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六十年（6）

(2009-10-20 12:41:0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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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六十年
一、第一个十年        6
这年新学期开学后，我升入二年级了，学校高年级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砌了几个小高炉炼铁，打发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满处去捡废铁，还展开竞赛，看谁废铁捡得多。学校旁边有个大工地（就是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位置，当年好像是准备建个博物馆，60年下马成为烂尾楼，大约在80年前后被爆破拆除），放学后我们钻过铁丝网到工地捡些钢筋头、铁丝、拔些模版上生锈的钉子，书包和衣裤经常被刮破，有时还会被工地的工人逮住，没收好不容易为完成任务捡来的废铁。我升入二年级时，班主任换了一个叫李汉英的女老师，她常带我们去建国门外的护城河边为学校的小高炉捡木柴，有一次这些男学生爬上树弄断了一棵大树的树杈，她带着我们把这根足有5米长的树杈拖回了学校，学校的操场上浓烟滚滚，人们嚷着、跑着，人人的都是挥汗如雨汗流浃背，脸和头发都是肉发一色黑。大家那时都在为超英赶美，争取完成当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而玩命。

领导人对“全民炼钢”也很关心

用风箱炼钢，那钢能有质量保障吗？

遍地的小高炉

为了1070老百姓真够玩命的
据说有些地方领导为完成指标，甚至把老百姓家里的门环、铁锅以至箱子上的合页都撬下来送进土高炉里，所庆幸的是我们学校还没有让我们回家砸锅伐树炼钢。另外“全民炼钢”还导致不少地方由于集中了全部的精壮劳力在公社“炼钢”，以致于秋收时地里的粮食未及时收回而烂在地里，造成许多地方丰产不丰收，我在陕北插队的那个村就是如此。
当时我已经能阅读“中国少年报”了，少年报常以漫画和照片的形式报道城乡大好形势，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大家：胆子再放大点，步子再加快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的，只怕想不到。今天你敢放个亩产几千斤的卫星，明天他就敢放个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超级卫星。画家也跟着哄，画个三层楼高的大南瓜上几个孩子在扭秧歌。一天一变甚至一天几变的亩产量不断刷新着世间纪录。这些消息我看后都相信，因为一亩地多大，几万斤是多少，在我们孩子的头脑中不像小红帽和狼外婆那样有具体的形象概念。可悲的是人家并不是想逗孩子玩，人家是想欺世盗名让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相信这些泡沫堆砌的谎言。
不知是中国科学院还是河南的吴书记怕中央领导不相信他们放的卫星，特地找了个海归物理学家给毛泽东用现代物理和化学中的日照光合作用下，植物分蘖级数增长原理和土地可供植物最大饱和能量来证明：亩产超四万斤是不成问题的。有知名物理学家如此精确的科学分析，又有吴书记之流的折腾和忽悠，这“高产记录”也由不得毛泽东不信。遍地小高炉的浓烟和媒体的编辑、记者们吹出的泡泡在这一年严严实实地覆盖了中国大陆，结结实实地给老百姓的肌体注射了一针荒唐水…！

今天你敢放个亩产几千斤的卫星，明天他就敢放个亩产几万斤的卫星

58年城、乡纷纷建起食堂，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
这不知是哪级领导到公社食堂视察

58年全国乡镇一窝蜂地建起了上百万个公共食堂，农民上缴口粮，
集中到食堂集体就餐，大家不吃白不吃，造成很大的浪费，
有的地方一年的口粮半年吃光。这是当年农民吃食堂的情况。
也许一些人的初始愿望是好的，是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他们热血沸腾急不可耐地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变共和国欠发达的经济状况，但只注重热情忽略规律，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基层干部经过反右等运动的清洗，素质更是普遍偏差。另外每次运动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儿，即使有见解之士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阐明观点。58年北京一个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对待教师提出宁“左”勿右的口号，这正中那些激进分子的下怀，并把宁“左”勿右之“精髓”在以后的各个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勾心斗角、欺上压下，打击报复，文过饰非，虚撰政绩，报喜不报忧。高层则更乐于闻喜而厌于见忧，一言堂的决策虽如盲人摸象但更易于贯彻执行。速决战和持久战的原理即使是在经济建设的环境里，只要运用策划得当，也不乏取胜之谋略，而欲速则不达的古训深奥啊。
二年级开学不久，由于前段所说建博物馆的工程，学校拆迁，从草场胡同搬到建国门城墙根附近的贡院东街，当年象鼻子中坑小学分两部分，本校在象鼻子中坑胡同，三年级至六年级在那儿上课。草场胡同是分校，一、二年级的在这儿上课。如果那个博物馆当年建成了，北京59年可能就会评出十一大建筑而不是十大。可是58年超预算透支的土建项目太庞大了，庞大得拆了东墙都补不上西墙。
大约是58年的12月份下了一场在北京极少见的大雪，那天早晨去上学时，地上的雪都淹没到大腿，足有半米深。按说应该是瑞雪兆丰年，但迎来的却是三年自然灾害。
59年的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就此类问题在会上讲了话。可吴书记不服气，大话已然吹出，开弓没有回头箭，砂锅捣蒜不刮上二十级“共产风”岂不是狗怂！不饿死十几万老百姓算我不能折腾！河南边俺说了算，谁敢告刁状？俺饶不了他！俺中央有人，犯再大的罪，大不了算我个“认识”问题。我靠，谁还敢把俺滴毬咬下来不成？大不了换个地方还当俺的书记。
59年春夏，中国从南到北主要产粮区轮番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涝、霜、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6.8亿多亩，受灾人口过亿，粮食危机已初露端倪。记得59年7月底，学校已经放暑假，京津地区连降暴雨，雨后我们院里积满没脚面的水，男孩们经常光着脚淌着水在墙根捉“水妞”玩，一边捉一边唱“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可就是那几天的暴雨，使海河水位猛涨几乎水漫天津，河北省上千万亩农田被淹，京广、津浦铁路也几乎中断。
6月29日毛泽东在庐山同一些领导同志谈经济工作。他说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还强调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综合平衡。7月5日他在庐山看了李先念、陈国栋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后，提出几点意见：(1)多种粮，是上策。(2)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3)除灾区外,各地要增加牲口和猪的饲料粮。毛泽东当时虽然对“共产风”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损害已有了一些了解，并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19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当然他对大家就大跃进讨论的命题事先用三句话定下了调子：“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是会议的发展却出轨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及在党内进行反右倾斗争的决定无疑是把左倾思潮向极端又推进了一大步，就连那些比较了解国情、思维本来还基本正常的高级干部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是否太保守、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
大约是59年的夏秋季，北京市各个派出所的警员们走街串巷，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下动员家庭妇女们自愿减少自己的口粮定量，机关也作了类似的动员，那时大家对随后的三年粮食危机还没有一点预感，大家都很积极地响应号召，每人大约削减了定量的10％。
大跃进期间尽管从事比较简单劳动的工、农业领域因遭到盲目性指挥，其破坏范围较大。但在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也的确作出了一些成绩。当时的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712厂）在1958年3月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14英寸825黑白电视机，商标取名为“北京牌”，尽管技术和电子元件大部分是苏联的，但开创了我国成批生产电视机的先河，在这之前，北京市总共只有30多台电视机，还都是苏联原装的。另外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于9月2日正式播出，每周播出4次，每次约3小时，覆盖半径约25公里。我无从查证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从58至59年生产了多少台电视机，但到1959年10月1日我在西总布胡同少年宫的大厅里（明元真观旧址），看了电视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游行，估计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电视现场直播。一年前北京不过30多台电视机，而一年后区级少年宫都配备了电视机，从这点来看，一年的电视机产量恐怕不会太少。看电视的门票5分钱，看电视的大多是孩子。有一个镜头记得很清晰，我们正在看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头顶上突然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孩子们都跑到外面去看，刚跑到门口，电视机屏幕上也出现了飞机编队图像。
其他技术含量较高在大跃进年代首次生产的民用产品还有照相机、58年10月北京客车四厂研制生产的BK560型铰接式无轨电车及58年10月上海电机厂制造的世界第一台1.2万千瓦3000n/min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等。58年3月上海照相机厂生产出以莱卡ⅢB为样本的“58－Ⅰ和58－Ⅱ”135系列照相机。南京电影机械厂也于1959年3月以苏联泽尼特C为样本生产出“紫金山”牌Z-135型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1959年7月由京、津、沪等三个照相机厂和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照相机制造技术考察小组”赴东德学习，为中国的照相机制造业培养了基础人才。

58年上海生产的“58－Ⅱ”照相机

59年南京生产的“紫金山”Z－135单反照相机

58年北京客车四厂研制生产的BK560型铰接式无轨电车
客观地说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比工、农、文化界受乱指挥、浮夸风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也符合生产力的变革导致生产关系的转变而推动社会的渐进。为什么六十年来，一些主流派文痞总是强调老百姓应该通过“转变观念”的运动来推动社会跃进，结果多是貌进实退。这是为什么？也许值得思考。现在许多文人都把大跃进的错误归结到一两个人的身上，试想如果不是那些大大小小想攀附升官的官宦们跟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跃进、共产风能造成那么大祸害吗？那些极左社论、赞美诗和编造的美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等，哪条不是这些御用文人昧着良心编出来的，蒙完老百姓，还能捞笔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