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甫臣：对刘少奇的再认识(1)

胡甫臣：对刘少奇的再认识(1)    (2007-02-12 20:37:00)

[我过去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只有崇敬而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我看到的是宣传毛泽东的东西多，介绍刘少奇的东西少。当然，这也是我对党的历史知识少的一个方面。刘少奇百年诞辰后这几年,看到了电视纪念片和一批纪念文章和书籍，得到一些知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经过不断记笔记,不断修改,于2002年底,形成了下面这篇反思笔记。它大致回答了我心目中如下三个问题：    （１）刘少奇是怎么得到毛泽东重用的？
   （２）刘少奇为什么会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此尊重的（一种和周恩来所受到的不同的尊重）？
   （３）毛泽东为什么会打倒刘少奇？]         左，左倾机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通病，并且是顽症。列宁就写过批判左派幼稚病的专著。中国党内也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出现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为害最大。但是，在我们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领导同志中刘少奇反左和纠正自己左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都最为突出。1937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的长篇发言中，说刘少奇“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在华北的工作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他又这样评价过刘少奇：“现在看来，领袖人物中，他是犯锚误最少的。”越南武元甲将军回忆，50年代他第一次陪胡志明见刘少奇时，毛泽东介绍说：“刘少奇，中国共产党里从未犯过错误的领导人。”（见刘源《忠直坦荡昭日月》）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问毛泽东“谁是你的继承人?”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后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时，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少奇一生》和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党内公认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在这方面的经历也十分引人注目。我觉得刘少奇的革命经验，特别是他反左和纠正自己左的思想，是我们党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应该受到重视，很值得探索和研究。
    坚持反“左”的工运领袖
　　1922年，24岁的刘少奇从苏联学习回上海（他是和任弼时、肖劲光等第一批去苏学习的），分配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随即派往湖南，在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9月，正在参加领导粤汉铁路罢工的刘少奇，被调往安源参加李立三领导的工人运动，紧张筹备路矿工人罢工工作。罢工五天即取得完全胜利，无任何人员伤亡，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范例。之后，安源路矿和汉阳铁厂、大冶钢铁厂等五厂矿成立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委员长。随后，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时，唯有安源路矿工会如世外桃源，巍然独存。李立三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担任支书；刘少奇还办起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担任校长。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就多得说也说不清，比如工人学校7所、工人读书处5处、消费合作社两个、青年部、纠察团、裁判委员会、讲演、游艺等等。安源工运的骨干分子和武汉近3000人的全总武装纠察队员，后来都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安源的矿警队后来成为毛泽东手下的工农红军32团(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正式的工人武装)。刘少奇也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领袖。这期间刘少奇与朱少连合写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与李求实合写了《俱乐部组织概况》，还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这可说是中国第一批关于工会运动的专门著作。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工运专著，对指导当时和后来的工人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200多人，有1/3在安源。
　　刘少奇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增加；(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4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事．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好像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种情形我苦闷欲死。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淮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见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刘少奇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又继续做纠正左倾思想的工作，终于纠正过来，巩固了罢工胜利的成果．        1925年春，27岁的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同全国铁路总工会一道，邀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介绍了长沙、安源、汉冶萍等地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并与大会主席团同志一道，主要是他，起草和修改了30多个决议草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发表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确定了中国工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大会建立了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和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接着，刘少奇赶往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青岛，指导那里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运动。恰在此时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他又赶回上海，新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参加了20万工人罢工达3个月的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特别是罢工后期复杂的复工工作。许多工人不愿复工，有的工人要提出过高的复工条件，刘少奇便对工人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他向大家说明，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能解决问题，使罢工遭到失败，大如提出较小的条件取得胜利。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刘少奇终于病倒，组织安排他回长沙疗养。不幸被捕，营救出来后即去广州。
    他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和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和广州、香港工会负责人共1500多人开大会欢迎他，邓中夏在介绍他时称赞他是工人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土”，他在会上介绍了青岛、上海的工运情况。支援上海而举行的这又一次反帝的省港大罢工长达16个月，刘少奇去时已坚持了8个月。他去后着重抓了香港和广州工会的大联合，提出：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对推动省港罢工的胜利发展和后来的北伐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全总委员长林伟民生病，刘少奇代委员长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受大会委托，向大会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被选为秘书长。会后，成立劳动学院，它和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培养工农运动干部的重要基地。刘少奇在劳动学院讲授《工会组织法》，学院共办三期，培训工运干部一千多人。
        1926.10，北伐军占领武汉，全总也迁武汉，全总秘书长兼湖北省总秘书长刘少奇离广州去武汉。他和李立三等一道抓住发展工运的大好时机，领导工人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到年底工会会员便从近万人增加至30万人，湖南、江西也发展很快，为中国工运史上绝无仅有。在这段时间，他为工会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组织》，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为工会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武昌和汉口都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他领导创办的工人学校，很快就发展到30多所，学生达3000多人。
       1927．1．3英国水兵枪杀武汉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刘少奇得报，立即赶往现场．带领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巡捕房抗议。他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提出六条要求，限英领事三天内答复．5日在总工会号召带领下，李立三和刘少奇等组织了30万人的反英示威游行，冲进并完全占领了英租界。2．19英国签字将武汉英租界交还中国，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
        刘少奇曾回亿道：“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4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的大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见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
      “1927．3因中国武汉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共产国际组织英、俄、美、法等国国际工人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5月又有日、俄、韩、美、印尼、英、法等国的代表到武汉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太平洋劳动大会。刘少奇接待他们时，他请教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罗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那怎么办呢？他不答。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20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要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末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当然，纠正这种左倾情绪，刘少奇既己看到这是问题，虽然找不到现成经验，他只能靠自己去探讨，问题解决后没有影响工会运动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5。7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健扬言要在武汉政变。在此情况下，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刘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持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未决。6.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过刘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说为了消除何健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刘少奇去执行，刘少奇把一部份破枪棍棒上交政府．之后，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带着武器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
    7．15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1南昌起义，武汉纠察趴是中坚的骨干。1980年春节，王光美带着孩子去看望聂荣臻元帅时，他向她回忆了许多往事．谈到八一南昌起义，当时他是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刘少奇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井征求他的意见。聂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去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可见少奇同志虽未亲身参加南昌起义，但对人民军队的缔造，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1927.4、27和5.9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刘少奇参加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全总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当选为执行委员。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后，7月，刘少奇去庐山养病，10月去上海党中央。
    1928．12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到东北巡视三个月回来后，报告那里多次遭受破坏，思想混乱，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并要他主要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斗争．他虽说一到沈阳就被逮捕．但未暴露身份，出狱后，中央让他继续坚持工作。他在东北工作8个月，恢复整顿了东北党组织，成立了哈尔滨市委，在奉天、大连、营口、长春、锦州、抚顺等地建立了28个支部，共182人。健全了规章制度，严密了组织生活，特别为满州省委起草了秘密工作的通告．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牵连中、苏、日三国关系和帝国主义间交叉关系的中东路复杂情况下，支持和领导了郭隆真组织的哈尔滨35棚总厂的正确罢工方针，抵制了左倾盲动的做法。中东路的斗争因遭到叛徒破坏，虽说未达到他总的设想．但工人得到了实利，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声望，取得了基本胜利。刘少奇回到上海时却受到党中央某些左的领导人不公正的批评，说他在中东路的斗争是可耻的失败。为此他不得不写了8千字的《致中央诸同志信》，作出反驳。
    1930年3月，刘少奇调回上海，要求到沪东工人区从事工运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对刘少奇的主张和作法很不满意。刘少奇提出当时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应是： “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持时机。”而李立三强调：“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年夏，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作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当选为执行委员。作为我国首席代表在职工国际工作到1931年秋回国。当时职工国际的领导人，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公开打出赤色旗帜与黄色工会相对抗，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刘少奇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和积极分子，应加入到黄色工会中去，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身份去争取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能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由于刘少奇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与职工国际领导人严重分歧，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第一个认为王明是路线错误并公开著文批评
　　回国后，正值中央决定加强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央职工部，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因刘少奇头上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王明即借此排斥、打击他。刘少奇是富有革命远见而又非常务实的人，他许多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他与王明的分歧主要是：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形势是低落趋势，应采取防御的战略方针，王明等人认为职工运动仍处于高潮，党应采取进攻路线；刘少奇认为有利时机要主动进攻，在不利情况下，要适时地、有计划地退却，退时工会不应把自己拘束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应把工作开展到一切企业和斗争的群众中去，要不使组织瓦解，不使群众情绪低落，要继续准备下一次的进攻，王明认为这是逃跑主义，主张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斗争：刘少奇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应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性打进去开展我们的工作，争取大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王明要求工人退出黄色工会，成立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着干；刘少奇认为在敌强我弱我党处于非法的时期，应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两种斗争形式，严格区别开来又有机地互相配合，王明认为一切合法的斗争都是不可能的，反对在可能情况下组织公开团体和开展活动。
    刘少奇在各种场合发表这些意见，王明等都非常反感。刘少奇便向党中央写了t《关于工运的意见》．临时中央即派卢福坦〔煤矿工人出身，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叛变〕同他谈话，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又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说明不能接受中央的批评，要求再派一个人同他谈话。并说明中央如果不反对的话，他将继续干目前的工作。中央对他的信未答复，他仍继续领导职工部的工作，并写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刘少奇可说是党内第一个公开批评王明左倾错误的人。在诸多文章中，《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可说是他反对当时白区工人运动中左倾锗误的代表作。王明在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中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1932年3月25日公布了《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倍》，在全党点名批判刘少奇，并撤消了他中央职工部部长、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不仅是第一个公开写文章批评王明左倾错误的人，也是第一个认为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错误是路线性质错误的人。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中曾批判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左的传统，认为四中全会后，党在实际工作中还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线(他随后解释说，“我觉得我们的错误……好像是路线的样子”)。由于遵义会议上大家只认识到王明博古军事上的路线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定》还确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因此刘少奇作报告后，立即遭到多数与会者的不满和批评。当时担任总书记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认为：四中全会后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提法“忽视党的历史发展”，是“主观主义的错误”。本来完全肯定刘少奇白区工作路线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也批评刘少奇“扩大化”，是“非辩证法的发展观”。说党“只有几个极短时期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期)”，这就是说王明博古时期也不是路线错误了。当时，刘少奇不得不进行检讨，承认自己认识有片面性，把问题扩大化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详细讲了1940年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研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表的这些文件后，经过整风运动，直到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时，才肯定王明博古时期是犯了政治路线错误。
　　执政党的工会工作
    1932年底，刘少奇离上海去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大时辖21个县，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1933年1月，因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入苏区，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或“全总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兼社会部长。这标志着党的工人运动的重心由白区转向苏区，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秘密转向公开。当时中央苏区工运中，突出的也是左的错误严重。刘少奇虽然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还是和陈云一道全力进行纠正。比如：工会会员成份问题上的关门主义，许多独立劳动者，像乡村手艺工人、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等等都不能入会；在劳动时间上，不顾战争环境和当时当地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8个小时、青工6小时制度，工人福利的高要求，要求增工资、发房租、发工作服、大衣、手电、洗衣费、理发费、年终双薪等等：强迫店主厂东接受失业工人；不加区别地错误罢工等等。刘少奇调查研究后和陈云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还写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这是苏区劳动性质发生伟大变换，在新制度下要有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的第一篇重要论著。他又和陈云经过调查修改了左倾路线下制定的《劳动法》，他还深入工厂、合作社了解实际情况和问题，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亲自主持制定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苏维埃国有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他发表《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等文章近20篇，对掌握政权后的工运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动员广大工人响应“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号召各级工会要“一切给予革命战争”，在职工中开展了“节约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活动。为了响应党中央“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和“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骨干”的号召，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两个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成立工人师的决议。1933年8月1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工人师成立，中央委任蔡树藩为师长，梁广为政治委员，被命名为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担负保卫首都的任务。这是中国工人又一个正规的军事武装组织．1934年2月改编为红军第23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出过重要贡献．长征前夕编入第8军团。自1933年8月—1934年7月中央苏区参军人数112000多人，其中工人占30%左右，使苏区工会成为红军的组织者和主要来源之一。
    1948年建国前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国统区代表、劳动协会代表和解放区各地区代表的大聚会。这次大会确定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干部问题、工业生产问题、工会与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第二、三、四次劳动大会一样，是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这次会后的常委扩大会上，一致推选他为名誊主席。1949年刘少奇以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誊主席名义指导了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在这个有31个国家一百多名代表参加的我国建国后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他关于殖民地的工人运动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这次大会、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贡献，世界工联总书记、法共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在告别宴会上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1950年7月，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委会扩大会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作了工会工作报告．提出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应该与企业管理人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基本立场基本一致，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 “保护工人群众日常自身利益”的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邓子恢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批语经毛、周、朱和全总主席李立三圈阅)，向全国批转了邓给毛的报告，要全党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高岗不同意邓在中南总工会作的报告，7月21日在东北总工会执委会已表现出来。1951年4月高又针对邓的报告主持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批评“基本立场”、“具体立场”之说。5月东北城市工会会议上，代表发言和高的总结都批了邓的报告，说邓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和理论”．高主持写的文章原准备作《东北日报》的社论发表，高寄毛审阅。胡乔木看后写信给毛、刘；邓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是否发表，请斟酌．刘指示：我意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工会问题邓来时当面谈消楚，高文可送邓一阅。刘并给高写了信说明此意。但这问题却引起了刘浓厚的理论兴趣，他写了一份近九千字的《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方针的看法。他是同意邓的基本观点，从理论上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看来，工会方针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引来一场大的讨论，刘可能准备好参加这场讨论。后来四中全会延期，十月初，全总党组书记李立三就党内在工会工作方针上发生的争论，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性质是内部矛盾，可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取得解决。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而且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李和他领导的全总党组，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中共中央于11月解除了李立三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批淮成立了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的全总党组干事会，指导全总的工作．11月底，刘少奇到南方休假，干事会由李富春负责．12月，全总召开第一次党组扩大会，李立三被认为是工团主义受到批判，推祟邓子恢文章是他错误之一。邓也在中南局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报告毛主席．这场争论未展开就因毛泽东一个人这一论断和处理而结束了。刘少奇无疑也受到牵连。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来是处理高饶反党集团问题的，这是毛泽东唯一没有出席的中央全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毛泽东却让他也在会上作检查，他的检查中也包含这个内容（还有建国初不同意土改后马上实行互助合作）。刘为这个问题写的九千字笔记也未给人看过，也末发表过。刘少奇这篇文章在《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叫《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篇文章除论述了工会的立场问题外，其实还全面论述了关于工会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等根本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理论概念，并详细论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建国后，刘少奇认为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工人没有组织，你怎么能依靠呢？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要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内，把工会组织起来。后来，中国工会在两三年时间内，就把一半以上的职工组织了起来。建国初，物资很困难，他提出：保障战争，保障战士生活当然是第一位，第二就是工人。他说人民政府要根据生产发展的条件，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关心群众生活，维护工人利益．是搞好工会工作的基础。他提倡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劳动大会从此改称工会代表大会)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都是他代表党中央致词。他号召把战时工业、战时经济转变为平时工业、平时经济，把无产阶级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他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工人运动与生产运动是一致的。工会要保护工人利益，但生产不发展，生活就不能改善，利益也无法保证，工会要对发展生产负责。当有人指责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不是党布置的时候．他在全总常委扩大会上总结了这个竞赛运动的好处。首先一条就是它是自下而上自发组织起来的，应该支持和发扬工人阶级这种主人翁的积极性，使这个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
    早在大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把工会视为第一政府，要比政府的权力还大。刘少奇是坚决反对的。建国后，刘少奇主张党领导工会，工会应该积极主动地接受党的领导．但他认为工会是群众性组织，应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他反对工会隶属党或政府，因为那只能使工会成为御用的、官办的、没有自由的团体，那就丧失了工会存在的意义。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工运思想基本未得到广泛运用。我们的工会工作，始终背着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包袱．不敢在党领导下大胆开展工作。不敢认真关心工人生活（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己出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包括他在各个时期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总结实践经验的关于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论文、报告和培训干部的教材）．
    开拓根据地的功臣
    后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也是一到天津就努力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否定策略上曲折、防御、退却等的必要）．他指出学生运动“三三一”抬棺游行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足以使自己陷于孤立，骨干被暴露，被捕42人，其中包括学联主席黄华。他改变策略，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他改组北方局，重建党的各级组织：营救被捕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个同志出狱，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发展新组织，我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少说也近万人，成为我党积蓄力量生长力量的支柱．抗日战争一爆发，我们在国统区就有了力量的准备。他写了许多批左的文章，如《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打入黄色工会让公开的更公开，秘密的更秘密．要求做到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指导，而得到党的支持；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群众．而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这是我党关于白区工作的重要专著，对白区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的两年多时间里，华北根据地的创立，对当年中共中央站稳脚跟，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都有奠基性的作用．他写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基本问题》，提出开展游击战要：“扬我之长，避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他有过许多建立根据地的著名论述； “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根据地）”：“根据地就是地，地能生万物，没人有人，没枪有枪．没粮食有粮食”。抗战开始后几个月内就使华北党的组织扩大了十多倍；游击队人数达到10万；八路军出兵华北时只3万多人，很快就发展到15万6干多人，打开了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他立足华北，同时也影响到国民党其他地方，把党的工作大大扩展了。在国统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我们的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华北，立即实现了民主革命根据地力量(红军)和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汇合。使我们在敌后根据地的建立，有了成套的队伍(其中也包括华北局领导下华北沦陷区的工人，就先后建立了40多支工人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立下过赫赫战功。比如唐山开滦煤矿工人节振国游击队，后来发展为八路军特务大队；山西建立的又一支正式的工人武装――工人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到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后编入八路军)、成套的干部，作军事工作的是八路军，作地方政府、党的工作的主要是北方局领导的这些同志，很快取得了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十几个敌后根据地的空前未有的胜利。再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领导机关的班底．几乎就是华北局的全班人马。
　　华北轰轰烈烈时，王明领导的华中却是冷冷清清。党中央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东的战略方针，下决心撤消了王明领导的长江局，重新成立了中原局(地域包括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调刘少奇兼任书记。历史上有过“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毛泽东当时说； “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军绝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刘少奇这位工运领袖、政治家、党的领导人，继华北之后，又一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整编游击队到9000人枪，开辟鄂豫边区，很快就建立起第一个战略根据地．只半年多时间，他迅速组织10万部队向东挺进，就在华中敌后建立起第一块人口约220万、新四军武装力量约26万多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再过半年，1940．10又神速地使津浦路东西直到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开辟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刘少奇后来又兼任新四军政委。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的，包括苏南、苏中、淮北、准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的华中强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华北打通，党在长江以北的力量联成了一片．
　　这中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高级将领集体向中央请战，要与国民党死拼硬打，中央也发出了“不但政治上要反攻，军事上也要反攻”的号令。(1941.1.15《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的指示》中有：“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刘少奇当夜苦思细想写成长电，说服了中央：只在政治上反攻．不在军事上反攻。挽救了大好形势，没再蹈冒险主义旧辙。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总结党史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位置要提高。会议未完毛主席即草拟电报调刘少奇回延安，井有十多次发电要刘一路上“安全第一”，要各根据地负责人保证安全护送。如此关切之情，在毛一生中绝无仅有．刘走了9个月．过了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于1942年12月31日回到延安．次日元旦，毛主席亲自主持了欢迎刘少奇“回家”的盛大晚会。三个月后，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刘少奇井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开始走向成熟、走向稳定的最高领导班子．    代理和代表一把手
    1945年8月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关于我军战略发展方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曾有过向南发展的意图，曾派王震、王首道去河南、湖南建立根据地。根据当时情况的变化，我军向东北发展最有利。东北战略地位也最为重要．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说过，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不丢而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刘少奇和朱德征求重庆的毛、周同意后，刘代表党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立即成立东北局，控制热河、察哈尔，迅速进军东北：将华北、山东等离东北较近地方的部队和干部紧急调往东北；同时，南方则缩短战线，将力量撤到华北、山东等地；我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到年底，我进入东北的主力己10多万人。地方部队20多万人，紧急抽调干部两万，陆续到达的领导干部中占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I／3(4名政治局委员、5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并很快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因蒋介石部队是美国用飞机从各地运往东北，苏军当时又不允许我军进入大城市，见于我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刘少奇要东北局不要留恋大城市，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除致电重庆毛、周外，又三令五申强调这一战略思想，指出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终于把我党主力迅速移师东北，取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伟大胜利。这不能不说是刘少奇历史上又一次军事谋略的大手笔，可说在领导开拓华北、华中、东北三大革命根据地方面都是功臣。我过去心目中只把毛泽东看成是军事战略家，认为刘少奇只是政治家，属于文人范畴。原来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也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其实，他也是中央红军走完全程的英雄的长征战士，长征中他曾任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一员，想想过草地等荒无人烟的地方，吃粮是多么的困难，那时他就是筹粮委员会主任，他真是哪里有困难，党中央就派他到哪里去的典型干部之一。
    1947年3月，蒋介石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撤前决定把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工作，留陕北指挥作战；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统管中央的后方工作。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万一刘等也出意外，由叶部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这又一次可以看出毛对刘的信任(见红旗出版社《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难怪高岗串连邓小平反对刘少奇时，邓小平说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从1947年初开始，毛泽东即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交换我建国当中各方面的问题，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1949年6月刘少奇率代表团代表毛泽东去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便于会谈，刘少奇事先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斯大林读时一连批了15个“对”字。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刘少奇的意见表示同意和赞赏。并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我们讲要向你们学习，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刘的这次访问．直接沟通了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及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也为毛泽东年底正式访苏做了准备。
    党建理论家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可说是他众多关于党的建设学说著作中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党的建设理论的代表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罕见的关于共产党员自身建设的学说。它教育了党的几代人，在国际上对兄弟党也发生过重要作用。为什么1939年在中原山沟和1942年在延安写的东西，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受到欢迎?这恐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的总体来讲的，而《修养》等著作是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定之后，党员本人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这方面来讲的。只有他从这方面总结中国党的经验最为关切，最为努力，因此也为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修养》等著作曾被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他有许多论点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比如党内生活中要保护、尊重少数这个论点，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党的历史多次证明，真理往往是首先由少数人掌握，而这些人又往往受压。刘少奇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党的历史来讲，证明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更可贵的，是刘少奇自己在党员修养方面做得很好，一直身体力行，这也是刘在全党受到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他常说的：“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可能因为他言行一致，也就有了较多的修养．在论党员修养方面，“吃小亏占大便宜”议论较多，被歪曲胡说也多。我觉得如果从为了总的目标，为了大局，不怕吃小亏来讲，还是对的；反过来说，为了占小便宜，损害了大目标，当然不能提倡。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关于号召党员要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我倒觉得说得过头了。党员只能服从，只能听党的话，党错了，党的领袖错了，党组织的上级错了，这在历史上是时常会碰到的，都只能听话，只能驯服，不能独立思考，不能提反对意见，那还算什么共产主义者？！这可能是我们党缺乏民主传统，片面强调统一、集中，使这话曾经流行一时。这是党的局限也是刘少奇的局限。
    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认识、去解释、去宣传，这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建设理论所作的一个贡献。当时刘少奇是十分崇敬毛泽东的，单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就有105次之多(这个报告建国后曾以《论党》的书名出版)。当时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正确的。所以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革命的历史证明，这对党的发展和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当然这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责任，是党的制度问题—－也为后来我党的个人祟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阐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这是这个报告的另一个贡献。刘少奇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他长期做群众工作，善于开展群众运动，认为脱离群众是党最大的危险。在日常工作中他自己就有过许多切身的体会：“党是我们的母亲．而人民群众又是党的母亲”；“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共产党员“思想上必须提倡为人民做长工”，“领导决定政策，考虑问题，决定办法时要有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强调共产党员要讲民主，“不准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 “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他当国家主席后，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等等，当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是在这个报告中说的。我觉得“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说是我们党一贯只要集中、只讲集权、不要民主的错误经验的总结。当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说过：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只可惜他老人家自己就未付诸实践．胡乔木在起草关于党内生活若干准则时，也主张不要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没用．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被认为只按领导意见办事．这就谈不上民主了。
    刘少奇在党的建设上强调对党员的教育和党员的自我修养，并在这方面写了大量的著作，而毛泽东却是强调“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一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惰，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我们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就是毛泽东教育和动员干部、群众的思路。
    为新中国探路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党要考虑怎样适应由乡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建设、由根据地到建立全国政权的伟大转变。七届二中全会就是绘制新中国蓝图的会议，这次会议前后，刘少奇也费尽心机在为建国探路(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8月，辽沈战役还在进行时，张闻天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局同意后上报给中央，刘少奇在西柏坡看到后，进行了很多重要修改，上报了毛泽东，毛又做了修改。发回东北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并指示其他中央局要参考仿效加以学习。刘发现和认真修改这个文件，是做了—件谋划新中国建设的十分重要的事情，这可说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先导。在这之前，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这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出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的左倾现象。刘在被称为党的城市工作会议的二中全会上讲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怎样接收好、管理好、改造好城市的具体办法。会后，为落实会议精神．刘到天津、唐山作了30多天的调查考察。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任务和建设方针．作了详细的论述．刘少奇天津之行，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毛泽东要少奇同志向干部作了一次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报告，又把它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后来还写进了《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这个政策在天津实行后，纠正了工人和干部中左的偏向．讲了劳资两利的政策：解除了资本家的各种顾虑，解决了职员和工人的矛盾问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天津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对我们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毛、刘的分歧
　　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十分尊重，十分爱戴的。七大讲毛泽东思想时，他就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找到的自己的领抽。刘少奇到华北、到华中、到山东分局都是要大家站在毛泽东一边，不要站在王明那边。刘少奇对毛泽东就重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一直很重视，很拥铲。但刘少奇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思考而又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们之间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对此，他们有处理得正确的时候，也有处理得不正确的时候。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步骤中，把农业摆在第一位，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所以他对怎么样发展农村生产力、稳妥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开国初．东北是老区，经过土改生产得到发展，农民要求发家致富。刘认为应该鼓励，不要急急忙忙组织集体生产。高岗主张限制只想个人发财．主张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刘少奇要组织部回信批评：限制单干过早，三马、一犁、一车不是富农，富农也不要限制他发展，新的富农也可以入党。高岗对此十分不满。1951年10月14日高岗送给毛泽东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表示要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并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很重视，将它印成小册子发给各中央局和有关部门，指出高岗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求引导农民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报告，要把老区的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他们认为对农民的私有基础，不应是巩固的方针，而应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请示刘少奇，都不同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赖若愚的意见，批评他们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支持刘少奇等三人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随即在9月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要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批转全党，要把农业互相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逐渐大步地开展起来。刘少奇后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并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意见是一致的。大体是先搞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估计过大约经过10年到15年以后，工业发展了，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在考虑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提出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巩固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他认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的错误。这是一个在落后国家、在贸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建国前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主张先搞新民主主义，不怕党领导下的新资产阶级的发展。但建国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除了上面己提到的要急忙搞农业合作化外，1952年9月24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个新的设想，刘少奇也放弃原来的意见，赞同了。这年10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率代表团前往时，受毛泽东委托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并未理解这是要缩短新民主主义时期，他笼统地发表了赞同逐步过渡的方针。这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斯大林也同意早过渡了。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井在会上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害的提法和右倾的观点。接着在6月和8月又两次公开批评刘少奇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初邓子恢反映农业合作化发展过快，出现不少问题，建议将运动转为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得到党中央同意，刘少奇签署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毛泽东最初也是同意的，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加快，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加快起来。刘少奇本来是支持邓子恢的，后来只好服从毛的做法。但历史证明，这是刘、毛的又一次意见分歧。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讲到我国的基本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已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起草过程中的82份修改稿中，毛泽东修改过21份(见《历史的见证》一书)。但八大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们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这使刘少奇大为震惊(见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这说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确定的路线，又回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
    国务院提出既反保守，也反冒进。后来毛泽东来了个反“反冒进”，点名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刘少奇虽是支持周、陈意见的，未被点名批评，但刘少奇也违心地作过检讨。
    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刘当然跟着批了。但他明显有不同的意见和心存顾虑。胡乔木回忆：刘少奇主张批彭在小范围内进行，他怕影响批左，要我起草一个反左的文件，他又主张不往下传达。他要我去向毛主席讲．我未敢去向毛讲，也未起草他要我起草的那个文件(我请彭真向刘回话不好搞)，批彭继续升级。
    “七千人大会”是在“三面红旗”造成的巨大经济因难稍有好转尚未根本好转，全国思想还不统一的情况下召开的。党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又要保护毛泽东的面子，又不能动“三面红旗”一根毫毛，还不准说纠正左的错误，也不能把真实的困难摆透，还要真能把走向崩溃的经济困难克服。刘少奇、周恩来等把这叫做国民经济的调整(美其名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刘的讲话中突破了毛泽东平时说惯了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委婉地讲了两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巧妙地在报告中来了个“三个不提了”：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后来在全国一再加快的赶超英国不提了；对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指标过高的《农业发展纲要》不提了；对毛泽东倡导和发明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提了。会后毛泽东即去武汉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西楼会议上说够困难，想尽办法，刘说：“左了这么多年，这回我们右一下吧．”并请出陈云做财经组长，亏得陈精细的调查和核算，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好多绝招。结果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颂扬毛泽东的几句话得到最高的回报：刘、周、陈等的努力，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却被称为在刮单干风、黑暗风。经济困难克服了，但刘少奇也还不得不违心地检查把困难看得太大。
    安徽曾希圣搞包产到户，毛泽东也说可以试验，邓子恢两次派人调查后说好，刘少奇内心赞成但未表态。后来田家英下乡调查后也认为可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在不同场合都表示赞同。田家英以个人名义向毛汇报后受到严厉的批评（毛肯定这得到刘、周、陈的同意），毛甚至批评刘：你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大概也忍不住了：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显然，双方都动了感情。
　　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群众运动，全国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有150多万干部。城市叫“五反”，农村叫“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统称“四清”运动时．内容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是想解决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并铲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防止“修正主义”．刘少奇开始也是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阶级斗争．对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说这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1964年5月15－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毛泽东说基层单位的领导权有2/3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接受毛的判断,井提出查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要注意追上面的“根子”。因此,1954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向“左’发展。8月问，中央决定“四清”“五反”成立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他要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并经毛同意，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提出反对四清运动的右倾。他又带领田家英到广州修改“后十条”，毛泽东同意发下的第二个“后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这中间中央又批发了用阶级斗争观点估量一切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陈伯达的“小站地区夺权经验”，更加重了越来越“左”的倾向。1964年12月15—1965年1月14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在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刘发生意见分歧：刘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搞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不同意毛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刘一贯是尊重和服从毛的，会后刘就不再坚持自己意见，由陈伯达起草成纪要(十七条经毛审看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但28日毛继续主持会议讨论时，手拿八大文件和宪法两书。先是重提运动的性质问题．说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他还联系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告诫大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还提出“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又拿着那两本书．叫翻着多少页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公民?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同你们讲儿句话?他讲时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实际是这次会前，邓小平曾向他说如有事可不参加，在一次会上刘少奇讲话时他插话，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比较长，他还未讲完刘就继续讲下去了。他对这两件事非常不满．所以拿着这两本书来，发了脾气。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I965年I月3日中央常委扩大会上(那天刘再度当选国家主席)，毛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听河北省汇报时，他批评集中学习是繁琐哲学；批评只依靠工作队不依靠全县几十万人；批评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怎么搞得开?在谈到工作队集中学习时，刘解释是为了反右倾。毛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这次会上，把原来的《十七条》改成了《二十三条》。对运动的性质．特别指出四清四不清等矛盾的说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会后，周思来、贺龙找刘少奇谈心，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接受大家意见，主动找毛作了自我批评；又在自己家里召开了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井委托陈伯达把生活会情况向毛汇报．但毛对刘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12毛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他就是这时候决定打倒刘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八大以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毛泽东说是退居二线，重大决策仍由他提出或经他同意。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未同刘、周、邓等商量，是采用极不正常的方式开展的．这就无所谓意见分歧，刘等都处于极其为难的被动境地，然后莫名其妙地被打倒，被整死。
　　在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连续不断，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推迟了革命的成功。但那都发生在党的幼年时期，党的不成熟时期。最令人惋惜的，是在所谓党成熟了，革命成功了，自己都掌握政权了，还自认为找到了自己成熟的领袖的时候，却重演了更长期、更严重的左倾．使革命走了更为曲折的道路。在这漫长曲折的行程中．刘少奇的足迹显得特别突出。那就是他多是和左倾作斗争，多是被错误的领导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可能是毛主席说他没有失败过的根本原因。但他哪会想到当毛泽东一左再左的时候，他竟又一次两次地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回却真正失败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两人的见解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分歧未听说有直接的碰撞，但从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所以始终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过早地要让资产阶级绝种。刘少奇则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2001年第9期《党史研究资料》上王松《新的开拓新的思想》一文也有此观点）。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偏向于斗争，刘少奇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以团结合作为主。
　　我同意胡绳认为毛泽东的伟业是在建国以前的观点。我不同意认为我们建国后左倾路线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我认为毛泽东从建国后就开始了左倾思想：土改后他过早地批判个体农民发家致富，急急忙忙搞互助合作运动；过早地抛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过激过快过粗地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不顾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独断专行地反“反冒进”。实践说明，这些都是左的思想。还有，他建国后确实有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少了，一言堂多了。
    刘纠正自己的左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刘少奇也有过左的时候。在党的领导者中，他长期分管土改工作，他十分慎重十分注意实际情况，我们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改的一大特色：他根据老区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顺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但他在领导土改中也有过三度犯了左的错误：一次是因急于解决部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过多地肯定了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他说不要怕群众犯错误，只要是90%的人主张这样办，那就这样办(这就是贫雇农坐天下，贫雇农说怎样就怎样)；一次是肯定了把地主土地财产搞干净后再留生活出路的经验，有的地方学习后，出现把地主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现象（这就是曾经有过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次是认为县以上领导机关内地富出身的党员占了优势，或占半数以上，或半数少一点，因此提出结合土改进行整党．提出的办法也左得激烈（这就是出现下面让干部靠边站的“搬石头”）。但他发现出了问题后，很快就纠正了。
　　“大跃进”初期，他也是头脑发热的，他也向群众讲过赶上英国不用十几年了，有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上15年，七、八年就行了；他也赞扬过高产的浮夸风；对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办人民公社，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他也鼓吹过。他曾向刘宁一提过工会应该消亡，有人向他提出，国家先消亡，工会的消亡在后，他才不坚持了。在他下农村、回老家调查时，家乡穷困极了。看到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他就改口了，他说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刻石立碑，要子子孙孙传下去，表示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四清”时他对形势的估计也是看得过于严重了，只是坚持有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左还赶不上毛泽东，他想左得好一点，就被批评是右倾了。“四清”运动时的意见分歧，刘虽没有坚持已见，但却惹得毛发了最大的脾气。
　　文革初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曾讲前清、北洋军阀、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刘少奇插话；“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当毛讲道，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无非是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事后刘也作了检讨认了错。毛泽东在整彭德怀时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回真算刘少奇犯了毛泽东了，作制宪报告的主席也无法无天地被打倒了。
　　这可能是历次分歧的总爆发吧。要细看他们的分歧，毛主席基本上是左的，刘少奇是被毛看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说得好，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可他历来都反左，为什么自己也会左呢?我看。一来哩，人都是比较复杂的，谁也不会永远正确，永不犯错误；二来哩，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制度问题，还是整个党的水平问题，以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地位那么高，有时他看出了左的问题，也都无法去纠正。回顾历史，从历史的观点看，刘少奇一生还犯了一个大错，就是让毛泽东错误地纠正了他正确的意图，他承认了、检讨了毛泽东对他那些错误的纠正。长征以后我们的党，特别是七大以后的党，一般都说是成熟了。就拿建国后的领导班子来说，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如果班长不骄傲自大，如果党的民主、监督等制度的水平更高，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不能更改和伪造，历史就是历史，有了这个“如果”，就说明我们党还不够成熟，说它成熟说得太早了。
    要想我们党更好，还得全党做更多的工作。邓小平理论里面，有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刘少奇曾说：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般劲的，反左的东西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刘少奇反左的和纠正自己左的革命历史经历，就是一个难得的典型，很值得我们总结、研究、探讨