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请客”变奏曲（上）－直话直说 －反腐战线老兵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公款请客”变奏曲（上）

“公款请客”究竟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的特产？是历史传统，还是新时代的产物？笔者才疏学浅，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个人经历，作一粗略回顾。

笔者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哥，从未听说过“公款请客”这个名堂。

1968年大学毕业后，遵照毛主席的号令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接受再教育。印象中凡有干部战士家属来队，连长、指导员会陪客人吃顿饭，吃的还是和战士一样的饭菜，并没有另外加菜。只不过战士们在大饭堂蹲在地上吃饭，首长和客人在小房间坐着吃。这大概就是记忆中最早接触到的“公款请客”吧。后来，我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和师报道组工作，包括有一次随副军长下连队搞调查研究，所到之处，均是和战士们一块吃饭，从未受到任何特殊招待。也许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和大学“毛著”热潮，部队里不兴“公款请客”这一套。

七十年代，我在县里工作。不论是下乡下厂，还是到省、市办事，都是到单位饭堂买票就餐或在农民家里搭伙（按规定每餐交三两粮票一毛钱）。有时运气好碰上单位加菜，也跟着买张加菜票，增加一小碟鱼或一小碗肉汤，算是改善生活。同样，省、市的干部出差来县里，也是带到单位饭堂买票就餐，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另外张罗。那时地方经济很困难，单位办公经费十分紧张，有时连人员工资、医药费、差旅费、水电费都无法按时发出，哪有闲钱用来“公款请客”！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活跃，招商引资和业务往来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地方财力有所增强，客观上为“公款请客”提供了需求和可能。不过这个时期的接待水平还是很低的。一般来说每批客人只招待一次，住的时间特别长的招待两次，即来的第一天为客人接风，临走那天为客人送行。其实也就是加几个荤菜，上瓶本地产的白酒，一席饭钱大约几十块钱。即使这样，还是受到一些老干部和群众的批评。记得当年有两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是有个县属于革命老区，离休干部特别多。老同志艰苦奋斗一辈子，对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特别反感。一听说地方或单位领导用公款请客吃饭，便忍无可忍跑到现场搅席，有的还带上照相机“立此存照”。吓得客人不敢留在当地吃饭。另一次是省里有个部门领导到下面检查工作，地方领导热情接待宴请。事后有人向上级举报，省纪委调查核实后发出通报批评，并责令当事人深刻检讨，如数补交宴请费用。有段时间，为了严格控制“公款请客”的用餐标准，上级专门规定不能上白酒和易拉罐饮料。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易拉罐饮料一罐几块钱，一个人可以喝好几罐，确实太奢侈了，禁喝是应该的；但当地产的白酒一瓶也才几块钱，每桌喝一、两瓶不过十块八块钱，比喝啤酒还便宜。这个禁令也许过于严格，难以执行，很快就失效了。

九十年代，我已经调到省里某部门工作。工作范围扩大了，走南闯北成为常态。慢慢发现各地由于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公款请客”的风格也大不一样。比如说，北方人性格豪爽，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请客吃饭时常常以量制胜。各色各样的冷盘、热菜，令人目不暇接。往往上一批菜肴还没吃完，新的一批又端上来了。再大的饭桌也嫌小，只好像垒宝塔似的一层一层往上搁，结果压在下面的想吃也吃不到，大部分菜肴都浪费了。提起喝酒更是惊心动魄。北方人多数豪饮，啤酒是整箱的上，一仰脖子咕嘟咕嘟整瓶啤酒全下肚子里去了；五、六十度的白酒也喜欢用大杯来喝，一瓶三杯，绝对公平，“感情深，一口焖”。有次我们到一个边陲小镇考察，吃饭时县领导出来作陪。因为工作需要，当地主要领导配了一把手枪，别在腰上非常显眼。酒过三巡，尚未尽兴。大家担心他万一喝高了，不小心手枪走火可不得了，于是饭没吃饱一个个假装上洗手间偷偷溜了。南方人吃饭喝酒斗不过北方人，只好来个出奇制胜。如上海、江浙一带，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一只大闸蟹值好几十元，吃大闸蟹就像品尝一件艺术品一样，可以足足吃上一个小时。湖南、四川、贵州的饭菜则以辣著称，所谓“四川不怕辣，湖南辣不怕，贵州怕不辣”，究竟谁怕谁尚无定论。广东请客吃饭的名声历来毁誉参半，有的夸粤菜精细，海鲜生猛；也有的批评广东人野蛮，连蛇、鼠、虫、蛹也不放过，统统当作美味佳肴。再说喝酒，南方人有自知之明，不敢与北方客人硬斗，从实战中慢慢摸出一些智斗的门道。如白酒斗不过北方人，就改上洋酒。洋酒度数低，软绵绵，但后劲大，北方客人没喝惯，容易上当。更绝的是，有的地方发明了一种“四中全会”的喝法，即拿白酒、洋酒、红酒、啤酒轮流敬酒，甚至把四种酒混在一起喝。类似的还有“潜水艇”，即把斟满白酒的小酒杯沉到斟满红酒的大酒杯里，实际上就是把白酒与红酒混着喝。北方客人虽然海量，但最怕混酒，一碰上这种战术往往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