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基于当前经济危机的思考

奚兆永 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的实际，才能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是这样。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刘国光同志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载2月12日《社会科学报》），一篇是刘日新同志写的《不许污蔑计划经济》（载2月14日《毛泽东旗帜》网等）。两篇文章都是肯定计划经济的，读了以后很有同感，也很受启发，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我曾在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发布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6期上。后来在2005年又针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影响做过一个访谈，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登在《海派经济学》第11辑上。这次受刘国光同志和刘日新同志两篇文章的影响，也生发出一些新的想法，因此想结合当前的经济危机再谈谈我的一些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计划经济的一个再认识。

一、马恩和列宁计划经济思想和概念的提出 1864年11月1日，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关一致批准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在《成立宣言》里谈到了1848年革命以来“两件重大的事实”：一件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的顽强斗争，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一件是合作工厂的伟大社会实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讲到这“两件重大的事实”时，都把它们和“两种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把它们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联系了起来。在讲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马克思说，“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投降了。”而在讲到“合作运动”或“合作工厂”时，马克思又指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当然，他也指出了，“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还是不行的。“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4-606页）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之所以使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能够战胜由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使社会总劳动的计算成为可能，而在供求规律指导下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理智只是在事后才起作用，由此就不可避免第造成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至于合作劳动，它之所以也体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就在于它能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摆脱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使劳动得到解放，并且在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为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创造条件。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进一步阐述，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此之前，在《资本论》的手稿里，马克思已经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弊端。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而在出版第一卷时，为了与商品生产者社会进行对比，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由人联合体”。其中写道：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宾逊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宾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随着社会生产机体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是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一、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二、对社会总劳动时间根据需要的比例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三、根据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实际上，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 1868年7月11日，他在给路·库格曼的信里，又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氧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需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他还说，“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1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的总劳动，这是自然规律；但是，具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它的实现形式，各个社会是不同的。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它是通过供求规律，通过交换价值或价格的波动来调节的；而在未来社会，则是通过计划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的。马克思批评了资本主义调节方式的盲目性。 1875年，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姿态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歪曲和攻击，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的理论而奋起迎战，写下了光辉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 恩格斯在这里也讲到了由商品生产到非商品生产，由“无政府状态到”到“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转变，认为只是到这时人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马恩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实行计划经济无论是对于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对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使用“计划经济”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使用“计划经济”一词的是列宁。他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里首先使用了“计划经济”这个词。他说，“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这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计划经济”一词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