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社论：收紧渎职犯罪的法网迫在眉睫(新京报 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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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渎职犯罪的法网迫在眉睫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6-23 1:07:42 · 来源： 新京报
“1999年，我刚到渎职侵权检察厅时，渎职犯罪造成的个案损失超过千万元的，就已经感到很严重了。现在，损失几千万乃至上亿、十几亿元的都不鲜见了，渎职侵权犯罪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表示，为加大对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力度，最高检已经着手修订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标准，以突出办案重点，避免对这类犯罪“轻处轻判”（6月22日《人民日报》）。
此前，最高检公布了一个令社会“震惊”的调查结论：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而渎职犯罪的危害远不止于经济损失，在更多、更大的层面上，渎职犯罪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伤害则往往比经济伤害更甚，比如眼前的山西黑窑奴工案，比如此起彼伏的刑讯逼供致伤致死和暴力执法。
渎职犯罪的危害如此之大，可对它的查处不尽如人意：2007年1月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2808件3470人，其中近一半是重特大案件。这个数字，比起同期查处的贪污受贿案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而最终受到刑事处罚的，更是令人惊讶的少。最高检近日披露的报告称：在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渎职犯罪嫌疑人中，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只有249人。这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有131人，2人判无罪；判处实刑的仅9人。
法律本来对渎职犯罪规定的刑期就不高，再来左一个免刑右一个缓刑，岂非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纵容和放任？这种对渎职罪的宽宥，本身就与法律精神抵触。通过修订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标准，给渎职犯罪以严格的标准设定，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罪轻判的现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社会从观念上强化对渎职犯罪的敏感度。比如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长达10年之久，当地相关行政部门是否知情？有的孩子家长向当地职能部门求救，有关人员是否涉嫌不作为？是否存在官窑勾结？每一个环节都有渎职的阴影在，而不是轻描淡写的“政府监管不到位”，因为面对邪恶，不作为即渎职。
而此前，也有一些黑窑被发现，但以往对黑窑主的惩罚，基本上都是按非法用工罪名进行。对于这样涉嫌拐骗、绑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用童工、侵占工人工资、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的行为，轻轻松松一个“非法用工”的判决了之，是否合适？
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最高检已经派员前往当地严查渎职。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山西省永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侯军元、监察员尚广泽21日下午分别因涉嫌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刑拘。他们被刑拘，与一名河南籍的17岁未成年农民工在被劳动部门送回家乡途中又被“非法介绍”到另一家砖窑做工有关。更多“不作为”的渎职犯罪等待着我们深挖细掘。
一些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渎职泛滥，也与公民权利无法约束当地行政机关权力有关。对于公民的各种报案、投诉、要求，我们始终缺乏一个细微而坚实的政府回执制度。是否受理？不受理的理由何在？受理情况如何？等等，都应该给公民以回执。除了滥作为，大量的渎职行为发生在“不作为”当中，政府回执制度，是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推卸责任的生命线。
收紧渎职犯罪的法网迫在眉睫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6-23 1:07:42 · 来源： 新京报“1999年，我刚到渎职侵权检察厅时，渎职犯罪造成的个案损失超过千万元的，就已经感到很严重了。现在，损失几千万乃至上亿、十几亿元的都不鲜见了，渎职侵权犯罪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表示，为加大对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力度，最高检已经着手修订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标准，以突出办案重点，避免对这类犯罪“轻处轻判”（6月22日《人民日报》）。
此前，最高检公布了一个令社会“震惊”的调查结论：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而渎职犯罪的危害远不止于经济损失，在更多、更大的层面上，渎职犯罪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伤害则往往比经济伤害更甚，比如眼前的山西黑窑奴工案，比如此起彼伏的刑讯逼供致伤致死和暴力执法。
渎职犯罪的危害如此之大，可对它的查处不尽如人意：2007年1月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2808件3470人，其中近一半是重特大案件。这个数字，比起同期查处的贪污受贿案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而最终受到刑事处罚的，更是令人惊讶的少。最高检近日披露的报告称：在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渎职犯罪嫌疑人中，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只有249人。这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有131人，2人判无罪；判处实刑的仅9人。
法律本来对渎职犯罪规定的刑期就不高，再来左一个免刑右一个缓刑，岂非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纵容和放任？这种对渎职罪的宽宥，本身就与法律精神抵触。通过修订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标准，给渎职犯罪以严格的标准设定，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罪轻判的现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社会从观念上强化对渎职犯罪的敏感度。比如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长达10年之久，当地相关行政部门是否知情？有的孩子家长向当地职能部门求救，有关人员是否涉嫌不作为？是否存在官窑勾结？每一个环节都有渎职的阴影在，而不是轻描淡写的“政府监管不到位”，因为面对邪恶，不作为即渎职。
而此前，也有一些黑窑被发现，但以往对黑窑主的惩罚，基本上都是按非法用工罪名进行。对于这样涉嫌拐骗、绑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用童工、侵占工人工资、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的行为，轻轻松松一个“非法用工”的判决了之，是否合适？
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最高检已经派员前往当地严查渎职。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山西省永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侯军元、监察员尚广泽21日下午分别因涉嫌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刑拘。他们被刑拘，与一名河南籍的17岁未成年农民工在被劳动部门送回家乡途中又被“非法介绍”到另一家砖窑做工有关。更多“不作为”的渎职犯罪等待着我们深挖细掘。
一些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渎职泛滥，也与公民权利无法约束当地行政机关权力有关。对于公民的各种报案、投诉、要求，我们始终缺乏一个细微而坚实的政府回执制度。是否受理？不受理的理由何在？受理情况如何？等等，都应该给公民以回执。除了滥作为，大量的渎职行为发生在“不作为”当中，政府回执制度，是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推卸责任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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