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劳资关系路在何方？·每日商报

  商报记者 童立进 综述报道

  自富士康大幅加薪以来，要求提高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抗争，就像“传染病”一样在劳动者中间传播——本田汽车配件厂员工停工要求提高待遇，资方已经作出让步； 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部分员工静坐，最终也以企业同意为1200位员工增加月收入800元暂时收尾。有人说，劳资关系在中国正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新节点。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浙江调研时也指出，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总理强调：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浙江调研时强调，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6月25日至26日，温家宝在浙江杭州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杭州祥润制衣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反映，现在面临工资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方面的压力。温家宝鼓励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培育企业品牌，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

  2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他强调，各级政府和企业要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新情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既要逐步增加职工收入，又要使其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职工工作稳定和社会就业持续增长。

  政府定位亟须“转型”

  进入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深深刺痛着社会良知，挑战着公共道德底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型调研发现，近年来多部劳动新法的颁布实施，使不少企业难以违法压低员工工资，转而想方设法利用先进生产设备，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产业工人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进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以实现利润增长。当长期的“地板工资”、“围墙管理”，遭遇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权益诉求，矛盾便一触即发。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指出，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劳资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面临升级调整的拐点；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是各级政府亟须从“亲商不亲工”，转向劳资关系中间人、调停者的定位转型。现阶段的劳资矛盾，从积极意义上看，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强大促动力。

  加工贸易身处“上挤下压”

  劳动密集型企业日益惨烈的产业竞争，凸显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升级的重大拐点。

  比亚迪、中兴、TCL、伟创力等公司部分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表示，工薪矛盾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发展转轨状态下，加工贸易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以代工制为主要方式的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上挤下压”状态，在“游戏规则”日趋稳定的国际代工格局中，他们被国际大客户限定得很死，只能靠大量接订单、降低人力成本来保持利润增长。

  有企业高管坦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都依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哪家企业单独抬升工资，而竞争对手不提高，他们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专家认为，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工人工资实质性走低，反映出资本逐利的本性。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争取到生产订单，将产品价格定得过低，实际上是将竞争压力转嫁到了工人头上。

  “比如，引导龙头企业由生产制造为主向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为主转变，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引导中小企业为品牌企业代工生产，或者专攻某一零部件和工序，促进产业分工细化，提高协作能力等。通过这些方法，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开拓加薪空间。”有关专家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对《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当前的劳资矛盾形势，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奉行的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而劳资矛盾高发，给这个发展“节点”施加了外部压力。“谋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这种压力发挥着‘倒逼’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0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工会如何抓住新机会？

  “工会的改革应该从增加内部的民主性入手”。乔健认为，“工会不能办成‘保险公司’，而应该搭建成职工会员自己的活动平台，提高职工自愿结合性，加强内部民主，增加直选，走民主化、群众化、社会化的路子。”

  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而中国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随着长期以来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中国有关工会的法律完善程度足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然而近来一系列停工事件的发生，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工会组织究竟该如何扮演它的角色，是否在有效履行其职能？

  6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中，特别重申工会的职能问题。

  《紧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正如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这将是中国工会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可能是新的机遇。

  集体协商实现体面劳动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日前表示，各级工会要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使职工在工资、休假、日常福利等多方面通过劳资双方的对话协商取得共识，让劳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调查显示，企业中发生的许多劳资纠纷，表面看起来是薪酬分配问题，实际却远不止给劳动者涨工资这么简单，劳动者的知情权、发展权被忽视甚至漠视，个人价值无望实现才是症结所在。而集体协商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协商的方法，使协商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找到平衡点。

  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比他们的父辈有更明确和更高的诉求，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他们来说，体面劳动不仅意味着合理的薪酬、完善的保障，更是能够平等地与企业沟通，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知情权，对企业大事有参与权，对自身利益有话语权。

  一些地方工会的实践证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劳动者与企业及时沟通的渠道，能够给职工一个理性表达对生活和工作合理要求的平台，从而消除误解，让职工的归属感、自尊心和自我价值实现与企业发展水乳交融。

  刘易斯拐点形成经济新变量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助推经济增长的时代正在走向末端，这为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提出新要求。

  劳资纠纷、职工待遇亟待提高，关涉的显然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用工问题，也给中国经济复苏的未来走势带来新变量。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2008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沿着“危机-救市-复苏”的链条一路走来，资本则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加速布局，其带来的劳动力需求释放在基建业、建筑业或者是传统制造业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领域。而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则在人口红利逼近末端的过程中凸显出不足。

  经济下滑期，工资水平的上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2010年的工资上调有补涨的意味。“2009年特殊经济背景下，很多企业没有提高工资，各地政府最低工资调节的步骤也减缓，很多地区一年都没有调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说，“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开始复苏，为工资增长带来了空间。”

  成本助推型通胀或不可避免

  与经济复苏相伴随，通货膨胀抬头的趋势也很明显。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虽然名义CPI仍然不是很高，但是考虑到水果、海产品这些在统计项目中占比较低、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却受到青睐的产品，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明显，因此，实际的物价水平已经能让人们感受到开支压力。“工资的提高，也是对通货膨胀的一个回应。”

  这样的回应将为当前的经济复苏注入消费动力。据李迅雷估算，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城市居民和务农人口之间，起码会在70%到90%。这意味着收入每增长10元钱，其中的7元~9元均会用于消费。2010年以来低收入群体实现的工资上调，会对消费产生直接而明显的拉动作用。

  各地工资的集中上调可能会引致“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从而使通胀压力加剧。“虽然现在的上调还基本局限于低收入群体，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引致通胀压力，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是表示。

  李稻葵指出，从长期看这是一场非传统意义的、成本助推型的通货膨胀，而治理这一通胀的根本之策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升级期待政府“放手”

  “也许数年以后回头看，才可以发现眼下这场劳资供求关系变化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刘煜辉说。

  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迎来“刘易斯拐点”。未来5~10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引致的劳动力人口增速逐渐降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少，当前产业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将发生逆转，由过剩转向短缺。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规模增长这条路径将难以为继。

  这一态势，从刘煜辉提供的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2004年以前，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速每年仅为2%到5%之间。但进入2004年后开始逐年大幅提高。2004年到2007年间，工资年均增速达到7%，2008年则提高至16%。

  刘煜辉说，刘易斯拐点的显现让中国经济转型变得十分紧迫。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企业升级形成倒逼机制，迫使企业最终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这种升级可能会反过来伤害劳动者的利益。

  传统制造业已很难同时满足资本增值、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实现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等多重目标，眼下最重要的，是为民间资本腾挪出更多具有较高利润增长空间的行业，开放更广阔的市场。

  “物流、航空、铁路运输、金融等中高端服务业对民资开放，是最重要环节。”刘煜辉说，“在这些领域打破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使民间资本贯穿整个产业链，将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带来工资与就业的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