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直话直说 －反腐战线老兵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公车改革焦点难点释疑（一）
为什么说“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现行公务用车制度是学习前苏联供给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属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多年实践中，凸显五大弊端：一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小汽车，公务交通费用不断上升，财政不堪重负。公务用车虽然实行编制管理，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编制规定却几十年一贯制，严重脱离实际；加上管理不严、人情审批和经费多元化等主、客观因素，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单位，小汽车超编的现象相当普遍。据有关资料披露，近年来各地购车费用急增，甚至超过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每年花在公车上（包括购车、养车、养司机）的费用约为４０００亿元，而且呈不断增长态势，成为财政负担上的无底洞。二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隐性浪费严重。尤其是领导用车，除了接送上下班和出差外，许多时间车辆和司机都闲着没事干。有关资料表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每万公里运行成本为社会运营车辆的５倍，而使用效率只有后者的１／５。三是公车私用、变相专车的现象比较普遍，助长了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媒体关于公车接送小孩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节假日私用公车出游，结果半路上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四是在公车购买、维修等环节上，容易诱发经济违纪违法问题。有个单位一辆公车年维修费高达１０万元；某地一辆公车一年换了４０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轮胎。其中猫腻可想而知。五是产生“公车依赖症”，有的人无车不出门，无车不下乡，今天该办的事拖到明天、后天才办，从而影响了工作。
显而易见，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成为行政管理的黑洞，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公车私用是车轮上的腐败，有如穿行在马路上的一幅流动广告，社会影响极坏。对此，有关部门曾多次开展专项治理。从实践来看，过去的专项治理有效地遏制了党政机关竞相购买配备进口豪华小汽车的不良风气；但对于小车严重超编和公车私用等问题却纠而复生，难以根治。据报道，前不久浙江省嘉兴市纪委用心良苦地给全市副处级以上及县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发了条短信：“新学年开学在即，请您再次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公车管理规定，切实杜绝公车接送学生等违规行为的发生。”可是9月1日开学那天一检查，依然有22辆公车涉嫌违规。说明纠正公车私用这一顽症的难度有多大。既然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不能达到目的，这就提醒我们应该转变工作思路，变被动查堵为主动疏导，尝试用改革的方法，从源头上解决以权谋车的问题。
自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1993年“第一个吃螃蟹”，主动取消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以来，公车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尽管期间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车改”走走停停；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在公车改革搞得比较成功、彻底的地方，公务交通费用比原来节省三分之一，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车改”后取消了公务用车，犹如釜底抽薪，使“车轮下的腐败”干了油、断了电，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某地为了禁止干部私用公车扫墓，每年清明节前都要专门发文重申有关规定。虽然三令五申，仍不见效。后来搞了公车改革，不需再发什么禁令，公车扫墓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指出的，“公车改革是早晚的事”。既然是早晚的事，就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而是早改与晚改的问题。而且实践证明，早改早得益，晚改多受损。珠江三角洲一位市长曾对笔者感叹道：“车改后全市公务交通费用每年节省3000多万元。其实我们几年前就想改，因故拖了两年，结果财政又多花了7000万元。”关于改与不改的问题，也许浙江省的例子颇具典型意义。早在2002年，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首先开始公车改革试点，接着义乌、湖州、台州、宁波等地也跃跃欲试。然而，正当公车改革“悄然提速”的关键时刻，浙江省有关部门却突然叫停。据浙江《今日早报》2005年3月4日披露：“受人关注的我省公车改革将‘暂缓’。也就是说，已经在实施的试点将继续实施，尚未开始实施的要‘暂停’实施。”有外地媒体将之误读为“浙江车改急刹车”，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隔4年之后，杭州市今年5月正式启动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再次引发全国媒体特别是网络对公车改革是与非的声势浩大的口水战。对此，笔者认为，浙江省公车改革一波三折的过程，恰好是中国实施公车改革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反映了公车改革的技术难度和思想阻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叫停只能是暂时的，而改革是早晚的事。今年不改可能明年后年会改，现在拖着不改十年后始终要改。还是珠三角基层干部那句口头禅---大胆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条。
类别:反腐倡廉 |  自分类:杂谈  |  评论(37) |  引用(0) | 固定链接  | 阅读 (5248) |  顶( 0 ) | 埋(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