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廉政建设思想浅析——兼论“高薪养廉”不如

董必武同志廉政建设思想浅析——兼论“高薪养廉”不如“俭以养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60多年的革命生涯，贯穿了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堪称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典范。日前，设在武汉市中国共产党五大会址纪念馆内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开幕，在该纪念馆“清风”亭的两个朱红柱子上，镌刻着董老当年亲笔题写的座右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以此警示前来反腐倡廉历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的人们：“俭以养廉”的精神，对于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反腐倡廉斗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董必武同志对于廉政建设的思考和实践
1.道德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先行
古人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腐败的产生首先是精神的堕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正确运用手中权力，不致腐败堕落，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为，重视道德坚守，树立大公无私、见利思义的正确人生观。这是董必武廉政思想的重要基础和立足点。
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是董必武对自己一贯的要求。董老在诗词、书法等方面的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有良好的国学根底，擅长旧体诗。董老强调诗歌创作不事豪华铺张，不假浮词虚饰。他曾经送学生袁溥之诗：“珠玑咳唾总成章，质美还嫌藻饰伤。记述不妨如实写，中和平淡味弥长”，表述了董老对诗歌研究的美学观。从1939年到1975年，他一共写了1300余首诗。丰厚的文化素养、深厚的美学底蕴和丰富的内心生活，充实着他革命的一生。
充实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得益于董必武同志常年不懈的学习和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南方局工作时写下一副对联：“不懂就钻，太忙就挤”。这幅对联是董老激励自己挤时间学习的，即使在他86岁高龄时还“五篇六本相连读，学习当如卒过河。”    董必武同志对于高尚道德和人格修养的追求不仅仅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操升华和自我完善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将传统的个人道德建设和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培养廉洁自律的党员干部的有力思想武器。
董必武的人生观就是立党为公，无私奉献，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人生的快乐。他认为，为政以德，以德养廉，廉洁奉公，才能树立起反腐败的屏障，才能塑造清官形象，才能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1920年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时，亲手制定了校训“朴、诚、勇、毅”，把艰苦朴素的道德追求列在首位，校训所倡导的办学思想在当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朴素、忠诚、勇敢、坚持”这四条做人的准则，既包含着中华民族讲修身重节操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人格追求。董老曾说，“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我们是为了人民要‘坐天下’（要解放，要做国家的主人），才和人民一道去．‘打天下’（革命）的”。董老认为共产党执政决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要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群众的反面去。 “国民党是被吃垮的，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
1963年10月，董必武曾就宁夏军阀马鸿逵修盖的别墅、戏台赋诗讽刺：“……军阀图宴安，周围列哨戍，人民起革命，巨帚扫旧污……”，阐明了官僚腐败激起民愤而引起革命的因果关系。50年后重温董必武的这些话，仍令我们产生振聋发聩的感觉。
董必武虽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他从不自视特殊，更不允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特殊。董必武常勉励他们抓紧学习，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3至5页书。同时，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董必武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做行政工作是不做官”。他认为共产党员应当事事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他把自己比作“布头”、“配角”，在他看来，岗位没有大小之分，时刻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努力奉献，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这充分体现了董老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革命道德观。
可以看到，董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践行了“修身以德，学政习治”，董老的人生历程充分证明了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及知识素养对于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廉洁观的必要性。
2．作风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具体体现
董必武同志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和革命功绩，更在于他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所表现的勤俭清廉的优良作风，并将勤俭的作风作为廉政建设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以此作为座右铭，这句座右铭很好地体现了董老所倡导的以勤俭促廉政的思想内涵。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无论走到哪里，他始终把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带到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负责管理党的经济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做到物尽其用，财尽其力。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他要求自己的伙食标准比规定的低；发给他的衣服、用品，只要还能凑合用，他就不领新的。
董老有一件随身物——半块毛毯，那是他在民国初年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出来的，这半边毛毯随董老南征北战，遮风避寒。正因为这样，董老格外珍爱它，毯子绒毛磨光了，又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动手打块补丁继续用。他逝世后，这块打着不同颜色补丁、凝聚着董老一生奋斗精神的毛毯，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住在北京钟鼓楼后一个十分气派的昔日王府大院里，由于离“高院”远，董老决定搬至离单位较近的中南海的旧房子里居住，可是，他的提议却遭到儿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地解释：“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上班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搬到中南海，这些都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财力……我们国家还穷啊！”
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把精打细算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交给国家。有一份他亲笔写的收支账目笔记如今作为一级革命文物留存着，上面这样记录着：“董捐生活费美金壹千贰佰陆拾元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元整”；“董交（置）治装费美金壹千壹佰捌拾伍元整”。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按照董老要求，分别用来补贴新华日报购置印刷机和印刷他和章汉夫合著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小册子。另外，在这份账目上，如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公利私利的考验面前，董老不考虑给个人家庭节省一些开支，而是一心想着减轻国家负担，心系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在涉及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奉献和索取等一系列党员干部面临的选择上，董老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地回答。
3．制度建设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
董必武有相当长时间从事监察和政法工作，是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缔造者之一。在关于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他较早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其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监察制度建设和依法治廉的思想是他的这一重要的廉政建设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董必武非常重视设立党内监察委员制度的重要性，“监察委员不仅要使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也要使群众注意我们的纪律。”“这是我们与群众联系的一个很好的机构……我们是个革命政党，不能没有纪律。只要有危害党的健康发展的倾向存在，就要与之作斗争。”
在目睹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董必武十分忧心。经过反复思索，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颇富远见地提出：应当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法律和法制。他说：“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纪律。”“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5年，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之后，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除受到党的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他说：“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二、对董必武同志廉政建设思想产生基础的思考
董必武同志早期家庭环境比较清贫，但是精神食粮比较丰富，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又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和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的改造。分析董老所倡导的廉政建设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的思想既体现了我国老一代革命家所具有的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的思想的影响，但又对这一传统思想进行了革命的超越，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董老的道德建设的思想，可以界定为其对“修身”在廉政建设中作用的认识，作风建设的思想则可以引发我们对于“齐家”思想的进一步的理解，而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思想更明确的阐述了董老对于“治国”理念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总结。
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为我们勾画的是一条个人功利主义的个人职业发展之路，将修身作为最后达成个体成就的一种工具，不能说不正确，但在革命者董老的面前，这种修身的工具特征就显得不可谓不狭隘了。在董老的廉政建设思想中，修身本身也是俭以养廉的重要基础，本身就是廉洁自律的具体体现和有力保证。勤是革命胜利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俭则是革命胜利和发展的有力保证。勤、俭既是修身的目的，但又不仅仅是修身的目的；既是修身的手段，但也不仅仅只停留在修身这一层面上。在他的廉政建设的思想中，勤和俭是高度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共同贯穿于修身、齐家、治国等一系列活动中，共同成为廉政建设的基础和保障。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超越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实现的，它既是建立在董老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自我修养的不断提升、人生观世界观的不断的深化所带来的必然思考，更是董老长期亲身倡导和实践俭以养廉的必然结果，这既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董老的廉政建设思想，更能对我们当前的廉政建设中的一些具体的认识和争论起到很好的厘清和辨识作用。
三、董必武同志的廉政建设思想对当前反腐倡廉的启示
1．高薪养廉的误区分析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问题，它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自古有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8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88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我们也看到，伴随而来的是各种不正之风也在滋生蔓延，反腐倡廉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建设发展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在各种反对腐败的举措中，“高薪养廉”是争议最多的一个。所谓“高薪养廉”，就是提高薪酬，花钱买廉洁。“高薪”固然是令人振奋的，在我国，高薪养廉是否能养出“廉”呢？
新中国诞生不久，董必武同志提出要修两部史书，一部《清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很有深意。史料记载的清代著名贪官和坤，其贪污总值相当于当时乾隆时期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而当时，和珅就是在清朝的雍正皇帝倡导的厚俸养廉政策下培养出来的高级官员。可见，当时的高薪并没有让贪官不贪。
在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中落马的成克杰、陈良宇也都是位高权重高待遇的官员，按照高薪养廉的逻辑，他们应该是廉政的。但现实生活中，他们贪得无厌，高薪并没能遏制他们的贪欲，反而是胃口越来越大。由此，高薪能养廉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消极防腐的办法。
董必武同志的革命经历生动说明，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靠艰苦奋斗成就建国伟业的。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团结和带领人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搞好党的建设，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高薪养廉”，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日子，必然会离间党群关系，伤害人民的感情，使我们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从阻断腐败产生的渠道角度讲，通过严格有效的制度建设对腐败渠道进行封堵是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但是，如果需要我们实现在思想上封堵腐败产生的温床，就需要牢固树立“以俭养廉”的意识，在提高干部素质方面下功夫。因为所谓“高薪”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很多不廉洁行为不是由于薪水低所造成的，许多大贪污犯的俸禄并不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高薪养廉”，但贪赃枉法仍是层出不穷。出现贪腐行为，一方面是制度问题，但更多时候是思想认识问题，是道德修养问题，是如何正确摆正提高生活水平和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两者关系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高薪”并不能完全“养廉”，重要在于要强化廉政、勤政意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2．俭以养廉的道德逻辑思考
强化廉政意识，前提是强化勤俭意识。董必武同志倡导的“俭以养廉”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对党的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一贯要求。“俭”、“德”、“廉”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以俭养廉、崇俭禁奢是为官之道，也是治国之策。从董老的革命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俭以养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措施。以俭促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固然是最根本的，但对为官者进行勤政为民和廉洁自律的道德教育，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俭以养廉”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一贯要求。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如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已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正确指针和警世全党的响亮口号。
回顾董必武同志俭以养廉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加强党员的革命道德修养，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建立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形成“不敢贪，不能贪”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