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期待(《告别革命》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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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期待(《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期待(《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期待        ——简答胡绳先生          麦田出版社即将出版《告别革命》台湾版,收入王德威教授编的《麦田人文》丛书之中,李泽厚和我都为此感到十分高。      一九九六年《告别革命》首次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一九九七年又发行增补本(第三版)。香港这一弹丸之地,《告别革命》又是思想性著作,两年内能三次印行,说明人们关心我们提出的问题。据天地图书公司的朋友相告,许多大陆的读者到香港时买了这本书,因此在国内便产生了影响。九六年六月六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此文发表後,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报转载,包括晚报、商报。文中对《告别革命》进行批判。他说:提出“要告别革命”,“目的在於取消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後,“告别革命”观念开始在大陆引起争论。在邢文发表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发了一份供批判之用的长达二十九页的材料,题为《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甚么问题》。     这份材料以“告别一切革命”、“革命破坏一切”、“关於中国共产党”、“关於中国的社会生活”、“关於毛泽东的评价”、“关於马克思主义”、“关於哲学”、“关於文化与艺术”、“关於中国近现代史”、“关於中国未来的道路”等十一个专题对《告别革命》一书进行隔裂性摘要。每一大标题之下又加了“只要有中国特色,不管社会性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多元文化的和平共生”等批判性小标题。这份材料使大陆思想学术界了解了《告别革命》一书的片断。这之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批评我们提出的观念,奇怪的是,主持会议的所长张海鹏不谈学术,也不顾我们对美国文化的批评,却说李泽厚和我因为在美国担任讲座教授、客座教授,自然要替美国的“和平演变”说话。同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对《告别革命》正式表态,他在《百年潮》创刊号上发表谈话说:            “我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和另一个也曾相识的朋友宣告 说,要告别革命。其意似乎一是要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 (大概工业革命不在被否定之列),这恐怕只能表明自己的狂妄, 二是要表示不赞成以後再有革命。我想,一个人发誓再不同任何 革命发生关系,这只好由他;但是如果此人竟以为革命将因为他 的‘告别’而不再发生,未免过於幼稚,至少与科学研究相去万         里……”          胡绳在访谈中对以後为甚么还会发生革命作了这样的解释:       “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    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 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         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此次谈话由於中新社向海外报刊转发,才引起我们的注意。仔细读了胡绳的讲话,李泽厚和我的共同感觉是:胡绳没有通读我们的书,大约只读了书皮,顶多是读了科研局的“摘要”,所以就武断地说我们“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其实,我们一再说明,我们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革命,而是否定“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动力”、“革命唯一”等观念,即把革命当作圣物、把改良当作毒物的观念,历史的发展,不能说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动力,改良、妥协、让步、发展生产力就不是动力。如果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前进的唯一的“必由之路”,那么,历史就只有一种悲惨的宿命:只有战争,只有流血,只有遍地横尸,历史才能前进一步。以往数十年,统治大陆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就是这种“革命——历史动力论”和“革命——历史必然论”。包括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是革命动力论的具体演绎。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描述的是中国近代史。然而,在胡绳眼裏和笔下,中国近代的“正史”,只是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和辛亥革命这“三大革命高潮”的历史,只有这三大革命高潮才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动力和历史实在,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乃是近代史中的“邪史”,它只是历史的多余物和死物。他认为:“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所办的“洋务”只是“封建性的、买办性的官办军事工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对於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了严重阻碍作用”。而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胡绳完全无视洋务运动在奠定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冲击传统道德中心主义、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打开中国人的眼界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也完全无视戊戌维新运动在开创中国制度文化层面变革的先锋作用,以及激发中国近代历史发生裂变和推动中国自我更新的巨大历史功勋,并且完全拒绝思考中国选择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胡绳听阐释的中国近代史,只是胡绳用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即暴力革命动力论进行讲述的片面故事,在这一故事裏,义和团运动被膨胀得比戊戌运动更重要、更伟大,这显然说不过去。我们因为觉得太过份而对此提出质疑,不能说没有理由。胡绳这本书用最激进观念解释中国近代史,简单武断的结论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比比皆是。但它在王震将军为代表的官方高度赞赏下却印行数百万册(包括简写本),流行二十年,至今仍然被大陆视为近代史的权威阐释,没有一个近代史研究者敢於正面对胡绳的历史观和他的这部代表作提出认真的批评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和我在《告别革命》中对胡蝇提出温和的批评并反省一下大陆近代史研究著作中的革命倾斜,恐怕算不了甚么“狂妄”,倒是胡绳应当放下架子,谦卑地想想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独断性描述是否妥当?你笔下的绝对本质化的革命图像是否符合历史实际?     说到这裏,我想藉此机会表明一种期待:应当重写中国近代史,应当重新阐释中国百年史。把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的观念应当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视角以及这一视角下所建构的近代史学框架应当有所检讨、有所修正、有所更新。诸如胡绳所表明的那种历史观念,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现在应当对以往那些“理所当然”的看法重新审视。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是极为丰富复杂的活生生的历史,其中包括本世纪内战不断、残杀不断的惨痛历史教训,这段历史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两极对垒”、“一边英雄一边刽子手”这种简单描述方式可解释得了的。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状况和人们的眼光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近代史书还老是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的版本,连邓小平理论的版本都出不来,更不用说具有史家独立主体性的版本,这种情况难道不应当改一改,变一变吗?     如果胡绳不仅只是读书皮,那么,还应当注意到,我们并没有说过,以後不再会有革命,我们可没有开过这种“保票”,对於“以後”,我们一再说,仍然会有两种可能性: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与和平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主张应当告别那种暴力革命乃是历史必由之路即唯一可能的固执观念,而努力去争取和平改革的可能性。矛盾无处不在,阶级冲突到处都有,但通过阶级协调的办法解决矛盾比通过阶级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激化形式(暴力革命)的办法好。大陆过去几十年不断折腾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要迷信革命,也不要迷信社会主义革命,六、七十年代,迷信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把千百万人扫进牛棚,是知识分子像牲口似地在猪圈裏呻吟。巨大的伤口尚在,死亡的深渊之影依然常在人们的额角闪动,胡绳怎么又义愤填膺地鼓动继续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在应当停止革命、从事建设的时候却仍然继续革命,即继续带着战争时代那股敢死队的情绪继续往前冲杀,大规模地虚设各类敌人,给自己的国家树立庞大的敌人系统即所谓“革命对象”。这种思路是到了变革的时候了!     一个历史学家,不能老是停留在“党立论,我写作”的模式上,而应当以史学主体的身份独立地面对历史教训,并去寻求更符合实际,符合人性和符合人类最高利益的思考。倘若不是这样,倘若还坚持革命拜物教的老观念,就会变得非常荒谬,就以胡绳例举的“环境保护”问题来说吧,就大可不必动刀动枪,大可不必呼唤革命。尽管垃圾会毒化空气,工业废料会危害江河,现代科技会污染湖光山色,但完全可以通过改良、协商、法治等办法解决。而胡绳却认为“环境保护”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非革命不可,那岂不是说,解决垃圾废料也得大动干戈,流血一场?像胡绳这种连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也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实在是一种革命狂热。或者说,是一种距离科学态度十万八千里的激进“打倒”情绪。对此,我们不得不向胡绳说:在你老先生身上,革命崇拜的流毒实在太深了,这正好说明,我们“告别革命”很有必要。应当坦率地说,我们绝不会为了“环境保护”去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和烈士,让人间大地带上更多的血腥味。    除了胡绳、邢贲思等国内论者的谴责之外,《告别革命》还遭到海外论者的批判,他们说告别革命是为了讨好政府,为了想当官。可是,也有朋友说:你们两边不讨好。听了这话,我回答说,他们两边异曲同工,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都认为暴力革命是好东西,当然都不高兴,还回答说:不讨好任何人,正是思想者的本性。既不迎合当权者,也不附和反对派,只面对真理说话,这应当是思想者最高的心灵原则,不讨好并不意味着“狂妄”,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反对派,谁说出真理,我们都会感到高兴,无论哪一方作出有道理的批评,我们都愿意听取。我们只是不喜欢政治帽子和情绪化的语言。        不赞成我们的观念,这没关系,重要的是认真、心平气和地讨论。掌握权力不等於掌握真理,胡绳可别忘了这一点。像胡绳、邢贲思这些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摧残、政治劫难的人,应当知道创造平等讨论问题的人文环境是何等重要:可是,《告别革命》却在大陆遭到禁止,我的文章至今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共产党是个执政党,说要“告别革命”,是说不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造反,为甚么连这点意思也害怕?神经如此脆弱,禁锢如此严密,这不值得反省一下吗?胡绳批评我们的时候愤愤不平,但对政府的禁锢,为甚么就那么心平气和?        藉着《告别革命》在台湾出版的机会,我对胡绳的批评先作个简单的答覆,这之後,我将会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作出更加学术化的批评。          原载《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五月号   载自《漫步高原》《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