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告别革命》片断）

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简答林毓生教授
刘：我上月底应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到台北参加“革命或改革？——中国历史的百年回顾与展望”的学术讲座，再次发表“告别革命”的看法。在会上，林毓生教授认为，提出“告别革命”观念乃是“马後炮”，因为现在“中国要改良不要革命”已是“共识”，问题是如何改革；而如何改革的前提并不是我们强调的经济发展，而是一个法治问题。从西方的发展史来看，英国的民主并非肇因於工业革命，而是中古时期萌芽的法治。何况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主，在现今世界上，有许多科学技术、生产力很发达的国家却实行专制与独裁。我读了林教授发表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明报》上的文章〈关於“西体中用”论与“开出民主”说的评析〉，也是这一观点的表达。林教授的质疑和批评，提出一个问题：改革应从发展经济入手，还是应从建立法治入手？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人们所关注的，我们不妨讨论一下。
李：“告别革命”论是否“马後炮”，等会儿再回答。这裏先说明无论是“西体中用”还是“告别革命”，提出的都是有关当前中国现实的基本问题。我从来不认为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政治民主，所以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但我也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今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法治）的前提。虽然经济发达也可以出现希特勒、史达林，经济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因素，并非随时随地可以决定一切；但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进程和一般的长期情况来看，经济却仍然是政治、文化、心理等等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甚么现代的民主、法治不能普遍地产生在中古时代产难道与近现代以科技—大工业为动力的社会经济没有
关系吗？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裏几句话所能说清楚。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和落实处既然是当前的中国，因此我想把问题集中在“法治究竟如何才可能在今天的中国实现”这样一个焦点上。
刘：你在这裏实际上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理性问题，即法治从何而来？现代法治在中国如何才可能？在《告别革命》中你所讲的四个程序已经说明：法治（政治民主）只能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法治很难离开经济基石凭空而降。经济先於法治，这一点你早已很明确了。
李：不错，问题的关键在於法治从何而来产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如何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有效而持久的法治？是靠几位知识分子、学者教授提出或宣传一套学说理论、思想主张以启蒙大众或说服当局来实现呢？还是通过在目前迅速发展中的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立法、司法问题的具体落实、扩展而逐渐实现？我并不忽视前一方面，即学者、专家有责任有义务提出和宣扬各种思想、学说、建议、主张来促成现代民主—法治。从八十年代起，我就一直反对新权威主义，主张逐步开放舆论言论自由等等，正是注意到经济发展可以导致或巩固专制政权。但我更重视目前由於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如各种旧秩序、结构、规则的松动，以及法制的开始建设（如“破产法”、“出版法”等的制定）、法治的初步萌芽（如基层选举）等等。我以为它们才是走向未来民主政治的客观力量、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不相信凭几个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要求“领导阶层自律”就能建立法治。其实，从二十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曾不断引入和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法治观念（尽管不一定理解得非常准确），但根本无济於事。一百年来，文化变迁、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试过了，但没有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大变动，民主、法治在中国还是建立不起来，各种宪法都是一纸空文。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刘：我记得你从八十年代初期就一再提倡“建立形式”，即建设各种法律、制度。你说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不是“启蒙”，而是建立法治。这种法治意识的自觉，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倒已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伴随这个觉悟而来的真正难题是法治从何而来？法治如何从空谈空想变为现实？关於这一点，中国百年来法治末成的历史经验远比英国的经验（法治先於现代工业）重要，何况英国的经验也未必是普遍的经验。在今天的中国，通过经济的发展迫使政府在经济领域中首先立法，然後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而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最後形成完善的法治体系，这倒是一条现实的可行之路。这种“经济发展—经济立法—全面立法”的思路是这两三年在和你的对话中明确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有“法制优先”的想法，并使用过“先订规则，然後打球”的比喻。但是後来又发现行不通，因为如果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本制定不了“破产法”和其他复杂的“经济法”，甚至连够格的立法主体都难找。
李：用“打球”作比喻不够贴切，还是用“走路”、“过河”的比喻较好。因为打球是人为的、局部的游戏，制定规则常常在先，而“走路”、“过河”则不是。正如盖房子可以先有设计蓝图，但不能有设计整个社会的工程蓝图。世界上的路要靠人从经验积累中走出来。所以，我说过，“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错，不应受嘲弄或鄙视，因为这正是要求积累、总结经验。当然在经验中立法，也必须学习和参照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主张，但不能照搬照抄，还是得按照自己的现实经验来判断、选择、增删、修改而逐步完善口。
刘：你主张经验立法，这与林教授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
李：除了这一区别，还有一点，就是我把林教授的心爱词汇倒过来了，即把“创造性转化”改为“转化性创造”。这似乎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它表现了一个重要分歧。这就是：林先生的重点在於把今日中国创造性地“转化”到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规范标准中去。而我强调的则是通过“转化性创造”，即逐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不必全同於西方的形式、模态、规范，其中也包括法治体系。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同意（也有某些严重的保留）崔之元的观点，不赞成“制度拜物教”，即把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规范视为普遍适用、绝对神圣的标准而无条件地搬用。
刘：在去年出版的《原道》第三辑上，你发表的〈再说“西体中用”〉，就指出林毓生教授的思想方向乃是要把中国“转化”到西方政治的既有模式上。我理解在这种批评的背後是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创造发达国家的新形式，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心态和标准。
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不要被封闭在西方既定的模式上，即不一定要以西方现成的模式作为模仿、追求、转换的对象与目标。我完全支持你的看法。
李：对。我不懂经济学，也不懂政治学，不敢多说，不过是凭常识说一点意见而已。例如，十多年来中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我以为这就是一种“转化性创造”，我看就没有必要“转化”到西方私有大企业的形式裏去。中国的国有化企业也正在转变，但也不必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私有制的标准、模式去“转化”；中国可以逐渐地（即“转化性地”）创造出实行雇用劳动制（即打破铁饭碗）和追求利润的各种公有制的新形式。经济如此，政治包括民主、法治也如此，都可以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创造。西方现代的一些基本原理可以不变，但用在中国，具体形式则可以不同。
刘：“西体中用”讲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既区别於“中体西用”，又区别於全盘西化。我们的《告别革命》，特别注意这两个区别，讲的也是“转化性创造”。我们还强调，这种创造的性质是改良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全盘西化的观念倒是容易导致革命。
李：“转化性创造”是改良性创造，也正是“西体中用”。林毓生教授的“创造性转化”，实际上仍是全盘西化，它排除了中国可以走一条自己的路的可能性。
刘：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都缺乏“共识”，包括是采取革命性变动还是改良性创造。要是真的达到“共识”，我们也就不必招惹那么多来自两极方向的批评与攻击了。
李：如果说“告别革命”是大家都已熟知的“共识”，毫无意义，为甚么会引起那么大的强烈反应、批评、批判呢？中国今後能否或应否走改良之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其原因不仅在於人们的激进情绪、观念、思想今天在大陆仍然存在且有市场，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中仍有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如数千万工人的失业、半失业，数千万农民涌入城市，贫富悬殊的急遽扩大，官方机构的腐败等等，都造成了群众性的社会不满、怨恨和不稳定。这种种因素相结合，一遇上风吹草动、偶发事件，便可以引发出群众性的暴烈行动和革命。这是非常现实的情况，根本不是学者们的“共识”不“共识”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提出“告别革命”作为警报，这恰恰是“马前炮”而不是“马後炮”。
刘：我倒是衷心希望林教授所说的“共识”真的成为事实，中国真的从此太平无事。可惜中国的未来，前途仍然严峻，以“革命”为神圣中心概念的价值体系仍然覆盖一切，仅此一点，就让知识分子不敢过於天真。
本文发表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香港《明报》
选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