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人文教育（《告别革命》片断？）

关於人文教育
刘再复
刘：耀明兄约请我们写篇“高科技下的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笔谈，我们不如就这个问题讨论一下。你在《告别革命》和其他书籍中，多次表达一个观点，说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和机器统治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是教育学的世纪和从机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世纪。因此新世纪的目光要移向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把教育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李：不错。我於一九九六年台湾版《我的哲学提纲》序言中曾说：“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并说明教育不应再成为实现其他事务的手段，如成为培育资本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家、培育封建社会所需的士大夫的手段，而应当以自身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份实现个体潜能和身心健康本身为目的、为目标，并由此而规范，而制约、而主宰工艺（科技）——社会结构与工具本体。
刘：这也可以说，教育不应以培育“生存技能”为目的，而应当以提高“生命质量”和培育“生存意义”为目的。至少可以说，生存技能与职业技能是第二目的，只有塑造人、塑造优秀人性本身，才是第一目的、根本目的。
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孔子）是以“教育”——“学”为人生要义和人性根本。那么甚么是“学”。我在《论语今读》“学而”第一章曾作这样的解释：“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在《论语》以及儒学中，“学”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及文献知识，相当於今天所说的读书研究，但就整个来说，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於知识，行为先於语言。我所说的“教育学的世纪”，就是教育应当返回到“学为人”、“德行优於知识”以塑造人性为根本之古典之道。
刘：你的哲学思索在近年来不断走向精深，特别是因为你意识到现代和後现代的精神危机，思索的重心也有所转移，这一点，能认真从你的著作中读出的人恐怕不多。例如你刚刚所说的“人类即本体所在”的问题，也就是你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七、八十年代，你强调的是工具本体，而在《我的哲学提纲》之後，特别是在《波斋新说》中，强调的则是情感本体、伦理本体。情感本体的塑造，就是“人的自然化”，即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你所说的以教育为目的，也可以说，就是以塑造情感本体、伦理本体的为目的。只有这种的塑造，才能走出权力——知识——语言，才能从二十世纪的语言／权力统治中（科技语言、政治语言、“语言是家园”的哲学语言）解脱出来。
李：近年来我的思考重心虽然是情感本体，但是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就预感到这一点。我在一九八一年发表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就说：“这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科学。……这也许恰好是马克思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观点。”这篇文章写於二十年前，那时中国经济处於崩溃边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我的思考重心不能不放在“工具本体”作为“基础”的问题，但是我也预感到未来时代的焦点并非工具本体问题。二十年来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我感到这个焦点已无可回避。教育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乃是能否把人培育成为一种超机器、超生物、超工具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机器的奴隶和仅能使用工具的存在物。
刘：你的这些理论表述，归结到我们讨论的题目上来，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应把人文教育作为教育的重心、教育的前提。教育当然也应当有知识教育，但应以人文教育为前提。正如教育不会制造原子弹的学生，首先应使这个学生树立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於人类的观念。塑造这一信念应是前提。钱穆先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语言，认为应培育学生有格天、格物、格心的能力，格天、格物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格心则是人本身的心性。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可能回到以“格心”为前提、为目的的中国古典传统。这一意思如果用史宾格勒之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对人的第三进向即第三维度的培育应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人除了宽度及长度（世俗平面维度）之外，还需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就是第三维度，人文维度。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因为世俗的平面的生存进向，而是由於其精神灵魂的立体存在空间。他作出一个结论：“深度的经验是一个前提，许多由此衍生出来的事物，都须依此前提而定。”(《西方的没落》第四章）我觉得，今天的教育部门，只有认识到人文教育乃是一切教育的前提，教育才有希望。而建设一个现代新国家，也只有以人文科学为前提，这个国家才可能属於新时代。
李：你刚才说不能以“生存技能”为教育的目的，这是对的。如果以此为目的，就失去人文前提。前两年我和詹明信（F．Tameson)对话时就说到这一点，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之心理。现在我们还有五个工作日，身处农业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更承受着过量的工作。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实施了三天工作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到那个时候，人类会做甚么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的严肃问题，教育课题会极为突出。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格心”的问题，“第三进向”的问题，“人的自然化”问题就是显得格外突出。
刘：美国的大学在二战之後的一段时间很重视人文教育，大学的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人文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中学教育除了私立的教会学校具有“德育”之外，其他中学似乎没有“德育”之维，只有知育与体育这两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伴之而来的生存压力的加大，学校的目光可能会重视“生存技能”的培育，德育之维可能还会进一步萎缩。
李：美国中学的这种趋向可能还会反映到大学中。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基础的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人文教育的冲击是负面大於正面。我对未来相当悲观。人文教育、人交学科无论在基本观念、“指导思想”、格局安排、教材采用、教学方面各方面都日渐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也越来越严重地成为一半机器一半动物式的存在着。怎样办？不知道。作为人文工作者大概也只能发些空喊。
刘：尽管带有空喊性质，但我们还是要呐喊，要呜警钟。最近我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看到一则消息：座落於加州的高科技象徵地——硅谷，拥有全美国最昂贵的房屋市场和全世界最集中的投资资金，但也是美国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例如，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四房式小屋标价为二百二十万美元，最後却在激烈的竞标下以三百二十万美元售出。另外一间标价为四十九点五万美元的一房式屋子则以七十五万美元成交。与此相比的另一极状况则是许多非科技人员没有栖身之所。在硅谷五名居民当中，就有两人无法负担平均每月一千七百美元租金的两房式公寓。越来越多的教师、警员、消防员、抽佣的销售人员正在寻求无家可归庇护所的服务。不少人每月付四百美元住在车房或睡在陌生人客厅地板上。加州金融部门，把这些人称作隐形的贫困在职人员。硅谷的状况当然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发出一种信号：高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结构，它已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并可能造成非科技部门与人员“无处栖身”的困境，其中当然包括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人员。我们姑且把高科技造成的生存压力和改变生态结构的力量称作“硅谷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影响美国，势必也会影响中国。
李：这种效应肯定有，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这一社会存在的力量的确太强大。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个绝对真理，而应当承认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有其独立的性质，而且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大，物质生产受制约於精神生产这一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愈趋明确，因此，高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至上、技术至上观念等等，也可以通过人文的力量给予制约，将它规范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再任其无限膨胀。
刘：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的作用，正是在於建立规范，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和伦理原则、心灵原则。高技术的发展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任其无限膨胀也会带来灾难。例如复制人的现象（“克隆人”）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改变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瓦解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体系，它对人类的挑衅可能比原子弹、氢弹还要大。在中国，高科技事业虽然远不如美国发达，但是，它也将影响未来中国的面貌，也将冲击人文教育。中国的人文教育将面临双重的压挤，一面是原来就有的意识形态的压挤；一面则是高科技的压挤。用你的语言表述，人文教育就要变成意识形态和高科技的双重殖民地。
李：面对高科技的发展，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是好的。但是，不能把这一口号当作斗争策略，只着眼於“国”，不着眼於人。只着眼国力的强盛，就会只顾技术，不顾教育，其实，真的要兴国，首先得兴人，用鲁迅的演说，便是先立人而後立国。而立人的关键是人文教育。以往的人文教育的确受到意识形态的冲击，人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在高科技的时代影子下，人文教育可能更无栖身之所。这样看来，还真的会变成双重殖民地。
刘：中国的教育，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有“智育”、“体育”、“德育”三个维度，这是好的。但是，上世纪下半叶在“德育”上，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教育取代人文修养的教育。这里发生了一个目的的轮换，即以培养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工具）取代对优秀人性的塑造。同此，“德育”的内容便以“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重心，而忽视（甚至弃绝）人类基本品格、基本道德情感（如同情心、怜悯心等）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真、善、美等）的教育。如果说，美国的教育是向职业功利偏斜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向“政治功利”偏斜。这种偏斜造成中学生和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学养很低。如果我们要做一项测验，考察一下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中国理工科大学生和一个法国中学毕业生的人文学养水平，我相信，中国大学生可能会输。
李：只有体育、智育的教育，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而人文教育恰恰不能是功利主义的。它要着眼於民族与人类的长远前途。如果谈功利，那么文学艺术是最没有用的。但这种“无用之用”，恰恰是百年大计。
刘：人本修养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法律等多方面的修养，而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是文学与艺术的修养。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呼吁过教材改革，主要的意思是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课本上的文学艺术内容实在是太片面、太苍白了。所谓片面，就是太重意识形态化而“太不文学”和“太不艺术”了。所谓苍白，就是只有很稀少的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中国古代诗文和一些现当代“进步”作家的作品及外国的一点可怜的文学点缀品，其他的全然不知。既不读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读卡夫卡、加缪、福克纳，至於达·芬奇、米该朗基罗、莫奈、梵高等的艺术，更是没有立足之地。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大陆五十年的文学修养教育与艺术修养教育已经完全失败!除了中文系和艺术系的大学毕业生外，其他科目的大学生，其文学艺术的修养，实在是苍白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写文章本来应当“温柔敦厚”，但说到这里，我却忍不住要用一句不敦厚的语言告诉读者，我曾对着一些文学界之外的名人和相当高级的干部谈文学，但总的感觉，是等於“对牛弹琴”。
整理於二OOO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