睁眼瞎到能读书看报，从为资本家做牛马吃不饱穿不暖到能经常吃上大米白面，生老病死有依靠，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托了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2008年这类的话又再一次被重复，只不过时间从解放以前改成了1978年以前，毛主席改成了老d）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尊称支撑社会的体力劳动者为：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尽管农民在社会上的待遇还不尽人意，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是得到了发挥。社会刑事犯罪率在历史上也是很低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似乎达到了建国六十年中的空前高度。
小时候每天早9点、下午4点30和晚7点各有一次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每周日还有个穿着“绿辣椒灯笼裤，给小喇叭开信箱”的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主持节目，回答小朋友提出的问题，播出小朋友来信点播的节目。孙静修老师和康英阿姨可能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电台明星，他们主持的节目活泼欢快，深入浅出，经常因势利导地利用讲故事、猜谜语、儿歌、广播剧等形式开发儿童智力，引导儿童识别善恶，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礼貌待人等，使孩子们产生积极向上的心态。
当时还有一些儿童读物《小朋友》和《儿童时代》也颇受儿童欢迎，那时家里订了一份《小朋友》经常翻看，很是喜爱。《小朋友》是黎锦晖于1922年4月创办的，“小朋友”三字是宋庆龄于1952年亲笔题写的。内容包括冰心、陈伯吹等国内外一流儿童文学作家写的童话、寓言、故事、科普知识、童诗、儿歌等以及画家张乐平、董天野、程十发等近百名著名画家为小朋友们描绘的大量富有儿童特色的漫画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美术作品。这本图文并茂的周刊读物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启发以及家长在给孩子读解《小朋友》中的故事时沟通了双方的感情是功不可没的。
那时孩子们就盼着过节，其一家里能给做些好吃的，其二
家长放假可以带我们去公园玩。五十年代国庆节放假三天，第一天家长参加游行，第二天一早就缠着家长去公园，那时的公园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的几天假日都不收门票，也没有加收门票的园中园。
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得我父亲的一个同事，铁道部的一个老工程师在东单买了一套两进四合院，有十几间房子，当时的价钱是两千多元。按当时北京职工的平均年收入五到六百元算，相当于4－5年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国际上工资和房价的比例的，也许那时的“轨”接得更好些吧。现在那个地段的四合院不下两千万元，涨了一万倍！而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却远远低于一万倍。
当时城、乡的医疗条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婴儿和疾病死亡率大幅降低，医疗费也很便宜，职工家属看病收半费，记得小时候到东华门铁路医院看感冒每次好像不超过伍毛钱，而且医生和护士的态度都是和蔼可亲，打针时不顾我又哭又打，一个女护士坐在白色的椅子上抱着我趴在她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部给我讲故事，另一个护士在我后面，悄悄地举起灌满药水的针管瞄准…，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挨了一针。
3.孩子还幸福
五十年代中期在孩子们的眼里是比较幸福的，那时王府井大街有个儿童用品商店，商店里各类儿童玩具、积木、服装琳琅满目，离儿童用品商店不远还有个儿童新华书店，专卖小人书、儿童连环画及中小学生读物，如小人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画皮》《红军桥》《鸡毛信》《七色花》《卓娅和舒拉》《青蛙公主》《神灯》、科普读物《我们爱科学》《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的故事》、童话小说《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伊索寓言》、红色读物《红旗飘飘》《董存瑞》等，还有一种比烟盒还小的折叠式漫画书也很受儿童欢迎。另外王府井大街南头长安街上有个儿童电影院，学生票价五分钱，北头八面
槽还有个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记得在那儿看过“马兰花”“岳云”“以革命的名义”等话剧，票价大约0.15－0.2元一张。
不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和胡同里的孩子玩跳房、拽包、弹球、剁刀等游戏，当然男孩也有淘气淘出边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周日我和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捅一个门框上的马蜂窝，一个大孩子拿着推铁环的铁钩，走到马蜂窝底下，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傻看着，只见他手握铁钩照马蜂窝用力一捅，然后扔掉铁钩掉头撒腿就跑，马蜂窝被捅掉马蜂飞了出来，几个大孩子跑得比我快，马蜂在我们几个小孩子的头上乱蛰，幸亏有两个孩子比我跑得还慢，结果他们头上比我多了几个包，一时间胡同里鬼哭狼嚎，引得家长们还以为孩子们在打架急忙都跑出来，一见马蜂在胡同里乱飞吓得又往回跑，回家抄起把大扫帚出来扑打马蜂…。
大人们可不像孩子们这样无忧无虑，一张一弛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折腾得一阵高兴，一阵迷糊，一阵晕头转向。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还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很使中国的知识界高兴了一阵子，中国人爱随潮流，主流派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在主流派的鼓噪下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学生也善意地对领导提了些意见，有些人则私下对领导的官僚作风发了些牢骚，不久也传到领导的耳朵里。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社会上有左、中、右三派。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对提意见者发出了警告。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开拓了“四大”的先河，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中，不论是文革还是改开的各种运动中，北大正经的文人几乎没出几个，垃圾、文痞倒是满校园。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这次一天之间发生的重大转折变化让许多人目瞪口呆，晕头转向，稀里糊涂地成了被引出洞的蛇。随后的按指标定右派的扩大化运动中，使不少爱讲真话的善良人遭到了噩运，也使一些不称职的、工作态度浮躁、说假话、讲鬼话不眨眼、爱搞阴谋诡计、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不择手段的人得到了重用和提携，为第二年的浮夸风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几乎是在建国的同时就多次告诫和发布党内文件对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行为要严惩不贷，可毛泽东的手下对解放全中国却另有理解，毛泽东对旧社会的官僚腐朽制度深恶痛绝，他要改变这个制度，而他的手下有不少人骨子里却是羡慕那种腐朽的制度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出门前呼后拥，家里妻妾成群，场面上一呼百应。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如此？为此他们可以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但为的是：升官发财坐汽车，最好再对付两老婆。
毛泽东察觉到了这些，进城后除了告诫大家不要学李自成，还于1950年5月1日最先颁布了《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给那些花心干部当头一棒。但那些久经沙场的花心干部也不是吃素的，遇到红灯咱绕着走，不是可以离婚吗？以前的乡下老婆俺不要了，那算包办婚姻，俺也要婚姻自由，如今俺大小也算个一方父母官，换个门当户对的也不过分，休了她没商量，俺在城里再找一个还不易如反掌，村妇换城女，等量代换不犯错误吧？我插队那村有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部的警卫排长，曾于51－54年在中南海担任警卫。他说：49年俄们部队进驻西安，上级常在周末晚上举办舞会，找些女学生来陪首长跳舞，俄们团长在舞会上认识了个白胖的洋学生，那女子说话声就像你们女知青，好听得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以前的小脚婆姨带着儿子找到部队他也不见，在招待所住了些日子，就派人送她回老家去了。
还有些本质不错的工农干部，进城后受到留用的旧官场公务员和奸商坏习气的逐渐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今天给你上颗烟，明天找个借口给你办筵席，后天给你塞点零用钱意思意思，等你手也短了，嘴也短了，就是坐牢、杀头也不敢不为人家办事。另有一些干部争名利，搞宗派，独断专行，盛气凌人，成为地方一霸，使一些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部门蜕变成官僚衙门，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被亵渎了。
毛泽东为此甚为担忧，想起黄炎培关于“周期性”的话，更是忧心忡忡。决不能因为几只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在延安我们采取过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方法，效果不错，“精兵简政”就是党外人士提出的，看来党外人士中确有些奇才，这回再重复一次延安之经验，动员广大党外人士给各级党政领导提意见，借民众之智，肃我党之弊，也许能收到奇效。但重复历史的喜剧，往往会酝酿成以悲剧谢幕。
据我父亲说：“铁道部开整风大会许多同事都上台发言，我是搞技术工作的，不善言词，所以只听不说。后来一些发言的同事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一些是很有才华的中、青年工程师”。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并不冤枉，几十年后茅于轼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其实茅于轼当年不过是个喜随政治潮流，爱折腾的技术员，大概是因为吃不上猪肉发了几句牢骚，其思路不过属于在殷商时期的民间及各方国部落中自发运用的原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手法，就是连走封建主义的道路都够不上。可能只是因为有一个阶段否定前三十年在主流“经济嘴”中更吃香，老茅看到上面有人撑腰，就把自己贴在当年有独立见解的“右派”门下傍了一把。老茅这种随潮的毛病会坏了当年老一代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和真理而敢讲真话的那些“右派”们名声的，其实老茅当年充其量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右派”而已。
［ 作者：关尔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83 更新时间：2010-5-6 文章录入：望断秋水 ］
一、第一个十年
1.童年之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已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变化不小，有的几年一变，有的一年几变甚至按天数变，有的变化让人肃然起敬名垂千古，有的变化开始让人感到浮荡着呼风唤雨大刀阔斧的激情，但过后却让人认识到激情下隐匿的低能与昏敝。好的一直在被正直的人们口碑赞颂，邪恶的被文痞们偷换概念后也在媒体中被赞颂。
五十年代初期时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对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关键的东西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当然无权评论，但根据一些老一辈的述说还是对那个时期有个判断。比如政府在解放初期对封闭妓院，为烟花女子治病并为她们解决工作；严惩黑恶势力；对龙须沟的治理；对血吸虫的治理；对工业化的有序发展；打击奸商制假贩假恶意囤积、投机，破坏扰乱市场经济的行径和公务人员的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的罪犯。这些措施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功盖千秋的，以致于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反思：“在中国难道只有毛泽东才能治理腐败”？
毛泽东曾在51年11月30日 为中央起草的文献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同年1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献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
52年1月26日他又为中央起草文献中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特别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同年3月5日他再次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运动的文献中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业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同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2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虽然有些单位的一些好大喜功，浮荡着呼风唤雨大刀阔斧激情的干部在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由于逼供信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但这次运动结束较及时，错案平反及时，其威慑力以致于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极少有今天人人深恶痛绝的大规模的腐败滋生。缺点是那些诬陷他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虚报政绩的干部却没有得到查处和应有的制裁，导致了他们宁左勿右和喜欢走极端的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改开中一次又一次地兴风作浪。
53年到57年上半年是相对平静期，记得那时我住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曾在王府井灯市口附近上过一个叫“博士”的幼儿园和王府井大纱帽胡同的铁道部幼儿园，幼儿园里的一日三餐饮食相当丰富，午觉起来还发一次水果，博士幼儿园的设备和师资则更优越一些。那时社会上的物资供应相对丰富，从我们家穿过梯子胡同约200米就到王府井大街，在这约200米长的胡同里有些门脸不大的饭馆和商店，记得有一个面馆，面馆的伙计就在临街的案板上抻面，他双手拉着面上下抖动，在案板上不断摔打，面越抻越长，当抻到一展长时，他迅速把面对叠，面条自动拧成麻花状，他抓
住面条的两端继续摔抻，反复数次，不一会儿就抻出细如发丝的面条，素面好像只有七、八分钱一碗。夏秋时节每天早上都有推着独轮车，车上的几个筐里装着时令蔬菜的人在门前叫卖。隔几天还会有一个供销社的职工穿着胸前有个口袋的蓝色长围裙推着两面有玻璃门的高大的推车，敲着木梆子走街串巷卖副食、酱油、醋。
当时商店里的物资还是较丰富的，记得家长带我逛了一次隆福寺，那好吃的、好玩的看花了眼，吃了许多以后再也没见过的美味小吃，遗憾的是那次我看中一个外表是金黄色，镜片是蓝色的望远镜，但家长却没给买。
那时好像是奶粉不太好买，一天中午听邻居说王府井百货大楼在买“红星牌”铁罐包装的全脂奶粉。母亲领我和邻居的孩子赶到百货大楼，有不少人在排队，一人只卖一罐，我母亲往我手里塞了三块钱，排到柜台前，我母亲买完后售货员却不卖给这两个孩子，他说：你们是一块儿的吧？我母亲赶紧说：这是我们邻居的小孩。售货员倒没较真，卖给了我们。
2.生活还丰富
我懂事时，全国已经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北京粮油按岁数大小和工作不同定量供应，五十年代中末期北京供应的每月粗、细粮的比例大概是30％的大米，30％的白面，40％的玉米面和每人半斤食用油。虽然粮油定量制度使大家在外出时需带粮票而感到不方便（那时到外地出差需单位开证明到派出所换全国粮票，换一个人一个月的定量的全国粮票还需要半斤食用油票），但在五十年代末还未感到粮食恐慌。
五十年代前七年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我插队的陕北山沟的农民说：解放后直到高级社以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较高的，在单干和自愿结合的互助组的年代里，收获的粮食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分得的粮食要多。本来多花几年时间渐进从个体过渡到集体化可能情况要好得多，工商业也是如此。可是一些领导却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诱导下，搞一窝蜂，一刀切突击实行公社化、公私合营。可悲的是这种“长痛不如短痛，一刀切，一窝蜂”的观念在二十多年后的“改开运动”中再一次被一些人提出，和当年相似的是，这些多次被实践证明是谬误的思潮却再一次被所谓主流派的“经济嘴”们在媒体中大肆炒作鼓噪用来当作改开运动的指导思想，把因‘改开运动’带来的沉重代价转嫁到百姓身上，大幅消减全民公益和福利费用，一窝蜂地贱卖公有资产，低三下四地傍国内外大款，有恃无恐地聚敛财富，这似乎在验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训。多少年来中国人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你的思想跟不上时代潮流”！可大家却很少想想这种潮流有多少科学性？
当时我插队的那个公社有个单干户，是个贫农。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当时中国“最雷的农民”，合作化时期任你乡、县干部说破大天来他就是不入社，不入！就是不入！你敢把饿滴（我的）毬喋（咬）哈（下）来？他就不怕积极分子给他扣“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敢反潮流，带着一家老小常年在土改时分的几亩薄地上辛苦耕耘，当时（1969年）他家的生活水平略高于本村入社的公社社员。
在工业方面，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大多在1956年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苏联的援助是真诚的，包括核心生产工艺、企业生产管理等在内的高技术的传述和教学使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的生产中能够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维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接触过一些曾接受过苏联专家指教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后来都是企业不可取代的技术骨干，他们对当年苏联工人和专家的那种热心和认真传授技能的态度至今难以忘怀。可以说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的轻、重、电子、军工等工业有了能够独立设计和生产的能力，而现在的开放不过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的装配车间，从汽车到大型电子芯片几乎没有自己的设计和创新能力。
在人文教育方面，长期受歧视的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应的尊敬。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提高了许多解放前是文盲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当时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变化太大了，从睁眼瞎到能读书看报，从为资本家做牛马吃不饱穿不暖到能经常吃上大米白面，生老病死有依靠，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托了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2008年这类的话又再一次被重复，只不过时间从解放以前改成了1978年以前，毛主席改成了老d）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尊称支撑社会的体力劳动者为：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尽管农民在社会上的待遇还不尽人意，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是得到了发挥。社会刑事犯罪率在历史上也是很低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似乎达到了建国六十年中的空前高度。
小时候每天早9点、下午4点30和晚7点各有一次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每周日还有个穿着“绿辣椒灯笼裤，给小喇叭开信箱”的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主持节目，回答小朋友提出的问题，播出小朋友来信点播的节目。孙静修老师和康英阿姨可能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电台明星，他们主持的节目活泼欢快，深入浅出，经常因势利导地利用讲故事、猜谜语、儿歌、广播剧等形式开发儿童智力，引导儿童识别善恶，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礼貌待人等，使孩子们产生积极向上的心态。
当时还有一些儿童读物《小朋友》和《儿童时代》也颇受儿童欢迎，那时家里订了一份《小朋友》经常翻看，很是喜爱。《小朋友》是黎锦晖于1922年4月创办的，“小朋友”三字是宋庆龄于1952年亲笔题写的。内容包括冰心、陈伯吹等国内外一流儿童文学作家写的童话、寓言、故事、科普知识、童诗、儿歌等以及画家张乐平、董天野、程十发等近百名著名画家为小朋友们描绘的大量富有儿童特色的漫画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美术作品。这本图文并茂的周刊读物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启发以及家长在给孩子读解《小朋友》中的故事时沟通了双方的感情是功不可没的。
那时孩子们就盼着过节，其一家里能给做些好吃的，其二
家长放假可以带我们去公园玩。五十年代国庆节放假三天，第一天家长参加游行，第二天一早就缠着家长去公园，那时的公园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的几天假日都不收门票，也没有加收门票的园中园。
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得我父亲的一个同事，铁道部的一个老工程师在东单买了一套两进四合院，有十几间房子，当时的价钱是两千多元。按当时北京职工的平均年收入五到六百元算，相当于4－5年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国际上工资和房价的比例的，也许那时的“轨”接得更好些吧。现在那个地段的四合院不下两千万元，涨了一万倍！而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却远远低于一万倍。
当时城、乡的医疗条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婴儿和疾病死亡率大幅降低，医疗费也很便宜，职工家属看病收半费，记得小时候到东华门铁路医院看感冒每次好像不超过伍毛钱，而且医生和护士的态度都是和蔼可亲，打针时不顾我又哭又打，一个女护士坐在白色的椅子上抱着我趴在她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部给我讲故事，另一个护士在我后面，悄悄地举起灌满药水的针管瞄准…，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挨了一针。
3.孩子还幸福
五十年代中期在孩子们的眼里是比较幸福的，那时王府井大街有个儿童用品商店，商店里各类儿童玩具、积木、服装琳琅满目，离儿童用品商店不远还有个儿童新华书店，专卖小人书、儿童连环画及中小学生读物，如小人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画皮》《红军桥》《鸡毛信》《七色花》《卓娅和舒拉》《青蛙公主》《神灯》、科普读物《我们爱科学》《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的故事》、童话小说《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伊索寓言》、红色读物《红旗飘飘》《董存瑞》等，还有一种比烟盒还小的折叠式漫画书也很受儿童欢迎。另外王府井大街南头长安街上有个儿童电影院，学生票价五分钱，北头八面
槽还有个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记得在那儿看过“马兰花”“岳云”“以革命的名义”等话剧，票价大约0.15－0.2元一张。
不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和胡同里的孩子玩跳房、拽包、弹球、剁刀等游戏，当然男孩也有淘气淘出边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周日我和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捅一个门框上的马蜂窝，一个大孩子拿着推铁环的铁钩，走到马蜂窝底下，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傻看着，只见他手握铁钩照马蜂窝用力一捅，然后扔掉铁钩掉头撒腿就跑，马蜂窝被捅掉马蜂飞了出来，几个大孩子跑得比我快，马蜂在我们几个小孩子的头上乱蛰，幸亏有两个孩子比我跑得还慢，结果他们头上比我多了几个包，一时间胡同里鬼哭狼嚎，引得家长们还以为孩子们在打架急忙都跑出来，一见马蜂在胡同里乱飞吓得又往回跑，回家抄起把大扫帚出来扑打马蜂…。
大人们可不像孩子们这样无忧无虑，一张一弛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折腾得一阵高兴，一阵迷糊，一阵晕头转向。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还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很使中国的知识界高兴了一阵子，中国人爱随潮流，主流派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在主流派的鼓噪下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学生也善意地对领导提了些意见，有些人则私下对领导的官僚作风发了些牢骚，不久也传到领导的耳朵里。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社会上有左、中、右三派。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对提意见者发出了警告。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开拓了“四大”的先河，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中，不论是文革还是改开的各种运动中，北大正经的文人几乎没出几个，垃圾、文痞倒是满校园。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这次一天之间发生的重大转折变化让许多人目瞪口呆，晕头转向，稀里糊涂地成了被引出洞的蛇。随后的按指标定右派的扩大化运动中，使不少爱讲真话的善良人遭到了噩运，也使一些不称职的、工作态度浮躁、说假话、讲鬼话不眨眼、爱搞阴谋诡计、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不择手段的人得到了重用和提携，为第二年的浮夸风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几乎是在建国的同时就多次告诫和发布党内文件对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行为要严惩不贷，可毛泽东的手下对解放全中国却另有理解，毛泽东对旧社会的官僚腐朽制度深恶痛绝，他要改变这个制度，而他的手下有不少人骨子里却是羡慕那种腐朽的制度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出门前呼后拥，家里妻妾成群，场面上一呼百应。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如此？为此他们可以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但为的是：升官发财坐汽车，最好再对付两老婆。
毛泽东察觉到了这些，进城后除了告诫大家不要学李自成，还于1950年5月1日最先颁布了《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给那些花心干部当头一棒。但那些久经沙场的花心干部也不是吃素的，遇到红灯咱绕着走，不是可以离婚吗？以前的乡下老婆俺不要了，那算包办婚姻，俺也要婚姻自由，如今俺大小也算个一方父母官，换个门当户对的也不过分，休了她没商量，俺在城里再找一个还不易如反掌，村妇换城女，等量代换不犯错误吧？我插队那村有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部的警卫排长，曾于51－54年在中南海担任警卫。他说：49年俄们部队进驻西安，上级常在周末晚上举办舞会，找些女学生来陪首长跳舞，俄们团长在舞会上认识了个白胖的洋学生，那女子说话声就像你们女知青，好听得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以前的小脚婆姨带着儿子找到部队他也不见，在招待所住了些日子，就派人送她回老家去了。
还有些本质不错的工农干部，进城后受到留用的旧官场公务员和奸商坏习气的逐渐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今天给你上颗烟，明天找个借口给你办筵席，后天给你塞点零用钱意思意思，等你手也短了，嘴也短了，就是坐牢、杀头也不敢不为人家办事。另有一些干部争名利，搞宗派，独断专行，盛气凌人，成为地方一霸，使一些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部门蜕变成官僚衙门，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被亵渎了。
毛泽东为此甚为担忧，想起黄炎培关于“周期性”的话，更是忧心忡忡。决不能因为几只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在延安我们采取过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方法，效果不错，“精兵简政”就是党外人士提出的，看来党外人士中确有些奇才，这回再重复一次延安之经验，动员广大党外人士给各级党政领导提意见，借民众之智，肃我党之弊，也许能收到奇效。但重复历史的喜剧，往往会酝酿成以悲剧谢幕。
据我父亲说：“铁道部开整风大会许多同事都上台发言，我是搞技术工作的，不善言词，所以只听不说。后来一些发言的同事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一些是很有才华的中、青年工程师”。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并不冤枉，几十年后茅于轼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其实茅于轼当年不过是个喜随政治潮流，爱折腾的技术员，大概是因为吃不上猪肉发了几句牢骚，其思路不过属于在殷商时期的民间及各方国部落中自发运用的原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手法，就是连走封建主义的道路都够不上。可能只是因为有一个阶段否定前三十年在主流“经济嘴”中更吃香，老茅看到上面有人撑腰，就把自己贴在当年有独立见解的“右派”门下傍了一把。老茅这种随潮的毛病会坏了当年老一代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和真理而敢讲真话的那些“右派”们名声的，其实老茅当年充其量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右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