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告别革命》片断）

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
刘：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本世纪的文化特点。这个问题，一些普遍性的公认的特点，就不必多讨论，例如，与上一世纪相比，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化被外来的文化所渗透，以致发生传统文化的断裂、痛苦和寻找新的出路，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特点，但这个特点讲得太多了，而且还有人在探讨，我们就可以少谈了。
李：关於这一特点，我只想补充说，传统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们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尽管在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传统文化经受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的打击，但它无所谓被抛弃的问题，这正像我们身内的肝胆一样，难以抛弃，只能对肝胆中的健康或疾病进行分析。
刘：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是在民族危机阴影下笼罩的文化，这种巨大的危机感对知识分子发生很深的影响，使他们创造的二十世纪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危机压顶的特点。在这一总特点下，这种文化就带有另外一些现在看来很有意思的特徵。
李：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表现出这个特点的背後是一种意识形态，首先是进化论的意识形态，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
刘：这种文化心理派生出来的文化，就共同带有一个文化特点：紧张、浮躁、激进、片面等。
李：这种特点发展到後来便是“立杆见影”。与“立杆见影”相呼应就是文艺上的“三突出”，歌颂“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树立典范，供人“学习”及崇拜。
刘：由於共同感到危机压顶，知识分子蒙受到巨大的道义压力，在启蒙文化与救亡文化的矛盾中，自然不能不选择救亡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是救亡文化、革命文化、农民文非常发达，非常突出的世纪。救亡文化你已讲过了，与五四後救亡文化相关的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与救亡文化相比，它带有更强烈的阶级性、激烈性、战斗性，也就是火药味更浓。由於这个世纪的革命主体——中国共产党把农民视为主力军，因此，农民文化又特别发达，尤其是在大陆，自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後，这种文化，作为平民文化的主流，几乎压倒其他种类的文化。
李：而这几种文化，又都是政治倾向性极强，政治意识形态性极强，都是旗帜鲜明的政治文化。因此也可以说，这个世纪的文化，是政治文化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
刘：这些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文化又很浮躁、空疏，其中没有严格的政治科学、法学、社会学，更谈不上政治哲学。甚么都匆促，文学也是如此。
李：前几年，我到新加坡访问时，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说，我们的小说都写得太匆促，应当有一批能坐下来写上十年八年的作家，也是有感於这个世纪的文化都太浮躁。
刘：在这个世纪中，从文学这个领域来说，鲁迅可以说是最有思想、最有才能的作家，他本来可以写出非常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自己也有这种打算，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匕首投枪似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也带上政治文化的色彩，也是危机压顶的结果，不得不然。
李：有些企图从容一些，闲适一点，静穆一点，其实也无不可，也可以容许，但结果就硬让他们没立足之地。林语堂直到前几年才“平反”。他用英语写的描写中国的小说才能翻译出版，其实，与似乎已成定论的评价完全相反，林是极其爱国的，极其珍重和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贬斥西方文化的，甚至想改造英语，甚至说中国的小老婆比西方的离婚好，他恰恰不是洋奴，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像以前批判他的那样。
刘：周作人、林语堂，都是想在激烈的政治文化包围中企图开辟“自己的园地”，抒发自己的性灵，让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趣味有个存身之所；但是，林语堂被批判了几十年，周作人更不用说了。他们企图用幽默感反抗危机感，但都付出了代价。这个世纪的社会氛围太沉重，幽默文化不发达，像《阿Q正传》，实属难得。到了八十年代，能出现王蒙小说中那些笑声也不容易。
李：救亡文化、革命文化都相当沉重，不可能有幽默。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上中层，就不像老百姓那么幽默。尽管我不特别喜欢喜剧，但我非常喜欢老百姓编的那些幽默语录，例如目前在大陆流行的“十等人”，有意思得很。
刘：这个世纪中国的重文化太多，而轻文化太少。尤其是下半纪的大陆音乐中的轻音乐，直到六十、七十年代还在受批判，八十年代才有轻音乐的立足之地。
李：进行曲、庄严的颂歌倒有不少，当然其中也有好的。
刘：由於危机压顶，所以这个世纪，逸人、隐士没有存身之所，他们创造的带有隐逸性特点的文化自然也没有存在之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把他们的文学称为山林文学，革他们的命，也确实被革得差不多，几乎灭绝。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裏，逸人、隐士是有自由的，竹林七贤、陶渊明、扬州八怪，他们因为有隐逸的自由，所以才有艺术成就。但是，在二十世纪，隐逸文化遭到强烈的批判，鲁迅对隐士的挖苦、嘲弄真是毫不留情，他显然是在批判周作人、林语堂等。鲁迅的批判也太过份了。其实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当给知识分子有隐逸的自由。
李：朱光潜讲一点“静穆”，也受到鲁迅的辛辣批评，其实这太过份了。陶渊明的诗当然复杂，在冲淡中有愤激，但都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嘛。
刘：你想，民族危机深重，危在旦夕，你可以讲“静穆”吗？道义的理由实在太强大了!不能静下来写，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自然就少有面壁十年的作家，少有精深的学术巨著。这个世纪在人文科学上，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只有寥寥几个。在哲学上，法国国际哲学院投票承认的中国哲学家，上半纪是冯友兰，下半纪是你，但你们能自由地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冯先生得益於在西南联大那几年，一边可以隔岸观火，一边可以隔山著书。而你，最花力量写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在河南干校“偷”写的。
李：写的时候，上边还压着一本毛泽东著作。很可怜!
刘：下半纪要“隔岸观火”就很难，谁也当不得“逍遥派”，尤其是中青年。
李：阶级斗争烽火连天，确实没有“面壁十年”或“独善其身”的可能，好容易有八十年代几年开放的日子，大家可以说点真话，如今又艰难了。
刘：这个世纪在文学创作上，倒是在二三十年代有实绩，那时军阀混战，中央政权失控，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结不成联盟而相对削弱，知识分子倒是可以在隙缝中写点东西，鲁迅、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都在那时写出代表作。到了下半纪，阶级斗争连绵不断，生命消耗在无谓的政治运动中，另一种危机感，即个人的危机感时时笼罩在作家、学人的头上，人人害怕万一跟不上形势，就会变成右派、白旗、反动权威，因此，也很难“面壁十年”。所以就很少有现代的社会科学经典性著作。真正的文学巨著也不多。
李：说起来可悲，就说文学理论吧，在几十年来叫得极响，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创作，但是，哪有甚么有份量的文学理论著作产最有份量的还是政治领导人在延安的那个《讲话》。其他只是这个《讲话》的注疏。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才开始变化。
刘：我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告别诸神〉，也讲了这个观点。一九八五年前後，我开始作些准备，想接着你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写一本中国现代美学史，後来认真读了读有关的美学著作，很不满意，觉得我国的现代美学，几乎构成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史”。
李：确实如此，美学比文学理论还不如，没甚么货色。
刘：几个主要对象我都充份尊重，首先是王国维，他还比较有实绩。但他的主要成就其实是史学。可是他的《人间词话》影响倒是最大。这本词话，属於文学批评，很难称为美学。真正属於美学范畴的作品并不多。蔡元培倒是真正着意提倡“美育”，注重美学的，但他缺少有份量的美学著作。朱光潜先生倒是本世纪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学家，但除了《诗论》之外，其他是在翻译介绍上的贡献，特别是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的贡献。而自己的美学学说，也不能算丰富。
李：朱光潜亲自对我说过，他的著作中就是《诗论》比较有自己的见解。
刘：朱先生这么有功底，有学问，又这么勤奋，如果不是在下世纪老是处於被批判和自我批判之中，让他在成熟的岁月中多写一些，成就将会高得多，很可惜。宗白华先生对美学，特别是对古典美学，有不少真知灼见，可惜研究实绩，还嫌少一些。
李：很可惜。宗先生写得太少。解放後只评了个三级教授。但他如果多写，恐怕受的批判不会比朱少。朱後来真的讲马列，宗却一直未讲过。
刘：鲁迅和其他左翼阵营裏的人翻译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美学，周扬翻译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在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是在译介，在偷火，本身在介绍中自然也有美学思想，但都没有用自己的美学语言建构有份量的美学著作，也很可惜。
李：蔡仪写了一两本，但都像是天书似的，而且乾巴巴，真是必须硬着头皮才能看下去，看下去之後却仍然感到饥肠如故，一点问题也没解决。
刘：他的书讲美是典型，也是别人的命题，是别林斯基和恩格斯的命题，没有自己的命题。
李：解放前，美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占甚么地位，没有几个搞美学的，大学裏一般不开这门课。朱光潜是在外文系教英诗。到五十年代，美学突然成了热门，七八十年代又掀起一次“美学熟”，文章、书刊出得不少，相比其他人文学科，非常突出。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学和政治的关系不大，大家可以自由争论，相对於文学理论来说，离政治要远一点，也没有政治人物来直接干预。当时有三种、四种意见争论，能有这一点自由，於是从五十年代中热到六十年代初，後来一强调社教、阶级斗争，这热也就顿时不见了。其他学科如伦理学很重要，但就是不能搞，万马齐瘖，毫无生气。社会学在解放前有一点，解放後整个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性质，完全封禁了。美学之能有一点发展，就是因为没有人人物注意。
刘：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对中国影响很大，对你也影响不小。
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品，我很佩服。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么多年，还是不屈不挠。但他的小说《怎么办》我也是硬着头皮才看完的。据说列宁常常看，其实艺术质量太差，根本谈不上好小说，“好”只在政治意义上。
刘：他的书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成为我们大学中文系必读的。像你个人早期美学思想中对他的美学思想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李：那是当然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确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当时屠格涅夫看到他的美学论文後气得要死。屠格涅夫是前辈，为此事他还和别林斯基吵了一架。我对列宁本人的评价仍然不低，包括他的个人品格，但史达林就大成问题了，凶险残忍之极。他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糟透了，无非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这当然影响了中国。但周扬四十年代把这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非坏事，车与史达林时期也没甚么关系。五十年代的美学热，也并非坏现象。
刘：本世纪上半叶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恐怕是康德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了。王国维受了叔本华的影响，但叔本华的美学在中国，总的说来，影响不大。
李：比起美学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活跃得多了，影响也大得多，但是，搞文学理论的人一直倒楣，从巴人的《文学论稿》开始，几乎很少人没被批过，并且一直是这样，一直到今天的阁下，因为文艺理论与政治连得太紧。
刘：胡风也是很坎坷的一个，最後周扬自己也经受批判。
李：你知道最先批判胡风的是谁吗？蔡仪是最早批判胡风的一位。就在重庆的时候，胡风给舒芜的信中说有个“语不成声”的，就是蔡仪，注解裏写的。
刘：胡风如果能让他自然发展下去，他是能搞得出好理论的。但他宗派性也确实强。
李：是的，胡风是搞理论的，他的理论值得研究，虽然我并不同意他的基本看法。他所讲的“主观拥抱客观”的“战斗精神”，与我很有距离。但即使不同意，也应该让他研究。一棍子打死他的理论，特别是进行政治陷害，这就太令人寒心了。他其实也是相当左的。他批判别人也是说别人右，却自己当了反革命，谁也没有料到，他本人更不会料到。他写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清流浊流都流到这大海裏，当然这是颂歌，也可能有点牢骚，他看到五十年代初一些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人都被毛礼遇有加，他可能看不惯。他也的确有小集团的毛病，认为只有他这个小集团是最革命最正确的，文学界这种小集团风气不只胡风，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左联时便很突出。我与文学界一直极少来往，但我以为文学界现在和将来都应注意这一问题，“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为何不改一改呢？我欣赏你的朋友是四面八方，同时又坚持自己是个体户，不加入任何集团。
刘：一加入集团，就没有自由，就容易丢失个性。武松、李逵没上山之前很有个性，一上山就不行了，一律“替天行道”，还有甚么个性。一九四九年後，有个性太难。提出一点和《讲话》稍为不同的思想都不行，如邵苓麟，他的“中间人物”论，其实还没有构成甚么理论，他们就兴师动众把他打下去，这怎么可能不千篇一律呢？能允许存在的只有《讲话》的很乏味的注疏。这些注疏性的所谓文学理论，让作家一读就失去灵感，变得糊裏糊涂。所以，我支持你的极端性的说法，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
李：这也并非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作家不要被他们的概念扼杀死了。文艺作品本来诉诸情感，不是直接诉诸理性的东西，文学内容远远大於概念，文学传达的经常是概念讲不清楚、讲不明白的东西，连作家艺术家自己也讲不明白，他就是有某种东西，感受、感想、感触、感情……，想讲，於是作品就出来了，你问他到底他想讲甚么，他并不一定明确，如果他非常明确，那作品常常就是败笔。这就是所谓美学规律，我在美学中已再三讲过这一现象了。现在的文学理论的概念又是那么贫乏、武断，而且大部份是政治概念，很少有真正的文学理论语言。
刘：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政治领袖的文学指示，这可以算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文化特点，体现於文学中的文化特点。
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何当日不是如此。这就是政治统帅文化的特点。
选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